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蘇格蘭和廣闊世界
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
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之間的敵意是生活中的一個事實，但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正如第一章所說，黑暗時代的不列顛在政治和社會上都是流動的。王朝聯盟和“諾曼化”可能創造了中世紀更大的統一。實際上，英格蘭隻是在12世紀才開始將蘇格蘭人(還有愛爾蘭人和威爾士人)看作野蠻人和異族；從14世紀開始，低地人才察覺到高地人和他們不同(反過來，高地人也一樣)， 1400年，一種固定的反英情緒才在某些蘇格蘭人中間明確起來。因此，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的關係表層之下，衝突從未消失。
英格蘭的諾曼國王們可能有時待蘇格蘭人不夠公正，真正讓兩地關係惡化的恰恰是獨立戰爭。嚴格地說，戰爭隻持續到1328年，但間歇性的惡意衝突一直持續到1560年，這就帶來了不信任、兩麵派、背信棄義、背叛的遺產，這份遺產仍然存留在當今生氣蓬勃的蘇格蘭-英格蘭的關係中。愛德華一世將這個雪球越滾越大。蘇格蘭國王的就職儀式(從1329年開始有正式的加冕禮)都在斯康宮(珀斯郡)舉行。愛德華還有其他一些破壞活動，他將“加冕石”從斯康宮移走，希望盜用蘇格蘭國王祖先和譜係的象征。這些國王坐在“加冕石”而非站在上麵，這使得它的位置十分怪異，就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王座下的座椅式便桶。直到1996年，它才在保護托利黨的蘇格蘭席位這一可憐的努力下被送回來。
後來的英格蘭國王毫不費力地擴大了愛德華的遺產。早在1348年，一位編年史家就寫道，英格蘭人成群成群地死於瘟疫，蘇格蘭人是多麽興高采烈；而1435年一個遊客評論說，“最能讓蘇格蘭人高興的，莫過於虐待英格蘭人”。1400年，亨利四世率領軍隊前往愛丁堡，試圖宣揚他作為蘇格蘭霸主的主張，但最終，他被禮貌地遣送回國。愛德華四世(1461—1483年在位)和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更具外交策略：亨利在1502年議定“永久和平”，並娶了詹姆斯四世的女兒瑪格麗特，這也使得1603年兩地共戴一君變為可能。
隨著時間的推移，英格蘭國王逐漸認識到，蘇格蘭不可能被征服，英格蘭才是它唯一要關心的，盡管他們從未真正承認這一事實所暗含的獨立。就他們而言，中世紀蘇格蘭的曆史把蘇格蘭置於歐洲和中東曆史的語境中，有很長一段時間，蘇格蘭的政治國家似乎對他們的鄰居毫不關心。
亨利八世對蘇格蘭的王朝從屬地位有著浮誇的帝國野心和信念，相比他父親亨利七世，他對此的推動要努力得多。亨利八世計劃讓他的兒子愛德華迎娶詹姆斯五世尚是嬰兒的女兒——蘇格蘭人的女王瑪麗；1542年索爾韋-莫斯戰役後詹姆斯逝世，這一計劃被孩子的母親(吉斯的瑪麗)以狡猾的外交策略摧毀了。亨利隨後的動作毫無巧妙可言：他發起了一場“粗暴求婚之戰”[1]，包括對蘇格蘭南部毀滅性的攻擊。
那時候，人民之間的聯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上帝本人是英格蘭人”這一主張來自1559年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該文本警告英格蘭人“既不要怕法國人，也不要怕蘇格蘭人”。那時，英格蘭的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在《麥克白》(1605—1606)中把蘇格蘭人塑造得和英格蘭人一樣高貴文雅，即便有此相助，詹姆斯六世/一世還是希望蘇格蘭人將會忘記英格蘭人的傲慢無禮，創造一個“一致消除仇恨”、忽視幾個世紀曆史的聯盟。
製度化的歧視和偶然性的種族主義都會觸動身在英格蘭的蘇格蘭人。一些律師對於為蘇格蘭人要求英格蘭公民權感到十分樂觀，但1492年，亨利七世通過了一項法案，把沒有入籍的蘇格蘭人從英格蘭驅逐出境。邊區人因幾個世紀以來的侵襲對其鄰居懷有複雜的心情。15世紀，在英格蘭北部把某人錯誤地說成蘇格蘭人是可以對其進行控告的，而紐卡斯爾的行會則直接拒絕接受蘇格蘭學徒。
作為經濟移民，後來的蘇格蘭人在18世紀的流行藝術和流行文學中屈尊俯就或被誹謗中傷，漫畫惡搞蘇格蘭人小氣、狹隘的行為和誌向，這為19、20世紀媒體對蘇格蘭人的刻板形象奠定了基調。18世紀在倫敦找工作的蘇格蘭外科醫生，在心懷不滿的觀察者眼中就像“一群貪婪的禿鷲”，而哲學家大衛·休謨及其同時代人布特伯爵這位喬治三世以前的家庭教師、18世紀60年代的政治領袖，都親身感受到了那裏的反蘇格蘭情緒。蘇格蘭議員和同儕，或者用私下取悅現代同輩的話說，被描述成“非常適合經商的一類人，愛搞陰謀詭計、狡猾、欺詐他人”。即便蘇格蘭人有功於英格蘭社會，他們還是會有疏離感，他們仍然意識到文化模式、經濟機會和政治焦點都在英格蘭。
文化影響
曆史上的蘇格蘭人和他們的現代繼承人一樣，隻有當他們不得不思考英格蘭時才會去想一想。幾個世紀以來，歐洲都在做整體思考：從羅馬教皇到波羅的海和低地國家的貿易，再到法國的教育和外交政策。英格蘭的影響是有的，但直到18世紀，它隻是眾多影響之一，而在像教育、法律、宗教這樣的重要領域，英格蘭在其中是最無足輕重的。從那時起，一個世界帝國也出現了。
歐洲為蘇格蘭提供了戰爭、外交、商業和文化焦點，這些焦點經久不衰、不斷變化。和法國締結的“世交”提供了對抗英格蘭的軍事支持，盡管這一“世交”建立在古老得多的盎格魯-諾曼魂靈之上：1212年，蘇格蘭宮廷被形容為“種族和生活方式、語言和文化上都是法國的”——就像從布爾戈斯到耶路撒冷的眾多宮廷一樣。英格蘭國王想繼續索要法國領土(就像16世紀之前他們一直做的那樣)，他們不得不對蘇格蘭的侵襲多加思量。15世紀，蘇格蘭軍人和法國人一起對抗英格蘭人，並在1618—1648年**歐陸的那些戰爭中站在新教軍隊一邊。
中世紀的蘇格蘭羊毛流向布魯日(現代比利時)，然後到勃艮第的部分地區，換來的錢用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王後(海爾德的瑪麗)以及維護兩個大型的攻城武器，其中一個是位於現在愛丁堡城堡仍然指向城外的“蒙斯梅格”大炮。16、17世紀，蘇格蘭人跨越波羅的海和北海進行貿易，但與低地國家的費勒和鹿特丹的貿易最值得關注，在那裏，他們用原材料交換專業製成品，包括代夫特藍陶和荷蘭畫作。歐洲的大學為蘇格蘭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羅伯特·西博爾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創建的愛丁堡植物園就是以萊頓的“藥用花園”(1667)為模板的，荷蘭的訓練引導18世紀蘇格蘭的醫學學校走向興盛。
文藝複興時期，蘇格蘭幾乎不是主要角色，但蘇格蘭的國王們被認為是受過文化熏陶的。詹姆斯一世素有名聲，他是位技藝高超的弓箭手、音樂家和詩人，最著名的要數他寫的詩歌《國王書》(The Kingis Quair)。後來的君主因其自尊驕傲、謹慎外交、對文化和建築的良好風格感、恰當的時尚感而在歐洲舞台上嶄露頭角。文藝複興的文學很大程度上是進諫和政治文化，當詹姆斯三世創作詩歌，詹姆斯五世委托布坎南和大衛·林德賽爵士(Sir David Lindsay)創作，或詹姆斯六世撰寫政府文章時，每位君主都在被文化熏陶，但每位君主也在運用他的宮廷文化實踐其政治目的。出於相同的理由，斯圖亞特王朝的所有君主都讚助了意大利、法國和英格蘭的音樂家。
從中世紀起，歐陸建築風格的模板豐富了蘇格蘭的建築環境。英格蘭的垂直建築在中世紀晚期的蘇格蘭教堂中幾乎是鮮為人知的，他們最強烈模仿的是法國“浮誇的”建築風格。14至16世紀，羅馬風格的建築特征在四個重要的宗教中心都能找到。這四個中心分別是阿伯丁、鄧凱爾德、聖安德魯斯和鄧弗姆林。蘇格蘭羅馬風格的堅定複興預示著它接受了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建築圖案。林利斯戈宮，1425年始建於詹姆斯一世時期，在詹姆斯三世和詹姆斯四世時繼續擴大，其模板是意大利像威尼斯宮一樣的華麗宮殿，還有其他一些過於鋪張的項目，包括斯特靈的布洛克宮和福克蘭宮殿(兩座宮殿都建於16世紀初)。荷蘭影響下的鴉形山牆(vernacular architecture)成為15至17世紀蘇格蘭本土的建築風格，以庫羅斯到克雷爾一帶法夫郡的漁村最為有名。
圖10 蘇格蘭人向來是移民民族，這裏描述的是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1648)在德意誌北部為瑞典人打仗的士兵(但德國的說明文字錯誤地將其標成了愛爾蘭人)。這幅圖描述了“花格子”披肩即被綁住的那塊布的穿著方式
移民
“到處都是老鼠、虱子和蘇格蘭人。”大約從中世紀起，這句法國諺語就流行開來。在工業化和鐵路普及之前，人們在其教區教堂的見證下出生、生活、死亡(實際上法國人就是這樣的)，和這種通常的成見相反，蘇格蘭人從很早的時候移民程度就很高了。18世紀一個教區的一半人口，在一代人之內都會遷往他處，然後被新來者取代，這要多虧土地租約的不穩定性，因為它有時會限製經濟機會，而濟貧製度讓身體健全的失業者努力尋求幫助，遷徙的年輕人則成為家仆和農工(20世紀以前，大多數十幾歲年輕人的工作就是這些)。不斷搬家或變換工作十分常見，因此，頻繁的遷移也不是什麽痛苦之事。
正如以上諺語所說，從13世紀起，蘇格蘭移民就是一個確定的事實，到了17世紀，斯堪的納維亞、波羅的海(包括俄國)、低地國家、伊比利亞以及法國，都能看到蘇格蘭人的身影。其中，一些蘇格蘭人是商人，另一些人是軍人和水手，少量的是學生。很多臨時遷移和永久遷移都是個人行為。大多數移民都是年輕人，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何幾個世紀以來女人初婚的年齡很大。一些是全家移民，但有組織的移民在17世紀才開始出現。
第一個例子便是烏爾斯特種植園(1609—1641)，該種植園是英格蘭和蘇格蘭“承包商”實施的一項社會工程：獲得土地的所有者要向人們承諾他們所獲土地上的佃農應該忠於國王、信仰新教。17世紀末，蘇格蘭移民大多數都是勤勞的、一心想逃離迫害的長老派教徒，他們的信仰不僅使他們與愛爾蘭本土的天主教衝突，而且與愛爾蘭的聖公會衝突——這是杯永遠苦澀的雞尾酒。17世紀，更多的蘇格蘭人可能去了波羅的海，而他們在烏爾斯特所帶來的長期政治遺產遠遠超出單純數字的意義，因為新來者以獨特的方式感受到了他們的宗教使命和社會使命。另一些人開始移民到北美(新澤西和南卡羅來納)，尤其是17世紀末以來的蘇格蘭移民，盡管英格蘭遷移到美洲的人數遠遠大於蘇格蘭。
18世紀，蘇格蘭移民加快了步伐。1700至1780年間，有6萬自願的移民，但並非所有移民都有選擇。17世紀，白人奴隸貿易從阿伯丁小路上拐騙9～10歲的孩子，然後將他們賣到弗吉尼亞州；1870至1920年間，有10萬孩子——他們絕非都是孤兒，被船運到加拿大；遲至20世紀60年代，強製移民到澳大利亞仍是解決孤兒和赤貧孩子問題的一種方式。1776至1857年間，澳大利亞也是運輸罪犯的傾瀉地之一。
比兒童貿易更為人所知的不義移民是19世紀的人口清理運動，尤其是前文討論的高地悲劇故事。但高地的強製性清場隻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18世紀末19世紀初，高地移民往往是農民主導的，這是地主強烈阻止的一場運動——一場“人民的清場”。如果說有一類移民是來自被高地清場運動剝奪的一無所有的人，那麽，低地移民(與城市和工業極不相稱)的苦澀程度與高地(農村)一樣嚴重。這裏的人口外流不是來自像挪威或葡萄牙這樣落後的農業社會，而是來自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盡管如此，1800至1939年間，仍然流失了200萬人口。大多數人去了北美(28%去了加拿大，44%去了美國)，25%的人口去了地球的另一麵[2]。1781至1987年間，大約有50萬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移民人口僅次於歐洲的愛爾蘭，這些移民很可能是來自生機勃勃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自願流亡者，而這個社會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這也吸引了大量的愛爾蘭移民。移民有文化修養，有嫻熟技術，還很積極進取，蘇格蘭向外輸出的人口往往都是頂尖人才。蘇格蘭人在建設北美的過程中作用非常重要，其煙草商人和其他一些大商人活躍在東海岸的主要城市。1850年之前，北美(以及其他地方)幾乎所有的英國醫生和眾多牧師要麽是蘇格蘭人，要麽在蘇格蘭受過訓練；蘇格蘭的教育家在普林斯頓和費城也相當活躍。移民工業家發展經濟，有助於外國經濟的現代化，尤其是日本的托馬斯·格洛弗(1838—1911)和美國的安德魯·卡內基(1835—1919)。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60年代，移民潮再次高漲。舉國恐慌的年代，詩人埃德溫·繆爾(1887—1959)把20世紀30年代視為“沉默的清場”。蘇格蘭的移民率目前仍然是聯合王國裏最高的，這源於一個明顯成功的現代經濟。
雖然烏爾斯特的蘇格蘭人為聯合和擁有一個新教祖國而努力奮鬥，但其他地方的蘇格蘭移民卻沒有那樣做，他們寧願通過“適應”來實現他們的目標。舉個例子，蘇格蘭人和蘇格蘭裔愛爾蘭人(甚或蘇格蘭-不列顛人)都變成了美國人，天主教愛爾蘭人變成了愛爾蘭美國人，他們保留了一種身份，並為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貢獻一份力量。海外的蘇格蘭人構成了一個族群範疇，他們因為曆史感和與外人比較的差異感鬆散地結合在一起。他們也構成了一個族群，以社會組織和偶爾的政治組織的形式表達共同的目標，然而，盡管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蘇格蘭人後裔仍心係他們祖先的家鄉(這種感覺在以前的“白人”殖民地最為強烈)，但他們並非一個有著明確的國家和疆域的指涉(就像愛爾蘭一樣)的種族共同體。蘇格蘭人適應外界，或許由於這個原因，這個世界也喜歡他們。
好吧，或許並不是全世界都喜歡他們。現在英格蘭有近120萬出生在蘇格蘭的居民，這些人和蘇格蘭遊客有時會被隨心所欲的種族主義者冠以“Jock”這樣的“寵物”名，而且他們習慣性地提及哈吉斯、威士忌、蘇格蘭裙這些會挑起爭端的話題——如果不是對抗其他少數族裔所謂的文化象征的話。通過他們身上可能存在的凱爾特祖先的特征——諸如好酒、好鬥——來確認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的身份，僅僅是19世紀種族主義陳規舊習的延伸而已。
這種顯然不足掛齒的傲慢突顯了某些英格蘭人對待蘇格蘭人的兩種心態：一方麵把他們當作布立吞同胞接受，另一方麵仍然把他們看作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一種惱人的東西。蘇格蘭人對英格蘭人的心態可能也一樣(可見下文)。英格蘭人的矛盾心態解釋了托尼·布萊爾這位在愛丁堡出生並在那裏受教育的前首相(1997—2007年在任)為何拒絕直接回答自己是不是蘇格蘭人的問題，因為如果說自己是蘇格蘭人，在政治上可能會受損。現在的首相戈登·布朗[3]，明顯更是位蘇格蘭人(在法夫的柯卡爾迪長大)，可能有時也喜歡做同樣的事。
帝國
18、19世紀的英帝國有很多蘇格蘭人，其中一些還幫助管理這個帝國。不過，蘇格蘭的首次帝國經曆的結局尚可接受。有著聰明才智的羅馬人把文明帶到了北歐：城市、公路、文化、藝術以及公共澡堂。有一句嘲諷1066年以及全部英格蘭史的口頭禪(1930)便是：“羅馬征服是……好事情，因為布立吞那時候隻是土人。”然而，羅馬不列顛和斯圖亞特不列顛一樣人口密集，在羅馬人出於自己的目的把不列顛居民打上野蠻人標簽的很久之前，不列顛就有了成熟的農業、工業、政府和交通措施。強勁的本土社會、經濟和政治體係，解釋了為什麽羅馬統治時期的眾多文化措施——比如宗教——從未起到作用。拉丁語隻在有學問的人中間經久不衰，盡管它豐富了所有的詞匯。真切可感的遺產也有，比如建築、公路、景觀邊界，以及非常模糊但仍很重要的整合到歐洲廣泛的政治和經濟網絡中的經驗。
殖民地人民經曆了羅馬人對他們(而不是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忍受了長達350年的征用、剝削和軍事占領。羅馬人撕裂了之前已有的政治製度，創造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帝國機器，為了羅馬需要而犧牲當地人的發展。公元2世紀，阿多克堡(珀斯)容納了2萬名士兵；3世紀初，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對抗美阿泰王國和東部低地的加利多尼亞人的戰役，可能涉及5萬人之多的軍隊交戰——這個數字在此前或此後的不列顛土地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第二段帝國經曆是在挪威人手中，接著是雄心壯誌的諾森布裏亞人，然後是英格蘭的君主。早在10世紀，英格蘭的國王就喜歡聲稱統治“居住在不列顛島範圍內的所有其他民族”。諾曼人也有這樣的願望，其更好的實現方式是間接影響，而非愛德華一世及其繼任者們強行施加的那些強硬措施。直到16世紀，“帝國”對英格蘭人而言意味著統治不列顛(以及最好還有法蘭西)，盡管在獨立戰爭後，英格蘭的攻擊更多是懲罰或先發製人地威脅蘇格蘭，而不是嚐試真正地征服這個國家。
從詹姆斯三世開始，蘇格蘭君主也明確主張擴大和鞏固帝國。其中一個含義便是要麵對他們的殖民問題，他們運用策略、宣傳、武力來同化、平息以及“開化”講蓋爾語的氏族社會；1609年頒布的《愛奧納法令》把這個社會汙名化為“野蠻和不文明”。隻有在18世紀，“不列顛帝國”在意識形態上被重新定義，它強調這不是一個地區對另一個地區的統治，而是有共享計劃或共享的公共財富，然而，這種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堅持不懈的高地“文明化”計劃實現的。
蘇格蘭人自己在巴拿馬建造海外帝國的計劃崩潰之後，急切地參與到不列顛的世界帝國中，並陶醉於它獲得的利益。18世紀中期，他們獲得了格林納達和牙買加的大片土地。18世紀末印度九分之一的公務員和三分之一的軍官是蘇格蘭人。鼓舞人心的讚歌《統治吧，不列顛尼亞》由盎格魯-蘇格蘭人詹姆斯·湯姆遜創作於1740年。1914年，不列顛帝國囊括了四分之一的人類，那一年，年輕的蘇格蘭人集結在一起反抗德國，捍衛帝國(27%的成年男人參加了戰鬥，10萬人再也沒有回來)；如果沒有帝國，蘇格蘭19世紀工商業上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和不列顛的羅馬人一樣，帝國帶給國外土著居民的影響有好有壞。積極的一麵包括交流、行政和政府結構、正式的法典、教育以及(可以說)英語語言本身。更多消極的方麵，包括饑荒、苛稅、謊言、掠奪、土地劫掠、鴉片貿易，這些都不可能被忘記，尤其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所有類型的殖民主義為了適應殖民者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需求，改變了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這些扭曲的結構今天仍然能感受得到。種族屠殺、酷刑、性羞辱都是英帝國統治的工具。對牙買加奴隸起義的懲罰是“用彎曲的棍子把他們的四肢釘在地上，然後用火慢慢從腳燒到手，漸漸燒到腦袋，用這樣的方式，奴隸是最痛苦的”。蘇格蘭人不受現代政治正確概念的束縛，他們機智多變，運用各種手段獲得商業利益，包括與奧克尼的男人和加拿大哈得孫灣的土著女人“聯姻”。蘇格蘭特有的宗教和政治觀念在緩和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最終鼓勵退出帝國所發揮的部分作用，並不能掩蓋殖民主義更黑暗的一麵。
現代的評論者可能對帝國時代感到局促不安，即便那時不列顛仍然與美國致力於後帝國計劃。現在幾乎沒人會稱讚20世紀初約翰·布坎誇張的崇武精神、帝國主義的奇聞漫談，現代讀者會認為那些特征在政治上錯得離譜。然而，即便深受後殖民罪惡的困擾，也很難不尊重離開蘇格蘭海岸線的那些人樂觀、進取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很多人可能盼望回家，19世紀末三分之一的移民的確回家了，但超過一半的帝國移民死於暴力衝突或死於疾病——18世紀的加勒比和印度在任何時候都特別不健康。
我們也不能忽視蘇格蘭人對自己在國內外的作用所產生的那份緊張的自豪感：帝國的學校教育表明蘇格蘭是聯合王國的一部分，維多利亞時代的格拉斯哥鼓吹自己是“帝國的第二大城市”。像1883年創建於格拉斯哥的基督少年軍這樣的誌願團體，推動了基督教的價值觀並歌頌帝國的成就。蘇格蘭海外軍團的自豪感既擴大了君主和崇武精神的聯係，也是身份認同的重要內容。
移民與文化多元性
幾個世紀以來，蘇格蘭一直都是人口的淨輸出國，移民隻能通過有限的內向移動來平衡，包括斯堪的納維亞、東歐、荷蘭、英格蘭和法國的大量移民。19世紀以前，所有的移民都是小規模的，愛爾蘭人是第一批重要的移民：1871年，蘇格蘭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是愛爾蘭裔；1901年則有十分之一，他們主要出現在大格拉斯哥、愛丁堡和鄧迪。一些移民是烏爾斯特的新教徒，但大多數人是愛爾蘭天主教徒，他們沒有融入當地，而是生活在某些特定(貧窮)的城市區域，幾乎很少和當地蘇格蘭人通婚，他們的種族、宗教和對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擁護都令當地人反感。
自宗教改革以來，教派主義此起彼伏，其巔峰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現在正在消退，表麵上似乎局限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樂部(自1899年這支球隊遷到艾布洛克斯起，其成員都是新教徒)和凱爾特足球俱樂部(曆史上其成員都是天主教徒)的派係之爭。在那個時代，基於恐懼和厭惡，雙方都是強大凶險的勢力。新教奧蘭治兄弟會認為天主教是反新教、反英國的第五縱隊，他們致力於歧視、消除天主教，將宗教的對抗情緒和種族主義混同起來，既反高地人，也反愛爾蘭人。
17世紀以來，生活在蘇格蘭的英格蘭裔很少為人所知，但到1921年，他們取代愛爾蘭人成為最大的移民群體，目前是整個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有整整五分之一住在蘇格蘭南部)。英格蘭人在蘇格蘭的現代形象是反城市的“白人定居者”，他們聲稱拋棄了倫敦的六位數薪資、七位數房產，為的是在蘇格蘭高地的房子裏過著寧靜的生活。而現實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大多數人是來工作的，主要從事體力勞動，最近才是管理工作。
英格蘭新來者的出身有時仍然會被拿來開玩笑，他們的待遇不像其他外國人，而像英格蘭人。然而，他們通常會被接納，並逐漸理解了成為蘇格蘭人所蘊含的意義：曆史感(包括英格蘭投射過來的政治和文化陰影)、社會平等感、公民信任感和公民同情感，獨立而有思想的、開放的、熱誠的人民。生活在蘇格蘭的英格蘭僑胞可能比蘇格蘭人還蘇格蘭化，他們在國際體育賽事中聲嘶力竭地為這個接納他們的國家振臂高呼。當英格蘭人沒有參賽時，即便是他們也會在體育賽事中認可蘇格蘭(或愛爾蘭)，這與其說是共鳴，不如說更像家長式作風。大多數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寧死也不願雙方互惠。而英格蘭人無論在哪裏，如果有合適的玩法的話，他們往往樂意打蘇格蘭牌，無論他們對蘇格蘭人的情感有多矛盾。
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移民群體豐富了蘇格蘭社會，這其中包括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頭十年內，為躲避貧窮和迫害而移居蘇格蘭的意大利人和猶太人。從中世紀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麽長的時間形成了一個傳統，即現在大多數優秀的移民都是東歐或“新”歐洲人，他們通常填補了蘇格蘭本地人生育率下降、變換工作選擇所導致的各種體力勞動的空白。來自歐洲各地以及遠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年輕人，也熱衷於在蘇格蘭生活、工作。
通過外表而非口音來辨別少數群體在蘇格蘭是不常見的，而且過去也一直如此。黑人除了當仆人之外，還在英國艦船和軍隊中工作，直到19世紀中期，新的種族主義將他們排除在外。到20世紀，生活在蘇格蘭的非白人有數百人，即便新的英聯邦移民人數也是很少的：1950年，蘇格蘭有600名亞洲人，1960年則有4000人。目前，蘇格蘭人口中非白人的比例不到2%，“文化多元主義”的問題比英格蘭少得多，因為英格蘭的非白人占人口總數的10%。
不寬容仍然存在，可能是因為少數群體人數太少，而且相對沉默。毫無理由的反猶主義、輕率的種族主義——比如把中餐說成“Chinky”[4]，這些都消失了，盡管有些人認為這些被恐伊斯蘭情緒取代了。另一些少數群體，諸如遊客之類，正在被接受。但在多樣性中追求平等還有很多障礙需要克服。2000年時，和其妹安·格洛一起創建現在繁榮的Stagecoach這個交通公司的布蘭恩·蘇特，引領了一場充滿活力也很受歡迎的(某種程度上也是成功的)反對廢除禁止促進同性戀立法的運動(蘇格蘭在1980年才取消對同性戀的刑事定罪)。蘇格蘭人逐漸接受了少數群體可以追求另類的私人生活方式，但他們也保留了把某些選擇視為於公眾而言是道德錯誤的權利。
[1] 蘇格蘭和法國的同盟曆史悠久。亨利八世打算摧毀這一同盟，故發動戰爭，強迫蘇格蘭王位繼承人瑪麗嫁給其子愛德華，從而削弱蘇格蘭人，阻攔法國人。
[2] the Antipodes，指地球的對蹠麵，即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3] 2008年本書出版時，英國首相是戈登·布朗。
[4] Chinky，英語俚語，指中國食物，帶有民族侮辱性。——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