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海洋
中國為何能在宋末、元代及明初期間成為海上強國？為什麽不早不晚，恰好是在這一段特殊的時期？促成這一切的基本條件可能和其他海上強國一樣——人民的性情、地理環境、經濟、社會及政治背景。美國軍事理論家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認為：“比起政府的遠見卓識或精明作風，瀕海國家的曆史受其地理位置、領土麵積、自然結構、人口和國民性——簡而言之就是自然條件——的影響更深。”[175]
14世紀開始的文藝複興，使西歐人“人”的意識開始覺醒，人們開始打破宗教的束縛，勇於追求真知，解放思想。航海技術和地理學也有了革命性的飛躍，刺激了西歐人海外探險、拓疆傳教的野心。政治意識增強，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商業革命促進了財富增長，商品和市場的需求急劇擴大。在這一係列因素的刺激下，16、17世紀，西歐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中國出現了類似於歐洲的變革因素。宋、元及明初的中國，文化發達，技術進步，商貿興盛，經濟蓬勃發展。盡管中國沒有產生如歐洲般翻天覆地的政治和宗教大變革，但中國人的哲學觀和政治觀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176]
最關鍵的是，1127年開封府的淪陷標誌著西北大陸開始衰落，陸上商業路線相繼中斷；而東南沿海開始崛起，經濟重心和政治中心轉移到了沿海地區，最終促進了海洋擴張和海上貿易的增長：
這種南貧北富的情形，自漢末至隋代漸漸發生轉變。及唐宋時代，南北經濟發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這無疑是一場發生在經濟地理上的革命。[177]
經濟重心的轉移
西北日漸貧瘠的過程可追溯至漢末，至六朝時加劇。唐代政治家、史學家杜佑(735—812)在8世紀末時曾感慨，渭河穀地曾是軍事基地，秦軍正是從該處開始征戰並統一中國。同樣，漢軍也是從此處開始征服西域。但及至唐朝，渭河穀地已經衰敗凋零。
杜佑認為衰敗的原因是耕地的萎縮，並指出秦代開鑿的鄭國渠曾經灌溉了四萬頃(一頃為一百畝，約為6.67公頃)田地，漢代開鑿的白渠灌溉了四千五百頃田地。[178]鄭國渠和白渠灌溉的總麵積達到四萬四千五百頃。即使到晉(265—419[26])末：“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179]杜佑感歎，唐永徽(650—655)年間，“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766—779)初減至六千頃”。[180]在杜佑之後的兩百年，兩渠灌溉的麵積持續萎縮，及至996年的宋初，這兩條渠的灌溉麵積不足兩千頃，大約隻有漢代的百分之四。[181]
這其中有一部分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連年的內戰和邊境遊牧民族的侵擾也破壞了堤壩，荒廢了土地，減少了土地的產出量。[182]西北的農業經濟在宋、元和明代都未得到重視，直至清朝重新平定西域，清政府才再次關注西北的水利工程和灌溉係統。
戰爭的**和旱澇的摧殘，使得西北地區每況愈下、蕭條衰敗；與此相反，東南地區則日漸富庶，政治地位進一步提升。早在漢朝就有人觀察讚歎過長江下遊地區潛在的財富和資源。[183]該地區的發展始於三國時的吳國，而4世紀時，建康成為都城後進一步加速了此地的發展。正是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向了長江流域。[184]自此，東南地區的發展突飛猛進，唐朝的政治家、思想家韓愈曾感歎“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185]。
五代十國時期，各路軍隊在中國北方肆意橫行，極大地破壞了農村的土地。而瀕海的吳越和南唐采取了謹慎的外交政策，保境安民，發展生產。兩國的國君們努力延續並增強了唐以來東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並為該地區在宋、元和明朝的發展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186]
北宋時，中國東南地區已經廣修水利，至南宋時進一步加強。1128年，宋朝南遷後，稻米的產量為整個國家帶來豐厚的財富。水利工程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因為六路軍隊中百萬士兵的命運全都依賴東南地區。朝廷大修水利，東部、長江兩岸、寧波以及紹興地區對湖床、果園、池塘、堤壩和水閘的改造已經十分全麵完整。表1列出了除山東和廣西以外各省份在各個曆史時期興修公共水利工程項目的數量，特別列出了沿海省份的公共水利工程項目數量在全國總數中的比例。
表1 治水活動：沿海省份數量與全國總數的比例[187]
這些數據有力地證明了宋、元、明時期農業資源和經濟活動都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水利工程的進步能提高一個地區的糧食產量，以支撐密集的人口，防止饑荒發生，最重要的是能促進文明的發展。[188]
北方動**不安，阻礙了當地手工業的發展，而自唐後期以來，手工業在中國經濟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東南沿海省份相對遠離戰爭，而且由於地理位置便利，商品出口機會多，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手工業者。生產瓷器、漆器、織品和紙張的作坊紛紛從北方遷到東南，並在南宋和元朝時期蓬勃發展。[189]浙江、福建和江西最著名的陶瓷中心都是在這一時期建立的。[190]
發達的農業，以及發達程度不如農業的工商業為沿海省份帶來了繁榮的景象。宋代一位思想家說：“當今天下根本在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191]沿海省份的經濟優勢可見表2，其半數至四分之三的收益上繳國家。
長江下遊地區向宋朝廷上繳了大量的金屬。如1119年，全國共收繳了17,004盎司黃金和1,146,723盎司白銀，其中八成(13,744盎司)的黃金和七成(831,186盎司)的白銀來自東南沿海。[192]至於錢幣，1174年至1189年間，兩浙(當時包括浙江及江蘇南部)每年平均上交1200萬緡，占全國平均1560萬緡的77%， [193]馬可·波羅曾描述：“行在(杭州)……是中國南方的九個州，或者說九個小國之一。”[194]為了證明中國東南地區的富裕程度，馬可·波羅又寫了元朝大汗每年的財政稅收：“……每年通常有210金托曼(西方貨幣單位)，每1托曼為80,000金薩吉。如此巨額的收入可真是聞所未聞。而這還隻是南方九個州之一的稅收。”[195] 表2 全國財政收入：沿海省份稅收與全國總稅收的比例
政府對東南地區資源的依賴並非開始於最近幾百年。6世紀時，隋朝皇帝重新統一中國後，隨即發現了長江下遊地區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但當時出於戰略考慮，隋朝起初仍然定都北方的長安(今西安)。西安所在的渭水流域已經不如從前高產，為了運輸的便利，隋朝疏浚河道、開挖運河，構建了一條從東南杭州到北方洛陽的漕運係統。
之後五百年間，這一漕運係統一直是中國經濟的生命線。曆史表明，隻要這條漕路能平穩運行，政府就能維持穩定；一旦阻塞不通，政府則容易衰落、垮台。盡管朝廷對古都西安充滿情懷，但實際的行政中心已漸漸轉移到了洛陽。五代十國時期至北宋，洛陽東麵的開封成為國都，其原因並非出於軍事防禦考慮(開封四野都是平原)，而是因為開封是漕運係統的樞紐，從東南地區運來的糧食足以維持衛戍部隊。[196]
唐代開始出現的堤壩損毀及河道淤泥堵塞的問題，到了宋代更為嚴峻。黃河泥沙含量很高，屢次泛濫，造成漕路主要幹道的汴河入口淤淺至兩米左右，導致運糧駁船一年內隻有6個月能通過此處。1095年，能運到京師的糧食隻有平常的百分之二三十。[197]
到了1121年，漕運已經十分困難，有人提議開挖新的運河，或由海路運糧。但是，宋徽宗不像他的祖輩那樣勵精圖治，他對修繕河道一事置之不理。事實上，在短短幾周的水位高漲時期，他命人從江南用船運送花綱石之類的非必需品來為自己建造宮殿園林，結果進一步惡化了河道環境。朝中官員也紛紛效仿，利用漕運係統為各自謀私利，而不法之徒又破壞了堤壩，結果在金人入侵前夕，運到京師的糧食還不足尋常時期的百分之一。[198]
糧食匱乏大大影響了京師附近的駐軍人數，以致最後除禁軍外竟無人防守京師。因為沒有糧食供給，援軍也打道回府了。就這樣，開封淪陷，宋朝皇室逃往長江以南，在臨安(今杭州)重新建都。一百年後，在金人遷都開封後，曆史重演：因麵臨糧食供給問題，開封被蒙古人攻陷。
蒙古人定都大都(今北京，意為“偉大的都城”)之後，也同樣遭遇糧食供給問題。為了利用長江下遊地區的資源，他們開辟了海運航線，並開鑿了兩段新運河，與原有運河連通，形成京杭大運河，使糧船可由杭州直抵大都。京杭大運河對後來五個世紀的中國經濟至關重要。
遊牧民族的崛起
王朝定都在北方的城市，除了對渭水和黃河流域一帶舊文化中心的感情因素使然以外，還有戰略的考量。自古以來，遊牧民族世代居住在荒涼的大草原或沙漠地帶，一直覬覦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的中原，總是試圖掠奪、占領中原城市，因此中國西北大陸的邊境一直烽火不斷。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原王朝能通過武力和外交手段阻擋遊牧民族侵襲的步伐。然而到了4世紀，北方的少數民族紛紛突破防線，入主中原，在中國北方地區建立了政權。少數民族在中國北方的政權持續了近三百年，同時期的漢人政權則主要控製長江下遊地區。10世紀，遊牧民族再次大舉侵擾中國北方和西北方地區。至12世紀初，中國北方再次落入少數民族的統治。13世紀末，蒙古人奪取了政權，並完成了以前少數民族未竟的夢想——統一整個中國。
遊牧民族像突如其來的暴風雨一般，對定居民族(如漢人)統治區的**，對世界曆史和文明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幾次入侵並非小打小鬧的邊境侵擾，而是民族大遷徙，遊牧民族不停地向前推進，趕走之前的居民，移民浪潮般源源不斷地湧來。遊牧民族大遷徙似乎周期性地發生，學者們還在研究是否有什麽神秘的力量驅使或迫使這種周期性行動的發生。當然，生活在邊境的民族渴求毗鄰農業國的財富和土地，這種貪婪並非一時性起，而是潛藏在內心長久的欲望。有些社會學家認為，遊牧民族的崛起是因為人口密集地區的人湧向人口稀疏地區，[199]但情況並非如此，因為以中國為例，是居住在人口稀疏地區的遊牧民族侵入了人口密集地區。遊牧民族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出現了領袖人物，因為在崛起過程的活動中，領袖人物的作用更像是催化劑而不是原動力。
有人提出過一種假設，將邊境民族周期性的行動解釋為受氣候影響的結果。[200]公元300年、650年及1200年都發生過特大幹旱，正好和蠻族與遊牧民族分別入侵歐洲和中原，伊斯蘭教勢力擴張以及蒙古大征戰的時間吻合。[201]但氣候假設論的缺陷在於，它更適用於解釋歐洲曆史，而非亞洲曆史。蠻族在4世紀入侵歐洲，蒙古在13世紀進行的大征戰，對歐洲和中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7世紀穆罕默德武裝勢力的擴張直到一個世紀後才對中國產生了微末的影響。
氣候變化是其中一個促成因素，但絕不是形成遊牧民族周期性活動的唯一原因。遊牧民族內部的勢力或使其統一強盛，或使其分裂衰落。正是這種統一或分裂的循環往複，引發了它們的擴張或退縮。[202]同樣，當中原王朝強盛時，它可以采取策略抑製遊牧民族的侵擾，而當王朝衰落時，就招致了外族的入侵。
隋唐的君主修建大運河，使鎮守西北邊防的軍隊有了來自東南地區的穩定的糧物供給，從而得以恢複元氣；但到10世紀時，運河淤塞，漕運不暢之後，兵力就開始由強轉弱。由於沒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來保障長期的作戰，北宋軍隊便難以在北方地區組織大規模強有力的防守，無力驅逐入侵北方的契丹人。1126年，女真人(金人)突然兵臨城下，北方陣地失守。
定都南方
1127年初，金人攻破京師開封，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恥。漢人的內心被深深刺痛，他們重新估量戰爭形勢，隻能不得已拋棄對北方和西北腹地國都的眷戀，在富庶的長江下遊流域的瀕海地區重新選址建都。
開封失陷後，逃亡的北宋皇子選擇臨安作為南宋的行都，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二次將長江下遊的瀕海城市作為全國行政中心。中原政權第一次遷都東南地區是在317年，由於少數民族攻破北方，西晉宗室撤離洛陽，南遷建康建立東晉政權。但隋朝統一中國後，再次選擇西北內陸的長安作為都城。可以說，除了南北分裂的曆史時期，以及南京曾有270年成為政治中心的時間以外，中國曆朝的國都大多都選址於北方或西北的內陸。從周朝到北宋末這兩千多年間，中國人發展的重心主要還是在內陸。
但在1127年，宋室放棄開封，數年之後定都瀕海城市臨安之後，朝廷就隻考慮以瀕海省份的城市作為政治和行政中心。都城從開封遷到臨安，標誌著中國重心的重新定位，中國人也從西北向東南，從內陸向沿海流動。
當然，這樣的選擇也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南宋初期，大臣李綱便是反對者之一，因為他認為自古以來東南沒有出過卓越的領袖人物，而且過去從東南複起的政權也沒有收複過中原。[203]明朝地理學家顧祖禹曾抨擊過這種謬見，他認為經濟重心轉到東南之後，東南湧現了許多傑出的領袖人物，其中就有明洪武帝朱元璋(安徽人)。[204]
國都通常也是戰略中心，許多人反對在東南地區建都的理由便是，該地區的人並不驍勇善戰，也缺少精壯的戰馬。[205]因此，一旦被北方的騎兵包圍，他們就會處於劣勢。但是，東南地區的人十分精通水戰，可以彌補他們在騎兵作戰方麵的不足。而且，東南的地形易守難攻，利於水戰。如此一來，定都臨安就意味著朝廷傾向防守政策，也導致水師的發展得到了史無前例的重視。
並非隻有漢人王朝才把重心轉向東南地區。外族從北方和西北方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後，也主動將目光投向南方，這既是出於政治考慮，也是被經濟因素所驅使。契丹人將都城從臨潢府(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羅城)遷至燕京(今北京)；女真人從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遷至燕京，又從燕京遷到開封；蒙古人從哈拉和林(今蒙古國境內)遷至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又從上都遷至大都(今北京)。自10世紀以來，漢人和少數民族政權遷都的曆史，讓一位清朝學者發出“天下之勢，自西而東，自北而南”[206]的感慨。
明洪武帝奪取政權建立明朝後，定都於今南京——富饒肥沃的長江下遊的心髒地帶，再一次將中國的重心轉到東南沿海地區。他的兒子朱棣——那位派人遠航至中國南海和印度洋的皇帝在位期間，繼續坐鎮南京統治疆域遼闊的明帝國。直至1420年，朱棣才決定遷都至今北京以應付日漸強大的蒙古人。
人們通常認為，擇址北京是要保持戰略需求和經濟需求之間的平衡。北京地處西北大草原和東麵的海洋之間，朝廷既能為軍隊培育戰馬、招募健壯的士兵，也能通過大運河和海路運輸糧食保障供給。明朝學者劉侗曾說：
帝(北京)北宅南向，威夷福夏，玉食航焉。蓋用西北之勁，製東南之饒，亦用東南之饒，製西北之勁。[207]
人口流動
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遊牧民族的衝擊以及國都位置的周期性變化，人口也從西北流向了東南。西北日漸幹燥，耕地不斷減少，灌溉係統缺乏水源，人們起早貪黑卻收成甚少。兵荒馬亂，滿目瘡痍，連年幹旱，饑荒不斷，百姓窮困潦倒，民不聊生，很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另尋謀生出路。外族入侵及壓迫性的統治更是加速了人口的遷移。317年及1127年之後，北方內陸都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秦漢時期，中國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黃河中遊的兩岸，即今天的陝西省和河南省。[208]河南省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裏七百人以上。[209]過量的人口由中原地區向四周邊緣地帶擴散，但最初是中亞地區引發了拓荒者的想象力，驅使他們向西部進發。[210]從河西走廊沿著商旅路線直到土耳其斯坦的絲綢之路上，有很多移民定居在此。[211]
從漢朝至宋朝的一千多年間，西北的人口逐年下降，而東南的人口卻成倍增長。[212]在當時，江蘇長江三角洲的衝積平原、江西鄱陽湖周邊地區以及浙江和福建的沿海丘陵地區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今天，有些地區密度甚至已經和今天持平。明朝學者章潢曾研究過人口的變化，指出：“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醜，東南縣戶僅得天下十之一……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213]
但是也有人指出，人口變化的模式更多的是東南人口顯著增長，而不是西北人口下降，因為流失的漢人人口又不斷地被湧入的邊境少數民族人口補充。比較742年和1080年的人口數後，可以發現西北各省的人口並未出現劇烈的變化，隻有北方的河北省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麵，湖廣(湖南和廣東)兩地的人口數翻倍，淮南(山東南部和江蘇北部)的人口增長至近3倍(從390,583戶增至1,079,054戶)，江南(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以及福建北部)的人口增長至3.5倍(從1,756,132戶增至6,319,739戶)。[214]整個沿海地區人口的激增可見表3。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和唐代時期，中國的重心放在西北大陸的邊疆，沿海地區的人口隻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清朝時，西北地區再度受到重視，西南的省份如四川、湖南、貴州以及雲南也開始發展起來，沿海人口又減少到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宋、元、明時期，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如果1330年的人口統計數據可信的話，有一小段時期內這個數字幾乎達到四分之三——都集中在沿海的六個省份，而這六個省份的麵積隻占全國的十分之一。
表3 沿海地區人口比例
沿海省份人口的快速增長可參見宋代兩浙路(今浙江及江蘇長江以南地區)的情況，80年間，人口增長的速度如下：1080年為320萬，1134年為350萬，1162年為430萬。[215]
宋元時期沿海地區人口的劇增是天災和人禍的共同結果：慘絕人寰的戰亂(中國正史上記載的規模、持續時間及慘烈程度各不相同)加上殘酷無情的旱澇。宋代發生旱澇災害的頻率比以前要高，元代更是達到了頂點。在蒙古人統治的89年間，全國發生了163次水災和116次旱災。[216]除了兵燹之禍、暴亂衝突，數百萬百姓由於洪水和饑荒而流離失所。
晚唐、五代十國及宋代的戶籍分為主戶和客戶。[217]將戶籍分為主戶和客戶的這種人口兩分法最早出現在8世紀，根據唐代、五代及宋代的會要，如果符合以下任一條件，可由客戶變更為主戶：(1)購買農田；(2)有工作或其他收入來源；(3)戶籍內的所有人在遷至地居住滿一年；(4)交稅。[218]
但是由於宋朝形勢動**不安，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流動。1038年，36.4%的人口為客戶；[219]而到了1080年，有31.98%~34.3%的人口為客戶。[220]由於外族侵擾、烽火不斷，北方地區客戶比例更高，而東南沿海地區因為有很多移民落腳定居，所以客戶比例較低。[221]關於人口流入沿海地區的情況，表4顯示了南方地區明州(今寧波)、泰州及福州的客戶占比。
表4 流入明州、泰州及福州的客戶占比(宋代)[222]
全國性的戰爭及旱澇災害引發全國範圍內的人口流動，而地區性的內戰和自然災害引發另一種類型的人口流動——由鄉村流入城市，因為城市是最近的逃難之處。由於敵軍襲擊、糧食短缺、洪澇旱災等原因，至今難民湧入城市的現象也很普遍。引起的後果便是城市人口增長，鄉村人口下降。
有一個很古怪的現象是，自然災害會隨人口中心變化而轉移。漢代時，大部分的旱澇災害發生在北方和西北地區，這些地區的人口也最密集。一千年後，人口中心轉移到了東南沿海地區，這一地區的旱澇災害也最嚴重。每一時期受災最嚴重地區以及該地區災害發生的比例可見下表。
表5 曆史上兩個時期旱澇災害發生比例
(1)公元前206—公元420年，共626年
(2)960—1644年，共684年
戰亂及天災促使人口重心向城市轉移，這是城鎮發展的原因之一。因此，當東南人口超過西北，旱澇災害發生的頻率高於西北時，東南地區建造的城鎮就比西北多。表6顯示了中國城垣修造的重心從西北向東南轉移，其中“絕對指數”指每100年每1萬平方英裏築城數。
表6 西北地區與東南地區築城比率[223]
表中的指數表明西北和東南築城兩相相反的明顯趨勢：東南地區的人不僅建造更多的市鎮，而且建造更多的大城市。今浙江、江西、福建和江蘇南部人口過萬的縣的數量增長如下：公元前280年——9；公元464年——74；公元740年——118；公元1102年——193；元朝——253。[224]其中有一些是納稅人口近百萬的群落中心，即城市及其各自有村落包圍的城郊。北宋年間，人口近百萬的群落中心有三個：山西太原、湖南潭州(今長沙)及江西吉州(今吉安)。[225]
元代的人口記錄顯示，某些群落中心的人口數量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例如揚州路(150萬)、嘉興路(220萬)、平江路(今蘇州)(240萬)、南昌縣(150萬)、吉安路(220萬)、饒州路(400萬)。[226]明初(1371年)的人口統計顯示有三個府人口過百萬，且都位於長江三角洲：應天府(今南京)(100萬)、鬆江府(120萬)、蘇州府(240萬)。[227]
元代長江三角洲居住區的擴張證明了自然災害是引發城市擴張的原因之一。據官方記載，浙江和江蘇受災程度最嚴重，公元前206至公元1911年，洪水暴發率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裏為33.7%，旱災暴發率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裏為27.5%。[228]根據1330年的人口統計，人口過百萬的19個行政區域中有9個是在浙江和江蘇。這兩個省城市擴張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五代十國和宋代時修造了堤壩和圍墾灘地。上海就是在灘地上形成的眾多城市之一。[229]第三個原因是工商業的發展吸引了鄉村居民進城。
人們有理由相信，行政地區人口數據是由城市及其近郊人口所構成，城市得名也來自其近郊。例如杭州，舊稱臨安，是南宋的行都。13世紀，臨安府的建築物已經延伸至鄰近的錢塘縣和仁和縣，形成了一座開闊的大型都市。[230]具體人口增長見下表。
表7 南宋時期杭州的人口增長[231]
鹹淳年間的數據和幾年後到訪杭州的馬可·波羅給出的數字比較吻合，他估計的居民數約為160萬人。[232]1330年對杭州路(包括杭州城及下屬九個縣)的人口統計為“錢糧戶”(納稅戶)360,850，人口1,834,711。[233]這說明大量的人口聚集在杭州城，而不是分散在偏遠的縣城。
確實，杭州城規模之大，人口之多，令同時代的中外文人歎為觀止。1255年，城中一位文人曾提及，當時南宋朝廷在杭州建都時，這座城市的規模已經“過京師(開封)十倍”，在隨後的百年中，“視前又過十數倍”。[234]他在書中如此描繪杭州：
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裏，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235]
宋代時有12個這樣的市井，被稱為“廂”，類似於現代的中心商業區。一個世紀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遊覽了杭州，並在書中寫道：“杭州是我在世界上所見到的最大城市。城市兩端需要3天才能走完，過城的遊客們不得不走走停停……這座城市分為6個小城，每個小城都有城牆，另有一座大城牆環繞6個小城。”[236]他的描述和同時代的基督教教士約翰·馬黎諾裏有相似之處，後者曾稱杭州為“最好、最大、最富饒，人口最多，總之是最絕妙的城市。這是地球上現存的，也可能是至今……最富有，建築最輝煌的城市”[237]。
當時的記載也證實了杭州，即南宋行都臨安的迅速發展。1141年，城市南北縱跨30裏(約10英裏)。但1226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記載北廂至南廂的距離是60~70裏(約20~30英裏)[238]，《鹹淳臨安誌》對此也有所提及。[239]
元代時，很多城市和地區都超越了杭州，蘇州、嘉興、福州和鄱陽的規模都比杭州大。北方城市就沒法和富饒的南方城市相提並論，即使是元代的京城大都，居民人口還不足50萬。[240]元初，南宋愛國畫家鄭所南曾寫過以下文字：
北地稱真定府(今正定)最為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二一。”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241]
心理、文化及知識的變化
隨著經濟、戰略、政治及人口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也從西北轉移到了東南。與西北內陸省份相對蕭條的情形相比，東南沿海地區建造大城市、修築堤壩、挖掘運河以及開墾荒地、發展農業、擴大工商業，充滿活力和幹勁。過去，帝王、官員、畫家及文人都出自陝西、山西和河南。但北方日漸蕭條貧瘠，百姓苦苦掙紮在溫飽線上，無暇也無錢來娛樂和提升自己。讀書成了奢侈的行為，教育和文化都落後於相對富庶的南方。
外族對中原的奴役也是影響北方人民性情的因素之一。在1279年蒙古人入侵之前，北方已經曆經了450年的外族高壓統治，主動性被扼殺，熱情被澆滅。有獨立精神和反抗意識的人都遭到殺害，活下來的都是或投降或痛苦順從之人。麵對殘暴的外族統治者，很多人學會了各種偷奸耍滑、坑蒙拐騙的下作手段，隻為苟且偷生。
北方人高大健壯，通常都是驍勇善戰的士兵，史書上對他們的戰事也有詳細記載。通常受苦最深的是文官、文人和鄉紳士族，他們掌握著地方事務的實際管理權。9世紀初，韓愈曾寫道：“燕趙(湖北和山西[27])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242]與這一感歎相反的是三百年後金國皇帝完顏雍的評價：“燕人自古忠直者鮮，每事但委順而已。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243]但同時，他卻對南方人評論甚高：“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複一人諫之，甚可尚也。”[244]
北方的百姓大部分是本性保守的農民，受昏庸的吏治的影響，他們變得麻木不仁、委曲順從，因而得到了一個似褒實貶的稱號——順民。土地貧瘠，天災連年，兵荒馬亂，生靈塗炭。庠序之教不存，黎民百姓苦苦求生。北方和西北地區文化凋零，斯文不存。
外族入侵，中原百姓被迫南遷。一同南遷的，還有他們對外族入侵者刻骨的仇恨，反抗的火焰一直在他們的內心熊熊燃燒。因此，遷往南方的北方人比留在北方的同胞們更善戰。即使戰敗，他們寧願乘船避身海外，也不願屈服。南宋初年抗擊女真的軍官將領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同樣，一個半世紀後在南方與蒙古人作戰的也多為北方人。[245]
經濟資源和社會地位也決定了去留的人群。過去的中國，有錢有勢之人才有條件遠行，無錢無勢之人即使想出逃避難也無能為力。因此，在317年晉朝從洛陽遷至建康，1127年宋朝從開封南渡至杭州時，編寫史書的史官都特別提到“衣冠南渡”，強調勳貴、士大夫、大族這些移民的重要性，並認為是他們為南方帶去了文化和禮儀。[246]唐代史學家杜佑寫過：“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247]
知識分子為東南省份帶去了繁榮的文化，而他們離開北地也讓北方的文化走向萎縮。章潢曾在書中寫過：
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為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荊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為二京者，方且為匯兵講武之場，故益遠也。[248]
江蘇、浙江、江西和福建書院和藏書樓眾多。且近幾個世紀以來，這些地區的文人、學者、詩人和畫家也層出不窮。[249]以河南、陝西、山西和甘肅作為西北的代表城市，江蘇、江西、浙江和福建作為東南的代表城市，對比後可發現。不同朝代兩個地區的文人數量有明顯的差異。詳見表8。
表8 曆史上學者和文人的地理分布
東南地區人民傑出的才智不僅表現在文學和哲學的成就上，他們的才華在各個領域都有體現。表9的內容是基於地理學家丁文江的統計數據，他曾調查了5783名二十四史傳記中的人物。相比於表8，表9更清晰地顯示出南宋時期是變化的開始。在南宋向南遷都之前，大部分朝廷官員都出自西北，而之後則大多來自東南。
表9 曆史上名人的地理分布
最明顯的對比是河南和浙江。河南是北宋的京師所在地，而浙江是南宋的京師所在地。表10顯示兩地的數量是此消彼長，這說明了兩點：首先，官僚係統的人員多來自京城；其次，一個朝代京城的位置對當地居民有正麵、積極的影響。
表10 名人的地理分布：河南與浙江的對比
數據研究進一步顯示，不同曆史時期中國名士地理分布有兩個有趣的地方。首先，從漢代到明代，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朝廷官員都出生在東南地區，如表11所示。
表11 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名人地理分布
其次，南宋時期，浙江、福建和江西省的人才數量突然增長。出現在正史傳記中的604名重要人物中，僅這三個省的人數就有307名，占50.4%。
表12 四個沿海省份名人的地理分布(數量及占比)
許多北方移民很喜歡東南地區繁榮的經濟和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他們創立的書院和藏書樓提升了該地區的文化水平，使南方人在科考和入仕兩方麵都占有優勢。由於宋、元和明初的南方省份人口數量要高於其他省份，因此出現的人才數量也相應要多一些。
上述表格中的數據僅僅顯示了作為東南地區文化活動指標的士大夫的人數，還不包括許多出仕名人、商人、漕幫首領、宗教人物、海盜頭子、農民起義領袖和探險家等。這些人在曆史長河中曇花一現，官修正史中並未記載他們。盡管他們並未在文學、藝術、哲學等領域和官場揚名，但其中許多人在商業、手工業、科技、武器等方麵脫穎而出。因此，他們的存在也促進了擴張精神的誕生。
一種全新的擴張精神
東南地區的迅速發展使人們開始重視實用性學習。從宋代到元代、明初，致知對中國讀書人的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擺脫了陳規陋習的束縛，中國人能夠探究其他知識領域，也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宋代是中國科學的黃金時代。[250]這一時期的中國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書本知識，而是喜歡調查、實驗，注重記錄發現，傾向於即興創作和發明，展現了一定程度的科學精神。
宋朝在印刷術、造紙術、陶瓷、絲織、羅盤針的航海運用、戰爭中的火藥火器、地理天文知識、數學和工程、造船業和運河水利業、植物和農業等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朝廷鼓勵技術發展，厚賞發明軍器、設計船舶的人——普通人就賞賜金錢，官員就加官晉爵和賞賜物品。[251]1074年，朝廷調集了全國優良的工匠和技工為國家設計和改進軍器。[252]1273年，朝廷甚至在全國征集改進巨石炮的方法。[253]
另一個例子是，宋朝引進舶來品，改進外來思想並利用外國的服務。排外主義是近代中國發展出來的思想，盡管這種思想產生於宋，形成於元、明，但在當時這還不是中國人的主流想法。在唐代，朝廷已有來自日本、朝鮮、中亞和近東的人擔任官職。曾有一度(847—873)，軍中半數將領及中書“盡是蕃人”。[254]從宋至明，近東血統和穆斯林，以及他們的子孫在官府中的成就都特別突出。[255]在眾多祖先為穆斯林移民的能人之中，13世紀的蒲壽庚及15世紀的鄭和隻是其中的兩位。
從異國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及摩尼教傳入中國開始，中國人就一直在接受國外的思想。宗教之後是科技思想的傳入。中國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關於天文、數學、地理、航海、醫藥、軍事等方麵的知識。18世紀末，乾隆皇帝曾對馬戛爾尼伯爵說了一句經常被後世引用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與此相反的是，宋、元及明初的中國人從國外進口大量貨物，包括鐵、硫黃、石腦油、牛角牛筋、獸皮等軍事必需品。建造房屋和船舶的木材也從海外進口。除此之外，還有工業原材料等進口物。
宋、元及明初，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中國人普遍重視實用性學習，以開放的心態麵對外部世界，這與海洋擴張有很大的關係。或許，這一時期中國人最顯著的心理特征就是重商崇商、勇於冒險、鬥誌昂揚、愛國愛族。
在宋代，整個國家曾蒙受過民族恥辱，而到了元代蒙古人統治時期，似乎隻有漢族遭受屈辱。中國曆史首次出現了按種族劃分階層的法令。最高等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包括回鶻人、阿拉伯人，以及在中國的俄羅斯和保加利亞人)，第三等是漢人(包括北方地區的漢人及契丹人、女真人和高麗人)。位於最底層的是南人，指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內的各族人。這四個階層逐漸合並成了兩個階層：作為統治階級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以及作為被統治階級的漢人和南人。[256]朝廷頒布了一係列歧視被統治階級的法令，並不斷剝奪他們的權利。例如，1337年曾規定“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不以漢人為相”“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如蒙古、色目毆打漢人、南人，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甚至有人提議對漢人和南人來一次大屠殺。[257]
4至5世紀的北方外族統治者蔑稱南方人為“島夷”，與此相似，蒙古人稱南方人為“蠻子”。對漢人來說，被本身是蠻族的人稱為蠻人，這是最大的恥辱。無論是對民族還是國家而言，這種侮辱都強化了漢人的愛國情懷，並催生出一種對外族人的憎惡感。[258]1138年，南宋樞密院的胡銓怒斥與金國議和一事，稱：“夫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59]
自古帝王臨禦天下，皆中國居內以製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製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261]
他又在文中又提到，中原內外的外族人若能承認中原的優越性及中原皇帝的權威，則可以和平共享中原的繁華：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華夏之人撫養無異。[262]
宋朝以前，中國皇帝接受來自外邦使者送來的禮物，有時也有人為奉承皇帝，會將之稱為貢物，但並未明文規定要求定期上貢，這和《周禮》中製定的禮法一致。《周禮》中明確規定，周王可以接受中原管轄內諸侯國的各地方物特產，但隻可接受中原以外番國進貢的贄。“九州之外謂之番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263]
到13世紀，進貢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中國各省以上繳錢幣和商品代替了糧食、織品、牲畜等土貢。同時，北方的番邦，如遼、金等，也開始實行向國內外征收貢品的製度。如此說來，向外邦征收貢品並非中國獨創，而是由外族統治的首領引入中國，目的是吸收外邦的資源，支撐國內經濟。
中國傳統的製度要求，遙遠的番邦通過進貢和采用中原的曆法來表明效忠天朝，但統治中國的外族帝王，尤其是蒙古的可汗打破了這一製度。1267年，在一封由高麗國轉達日本的詔書中，忽必烈的大臣抨擊了中國過去的政策，並宣布新的對外政策：
日本阻海萬裏，雖或與中國相通，未當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扶之，去則絕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28] [264]
忽必烈利用貿易，吸引外邦，入其治下，但他更依靠水陸軍隊力量來使這些國家臣服。陸地上的戰爭以擴大疆域為目的，而海上活動如遠征日本、占城、安南、爪哇島，以及向馬來亞、蘇門答臘和印度南部派遣使者，目的不僅是迫使這些國家承認蒙古可汗的宗主地位，同時也是為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海上經濟帝國。這一係列活動都需要水師作為政策執行者。
在南宋及元代時，浙江不僅文人輩出，而且還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但浙江及鄰近省份的經濟不足以支撐該地區龐大的人口，也無法為如此多的能人異士提供大量施展抱負、建功立業的機會。自然災害又讓政治和社會的動亂更加雪上加霜。東南沿海地區受大陸氣旋最嚴重的地帶，[265]洪水暴發的頻率遠高於中國其他地區。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裏暴發的澇災數量來估算，浙江占比19.9%，位居全國之首；如果以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裏發生的旱災數量來估算，浙江占比16.8%，同樣是全國最高的省份，[266]其次是江蘇。兩個省份相加，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裏的澇災數量占33.7%，旱災占27.5%。此外，“北宋時澇災和旱災的數量突然上升”[267]“元代時澇災和旱災的情況最為嚴重”。[268] 表13 中國每一百年的嚴冬數量
至於氣溫的變化，表13顯示了中國每百年嚴冬的數量。數據表明，1100年至1400年間嚴冬數量陡然上升，500年至1100年間每百年嚴冬的平均數量為14.3，而1100年至1400年間的平均數量為28。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結論：1100年至1400年間氣溫普遍更低。每年杭州降雪的最晚時間更加說明嚴冬的程度。一般杭州最晚降雪出現在3月15日前後，但1131年至1260年間，最晚降雪發生在4月9日前後，而1221年至1240年這二十年間，最晚發生在5月16日前後。[269]
嚴冬持續時間長，發生頻率高，意味著作物生長期變短，從而導致莊稼收成下降。糧食短缺再加上洪澇旱災頻發，造成中國——尤其是東南省份在1100年至1400年間不斷陷入饑荒，危機重重。還有些年份，朝廷在國內外連年征戰，在滿足了軍隊糧草的需求之後，留給百姓的餘糧少得可憐。在這幾百年間，還發生了西北偏遠地區的百姓向東南遷徙的移民潮，導致沿海省份人口高度集中，遠遠超過國內其他地區。由於江蘇是戰爭的重災區，大量人口便流向丘陵地帶的浙江、福建、江西，也有少部分人去了耕地較少的廣東。在正常時期，糧食產量可能很充裕，然而一旦經濟崩塌，立刻會導致民不聊生。
基於以上幾點原因，中國麵臨內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亟須向外擴張。一種形式的擴張是通過陸地，如漢朝一直在向南深入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擴大疆域。而另一種主要的擴張形式就是通過海洋，中國正是在這一時期轉而從陸地聚焦於海洋，這一轉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結論
東南地區的人民曾顯示出他們過人的智慧、機敏、活力以及闖勁。曾經，他們和祖輩離開北方和西北的不毛之地、窮山惡水，來到東南尋找新的家園。在經濟衰落和政治動亂之際，許多人湧向了城鎮地區，從事手工業和貿易，使宋元時期的工商業史無前例地繁榮昌盛。但形勢逐漸惡化，即使是城市也無法護衛百姓，大量的民眾又邁出了新的步伐，出走國外。
因此，中國和外國商人互相協商決定，中止這條陸路線路。1023年，通常走海路前往廣州的阿拉伯人請求自甘肅的沙州由陸路進入中國，但宋廷建議他們繼續走海路。[271]1121年，宋朝準許回鶻中斷上貢。[272]1127年，北宋京師開封失陷後，所有陸路交通都中止了。翻看《宋會要輯稿》中所列960年至1265年的各國對中國的上貢兼貿易使團[273]，便可知開封淪陷對中外關係的影響。1126年之前，65%的使團由海路來華，35%則通過陸路；1127年之後，所有使團皆通過海路來華。
盡管在蒙古人締造的“蒙古大同”之下，絲綢之路又恢複了通行，繁華程度甚至達到了曆史高點。但至明朝時，隨著帖木兒對中亞的控製，這條通道又被阻塞。從宋代至明代，中國唯一可向外擴張的方向隻能是東南海域。海洋不僅是唯一的開放通道，海洋彼端的陸地也在召喚、吸引著中國人前往，同時中國的環境也推動著中國人出海活動。
以上因素產生的結果，便是中國的人口中心慢慢從西北轉向東南，中國人活動的方向從陸地邊疆移向海洋。最後，人口中心和經濟重心從黃河河套地區移到了長江下遊流域。工商業需要從海外尋找市場，同樣為糧食匱乏和失業所迫的民眾也要出海遠征去國外尋找生機。
人民對海洋和外邦的興趣吸引了朝廷的關注。宋高宗、忽必烈及永樂帝時期的政策在很多方麵既順應了民眾的需求，也是為經濟形勢所趨。宋朝建立水師並鼓勵海上貿易，元朝發動海外戰爭並發生大規模海外移民，明朝數次遠航以加強與海外諸國的交流，這些都是中國人向海洋進軍及中國經濟發展向東南推進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