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育

學校

16世紀的新教宣言中，關於教育的內容和教義一樣多。長期以來，蘇格蘭被認為是重視教育和學問的國家。宗教改革沒有啟動學校教育。因為蘇格蘭有著大量久負盛名、長期公認的公立語法學校，比如格拉斯哥(1124)和鄧迪(1239)的語法學校。1617年、1633年和1696年通過的幾項立法，確保所有鄉村教區的地主或“繼承人”資助學校和男教員，但和大多數早期立法一樣，這些法律最初表達的是強烈的願望，而非宣布已取得的成就。

教區學校逐漸創建起來，它們的成就可從識字率水平看出。中世紀的識字率受到嚴格限製，可能隻有10%的男人以及不到三分之一的低地男人能夠自己在17世紀中期的盟約上簽字。如果有機會讓女人簽字，也隻有10%的女人能寫自己的名字，高地男人的識字率可能也隻有10%。到18世紀中期，大多數低地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能夠寫字，很多人都能閱讀。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印刷品，尤其是便宜小冊子形式的印刷品，成為提高蘇格蘭識字率的強大動力。不過高地的識字率仍然滯後，盡管有像蘇格蘭宣傳基督教知識協會(1709年由王室當局創建，隨後有政府資金注入)這樣的機構發起倡議。

圖7　蘇格蘭很多鄉下人都很虔敬、節製，對教育有強烈的信念

專業人士的讀寫能力在充滿活力的高地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這一優勢到18世紀已慢慢被弱化，大眾文化比低地精心打造、日益商業化和印刷的媒介更口語化，並且更具自發性和參與性。

蘇格蘭的學校教育在啟蒙時代最為成功，但社會和經濟變化很快，使得學校教育趕不上時代潮流。19世紀初期，有研究表明，因為必須謀取生計以幫助他們赤貧的家庭，很多孩子被排除在教育之外。調查還表明，雖然大多數男性成年人能夠閱讀，但很少人能夠寫字，女人的識字率還是很低(一如既往)。誌願教育和付費教育填補了這一空白，直到1872年立法通過義務教育，1890年通過免費的義務教育。在那之前，付費教育學校一直填補著教區學校和公立學校(後者由城市委員會資助)的空白，並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變得越來越重要。羅伯特·彭斯就是在這樣一所“冒險”學校中接受的教育。

1910至1911年，蘇格蘭5～14歲孩子的受教育率比歐洲除法國以外的其他地區都高。大眾教育改變了教師職業的構成，到1911年，女教師達到了70%，徹底改變了數百年來由男教師控製的局麵。誌願主義在教育領域和其他公共生活領域一樣重要。主日學校的職員是誌願者，他們提供工業城市所需的尤為重要的一種訓練。到1895年，這樣的教師有5萬名。

教育是永恒的，但教育為考試和證書所做的犧牲則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1888年，蘇格蘭第一次引入了畢業證書考試，1962年進行了改革。明顯不同的是，現代蘇格蘭絕大多數小學生參加“標準等級考試”(英格蘭的“普通等級”)的年紀在14～15歲，“高等考試”在15～18歲，雖然現在很多人在17～18歲時進行“高級高等考試”，相當於英格蘭的“高級水平考試”。所有這些目前都是融初等教育和繼續教育為一體的“蘇格蘭學分和學曆體係”的一部分。1883年，全國規定中學畢業的年齡是14歲，1918年是15歲，實際上最小的畢業年齡一直沒變，直到1901年和1947年才有相應變化，1972年規定的畢業年齡是16歲。

現在，絕大多數蘇格蘭教育都由社會資助和國家控製。在有英格蘭傾向的獨立學校或私立學校(英格蘭人將其列為小“公學”)中，愛丁堡公學(1824)是一所氣象恢宏的學校；費蒂斯中學(Fettes College， 1870)看起來也很宏偉(被一些人稱為“蘇格蘭人的伊頓公學”)；格拉斯頓建立的格蘭諾蒙德(珀斯郡)的三一學院不僅盎格魯化，而且聖公會化(它實行主教製)。所有這些中學都是男校，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有所改觀。不過現在所有這些學校都是男女同校。次一級的學校是喬治·赫裏奧特學校(George Heriot’s)，這是一所“商人公司”學校，最初由一個行會將其當作一個孤兒院運作，現在類似於英格蘭人捐資的語法學校(有著同樣的中產階級寓意)。這所學校現在也是男女同校。對女孩們來說，類似的學校有詹姆斯·吉萊斯皮高中女校(James Gillespie’s High School， 1930—1973)，小說家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曾在此就讀，該校背景在《簡·布羅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1961)一書中有所提及。著名的愛丁堡教育建築包括皇家高中(1829)。這所高中長期以來一直是皇家公立學校的珍寶，在1979年突襲式公投分權時，它差點成為蘇格蘭議會的所在地。

蘇格蘭的學校教育到底有多好，對於這一問題，兩個世紀以來一直爭論不休。它宣稱平等主義，通過學校教育為貧窮而有天賦的男孩——所謂“寒門貴子”——提供機會。但在這一理念的背後，潛藏的是一種堅定的、精英化的賢能主義和一種社會保守主義的教育觀念，即將有限的、墨守成規的大眾教育作為開化和安撫民眾的力量。然而，對一個素來比英格蘭窮的國家來說，為了追求廣泛的平等目標，在社會控製下致力於全麵的學校教育是引人注目的。這一追求源於宗教改革對教育力量的信念，以及啟蒙運動對人性可以改善的信念，並再次恢複了它的活力，兩者創造了一種豐富的理想：對蘇格蘭來說，受過教育的人和被啟蒙過的社會比這個社會實際獲得的成就更具鮮明特色，可能也更重要。

大學

1300年前，絕大多數蘇格蘭人上大學會去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但自那以後，他們蜂擁進入歐洲的大學，即便15世紀蘇格蘭的三所大學創建以後，這種現象仍在繼續。那時上國外的大學很容易，因為拉丁語是一種國際化的學術語言，所有受過教育的男人(以及一部分女人)都能說、能讀、能寫拉丁語，同時，因為在路德和加爾文之前，統一的基督教世界很少對國際的“文人共和國”設置藩籬。對那些勇者而言，旅行非常簡單(現代護照遲至1915年才實行)。因而，蒙彼埃爾、帕多瓦、巴黎等大學都可以看到學習神學、法律和醫學的蘇格蘭學生的身影；或者，從16世紀70年代起，在萊頓這個新教重鎮，也能看到蘇格蘭的學生。對天主教徒而言，蘇格蘭人可以去巴黎、羅馬和薩拉曼卡上大學。

“語法學校”的“語法”指的就是拉丁語。用英語授課的習慣要到18世紀才確立。拉丁語是基礎學習之後的教育以及大學教育的核心，是任何職業人士的職業要求。它還創造了一個高水平的古典文化，這一古典文化不僅是娛樂性的，還是政治和社會中秩序和等級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它包括後斯圖亞特國家建設、1688年後的詹姆斯主義和啟蒙運動的文雅。諸如喬治·布坎南之類的人物創造的基於古典的人文主義文學，也為蘇格蘭文人提供了國際文化標準。就蘇格蘭精英身份認同而言，如果說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有一個語言上的焦點的話，那就是拉丁語，而非蘇格蘭語、英語或蓋爾語。

大學的創建需要教皇或神聖羅馬皇帝頒布詔書。聖安德魯斯(1412)、格拉斯哥(1412)和阿伯丁的國王學院(1495)都有教皇詔書，因而都是實實在在的大學。愛丁堡的“大學”(1583)確切地說是“城市學院”，沒有任何詔書——他們第一次開課時，市議會為學生提供了5英畝土地(緊臨絞刑台，位於現在波洛克學生宿舍邊上)；阿伯丁的馬歇爾學院(Marischal College， 1593年創建，1860年與國王學院合並)也沒有詔書。文藝複興時期建立了很多學院，聖安德魯斯就有聖薩爾瓦多學院(1450)、聖萊納德學院(1511)、聖瑪麗學院(1538)。

宗教改革進一步振興了大學。如果約翰·諾克斯是宗教改革的臉麵，那改革的大腦就是安德魯·麥爾維爾(Andrew Melville)，此人有著明確的、毫不妥協的原則。16世紀七八十年代，他運用自己在歐陸大學的經驗振興了格拉斯哥和聖安德魯斯大學。但大學仍然保留著研討讚美詩的研習班，主要教授神學和哲學(當時是非常寬泛的學科)：法學訓練和醫學訓練到了18世紀才開始蓬勃發展，那時，愛丁堡的就讀率翻了兩番，其學生有英格蘭人(尤其是被劍橋和牛津阻攔在外的新教異見者)、北美人、歐陸人以及蘇格蘭當地人。蘇格蘭的大學向來都是世界性的。

並非所有大學都一樣成就顯赫。18世紀時，阿伯丁、聖安德魯斯像牛津、劍橋一樣懈怠無力。醫學學位的授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功德或公民資曆，1783年馬裏沙爾學院的亞曆山大·唐納森博士說他“既不講課也不做任何實驗，主要居住在他位於阿伯丁附近的莊園裏”。然而到1800年，蘇格蘭大學還是培養了九成的英國醫學畢業生。19世紀蘇格蘭的畢業生沒有資格入選英國皇家醫學院的研究員職位，因此被排除在倫敦醫院之外，不過，首都之失則是地方(和帝國)之得。

雖然蘇格蘭的大學在19世紀中期缺乏活力，但它們在19世紀最後25年成功地進行了改革。這些大學的學費比精英化的牛津或劍橋便宜，因而也比後者更具社會包容性——至少對男人而言是如此。直到1892年，女人才被允許入學。19世紀60年代，蘇格蘭的大學就讀率高出英格蘭五倍，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也隻有不到2%的年輕男女(換言之，不到人口的0.2%)才能進入大學。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改革實際上減少了青年工人階級的求學機會，直到20世紀60年代有了學生助學金，他們才再次獲得學習機會。這些助學金為蘇格蘭(和英國)的大學帶來真正的平等：沒有這些助學金，任何修修補補的舉措都不會使高等教育具有社會包容性。

很多學生都身負債務。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學和其他機構的建立，以及原有大學的發展，現在高等教育的就讀率達到50%。大學教育日益規範，學位獲取的門類範圍也比前一代人廣泛得多，以前喬丹斯通的鄧肯藝術設計院(Duncan of Jordanstone，現在是鄧迪大學的一部分)就是一個範例。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大學擴張中，產生了另外四所大學：斯特靈(新掛牌的大學)、鄧迪(1881年以來是聖安德魯斯的分學院)、赫瑞-瓦特(Heriot-Watt)和斯特拉斯克萊德(以前的技術學院)；高等教育“二元劃分”被廢除(1992)之後又產生了五所大學。蘇格蘭最大的“大學”——愛丁堡大學，現在擁有19000名本科生和7000名研究生。

蘇格蘭的大學因提供職業訓練而繁榮起來，但它們也強調自由選擇、廣泛學習，獲取普通或“一般性”學位，而非榮譽學位(仍然有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獲得榮譽學位)，它們強**育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事件。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古老的大學會在四年學習之後，授予畢業生人文學科藝術碩士的榮譽學位(MA)，而英格蘭學士學位(BA)隻需要三年。蘇格蘭的大學仍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對那些不介意接受伊頓公學或“牛劍大學”教育的人來說，他們也有激勵政治家的研討班(20世紀70年代)，像現在的英國首相戈登·布朗[1](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和一係列保守黨議員(畢業於聖安德魯斯)。

職業

中世紀的年輕人走向國外，因為他們的視野在歐洲，大陸的教育更好，大學講授諸如羅馬法或“民法”這樣的職業課程，這些課程可以被用到蘇格蘭法庭上，但蘇格蘭國內沒有這樣的課程。國內不提供類似於倫敦律師學院這樣的蘇格蘭法教育。直到1722年，愛丁堡大學才設置了一個講席。相反，很多法律訓練和醫學訓練都是在工作實踐中獲得的。從1532年起，辯護律師(類似英格蘭的大律師)就有他們自己專門的法律專科(協會)，從1594年起，就有法律文書(類似英格蘭的初級律師)協會。不列顛最古老的醫學協會，即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於1506年獲頒證書，它完全獨立於1681年的皇家內科醫學院。

簡單地說，外科醫生(偶爾也被稱為理發師外科醫生)處理人身體上的問題，而內科醫生(負責更多問題)處理人的問題。藥劑師是配藥的商人。內科醫生往往在大陸的大學接受教育，但直到18世紀，合格的外科醫生和藥劑師都是學徒訓練出身。直到20世紀，當學徒仍然是手工勞動獲得工作訓練的重要途徑，但到19世紀中期，隨著古代那種分開訓練方式的改變，醫學教育已變得更係統，更加以大學為基礎，醫生這個職業也更加統一。

進入職業訓練取決於社會背景、財富和關係。窮人的父母把女孩送到紡織學校，但那些希望男孩成為商人或金屬冶煉之類的工匠學徒的父母，則不得不付錢讓“鍛工”師父(鐵匠)帶他學習。年輕人經過三到五年的訓練，可以成為熟練工人或雇員，然後，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錢自立門戶的話，自己就有權成為師父。這意味著，雖然蘇格蘭有著平等主義的民族精神，有以天賦為基礎的機會均等的理想，但在現實中，社會流動還是受到了嚴格限製。白領職業也是如此。前現代的律師絕大多數來自地主家庭的小兒子，他們操縱一個封閉的圈子，沒有關係的新人幾乎無法進入。

實際上，庇護和委托關係滲透在蘇格蘭的曆史之中。要找一份工作，良好的人際網絡和出色的才能稟賦同等重要。直到20世紀，絕大多數工業或商業職業都不需要正式的資格證書，但學徒的“服務時間”是一個衡量標準。大學舉行一些書麵考試，但中學考試和工作考試主要都是口頭上的(如果運用考試的話)，基於成績和公開競爭的現代職業觀念直到1900年才產生。而引入競爭性法律考試並沒有改變法律職業(或其他大多數職業)的社會構成：它隻是給那些無論如何都會進入法律職業的人提供了一條不同的途徑而已。

啟蒙運動

18世紀蘇格蘭的大學和繪畫室、圖書館，甚至小酒館一起，成為啟蒙運動的熔爐。這是一場觀念的大爆炸，對於講英語的世界以及所有與它接觸的世界的思想和事件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相信可以通過教育、理性和討論改變個人和社會的信念，讓亞當·弗格森(1723—1816)、亞當·斯密(1723—1790)、大衛·休謨(1711—1776)這樣的人認為，經濟合作和相互交換將促進社會性，帶來進步，提高“品位”，進而歡呼並推動商業的發展。哲學家們討論所有事情，從“同情”意味著什麽——它隻是簡單地對他人情感的坦誠，還是需要適應那些情感——到自殺是否可以被接受。參與討論的並非就是那些學術圈內的人，而是任何受過教育的人，男男女女在宴會俱樂部、閱讀協會、音樂會、劇院等場所碰麵，交換觀點，他們僅僅通過聚在一起這種方式就變成了更好的人。

啟蒙的觀念最能體現在它們的具體影響中。“禮貌”、“公平”和“進步”這些概念，滲透到19世紀的蘇格蘭社會，它們有助於解釋為什麽蘇格蘭的民間反抗低於英格蘭。教育的價值(無論教育取得了怎樣的實際成就)、公民社會的可改善性，這些信念的廣泛傳播使得蘇格蘭人比某些人對以積極、和平的路徑走向進步更感興趣，並讓他們能夠更好地看待變革。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都相信需要用理性和論據來戰勝暴力和非理性，他們深受這種觀念影響。

除了緩和國內變革的後果，蘇格蘭啟蒙運動還改變了世界。哲學家們擁護“寬容”的概念以及宗教激發的共同人性的願景，譬如，支持1778年高等法院判決蘇格蘭法律中的奴隸製不能成立。他們確定變革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事件，他們將自然科學的概念、方法和模式引入社會調查中，並教育人們以懷疑主義的態度看待知識的來源。公開的人體結構解剖和助產術講座，詹姆斯·赫頓(1726—1797)的地理學、約瑟夫·布萊克(1728—1799)的化學，使得應用科學像藝術、文學、音樂和民間傳說一樣成為一種國際化的文化產品，後來成為熱愛研究電學、物種起源等各種各樣的主題的榜樣。

18世紀的文學有助於建構蘇格蘭人身份認同的形象，包括一直貫穿整個19世紀的原始美德、傳統的人文主義學識、現代的禮節禮貌。促進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商業也支持著一場消費革命，這場革命將茶、咖啡、糖、煙草、瓷器、棉織品帶到大眾市場上。世俗的現代禮節起源於啟蒙運動。餐叉、抽水馬桶、手帕、睡衣全都被引入生活，用以調節、疏離或隱藏身體的需要。

法國啟蒙運動激烈地反抗教會，而加爾文神學則強有力地影響著蘇格蘭神學，很多最優秀的思想家都是牧師(他們中大多數人是大學教授)。像托馬斯·裏德(1710—1796)這樣的個別思想家改變了人們看待自己的個體性和他們所處社會的方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為“自由放任”提供了思想支持，而這一學說成為19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核心。他和休謨、弗格森一樣，也在非人格的功利主義和人格化的情感關係之間做出了明確的區分，這些對重視工具性的、個人主義的西方人來說非常熟悉。

蘇格蘭法律、醫學的專業技能，以及蘇格蘭的大學體係，通過傳教士、移民和帝國官僚成功地輸送到世界各地。蘇格蘭人促進了不列顛帝國的形成，即那個物質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帝國，但他們在美洲革命期間也為帝國的部分瓦解貢獻了力量。在廣泛的政治一統中(大學職位的委任部分基於讚助)，一股激進的暗流是盟約者有條件地忠誠於英國政府的傳統，這一傳統逐漸在蘇格蘭消退，卻被輸入北美，並在北愛爾蘭經久不衰。

很多觀念現在被想當然地認為源於啟蒙運動，不過從其他現象來看似乎並非如此。在醫學院繁盛時期，盜墓、謀殺被用於滿足解剖屍體的需要，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伯克和海爾二人組[2]。決鬥是另一種情形。決鬥被錯誤地認為是中世紀審判的殘餘，那時，人們認為上帝之手會引導正直的勝利者。實際上，決鬥是從文藝複興時期的歐陸傳過來的，並在啟蒙時代興盛起來。直到19世紀，決鬥還是平等者之間協調禮節和榮譽的一種方式。雖然決鬥涉及身體上的力量，但它通常植根於長久以來被公認的禮節或禮貌的概念之內，而非外在的、與禮節對立的概念。對決鬥的批評較少源於直接的敵意，更多是來自對參與者的誠意程度和決鬥形式是否得體感到不滿。蘇格蘭的最後一次決鬥發生在1826年的柯卡爾迪：一個銀行家和一位不滿意的顧客進行決鬥。結果是銀行家死了。

決鬥提醒我們這是在18世紀，不是21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絕非憑空爆發，它基於17世紀歐洲諸如雨果·格勞秀斯、塞繆爾·馮·普芬道夫這些法理學家的著作，基於英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如托馬斯·霍布斯、約翰·洛克、伊薩克·牛頓等的成就之上；但18世紀英格蘭的啟蒙運動既不豐富，也不深刻。蘇格蘭思想家締造了現代世界，但也做了其他很多事情，其影響有時需要幾十年才看得清楚。過去家喻戶曉的名字，像威廉·羅伯遜博士，這位格萊菲教堂的牧師(1761—1794年在任)、愛丁堡大學的校長(1762—1793年在任)、著述蘇格蘭和美洲曆史的著名曆史學家，現在都被遺忘了，那些在後世眼中的著名人物有時也需要為得到承認而鬥爭一段時間。休謨的“自然神論”(一種無神論)讓他的很多同時代人感到惶恐，他不受他那個時代待見，他在哀歎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人性論》(1738)時說道：“(它)從印刷機上一生出來就死了。”

[1]　2008年本書出版時，英國首相是戈登·布朗。

[2]　在1828年10個月之內，威廉·伯克和威廉·海爾兩人在愛丁堡犯下一係列殺人案，他們把屍體賣給羅伯特·諾克斯用以解剖和解剖學講座。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ke_and_Hare_mur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