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

語言

羅馬征服時期，不列顛說著一門叫作“英語”(British)的凱爾特語。從這裏開始，衍生出現代威爾士語、康沃爾語和布列塔尼語。羅馬時期，英語深受拉丁語的影響，但基本上保留為一門單獨的語言，至少到公元9世紀，不同的子係語言可能很大程度上明白易懂，至少在12世紀之前是如此。講這些語言的人，通常被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鄰居稱為布立吞人。“英語”就是這樣被理解的，直到1707年聯合，該詞被挪用來指代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導致其使用率的下降。“布列塔尼”隻是19世紀發明的一個英語詞語，用來取代那時令人混淆的“英語”。

皮克特語開始可能是英語的一種方言，但避開了拉丁語的影響，保留了凱爾特語的重要影響。地名和人名說明整個蘇格蘭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之前都講英語，除了琴泰岬以北的西海岸一帶，那裏講蓋爾語。單詞“aber”(比如“Aberdeen”一詞中的“aber”)在英語中的意思指河口，對應凱爾特語中的“inver”(比如“Inverness”中的“inver”)。西部講蓋爾語的蘇格蘭人可能比東部講英語的皮克特人更容易聽懂，早期蘇格蘭可能在語言、政治和種族上都是一個大熔爐。更與眾不同的是，公元9至14世紀，北部和西部群島主要講挪威語，而且地名有著深厚的淵源，但“北歐語”(Norn)幾乎從17世紀的奧克尼群島消失了，到19世紀時，設得蘭島也不講了。

盎格魯-諾曼人的貴族身份在國內和法語一樣尊貴，但普通的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一樣不講法語，即便蘇格蘭語和英語的詞匯都因此而變得豐富。從公元7世紀起，英語的普遍化開始通過盎格魯人(英格蘭的新來者)滲透到蘇格蘭南部，但更重要的影響來自大衛一世統治以來定居在各個市鎮的講英語的人。

這樣，蓋爾語從來就不是唯一的蘇格蘭語，盡管在12世紀時它是蘇格蘭的主要語言。自此以後蓋爾語便一直衰落：15世紀時，這門第一重要的語言可能隻有一半蘇格蘭人講，到1689年，隻剩下三分之一，1806年隻有五分之一，到20世紀隻剩下十二分之一。1961年，蘇格蘭人有81 000個講蓋爾語的人，到2001年時還剩59 000人。**裸的敵意解釋了為何有些人會退縮，尤其在17、18世紀時，蓋爾語和尚武的氏族社會結合在一起成為英國政治體製的一大威脅。在19世紀，當各種形式的禁令都已廢止，這時還出現了第一部完整的蓋爾語《聖經》(1801)和公開出版的蓋爾語詩歌集，然而此時的蓋爾語卻經曆了最急劇的衰落。

問題是，講蓋爾語可以獲得豐富的文化遺產，而不講英語則是一種經濟負擔。1872年的教育法禁止學校用蓋爾語上課，不過高地人已經嚐到了英語的甜頭，他們季節性地流動到低地從事收割工作，在英國軍隊中為帝國服務。1904年，在學校裏把蓋爾語當作一種獨立學科來學習，而不是像把英語當作一種手段來學習，這一點已經成為一種可能，但這對於逆轉幾個世紀的禁令造成的後果幾乎收效甚微。

在現代蘇格蘭，1%的人口講蓋爾語，其中大多數不是生活在高地和群島，而是生活在格拉斯哥，因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格拉斯哥就成了真正的蓋爾區。縱觀整個歐洲，由於對文化多樣性的新偏好，“越來越少被運用的”語言已停止其衰落。人們常常指責倫敦總部的BBC(英國廣播公司)擺出一副比蘇格蘭人高一等的傲慢派頭。這一點是事實，但同時也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格蘭人士約翰·瑞斯(John Reith， 1889—1971)，這位BBC第一任總幹事(1927)把教育和啟迪大眾創造一個道德上具有凝聚力的英國社會當作BBC的願景，這一願景現在仍然主導“社會服務廣播”。然而，相比過去，現在的BBC對地區多樣性的包容性更大。通過像洛恩·麥金太爾(Lorn MacIntyre)這樣的記者和播音員的**四射的鼓吹，蘇格蘭BBC幫助蓋爾語重獲新生。倫裏格(Runrig)、卡百利(Capercaillie)這些蓋爾語搖滾樂隊的成功對誰都沒壞處。2005年，《蓋爾語法案》給予蓋爾語“平等的尊重”。

作為一門英語方言(像挪威語一樣的一門日耳曼語)和一門一直被盎格魯化的語言，蘇格蘭語(有時被當成蘇格蘭東北話或“大蘇格蘭區的語言”[1])從來不是曆史認同的重要部分，盡管16世紀時它就是政府和法律的語言。宗教改革時期，新教領袖們把英語版本的《日內瓦聖經》《聖詠經》《禱告書》當作“公共秩序書”。第一部權威的蘇格蘭口語化的《新約》一直到兩個世紀之後，在蓋爾語《新約》(宗教改革之後四個世紀)形成後才完成，而其出版則要到1983年。

在“啟蒙人士”吸取教訓消滅蘇格蘭語的特性之際，蘇格蘭最偉大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彭斯，盡管他也用英語寫作。長期以來，蘇格蘭語被當作古老過時甚至令人尷尬的語言而不被予以考慮，並被後維多利亞時代的普及教育逐漸侵蝕，到了20世紀末才複興起來，現在還形成了一個充滿生機的印刷文化。但是，蘇格蘭口語最繁榮的地區是現代的北愛爾蘭，在那裏，這門語言被當作對抗聯合主義的文化力量被大力推銷，成為熟練遊說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中的蓋爾語。

更明顯的現代語言特征是蘇格蘭部分地區英語的發音方式。法夫的東北或東部漁業區的口音能把遊客繞暈，在愛丁堡新城刮風的峽穀地區上學的一些人，口音同樣難懂。BBC電視台的《拉布·C.尼斯比特》[2](Rab C. Nesbitt，格雷戈·費什爾出演)呈現了一種弱化的大格拉斯哥口音味道(這裏的口音是工人階級的，或者可以說是失業者的，該片以加文為例)，比起很多繃著一本正經麵孔的紀錄片，該節目對現代蘇格蘭社會各個階層多重剝削的洞察更深刻，也更令人痛苦。

節日

蘇格蘭全國性的節日很少，很多公眾節日直到最近才本土化。蘇格蘭教會一直不慶祝聖誕節和複活節。1958年，聖誕節成為公共節日，節禮日到1974年才成為公共節日，複活節在蘇格蘭仍然不如在英格蘭重要。然而，被禁止的耶魯慶典[3]在民間特別流行，並逐漸轉化為霍格莫內節(12月31日)。在英格蘭，現代的聖誕節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重新發明，以聖誕樹、聖誕卡片和聖誕餅幹為新標誌。對呼籲燒死教皇的蘇格蘭人來說(盡管詹姆斯六世/一世警告人們應該抨擊不忠誠，而不是天主教)，對蓋伊·福克斯試圖炸毀倫敦議會嚐試的慶典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在蘇格蘭普及開來，那時，失業和對愛爾蘭移民莫須有的驚恐，促使格拉斯哥和愛丁堡重新燃起了教派之間的衝突和騷亂。更敏銳的觀察者可能還會注意到，火藥桶陰謀的一個目標是除掉詹姆斯六世/一世的新倫敦法院中的蘇格蘭奉迎者。

聖安德魯節(11月30日)得到官方的認可，但更有名的慶典是非官方的彭斯節(1月25日)。這兩個節日都不是公共節日。彭斯晚宴是少數幾個被發明的傳統，其根源是彭斯的同時代人慶祝其生日的活動。但彭斯晚宴最初的表現形式已商業化，很多類似的傳統都和商業化有關。即使在彭斯去世之前，他在艾爾郡的阿洛韋小屋就已經賣給了艾爾郡的一個鞋匠合夥公司，其中一人把它改成了一個酒館。正是在這裏，1801年1月29日(這些人搞錯了彭斯的生日)，阿蓋爾的衛兵(民兵)聚在一起聆聽他們的風笛演奏，彭斯小屋有了新的作用。第一次有據可查的彭斯晚宴發生在同年的阿洛韋，時間是他逝世的周年紀念日(7月21日)。這場宴會包括一場演講和各種祝酒詞，吃的食物有哈吉斯(是被呈上的)和羊頭；考慮到那些參與者的社會地位，飲料可能是紅酒和麥芽酒，而非威士忌。慶祝者中間有一位女士，此後直到20世紀的彭斯晚宴，絕大多數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活動(有時還會激進好鬥)。傳統上，“為女士幹杯”的祝詞是感謝烹飪的女士、讚美彭斯生命中的女性，隻是到了後來才退化為一種性別歧視(往往是厭惡女性)的粗話。1809年之前，每年有兩次慶典，此後參與者固定在1月25日，因為這個時候是一年中農業的淡季。

很多其他重要的節日是地方的或地區性的，這反映出蘇格蘭過去很多地方的生活以小規模的、分權的社區為基礎。主要城市仍然有它們自己的節日，著名的“貿易節”，是在手工業和貿易繁榮的基礎上建立的各種組織的節日。其他的比如像拉馬集市，是8月1日慶祝凱爾特秋收的節日。這個節日在法夫的城鎮中被保留下來，但因為商業化的遊樂場和市場剪除了雇傭(11月11日的馬爾丁節也是重要的雇傭日)、締結婚約(訂婚)和社會交往的傳統意義。邊境地區的城市在6月有“馬賽”(巡遊)，就像曆史上的邊區巡行一樣，但實際上是生動複雜的露天表演，是對現代公民價值強有力的儀式性表達。社會學家詹姆斯·利特洛恩的經典學術研究——《西利格》(Westrigg， 1963)是關於20世紀50年代邊區農業社區生活的考察，該書跟蹤報道了現代化壓力之下鄉村世界的社區關係和人際關係不斷變化的結構。

大多數大型的曆史儀式都有某種政治目的，比如1707年前的“騎行”(揭開議會的序幕)，路線從荷裏路德宮到聖基爾斯西邊的議會大廈(1999年重新修建)。19世紀，很多城市的儀式和慶典都成了精心設計公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身份認同是公民社會的本質。

在設得蘭島的聖火節那天(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二)，人們穿上維京人的服裝，還有一條燃燒著的長船，這個節日看起來像是挪威異教徒在黑暗時代的遺跡，但實際上17世紀才開始，到19世紀末才被承認。此後，為了應對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共同壓力，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勘探和開采成為主要企業雇主以來，這一節日一直在被重新塑造、重新發明。包括音樂、舞蹈和力量角鬥的高地遊戲或集會也是19世紀重新創造的產物。最著名的是現在布雷馬(阿伯丁郡)舉行的集會，這一集會始於1815年，被當作一個互助協會，1866年時得到了皇家認可。然而，這些遊戲隻是對前現代高地人真正舉辦的盛宴和角鬥運動的蒼白模仿；在前現代，勇武之氣和誇耀性消費是權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

1947年8月，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首次舉辦，該節日的目的是重振蘇格蘭，使其重新融入歐洲。幾十年來，這一節日隻是小型的活動，推動以精英的古典音樂為中心的旅遊，並深受文化“貴族”的喜愛，但從未被保守的市民大眾真正接受。自從20世紀80年代愛丁堡擺脫其單調落伍的地方形象後，它才被人們接受並繁榮起來。目前的核心活動由露天軍事表演或夜間野外軍事演習構成，其受歡迎程度似乎不受政治正確性的影響，這是一場官方的節日，由戲劇、音樂、舞蹈以及電影和圖書構成。藝術家或藝術團體不得不申請資格認證，而那些花樣百出的表演者(尤其是近年來的喜劇演員)，他們不想嚐試或錯過了申請，可以在“邊緣角落”表演。這座城市“吞吐”著無數遊客，空氣中充斥著嗡嗡的表演聲。

這個節日，與愛丁堡的各大博物館和藝術畫廊一起，讓愛丁堡獲得了一個(高水平)文化的美稱，但格拉斯哥(從18世紀起就有一個藝術學院)是一個更有活力的設計中心，尤其是其建築、家具和紡織品設計。它也有一個更好的現代音樂氣象，至少可以說是“有文化”的。

藝術與建築

中世紀的僧侶製作了一些有精美裝飾圖案的手稿，但其中大多數被描述為18世紀前“畫家”的畫作，這些畫家的工作是雕刻紋章或裝飾高貴的天花板、教堂或一些棺槨。那些買得起掛畫的人大多是從尼德蘭購買，而當查理二世於17世紀60年代希望在荷裏路德宮掛上一排蘇格蘭國王的畫像時，他找的是雅各布·德·威特(Jacob de Witt)。此後，優秀的本土畫家成長起來，其中，艾倫·拉姆齊(Allan Ramsay， 1713—1784)和亨利·雷布恩爵士(Sir Henry Raeburn， 1756—1823)最為著名。大衛·艾倫(David Allan， 1744—1796)和大衛·威爾基爵士(Sir David Wilkie， 1785—1841)之後的蘇格蘭畫家集中描述的曆史、景觀、動物和高地情感，絕大部分都很有價值，但它們被浪漫化了，有些沉悶，缺乏創新。

隻有到了19世紀末，“格拉斯哥男孩”這些畫家才重新讓蘇格蘭繪畫恢複了活力。“格拉斯哥男孩”這個術語被藝術權威用來貶低詹姆斯·格思裏爵士(Sir James Guthrie， 1859—1930)和E. A. 霍內爾(E. A. Hornel， 1864—1933)等人。“格拉斯哥男孩”啟發了弗朗西斯·卡德爾(Francis Cadell，1883—1937)和薩繆爾·佩普盧(Samuel Peploe，1871—1935)這樣的色彩主義者，繼而將繪畫藝術帶入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印象主義。這一時期，蘇格蘭發生了一次文藝複興，最著名的要數尼爾·古恩(Neil Gunn)和劉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創作的關於曆史社區衰敗的詩歌和小說；蘇格蘭國民信托創建於1931年。然而，過去創造的作品現在更受歡迎。愛德華多·包洛奇爵士(Sir Eduardo Paolozzi， 1924—2005)，一位更現代的藝術家，其在生前便享有盛譽，後來這位出生在利斯的超現實主義者成為波普藝術家，其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那些肌肉發達、充滿力量的雕塑。

圖11　《國富論》，作者愛德華多·包洛奇爵士[4]。位於愛丁堡的南蓋爾商業園。這尊雕塑借用了亞當·斯密1776年著名經濟學著作的標題，但歌頌的是人民及其想象力

過去1000年，蘇格蘭的土地上矗立著歐洲所有主要風格的建築。很多風格被創造性地采納，其他一些風格則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因為財富集中在城市和鄉村地主的手中，所以城市建築、城堡以及鄉村豪宅能夠體現最悠久的曆史特征。除了極為稀少的特例，比如奧克尼島上新石器時代的村落斯卡拉布雷這種保存完好的奇跡，中世紀之前的建築除了防禦性結構，幾乎很少留存下來，盡管考古學家正開始填補這些空白。

斯卡拉布雷和數以百計的小棚屋曾聚集在特拉普萊因·勞(Traprain Law，東洛錫安)[5]的英國要塞周圍，這表明在現代之前群居生活並不普遍。但私密性既不能期待，也不能輕易實現。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700年，人們出於防禦目的而在湖中建造“湖心島”或人工島，一些住所建造在柱子之上。特征鮮明的蘇格蘭防禦性圓形石塔，即所謂的“布洛核”(Brochs)[6]不計其數，它們絕大多數建造於鐵器時代，沿著北部和西部海岸線散開，這一點證實了海洋的重要性，財富集中、誇耀、保護的程度，以及掠奪者持久的威脅。

從公元6世紀(可能還要早)起，很多視覺藝術都是宗教性質的，教會是其中最古老的建築，盡管早期教會和高貴的座椅往往都是木製的，近代回歸磚石建築則遲至1100年。建築材料一般是可重複利用的，除了一些偏遠的遺跡，15世紀之前的建築幾乎沒有留下來。從15世紀開始，教會既榮耀城市，也榮耀鄉村。像文藝複興時期羅斯林小禮堂(1450)那樣裝飾寶石的建築，在宗教改革之後讓位於樸素的廂房，比如愛丁堡的特隆教堂(1647)以及坎農門教堂(1691)，後者由詹姆斯·史密斯建造，他還修建了該城附近的“紐黑爾斯”鄉村宅邸(1686)。第三種主要的宗教風格體現在19世紀壯觀宏偉的哥特式複興大廈，比如巴克萊教堂(愛丁堡，1864)(但這種風格中最著名的建築是愛丁堡的司各特紀念碑)以及亞曆山大·湯姆遜(Alexander “Greek” Thomson， 1817—1875)令人驚歎的“希臘風”設計，尤其是格拉斯哥加利多尼亞路、聖文森特街上的那座教堂。

最後一座重新建造的真正的私人城堡是16世紀30年代的克雷格尼西安(拉納克郡)，但大口徑火炮武器的出現導致這些防禦工事成為過時之物。無論如何，社會慢慢變得更和平了，地主們更偏愛塔樓，一些塔樓的窗戶朝向地麵(埃爾喬城堡，珀斯郡)，後來他們更偏愛各種宏偉壯麗的帕拉第奧式豪宅。時尚輪流轉，維多利亞時代“複興了男爵和哥特式建築”，巴爾莫勒爾宮之類的建築和家庭住宅蜂擁而起：雜亂無章、奇形怪狀的假城堡建了一堆，比如，在斯考爾路上目前聖安德魯斯大學很多院係的建築；這些房子最開始是為黃麻廠的富豪們修建的，他們的工廠在遠處的鄧迪，那裏的環境不太好。

帕拉第奧式建築風格(Palladianism)是16世紀意大利的古典複興風格，在17世紀80年代影響蘇格蘭之前已在17世紀的英格蘭遍地開花了。這種風格通常被稱為“喬治風格”，因為它興盛之際正是四位以喬治為名的英國國王統治時期(1714—1830)。這種風格以威廉·布魯斯爵士(Sir William Bruce， 1630—1710)等人的成就為基礎，其最優秀的代表作是威廉·亞當(William Adam， 1689—1748)的建築，他設計的佳作包括達夫府邸(班夫郡)和鄧園(安格斯)，他的兒子羅伯特(Robert Adam， 1728—1792)設計了愛丁堡的夏洛特廣場、總注冊大廈以及蘇格蘭國家檔案館。土地階層、職業階層以及商業階層也希望他們的城市景觀中有常規的帕拉第奧式建築，例如愛丁堡新城，還有珀斯，但很多老城的普及程度不太高。15至17世紀，本土鄉村建築的特征雖不太宏偉，但更溫暖舒適，窗戶小、房間小，以粗糙的石頭建造而成(比如法夫的卡洛斯)。

盡管喬治時代的建築非常突出，但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風格占了現代以前的大部分建築。格拉斯哥的維多利亞公共建築是整個蘇格蘭最壯觀的，尤其是喬治廣場宏偉的市政廳(1888)和凱爾文葛羅夫博物館(1901)，這些建築是對城市繁榮的讚歌，是對資產階級政治主張和文化主張的宣揚。像愛丁堡的詹尼斯商場(19世紀30年代啟用，1895年大火之後重建)這樣的百貨大樓，滿足了有錢女士各式各樣的購物欲望。

即使人們死了，他們還在考慮怎麽表現他們的成功。格拉斯哥維多利亞時代的大墓地——一片高檔的、跨教派的墓地，和很多蘇格蘭的墓園一樣不是聖地。這片大墓地建造在一個山丘之上，穿過一條馬路便是大教堂，墓地排成幾排，俯瞰下麵的城市，而不是以更傳統的墓尾朝東的基督教方式呈現。維多利亞時代引進了火葬，火葬現在是對待死者最常見的方式。

查爾斯·雷尼·麥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868—1928)的辨識度高的設計讓維多利亞時代變得明亮起來。他的建築作品很少，但優秀的案例包括格拉斯哥藝術學院(1899)和海倫堡的希爾屋(鄧巴頓郡，1902)。麥金托什是新藝術風格的典範，這一風格將室內和室外設計融為一體，注重形式和功能，雖然視覺上令人驚豔，但他的家具做得不好，而且使用起來非常不舒服。一位更商業化、更成功的工藝設計建築師是羅伯特·洛瑞墨(Sir Robert Lorimer， 1864—1929)，他擁有法夫的凱利城堡，並設計了毗鄰愛丁堡聖吉爾斯大教堂的薊花小教堂，以及貫穿低地的優雅住宅。

20世紀30年代低利率、低勞動成本的時候，郊區湧現了大量無名建築師設計的獨棟房屋，但鮮明的裝飾風藝術容易漏掉，因而往往被忽略了。電影院、溜冰館、路邊旅館和公共建築，諸如邱恩賽德學校(貝裏克郡)、聖安德魯大廈(愛丁堡)等建築，是這類風格的典範。人們也不能漏掉20世紀50到70年代之間矗立的醜陋建築物。威廉堡被吹噓為“通往高地的大門”，但其主街簡直就是“規劃”錯誤的恐怖證據。愛丁堡大學興高采烈地拆毀了喬治廣場東南邊的建築，那可是南邊或“第一新城”的一顆寶石(18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南“新城”，北“新城”比較著名的夏洛特廣場和聖安德魯廣場是18世紀60年代以後建造的)，然後修建了新野獸派的圖書館和教學樓。

蘇格蘭戰後的“新城”——坎伯諾爾德、東基爾布萊德、格林洛斯、利維斯通，比市中心的貧民窟好點，可以被視為那個時候開明規劃的縮影，但很大程度上也缺乏個性或公共設施。格拉斯哥東邊建造了一批毫無生氣、高高聳立的公寓(也有最好的初衷)，為格巴爾斯[7]這些地區的市中心居民提供住宿，但這裏的公寓仍然缺乏室內衛生間。城市現在隻是在不斷清除這一時期醜陋無比的建築疔瘡，雖然這些建築很少達到近來格拉斯哥河邊開發的一些建築的質量，但至少與它們的曆史建築風格一致了。在眾多有趣的現代建築中，鄧迪當代藝術中心(1999)、愛丁堡的蘇格蘭博物館(1999)以及毗鄰的有著輝煌主廳的皇家博物館(1888)都很有特色。最有爭議的現代設計是加泰羅尼亞的建築師恩裏克·米拉列斯(Enric Miralles)，他設計了位於愛丁堡的蘇格蘭議會大樓，該樓完工於2004年，遠遠滯後於預定完工時間，而且被寄予了過高的期望。

文學、詩歌和電影

第一家蘇格蘭出版社可追溯至1507年，早期的印刷主要是為教會服務，但1700年左右，世俗著作開始超過宗教著作，涉及的主題從官方公文到更廣泛的文化主題。18世紀見證了曆史、遊記、哲學和科學出版的繁榮，從18世紀中期開始，小說這一新的虛構但有本土風格的作品興盛起來。蘇格蘭最著名的小說家是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司各特的小說產生於浪漫主義和感傷主義的時代，但這些小說牢牢根植於蘇格蘭法律和社會。《中洛錫安的心髒》(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是一部關於私生子和殺嬰、社會和法律的傑出的現實主義曆史小說，現在仍然流行；《蓋伊·曼納林》(Guy Mannering，1815)的很多內容是關於濟貧和破產的，後一半內容相當於司各特的自述。不太出名的約翰·高爾特(John Galt， 1779—1839)也敏銳地捕捉到了社會變遷、宗教傳統、法律結構和政治願望的現實。比司各特更負盛名的是羅伯特·彭斯。彭斯以其詩歌聞名天下，他也是歌曲的搜集者和傳播者。他那散發著泥土氣息的韻文簡潔優雅、平易近人、富有洞察力和深刻的人性，有時還涉及多種多樣的主題，包括民主、飲酒、縱情女色、教會和階級。他似乎是司各特的榜樣，而司各特形容他的文字有“一種高貴的平實簡樸之風”。他對浪漫主義興起及其以後英國文學作家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就是蘇格蘭文化的象征。

圖12　《沃爾特·司各特爵士》，作者亨利·雷布恩爵士。蘇格蘭最優秀的畫家所畫的蘇格蘭一流作家

很多作家最初出版小說是分期連載的，18、19世紀的很多文學作品不是分量厚重、經得起讀的大部頭作品，而是能一口氣讀完的16～64頁的小冊子。有一些書包含嚴肅的宗教、道德或政治觀點，但更多“小書”是娛樂性的，常常對生活、愛情和死亡幽默一下。實際上，縱觀曆史，幽默是蘇格蘭文化的重要內容。1850至1920年，包括牧師和學者在內的文人墨客編纂了很多笑話書，以娛樂、同時也稱頌他們認為的成就其民族性的那些力量：自嘲、體麵、直截了當。20世紀20年代末，鄧迪的瓦倫蒂斯文化公司成功地把“蘇格蘭的東北笑話”以標準英語形式推廣到整個帝國。蘇格蘭最著名的當代喜劇演員是出生在格拉斯哥的比利·康諾利(Billy Connolly， 1942— )，現在他欣然流亡到了美國。公正地說，最著名的蘇格蘭電影演員是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 1930— )，他飾演了伊恩·弗萊林的“詹姆斯·邦德”。

繼第一代啟蒙運動的雜誌，如主題豐富全麵的《蘇格蘭雜誌》(1739—1803)之後，是更聚焦於批評、道德和社會的季刊，比如《愛丁堡評論》(1802—1929)和《布萊德武德雜誌》。曆史悠久的常規性報紙開始於18世紀初期：《愛丁堡晚報》[8](1718年至今)、《加利多尼亞水星報》(1720年至今)、《格拉斯哥日報》(1741年至今)、《阿伯丁日報》(1748年至今)。隨著報紙數量的增長，所有的報紙最終縮小或改變成其他標題，現在暢銷的大版報紙是《蘇格蘭人報》(愛丁堡，1860年至今)、《(格拉斯哥)先驅報》(格拉斯哥，1805年至今)、《新聞和雜誌》(阿伯丁，1922/1939年至今)，所有這些報紙都有不同的地區側重、政治立場和編輯風格。成功的蘇格蘭小報包括鼓吹自己是“真正蘇格蘭人”閱讀的《每日紀事》和《每日快報》。

電子革命與其說削弱，不如說增加了人們對傳統媒介的興趣。人們對紙質出版物的需求仍然旺盛。蘇格蘭的版權圖書館，即愛丁堡的蘇格蘭國家圖書館，創建於1925年，其基礎是律師圖書館(1682)，這兩座圖書館就像曾經分開的堂兄弟一樣。進入這座圖書館、國家檔案館以及大多數公共博物館都是免費的，但使用者如果為了研究祖先而進入國家檔案館查閱祖輩的出生、死亡、婚姻狀況的曆史記錄則需要收費。

自司各特以來，蘇格蘭人對偵探小說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作者阿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享有國際聲譽的當代流行小說家包括伊恩·蘭金(Ian Rankin， 1960— )，他創作的偵探督察約翰·雷布斯住在愛丁堡醜陋的陰暗處；還有威廉·麥克爾溫尼筆下的格拉斯哥人傑克·萊德勞(20世紀六七十年代，格拉斯哥比愛丁堡粗獷得多)；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 1954— )，他的黑色想象探索了現代蘇格蘭社會和精神的不同方麵(在伊恩·班克斯筆下，精彩壯觀的科幻小說更加黑暗)；阿拉斯代爾·格雷(Alasdair Gray，1934— )以《拉納克》(Lanark， 1981)聞名天下，他的作品更具原創性(而且奇異乖張)。歐文·威爾什1993年的《猜火車》(Trainspotting)講述的是貧困交加的愛丁堡北部毒品文化的故事，1996年該故事被拍成一部成功的電影。

這些作家反映出現代人對沙礫般的現實主義的興趣，這一點甚至也可以在19世紀初的司各特、高爾特、霍格那裏找到。比如，霍格的《罪人懺悔錄》(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1824)公然反對教權。喬治·道格拉斯·布朗的《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The House with Green Shutters， 1901)以高超的虛構再現了一個曆史上著名的小鄉村中小人物罪惡的生活。布朗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家長裏短、多愁善感的“田園”(菜園)文學模式。“田園”文學模式以J. M. 巴裏(J. M. Barrie， 1860—1937)為標杆，以伊恩·麥克拉倫(Ian Maclaren， 1850—1907)的《在美麗的野薔薇花叢旁》(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 1894)為代表，它們的讀者主要是英格蘭人和美國人。19、20世紀，優秀的蘇格蘭文學都有強烈的空間感，蘇格蘭偉大的藝術家、作家和詩人(尤其是奧克尼島的埃德溫·繆爾)，都從景觀中汲取了靈感。在威爾·麥克林看來，景觀是大海，但對更多人而言，就像對絕大多數蘇格蘭人來說，景觀是城市造物。自彭斯以來的著名蘇格蘭詩人包括諾曼·麥凱格(Norman MacCaig，1910—1996)、喬治·麥凱·布朗(George Mackay Brown， 1921—1996)和休·麥克第米德(Hugh MacDiarmid， 1892—1978)。

歌頌蘇格蘭身份的曆史寫作大約從15世紀中期開始，那時，沃爾特·鮑爾編纂的多卷本《蘇格蘭傳奇》讚美蘇格蘭王國的光榮事跡。這種寫作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強大的輝格黨和新教的曆史編纂傳統，18世紀末和19世紀繁榮的曆史俱樂部是最好的例證。20世紀末，蘇格蘭文化複興的一個方麵便是曆史出版，最惹眼的是約翰·唐納德的愛丁堡文化公司，它由約翰·塔克維爾於1972年創辦。另一些目前成功的曆史文化出版商包括博林(Birlinn)、坎農門(Canongate)、阿伯丁大學出版社和愛丁堡大學出版社，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豐富了蘇格蘭的當代文化。《曆史中的蘇格蘭》是以《曆史上的今天》(1951年至今)為模板的流行月刊。

蘇格蘭在不列顛的獨特之處是，它從1681年開始就設立了一個國家曆史學家或“皇家曆史學家”的職位。英格蘭人在亨利八世的時候就提出了這一想法，但20世紀初的時候，他們在一場烏煙瘴氣的爭吵中失去了他們的曆史學家，而那時，格拉斯哥和愛丁堡都設置了蘇格蘭史的講席，這標誌著一種新的曆史意識；愛爾蘭一直都沒有曆史學講席。惡意詆毀者認為現任曆史學主席是一位英格蘭人(克裏斯托弗·斯莫特)，但他在1993年之前和之後一直都在兢兢業業地致力於蘇格蘭史學。

恰當的史學出版物包括學術研究和對證據和曆史背景忠實公正的關注。相反，絕大多數關於蘇格蘭的電影，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表現出一種愉快的對事實的漠視，還伴隨著令人膩煩的感傷主義。大衛·尼文讓我們對《漂亮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 1948)感到厭惡，伊靈工作室製作的《荒島酒池》(Whisky Galore， 1949)中淨化過的大老粗形象同樣令人討厭，《蓬島仙舞》(Brigadoon，1954)簡直胡說八道得不可思議。斯科特·比爾·福塞斯則拍了一些令人喜歡的當代童話，《格雷戈裏的女友》(Gregory’s Girl， 1981)和《地方英雄》(Local Hero， 1983)同樣也是羅曼蒂克的模板。即便《猜火車》也將這個濫用毒品的絕望、孤獨，偶爾還很罪惡的世界變成了一場輕鬆的狂歡。

據說特別迷信的專業演員都說“那場蘇格蘭的戲劇”而不說“麥克白”，同樣，專業的曆史學家也盡量不提“梅爾·吉布森的電影”。《勇敢的心》(1995)這部“穿蘇格蘭裙的好萊塢電影”(但是電影大多數在愛爾蘭取景，那裏有更好的稅收優惠)，是一場令人愉快的高地狂歡，但錯得讓人笑掉大牙，幾乎沒有一個場景沒被歪曲。就拿威廉·華萊士生命中的女人來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他有妻子，更不用說她還在婚禮當晚“被奪走**權”(“**”的觀念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焦慮)；有證據表明她被埋在公元400年那個時代特征的“豎長形”墳墓中，而不是1300年的墳墓；華萊士也不可能遇到伊莎貝拉，更遑論與她通奸(1308年，她嫁給了愛德華二世，在此3年前，華萊士已被執行死刑)。

彼得·沃特金1964年的反戰電影《卡洛敦》是個高貴的例外，無論之前還是之後的很多作品都沒有達到它的高度。作為第一部“紀錄片”，其原始的現實主義提升了它的境界，使它遠遠超出絕大多數“石楠葉叢中的那位王子”作品中浮誇的感傷情懷。沃特金用嵌入式的紀實報道(包括蓋爾語的副標題)展現了卡洛敦那場大屠殺；在那場殘忍的戰爭中，漢諾威損失了大約150人，詹姆斯黨則有10倍之多，沃特金將這些場麵直觀地呈現給觀眾，營造出人道主義的關懷。考古學家通常會發掘更多關於卡洛敦的信息，這意味著對此的理解會不斷變化，但沃特金盡可能貼近了真實的曆史證據。

沃爾特站在蘇格蘭人約翰·葛裏森(John Grierson， 1898—1972)的肩膀之上，後者“發明”了紀錄片，但他那冗長沉悶的獨白對《這個奇妙的世界》(This Wonderful World， 1957—1967)這部蘇格蘭電視節目的觀眾來說真是乏味。不過，蘇格蘭人現在也創造了一些嚴肅的學術性電視節目，特別是斯特靈大學的菲奧娜·沃特森(Fiona Watson)主持的2001年BBC係列[9]，還有一些快速獲取豐富考古知識的節目。

音樂

古典音樂過去在私人的府邸裏演奏，隨著17世紀末空閑時間的商業化，古典音樂開始在公共場所演奏，比如愛丁堡舊城的聖塞西莉亞音樂廳。教會音樂也很重要。新教是書籍的宗教，《聖經》閱讀對信仰而言當然很重要，但典型的加爾文儀式是教理問答(口頭回答宗教問題)和吟唱詩篇。聖詠是盟約者強大的政治象征，那些想找老師和領唱者職位的人得有一副好嗓子，繼承宗教改革前教會歌唱、學校吟唱教育的傳統，這一點對彌撒和神職都很重要。教會音樂有著多種多樣的表達方式，是一種富有生機且形式多樣的文化。

然而，聖詠和吟唱讚美詩標誌著虔敬之情脫離了那個歌唱豐收的民謠和其他一些世俗歌曲的世界，而那些歌曲中，有一些內容汙穢不堪。工作場合的音樂包括敘述性的“織布”歌，唱的是婚姻問題之類的家長裏短，18、19世紀成群的婦女邊織布邊吟唱，未婚的農場工人唱著這些或抱怨或稱頌的“茅屋民謠”，講述青年人從好時光到壞雇主的一切事情——所有這些都帶著一種超越簡單的現代浪漫主義風格的辛酸苦楚。田園主義成為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音樂特征，正如它也是很多視覺藝術的特征一樣。

除了在教會或假裝知道比《友誼地久天長》(Auld Lang Syne)第一段(或卡拉OK)更多的歌曲時，現在的合唱不像以前收音機和電視時代那麽普遍。蘇格蘭國歌仍然是聯合王國的官方國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現在，在國際體育賽事等場合，更常聽到的歌曲是《蘇格蘭之花》，該曲是成功的民謠二人組合“克裏兄弟”(The Corries)1966年創作出來紀念班諾克本戰役的，這首歌讓像《蘇格蘭勇士》(克裏夫·班夫，20世紀50年代)這樣的競爭歌曲黯然失色。心懷鄉愁的僑民可能偏愛道吉·麥克林(Dougie MacLean)的《加利多尼亞》，這首歌寫於20世紀70年代，但經過法蘭克·米勒(Frankie Miller)的大力推廣才流行開來(1992)。

傳統的蘇格蘭音樂可以單獨演奏或樂隊演奏，伴舞時可以帶歌詞或不帶歌詞，或作為單獨的表演。從公元9世紀到17世紀，豎琴是蘇格蘭的主要弦樂器。近代的主要樂器是小提琴、手風琴或六角手風琴，以及室內管樂器和風笛，可能還有打擊樂器。風笛是一種使用充氣袋的管樂器，早在14世紀就有對它的描述，但並不是蘇格蘭人獨有的樂器，愛爾蘭、東歐、西班牙西北部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區都有風笛。1745年詹姆斯黨人反叛後，風笛因其煽動性而被禁止，但在1782年之後風笛(和鼓一起)重新出現在英國的軍樂中。傳統音樂中很少有鋼琴，吉他也是20世紀60年代才引入的。

所謂的“傳統音樂”充滿活力、參與性強、反應熱烈，它遠非固定不變的。音樂靈感來自本土，尤其是設得蘭的傳奇提琴手阿裏·拜恩(Aly Bain)，還有來自愛爾蘭的民謠。像戰地樂隊(Battle?eld Band)和拉夫男孩(Boys of the Lough)這樣的組合，一直是這種快樂的和聲音樂的流行領袖。民謠現在是主流，但幾十年來，它曾被某些人歸為“高地佬”(一個貶義詞，和“鄉巴佬”一樣)音樂。傳統音樂有一個明顯的先後順序，取決於誰演奏樂器，按照什麽規則演奏，在哪裏演奏。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羅賓·霍爾(Robin Hall)和吉米·麥格雷戈(Jimmy MacGregor)都非常成功，他們在私密的場所為小眾表演，對所有的音樂表演來說，這很正常，直到舞台搖滾問世。

從20世紀60年代起，蘇格蘭人開始創作他們自己版本的流行歌曲和搖滾音樂。20世紀60年代，露露·肯尼迪·凱恩斯這位無比重要的音樂人成為一針電視解毒劑，她緩解了安迪·斯圖爾特(Andy Stewart， 1933—1993)蘇格蘭式的單調乏味，斯圖爾特本人支持哈裏·蘭黛(Harry Lauder，1870—1950)的搞笑傳統。格拉斯哥培養了人們對阿茲特克·卡梅拉(Aztec Camera)、驚奇弦樂隊(Incredible String Band)、拿撒勒(Nazareth)這些新潮樂隊的愛好。有點遺憾的是愛丁堡的灣城狂飆樂隊(Bay City Rollers)(20世紀70年代極為流行，卻就在這10年中被人遺忘)，但像雷茲洛(Rezillos)、斯基德(Skids)這樣原創性的朋克樂隊還是有很大影響的。從那時起，最有影響力的樂隊——如果不是銷量最好的話，包括極地雙子星(Cocteau Twins)、沃特男孩(Waterboys)、貝拉與塞巴斯蒂安(Belle and Sebastian)。沃特男孩、莎林·斯皮特裏擔任主唱的得克薩斯(Texas)，以及特拉維斯(Travis)是嚴肅樂隊中商業化最成功的，就像“單純的心”(Simple Minds)和“舞韻組合”(Eurythmics)在他們那個時代的成功一樣；弗朗茲·費迪南德樂隊的路子似乎也一樣。一些樂隊有大眾需求，但原創性有限，比如迪肯·布魯樂隊(Deacon Blue)、“Wet Wet Wet”樂隊。

體育

對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而言，足球可能不是“漂亮的運動”，但人們都很認真地對待足球運動，從國家層麵來說應該踢好，這種情感是有曆史基礎的。1296年到1547年，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對戰19次，英格蘭人贏了11次，蘇格蘭人贏了8次。從維多利亞統治時期到撒切爾統治結束，英格蘭人贏了蘇格蘭人44場足球比賽，蘇格蘭人贏了40場，平局24場。盡管頂級俱樂部(流浪者和凱爾特)是歐洲級別的，但蘇格蘭國家足球隊近年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而非去拿獎杯，突圍進入世界杯總是滿懷欣喜地開始，淚眼婆娑地收場。那位在阿根廷失利(1978)的蘇格蘭球隊教練不是被說成主教練，而是“職業啦啦隊隊長”。

1873年見證了蘇格蘭足球協會(SFA)的成立。同一年成立的蘇格蘭足球聯盟(SFU)代表正式的“足球”，即英式橄欖球或“英式橄欖球聯盟”。1924年，SFU成為蘇格蘭的英式橄欖球聯盟，1925年，蘇格蘭國家橄欖球體育場在愛丁堡的莫裏菲爾德啟用(1983年重新修建)。1893年，SFA將支付球員薪水合法化，但直到1995年，橄欖球運動一直都是好戰的業餘運動。玩這項運動的人主要是精英學校、大學或畢業後的學生，但在邊區也很流行(而且更多社會人士參與)。橄欖球聯盟在英格蘭北部很流行，但在蘇格蘭從來都不盛行。與足球賽事相比，莫裏菲爾德以及英國和歐洲的國際橄欖球比賽流露出溫和的仇外心理(或者說，因為這個原因，英國的很多混合俱樂部都會發生衝突)。

蘇格蘭人在15世紀發明了高爾夫，但國王們卻不讚同這項運動，因為它幹擾了習射。高爾夫運動擁有奢華的、隻接受邀請的俱樂部，諸如全部是男性的王室俱樂部以及老聖安德魯俱樂部(現在女士也有一樣的高爾夫運動，20世紀初，婦女選舉權運動伏擊了正在開會的內閣成員)。通過多開球場(包括聖安德魯斯老球場)，蘇格蘭現在的高爾夫運動比世界大多數地方都便宜，更容易進入，也更廣泛。

蘇格蘭有一些傑出的運動員，雖然像冰壺和射擊這些不太為人所知的運動催生了世界級的參賽者，在下雪的日子裏，這個國家也培養了一些優秀的滑雪者。2004年、2005年，阿蓋爾公爵帶領的一支隊伍在印度的大象馬球比賽中獲得了世界冠軍。國家板球隊的存在和偶爾的精彩表現讓人感到驚喜。奇怪的是，蘇格蘭一些最著名的“運動員”是玩飛鏢和斯諾克的人。

[1]　doric是蘇格蘭中北和東北地區的流行稱呼，常用來指蘇格蘭東北部的蘇格蘭語，這種方言有大量文學作品、詩歌、民謠和歌曲。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Doric_dialect_(Scotland)。烏爾斯特地區的語言，有時也被統稱在蘇格蘭語係中。

[2]　1988年開始播放的蘇格蘭係列喜劇，由蘇格蘭BBC製作，格雷戈·費什爾(Gregor Fisher)飾演一名酗酒的格拉斯哥人，他把尋求失業當作此生的生活方式。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b_C._Nesbitt。下文中的加文(Govan)是現在格拉斯哥科學中心的所在地。

[3]　Yule，古代日耳曼民族慶祝的宗教節日。學者們認為耶魯節慶祝與野生動物狩獵、奧丁神、異教盎格魯-撒克遜的夜間母神節有關。耶魯節起源於異教，後來經過基督教化，成為現在的聖誕慶典季。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Yule。

[4]　Sir Eduardo Paolozzi(1924-2005)，蘇格蘭雕塑家和藝術家，生於愛丁堡北部的利斯。他被認為是波普藝術的奠基人之一。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uardo_Paolozzi。

[5]　蘇格蘭洛錫安東部哈丁頓以東的一座小山。

[6]　發現於蘇格蘭北部及其附近島嶼。

[7]　Gorbals，是格拉斯哥市的一個區域，位於克萊德河南岸。19世紀末時，農民被格拉斯哥的新工業機會和就業機會吸引，蜂擁而至，結果這個區人口密度變得特別大。到20世紀30年代，這裏的人口估計有9萬。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rbals。

[8]　Edinburgh Evening Courant

[9]　這一係列是《尋找蘇格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