第八章 愛琴海文明在青銅時代末期的崩潰
默文·波帕姆（Mervyn Popham）
公元前1200年左右，東地中海的政治版圖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在希臘，邁錫尼王宮被摧毀，而在更遠的地方，埃及和赫梯這兩個大國受到了嚴重的外部攻擊，導致埃及控製權的迅速下降以及赫梯首府博加茲-庫伊的滅亡。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的中間國家遭到進攻，整個地區受到廣泛而毀滅性的破壞。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是混亂的：在許多地區出現了移民，人口重新組合，伴隨而來的是有些地區變得荒無人煙。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發現了“外來”民族的聚落或混合群落的建立，它們將以前文化的不同元素結合起來，使其具有了新的特征。它最初看起來可能會帶來一些穩定和適當的繁榮；但隨後，總體而言，這一複興失敗了，盡管在不同的地區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複蘇。
在希臘，攻擊進一步加劇，人口嚴重減少，這裏的邁錫尼文明迅速衰退並走向實質上的滅絕。赫梯文化的某些方麵在敘利亞北部持續了一段時間，但其家園仍舊荒蕪。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區恢複緩慢，幸存者處於低穀；例外的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聚落擁有新的人口，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塞浦路斯，他們所見證的城市重建和手工藝的繁榮被摧毀，隨後迅速衰退。埃及不再是一個強大帝國，它遭受了更多的外部攻擊和內部紛爭。
青銅時代晚期舊文明崩潰的原因頗有爭議，很可能是多方麵的。然而，存在著相當多的考古證據的事實依據，可以增加一個合理的假設，即東地中海地區總體情況大致統一，這表明了某些共同因素和某種相互聯係。
我們關注的主要地區是希臘，以及愛琴海，再向南延伸至克裏特島，對那裏的證據我們先做一概括。
進攻的準備以及約公元前1200年的毀滅
到約公元前1300年希臘銅器時代文化晚期開始時，邁錫尼王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的統治者和貴族不再關心修建宏偉的石造陵墓（圓頂墓），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具有前幾個世紀風格的墓葬得以延續。梯林斯和皮洛斯的宮殿，也許還有邁錫尼和底比斯的宮殿，早早就形成了它們的最終形製。公元前13世紀（希臘銅器時代文化晚期的IIIB階段），在主要中心和其他地方的建築資源大部分被轉用於防禦工事。在邁錫尼和梯林斯，城牆得到了加固和擴建，並在地下修建了通往外部水源地的通道。雅典衛城也采取了類似措施，在那裏，通過可觀的地下工程，確保了對水源的獲取。在維奧蒂亞北部，格拉的新的設防聚落是在科派斯盆地的高原上建造的。同樣表明入侵危險的，是科林斯地峽的一座城牆建築或具備棱堡的堡壘，其設計可能是為了封鎖從北方通過陸路進入伯羅奔尼撒半島。
這一點和其他證據表明，人們普遍害怕受到攻擊，甚至認真做好了受長期圍攻的大量準備工作。對這種恐懼的原因有多種解釋，但最有可能的有兩個：一個是侵略性的跨區域競爭，另一個或為外部威脅。地峽的防禦工事及其部署，表明了人們對來自北部攻擊所做的準備，或許來自維奧蒂亞以外的地區，似乎很有可能的是，格拉的城堡原本是作為一個防禦性的難民中心和軍事前哨。那麽雅典衛城的設防很容易解釋，因為這座城市位於任何敵對軍隊前往伯羅奔尼撒半島的路線上。但是同樣的，在一個許多的重要中心都位於或靠近海洋的國家，防禦海盜襲擊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鑒於希臘的地理情況，其農業用地麵積有限，同時依賴這些土地的眾多人口。因此，對主要的有關地區間衝突的另一種解釋是完全有可能的。後來的希臘曆史，尤其是公元前5世紀和前4世紀的，清楚地說明了相鄰城市或國家聯盟之間的競爭是如何產生的。它是一個以邁錫尼為中心的主流邁錫尼帝國的概念，主要源於記載特洛伊戰爭的《荷馬史詩》，這導致了這種可能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權衡各種解釋的可能性時，考古證據的局限性顯而易見。而且，通常情況下，可能的答案更多的是在事件的結果後，而不是在我們現在所關注的其可感知的過程細節中被揭示出來的。
很明顯，至少從輪廓上看，一些事件的先後順序是可辨別的。底比斯的毀滅發生在公元前13世紀初前不久，當時城堡內的一座象牙作坊被燒毀。然而，這很可能是一場局部的，甚至是偶然發生的火災，除非認為奧爾霍邁諾斯的大型建築被摧毀於同一階段，目前資料還太粗略，無法確定。
但是，蓄意用火摧毀皮洛斯及其宮殿的行為是明確的，當然也具有重大意義。這一事件，依我之見，發生在公元前13世紀初，鑒於雅典衛城沒有設防，這顯然是一個沒有預料到重大威脅的時期。如果這一年代是正確的，它極有可能促使其他主要中心開始認真對待他們自己的防護，並加強其防禦工事。攻擊的結果後來在邁錫尼可以看到，那裏城堡外的建築也被摧毀，附近的聚落亦然，包括齊高利斯和貝爾巴蒂。這通常可能發生在大約中世紀或稍晚一些，雖然可能不太精確。進一步加強和擴大邁錫尼的防禦工事，可能會使其壁壘內的某些文化活動撤出，這可視為一種正常反應。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其他地方也進行了類似準備工作，特別是在梯林斯。盡管采取了大量而精心的防禦，但這些保護措施不足以應對約公元前13世紀末突然出現的重大威脅。邁錫尼、梯林斯，以及阿戈裏德半島登德拉的堡壘，都被夷為平地並燒毀。然而，破壞絕不限於該地區。在其他地方，伯羅奔尼撒半島、斯巴達（梅內萊奧斯）附近，以及尼科利亞，類似災難的證據都很明顯。在更遠的地方，底比斯和維奧蒂亞的格拉城堡等中心也被摧毀；再往北，塞薩利的伊爾科斯聚落也遭受了破壞。這些事件是否大致同屬一個時期，可能仍然是不確定的。考古證據的局限性——基本上是這一階段的陶器——表明當時的統一性不如以前，留下了至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空白。
破壞的結果
希臘大陸和愛琴海群島 但是，災難的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不僅主要的中心遭受了損害，而且周邊地區也受到了影響。經過考古勘探的少數小規模聚落，除極少數例外，也都呈現出同樣的普遍破壞景象。更為重要的是實地調查的結果，展現出鄉村的普遍荒蕪，許多墓地停止了使用為這一情景提供了佐證。當然，也有一些幸存者，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些聚落得到了恢複。特別是，邁錫尼和梯林斯的舊中心得以部分複興，人口稠密，也許是在一些人從空曠的鄉村撤出之後，這可能也是阿戈裏德半島南部亞辛墓葬增加的原因。另一個相當重要的結果是居民的流動。某些地區的人口有所增長，這似乎是來自其他地區的難民聚集的結果，他們可能受到了更大的威脅。當我們將公元前13世紀希臘化IIIB晚期的遺址分布圖與此後的分布圖進行比較時，總體情況就非常明顯了，當時大片地區的居民肯定是非常稀少的。
愛琴海的島嶼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影響，人們尚不得而知，因為這一時期的聚落與墓地截然不同，很少被發掘出來，充分公布的就更少了。西弗諾斯島和米洛斯島這兩個島嶼，在公元前13世紀顯示出了對防禦工事的關注。就後者而言，長期存在的菲拉科庇聚落雖遭受了一些損毀，但得以幸存。在帕羅斯島，某種動亂可能導致了在公元前1200年後不久，在遠離中部平原的岩石高地上一個設防聚落的建立。再往西，我們也缺乏對於小亞細亞海岸的多德卡尼斯群島和邁錫尼人的聚落的有關資料。公元前1200年後不久，羅得島已知的遺址顯示出一些收縮的跡象，但另一方麵，亞呂索斯的主要城堡遺址的墓葬數量增加了。這樣一種模式或許意味著向更安全的地方撤退，但並不排除難民抵達的可能，他們中的一些來自大陸，另一些則來自附近的島嶼，譬如喀帕蘇斯島，那裏此時顯然已經荒廢了。塞拉吉裏奧，科斯島的主要城鎮，至少部分遭受了火災的破壞，但之後仍被使用了一段時間。
根據發掘者對約公元前1200年的最新表述，在小亞細亞的對岸，邁錫尼的米利都殖民城邦被燒毀，隨後修建了一堵巨大的防禦城牆。證據很薄弱，但表明了對危險的預知，緊隨其後的是攻擊和破壞，後者明顯見於看似荒蕪的幾個島嶼中。
克裏特島 克裏特島以南的情況要清晰得多，在某些方麵類似於大陸：一些遺址遭到破壞，更多的則被放棄，還有已知聚落數量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人們沒有統一組織，但還是經常撤退到更容易防禦的地點。例如，在帕萊卡斯特羅，居民離開了海濱平原上長期居住的城鎮，轉而選擇了附近的卡斯特裏天然衛城，在時隔大約800年後再次被占用。
然而，情況要比這複雜得多，這種觀念或許是可能的，因為我們現在更了解情況。這種理解甚至考慮到了該島的獨立特征及其地理位置，也許能夠更好地引導人們獲知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及其成因，因此仍然值得更全麵地考慮。
雖然該島未曾從約公元前1450年的嚴重破壞和其帝國的海外喪失中完全恢複過來，但到了公元前13世紀，它再次變得人口稠密，並享有一定程度的繁榮。此時，它的主要中心很可能已經從位於中心區的克諾索斯轉移到了西部的幹尼亞（古老的科多尼亞）。到公元前13世紀末，在經曆了漫長的孤立階段後，克裏特島再次開始在國外產生影響，陶器出口是其主要指標。花瓶，主要但不完全來自克裏特島西部，它們大量到達了塞浦路斯，稀疏但廣泛分布在多德卡尼斯群島和希臘大陸。更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到達意大利南部甚至撒丁島的數量相當多，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交換是相互的。在包括幹尼亞在內的一些克裏特島人的遺址中，出現了少量明顯的異國花瓶，為手工製作的灰色器皿，主要是大的罐子、碗和杯子，其形狀和構造與意大利南部的陶器最為相似。同一時期可確定年代的是顯然進口於同一地區的極少數青銅器，克諾索斯的一把刀和馬利亞的一枚胸針；在目前無法確定年代的情況下，可能還有其他物品。然而，它們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們是在公元前13世紀末的混亂和破壞之後到達的已知的更多事物的先行者。
證據主要來自高山高原的賽克羅宗教洞穴中的祭品，那裏離卡爾菲難民聚落不遠，是一個有著廣闊海岸線的地方，但卻嚴重暴露在風和冬季的降雪中。在大規模搶劫之後還保存的青銅祭品中，有13件物品表現出強烈的意大利或中歐風格，以及是其可能的起源，特別是匕首和刀，還有一些扣針，以及一枚旋轉飾針。劍或匕首祭品中的兩把刀柄，其外形是愛琴海風格的，矛頭也是。對於歐洲的這些形式，我們必須注意公元前12世紀IIIC階段的3個武士墓葬，在島的東部出土了5把瑙維[1]二代的劈刺兩用劍（並非同一時期），以及一個具有非常短的新型矛頭，鑄有插槽。在同一地區，很可能發現了沒有確切起源的其他類似武器。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更多的創新事物，如兩個外凸的盾牌，以及火葬的出現。在穆利亞納有這方麵的一個例子，這種盾牌被置於一個大隕石坑中；這從側麵描繪了青銅時代已知最早的愛琴海騎兵，佩有一個外凸的盾牌和長矛。在克裏特島上的其他地方，同一時期的火化品被放置在巨大的箱形容器中，其中有些塗抹了古老的米諾斯宗教標誌，即雙斧和“公牛之角”。
破壞的原因及近東證據
我們已經偏離正題，超出公元前1200年災難的範圍，深入了隨後的IIIC階段：這是將島上早期的意大利和其他外來遺物納入曆史框架所必需的。此外，正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它將在其他地區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整體來看，這些證據提供了充分的事實，使得人們相信，甚至在克裏特島遭到破壞和混亂之前，該島早已為意大利人所熟知，他們中的一些甚至可能已經帶著自己的陶器加入了現有聚落。隨之，這些相互關係得到增強，武器裝備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另一個複雜的情況是，一批來自大陸的邁錫尼人的到來，自公元前14世紀初以後，他們以克諾索斯為中心的對整個島嶼的霸權統治以暴力告終，之後他們似乎對克裏特島沒有多大興趣。邁錫尼的陶器和小雕像出現在特裏亞達聖地，而不是衛城遺址，之後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具有大型祈願動物雕像的神殿。長期以來，宗教一直是米諾斯人生活的一個主要特征，並一直如此。就在動亂發生之前，在早期的米諾斯建築、米特羅波利斯的別墅、古爾尼亞，以及克諾索斯的宮殿廢墟中，都建立了神龕，這或許代表著對來自過去偉人的一種求助呼喚。這些神龕在約公元前1200年被廢棄，但隨後在卡爾菲和其他地方建造的神殿中，具有大型的宗教泥塑，再加上人們重新燃起對洞穴崇拜的興趣，可能都反映了在持續困境中人們對神所給予支持的一種非常現實的需求。
移民 邁錫尼人抵達克裏特島，並不是大陸人移民社群的唯一證據。邁錫尼式的陶器，至少意味著邁錫尼陶工的存在，是在那裏的混亂之後，近東地區非常複雜的景象特征之一。由此，我們發現，在塔爾蘇斯、塞浦路斯和腓力斯，近乎廣泛采用的不僅僅是邁錫尼的裝飾主題，還有陶器的形製，而這些都不屬於當地的傳統。邁錫尼元素在這些地區的存在幾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他們是由於國內動亂而避難的難民，正如有人主張的那樣，那麽他們選擇的這個避難所可能不太舒適。一個似乎更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是戰俘；或者，一個受到一些學者支持的理論，即一些邁錫尼人參與了該地區的襲擊。
我們現在已經調查了在希臘大規模毀滅之前和之後的情況，以及它們在島嶼上的體現。災難的嚴重性與範圍，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口減少、分裂，以及一些地區的居民向其他更易防守地方的流動，造成這些的理由遠不止於城邦間的戰爭、內部紛爭或王國內部的“體係崩潰”，盡管這些因素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事態惡化並削弱了士氣。對邁錫尼-提林斯、格拉等戒備森嚴的中心城市的成功攻擊，也許還有雅典，那裏有一個青銅器窖藏在雅典衛城沒有被發現，說明有一支高效的軍事力量。假設叛亂者不是邁錫尼人，他們發動攻擊並且離開，或者，倘若（正如我所認為的）有些人留了下來，那麽他們的人數必定很少，不足以聚居在居民逃離的地區，也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以前文化的延續基礎。
我們實際上已經界定了侵入者的外形特征：具有侵略性、裝備精良、高效，以及冷酷無情。顯然，這一角色的候選者並不難找到：在近東，特別是在埃及，存在著對其破壞性活動的書麵記載和描述。例如，拉美西斯三世將他的國家受到陸上和海上攻擊的生動場景鐫刻在麥地那哈布神廟的牆上。從中我們得知，敵人是在向北摧毀了權力中心之後到來的，但是他們未能征服埃及。海上突襲的場景描畫了襲擊者獨特的武器裝備，包括一支頭戴角盔，手持大型圓形盾牌的分遣隊；一些人手持劍，另一些人則揮舞著長矛。在早期的埃及繪畫中，也出現了同樣裝備的士兵，他們既是攻擊部隊的一部分，也是埃及軍隊中的雇傭兵。也曾出現了一些海上掠奪者的名字，特別是其中的施爾登人和舍克利斯人，是最令我們關注的。
近東的結局超出了本章的地理範圍。在這一點上必須說明的是，一些攻擊部隊留了下來，其中一些人，後來被我們稱為非利士人，他們定居在巴勒斯坦南部；另外一群人，是塞浦路斯主要城市重建方麵的一個重要的且可能起支配作用的中堅分子，特別是塞浦路斯經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繁榮階段以及手工藝的興盛期，邁錫尼人和近東人顯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出現的大多數刀和劍都具有歐洲淵源，譬如我們在克裏特島上看到的那樣；而在恩科米發現的青銅戰神雕像則配備有角盔、圓形盾牌和長矛，這與海上掠奪者的武器裝備極其相似。
在回到我們正常討論的愛琴海範圍之前，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值得注意，因為它們涉及對先前提出的證據的理解。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海上掠奪者分遣隊的兩個族群——施爾登人和舍克利斯人，可能還有第三個族群：特雷什人。人們認為，這些民族在某種程度上與後來被稱為撒丁島、賽克利亞（西西裏島）的地區有關聯，而且，人們更懷疑它與伊特魯裏亞有某種聯係，要麽是他們在動亂之後最終定居的地方——此為更受讚同的觀點，要麽是他們的原籍地。如果存在某種關聯的話，至少可能發生在撒丁島，而克裏特島上的證據表明，在突襲之前可能有來自西部的定居者，這增加了後一種解釋的可能性。此外，克裏特島是通往近東和利比亞的一個便捷跳板，那裏的人對埃及的進攻比海上掠奪者早了一代人左右。至少在這之前，施爾登人一直很活躍，其中一些人被招募為埃及軍隊中的雇傭兵。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即希臘大陸是否也可能發生同樣的情況，卡特林在他對這一時期武器的研究中極力讚成這種可能性。他認為，在公元前1200年以前危險日益增加的時期，新的非愛琴海武裝是出於軍事需要，受邁錫尼國王所雇，作為雇傭軍將其引入希臘的。倘若如此，正如所看到的那樣，他們未能提供有效的防禦。
直到大約25年前，大多數關於邁錫尼時代的概述都是以王室的滅亡而告終，這意味著黑暗時代從此籠罩希臘。主要是得益於德斯伯勒對後繼時代的精心調查，部分是由於最近的發掘，我們現在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邁錫尼文明仍然存在了近一個世紀，而且這並不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衰退時期。然而，對這一階段的任何考證都會麵臨嚴重困難，尤其是施裏曼的早期發掘，當時清理了邁錫尼和梯林斯的宮殿，在這些或其他的建築物中發現的陶器，沒有進行任何恰當的記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隻能合理地推測，這些宮殿的毀壞是由於公元前13世紀末的事件造成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根本不能確定它們是否被部分地重新使用過，以安頓後來的統治者，因為若如此的話，社會秩序必定會發生變化。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書麵記錄可以幫助我們，單憑這一點，就使得任何宮廷官僚體製的喪失都成為一種可能的假設。奇怪的是，我們也沒有任何關於王室住所或統治者住宅的證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表明社會差異的“國君的”或“貴族的”墓葬。因此，既然這樣，我們最好承認對這個問題幾乎是一無所知。同時我們想弄明白，在這個階段，領導人是不是被稱為“巴賽勒斯”，而不是“瓦那克斯”？是否實際上還斷斷續續地存在著某種形式的王權，直至公元前8世紀末的阿爾戈斯國王？關於他的存在，從書麵文獻中我們又獲得了一些了解。
此外，對於在這些區域中心和其他重要中心，如底比斯、沃洛斯和泰霍斯-迪邁恩較近期所進行的廣泛發掘工作的障礙是，目前發表的隻是一些初步報告，有些還不足以形成任何確切結論。
因此，如果此處對埃維厄島勒夫坎狄的色洛波利斯遺址，以及阿提卡東海岸佩拉蒂的墓地給予了過度重視，這並不是因為它們可以充分反映更大範圍內的事件，而是由於對後者的充分發掘及與其相關的詳盡出版物。並且，就勒夫坎狄而言，該遺址分層良好，極少遭受後青銅時代使用的影響，這一不尋常的情況，也有助於提供一些來自墓葬證據的有力補充。
為了分析劇變的性質和原因，我們先前已經提及了公元前1200年之後時代的某些特征：伴隨著巨變帶來的居民大幅度減少導致某些地區幾乎被廢棄；人們轉而在其他地區重新集中；一些移民的可能性；在遷往天然衛城的活動和接近那些早已防守森嚴地方的人群中，人們所體現出的一種不安全感。所涉及的其他特點是：起源於歐洲的新型武器出現，在某些實例中為確切的意大利類別；災難發生之前，在一些遺址中出現的少量但具有重要意義的完全異域的手工花瓶（並且，在先前提到的地點中應該加上梯林斯）；同樣，在某些實例中，最有可能是與意大利的具體聯係；武士墓葬和火葬也出現了。
對於其中的某些方麵我們將做進一步探討，但在這之前，有必要確定一個時間順序，盡管不精確，但也可以將不同的特征或變化納入其中。這樣的一個序列是大約40年前由富魯馬克在他對邁錫尼陶器的偉大研究中建立的，當時他提出了希臘青銅器時代文化晚期IIIC期的三個主要階段，隨後的資料證實了這是一個有效且有用的時間框架。自那時起，人們提出了各種附加的細分或階段，但除有價值的局部改進外，尚未看到它們是否具有足夠的普遍適用性。富魯馬克三個階段中每一階段的持續時間，目前都隻不過是聰明的猜測而已，在這一點上我們無須過多關注，除整個IIIC階段開始和結束的日期外，它始於約公元前1200年，不過可能要晚一點，以約略的整數而言，大概結束於約公元前1100年。基於陶器風格的劃分，可能具有更為普遍的有效性，表現為先是穩定期，然後是恢複和創新期，最後是貧困和衰落期。
破壞之後的整合
初始階段，我們可以首先對勒夫坎狄的色洛波利斯遺址展開討論，然後在一定程度上再轉而關注總體的埃維厄島。雖然在這裏和其他方麵必須強調的是，除表麵上的探索以外，該鎮隻有很小的一部分被勘探過，但沒有發現任何確鑿證據，表明該聚落在公元前1200年的普遍破壞中受到了影響。然而，可以相當確定的是，在IIIC階段開始時，整個山丘遺址都進行了築防，經過了全麵重建，當時它的人口大幅增加。埃維厄島中部的其他遺址，看起來情況也是如此。這些“難民”的可能來源，如果他們是的話，則來自維奧蒂亞的對岸。這個新的聚落，在它被夷為平地之前，存在了很長的時間，足以進行地板的重新鋪設，還有一些建築的重構。據我所知，這場災難可能普遍發生於該島的中部地區。通過更常規的計劃和略有不同的定位，幾乎立即夷平廢墟並進行了重建，這表明破壞者已經定居下來。
這些最早居住者所使用的陶器，幾乎在所有方麵都是邁錫尼傳統的，色彩略為暗淡，點綴較少，這是公元前13世紀潮流的延續。然而，在意大利南部一座住宅的一處被破壞的堆積中發現了一種手工製作的拋光杯，這是一個例外。這並非這種製品的最早亮相，因為在新移民到來之後的最早階段，發現了一種類似構造的陶器。但是，主要形狀卻有所不同，杯子較淺，具有一個高拱形的手柄。它出現的數量很少；更受喜愛的是按照當地輪製傳統製成的仿製品。在色洛波利斯遺址，這種器型的存在期很短，但令人驚訝的是，它出現在梯林斯、邁錫尼，以及阿戈裏德半島科拉庫的後期階段。因此，很可能埃維厄島最初的“難民”中含有外國人：來此之後，他們可能與自己的家鄉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聯係，就像上文提到的杯子所表明的那樣，在同一處堆積中還發現了一把青銅刀，刀片的頂端具有非邁錫尼式的浮雕飾。是否有證據表明，在維奧蒂亞，這些外國人於公元前1200年之前就已經抵達並定居在那裏，我們還無從知曉。
重建後的色洛波利斯被再次焚毀，這表明在公元前12世紀初期，動亂仍在繼續。鑒於現有的證據不足，不可能說明它們的分布到底有多廣泛。然而，可能有另外兩個遺址大致在同樣的階段也遭受了損害，一個位於帕羅斯島，另一個在埃利斯北部，它們彼此相距很遠。提及IIIC早期對帕羅斯島上庫庫納裏斯的占領和設防，人們認為它可能是避難聚落的一個案例，之後不久它就被燒毀了；但由於它與勒夫坎狄迥異的陶器風格，因此無法進行精確的年代對比。
對位於開法勒尼亞對麵、科林斯灣入口處的設防衛城泰霍斯-迪邁恩而言，情況可能更為有利。相關資料的不足，給其年代的鑒定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但它連同許多的其他遺址似乎在公元前13世紀已被摧毀；之後可能像位於附近的愛奧尼亞群島一樣，它又接納了新的抵達者，並在IIIC期加強了其防禦。隨後它再次被毀壞，但尚不確定這種情況是何時發生的，也不清楚此後該聚落是否繼續存在。認為它被焚毀的時代和勒夫坎狄的可能大致相同，主要理由是基裏克斯陶杯的使用，其形狀和裝飾風格完全相同，都屬於這兩個遺址的破壞層。同樣令人懷疑的是，在泰霍斯迪邁恩發生的災難中，有一把與意大利記錄類型有關的刀上燒焦的刀柄，其保存狀態非同尋常；但人們不能確定是哪一次災難。然而無論是哪個年代，僅它的存在就有助於加強那些人所持的主張，即認為科林斯灣是此類進口青銅器進入希臘的一條重要航線。
克裏特島的情況表明，在IIIC早期階段，類似來源的武器繼續流通。更多的證據來自科斯島的戰士墓穴，隨葬品有瑙維二代劍和短插槽的矛。另一類似的矛頭，是從附近的塞拉吉裏奧聚落找到的。在另一座墓葬中，隨葬有一枚帶有雕飾的扣針，也與意大利的或歐洲的相似，可能屬於這一早期階段。
然而，在羅得島，盡管已經發掘出大量墳墓，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這種明顯非愛琴海種類的武器，不過圓柄刀可能是一個典型。然而，那裏可能存在另一種非戰爭性質的歐洲聯係：在一個墓穴中保存了兩顆特殊類型的琥珀珠子，其名稱來自在蒂林斯發現的窖藏中串在金製“車輪”上的珠子的形狀。這件文物，無疑起源於歐洲，年代很早，由此，可能與同一窖藏中另一把早期類型的瑙維二代劍大致同屬一個時代。在科斯島的墓穴中，也隨葬著其他不同形狀的琥珀珠。這種琥珀的出現引發了更廣泛的問題。當然，琥珀在希臘並不新奇，但對發現於希臘和各島嶼上的這種材料的物體進行詳細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在IIIC期到達希臘，特別是愛奧尼亞群島的數量明顯增加；人們認為，這與其他的證據表明了一條通往亞得裏亞海的航線。最起碼，說明這種商品有了新的供求關係。它可能還意味著戴著此類珠子的婦女的到來，她們陪同著那些存在證據已被闡述的外國戰士。
辛克萊·胡德最近提出的一個頗具吸引力的看法可能是支持這種觀點的，即埃及沙卡拉擁有琥珀珠項鏈的9座墓葬，可能是隨同應募加入埃及軍隊外國雇傭軍的那些婦女的墓葬。這些墓葬是墓地的一部分，可追溯至第十九王朝，有用蒲席包裹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它們都是土葬結構，這是一種與埃及人習俗不同的埋葬方式。據稱，這些形狀的琥珀珠在中歐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區都有發現。如果在希臘發現的這些琥珀珠在某些情況下是外國人妻子的所有物，那麽它們在廚房設備和烹飪方式領域並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比如後來發生的事情。不過，人們最終發現，在黏土結構的中央爐膛覆蓋著一層碎陶片，這是住宅及其烹飪設施的一個特點，那時在色洛波利斯遺址，顯然也在梯林斯，正是這種與非邁錫尼相類似的新事物。
科斯島和克裏特島上的，以及另一座在納克索斯島上至今尚未提及的屬於這一階段的戰士墓葬，引發了一些問題。這些戰士擁有新型武器裝備，包括我們所補充的，證實在阿哈伊亞和雅典具有非愛琴海特征的護脛甲，他們留了下來並已定居，甚至或許在某些情況下已經接管了控製權，那麽他們是否該被視為入侵者？或者，他們是邁錫尼人和米諾斯人，已經認識到了一種新的、更有效的戰鬥方法的價值，並因此獲得了裝備嗎？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麽外國種類的武器最終會取代那些具有愛琴海風格的，盡管它們當時已經進行了相應的改進並且似乎同樣有效？這些問題的答案仍然不確定，甚至存在爭議，但這些問題本身無可辯駁地表明了一個新的尚武階段。
在我們離開這一階段之前，還有另一項創新需要引起關注，盡管其意義尚未獲得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那就是小規模火葬的采用。在克裏特島已經提到過這種做法；在阿提卡的佩拉蒂墓地，以及在羅得島和科斯島的那些墓穴，也出現了這種做法，這些地區與阿提卡東部都有著密切聯係。沒有明顯的社會聯係，它的起源地也不明顯，但主流觀點還是傾向於安納托利亞是在這一時期和較早時期實行火葬的。一旦引入，它會零星地持續存在於同一地區，在克裏特島東部和中部可能更為頻繁。
之後，公元前12世紀的最初階段繼續經曆了一些變亂，但它們還不足以嚴重到阻礙相當長距離的互聯互通。例如，克裏特島人和塞浦路斯人的物品到達了佩拉蒂，來自近東的小件飾物也一樣；克裏特島人的花瓶也被進口到多德卡尼斯群島，在那裏它們對當地的生產產生了顯著影響。
恢複期
然而，更為穩定的時代必定具備隨後的IIIC中期階段的背景，當時，更為自由的交流使得一個地區的發展能夠在其他地區，有時是遙遠的地方得到反映，盡管仍然普遍存在一種潛在的強烈地方主義。與塞浦路斯的聯係日益增強，愛琴海對該島的影響更顯而易見，勝過它對佩拉蒂和其他地方的少數物品的出口。黃金和其他珍貴材料仍然非常稀少，幾乎沒有明顯的財富增加跡象。愛琴海大部分地區及其海岸地區的複蘇，在其藝術作品的廣泛複興中體現得更為明顯，這種藝術僅保存於陶器之上。
關於這種有把握的顯而易見的例子，我們可以再次轉向色洛波利斯，那裏不完全的破壞對該階段規劃得相當有序的城鎮造成了一些損害。地層中的陶器，雖然大部分是碎片，但說明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在此處和其他地方，一個突出特征是繪畫表現形式的重新采用，在公元前1200年的動亂之前，這裏的繪畫基本上已失去活力，之後幾乎停止。而現在它被賦予了一種新的生命力，涵蓋了廣泛的主題，包括鳥類（顯然是一個流行的主題）、不同物種的動物、神話中的生物，以及人類的活動。色洛波利斯的大多數陶器都是非常破碎的，但是有一個完整無缺的花瓶：一個大的長細頸瓶，中心構圖描繪的是兩隻鷲頭飛獅正在喂養它們巢中的幼仔，還有一係列其他的動物，展現了新一代藝術家的新奇幻想和自信的繪畫技巧。很顯然，他們沒有碰見過獅子，因為其畫像酷似牛頭犬，但是有關人類的繪畫卻頗有造詣。其中一個片段描繪了一名戰士，他身穿流蘇褶疊短裙，腰間別劍，身著護脛甲，令人憶起邁錫尼著名的、大概同屬一個時期的隕石坑，裏麵有兩個戰士的畫像記錄，其中一個戴著角盔，這是我們所能想起的一個特征。正規的圖案也包含了相當廣泛的設計，尤其是所謂的“對照流線圖”樣式，它廣泛傳播於大片地區：在邁錫尼是較小程度的，在克裏特各島和塞浦路斯，其影響是巨大的，並且為長距離運輸的想法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標識。
這些風格的陶器沿著埃維厄島和大陸之間的海岸線，向北延伸到塞薩利的沃洛斯。
然而，在更遠的南部，佩拉蒂墓地幾乎沒有表現出什麽反應，或許主要是由於其鍾愛頂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臘古罐，將它作為隨葬品，而在埃維厄島上對這種容器很少青睞。佩拉蒂的居民顯然找尋到了他們的製作模型，主要是從多德卡尼斯群島進口，並可能通過同一渠道獲得了進口的克裏特花瓶。這些島嶼上的陶器，尤其是羅得島和科斯島，發展出了他們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具有精美章魚紋裝飾，頂部有拱形把手的希臘古罐。在這些古罐上，他們繪有野生動物、鳥類、魚類，甚至刺蝟，主要是作為章魚觸須之間的填充美化物。克裏特島顯然是這種風格的起源，在那裏，章魚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受歡迎的主題，其描畫精心製作於IIIC階段。進口到多德卡尼斯群島的此類樣式被模仿，並給予進一步的裝飾潤色。這一地區的墓葬品，著重於對瓶飾形狀的選擇，特別是希臘古罐，從而導致了對某些特征的過分強調。現在從塞拉吉裏奧聚落的陶器中可以明顯看出，這裏的裝飾圖案種類繁多，尤其是在隕石坑，其承載著在色洛波利斯已經接觸過的那些主題：鳥類、山羊、魚類和罕見物，以及在這裏描畫得較為貧乏的人類。
這種對陶器的重視，如前所述，部分是由於其他證據的匱乏；那裏沒有像塞浦路斯那樣有著保存至今的象牙製品，也沒有顯著的黃金珠寶樣品，在那裏也沒有發現有關印章製造業連續性的證據。無論這一觀點受限的程度如何，陶器依然提供了對於時代風氣的洞察，更具體地講，它表明了當時的環境允許藝術發展在交流中廣泛傳播，這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
環境展現得更為穩定，其中一部分從先前的破壞中有所恢複。然而，軍國主義和戰爭仍然是一個基本特征。在這一點上，我們的主要信息來源，即墓葬品，可能會產生誤導，因為幾乎沒有包含什麽武器。在色洛波利斯、邁錫尼、梯林斯和其他地方的戰士畫像，都表明了這種狀況。色洛波利斯的身穿褶疊短裙的戰士，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邁錫尼隕石坑一側的士兵畫像記錄。遺憾的是，他的頭部缺失，無法表明他是否像他們一樣，是戴著一頂角盔，還是戴著那種輪廓尖利的、像刺蝟毛皮的頭盔，即邁錫尼花瓶另一麵所描繪的戰士們所戴的那種類型，並且經別處證實，譬如梯林斯，是作為手持長矛士兵的頭飾，在這裏，是安置於戰車上的。
戰爭的一個新方麵，更確切地說首次被證實的一種新表現，展示於最近在羅克裏斯的利瓦內斯海岸遺址所發現的這一階段的兩個碎片上：全副武裝的戰士正在船上作戰。隨著發現於克裏特島、阿哈伊亞，可能還有梯林斯，以及其他不確定地區的瑙維二代劍的到來，在這些方麵還可以補充進來武器的更新。
最後，有證據表明，在IIIC中期這裏遭到了破壞：部分發生在色洛波利斯；一次可能是在稍後的邁錫尼衛城內，那裏的穀倉被燒毀；另一次是與之同時代的阿戈裏德半島的科拉庫小鎮。這些事件是如何按時間順序與所記載的梯林斯的幾起破壞事件相關聯的，目前尚不清楚。在較遠的地區，對於米洛斯島上的菲拉科庇遺址和科斯島上的塞拉吉裏奧城鎮的占領似乎已經結束。在克裏特島上，帕萊卡斯特羅的卡斯特裏和重新使用的費斯托斯舊宮殿的一部分，以及幹尼亞的重要城鎮已被廢棄，雖然尚不確定是在哪個階段。
此外，聚落證據的缺乏也阻礙了對這一階段動亂的範圍和嚴重性的全麵評估。這種破壞可能像以前一樣徹底，並對更遠的地方造成了廣泛影響，例如，塞浦路斯各主要中心就可能遭受到了進一步的損害。在這一時代，即使邁錫尼文明繼續存在大約30年，也不會有任何恢複。米諾斯文化傳統大多保留在山頂，那裏的內陸聚落是孤立的，它們受到的影響很小；但在島嶼的西端，有證據表明聚落被大量放棄。
在佩拉蒂，墓葬繼續存在的時間和與之有一定聯係的色洛波利斯的使用期一樣長，但隨後就停止了。在羅得島上，對舊墓地的最後使用大約同屬一個時期。
在邁錫尼，幾乎沒有被使用的確鑿證據。而最近的一次獨特發現是在不遠處的阿戈裏德半島的幹尼亞，在那裏發現了一座圖木盧斯古墳，其中的罐子裏裝有火葬遺物，這強烈暗示著來自其他地方新事物的到來。再往南，梯林斯和亞辛殘存聚落的規模尚不清楚，但可能已經大大縮小；就像邁錫尼一樣，它們很可能沒有進入鐵器時代就已經建造了小型社區。最後，阿戈裏德半島的陶器也變得低劣無光澤，僅保留了最簡單的裝飾。
阿哈伊亞以及更重要的開法勒尼亞墓地，又繼續使用了多久，這是很難估量的，尤其是在那時已經發展出一種完全具有地區特色陶器的愛奧尼亞群島。從歐洲進口的一種最新事物，可能是一種多環扣針，其類型與在克裏特島卡爾菲發現的相同，這個聚落可能一直持續到這一時期的結束。間或有人認為，開法勒尼亞的墓地持續的時間甚至更長，很可能一直延續到鐵器時代，但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這種觀點。位於麥西尼亞南部，皮洛斯附近一座墓的隨葬遺物，證實了在那一地區相當持久的占用，大概從IIIC第二階段的晚期（其簡陋的繪畫隕石坑），或許一直延伸到恰好這一時期結束，因為某些花瓶已經采用線性主題作為裝飾圖案，這是麥西尼亞鐵器時代早期陶器的一個獨有的特征。這些帶有轉矩把手和鴨頭螺旋形飾物的青銅篩或濾器，與中歐具有牢固但較晚的聯係。
崩潰
導致邁錫尼文化最終崩潰的原因尚不清楚。那裏的人口的確急劇下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下一個時代。藝術和經濟上的貧瘠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一個小規模社會不難獲取生存主食（橄欖、大麥、葡萄、魚和獵物）的地區，這樣一種低水平的生存是很難解釋的。進一步的毀壞以及可能的突襲似乎是必然存在的，類似災難曾再次降臨到塞浦路斯社群，那裏的恢複期就被過早地中斷。這一時期出現了快速下降。
某些共同的特征，使得德斯伯勒能夠定義他所說的遍布大陸廣大地區的亞邁錫尼文化。但這一術語的含義並不恰當。與過去的連續性幾乎完全限於殘存的一種極為低劣的邁錫尼式陶器，但即使在這一範圍，也過度強調了裝飾過的花瓶。如果我們轉向標準化的炊器，從它所采用的手工製作和拋光質地，以及其略呈袋狀的形狀，我們就會發現，這在當時絕對是外來品種。可惜的是，我們恰恰缺少地層遺存證據，不能說明廚房發生了怎樣根本性的變化，同時對應的還有那些在廚房工作的人員。確實，正如德斯伯勒強調的那樣，重要的不僅是新特征，而且還有舊特性的喪失。比如，邁錫尼的“紐扣”已然消失，據推測，當時由於服裝的改變，已經不再需要了。
單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對於人口數量的巨大甚至根本性的變化，包括非邁錫尼血統的種族的到來，是很容易發生的。這種變化，無論其程度如何，都是很有可能的。
邁錫尼時代已經結束。可以確定來自它的某些連續性；最顯著的不是來自手工製品，而是存在於更基本的語言和宗教方麵（至少部分如此），特別是存在於過去的神話和傳說中，保存在連續的但不斷修改的吟遊詩人的故事中，其中兩部是以荷馬之名為我們保存下來的。
[1] 瑙維（Julius Naue， 1835—1907），德國考古學家、畫家。——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