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促使中國海上力量發展的因素 第一章 海上強國的崛起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北起杭州，南至中南半島邊界，全長3050英裏，占中國5360英裏[1]海岸線的57%。島嶼羅列，岬角、入水口及港灣交錯，形成了曲曲折折、凹凸有致的海岸。僅浙江省就有海島1806個[2]，再加上福建省的599個海島和廣東省的540個海島，東南沿海共有2945個海島[3]，約占中國海島總數的四分之三。[11]中國有62個避風錨地，其中47個位於東南沿海，4個位於台灣和澎湖列島。[12]
天然港口能否發展成港口城市，主要取決於其與內陸的距離遠近。港口發展需要便捷、經濟的交通條件。山東和遼東有一些不錯的港口，但它們缺少通往內陸地區的河道，因此無法繁榮興盛。東南沿海的一些港口也有類似的缺陷，它們與內陸的聯係被南嶺山脈阻斷，且河道太短，水流太急，無法將人和貨物運輸到太遠的內陸地區。
在中國的海岸上，條件最好的港口並不一定都能發展成為卓越的港口城市，而興旺的港口城市也不一定是條件優越的港口。廣州位於三江匯合處，是中國最古老的海港城市之一。
通過河道，廣州向西可到廣西，向北可達湖南；穿過唐朝時期修建的南嶺古道則可至江西。揚州位於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發展成了繁榮的港口城市。12世紀時，位於今日上海的華亭港開埠後日漸繁榮，取代了揚州的位置。上海的商人最遠能到內陸地區的四川進行貿易。天津在元代被稱為直沽。南方的漕糧和海外的舶來品分別通過漕運和海運北上，必須經過天津，才能到達忽必烈和永樂皇帝所在的京師，天津因而慢慢成為中國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和樞紐。廣州、揚州、上海和天津都需要時常疏浚河道，才能保持港口的暢通。
這些通過河道深入中國內陸的地區，同時也是中國沿海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上海附近綿延百裏的長江出海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兵家必爭之地。該地區不僅是進入中國內陸的門戶，流經此處的京杭大運河也是南北運輸的交通要道。縱觀曆史，要想控製中國，必先控製此區域。任何爭奪該地區控製權的戰爭通常都爆發在長江以北及淮河流域，但結果都不可避免地以長江下遊的水戰定輸贏。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南方地形豐富，氣候較為溫暖。該地區的人民思想開明，敏於行動，想象力豐富，進取心強，頭腦靈活，富有冒險精神，並能付諸行動，天生適合從事商業和航海事業。通常，“廣州”和“商人”，“寧波”和“海員”，“福建”和“水師”，這些詞都是聯係在一塊兒的。[13]理論上，中國東南地區的沿海省份無法維持龐大的人口規模，因為浙江省和福建省有90%的區域是山地，但它們在元代卻是全國人口數量最多的地區。[14]
南方的自然條件也是促使南方人出海活動的因素。東南沿海的各個地區被山脈阻隔，因此海上交通是最便捷的方式。沿海地帶和北方行政中心之間的聯係則更為困難。在100年前，即使是裝備最精良的官府驛使，步行至少要56天，騎馬也要至少32天才能從廣州到達1900英裏之外的北京。[15]大多數普通的旅客一般需要花4到6個月的時間完成這段旅程。[16]然而在1000多年前，那些時常出入中國海域的阿拉伯船隻，即使是裝備最差的，也隻需22天就能從廣州經由新加坡海峽到達爪哇島。這段路程同樣為1900英裏。[17]
早期的沿海諸國
中國最早的水師由周武王組建。當時的人掌握了頗為先進的造船技術，已經遠遠脫離了獨木舟和木筏的階段，船舶也成為常用的交通工具。[18]據《史記》記載，周武王在位第九年，下令主掌舟楫的官員(當時官名為蒼兕)集結船隻運送軍隊東征。[19]
周武王大規模實行分封製，大大小小的諸侯國有上百個。其中，齊國地處以基岩海岸為主的山東半島，吳國位於長江中下遊地區，越國在丘陵眾多的浙江境內，楚國的位置在今天湖北和湖南一帶。吳、越和楚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視為蠻夷之地，在不斷接受先進的中原文化過程中，它們也逐漸崛起。齊國臨海，吳、越、楚三國境內水係發達，舟師(當時的水師)的實力都得到了發展。至公元前6世紀，各諸侯國間水戰的規模和數量都有所增加。
早在公元前8世紀，中國就已出現膽識驚人的船員。他們穿越山東至遼東的海峽，沿朝鮮的海岸航行，來往於各個島嶼之間。[20]公元前710年，朝鮮發生饑荒，很多朝鮮人坐船來到今山東境內的魯國和齊國購買糧食。[21]山東地區成為海上活動的中心。公元前656年，齊國預謀攻打南方的楚國，如果從陸地行軍需要穿過陳國和鄭國(位於今河南地區)，於是有人提議改派船隊沿海南下到達楚國，以攻其不備。[22]
與北方人相比，南方人出海遠征的時間要更晚。[23]公元前603年，楚國攻打吳國。楚國舍棄了順長江而下這條捷徑，而選擇了淮河這條水路東進。[24]到了公元前549年，史書記載楚國戰船順長江而下襲擊了吳國，[25]長江漸漸成為水上戰場。公元前525年，吳、楚兩國舟師於長岸(今安徽當塗附近)交戰，楚軍擊敗吳軍，繳獲戰船“餘皇”號。後來，吳國又設計奪回該船。[26]
據《左傳》記載，公元前523年和公元前518年，楚國都在打造戰船。[27]但到了公元前489年，楚國的戰船並未能阻擋吳國的舟師，將領及七名官員被吳國俘獲。一時間，楚國有亡國之險，人心惶惶。[28]
吳國能大敗楚國，一躍成為海上強國，進而晉級春秋五霸強國之列，伍員(伍子胥)功不可沒。[29]伍員曾在楚國為官，受迫害後投奔吳王闔閭。吳國戰勝楚國後四年，派了一艘戰船冒險遠洋。公元前485年，吳國的舟師在徐承的統率下，沿海北上伐齊。盡管吳國在這次戰爭中失利，但它發動的這次戰爭開創了中國曆史，甚至可能是東亞曆史上出海作戰的先河，意義非同凡響。[30]
然而，吳國的霸主地位持續時間並不長。西邊的楚國和南邊的越國在水戰中多次戰勝吳國。公元前478年，越國在笠澤(今平望湖[4])之戰中徹底擊敗吳國舟師，四年後吳國滅亡。[31]越王勾踐(前496—前470年在位)治理下的越國取代吳國，成為東南地區的霸主。公元前472年，越國從浙江的會稽[32]遷都山東琅琊，此後89年，琅琊一直是海上霸主越國的都城，越國的疆域從山東沿海拓展到福建。五個多世紀以來，琅琊和會稽一直都是中國重要的海港。
吳國和越國強盛的原因主要在於它們的舟師力量強大，士兵更善水戰而非陸戰，所以在中國東南一帶的江河湖海上能完勝對方。[33]但隻依賴舟師的力量也有局限性，吳越兩國無法進一步揮師北上，在平原和山地上作戰。
《越絕書》[34]中關於吳國舟師有以下記載：
闔閭見子胥，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驃騎也。[35]
《越絕書》中還有關於“大翼”這類戰船裝備的文字描述：
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仆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36]
顯然，船上隻有軍官、士兵及操長鉤、矛、長斧的四人才有資格穿盔甲。根據對武器的描述可知，此戰術是士兵先遠程射箭，當船逼近敵方時，鉤住敵船後，登船短兵相接。
已失傳的《水戰兵法內經》中對戰船規格也有記載，與《越絕書》所記略有差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37]
人們通常將吳國舟師的戰船分為兩種類型：樓船和戈船。雖有古書稱[38]，樓船因伍員的發明而聞名，但吳國在伍員之前就有關於樓船的記載。中國編年史上出現的第一艘大型戰船是公元前525年吳楚之戰中的“餘皇”號。領軍的公子光(闔閭)稱“餘皇”號係先王座艦，因此這艘戰船必定是在公元前525年之前建造。後來，“餘皇”號不僅是一艘指揮艦，也泛指一類大型戰船，[39]因這類戰船外形似龍，或畫成龍形，也被稱為“龍船”，[40]這些船可能就是中國南方每年龍舟賽中的龍舟原型，[41]其顯著特點是船頭的雕像為鷁首。
“戈船”到底是什麽，一直未有定論。有人認為“戈”實際是平底船凸出的撞角，有人則說“戈船”是運戈的船。[42]勾踐時期的越國舟師擁有300艘“戈船”，可載8000名士兵，“樓船”戰隊可載3000人。此外，戰國時期的越國還有一種號稱“急流浴浪不溺”的戰船“海鶻”[43]。如果戰國時期的“海鶻”和唐、宋時期的“海鶻”類似，那麽它也是左右置浮板的設計。[44]
在楚國、吳國和越國水軍力量崛起的同時，航海技術也得到了發展。起初，這些國家使用的是普通船舶，後來才慢慢專門為水戰而設計船舶和改良兵器。大家普遍認為是伍員發明了水戰的兵器，並將陸地的戰術引入水戰。[45]
墨子認為是魯國的公輸般將水戰武器帶到了中國南方，他在書中對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的水戰有如下記載：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勢，亟敗楚人。
公輸般自魯國來到楚國後，開始製造水戰兵器，其中有鉤強。敵軍後退則鉤之，敵軍進攻則強之。兵器也是根據這些鉤強和撞錘的長度打造的。楚國的兵器標準統一，占據優勢，擊敗了越國。[46]
因此，讓楚國、吳國和越國水軍力量強大的原因，可能是中國東南沿海人民喜好航海的性格和北方先進技術的共同作用。航海技術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進步是船帆成為船舶前進的動力。[47]早先，楚國、吳國和越國在長江或湖泊上進行水戰時，船的動力主要依靠士兵用船槳劃水。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當時的文字記載大多將南方的船舶和船槳與北方的馬和馬車進行比較。人們很有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前6世紀的某段時間開始使用船帆。吳國的戰船“餘皇”號出現在公元前525年的水戰中，當時該船應該已經使用船帆，因為600年後，馬融的詩中出現了這樣的句子：“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5]”[48]可能正是因為吳國的戰艦使用了船帆，才能於公元前485年北上攻伐齊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及中世紀早期的帆是由織品製成的，這一點從漢字“帆”的構造可以看出。早期製造船帆的材料通常是絲綢，因為造價昂貴，所以不具推廣價值，而棉布在宋元時期才開始普及。[49]因此，12世紀以前，常用的帆由竹篾編成，稱為“蓬”，蓬也可指船上用篾席製成的遮蔽設備。這一點也可解釋中國的帆的起源。
秦漢時期
戰國時期，戰亂頻仍，商業來往頻繁，各諸侯國極力擴張本國的領土，兼並一地後往往遷移人口、設郡縣等機構管理。由此，中國的疆域不斷擴大，中華文明也被更多的人接受。隨著各諸侯國、各族人民的交往增多，人們的地理視野隨之擴大，對“海外”的國家和人民的認識也隨之加深。戰火綿延，政治秩序失衡，社會和經濟發生巨變，也讓人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一方麵技術有了進步，另一方麵人們有了一個全新的意識：中國隻是天下一角，並非整個世界，東海的彼端還有其他國家的存在。新的宇宙觀中有一個陰陽五行流派，代表人物叫鄒衍，他提出陰陽五行學說，建構了一套宇宙觀，用以解釋自然現象及人事政治。這種思想在當時頗為流行，齊國和燕國的宮廷中有不少他的追隨者，他的思想很受歡迎。[50]
鄒衍等人提出過東海之外有其他國家存在的假說，後來被其他方士加以誇張潤色，演變成了“三神山”的說法。其中有海上之方士稟告齊王和燕王，渤海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和瀛洲，路程並不遙遠，隻須派船出海即可求得長生不老藥。齊威王(前357—前320年在位)、齊宣王(前342—前323年在位)及燕昭王(前311—前278年在位)都曾采納建議而派船出海尋藥。盡管被派出去的這些船隊都稱因逆風而未到達神山，但齊王和燕王並未放棄希望，仍然不斷地持續派船出海，但最終一無所獲。[51]
齊、燕兩國的出海探險為秦始皇後來的派船遠航做了鋪墊。公元前221年，秦王滅了六國中最後一個國家——齊國後，登基稱帝。公元前219年，齊國方士徐福[52]上書秦始皇，請求組織船隊出海尋找蓬萊、方丈和瀛洲這三座神山。[53]秦始皇準許了他的請求，命船上裝滿耕具及穀種，並派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隨行，[54]眾人從山東的琅琊港起航。[55]
這次遠航的規模巨大，耗資不菲，即使是秦始皇這樣窮奢極欲的人，都曾抱怨此次遠航的費用過於高昂。徐福出海後，一直未有消息傳回，秦始皇又於公元前215年派另外四名方士繼續出海尋找神山，帶回長生不老藥。但這四人中，隻有一位叫盧生的回來了。[56]但盧生也於公元前212年逃走，下落不明。秦始皇大怒：“徐福等費以巨萬計。”[57]
徐福最後還是回來了。兩年後，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遇到徐福。當問及尋求仙藥失敗的原因時，徐福推說出海時遇到鮫魚，無法前進，要求增派弓箭手對付鮫魚。得到應允後，徐福率弓箭手再度從琅琊出發。他們繞過山東半島，沿著海岸航行，在芝罘射殺了巨魚。秦始皇病入膏肓的消息傳來後(秦始皇在此後的一個月後病逝)，遠航便被中止了。[58]徐福覺得這是個逃離的機會，便繼續航行到達“平原廣澤”之地，自立為王。[59]
徐福在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的兩次遠航，並非隻是虛無的傳說(盡管這個故事在口口相傳時確實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司馬遷的《史記》中就曾提到過三次。[60]司馬遷書中記錄的年代被公認為比較可靠，而且他本人(前145—前90)生活的年代隻在徐福之後的半個世紀，當時應該仍有很多記得徐福遠航事件的人在世。司馬遷在某一處記錄徐福的地方提到：秦始皇暴政，修築長城，又征討他國，百姓想造反的十家有五；他又斥巨資讓徐福出海求藥，使得想造反的十家有六。[61]秦國國內民不聊生，很多百姓便想逃至別國避難。而有一些人曾是將領或士兵，因種種原因到了其他國家。例如，莊蹻率軍入滇建國，[62]趙佗割據嶺南(今廣東和廣西一帶)[63]，衛滿在今天朝鮮平壤一帶建立政權。[6][64]有些逃亡的中國難民繼續前往朝鮮半島南部，建立了政權，稱為辰韓，有學者認為這兩個字的發音源自“秦韓”。[65]
有人認為徐福的遠航帶有海外殖民的目的，因為當時他攜帶了穀種和耕具，隨行中有數千童男童女、百工及士兵。[66]盡管也有觀點認為他可能航行到了菲律賓，並在當地定居，但一些現代中國學者傾向於認為他自琅琊起航後，便一路東行到達日本。他們很有可能是史前日本的出雲國人。[67]
秦始皇死後，各地相繼爆發起義，最終導致了大秦帝國的滅亡。繼秦而起的漢朝立國初期，因長期戰亂而致力於休養生息、厚植國力，解決北方和西北邊境的匈奴問題。但一直到漢武帝在位時，反擊匈奴的戰爭才取得了勝利，給北方和西北的邊境地區帶來了暫時的和平。此時，他才得有餘力開始關注東南的沿海小國。
公元前121年，漢朝軍隊大敗匈奴軍隊，收複河西走廊(今甘肅一帶)。漢武帝知道要統一沿海地區，必定會有水戰，因此同一年他命人在京城長安附近挖了人工湖“昆明池”用以操練水軍。見證了這一切的曆史學家司馬遷曾在書中描述一些船“高十餘丈”，[68]很可能這些船的桅杆也是同樣的高度。
類似吳、越的舟師，漢朝的戰船主要有樓船和戈船兩種。2世紀，一本訓解詞義的古書《釋名》把樓船稱為“艦”，這個詞一直沿用至今，指大型軍用船隻。書中還提到樓船甲板和甲板上麵以及船的四周都有厚木板，以免觸礁或用以抵擋弓箭，所以船裏麵和籠子很相似。戈船被稱為“蒙衝”，這個詞也沿用了幾個世紀，指輕便的攻擊性快艇。蒙衝外形狹長，專用於突擊敵方船隻。[69]
漢朝的樓船軍人數達20萬人。[70]樓船軍分為三支：青齊(今山東)、江淮(今長江和淮河)、會稽(今浙江)。最大的一支江淮軍擁有十萬水兵，由楊仆統率，駐紮在豫章(今江西南昌)。會稽軍由會稽太守朱買臣創建，由韓說統率，駐紮在今寧波港以南的勾章。[71]
公元前112年，萬事俱備，漢武帝發動平叛南越的戰爭。南越由趙佗建立，後南越丞相呂嘉造反，殺南越王母子和漢使，另立南越王與漢對抗。時人司馬遷記載，漢武帝派十萬江淮樓船軍討伐南越。樓船將軍楊仆領命，率軍經今江西水路南下，再經藩屬國的北江(今珠江幹流)進入今天的廣東境內。《史記》或《漢書》中並未明確提到楊仆是自己還是率軍走的這條路線，隻提到楊仆本人由一小隊人護送越過大庾嶺，而他的樓船軍浮海南下途經福建時，閩越王也派船跟隨。
同時，一路戈船軍由零陵(今湖南境內)出發南下，另一路由廣西西江出發西行。三路水軍最後將在南越都城番禺(今廣東境內)會師，由伏波將軍路博德率領圍攻番禺。[72]
樓船軍率先到達，不等與其他兩路軍隊會合，便先行在港口攻打南越戰船，擊沉燒毀敵船無數。呂嘉和南越王聞風而逃，南越歸降，漢軍接管了南越的領地，包括今天廣東、廣西、海南島以及東京(今越南北部[7])，最遠到達今天的越南清化。漢朝在這一地區設立了九個郡。[73]
平定閩越
南越滅亡後，楊仆曾希望率軍攻打閩越，但漢武帝命他的水軍暫時休養，並利用這段時間鞏固對中國南方地區的控製。公元前111年，兩路樓船軍發兵攻打閩越。楊仆率軍從廣東北上，橫海將軍韓說從寧波南下，最後兩路樓船軍在閩越王城泉州(古稱刺桐)附近會師。[8][74]閩越王見到眼前兵力強大的漢軍，不戰而降。[75]
之後，漢武帝又將目光轉向了衛滿朝鮮。衛滿建立政權後，控製了朝鮮半島的北部地區(今朝鮮平壤一帶)。漢武帝命曾參與反擊匈奴戰的荀彘率兵從陸路出遼東(今滿洲裏)，樓船將軍楊仆率五萬青齊(今山東)軍從齊地渡過渤海，水陸兩路進軍朝鮮。楊仆率領七千人的部隊先行抵達，等候陸軍。不料荀彘的陸軍被朝鮮大軍攔截。一支朝鮮軍見楊仆的兵力不足，便出其不意地突擊漢軍的戰船。受到朝鮮軍猛攻的漢軍不得不撤退，戰船嚴重受損。楊仆本人的戰船被擊潰，在一座小島擱淺，滯留了十多日才獲救。楊仆集合潰散的士卒，沿海岸北上到達今天的大同江一帶，準備支援荀彘的陸軍。但楊仆沒有衝破朝鮮軍的防禦，而荀彘與敵軍休戰後，命人抓了楊仆。
消息傳到朝廷後，漢武帝大怒，撤了楊仆和荀彘的職並按軍法處置，任命公孫遂為水陸兩軍總將領。公孫遂率軍擊敗了朝鮮，漢朝因此將朝鮮納入版圖中，並設立為四郡。[9][76]
南越(廣東)和閩越(福建)平定後，較順利地融入了中國版圖中。與此相反，朝鮮和東京兩個地區的語言及文化風俗與中國截然不同，並不能輕鬆地接受中國的統治。從漢武帝死後到王莽篡漢，這個時期內朝鮮部分地區爆發叛亂，直至公元41年，恢複漢室的光武帝劉秀才派水師收複叛亂地區。
同年，征側和征貳兩姐妹在安南[10]舉兵，並得到各地紛紛響應，成千上萬的當地人開始加入反抗東漢政權的隊伍。征氏姐妹奪取了安南北部，甚至今天廣東的部分地區，並建立政權。
劉秀任命馬援為伏波將軍，劉隆為副將，段誌為樓船將軍，出兵安南。到合浦港(今雷州半島)時，段誌染病去世，馬援親自率領樓船軍向南航行。公元42年春，船隊在海上遭遇敵軍，擊斃對方數千人，俘虜萬餘人。如果從現代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曆史上中國首次對外的海戰。[77]
接著，馬援率大小樓船兩千多艘，戰士兩萬多人，繼續南下到達九真(今越南清化附近)，徹底消滅敵軍，並帶回被俘的反抗軍首領。馬援平定征氏姐妹叛亂後，在日南郡(近今越南河靜省)豎立銅柱作為漢帝國最南界。
公元42年的這場由馬援在東京海岸統率的海戰，無可爭議地翻開了中國海軍史的新篇章。在此之前，中國在江河湖海上的水戰隻發生在中國人或與中國風俗文化相近的民族內部之間。而馬援的這場戰役是中國水軍首次在公海上對戰真正的“外國”水軍，即今天的越南水軍。
到公元1世紀，國家間的海上外交和貿易往來已經不勝枚舉。漢朝平定南越後，派朝廷官員率領船隊從合浦港起航到達印度東海岸。[78]後來，羅馬帝國的商人發現，利用季風，可從紅海的一些港口出發到達錫蘭，穿越孟加拉灣經過馬來半島來到被當時羅馬人稱作“卡蒂加拉”的東京。[79]
貿易興盛之後，朝廷也慢慢組織海軍保護往來的商隊，並開展海上侵略的反擊戰。馬援這支兩千人的樓船戰隊彰顯了中國水軍在南海的實力。但是，先前叛亂的安南軍隊能夠組織船隊正麵與之對抗，也說明了安南人的水軍實力並不弱。再往南，占婆人、高棉人以及爪哇人都有自己的水軍隊伍，相互不斷挑起海上爭端。進入公元紀年，按一位曆史學家的說法，“中國邊境的海域就相當於地中海”[80]。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漢室衰敗之後，進入魏(占據中國北方地區)、蜀(今四川)、吳(今中國東南沿海省份至東京)三國鼎立的狀態。孫權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吳國成為海上強國。由於水師實力雄厚，能夠阻止魏、蜀兩國的進犯，但吳國也無法深入魏、蜀兩國境內開展水戰。今天漢口附近的長江中遊地區是三國交界之處，幾場關鍵性戰役都在此處進行，其中以208年的赤壁(在漢口下遊方向不遠處)之戰最為出名。此戰中，吳國的水軍與一小部分蜀國軍隊聯合，巧施火攻，以三萬兵力戰勝了魏國八十萬大軍。
作為海上強國，吳國在航海方麵非常活躍，但並非每次都完美收場。230年2月[11]，孫權遣將軍衛溫和諸葛直率萬人浮海求東海之中的夷洲和亶洲。[81]船隊在外逗留了一年，由於水土不服，許多吳軍士兵死於疾病。[82]船隊未找到亶洲，但從夷洲帶回了幾千俘虜。[83]孫權認為衛溫和諸葛直違詔無功，誅殺了二人。[84]
由於古人對地理方位描述語焉不詳，所以對這兩座島的位置一直未有定論。現代學者認為夷洲和亶洲可能都位於日本群島[85]或是流求群島[86]。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兩座島完全不在一個地方，很多人覺得夷洲實為台灣[87]，而對亶洲的位置推測，結論有日本[88]、流求群島[89]、海南島[90]等，甚至還有結論認為，它可能是江蘇北部沿岸地區的一個離岸島[91]，如鬱洲島。
《三國誌》為兩座島的位置提供了三處重要的線索：(1)這場發生在230—231年的遠航探險，是去“求”夷洲和亶洲，說明這應是一趟探索之旅；(2)這次遠航花費了一年時間；(3)書中提到兩座島在遙遠的海中。這些線索排除了二島為任何離岸島的推斷。2月起航的時候，海上吹的是東北風，[92]船隊不太可能會往日本的方向前進。更何況，238年，魏國重新控製朝鮮半島北部後不久，日本邪馬台國就派使者到洛陽，魏國於240年派遣使者回訪日本，並帶回島國的一手資料。[93]如果吳國的船隊攻入了日本，魏國應該能收到消息，但實際上並沒有找到這方麵的資料。[94]認為亶洲是海南島的推斷也可以否定，因為海南島離廣東的海岸最近隻有15英裏，距離並不算遠，也很容易到達，而且吳國在242年的時候曾派船隊越過瓊州海峽，征服了海南島。
排除了離岸島、日本和海南島的可能性後，隻剩下台灣和流求群島。吳國船隊所到達的夷洲可能是台灣。當時的吳國將領沈瑩曾在《臨海水土誌》中提到“夷洲位於臨海郡東南兩千裏左右”，根據這一描述唯一可以著陸的大島隻有台灣。亶洲的距離更遙遠且難以到達，如果排除日本的可能性，那就隻剩下流求群島。有一種說法是徐福到了流求，建立了聚居地。這種說法似乎是當地史官進行了竄改，也影響了後來的學者對亶洲位置的判斷。
232年，船隊從夷洲返回後，孫權又派出了另一支水軍前往北方的遼東(今滿洲裏南部)。當時魏國的遼東太守公孫淵暗通吳國，孫權意圖與其聯合對抗魏國，便遣將軍周賀和校尉裴潛航海至遼東。當時船隊在春季起航。
魏國迅速做出了反應，立刻命人從陸路進攻遼東，又令大將田豫率水軍從海路堵截吳國船隊，但為時已晚，吳國船隊已經毫發無損地抵達了遼東。當時已近冬天，田豫估計，吳軍的船隻返航南下時(農曆九月或十月)，正是風急的季節，必定依傍岸邊行進，因此盡管他接到軍令要在海上巡航，但仍然決定讓船隊停駐在山東沿岸的海域，等待吳軍返航。果然不出其所料，返航的吳軍船隊張滿風帆，繞過成山頭，見到前方海上突然出現了魏國的戰船，於是急忙改道靠向海岸尋找逃路。許多船隻觸礁沉沒，有些船隻被俘，隻有少數逃出了戰場，吳軍將領周賀和裴潛也在這場戰爭中被殺。[95]
在南方，吳國的海上行動更為成功，疆域向南拓展至東京。220年，吳國任命的一位太守叛亂，交州刺史呂岱率三千名水軍士兵從合浦出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平定了叛亂。[12][96]239年，另一位吳將廖式作亂，波及東京、今湖南和廣西地區，孫權命呂岱討伐廖式，前後征戰一年才收複叛軍所占地區。[97]242年7月，將軍聶友、校尉陸凱率三萬水軍攻打海南島。[98]
吳國水師遠征至中國南海，在中南半島沿海地區均建立了政權，大大增加了與南邊海洋國家的交流機會。吳國官員康泰和朱應曾領命出使南洋，到達了扶南國(今柬埔寨境內)及其以南的地方，並帶回了大量有關東南亞的信息。[99]扶南國王於243年派使者至吳國，[100]有記載顯示曾有異國來華的大型船舶，足可容納六百人，[101]還有羅馬帝國控製的近東地區的商人秦論來到交趾(今越南河內一帶)，由交趾太守遣送謁見孫權。[102]孫權派官吏陪同秦論返國，但該官吏半途在海上病逝。[13][103]這些對外交流必然給吳國航海發展和水師力量帶來直接的影響，不僅激起了民眾對海外國家的興趣，也促進了吳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然而，具有強烈海洋意識的吳國恰恰是被敵軍的水師所剿滅的。265年，司馬炎篡魏立西晉。280年，西晉攻打吳國。在此前，西晉一直在長江上遊打造戰船，訓練水軍。[14]由於西晉的將領都擅長陸戰，所以他們的水戰戰術也和陸戰密切相關。晉軍的戰船全都連在一起，構成“木城”，築有樓櫓，建有可騎馬馳騁的道路，每個戰隊配有兩千名士兵。吳國采用火攻戰術，盡管很容易點燃對方的戰船，卻依然無法阻擋晉軍這座漂移的堡壘前進。最後，西晉水師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潰了吳軍。[104]
西晉的軍事力量比較薄弱，因此西晉雖然滅了吳國，統一了全國，但它能維持的時間隻是曇花一現。周邊的少數民族時常進犯中原，並在北方各自建立政權。西晉滅亡後，皇族南遷，於317年在南方重建政權，史稱東晉。隨著都城的南遷，大量中原人口南下，推動南方經濟的繁榮發展，也讓中國人史無前例地開始關注海洋。
朝廷兵力孱弱，而南方沿海城市經濟繁榮，商業發達，導致了海盜的猖獗，其中最強悍的海盜首領是原籍琅琊人氏孫恩。孫恩流亡廣州的時候，曾航行到南越(今越南部分地區)，回程時攻克會稽(今浙江北部)，建立了據點，並通過傳播五鬥米道，召集了一支由亡命之徒和對朝廷不滿的民眾組成的起義軍。[105]他迷惑民眾的宗教思想很有可能是在海外流亡時吸收的。[106]孫恩挑起的戰火遍及整個沿海地區，擾亂了正常的商業發展，多達20萬人被掠入孫恩陣營，百姓惶惶不安，破壞當地的商貿發展。最終在400年秋，朝廷派劉裕率水軍擊退了孫恩，迫使其逃離東海附近的鬱洲島。在幾個月後的另一場戰役中，劉裕在今天的上海附近殺了孫恩。[107]
三年後，孫恩的妹夫盧循集結了一批海盜卷土重來。被劉裕打敗後，盧循往廣州方向逃竄，並攻下廣州，自封為廣州刺史。當時朝廷被北方的戰役牽製，無暇顧及盧循。410年，盧循更加膽大妄為，帶著十多萬人和一千多隻戰船攻打東晉的都城建康(今南京)。但是他又一次被劉裕擊退，敗走廣州。沒想到此時廣州已經被朝廷軍占據，盧循在少數親隨的護送下坐船逃往交趾後被抓獲並受到處決。[15][108]
劉裕多次戰勝海盜，名聲在外。東晉滅亡後，他於420年建立了南朝宋，成為開國皇帝。[109]劉宋偏安東南一隅，北方是幾個由兵強馬壯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隻有東南一帶可以開放與外部進行交流。於是，劉宋開始注重海上發展，通過海上線路開展對外交流，如佛教僧侶傳播宗教、對外貿易廣泛進行等。長年領兵作戰，塑造了劉裕果決剛毅的性格。他建立了實力強大的水師，使劉宋成為海上強國。
劉宋時期最有威脅的海上勁敵是一個叫林邑的國家，都城約在今越南順化北部，[110]控製著後來被稱為占婆的一塊地區。[111]林邑十分富庶，根據中國的史書記載：“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112]林邑國內部分財富是通過國王範陽邁[16]的貿易和海盜活動積累的。範陽邁的水軍經常打劫擄掠附近的地區和往來中國的過路商船。421年，他派了由一百艘樓船組成的船隊浮海北上，“寇九德，入四會浦口”。船隊的幾次活動都對當時中國管轄的範圍造成威脅。[113]
終於，445年，劉裕使交州刺史檀和之征伐林邑，帶回範陽邁。據記載，範陽邁一見到中國艦隊接近，就立即派遣使者，表明願奉上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以求換得中國艦隊返航，但遭到檀和之的拒絕。[114]446年夏，宗愨率領的劉宋軍先遣部隊擊潰了林邑的海、陸軍隊，攻取了林邑國的國都，範陽邁抽身奔逃。進入林邑國都，檀和之繳獲了大量金銀珠寶，並下令推倒金銀人像，將其熔化，獲金上萬斤，悉數帶回劉宋。[115]
檀和之的遠征是中國軍隊一次攻擊性的戰爭，旨在摧毀敵軍的基地和消滅對方的水師力量。撇開戰略動機，對林邑國內大量財富的覬覦，也促成了劉宋遠伐這個中南半島小國的想法。
從這一點來說，5世紀之前，中國人出海的動機和水師的活動都曾和虛無縹緲的海上仙島的傳說相關，中國人也因此開始了海洋探索和發現之旅。當時的水師效力於雄心勃勃的王朝，為保衛領土而出征奮戰，阻止任何對中國東海和南海領土的侵犯，保護商貿往來，將邊遠地區的財富護運回中國。顯然，中國水師是這些攻擊行動的利器。
隋朝的海外戰爭
劉宋衰敗之後，中國南朝先後被兩個實力更弱的朝代——南齊和南梁統治。即便如此，中國水師對南海的控製仍然持續了一個世紀。548年的戰亂之後，陳朝短暫地統治了中國南部，直到此時，沿海小國才停止對中國進貢。[116]中國北方則由少數民族政權交替統製，最後北周靜帝將帝位禪讓於隋文帝，隋朝建立。隋文帝控製中國北方以後，決定於589年南下滅陳，統一中國。盡管南陳國力很弱，但卻繼承了以前幾個政權的強大水師力量。隋文帝認為，隻有建立一支自己的水師力量，才能成功攻下南方統一中國。
隋文帝先後派遣上柱國楊素、李衍等人營造戰艦，訓練水師。在做了充分的準備後，隋軍的水軍分兩路進攻。一路由燕榮率領，從東萊(今山東龍口)沿海岸南下從東麵攻取南陳都城建康，即今天的南京，[117]另一路由楊素率領，沿長江順江而下從西麵進攻。長江上的艦隊中有一些規模史無前例的船隻，稱為“五牙”。據記載，“五牙”是有五層結構的戰艦，高百餘尺，拍竿高五十尺，每船可容納八百人。次一等規模的船艦稱為“黃龍”，可載一百人。[118]憑借這些令人聞風喪膽的戰艦，隋文帝不費吹灰之力便滅掉了南陳。
統一中國之後，隋文帝開始向外擴張自己的勢力。林邑國的富庶之名，再加上檀和之從那裏帶回的大量珍寶讓他印象深刻，[119]因此在平定南陳之後，他便計劃遠征林邑。
然而，高句麗侵襲今滿洲裏地區，迫使隋文帝將注意力從南方轉到了北方。589年，他派兵水陸並進征討高句麗。但由於糧草不濟，瘟疫橫行，陸路隋軍還未與敵軍打個照麵就撤退了。水路隋軍從東萊出海，在朝鮮海岸遇到暴風雨，船多沉沒。[120]
隋煬帝於605年繼位[18]，他在很大程度上繼續了隋文帝的開拓疆土政策。他派遣使者恢複與他國的政治、文化和商業聯係，以擴大隋朝的影響力。隋朝使者通過海路到達了一些海洋國家，包括東麵的日本(倭國)和南洋的赤土國(今馬來半島)。隋煬帝和之前許多帝王一樣，對東海仙山的傳說深信不疑，渴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找到它們。海師何蠻曾對隋煬帝說，在風向適宜的情況下，水行五日可達流求。在他的提議下，605年[123]，隋煬帝遣朱寬帶隊、何蠻任向導出使流求，開始了一場“求訪異俗”的探索之航。船隊到達流求後，掠了一名當地人返航回國。[124]次年[125]，隋煬帝又再次令朱寬率領更多兵馬去流求宣旨招撫。在遭到當地人的反抗後，朱寬帶走了一些當地人的布甲便撤退了。這些布甲被展示在隋朝的都城長安[19]，恰好被一名日本使者看見。他認出這些布甲是夷邪久國的人所有。[126]
為了讓島民臣服，隋煬帝遣陳棱為主將，出兵遠征流求。[127]三年後，即610年(這三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隋朝可能在為出征添置裝備)，陳棱以及副將張鎮周率東陽(今浙江金華地區)駐地兵一萬人，從廣東的義安出發。船隊途經高華島，後向東二日後到達鼊嶼，再一日便到達流求，[128]整個過程曆時一月有餘。[129]
流求人見到船隊，以為是來貿易的商人，紛擁至海灘圍觀，並帶出物品交易。因此陳棱一行人暢通無阻地上了岸。很快，當地人便意識到了隋軍的敵意，加入了國王戰士的隊伍一起反抗。他們三次試圖將隋軍趕走，但每次都遭到重創。張鎮周率領的隋軍擊敗防守的當地人後，將他們俘虜並趕回營寨。在島上短暫停留之後，陳棱載著幾千名俘虜返程。[130]
對於隋朝記錄的流求位置，學者們一直有爭議。有些學者認為它指的是今天的台灣，[131]那麽高華島和鼊嶼就是澎湖列島。[132]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它指的是今天的衝繩，[133]那麽高華島和鼊嶼就可能是台灣北部和先島群島。不管怎樣，隋朝的這幾次遠征讓中國航海曆史有了革命性的進展。[134]從中日兩國船員往來於兩國之間的航行來看，這種進展循序漸進，先是沿著海岸航行，再從島嶼到島嶼，最後駛向了廣闊無垠的大海。
一直到9世紀初，由於中國東部的港口和日本九州的薩摩海岸之間開通了更直接方便的航線，南島這條路線就慢慢被棄用了。中國的船長可以用五到七天完成這段旅程。在朱寬和陳棱遠征之後的一個世紀裏，中日兩國海員都將衝繩作為補給站。朱寬最先將流求命名為“流虯”，意為“流動的虯龍”，因為島的形狀讓他覺得“若虯龍浮在水麵”。《隋書》的編纂者將“流虯”二字改為“流求”。[137]清朝出使衝繩的官員在1718年記錄，這座狹長的島的確讓他想到了龍。[138]而台灣島的麵積比較大，早期的航海人員不太可能精確判斷它的形狀，而且不管怎麽說它的形狀更像橢圓形，完全不會與“龍”扯上關係。
唐初對朝鮮半島的戰爭
605年，隋煬帝繼位第一年就下令在長江流域創建一支艦隊，為征討朝鮮半島作準備。[139]612年，隋煬帝集中百萬兵力，正式下詔水陸兩路征伐高句麗。水路的來護兒將軍率領的樓船隊先行到達。不等路陸軍到來，來護兒沿大同江向北航行，在平壤六十裏外擊敗了高句麗船隊。來護兒帶兵**，在高句麗國都郊外上岸。當隋軍在郊外大肆搶掠之時，高句麗兵突然殺出，隋軍潰不成軍，被迫撤退。來護兒率殘兵退到入海口，等待陸軍到來。冬日臨近，陸軍一直無法突破高句麗在今天滿洲裏一帶的防線，來護兒不得不退軍返航。[140]613年，來護兒再次率兵攻討高句麗，但行至中途，楊玄感在洛陽起兵造反，他隻好返回協助剿滅叛黨。隋朝第三次征討高句麗就順利多了。水陸兩軍並進，來護兒占領了卑奢城(卑沙)，在他準備進攻平壤之時，隋朝接受了高句麗的降書，兩國就此休戰。[141]
隋朝之後的唐朝最初想與朝鮮半島上的新羅、高句麗和百濟保持和平。但這三國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嚴重，甚至牽扯到唐朝和日本的關係。562年，新羅吞並了任那(加羅)，將日本勢力從朝鮮半島驅逐出去，疆域拓展到黃海邊。一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希望能恢複失去的地盤。[142]因此日本一直往高句麗和百濟輸送兵力和物資。642年，三國聯軍入侵新羅。[143]
吸取了隋朝對高句麗作戰的教訓，唐太宗做了充分的準備，其中一項就是加強水師力量。644年秋，他下令在今江西南昌、鄱陽和九江地區建造四百艘戰艦。[145]四個月後，大唐開始出征。唐太宗的戰略是讓陸軍攻打遼東，以便將高句麗的兵力都趕到前線，再讓水師奇襲高句麗的王城。某次朝會上，唐太宗曾說：“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帆海趨平壤，固易。”[146]因此，唐軍聯合契丹、靺鞨等部發兵六萬，在李的率領下直趨遼東，張亮領兵四萬三千，戰艦五百艘自東萊泛海趨平壤。[147]
水軍率先到達並攻克卑奢城，並占領了離平壤不遠的海岸線。這路搶灘登陸的水軍立即成為高句麗防禦的重點對象，但高句麗並未如唐朝預期的那樣，將所有的兵力都派往鴨綠江一線。唐軍漸漸退讓，撤回戰艦上，苦等另一支唐軍未果，隻好返航。而那一支唐軍隨著冬日臨近，供給不足，無法再向高句麗前進，隻好撤退。[148]
647年，唐太宗準備再次攻打高句麗。這一次他有意打造一支實力雄厚的水師。建設水師的重任落到了江南一帶(大約是今天的江蘇、江西和浙江地區)，十二州工匠受命建造一百艘大型戰艦，每艘要耗費一千兩百匹縑，以及小型的船。而蜀地(今四川)的百姓則受命為這些戰艦出資，蜀地不堪重負，邛、眉、雅三州爆發動亂。[20][149]當戰艦造好、叛亂平定，一切準備就緒後，所有戰艦都行駛到東萊，港口已有一萬水軍在牛進達的指揮下整裝待發。唐太宗再次任命李帶領陸軍。這一次，高句麗通過外交手段贏得了時間[21]，唐軍出發的時間拖到了冬季，為時已晚，不適宜攻伐。
648年，唐太宗計劃第三次出征高句麗。這一次，部分戰艦由遠在今天四川地區的百姓打造。這些戰艦長百尺，寬五十尺，每艘耗資2236匹。出資造船或能雇用勞力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建造完畢的戰艦都順長江而下抵達揚州集中，由水軍將領接收，並和其他新建的戰艦一起行駛到東萊。[150]征伐高句麗的艦隊共有三萬人，由薛萬徹帶領。但由於唐太宗駕崩，出征高句麗的計劃取消。
唐太宗征高句麗雖以失敗告終，但卻牢牢牽製了高句麗，使新羅得到了十多年的安定時期。660年，高句麗和百濟在日本的支持下，再一次聯兵入侵新羅。唐朝又一次派兵支援新羅。這一次，大唐采用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戰略。之前，高句麗在北線一直成功地貫徹“堅壁清野”的策略，因此，唐軍很難從陸路穿過遼東平原，海路力量也不夠強大到攻破高句麗海岸。如今，形勢不同了，大唐同時和高句麗及百濟作戰，而百濟的兵力比較弱。大唐便製訂了新的作戰方案：新羅從陸路、大唐從水路一齊向百濟進攻；攻滅百濟之後，兩路聯軍就能從兩麵夾擊高句麗，並切斷日本對高句麗的支援。[151]
與此同時，唐朝和新羅在朝鮮半島上不斷擴大的勢力，讓日本感到了威脅。齊明女皇親自掛帥率軍為百濟解圍，但行至九州染病去世，這次遠征也被迫取消。[154]661年，天智天皇令由五千日本軍和一百七十艘戰艦組成的艦隊護送百濟的質子豐璋王子歸國即位。當時百濟的舊將福信聚集了百濟舊眾，組成一支軍隊，得到日本兵力和物資的支援。[155]新羅兵撤退之後，鎮守的唐軍發現百濟暴動四起，也退守到熊津城，但很快受到圍攻。
獲悉朝鮮半島的戰況後，唐高宗命劉仁軌火速在山東集結人馬，急攻百濟。662年夏，劉仁軌大敗百濟軍，解除了對熊津的包圍。[156]與鎮守百濟的人馬合軍後，劉仁軌開始攻打百濟殘餘。即使有奉詔出兵的新羅人幫助，要剿滅百濟依然困難重重。
百濟人頑強死守，並不斷接受日本的援助。663年春，兩萬七千日本兵乘坐一千多艘戰艦抵達百濟海岸。[157]劉仁軌迅速要求增兵，但朝廷隻派了孫仁師從山東統水軍七千出發，於8月抵達。[158]
百濟軍在內陸的炭峴和港口周留建立了兩個大本營。劉仁軌決定攻打周留，因為由日本支援的軍資兵馬都要在此地下船。劉仁軌攜副將杜爽及百濟末代世子扶餘隆出了熊津江向周留進發。當時他的艦隊有170艘船，其中包括戰艦、船舶以及糧船。[159]另一方麵，新羅軍自內陸進軍，並於8月13日發起進攻，攻占了炭峴。
8月17日，唐軍的艦隊列隊抵達熊津江口的伎我島附近。8月27日，日軍從周留港突然出擊，猛攻大唐戰艦。日軍不自量力，用小戰艦衝撞唐軍的樓船，四戰下來，傷亡慘重，唐軍四戰四捷。[160]
與百濟王子匆匆商議之後，日本決定撤出周留。10月5日，日本調集殘餘戰艦和兵力突圍，一駛出港口，日本戰艦就呈楔形，意圖衝向大唐艦隊陳列的中心。然而據日本史書記載：“大唐便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回旋。”[161]
白江口海戰使大唐對朝鮮半島戰爭趨於白熱化。七天後，唐軍攻破周留城，迫使日軍撤離，平定了百濟。接著，大唐和新羅聯軍向高句麗推進，並經曆五年苦戰，於668年10月進至平壤城下，破城而占。高句麗在大唐的攻擊下最終滅亡。[165]高句麗被滅後，朝鮮半島東麵[23]曾一度歸入唐朝疆域，朝廷曾有一段時間在此設置都督府進行管理。而日本在白江口戰敗後，近一千年間，未敢再對亞洲大陸開戰。
五代十國和北宋時期
白江口戰役的勝利使唐朝水師活動達到巔峰狀態。水軍配合了西線陸軍的推進。然而，8世紀至9世紀，在西麵與突厥、吐穀渾、吐蕃、大食的戰爭以及西南麵與南詔的戰爭使得唐朝國庫空虛。同時，由於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等幾次大規模的叛亂，中央政權變得虛弱無力，國內經濟衰退。最終，唐朝於907年滅亡。
時局又像回到了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戰國時期和公元589年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兩段曆史中的中國分裂成許多割據政權，每一個政權都想通過軍事武裝力量獲得政治統治。在分裂的前期，北方的國家主要依靠陸軍的力量，而南方的沿海國家更加依靠水師的力量，這種軍事平衡的局麵持續了幾十年。
沿海的政權中，實力最強的是位於今天浙江的吳越和位於今天廣東的南漢。吳越都城在杭州，在錢鏐的領導下實力逐漸強盛。曆代吳越王鼓勵發展工商業，與統一了朝鮮半島的高麗、日本及東南亞的沿海國家建立貿易關係，建港埠，挖運河，因此吳越國的經濟繁榮富庶。錢鏐打造水軍，並以此對付周邊的吳(今江蘇)和閩(今福建)，增強了國力。
在這一時期的眾多海戰中，有一場戰役尤為特殊。發生在919年夏的狼山江(位於今南通東南方，靠近長江口)戰役，不僅具有決定性的地位，更采用了新穎的戰術。錢鏐命兒子錢元瓘率領五百艘“龍船”(因形似龍而得名)作戰。船隊於4月出發攻吳，吳國立即派彭彥章從淮河地區(今蘇北地區)召集士兵組成艦隊攔截。以下是吳越史書對這場戰役的描述：
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於狼山江。將戰之夕，王召指揮使張從寶，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誘之，製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宿理帆檣，每舟必載石灰、黑豆、江沙以隨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我師皆避之。賊船既高且巨，不能複上，我師反乘風以逐之，複用小舟圍其左右。賊回舟而鬥，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軸轤相接，撒豆於賊舟，我舟則沙焉。戰血既漬，踐豆者靡不顛踣，命縱火油焚之。……斬其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船百餘艘，餘皆焚之。其斬馘甚眾，自江及岸數十裏，皆殷焉。[166]
南方的南漢海外貿易發達，經濟富庶；水軍強大，稱霸一方。例如，930年，南漢王劉岩派艦隊遠征占城，並掠回大量金銀珠寶。[168]南漢的勢力向南一直擴張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因此，939年，曾為唐朝官員的安南人吳權在交趾起兵造反時，劉岩派出艦隊平亂，希望奪取該地。艦隊的將領是劉岩的兒子萬王劉洪操。
劉洪操率艦隊離開廣州，穿越瓊州海峽，渡過東京灣(今北部灣)到達紅河入口。吳權剛剛誅殺了兵變的矯公羨，獲悉南漢來襲，立刻順河而下。吳權乘漲潮時先使人以輕舟出戰，佯敗後掉頭逃入白藤江(今南趙江)。[169]體形龐大的南漢戰船緊追其後。及至退潮，南漢軍驚慌地發現江底探出了暗藏的包上鐵尖的巨型木樁，讓他們無法撤退。此時，安南人再趁機利用輕舟包圍並襲擊南漢戰船，重挫南漢軍，劉洪操及大半將士陣亡。[170]白藤江之戰使安南人擺脫了中國人一千年的統治，從此獨立出來。吳權於兩年後自立為王。
五代十國大分裂末期，中國北方的統治者在與南方諸國的戰爭中發現，水軍和陸軍配合作戰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後周世宗柴榮從南方請來了擅長水戰的行家，幫助自己修造戰船、訓練水軍。如此一來，兩年後(956—957年)他便能夠成功地在淮河地區水陸兩路進攻南唐。[171]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曾是後周的將領，深諳水軍用兵之道，他的水軍在971年滅南漢的戰爭中發揮了作用。978年，吳越國主動向宋稱臣。經過一係列戰爭後，宋朝又重新統一了中國。
北宋初期的皇帝都十分注重培養水師力量。宋太祖多次檢閱戰船，經常舉行模擬水戰讓自己的水師保持狀態。[172]宋太祖去世後，為他的繼任者們留下了規模龐大的江河艦隊。即使中國很快便陷入了對契丹遼國和西北黨項西夏國的戰爭，但還是時不時會攻伐越南北部，希望重新恢複對其控製。1052年，宋朝將領狄青通過海路遠征占婆國，在歸仁附近取得海戰勝利，平定叛亂[24]。向南擴張也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的一項政策，1076年，另一支宋朝艦隊南下奪取並占領廣南[25]一年，直到占婆人和安南人同意成為宋朝的藩屬國。[173]
結論
至12世紀，中國已有1700多年的航海曆史。中國很早便有海員出現，他們取得了豐富的航海經驗。中國人水戰區域包括內陸江河湖泊、開闊的長江和珠江入海口、沿海水域以及海洋，這些水戰既有內戰也有對外戰爭，尤其是對高麗人及安南人。中國人的船隊在東海上開始探索之旅。充足的人力和物產資源、優越的地理位置，曲折的海岸線讓中國人可以建造出堅固結實的艦隊。如果主將才幹卓絕又運籌帷幄，那麽這些艦隊在對外的海戰中通常都是所向披靡的。
盡管海上貿易始於中國人民和東亞海上國家人民之間的交往，但中國其實並沒有一支大型的商貿艦隊，原因可能是當時的政府重農抑商的政策，以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帶有的封閉性。傳入中國的舶來品大部分是奢侈品，由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帶到中國的海港。去海外的中國商人和行者不搭乘中國的船舶，而是外國的船舶。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業船運壟斷了東亞海域的運輸業務。[174]因為沒有大型的商業船隊，當時的朝廷也不需要一支長期穩定的水軍來保護貿易。
早期的中國在海上事務中缺乏活力和創新，原因之一是中世紀末之前的中國將政治和戰略眼光聚焦在北方和西北的邊境。河西走廊是中國對外的門戶。東麵和南麵的海洋在戰略上居於次要地位，被視為後花園而未受過多的關注。要讓中國的視線從大陸轉向海洋，國家需要一次徹底的基礎目標轉向。稱雄東亞海域之前，中國必須將視線從西北轉向東南。由於種種原因，這場轉變發生在南宋時期，具體內容會在下一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