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精英的崛起：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300年的歐洲青銅時代早期

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

導言：區域相似性與差異性

公元前二千紀，歐洲土地上出現了第一批城市文明，即興起於愛琴海地區以宮殿為中心的城邦國家。然而，與地中海地區公元前一千紀的文明不同的是，這些與近東城市有著貿易聯係的新型複雜社會，對其大陸腹地的社會並沒有產生重大影響。雖然在各個方麵的技術遙遙領先，甚至他們的權力與軍事影響力也沿著他們所接觸的人群一路向北傳播，但直到公元前13世紀和前12世紀的東地中海城市文明危機才將他們的命運聯係在一起。

他們在草原上的鄰國也沒有更直接地影響到歐洲溫帶地區的發展進程。遊牧社會向東擴張，在此期間一直延伸至中亞；他們也沒能將勢力延伸至東歐地區。然而，他們確實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新型冶金社群，影響了東歐的曆史進程，而他們的養馬技能，以及他們的新型交通工具——雙輪馬車，就像它們遍布近東一樣，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傳播開來。當地還發展了其他形式的運輸：用於捕魚、貿易的船隻，給波羅的海帶來了一種新的機動性元素，正如它們早些時候在愛琴海產生的影響；許多貿易是通過沿著內陸水運航道上的獨木舟進行的。雙輪馬車和船隻，以及東地中海的權力象征，都是由控製著整個歐洲大陸的各種世襲貴族所占據，他們的文物主宰了這一時期的考古材料。

在歐洲許多地區，黃金（另有少量銀器）製品雖已出現，但卻是作為隨葬品埋入貴族墓地中；而用於製作武器、裝飾品和某些特定工具的青銅在貿易活動中大放異彩。銅現在經常用於合金，早期使用的砷很快就被常規使用的錫取代。如果銅作為一種天然生成的材料相對稀有的話，那麽錫則更為罕見；而青銅物品在廣泛的交換循環中，它的流通依賴於這兩種金屬的正常供應。青銅器作為死者的陪葬品，同樣被供奉給神靈或超自然的力量，他們的世界可能反映了人世間的許多方麵，《荷馬史詩》中保存下來的一些傳說呼應了各種王朝鬥爭，它體現的必定是歐洲青銅時代許多地區的社會所具有的特征。這些“野蠻人”社會（正如古典時代的居民對處於鐵器時代的北方鄰居的看法），衡量他們成功的標準是可供其支配的奢侈品及可用物品的數量，這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社會在早期殖民接觸時期被視作“權威物品”的金屬及進口原材料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青銅似乎具有“原始貨幣”中最有價值的許多特性，通常不以標準化單位表示（盡管也有這方麵的一些例子），但更像是家族銀器，可用於精美展示，也可以在艱難時用於換取日常必需品。然而，對於南方較發達的經濟體，當他們向神靈奉獻儲蓄和貢品以求得名望與善意時，並不存在真正的等價物。

將這些群體與其城市鄰居區分開來的另一個要素是他們的建築，尤其是缺乏為上層社會精心設計的永久性住所。雖然野蠻人社會和城市社會都建造了華麗的陵墓，但歐洲早期野蠻人的建築，甚至聚落，都非常普遍。少數大型設防聚落出現在貿易路線上，特別是位於喀爾巴阡山脈邊緣的中歐地區，那裏是一處十字路口。東至歐亞草原，南至愛琴海，北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西經一係列富有的精英群體，一直延伸到布列塔尼和不列顛群島，那裏青銅匕首的設計變化最終反映了匈牙利冶金巧匠的製作風格。然而，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防禦中心和丘陵要塞，即使在被毀棄的聚落遺址中發現了青銅器、琥珀和黃金製品，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超過公元前三千紀和前二千紀的特洛伊的偉大建築，更不用說皮洛斯或邁錫尼。在英國，黃金和琥珀標誌著威塞克斯最富有的王侯墓葬，像巨石陣這樣的古老儀式中心，仍然保留著它們的象征性力量。

然而，溫和的歐洲社會逐步向一個共同的理想靠攏。青銅成為威望的通用媒介，用於遍布這塊大陸的各種衝突與戰爭，由此產生了常見的武器組合和設計；精心製作的飲用器皿中處處體現著人們的好客之道，它通常是由昂貴的材料製成；馬匹和輪式車輛隨處可見；紡織品、琥珀項鏈和用來固定鬆散粗紡毛織物的金屬衣物夾，成為鮮明的財富標誌。青銅冶鑄工藝的進步，主要冶金中心的工藝創新並向四周傳播，逐漸被周圍人群接納，這有利於考古學家通過類型學的關係來進行不同地區間年代學的研究。所有這些都給人一種聯合的趨向，這與銅石並用時代各自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經過幾個世紀，這些模式才在歐洲農耕聚落中被接受。從青銅開始在愛琴海流通之後的1000多年裏，或許在德國中部的冶金工匠將當地的銅和附近的錫結合在一起之後的300年裏，位於哈爾茨山的銅礦和波希米亞北部富錫的溪流之間，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基本上都沒有金屬，除了偶爾交換過來的青銅斧和用燧石精心仿造的匕首。但是，它很快就采用了中歐的手工藝品和風格，全麵參與了獲得金屬供應的遠程貿易。它作為交易的物品是什麽呢？琥珀是肯定的；或許也有獸皮或粗羊毛；可能還有來自北方森林裏設陷阱捕捉到的動物毛皮。無論商品是什麽，這都是一種地區間的交換，是早期經濟組織形式所不能實現的，在城市經濟出現在古羅馬時期南部溫和的歐洲，或在中世紀早期出現在遲來的北部之前，這種交換都是不可超越的。

盡管在歐洲大陸不同地區使用的輕便人工製品有著相似之處，但在生活方式方麵卻存在著一個主要的地區差異。早期青銅時代的歐洲劃分為兩個巨大的區域，形成於上個千年。喀爾巴阡山脈以南是一個擁有設防定居點和平頭墓地的地區，這些墓地裏都有大量的墓葬；這給人一種領土穩定的感覺，在這裏，占有土地是社會戰略的目標。盡管在這一時期，用於獻祭的遺物或“窖藏文物”很常見，但這一地區明顯沒有像北歐和西歐的圖木盧斯古墳那樣豐富的、紀念碑式的墓葬。相比之下，在後一個地區，聚落遺跡相對較少，為死者所提供的由牧場草皮築成的土塚表明，人們更重視將家畜作為財富來源。雖然這可能與不同的人口密度有關，但並不意味著“農民”和“牧民”的一種簡單劃分，因為每個地區都有農業和遊牧，比例可能大致相等；這種差異應著眼於這些活動所具有的社會價值，以及圍繞這些活動構建社會關係的方式。墓葬和聚落遺存的差異正是這種不同的體現。

喀爾巴阡山脈以北青銅時代人群的生活方式與歐洲史前時代晚期的幾乎沒有什麽相似之處。這是一個獨特的事件，有它特定的時代環境，輕質土壤上的森林被迅速砍伐，以提供數年的好收成和長期的牧場。在最初的1000年（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裏，伴隨著重型犁的發展，許多輕質土地被廢棄在森林和歐石楠灌叢，那裏的墓葬墳墩現在仍舊大量存在。在北歐，青銅時代早期的粗放式耕作模式逐漸結束。正是此時在東南歐建立的這種更為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模式，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青銅時代晚期，在首次的愛琴海城市化實驗失敗之後，希臘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紀最後幾個世紀倒退至實質上的史前狀態；多瑙河中下遊沿線被開發的土地數量經曆了一次激增，使得它們的丘陵要塞和平墳墓地格局進一步深入中歐，並延伸到歐洲大陸的外圍。在第九章，我們將討論這一時期的“甕棺墓地”的擴展，其中納入了一些新技術，諸如先前在城市環境中開發的銅片加工。

這些對比鮮明的青銅時代生活模式，起源於南北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可以追溯到歐洲大陸農業發展的最初階段，也可以追溯到銅石並用的銅器時代，那時歐洲的農業地點已逐漸分屬於兩大不同集團（如第五章所述）。在東南歐，以村落為基礎的農業首先紮根，大量具有平墳墓地的聚落遺址繼續構成社會生活的固定點。自公元前四千紀中葉以來，他們的陶器一直展現出愛琴海和安納托利亞的精美雅致的、受金屬器影響的造型。盡管來自大草原的古墳文化人群侵入了東南地區，但這種穩定的定居格局仍然一直持續到青銅時代。然而，在北歐新石器時代，家庭聚落已經趨向於讓位給紀念性陵墓和儀式中心，從這些史前巨石碑墓和土方圍牆中迅速轉移出來。在繩紋陶文化時期，約公元前3000年以後，北歐的聚落遺跡變得非常分散，諸如繩紋陶和古墳等幹草原元素，被采用並融入了社會結構。墓葬在地理景觀的組織中仍然發揮著突出作用。北歐這種廣泛的耕作和家畜飼養的組合模式構成了該地區青銅時代發展的基礎。然而，這一模式滲入歐洲大西洋沿岸的速度較為緩慢，在那裏，以巨石紀念碑和禮儀為中心的社會持續的時間較長；而西歐的一係列類似變化隻是在約公元前2500年之後才發生的，當時鍾杯文化的傳播將這些變化帶到了西方；下文將對此著重展開描述。因此，本章的章節並不是嚴格按照時間順序劃分的，而是遵循了一係列整體上影響歐洲青銅時代的區域變化來進行的。

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鍾杯文化現象及其後繼者

正如北歐的繩紋陶文化一樣，從蘇格蘭到西西裏島，被稱為“鍾杯文化”的無把手杯具出現在這些地區，同時代表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整個大西洋地區，在公元前三千紀後期，出現了一組常見的手工藝術品：鍾杯，圓形墳墩中的單人葬，以及一組相關的武器、小型石器與金屬手工藝品。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這些鍾杯古墳往往構成了這種不斷聚集的古塚墓群的核心。早期的考古學家們將這些陶罐的使用者猜想為一組戰士和工匠，即“寬口陶器人群”，他們從西班牙散布開來。這種解釋盡管具有一些事實成分，但卻錯誤地定義了這些群體的性質和假定的起源。鍾杯文化現象不是代表一個獨特人群的連貫性遷移，而是應更恰當地被視為第五章末尾討論的那種過程的結果：這是傳統社會結構崩潰的一部分，以及公元前3000年之後在北歐出現的更具流動性的生活方式。正是這些新的生活方式常常大量侵入西歐較偏遠的地區，使得這一時期在考古記錄中留下了獨特的遺跡，並在這一過程中建立了新的海運聯係，使其具有了如此國際化的特征。

這種現象的名稱源自具有倒鍾形輪廓特征的飲用容器，圍繞其器體表麵飾有水平的帶狀鋸齒紋裝飾。起初這些紋飾高而細長，從邊緣到底部具有規格一致的繩紋飾帶；逐漸地，這些早期的“國際標準”樣式發展成各種區域類型；其中較寬的紡織狀裝飾帶通常出現在較短、較寬的壺身上。早期的鍾杯和繩紋飲用陶器之間的相似之處並非偶然，因為像鍾一樣的形狀似乎始於萊茵河三角洲下遊繩紋陶杯的一種地域變體，那裏是西北歐大陸到達大海的主要路線。正是海路聯係使得這些原本處於邊緣地位的器型獲得了優勢，並導致它們在大西洋沿岸廣泛出現。與繩紋陶器一樣，這些陶器通常也被放置在單人男性墓葬中，這些墓葬往往隨葬有武器，並被一個圓形的墳墩覆蓋。因此，他們是散居在歐洲大陸西北部的外來人群還在堅持的內陸的文化傳統；這些人將內陸地區具有侵略性和個性化的意識形態帶到歐洲的新地區。然而繩紋陶杯通常與石製戰斧一起埋葬，但鍾杯通常是伴著其他武器發現的：匕首，以及諸如三角倒鉤燧石箭頭和細石護腕的箭術設備。最早的鍾杯使用者並不從事金屬冶煉，因此最早的匕首是用燧石製成的，雖然很快就換成銅製的了，然後又用青銅材質。完整的武士形象可能是：皮革短上衣，後來變成編織物，由一條帶有裝飾性骨環的腰帶固定，這樣的人物圖案在後來的阿爾卑斯山西部地區的豎石紀念碑雕像上有著簡略描繪。早期的鍾杯顯示出有別於繩紋陶前身的繩紋和帶狀紋樣：也許後來的束帶裝飾也很重要，因為“zone”這一單詞在希臘語中意味著腰帶，並且希臘武士的精英仍然是希臘精銳部隊中的步兵，即“束好腰帶的士兵”，而黑色腰帶在今天的武術中仍然象征著英勇。歐洲公元前3000年的形象充斥著這樣的象征符號，鍾杯墓表達了適合更靈活和機會主義生活方式的武士價值觀。這使得土著群體既麵臨著對既定價值觀的挑戰，又有機會加入一個能夠接觸到外來物質文化的新群落。

因此，在歐洲西部邊緣鍾杯文化相對突然的出現，表明公元前三千紀初期在中歐和北歐積累的一係列新元素的侵入，這些元素由當地精英或少數敢於創新的外來人結合在一起（往往是在一個處於劇變的階段），他們看到了打開封閉至今的陳舊社會的有利環境，並可能與其人口中的弱勢群體保持結盟。這一過程的破壞性集中體現在兩個特征上（這兩個特征在大約4000年後對新世界產生了同樣巨大的影響）：酒精和馬匹。寬口陶器被用來釀造一些類似蜂蜜酒的東西，具有繡線菊或野果等草本植物的香味，這一點可從發現於這種器具底部的花粉粒證實。與繩紋陶杯一樣，這些容器暗示了個人的待客之道，而不是迄今為止在西歐的禮儀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中央集會場所的大型公共儀式：陶器類型的枯燥細節沒有充分表達出文化價值衝突的社會現實。同樣，在西班牙或不列顛群島等地區首次出現馬匹時，其數量雖然很少，但它們的影響力一定是強大的。隨之而來的，是冶金技術，以及羊毛織物，它們通過吸收染料而呈現出比毛皮衣物或亞麻服裝更絢麗的外觀。某些顯赫人物被埋葬時的伸展（而不是屈膝的）姿勢，大概是為了在墓穴裏炫耀這種華麗服飾。特定個人（或其繼承人！）的這種誇耀，是伴隨著鍾杯文化傳播而來的對財富的態度發生深刻變化的征兆。

這樣的表述不可避免地掩蓋了在這一進程中遇到的各種情況。它不僅影響了大西洋海上航道，連接了萊茵蘭、英國、布列塔尼和葡萄牙等地的區域中心，還向內陸延伸到德國中部和前捷克斯洛伐克，並到達萊茵河上遊和羅納河等主要河流的上遊地區。在整個地區，一種共同的象征係統占據了主導地位，它以寬口陶杯和弓箭手的武器裝備為中心，具有骨質皮帶扣或V形穿孔骨鈕等裝飾元素，用於緊固短皮上衣。這些都是特別精細的工藝品，有些器物的表麵布滿了黃金。這些地方精英之間的聯係將為高等級金屬武器，以及其他裝飾品和服裝款式的傳播提供途徑：尤其是從多瑙河中遊，那裏的金屬式陶器製造商在河流沿線設防的區域性中心以及德國中部進行貿易，其中一些最先進的金屬加工技術正在此孕育。在此範圍之外，是在北歐平原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並向東一直延伸到幹草原的邊緣，後來的繩紋陶文化的形成延續了始於公元前三千紀早期的傳統。這些群體的社會組織和聚落類型類似於鍾杯製造者的後代，盡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新的華麗服飾，而這些隻能通過海路和河運的貿易與交流得到。

然而，即使在大西洋地區，鍾杯製造者也與古老而安定的人群建立了各種關係，其中許多人群都有自己的複雜社會組織形式。在某些地區——通常是那些處於早期活動中心邊緣的地區——新的生活方式幾乎直接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另一些地區，這種方式似乎受到了積極的抵製；而其他地區隻是采用了某些方麵的裝飾風格。在這種多樣化的反應中，通常很難從意識形態的傳播來區分侵入性群體，或者簡單地從流行的主題和設計的接受程度來區分人群。這一過程的微妙之處在愛爾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在那裏，銅加工和金器製作的新技術開始蓬勃發展，甚至在金質的新月形項環薄片（新月形的東西）上也使用了鍾杯風格圖案，但他們沒有接受鍾杯文化的飲用習慣和墓葬形式。然而，必須記住，所有這些物質文化的新元素都是對社會生活和物質生產的態度發生根本變化的征兆，而不僅僅是出於自己展示的目的。與巨石文化和宗教中心的群體重要性相比，采取刻意炫耀的個人生活方式，這本身就是文化傳統及其所支持的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

然而，僅僅根據手工製品來書寫這一時期的曆史是錯誤的：精湛的手工藝品隻有最成功的人才能獲得，而這種社會成功是通過在現實世界中飼養和交易牲畜所取得的成就來實現的。這些製約因素解釋了為什麽新的財富中心往往與取得過突出地位的早期群體發生地域重合並擴大。在一個仍然樹木叢生的歐洲大陸上，適於放牧和積累個人財富的拓荒土地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商品。由此，像威塞克斯這樣資源豐富和廣闊的地區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鍾杯文化模式隻是在與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念長期鬥爭之後才在這一地區出現的，如第五章所描述的巨石陣紀念遺跡。最早帶有鍾杯的墓葬遠離這些現存的儀式中心，似乎是信仰與社會實踐體係不相容的反映。隻有後來的鍾杯模式才出現在這樣的儀式場所，事實上，它與約公元前2000年史前巨石陣的精心建造和翻新有關，這些巨石陣平麵呈環形而不再是孤立於地表的土木紀念碑。類似的轉變發生在鄰近的中心，比如埃夫伯裏，以及附近的西肯尼特長古墳，那裏被巨石遮擋，似乎是為了強調鍾杯使用者最終獲得的象征性權威。侵入式意識形態已經成為新的正統觀念。很快，屬於鍾杯傳統的單人葬規模變得越來越大，隨葬器物也日益豐富，這標誌著“威塞克斯文化”的出現，它是一個具有跨區域聯係的精英群體，通過埋於大型圖木盧斯古墳中的黃金薄片製品、琥珀和最新的青銅武器得到了證實。

在布列塔尼半島，盛行另一種不同的模式。在這裏，最早的鍾杯也集中在像莫爾比昂這樣古老的中心；但在古老通道墓中，它們是作為次生堆積而大量出現的——往往伴隨著小的黃金飾品，而不是武器。然而，這種融合隻是一個過渡階段，後來的鍾杯形式更常見於此集中區邊緣新開墾的地區：它可能是莫爾比昂最大的紀念碑遺跡，即卡爾納克和埃爾德旺的巨石大道，代表著為了應對這一威脅而有意恢複傳統價值觀的嚐試，旨在使當地居民堅守古老的信仰。然而，最終證明，農田的價值不如礦產資源：當與威塞克斯可相比擬的大型古塚墓群最終出現時（與英國同類墓葬幾乎同時），它們位於更適合金屬開采和海運貿易的新地區——尤其是威塞克斯，他們向其提供了精美的匕首。當時他們的聯係還延伸到波羅的海的琥珀航線，以及德國中部的金屬加工中心，並從那裏獲得了他們的設計構思。同時代的法國內陸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巴黎盆地和布列塔尼半島中東部地區，那裏以覆蓋廊墓為中心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模式幾乎保持不變，沒有任何新財富的跡象，甚至沒有與之相類似的。它們小塊零散的開墾土地被證明不易受到新模式的影響，而且缺乏有用的礦物資源，這對冒險者幾乎沒有吸引力。

在法國東部和瑞士，可能還會發現另外一種模式，這看起來更像是萊茵河上遊和羅納河沿岸小群體的實際入侵。在阿爾卑斯山地區，他們引進了新的武士形象，這從後來的豎石雕像中可以表現出來，並重新排列了早期的石頭結構，以製作獨特的石棺墓；它們少量地滲透到意大利北部甚至中部。值得注意的是，那裏的一些墓葬與稀有的馬匹遺骸有關，這些馬匹最初是由鍾杯群體從多瑙河中遊的群落獲得的。在法國南部和西南部，鍾杯及其相關遺物也很豐富；在這裏，它們的形象和生活方式可能更容易改變郎格多克幹旱高原及其周圍地區的粗放式農業群體。在大西洋的伊比利亞半島，他們的聯係可能首先是作為商人而建立起來的。最早的鍾杯文化出現在葡萄牙的南部，表明了人們對航行到海上可及地區的早期興趣；而且它們很快就滲透到伊比利亞半島的其他地區，甚至北非的鄰近地區。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他們遇到了本已複雜且使用銅器的人群，他們生活在精心築防的中心。鍾杯已經出現在聖佩德羅新鎮和洛斯米利亞雷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者中，主要發生在與冶金活動有關的建築物中）等聚落，以及後來的集體墓地中。然而，這次接觸並沒有產生任何革命性的後果，而是和平關係和地位象征的交換。伊比利亞人獲得了馬匹，大概還有一些奇妙的北歐食譜，以及一種幾何裝飾技能，這在當地的寬口碗等陶器種類上被廣泛應用，並擴展到鍾杯直接影響的範圍之外。作為回報，布列塔尼半島的鍾杯群體及其後繼者獲得了伊比利亞的銅（有時特別以當地箭頭形狀的樣式出現），以及稀有的銀器。西班牙東部的類似滲透發生在法國南部的鄰近地區，將其他使用鍾杯的群體帶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區。

正是在這個階段，島際間的貿易才真正開始在西地中海進行，海上貿易線運送的有小型金屬物品和其他貴重物品；與此同時，東地中海的貿易航行還將黎凡特的物品帶到了克裏特島。巴利阿裏群島上浮華的築防中心出土了來自大陸的物品，甚至還有馬骨。鍾杯到達了科西嘉島和撒丁島，甚至遠達西西裏島西部，在那裏它們被仿製成當地彩陶的風格，就像西西裏島東部的居民模仿特洛伊的骨製牌飾一樣；歐洲各地區之間的聯係前所未有。

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德國中部冶金的發展及跨地區影響

小規模的銅加工是由繩紋陶文化人群引入北歐的，但是大部分北方地區缺乏二次風化的發育良好的礦脈，而南方的礦石則易於冶煉。在公元前二千紀末，使用鍾杯陶器的後繼者將技術進行了改進，最先將銅與波希米亞錫合金化；新技術通過新的幹草原連接，從高加索的冶金中心，到達了喀爾巴阡盆地，為當地主流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人們對炫耀性物品的普遍興趣，確保了這一發展對鄰近地區和遙遠的精英階層都產生了影響。

正是在這一地點，青銅時代的經典場景出現了：大量的青銅器窖藏品。眾所周知，來自這一地區的青銅窖藏數量非常多；還有巨大墳墩下壯觀的黃金製品和青銅器物的墓葬。考古學家將這一現象命名為烏尼蒂茨文化（此為捷克語名稱，有時被德語化為奧恩耶梯茨文化，這表明了它應該如何發音），由此不僅指明了當地的陶器風格，而且還表明了廣闊的冶金地區，在那裏它樹立了炫耀性物品的風格和炫耀的標準。主要的武器是匕首。鍾杯文化的冶金學家已經將單純由銅構成的刀柄發展為用鉚釘連接有機材料（木頭、骨頭、角）柄的青銅形態。烏尼蒂茨冶金師改進了它，添加了固體金屬柄，通過被稱為“修補澆鑄”的工藝將其添加到刀片中。刀片可以通過衝壓來進一步美化，或者通過添加金屬釘（特別是在威塞克斯和布列塔尼半島受烏尼蒂茨文化影響的西部地區）來修飾有機刀柄。這種刀片也可以用作支臂，通過大鉚釘將其與杆柄呈直角連接，從而形成所謂的戟。在此階段，東地中海以外的地區一般不使用長矛，因為它們很難牢固地固定在杆柄上。斧也是用青銅製成的：平斧（既是貴重工具，也可用作武器），以及軸孔斧，在該地區通常有兩個窄而對稱的刃部。烏尼蒂茨的冶金學家所通曉的這一行業的其他技巧之一，就是知道如何促進錫的表麵富集以生產出類似於銀的刀片。

與這些武器配套的是金屬飾品，尤其是環形物。一種標準化但大體成形的頸環物（稱為烏森環，來自扁平且彎曲的末端）是這一時期另一個礦區的特製品，該礦區或位於喀爾巴阡山脈西部，更有可能位於阿爾卑斯山脈的東部。這些環形物是通過鑄造毛坯，然後用錘子敲打彎曲成型，作為標準化的商品被廣泛交易，然後再進行合金化，重新鑄造，形成最終的形狀。其中的一些通過獨木舟沿著多瑙河行銷，但大多數則有著它們自己的道路，向北穿過前捷克斯洛伐克到達德國中部。在摩拉維亞，在窖穴中發現的樣本多達500乃至更多；而在離生產源頭更遠的地方數量較少。這種貿易表明了少數商品流通的方式，即以金屬為其主要價值的鑄坯，甚至流向擁有自己金屬來源的富裕地區。它不是一個高度差別化的經濟體係，而且隻有少量的商品才能被交易；因此為了獲得錫或彰顯身份的物品，比如北方的毛皮或琥珀，金屬可能就會以一種明顯不合理的方式被交換（可能是低等價物）。這導致了大量青銅在當地堆積，這些青銅被作為成形的祭祀供品而從流通中移除。加拿大西北海岸的現代部落呈現出與這一進程的某種相似之處，他們的“冬節”儀式涉及對以銅為形式的財富的類似破壞，是當地領導人爭奪威望的主要手段。對這類物資的控製，集中在少數有勢力的家族手中，增強了這些群體的地位。

並非所有青銅時代的獻祭遺物或窖藏文物都具有這種特征。在德國中部，此類巨大的窖藏文物主要限於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一段時間，進而停息，直到青銅時代末期甕棺墓地時期一個新事件的開始，當時它們包含了更多使用過的和可回收的殘件，表明存在著一種相當不同的行為模式。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南部，與這種“繁榮與蕭條”的交替循環相比，獻祭窖藏文物有著更為連續的曆史，它們的奉獻特性在稍後將要討論的例子中清晰可見。這既表明來自喀爾巴阡山脈的金屬生產具有更為連續的性質，也表明此類窖藏文物在那裏發揮了相當不同的作用。與青銅時代丹麥的某些地區一樣，在窖穴而不是墳墓中的金屬遺物，似乎是奉獻財富的另一種手段。再往西，向河流和沼澤獻祭的傳統可能是沿用了新石器時代的做法。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動機的多樣性，在這種體係中，財富物品的替代用途（例如，供養軍隊，或更為普遍的交換形式）是有限的，並且所有權也受到限製，而且對物品的適當用途也作出了規定。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安定時期墨守的財富舊觀念（由窖藏錢幣類推）往往是不恰當的，認為這種遺物表現出了流動商人和工匠的商品存貨的觀念也是不適當的。重要的是，不要將這種觀念納入基於“窖藏文物範圍”的編年體係中，以用來表示戰爭時期或對入侵的預期。

德國中部約公元前2000年的巨大古墓塚群，有關它們的解釋並不那麽神秘。特別是其中的三個墓群，由於其規模、結構和內容，從其不太引人注目的同時代平墳墓地中脫穎而出：盧賓根、赫爾姆斯多夫，以及毗鄰波蘭的萊基馬勒。盧賓根和赫爾姆斯多夫墳墩（前者有8.5米高）都有大量木製斜坡墓室。它們與金屬生產的關係毋庸置疑：赫爾姆斯多夫是在1906年被發現的，當時正在為一座現代化銅礦修建鐵路，被認為可能是一位成功的銅匠的墓葬。當威塞克斯的富豪以畜牧業者的身份獲得了聲望時，超級財富來自對初級商品的直接控製。然而，這種19世紀的原始表象不應掩蓋民族誌的現實；盧賓根的墓葬包含有一個木匠工具箱和一塊用於金屬加工的墊石，還有一枚純金戒指和黃金衣物夾；從荷蘭到伏爾加河的其他圖木盧斯古墳，我們已經發現了鐵匠設備——這表明，冶金術本身可能是一種深奧的精英技能，不能委托給文化下層階級乃至工匠的仆人去做。對大自然神秘事物的控製，是權力和權威的另一個標誌。

在波蘭和德國的鄰近地區，受烏尼蒂茨文化風格的影響，主要由其銅和錫提供的金屬工業在波蘭與德國的鄰近地區發展起來，但財富集中度不高。烏尼蒂茨的對外關係，經由一係列媒介，與布列塔尼半島和威塞克斯等不同地區建立了聯係，與其他深入至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古老鍾杯文化網絡中心地區也建立了聯係。威塞克斯是由英國西部和愛爾蘭向其提供金屬補給的，那裏的本土冶金文化（盡管性質相對簡單）當時發展蓬勃。偶爾有來自這條東西貿易鏈條的部分金屬製品到達了另一端的領土，並沿著這個鏈條傳播其他材料，包括黃金、琥珀和錫。毫無疑問，一些有機商品自那以後保存了下來；但此外還有一些生活文化元素，比如傳奇、英雄史詩和神話等，都消失殆盡。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尤其是人口相對龐大和密集的丹麥，長期被排斥在這種平等社會之外。那裏的人們還生活在發展遲緩的石器時代，他們出口琥珀，同時進口愛爾蘭斧頭和烏尼蒂茨匕首，但在自己的領地內缺乏金屬資源，也沒有任何規模的本土工業能對進口金屬進行再加工。甚至連鍾杯文化也未能滲入北歐，古老的繩紋陶文化傳統繼續存在和發展，並且正在被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即“匕首時期”的文化所替代。在這個漫長的階段，從約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墓葬是由石棺構成的，男人的隨葬品常常是一把燧石匕首。在19世紀農業改良期間，這種沒有被大型墳墩保護的墓葬被大量發現，當時發現了成千上萬的這類遺物，又以各種方式進入了私人藏品和博物館。它們具有驚人的上乘工藝，因為燧石工人提供了優質的材料，力求模仿和複製德國中部青銅工匠的成就。盡管如此，那時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仍必須被視為外圍地區，它出口有價值的原生材料，但沒有能力利用自有的大宗材料和自己製造的工藝品來參與區域間貿易。這種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因為遠距離的南北交換將從喀爾巴阡盆地開始。

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喀爾巴阡金屬加工中心的興起及其廣泛聯係

在公元前三千紀初，圖木盧斯古墳文化的小規模幹草原侵入者，進入了喀爾巴阡盆地，主要定居在位於匈牙利東部廣闊衝積平原的開闊而日益鹽堿化的低階地帶，通過蒂薩河及其支流克勒什河排水（及季節性部分泛濫）。由於使用了輕型犁，開辟了周圍的梯田和山麓丘陵地帶，使得平原人口減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與當地農業人口的競爭。然而，到了公元前三千紀中期，這兩個群體已經在喀爾巴阡盆地東北部合並為一個文化人群，具有農業和畜牧業混合經濟。

向東的交流仍然很重要，這不僅是因為人們不斷從幹草原地區大批進口馬匹，而且還要與高加索地區金屬加工中心持續聯係。公元前2500年左右，大約鍾杯文化正出現在葡萄牙，或黎凡特的影響力開始在愛琴海起作用時，在歐洲中東部地區可以觀察到高加索冶金人群的衝擊力。最引人注目的新形式是金屬戰斧：它不是當地製銅傳統的淺而平的扁斧或斧錘，而是用單片模具鑄造，然後鍛造成形；它是一種更有效力的深刃型，末端有軸孔，用兩片鑄模鑄造而成。隨著這種用於金屬物體成形的改良技術的出現，砷作為添加劑被用來提高銅的鑄造性能，所產生的刃更為鋒利。正是這些創新，加上波希米亞的錫，才使得德國中部的金屬加工有了發展空間。但是，以特蘭西瓦尼亞為中心的新喀爾巴阡金屬文化，其發展速度較為緩慢（或許是因為在銅器時代，易於開采的礦石已經被開采殆盡），並且初期影響也較小。最初他們也缺乏創新，其主要產品是砷銅合金的軸孔戰斧。典型的類別具有一個突出的軸管，窖穴中偶爾會出現多達30個樣本，例如在特蘭西瓦尼亞的巴尼亞比奇（原巴尼亞布克）。與之類似的當地變種廣泛出現在羅馬尼亞東部和保加利亞，並且確實穿過幹草原地區，出現在圖木盧斯古墳下麵所謂的“洞室墓”（帶側室的坑道），這種地下墓穴繼承了這一地區早期的豎穴墓。其他器物包括柄式鑿，也發現於高加索。這些器物，以及作為主要金屬武器的斧頭的主導地位，顯示了這一傳統與高加索的緊密聯係，並將其與這一時期更西方化的匕首使用風格區分開來。

這些群體在蒂薩盆地及其邊緣的聚落，以群落格局或台形土墩的形式出現，但這些聚落不同於新石器時代的前身（雖然偶爾疊加其上，如赫帕爾），它們被壕溝和堤岸環繞，相比早期長期有人居住的群落，它們被創建的時間跨度較短。根據黏土模具的遺存判斷，其中一些遺址進行過金屬加工；某些河畔聚落，比如多瑙河岸（與德拉瓦河交匯處附近）的伍切多爾文明考古遺跡，更具有堡壘的特征。但在這一網狀分布的某些地區之外，譬如蒂薩河和毛羅什河（穆列什河）交界處，那裏出現的卻是大量平墳墓地，這種模式主導了喀爾巴阡盆地東部青銅時代的地理景觀。

在匈牙利西部地區，沿著多瑙河，平墳墓地更為典型，這種模式延伸到多瑙河上遊，直到奧地利和巴伐利亞。這些地區主要由生產環錠（烏森環）的銅資源提供物資，在生產飾品，比如飾針，尤其是適合作為頭飾或服裝緊固件和裝飾品展示的小型片狀飾物時，它們的金屬物質被仔細節省下來，往往用骨質物作為原型。項鏈是用貝殼（包括最近的和化石的）製作的。另一種用空心珠輔助金屬性的人造材料是玻璃粉（通常誤稱為彩瓷），用藍色碳酸銅著色，可能是由於熔煉當時用作銅資源的較複雜的礦石而發現的。盡管如此，在金屬供應較為充沛的地區，這些群體生產出自己的斧頭品種，或使用了德國中部類型的匕首。河流提供了這一網絡的主幹線：尤其是多瑙河，將其河岸和支流沿線的群落聯係在一起，在運輸係統的節點處有著特別集中的財富。雖然農業生產必定已經占據了這些群落的大部分日常生活，但進口物資的流動逐漸開拓著銷售網絡，特別是在沿河的獨木舟運輸過程中，具有獨特優勢的地區和地點。除畜牧業和初級生產外，這是第三條致富之路。通過金屬和其他商品的遠距離貿易的增長，少數地區的地方優勢將得到進一步增強，這三大優勢的結合將產生驚人的財富集聚。

喀爾巴阡山盆地——現在開始對豐富的特蘭西瓦尼亞礦體進行更大規模的開采——所形成的冶金群體已經發展到更加龐大的規模。在公元前三千紀後期，金屬的使用和初級金屬加工已經通過幹草原部落傳播到有著銅資源的烏拉爾南部。這些不僅滿足了當地的需求，森林群體開始越來越多地采用農業，並且開始生活在半地穴的矩形房屋中；而且在公元前2000年之後的幾個世紀裏，它們供應了更大麵積的草原區。除了北部的本廷大草原，它被號稱“多重浮雕帶”（多層）的陶器製造者居住，裏海北部地區還以新的、更大的墳墓為特點，其中包括一個用木材建造的地下洞室（木槨墓），可能複製了同時代的房屋。向東，一直到阿爾泰山脈，關係密切的安德羅諾沃人群將這種生活方式帶到了蒙古邊境，那裏有著更豐富的銅錫礦藏。這些新的冶金中心在整個草原上保持著聯係，它們的連接一直延伸到中國北部。這些群體的一個常見組件，是一種帶有空槽的物品，它通過帶有吊芯的兩片式模具鑄造成形。在整個草原地帶，這些關聯所隱含的流動性源自馬匹的使用，尤其是新發明的戰車：一種輕巧的曲木結構，可以很容易被當時的小馬拉動，而馬匹是通過連接馬籠頭和馬嚼子的尖狀鹿角馬勒帶來控製。在烏拉爾山脈南部辛塔什塔遺址的木槨墓地，已經複原了5座戰車墓穴（車輪陷入地上的槽中），馬匹被埋於圖木盧斯古墳裏，露出其頭部和（填充的？）毛皮。

在公元前二千紀的最初幾個世紀，喀爾巴阡盆地得益於這個廣闊腹地的存在，從而創造出當時最先進的“野蠻人”文化。特蘭西瓦尼亞的金屬工匠結合了德國中部開創的冶金技能（如鑄造刀柄）和本廷大草原周邊地區網的冶金技術，以及他們自身豐富的銅和金的資源，提升了自己的雕刻工藝和技巧。他們的主人（因為他們現在肯定雇用了專門的工匠）生活在大型的設防群落裏，使用像他們的草原鄰居一樣的戰車，與溫帶歐洲的周圍地區進行遠距離的貿易，很快其影響力就波及了歐洲大陸的所有地區：丹麥、意大利、希臘，並以不太直接的方式影響到遠至不列顛群島的武器設計。

匈牙利東北部沙地地區的豪伊杜-沙姆雄窖穴，是這些發展的縮影，人們將這一地區約公元前1800年的這段時期以其名字命名。它是1907年在排水工程中被發現的，含有一把實心柄的劍，劍尖指向正北方，與其交叉還橫放著12把具軸孔的戰斧，斧刃指向西方。顯然，這是一種奉獻的祭品，而不是偶然的損失或在危險時期隱藏的一係列財產，它代表了相當數量的財富。劍和其中三把戰斧上均雕刻著C形的渦卷紋和曲線紋，它們各自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不是大量生產的。在羅馬尼亞邊境的阿帕，也發現了一把類似的劍與三把戰斧。在一個主要揮舞斧頭的地區，劍是頗為特別的武器，是為了承襲匕首風格的輝煌開拓，因此增加了長度。鑄造劍柄是德國中部的一個特色，盡管長尖頭劍刃是一種複雜的本地設計；軸基本上屬於高加索的風格，但使用鑄造的圓形粗柄，具有獨特的旋渦狀裝飾，在這一點上采用了本地類型。這類裝飾風格的起源是什麽？

答案在於另一類物體，也與顯示威望的用途相關聯，並且具有草原背景。各種裝飾有鹿角和骨製品的物品，組成了一套馬具：馬勒帶、皮帶連接，可能還有成套的鞭子。它們用圓形細木來修飾，通常構成同心圓、連續的波形（波紋裝飾），或C形的渦卷紋。這種裝飾物的更簡單的形狀，是在草原的馬具上發現的，它們與戰車的使用有關。四輪輻車的黏土模型，表明了喀爾巴阡盆地中此類車輛的存在。喀爾巴阡山脈和烏拉爾山脈的馬具，在形狀上有一些差異：前者以棒狀的馬勒帶為主，而後者則是圓形尖狀的；但毫無疑問，它們是密切相關的，而且在這兩個地區確實存在混合形式。然而，喀爾巴阡馬具的裝飾更為豐富，這種圓形細木加工準則曾經發生在金屬製品甚至陶器的曲紋裝飾上。這種裝飾風格體現在實心的鑄造金器上，例如南斯拉夫北部比列的金臂環；以及在比哈爾郡（現分割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之間）發現的一組華麗的薄板金杯上。這些都不是用車床加工完成的規則形狀，比如公元前二千紀東地中海的樣本，那裏已經在使用輪製陶器，但這證明了喀爾巴阡金匠的本土技能。稀有的鐵製品，譬如斯洛伐克加諾維奇的一把匕首柄，它表明當時的冶金工匠已經熟悉多種材料。這個地區的陶器，也展現出有別於金屬製品的擺**曲線和雅致的設計，同時這些物質文化產品是史前歐洲最精致的遺物之一。

遠程貿易路線

如前所述，在鍾杯文化時期建立並在青銅時代早期發展起來的聯係模式，將大西洋地區與德國中部以一種大體東西向的格局連接起來，一般不包括丹麥；而新體係則強調了從波羅的海到多瑙河的南北連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也轉變了自身角色，從一個被動的進口商和模仿者，轉變為遠程貿易的一個積極參與者，並擁有自己獨特的青銅鑄造風格。在這些路程上流通的商品體積小，價值高：琥珀是影響考古記錄的商品，特別有助於重建聯係模式，但一定還有更多的易腐材料。考古學家重建了兩組可能的路線，一方麵是丹麥西部與萊茵河和多瑙河上遊之間；另一方麵是丹麥東部與奧得河和多瑙河中遊之間，它們通常並存，但有所競爭。

這條路徑是由北喀爾巴阡地區開創的，它於公元前1800年左右取代了衰落中的德國中部地區，其特征是這條路線上散布著一種獨特形狀的由曲線裝飾的斧頭。這條路線穿過前一個群體的領土，直到波羅的海西部，在那裏發現了十幾把阿帕類型的劍。如果我們沒有被不同的保存條件（比如當地常見的窖穴和儀式遺存）誤導，那麽似乎最好的物品好像經曆了最長的距離，以到達有權勢的地方酋長手中。這對社會重建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意味著一個橫跨北歐平原，並繞過早期權力中心的聯係網，以及更為明確的聯盟。除了以當地特色風格模仿的劍和戰斧，矛頭也首次出現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這些物品，仍然相對罕見，隻出現在窖藏中；但精英人士還是以葬於圓形墳墩或圖木盧斯古墳中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漸取代歐洲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的平墳墓。

從更廣義上來說，喀爾巴阡山脈的青銅鑄造文化的影響力，也擴展到了西部地區——多瑙河沿線、阿爾卑斯山前陸，北至萊茵河到大西洋，南至羅納河。這不僅體現在新式樣矛頭的傳播上，還反映在匕首刃更細微的尖頭輪廓上。不久，這些匕首也逐漸被加長成劍，采取的是狹長的刺擊形式，而不是持斧地區的寬大的砍擊形式。更精致的青銅吊墜、腳鏈，以及長長的螺旋形手鐲的傳播，也影響了女性的外表。而一種獨特的有車輪頭形狀的飾針可能表明，當地精英人士已經獲得了威望的終極象征——戰車。在萊茵河和多瑙河上遊相連的地區，人們開始實行圖木盧斯墓葬，而這個日益統一的地區通常被稱為圖木盧斯文化的領地（盡管在大西洋地區也曾出現過圖木盧斯文化，但這是對鍾杯文化時代一個完整傳統的延續）。在與北方的遠程貿易中，這一歐洲中西部的文化群體迅速成為與以前建立的喀爾巴阡群體的競爭者。圖木盧斯文化群體的一個活躍分支，也逐漸立足於德國西北部地區，它以呂訥堡草原為中心，憑借那裏的貿易路線，沿著幹旱的冰水沉積砂進入日德蘭半島的西部。從這裏，諸如琥珀之類的物品沿著新的聯盟軸線進入地區間的流通；德國南部的金屬和金屬製品到達並開始影響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這裏的本地青銅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一種獨特的、基於熟練鑄造的地方工藝，製作出了飾以螺旋形的武器和女性飾品（項環、固定腰帶的金屬板）。大西洋地區，如英國和布列塔尼，也受益於這種西移的活動；而波羅的海地區則越來越多地通過獨木舟交通與展現在同時代岩畫上的各種船隻聯係在一起，它們本身也成為精英權力的象征之一。

西地中海世界

盡管愛琴海和安納托利亞因其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問題，被東地中海青銅時代的國際社會所日益吸引，但西地中海仍然是史前歐洲的一部分。隨著愛琴海（尤其是邁錫尼）勢力的增長，西西裏島、意大利和撒丁島比內陸歐洲更深地受到海運貿易路線的影響，但法國南部、巴利阿裏群島和伊比利亞島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直到公元前二千紀末，當時在促使近東青銅時代社會走向尾聲的變化中，邁錫尼王室已經**然無存，新一代敢於冒險的商人比他們的以宮殿為基礎的前輩更為深入。

西地中海群島表現出與西班牙相同的變遷：在鍾杯文化期之後，從神廟和集體儀式的埋葬地轉向單人葬和防禦工事的證據。例如，在馬耳他，塔爾欣神廟上麵覆蓋著一座墓園，裏麵的單人火葬墓都隨葬有青銅扁斧和匕首。在科西嘉島和撒丁島，巨石紀念碑讓位於用於防禦目的的安全石頭建築：托裏古塔和努拉吉圓錐形石建築。在公元前13世紀及其之後，它們逐漸發展為相當複雜的建築，就像巴利阿裏群島的塔拉約茨巨石碑一樣。

在這些地區，公元前二千紀初期是一個相對孤立的時期。另一方麵，從鍾杯文化時代開始，法國南部不斷受到羅納河穀沿線的衝擊和影響，從青銅時代早期的實心柄三角形匕首，到當地的圖木盧斯建築群設施，表現出與中歐地區類似的轉變。它的曆史與歐洲內陸的曆史緊密相連。意大利北部也與更北端的發展密切相關，其湖畔聚落構成了阿爾卑斯山周邊地區的一部分。這種相似不僅僅是一種環境：阿爾卑斯山口使用率的不斷增加，以及作為遷移性放牧路線（通常以石雕的集中為標誌，譬如貝戈山和梵爾卡莫尼卡山穀）的上遊河穀的使用，導致了與斯洛文尼亞（和喀爾巴阡盆地）以及瑞士與羅納河穀之間更大程度的跨山脈文化交流。因此，意大利的青銅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與中歐相似，與之相關聯的有大量的進口商品，而且可以發現大量的進口產品，這些產品證明了人們希望獲得最新式的武器和裝飾品，甚至諸如帶木材的城牆等防禦設施。但是，意大利中部具有更多的自身特征：在沿海平原擁有大量的遺址，在亞平寧山脈有著廣闊的居住遺址，其物質文化並不太豐富，這可能代表著一種廣泛的畜牧業經濟。不過，眾所周知，低地遺址參與了與邁錫尼社會的貿易，因此不能認為該地區在經濟上是自治的。再往南，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與邁錫尼的聯係引發了實質性變化。

因此，沿地中海向西，複雜性不斷下降，從東地中海的國際大宗貿易，穿過意大利和中地中海島嶼的接觸區，到伊比利亞的相對隔絕狀態。這種迅速的下降幅度既反映了在公元前二千紀末改革之前青銅時代航運的局限性，也反映了東地中海青銅時代指令性經濟貿易的集中性。正是這一體係的革命，以及從大約公元前1300年開始的海上貿易的結構調整，才開啟了另一階段的活動，對後來青銅時代的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

結語：青銅世界的邊緣

發生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歐洲轉型，是文化和社會層麵的，而不是經濟和政治的。伴隨城市化而來的根本變化隻不過影響了歐洲大陸的邊緣，雖然青銅時代的近東出現了一係列規模不斷擴大的國家和帝國，但歐洲仍保持著它的自主性。所改變的是其社會組織的性質，以及是如何發現物質遺存的。相互競爭較小的地方，那裏的王朝領袖建立了複雜的同盟網絡，以確保成功的物質象征。沒有任何一個地區與其鄰國有大的差別，以至於重組其生產性質或從事不平等貿易。沒有任何要塞主宰著文化景觀、強製執行領土分界或宣稱擁有領土控製權。某些具有普遍價值的商品，給生產這些商品或在其分銷中居於中間商地位的地區帶來了農業財富以外的繁榮；但這並不是通過社會分層和對勞工的剝削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參與一場精心策劃的勝人一籌的遊戲來實現的，這取決於對成功的象征性標誌物的獲得。即使擁有像剃刀和鑷子這樣的簡單物品，也可能會改變身體的外觀，從而增強社交距離。城市文化的聚合性，確保了新形式的物質產品（及其生產方式）的獲得，以保持遊戲的進行：新穎的飲食習慣、服裝、家具、交通工具、威望裝飾品，以及武器。然而，歐洲社會並沒有像鐵器時代的“野蠻人”社會那樣，依賴於穩定流動的外來商品。他們存在於青銅時代社會體係的邊緣，由於該體係的存在而發生了改變，但尚未構成其活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