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華海權的建立
宋、元和明初時期，受經濟、政治和人口中心從西北內陸向東南沿海地區轉移這些不可抗的外界因素影響，中國人開始向海洋擴張。但隨之而來的環境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激勵他們向海外開拓。
這種思想上的轉變由多種因素促成。這一時期戰亂頻繁、秩序失衡，其混亂程度和激烈程度史無前例。外邦侵犯、禍起蕭牆、社會動**、經濟蕭條造成了混亂的大環境，顛覆著中國人的心理，刺激了他們開拓和擴張的精神。與外邦人的密切聯係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為生存與擴張發動的戰爭迫使人們關注當前實際問題，激發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中國的世界觀，特別是中國人對外邦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也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中國曆史乃至東亞曆史翻開了新篇章。
然而，與域外的聯係並未削弱中國人的民族及文化自豪感。與開化程度相對較低的外邦人密切接觸後，這種自豪感常常會進一步提升。也有人認為，中國應該與外邦人保持距離。但早期中國人對外邦人疏離的態度並未像明末及清朝那樣明晰具體，還沒有成為一種本國中心主義。這種主義從政府層麵來說會妨礙中國與他國的外事交流，從大眾層麵來說會阻礙中國人向海外擴張。
絕對專製和中央集權
根據海軍曆史學家的說法，集權政府是建立海權的直接因素，因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需要海軍作為其施政工具。[274]但是，一個強勢皇帝主導的專製政權也會給中國的外交事務帶來負麵影響。為皇帝造神的運動由來已久。早在公元前6世紀，仍處於半荒蠻時代的楚國、吳國和越國等地，南方諸海洋國家以及地處西麵的秦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都稱“大王”，但他們都要向周朝的大王稱臣，“天王”的說法此時已經開始出現，但未成為正統的稱呼。直至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後，秦始皇才開始自稱“皇帝”，表示自己君臨天下，天下郡縣、各個民族均臣服於己。[275]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晚唐及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期，國力孱弱，皇帝的稱號已經失去了其皇權的威嚴，變成一國統治者的榮譽稱號。而且這一稱號也越來越普通，建立遼國的契丹首領阿保機，就自稱“天皇帝”，以進一步抬高自己的地位。[276]
宋朝新儒學的哲學家們像周朝的思想家一樣，通過尊王以求恢複政治秩序。他們發展出一套政治和社會體係，他們強調家庭的父權和國家的王權。[277]與荀子鼓吹的“天人相分論”不同，周敦頤、張載、程顥以及之後的朱熹等宋朝學者推崇絕對的尊父和尊王，認為這是世間的理。[278]這一思想是宋朝絕對專製的哲學基礎。
唐朝傾覆後，國家處於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狀態，原因之一在於國家最精良的軍隊都由各節度使統領，他們敢於違抗朝廷的命令。宋太祖為極力避免這一情形，解除了將領的兵權，削弱了文官的職權，將所有的行政權和軍權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在律法的規範下，由大小官吏輔助處理朝政。在新儒學中，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1150—1223)明確反對王權過度集中，他曾言：
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279]
另一位強烈反對絕對專製的學者陳亮，曾詣闕上言：
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280]
陳亮、葉適、陳傅良和陸九淵發聲反對中央集權，進一步支持了以民為本而非以君王為本的政治哲學。永康學派的代表陳亮認為，皇帝的權力依賴於與民眾的關係，[281]永嘉學派的另一位代表葉適則為城鎮商賈說話，維護他們的權益。[282]皇帝作為國家權力中心，並不意味著他能擁有無上的權力。皇帝通過各級官吏一起治理國家，也要依據一定的準則行事。廣義的“禮”就是理想化的行為準則，它規定了皇帝及其臣民的權利和義務。[283]
此外，還有“法”，即基本法則，以及“律”，即法令條例。“禮”和“法”約束了皇帝及大臣們的行為和特權。這些法令和“會典”加在一起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憲法。宋代，法治體係下的政府取代了官員專製的政府。北宋初期及南宋初期的皇帝都以身作則，遵守律法，因此能夠掌控國家，抵禦外族入侵，而一旦皇帝淩駕於律法之上，無論北宋還是南宋都難逃滅亡的結局。[284]
元朝時，皇帝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升，集各種權力於一身。從人口數的角度來說，元朝是少數人統治著不願俯首稱臣的數千萬人口，朝廷選擇卑躬屈膝、恭順諾然而非思想獨立、耿直不阿的官員進行管理。因此元朝頒布的律法是為讓民眾循規蹈矩，以維持中央政府統治，同時也是官員管理的準則。《元典章》的劄文中就提到：“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廢弛。”[285]但是，蒙古人認為自己是特權階級，經常目無法紀，因此他們自己製定的律法也無法執行下去。
商戶們渴望政治安定，社會有序，他們都推崇高度集權的政府，支持以法治國，求得庇護以便生意昌隆、擴大影響。商人階層的擴大不僅有利於工商業發展，也驅使更多的中國商人尋求海外市場。海上貿易的擴張為海軍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推動力。
商人階層地位提升
國家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中央集權的政府機製得到加強，與之相隨的，是勳貴——中國社會頂端的特權階層——的沒落。唐代曾經世襲罔替的權貴和擁有大量土地的鄉紳，經曆了唐末的動**不安，到五代十國時期又被外族統治者中的新興權貴壓製。[286]到了宋代，太祖為保政權穩固，剝奪了權貴鄉紳的政治權利。
但貴族階層——包括宋代新興的勳貴——以及地方名流，遭受最沉重的打擊是來自經濟上的。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收入來源。因為隨著農業經濟向貨幣經濟過渡，工商業開始蓬勃發展，東南沿海的港埠以及長江下遊的製造業中心開始蒸蒸日上，新的商人階層開始占據社會重要地位。[287]
國家由個人統治變成了由皇帝統領的集權化官僚機構管理，平民階層取代貴族階層掌握了社會權力和社會影響力。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書籍出版日漸普遍，書院的創立使科舉考試不斷大眾化，再加上商人財富的增長，所有這些因素都讓商戶中的年輕人有機會讀書接受教育。士大夫們對國家經濟狀況和技術這些實務越來越感興趣，政府需要依靠商人獲得資金和服務，貨幣和錢莊、手工業以及貿易的發展都使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從宋朝開始，商人對政府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288]到元朝，商人甚至能影響帝國有關經濟法令的製定。[289]
從另一方麵說，商人階層地位的提升與絕對專製的發展有關。商戶們渴望政治安定，社會有序，因此他們支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商人納稅、放款，使政府能夠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以剿滅叛亂，鎮壓有實力的地方政權。[290]五代十國及宋朝時期，皇帝與奮起反抗地方權貴及節度使的人民結盟，贏得勝利。許多在朝或在野的大儒，如北宋的範仲淹和歐陽修、南宋的葉適，都表達過對沒有土地的鄉紳、商人及其他平民階層的支持。
皇帝與其官僚機構及人民之間有密切關係。商人不僅通過商號給國家帶來收入，而且在與金人及蒙古人的戰爭中，他們還向官府提供船舶和船員。作為回報，官府鼓勵商業發展。例如，宋朝的皇帝從儒家教義中為他們對經濟事務的興趣找到堅實的依據。李覯曾為重利和私利正名，他喜歡引用《尚書》中的《洪範》部分，書中提到，國家八種政務中的其中兩種就是管理民食和管理財貨。[291]
另一本儒家經典《周禮》是王安石經濟變法的基礎。[292]他的批評者，如司馬光，站在地主階層的立場抨擊官府參與營利機構的運作，但王安石指出孟子反對的是私欲，而非反對人民的經濟利益。在反駁士大夫階層應該以工商業為恥時，他寫道：“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293]王安石支持貿易自由流通的政策，也正是在他為相期間，中國的海上貿易得到了發展。[294]
官員中有一大部分人開始對商業產生興趣。當時有保守的官員強烈反對朝廷參與貿易，也有一些官員不僅直接從商或從商號中分紅，而且還視商人為平等的摯友。[295]大部分的士大夫認為，雖然朝廷不能出資與商人競爭，但朝廷應該鼓勵貿易。[296]歐陽修認為，朝廷應當與個體商戶共享貿易所得之利，就如大商戶會將所得之利與小商販分紅一樣。[297]葉適則更進一步主張，朝廷必須保護及扶持商人階層，而商人也必須有機會參與政事。[298]
朝廷各級官員也開始涉及工商業，出資購買貿易行份額，並派船出海與東南亞國家進行貿易。[299]文人學士不再嫌棄生意買賣過於世俗而不配出現在自己筆下，他們的詩中甚至出現了對外貿易。13世紀末的大儒、曆史學家吳萊的詩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方物抽所寶，水犀警非常。”[300]14世紀初元朝的國子祭酒宋本有詩雲：“番船去時遺碇石，年年到處海無波。”“南風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樂何。”[301]
1137年，甚至宋高宗也對此有評論：“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302]官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商人的進取精神，引導了中國對外貿易的急速增長。
冒險精神
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讓許多人對漂洋出海趨之若鶩。以福建為例，“以海為生和從商之人，一旦過得不如意，會毫不猶豫離別雙親妻子，居住到蠻夷之地”[303]。但也有很多士大夫揚帆出海隻是為了去異域探險，或到未知之地感受探索之樂。例如，曾於紹興年間(1131—1162)任國子監學正的莫汲，被貶到化州後，他便租船泛海探索。他曾遠航到北洋，當時船員都感到害怕不敢前進，要發生暴亂，他拔劍脅迫大家繼續航行。回程之時，他們記載曾見到身長十餘丈的魚。從他們的描述猜測，他們見到的可能是鯨魚。[304]
蒙古人南下中原後，大量宋朝士大夫不願在外族人的統治下繼續生活，他們遠航去了日本、安南、占城，甚至遠至今天的泰國、爪哇以及印度定居。其中有一個叫方大登的人，後來還以暹國(今泰國北部)使者的身份回到中國。[305]除了熱衷冒險以外，人們出海探險還因為尚武精神。宋朝開國之初，為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朝廷削了武將的兵權，對機構也進行了改革，因此兵力孱弱。武將的地位不如文官，沒有朝廷的命令，在外的將領也不得擅自調動軍隊。這些因素導致宋朝的軍隊更強調體製而非風紀，更依賴武器而非操練。[306]造成的後果就是，宋軍在麵對戰術簡單但流動性強的遊牧民族時就處於下風。
但作為個體，宋朝兵將的尚武精神不亞於其先祖，且作戰時同樣英勇無畏。他們堅守防線，勇於進攻，若非朝廷宰相們屍位素餐，一心求和，他們本可以在曆史中留下更輝煌的篇章。如呂文煥在沒有得到宰相賈似道的援助的情況下，與元軍相持，死守襄陽四年。1276年，南宋都城臨安被蒙古攻陷，宋室南遷，將士和民兵在海上繼續苦戰三年多，直至1279年崖山海戰爆發，全線潰敗，書寫了宋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這部分內容會在後麵詳述。
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最後階段，以及他們遠征日本和安南之時，大部分的元兵是漢人。他們的表現說明，隻要訓練有素，紀律嚴明，領導有方，供給充足，就可以提升漢人士兵的內在作戰素質。後來，蒙古人被驅逐出中原。在明初幾位皇帝的統治下，漢人守住了北方邊境，未讓蒙古人再踏進一步，同時還收複了南邊的安南，並有水師遠征進入南海和印度洋。
這種尚武的天性很大程度上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影響。近代學者梁啟超曾在書中寫道：“然孔子固非專以懦緩為教者也，見義不為，謂之無勇；戰陣無勇，斥為非孝：曷嚐不以剛強剽勁聳發民氣哉!”[307]孔子認為“足兵”是政事三要素之一，[308]他說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309]因此對孔子而言，公民的主要義務之一是保衛國家。他看到大家對戰爭中有些年輕人英年早逝表示哀痛時，說：“能執幹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310]雖然有學者對挑起戰爭的行為表示譴責，“但沒有一個思想流派對武力守衛表示特別反對”[311]，這一點很有意義。
宋朝時的外族入侵，以及元、明初時對外戰爭的勝利帶來的刺激，使中國人的尚武精神依然保持活躍高漲。除了民兵組織外，普通百姓還能加入弓箭社(宋代特別流行)、劍道館、拳館等鼓勵和訓練民眾練武的社團。
在這一時期，大眾開始崇拜武藝高強的英雄，最先被神化的曆史人物是2、3世紀的關羽，人們稱之為戰神。[312]司馬光和蘇軾都提出，科舉考試中除了文試以外，還應該考查騎射。[313]呂祖謙和陳亮稱“自古文武隻一道”[314]。
邱濬主張海權，曾寫過以下文字：
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315]
有些勵精圖治的皇帝對這一尚武精神進行思考後，將激勵人民的尚武精神納入國策。宋孝宗曾在聽政的大殿中放著兵器盔甲，以讓自己牢記戰爭。他於1162年登基後，再次推動武學的發展，希望能讓文官學習馬術和箭術，將士學習藝術和學問。[316]明洪武帝於1368年登基之日，便警示大臣官員不得忽視國家武防。“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317]在他稱帝的第三年，即1370年，下諭所有國子生須習騎射。[318]他曾說過，皇帝和官員都應該文武兼備。[319]
地理知識
宋朝時，中國海事活動發展最快，這並不是巧合。正是在宋朝，之前的許多知識、思想和技術都被應用到實際中，並直接推動了海事的進步。李約瑟在書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麵或純粹科學方麵都是如此。”[320]宋、元、明時期的人們豐富了地理學、製圖學、海洋學等領域的知識儲備，在航海、造船、火器製造及利用等領域，新技術發明層出不窮。
晚至唐代，中國人還隻是更為了解西部邊境的一些國家，而不太清楚海外的國家。[321]到8世紀時，中國人才開始係統地收集陸地及海上的異邦信息，越來越多關於中國及其鄰邦的地理書籍開始出現。[322]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他們帶來的信息和中國人編寫的地理書籍，讓中國人越來越了解海外國家。
唐代時，對推動地理學發展貢獻最大的當數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時期的宰相魏國公賈耽。他於798年將一生最重要的地理成就《皇華四達記》(10卷)進獻朝廷，又於801年將所著《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卷)及其中的《海內華夷圖》進獻朝廷。[323]
賈耽之前，中國對鄰邦的認知十分匱乏：
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才十數國。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裏之數最詳。[324]
另有史書記載：“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325]他還指導鴻臚寺的譯史向各國來使提問並詳細記錄回答。[326]
賈耽尤其關注如何到達各國這一主題，包括是陸上線路還是海上線路、途經地區以及兩地間的距離等問題。根據他的研究，“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327]。在這七條路線中，有三條是海路。他對廣州至波斯灣的航線描述不但精準，而且注重細節。[328]賈耽對航海線路及海上諸國事無巨細的記錄，尤其為宋、元、明時期的地理學研究奠定了基礎。9世紀，中國人甚至已經知道了東非的存在。[329]
宋朝時期，中國與中亞的聯係被切斷，不得不將重點轉向了海上的擴張。因此麵世的地理著作主要是針對與中國有來往的海上民族及海外國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編撰者在點評趙汝適的《諸蕃誌》(1225年)時，寫道：“惟南宋僻處臨安，海道所通，東南為近。誌中乃兼載大秦天竺諸國，似乎隔越西域。”[330]《諸蕃誌》毫無疑問借鑒了之前宋代的兩部書籍，即朱彧的《萍洲可談》(1119年)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1178年)，這兩本書中都有關於航海路線及海上諸國的章節。
宋代是中國人地理知識日漸豐富的轉折時期，因為海洋國家比大陸國家得到了更多的強調，書籍中對外邦的描述也比過去大為精準。[331]因此，中國人對東海、南海、印度洋上的國家了如指掌，甚至還知道了西班牙、北非、西西裏及小亞細亞等國家或地區。中國的船隊可能曾到訪非洲東海岸至讚比亞和馬達加斯加島。[332]1178年，周去非對從海上能通達的國家如此描述：
諸蕃國大抵海為界限，各為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333]
坐船回國的中國人寫下自己的經曆後，證實並補充了傳聞中描述的航海路線和外邦情況。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述了穿越中國東海的一段航程和一位1122年出使高麗的宋朝使官對該國的描述。周達觀是1293年至1296年由元朝派去印度支那的使者，回國後著有《真臘風土記》，這是一本關於柬埔寨的旅行見聞。題材更廣泛的還有14世紀中期的商人汪大淵對東南亞和印度港埠的概述。
15世紀時，明永樂帝曾派船隊遠航，使大量中國人有機會能去外域，因而出現了許多關於這次遠航的記述，這些記述滿足了想了解海外異邦人和異域風俗卻無法出國之人的需求。有關這些遠航的記錄中，最初受歡迎的是馬歡著的《瀛涯勝覽》(1416年)，然後是費信著的《星槎勝覽》。得益於當時先進的印刷術，這兩本書流傳甚廣，進一步激發了百姓對海事的興趣。
地理知識的豐富和製圖技術的進步密不可分。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人隻能繪製自己疆域的地圖，隨著漢朝軍隊的西進，中亞地區的地圖出現了。魏晉的裴秀(217—319[29])曾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幾項原則，以確保製圖更加精確，並在《禹貢地域圖》中使用了以一寸為百裏的比例尺繪製地圖。裴秀有可能是使用比例尺的第一人。但直到唐朝，才有人根據前人係統的信息積累而繪製出包含外域的地圖。
兵部下屬的職方司的職能之一便是繪製外域地圖。《唐六典》記載：“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334]這些地圖每五年修訂一次。天寶(742—756)之後，鴻臚寺與職方司共同整理從外國人處獲悉的地理信息。時任宰相的賈耽能調閱兩個部門的卷宗，他經數年研究後，繪製出《海內華夷圖》。這幅大型的世界疆域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比例以一寸折百裏。元代以前的500年內，中國所有地圖的繪製都以此圖為參照。
印刷術的發展使宋朝繪製的地圖數量超過之前任一朝代，但宋朝時的地圖大部分是北方及西北的軍事地圖。宋朝的製圖師首次單獨繪製了域外地圖，而非將其和中國疆域一起繪製在一張地圖中，這是宋朝製圖學的創新。最早出現的是李符在廣州繪製完成的《海外諸域圖》， 977年進獻朝廷。之後是1006年進獻朝廷的《交州圖》。[335]第三份《宣和奉使高麗圖經》(1122年)繪製了前往高麗的海路及高麗本土。宋初為防備北方金國戰船的突襲，繪製了大量的海岸線圖。[336]遺憾的是，1127年宋都開封失陷後，大量四海地圖都失傳了。
身處13、14世紀之交的朱思本，是繼8世紀的賈耽之後對製圖學貢獻最大的地理學家。中國當時處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與外邦有大量來往，朝廷也鼓勵研究域外地理。在禮部的提議下，朝廷負責接待外使的機構會同館官吏於1288年受命，詢問來使本國的風俗、土產、距離京師路程等問題，記錄到冊籍中並繪製地圖。[337]然而，立誌終生研究地理的朱思本並不滿足於這種收集地理信息的途徑。他不僅通過自己的觀察檢驗所得的各項數據，親身遊曆中國，潛心研究前代地理學家的著作，而且還精通藏語、梵語等，足以閱讀外國地理書籍並與大量來中國的外邦人交流。在此基礎上，他能夠繪製出精確可靠的地圖。[338]
朱思本繪製的地圖中最廣為人知的是《輿地圖》，所繪製地域包括“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蕃異域”[339]。他最大的興趣就是繪製這份內容豐富的地圖，此外他也繪製了一些小地圖，有11份關於中國邊境，1份關於中亞地區，8份關於海上諸國，其中甚至有1份繪有三角形的非洲。這些地圖都被收錄在記載元代典章製度的《元經世大典》之中，甚至在有了利瑪竇地圖後的明代及清初，它們依然是地圖繪製的範本。[340]
助航器具
海圖對船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思本繪製過8份海域圖，卻隻繪製了1份中亞地圖，足見當時國家對海上貿易的重視。但他的地圖太籠統，不適合應用於實際航海之中，無法滿足船員的需求。因此，基於航海的實際需求，宋朝刊行了至少11份有關潮汐、風向及水流的地圖。
中國的舵工及船長通常有自己特製的海圖，指引船隻通過狹長的水域和海域。明代軍事著作《武備誌》[341]240卷中的圖注明了明初至波斯灣的航線，這些就是實際使用的海圖。這些圖中注明了羅盤讀數、掌舵方向、兩地間的“更”數、路標以及其他信息。以現代標準來看，這些海圖雖然簡略粗糙，但在當時可以成功指引中國船員跨海航行數百裏。有位作家曾對此評論：“然而大部分海圖的繪製都未使用製圖師常用的方法，即等比繪製陸地、水域形狀；這些海圖隻是根據船舶靠近海岸時所觀察到的情況而繪製的一係列海岸圖。繪製這類全景輪廓圖是為了讓船員能夠辨認、識別路標。”[342]
這些海圖中都有羅盤指向，說明它們可能都出現在磁羅盤發明之後，而非之前。中國人早在漢代就發現了天然磁石具有磁力。[343]至11世紀時，擁有地理學家、製圖師、科學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的沈括曾提及磁石指針會背離正北方，[344]可見當時羅盤已經被應用於航海中。朱彧在12世紀初曾描述過當時的航海方式：“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345]徐兢也在1122年坐船前往高麗時提及羅盤的用途：“洋中不可住，惟觀星鬥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346]
隨著駛向國外的中國船隻日益增多，中國人經過研究和嚐試，羅盤的用法也掌握得越來越好。到明初時，中國人已經有關於羅盤用法的著作，如《針位編》。[347]船員們將航海指南、海圖、羅盤讀數和星圖結合起來使用。朱彧和徐兢書中所描述的內容說明，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利用天文導航，而且這一情況在宋朝時已經很普遍。伊本·白圖泰曾提到過中國的舵工如何在夜晚利用天上的星星導航。
導航所用的星圖稱為《牽星圖》。明永樂帝時期，中國的船長曾利用牽星圖到達波斯灣。中國船員通過“指”這種起源於阿拉伯的古老的測量標準確定星星的位置，並規劃航線。關於如何航行至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港，中國有如下記載：
指過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燈籠骨星四指半，看東邊織女星七指為母，看西南司布星九指，看西北司布星十一指。丁得把把昔開到忽魯謨斯，看北辰星十四指。[348]
宋、元、明時期，人們不斷修正和更新星圖、羅盤讀數、操舵指南。不久之前，博德利圖書館發現了一本無名之書，可能為明末所著。該書記載了從中國至日本、東南亞以及波斯灣的航行指示：
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較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一本，山為微簿。[349]
毫無疑問，在中國人所掌握的地理知識中，大部分涉及天文導航的信息都來源於阿拉伯人，因為他們是開拓印度洋的先驅。宋末和元代時期，阿拉伯和印度的天文學也對中國的天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據說將阿拉伯和印度的天文理念引入中國的是《諸蕃誌》的作者趙汝適。[350]盡管中國的航海業受阿拉伯影響頗深，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國這一時期或之後所有的古籍中均未提及使用過星盤，而當時星盤在阿拉伯的船上已經十分普遍，中國人應該是有所了解的。
可能東亞大多數的海岸線是南北向，中國船隻不需要用到如此高級的導航儀器，航位推測法(規劃羅經航向並根據海圖估算距離)已足夠應付。[351]研究海事的作家威爾斯對此作如下解釋：“中國的領航員似乎沒有確定經度的需求。他們的貿易航線通常是沿東北—西南走向的海岸航行，很多航段幾乎是南北走向。無論何時，船員們隻要‘向西走’，就能找到亞洲的大陸。”[352]
大部分航海經驗無疑來自實際航行、師父對學徒的傳授以及常識，這些經驗以及這一時期發明或引進的技術工具都是中國航海業寶貴的財富。中國人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經掌握了季風、潮汐和海流變化的規律。在12世紀到15世紀的海上擴張時期，中國人充分利用了這些經驗和技術。此外，中國人還根據經驗觀測天氣，並將之編成朗朗上口的口訣歌謠，以便讓所有海員都能爛熟於心。[353]盡管中國人在航海上獲得了巨大成就，但可能正是因為沒有使用星盤，所以才讓歐洲人首先“發現”了中國，而不是中國人“發現”了歐洲。
造船技術的進步
盡管有文字記載，中國的船舶在唐朝時曾到達過波斯灣，[354]但亞洲海域的大量海上貿易仍然通過阿拉伯船運輸，其次是印度船。[355]不僅中國人搭乘外國船隻出國，中國的多數沿岸貿易也由外國人掌控。但及至宋朝，中國的造船技術突飛猛進，海上貿易蓬勃發展，中國人無形中在東方航運界掀起一場革命。[356]中國人取代了阿拉伯人對海上航線的壟斷地位，並在元明清時期一直保持領先。中國人幾乎獨家控製了廣州至印度西岸奎隆(古稱俱蘭)的所有航運，並在該地卸貨轉運。而中國船隊不願意繼續航行的原因是，大型中國商船吃水過深，不適合前往水域太淺的波斯灣港口。[357]
不僅中國客商會乘坐本國的船出去，外國客商也願意搭乘中國船。馬可·波羅和德理[30]以及伊本·白圖泰都曾乘坐過中國的船隻。實際上，來中國旅行的外國人非常多，元代朝廷不得不頒布法令管理外國遊客的行為。[358]與當時亞洲海域上其他國家的船舶相比，中國的船舶製造精良，噸位龐大，無懼風浪，安全舒適。阿拉伯和中國的船隻，馬可·波羅都曾搭乘過，他在評價霍爾木茲港的阿拉伯船時說：“這座城市的人有很多船，他們的船十分粗劣、脆弱又危險。很多船沉沒了，因為他們建船時不像我們一樣釘鐵釘……基於此原因，坐這些船十分危險。而且我告訴你們，因為印度洋航行條件十分惡劣，風浪大得驚人，導致很多沉船事故。”[359]而他對中國船隻又是另外一番描述：
我告訴你們，(中國的)船舶大多是由樅木製成，隻有一層甲板。甲板以下的空間被分為60個小房間或艙房，具體數量視船的大小有所增減。每個船艙能讓一位商人舒適地居於其中。船上裝備十分先進的駕駛盤，通俗地說就是船舵。每艘船有四根桅杆和四張帆。通常還會再多加兩根桅杆，根據天氣情況，這些桅杆能夠隨時升帆或收帆。有些噸位較大的船，另有十三間貨艙，用厚板組裝在一起，以防意外發生穿漏，如觸礁或被覓食的鯨魚撞擊而產生漏洞……船員們找到漏水的貨艙後，馬上就會將該艙貨物轉移至其鄰艙，因為這種船造得十分精密，所以一個艙進水，並不影響其他各艙。船員們修理完畢後，再將貨物搬回原處。船舶都用兩層板打造，即船的各處都有一層覆板蓋在底板上。這些木板內外都撚縫，並用鐵釘牢牢釘住。[360]
中國人撚縫的材料是由桐油製成的。沿海地區的中國船匠會用到達瑪樹脂、橡膠樹脂、欖香脂及烏欖中提取的樹脂塊，這些材料都從東印度群島進口。[361]馬可·波羅也說過，隻有新船才會用於中國—錫蘭航線，已經在印度洋運行數次並返修過數次的船會被收回，僅供沿岸航行使用。[362]
最讓中國人和外國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中國商船的噸位如此之大。在南宋的152年曆史中，中國人突然異軍突起，在造船技術上走在了前麵。徐兢曾提及，在1122年由中國前往高麗的船隊中，福建和浙江的海上商船長十餘丈，寬二丈五尺，深三丈，可載貨兩千斛粟，而由朝廷打造的兩艘神舟規模更大，且容量為前者三倍。[363]
宋末時，大型船舶已經十分常見。1274年，錢塘人吳自牧的書中記載：“且如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餘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364]
元朝時，據旅居中國的馬可·波羅記錄，他曾見過能載五六千擔胡椒或兩三百人乘客的船舶。[365]伊本·白圖泰於14世紀中期到訪過中國，他曾說中國有載千人的船舶。[366]從長江下遊前往北方的船舶能載漕糧8000擔。[367]鄭和1407年第二次下西洋時，48艘船共載27,000人，平均每艘船約500人。[368]
宋、元及明初時的中國船的特點是船舷寬，載貨量大，在海上行駛平穩。徐兢提及的1122年出使高麗時的商船長十餘丈，寬二丈五尺，[369]而在15世紀初鄭和的船隊中：(1)大者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2)中者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370]因此也有人將這些船比喻成巨大的木桶。
朝廷會在緊急時刻征召大型商船組建水師。南宋有些商船舷寬三丈，被改裝成遠近聞名的“海鰍”戰船。明初鄭和船隊中的大型船也是武裝後的商船。
戰艦對速度和機動性均有要求，因此通常設計成小型狹長的船。宋朝用於海戰的大型單層甲板帆船被稱為“海鶻”。宋朝的兵書《武經總要》(1064年)中對“海鶻”的描述如下：
海鶻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翼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371]
從這段文字來看，“海鶻”似有兩個浮板。這類戰船的標準尺寸長八丈，容量四百料。[372]1169年建造的某些“海鶻”戰船通長八丈三尺，闊二丈，能載二百士兵，容量八百料。[373]1203年新設計的戰船通長一十丈，梁頭闊一丈八尺，容量一千料。[374]有些規模更大的船甚至能達到兩千料。[375]
在1275年的焦山之戰中，宋軍對戰元軍的“黃鵠”和“白鷂”戰船，以及蒙古人海戰中使用的“拔突”和“鑽風”，可能都是由“海鶻”變化而來。南宋短短的152年，是一個充滿發明和實驗的時代。但到了南宋末期，隻有一些基本的價廉實用的海上戰船存留了下來。
明朝時，海防戰艦的容量分別有兩百、四百和七百料，但後來七百料及以上的船都停止建造了。[376]四百料的明代戰船甲板長八丈九五，寬十六丈五，吃水深為六尺。[377]徐兢在書中記載，1122年，他出使高麗的船隊有三層：最底層為壓艙物，中間為供給物資和兵甲宿棚，最上層則是裝備用具。[378]兩百年後的伊本·白圖泰說他乘坐的中國船有四層。[379]
乘客數量不斷增加，也促使了船舶住宿條件的改善。12世紀初，朱彧的書中記載：“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380]但徐兢在1122年出使高麗時，使團中的人已經有艙房可住。[381]之後的150年間，船舶又有了很大的改進。馬可·波羅的書中說每艘船有“60個小房間或艙房……每個船艙能讓一位商人舒適地居於其中”[382]。半個世紀後，又出現了更先進的設施，伊本·白圖泰的描述是：“……船舶上提供給商人艙房和公共間。有些艙房帶有櫃子和其他便利設施。這些房子都配有鑰匙，房間主人可以帶上妻妾出行，並隨時上鎖。有些船員和兒女一起住在艙房裏，還在木桶裏種廚房用的香料植物和生薑。”[383]
先進的造船術與精良的航海工具密不可分。比如，錨得到推廣後，人們在深海中便用其代替原始的碇。盡管在6世紀時中國就有關於錨的記載，[386]但人們一直普遍使用碇。1281年進攻日本的元軍艦隊，每艘船上都攜帶了兩個碇，前後各一。但過了120年後，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及其他明朝出使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船隊中全都使用了錨。[387]中國人也在船上使用船舵。12世紀關於船舶的描述中提到使用長竿定向。[388]1281年進攻日本的船舶圖片顯示船上已經有船舵。後來，中國人發明了平衡舵，成為此後幾個世紀最有效的定向設計。
另一項技術的進步是用棉布製帆。唐代阿拉伯商人將棉花(當時名為吉貝，源於馬來語kapok)傳入中國，宋代時中國人開始種植棉花，並生產棉紡織品。[389]棉帆解決了影響中國海上活動的一大問題，因為中國人使用了幾百年的席帆過於僵硬，不靈活，不利於收帆，而絲帆的造價高得令人咋舌。棉帆的使用必定始於12世紀初。11、12世紀之交時，朱彧曾寫到過船舶使用席帆，因為它們“開岸就岸風皆可使”[390]。20年後，徐兢出使高麗時，他提到所乘船舶並用席帆和棉帆：
風正則張布帆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帆十幅，謂之“野狐帆”，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麵，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391]
根據這段描述，似乎可以認為棉帆在12世紀的前25年中還是新事物，中國人並未掌握如何使用棉帆，不得不借助席帆逆風而行。大量的船帆也說明當時使用橫帆而不是縱帆，橫帆通常用在大型船舶上，而縱帆通常和今天的中國舢板聯係在一起。周去非曾將船帆比作垂天之雲。
至明代，中國人已經掌握了使用棉帆的技巧。明初海運漕糧的船上，每根桅杆有三張船帆，[392]可以根據風力張開或收攏。[393]費信的書中記載，1409年鄭和的船隊中每船張十二帆。[394]每根桅杆有三張帆，意味著船上有四根桅杆。盡管馬可·波羅的書中有描述過一些船舶有四根固定的桅杆和兩根活動的桅杆，[395]伊本·白圖泰也聲稱見過有十二根桅杆的船，[396]但宋元明時期的船一般是三桅船或四桅船。
中國人操控大型的帆船有一定的難度，這一點在徐兢的書中有所提及。他寫道，在船舶進出港、靠岸或穿過狹長水域時，航行須尤為小心謹慎，需要用到船槳推動船舶前進。十支船槳由“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399]。一百五十年後，據吳自牧的書中記載，一千料、三千料和五千料的船舶各可載兩百至五百人不等，配有六到八支船槳。[400]然而伊本·白圖泰稱，大型船舶的船槳尺寸和桅杆相似，十到三十人搖一槳，伴隨著“啦啦啦”的歌謠。[401]有些船上最多用槳四十二支，如1203年建造的船。[402]
鄭和的船隊中有兩類大型船，長四十四丈，寬三十七丈。除此以外，還有兩種船，分別稱大八櫓船(一等八櫓)和二八櫓船(二等八櫓)。[403]海戰時，船隻需要突然加速時就會用到船槳。南宋時期，在長江和近海作戰的戰船都配備了八支船槳。[404]
武器裝備
宋、元及明初三百年間，中國人不僅改進了常規的兵器，還發明了更新式、更致命的武器。阿拉伯商人為中國人帶來了更精煉的鋼鐵，其品質遠在中國自己鍛造的鋼鐵之上，被稱為镔鐵，[31][405]同時他們還帶來了鐵劍。[406]其他從國外引進的武器裝備有牛皮筋角、硫黃、蠟、油等。[407]牛筋獸角也被用於製造箭弩。1068年，宋廷得到了新發明的克敵弓，其弩身用堅硬的山桑木製成，威力強大，可射穿一百四十步開外的榆樹。[408]這種兵器在對金人和蒙古人的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鎧甲方麵也有所改進。中國人的防護裝具通常由鐵環、鐵鏈或鱗片盔甲和有襯墊的鎖子甲製成。鎖子甲是最獨特的防具，由多塊鐵片組成，每塊鐵片被兩塊厚布縫在中間。鐵片是用於防護前胸、後背和膝蓋；鎧甲下擺是金屬鱗片，頭盔則是由鋼鐵製成。[409]963年，按規定，鎧甲由紅色皮革製成，外披金屬片。1134年，根據禦前軍器所的規定，一副鎧甲重五十斤，頭盔和皮帶近八斤。[410]冶金技術的進步使製造輕型鎧甲成為可能。明初的鎧甲重四十斤八兩，[411]有些隻有三十斤。[412]1383年規定，除海防和水師以外的所有士兵皆穿附皮帶的亮色鎧甲。而浙江、廣東的海防以及水師穿棉繩和黑色鐵片交織的鎧甲，[413]用這種材料可能是為了防止海風和海水的侵蝕。
雖然火油使用很廣泛，但它是舶來品，不像國內自製的火藥一樣輕易獲得。10世紀時，火藥不再是屬於煉丹師的秘密。許洞的《虎鈐經》(1000年)和曾公亮編纂的《武經總要》(1046年)這兩部兵書，都具體提到了火藥的配方。盡管朝廷想壟斷火藥的生產，[416]但由火藥製成的煙花爆竹在民間隨處可見。關於火藥在戰爭中的使用，有書籍中提到904年圍攻豫章(今南昌)時使用的“發機飛火”[417]。《虎鈐經》中記載，“飛火”就是火箭火炮，一種燃燒的彈藥。[418]
975年，瀕海的吳越國君主向宋廷進獻懂得射火箭的軍士，[419]這說明在這之前宋軍並不知道這種新型火器。[420]根據《宋史》記載，[421]火箭最早在959年使用，但也有記載1000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進獻一係列所製火器，包括火毬、火蒺藜和火藥箭等(可能是類似炸藥、手榴彈和火箭之類)[422]。
使用最廣泛的武器是火炮，可能是一種由投石機發射的燃燒彈。水戰中普遍會使用這種武器，燒毀敵船的帆具。[423]1221年，不僅宋軍一天能製造三千個火炮，金人也能製造出由二寸生鐵包住的火炮，稱為鐵火炮。[424]這一時期新製造的武器還有煙毬和毒煙毬[425]，以及爆炸時能發出巨響用作信號、驚嚇敵軍戰馬的信炮。
爆竹和信炮的出現，說明中國人發明了爆炸性武器，火藥技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最聞名遐邇的爆炸性武器應當是霹靂炮(地雷)，它曾被用於1126年的開封守衛戰和1161年的長江采石之戰。[426]製造爆炸性武器的技術很快就傳入了金國，金人在此基礎上發明了爆炸性的炮彈震天雷，並將之用於對蒙古人的戰爭中。[427]中國人改進的另一種爆炸性武器是灰炮，用火藥射出石灰和石塊的混合物。[428]
1132年，中國人又研製出火槍，這是一種用竹管射出火藥的燃燒性武器。兩人共持一條，在近身戰中用於噴射火焰。[429]金兵很快也采用了這種武器，但因北方竹子稀缺，他們便用厚紙卷成槍管，將之命名為飛火槍。1234年蒙古人進攻開封，金人守城就使用了飛火槍。[430]據記載，蒙古人在1257年進攻東京時也使用了火槍。[431]
隨後中國人的這些發明距離火槍隻差了一小步。1259年，中國人發明了突火槍，即將投擲物塞入槍管後，利用火藥的爆破力將其射出。這種火器以巨竹為槍管，以巨竹筒為槍身，內部裝填火藥與子窠(子彈和炸藥)。引線被點燃後，火藥噴發，將“子窠”射出，如炮聲，射程遠達一百五十步。[432]突火槍可謂槍支的鼻祖，在火器發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蒙古人征討四方，大量使用了漢人在火器方麵的創新發明，但他們最喜歡用的武器還是巨石炮。盡管如此，火器技術仍然在不斷進步，至明初時，中國人已經有了鑄鐵手銃。[435]1380年，朝廷對火器的生產作了定例：軍器、鞍轡二局造碗口銅銃三千個，手把銅銃三千把，銃箭頭九萬個，信炮三千個。此外，兵仗局受命製造24種不同的火銃，包括俗稱的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等大口徑炮，手銃、奪門將軍、斬馬銃、手把銅銃、手把鐵銃。[436]
安南討伐戰(1406—1407)之後，工匠用粗銅和精赤銅改進了鑄鐵火銃，隻餘少量鐵製火銃。新火銃的射程和威力大大超過當時的其他武器。這種名為“神機槍炮”的新式火銃被視為“秘密武器”。1422年，朝廷將神機槍炮運至長城沿途各個衛所，用以對付蒙古人。[437]
中國曆史上，火器發展最活躍的時期恰巧也是中國海洋擴張的時期。火器是水戰最理想的武器。水軍迅速地采用了這些新發明，在戰爭中試用加以改進。所有兵法都將它們列為標配武器裝備。1129年，南宋新建水師，詔令所有戰船須配備“箭隔、鐵撞、硬彈、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類”[438]。
1130年，宋軍和金兵在黃天**進行了首次水上會戰。宋軍發現自己的火器射程不夠遠，士兵經驗不夠，訓練不足，也無法熟練運用火器。宋軍的船要逼近敵船才能精準發射火槍和投擲火炮，但在靠近之前，便已被金兵火箭射中燃燒。[439]
吃一塹，長一智。三十年後，金國皇帝派水師沿海南下時，漢人已做好萬全應對之策。1161年，在山東附近的一場海戰中，宋人利用火炮以及火箭、煙火摧毀了金人的戰艦。[440]長江上另一支宋軍水師利用霹靂炮(水雷)擊沉焚毀敵舟三百，[441]阻止了金兵渡江南下。
南宋和蒙古對戰時，雙方都廣泛使用了火器。襄陽失陷，蒙古人開始從漢水南下進入長江，並利用巨石炮擊沉阻止自己入江的宋軍戰船。[442]1275年，蒙古軍在長江南進時的三場戰役中，利用易燃投射物擊毀了宋軍在長江上的戰船。[443]
規模最大的海戰是1279年3月19日發生在廣東沿海的崖山海戰。這場戰役之後會進行長篇論述。但隻從武器裝備的角度來說，腹背受敵的宋人用火炮阻擋元軍的進攻，直至彈盡援絕。[444]元軍想俘獲宋軍的戰船用於海外戰爭，因此並未對其使用炮擊，而是在靠近宋軍戰船後，用易燃物之類的殺傷性武器攻之。[445]
朱元璋起兵抗元時，一位元軍炮兵指揮受降後，幫助他訓練士兵使用各種投石機，並利用飛炮(可能是巨石炮的改裝版)於1356年在采石渡江之戰中擊散了一艘元軍戰艦。[447]朱元璋初期的勝利都是在長江戰場上，他在重視水師的同時，也十分注重火器。1362年的鄱陽湖大戰中，他就是通過在戰船上架置火器和火炮，擊敗了實力更強的陳友諒水師。[448]
明朝時，火器是軍隊的標配武器。每百人編製的軍隊中就有十人操作火銃，三十個弓箭手。[449]當時戰船的裝備並未留下文字記載，但海運漕糧的隨船軍器每船包括弓二十張，箭二千支，手銃筒十六個，擺錫鐵甲二十副，碗口筒四個及箭二百支，火槍二十條，火攻箭二十支，蒺藜炮十個，銃馬一千個，神機箭二十支。[450]
中國的船舶上也會裝置大型武器，如明軍在1406年至1414年與安南作戰時使用了銅炮。眾所周知，鄭和下西洋的“寶船”上也配備了炮。[451]但是，沒有海上強敵可能也是阻礙中國這一火器進一步發展的因素。與之相比，歐洲各國在海上勢均力敵，無疑就促進了這一海戰利器技術的進步。
結論
威力強大的火器，使中國的海上力量無可爭議地超越了鄰國。再加上豐富的地理知識、先進的地圖繪製技術、不斷進步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業、強大的火器，中國無可非議地全麵製霸東亞海域。
這一“海上變革”時期的海洋知識和技術信息，很多都源自前代，尤其是唐朝。但正是宋朝時，由於人們對科學的興趣和需求高漲，樂於嚐試和學習，發揮想象力創新，才使之前的知識儲備越來越豐富，並在海上實踐中學以致用。
外邦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傳入的理念、知識和經驗也促進、加快了中國海上活動的步伐。中國人和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歐洲人一樣，應該感謝阿拉伯人作出的貢獻。地理知識、航海技術和造船術，以及火器的製造和使用讓中國在宋、元、明時期崛起成為海權國家。第二部分會詳細闡述這一段曆史中的前麵幾年。
[1] 現中國海岸線約為18,000千米。因作者成書時間較早，部分數據與現在有出入，類似問題將在文中標注說明。本書中的括注為作者注，腳注為譯者注。
[2] 浙江省有海島3000多個。
[3] 東南沿海有海島7000多個。
[4] 疑為今吳江太湖一帶。
[5] 原文斷句應為“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
[6] 衛滿原是燕國人，但衛滿在朝鮮稱王已是西漢時候的事了。
[8] 此處原文說的閩越王城是泉州疑有誤。
[9] 此處原文的戰爭細節與《漢書》有出入。公孫遂被派往朝鮮處理內部軍務，並不是總將領。
[10] “安南”是唐朝對越南部分地區的稱呼，漢朝時稱為“交趾”。
[11] 如無括注，正文中的月份為農曆月份。
[12] 這段描述的出發地點疑有誤，220年平定的是王金作亂，但未從合浦出發，226年士徽作亂時有提到從合浦出發。
[13] 根據《梁書》，該官吏是前來見秦論的路上亡故的。
[14] 西晉在270年就開始訓練水軍。
[15] 核實《晉書》，盧循是自殺。
[16] 一作範楊邁。
[17] 按《隋書》記載，隋文帝在位初年，林邑開始進貢，後來朝貢絕。這似也是其被討伐的原因之一。作者此處參考的是喬治·司馬培羅的《占婆史》。
[18] 據《辭海》，隋煬帝於仁壽四年(604年)即位。
[19] 隋煬帝即位後，遷都洛陽。
[20] 據《資治通鑒》，蜀地造船之事發生在648年，也就是下一段“唐太宗計劃第三次出征高句麗”時發生的事情。
[21] 據《三國史記》記載，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十二月，高句麗再次派出使者謝罪。
[22] 此處所講的是白江口戰役，是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今日本)、百濟聯軍於白江口發生的一次水戰。熊津江是今韓國錦江的舊稱，白江口為錦江一處支流的入海口。
[23] 指的是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故地。
[24] 此處平定的是北宋廣源州的儂智高，不是占婆國。初步查找《宋史》“狄青傳”未發現相關記載。
[25] 此處廣南應為廣源州。
[26] 晉朝一般指266—420年。
[27] 應為河北和山西。
[28] 經核對，這段書信是高麗大臣勸阻蒙古使臣用武力解決日本的。
[29] 裴秀的生卒年應為224—271年。
[30] 有的版本譯作真福和德理，也有譯作鄂多立克。
[31] 《隋書》中已有镔鐵的記載，此處說是阿拉伯商人帶來的，不太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