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南宋時期(1127—1279) 第四章 南宋水師的建立
北宋京師開封，時稱汴京，於1127年1月9日遭到金兵攻擊。大雪冰封，入侵的金人衝過冰凍的護城河，攀上城牆，逼退守城士兵，結束了三十天的圍城。北宋京師的淪陷，標誌著宋朝與新崛起的金朝之間的百年戰爭的第一階段達到**。宋廷中的主和派和主戰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矛盾削弱了宋朝軍事防禦。[452]朝廷對金人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主戰派占上風時便號召全國武裝戒備，主和派占上風之時便解散了各地援軍。
攻下開封後，金兵在城外駐紮了五個月，直至城中百姓用大量金銀贖城。之後，金兵擄走皇帝宋欽宗、太上皇宋徽宗及皇族朝臣三千人，最終激起漢人反抗。6月12日，宋欽宗之弟，廟號宋高宗的趙構稱帝重建宋朝。背負著國恨家仇，宋高宗重組政府，並起用主戰派中的李綱輔助自己。
李綱任尚書右仆射的兩個月間，積極重整渙散的宋軍，供以軍備，激勵尚武軍士，修建防禦工事。他要求訓練大量的騎兵，並為北方仍在積極抗金的義軍提供軍備。1127年7月31日，李綱上言，朝廷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水軍守衛南方，“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453]。他的提議得到準許後，李綱立即著手重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船，招募水兵。[454]這一係列行動成為南宋新建水師力量的開始。
新建南宋水師
北宋時期建立的水師尚存，為李綱新建水師的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宋朝的開國皇帝積極支持水師的建立，[455]各路都建立水軍。[456]此外，禁軍中有兩支“虎翼”水軍，[457]廣州有東南道巡海水軍。[458]1001年，步軍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親製火箭、火球及其他用於水戰的燃燒性武器，[459]造船務匠項綰等獻海戰船式。[460]
然而，北宋時期大部分的水師都隸屬廂軍，士兵除了漢人也有“契丹、渤海、日本外國人”[461]。宋神宗時期(1067—1085)，各路水師得到重組和擴建，駐紮在全國79個地區(見表14)。有些地區，如廣州和江蘇等有兩支水師，而泗州(在今安徽)等地有三支水師。[462] 表14 各路水師[1]1068—1085[463]
宋朝河東路相當於今天的山西。(“河北和安徽北部”為作者的原文)
續表
當時應為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
當時應為江南東路和江南西路。
當時應為荊湖南路和荊湖北路。
從地圖上看，似應為成都府路和梓州路。
當時應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
湖北永平，湖南長沙和常德，浙江杭州、明州和金華等地設有造船坊，安徽池州(今貴池)有水師補給倉庫，廣州有大型造船坊建造遠洋船舶。[464]廣東澄海(汕頭附近)有教閱中心訓練東南道巡海水軍。[465]
各地部署的水師規模並不大，可能一兩艘武裝的舢板就組成一支水師，內河水戰時，使用的可能就是大一點兒的劃艇。陝西路的四支水師駐紮在今青海省黃河源頭，後來因對戰吐蕃受損，北方的一些水軍則因對金作戰受損。因此，李綱於1127年開始重組水師之時，隻剩77支水軍。
巡海水師的規模比較大，且都由皇上賜名(見表15)。
表15 北宋巡海水師[466]
造船坊事務繁忙，既為水師製造戰船，也負責製造漕糧運輸用船。[467]1086年，溫州和明州的造船數量減少至600艘。[468]1114年，規定這兩個港口的造船坊打造三百料船舶三百艘。[469]這一造船政策一直執行至與金朝對戰前。
李綱製定的防衛戰略十分依賴水師的力量。他曾上奏言：“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470]他認為最牢固的守衛之道是依靠水師，因為南方之人習水，擅長操控舟楫，能成為出色的船員；而北方人懼舟，不敢登船水戰。[471]除了重整原各路水師之外，李綱還建議建造戰艦，為各路水軍配一支艦隊，以守衛黃河、長江及淮河。他認為朝廷應當招募“習水而能操舟”之人為水兵，“以樓船淩波為號”組成樓船軍，並將他們都記錄在案，“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472]。他特別強調水戰中火器的運用。[473]
李綱的水師中有各類戰船，共九種：(1)槳輪船，海鰍；(2)哨馬；(3)雙車；(4)得勝；(5)十棹；(6)大飛；(7)旗捷；(8)防沙；(9)水飛馬。[474]李綱提議朝廷鼓勵私人船主進獻船隻，並啟動造船計劃。他認為魛魚戰船最為方便靈活，為發展造船業，提議以此建造統一標準的船。[475]
1127年8月20日，李綱上奏：
瀕海沿江巡檢下，魛魚船可堪出戰……頭方小……尾闊可分水，麵敞可容人兵，底狹尖如刀刃狀，可破浪。糧儲、器仗置黃版下，標牌矢石分兩掖，可容五十人者，麵闊一丈二尺，身長五丈，依民間工料造打，每支四百餘貫。今來召募諸路水戰人，且以三萬人為率，每船可容五十人，合用魛魚船六百隻，計用錢二十四萬餘貫。
江淛州縣慮財賦窘迫，欲許人戶入中，每十五隻，進士補迪功郎；十八隻，補承節郎；十四隻，補承信郎。不以進納出身為官戶。有官人願入中，四隻，許占射鄉便合入差遣一次。[476]
上交官府的民船都被改造成戰船。但有些船舶若需要改頭換麵，官府就直接出錢收購。[477]
不過，私人船主很少有聽從李綱號召的，徒有虛名的貴族頭銜對他們並無太大吸引力。金人計劃從海上進犯的消息傳來後，水師的規模便不斷擴大，對船舶的需求也越來越急迫。朝廷決定派一支三千人的水軍赴山東登州港和萊州港，以及江蘇海州港。[478]戶部尚書呂頤浩在10月時建議糾集所有海船守衛沿海。[479]朝廷征用大型商船，立即引起了船主的強烈反對，朝廷最後同意隻征用一半商船。[480]1128年7月，一場大規模的造船計劃啟動，江(江西和安徽南部)浙(浙江和江蘇南部)的造船坊受命於15日內完成戰船舶的建造。[481]
招募水軍之初，官員並未意識到要尋求合適的人選。如呂頤浩提議召“能沒水經時伏藏之人”[482]。1127年8月時，各地水軍的人員名額為200人，但至10月及次年7月時，又再次招募人員。[483]
至1128年秋，水師已形成相當規模。宋高宗及朝臣於10月28日在鎮江檢閱了部分艦隊後，對戰艦的造型和強度印象深刻。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早前曾提出在高麗建立水師基地以對雞林(今吉林)的女真發動海戰，借道迎回被俘的宋欽宗和宋徽宗。宋高宗閱兵時，望著駛過的戰船，便應允了楊應誠的計劃，派其於次年7月前往高麗。
女真人的威脅
當時高麗王朝(918—1392)的國王十分忌憚鄰國大宋和金國，但對金國忌憚的程度更深，因此他婉拒了宋朝使者在高麗建立水師基地的提議，並指出大宋可以從山東半島對金國發動海上攻擊。但楊應誠堅持認為，高麗離金國的距離更近，更適合建立水師基地。後來，一位高麗官員去驛館拜訪楊應誠時，向他坦承，高麗朝廷十分畏懼金國。楊應誠提出：“女真不善水戰。”這位官員告訴他，金人當時已十分精通水師事務：“彼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今反臣事之，其強弱可見矣。”[484]
盡管大宋的商人為繞過遼國，曾與女真人通過海路進行貿易，但這是宋朝第一次得知女真人的水師實力。事實上，曆經100多年，女真人的海上力量已經越來越強大，曾一度侵襲高麗的海岸。1019年，甚至有一支刀伊部落的女真人曾乘坐50艘船穿過對馬海峽，攻占了壹岐島，並登陸九州的博多海灣。[485]
楊應誠帶著高麗國王(1128年7月21日)的信回國，信中告誡宋廷不要執行這項莽撞的計劃：
且金國東麵臨海，金人尤其擅長水戰。其使團曾攜帶淮南路(江蘇北部)和兩浙路(浙江和江蘇南部)的信息回國。若金人遣戰船從海路突襲，我擔心宋朝北方會遭遇陸戰，而南方會有水戰，腹背受敵之下危機四伏，到此時便悔之晚矣。[486]
高麗國王信中的擔憂後來得到了應驗，但當時楊應誠回國呈上書信的時候，宋高宗勃然大怒。右仆射黃潛善建議“以巨艦載精兵數萬，徑搗其國，彼寧不懼”[487]。但曹勳建議派水師航海遠征攻打雞林，救回徽宗和欽宗。[488]但當時朝廷內多是謹小慎微的官員，所以兩人的意見都未被采納。
幸好當時這些不切實際的意見都未被采納，因為1129年3月，金兵對南宋發起突襲，幾乎逼近長江。宋高宗南下杭州避難，並將杭州定為“行在”。這時，長江成為第一道防線，水師力量亟須壯大。當時一位文人寫道：“朝廷豈不知其(金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淮)之地……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489]
水師規模急速擴張後，各小隊需要統一指揮，協調作戰。由於沿江防禦和沿海防禦的性質不一樣，兩者需要有所區別。因此，1129年4月2日，[490]朝廷下詔：
吏部郎官鄭資之除沿江措置防托，監察禦史林之平為沿海措置防托，並許辟置僚屬。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平州，資之自池州至荊南府。[491]
分別任命掌管沿海防禦和沿江防禦的官員，是將遠洋艦隊和江河艦隊區分開來，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標誌著南宋水師的建立。[492]沿海防禦官員掌管的範圍從建康沿長江以北一直到當塗，從這一點或許也能說明朝廷更重視沿海防禦。
兩位官員通過收購民船的方式建立水軍。
既而之平言：“應海船乞於福建、廣東沿海州軍雇募，分作三等：上等船麵闊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麵闊二丈以上，下等麵闊一丈八尺以上，並以舡中堵為側(則)。上等船募稍工二人，水手四十人；中等稍工一名，水手三十五人；下等稍工一名，水手二十五人。舡合用望鬥、箭隔、鐵撞、硬彈、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類。募舡候到日，別作旗號，令布沿江，各認地分把隘。如有探報及觀望烽堠，節次應援。舡十隻為一，差所募官一員管押。”[493]
其中一名官員林之平受命從商戶處征募六百多隻船舶，並將其分為三組，每一組輪流為官府服役半年。如此一來，剩下的三分之二船舶還能歸商戶使用。[494]平江府(今蘇州)滸浦的造船坊受命建造長八丈的八櫓戰船，每艘用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以及長四丈五的四櫓戰船，每艘用錢三百二十九貫。[495]
10月中旬，諜報金人將由海道攻打江蘇和浙江。[496]南宋水師加緊備戰，並讓各路軍隊中的士兵轉為水軍。[497]部分戰艦前往長江口的福山，由韓世忠指揮。[498]
1130年的海上會戰
兀術率領金兵，於1129年下半年如履平地般渡江攻下建康。守衛在附近的南宋艦隊眼睜睜看著，卻無人迎敵。南宋戰船的消極行為可能是由於水軍統製邵青的力竭戰敗。[499]
金兵繞開宋軍，**長江以南的富庶地區。1130年1月22日，金兵攻下臨安，宋高宗也差點被圍困，但幸好林之平率一百艘軍糧船及時抵達。[500]宋高宗及其隨從官員打算登船之際，禁軍發生暴亂——因為禁軍中大部分是懼海的北方人。十七名帶頭作亂的人被處決後，其餘將士都上船了。[501]1月26日，船隊出海。
金兵的先頭部隊於2月4日到達明州。[502]金人的騎兵勢如破竹，將宋兵逼退到城牆。就在宋兵無力抵擋之際，突然有一支南宋船隊破浪而至，弓箭手和十字弩手登陸從兩翼包抄金兵。金兵被打得措手不及，近千人被擊殺，於是火速撤兵。[503]盡管這是一次人數少的後防戰，卻是宋兵四年來對金人的首次勝利，大大提升了宋人的士氣。[504]
2月16日，金兵的主力部隊隨後趕到並包圍了明州，並於2月20日攻占港口。宋兵雖然奮力抵抗，但隻是為了掩護宋兵主力部隊從海上撤離。宋高宗乘坐戰船，隨南宋戰艦安全抵達溫州。待金兵將領發現目標已經順利逃脫時，雖然懊悔不已，但仍然不肯放棄追擊。金兵中有一名老將斜卯阿裏曾與高麗人作戰，殲滅過契丹(遼國)戰艦，頗有水戰經驗。也正是因為他連破宋兵，獲南宋戰船二百艘，兀術才能率軍渡長江南下。[505]
斜卯阿裏集結明州及附近港口的所有船舶，出海追擊宋高宗。他沿海南下三百多裏，於3月6日，遭遇張公裕率領的一支艦隊。雙方在狂風暴雨之夜交戰，陣形都來不及布置。張公裕命大型海船擊沉無數金兵的輕型艦，斜卯阿裏隻得退戰，逃回明州港。[506]
由於宋軍日益逼近，兀術對臨安燒殺搶掠之後，決定撤離。金兵過太湖時，被宋軍統製陳思恭率領的一小隊水軍擊敗。[507]4月24日金兵到達長江南岸的鎮江後，發現自己又被韓世忠的部隊攔截。韓世忠自2月初便集結軍力，建造戰艦，希望能在兀術回程時伺機狙擊。[508]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509]
兀術率軍逆流而上到達建康，希望找到宋軍防線的突破口渡江，但再次戰敗。諸多人獻計，他接受了其中一條建議，即從一片蘆葦地中開鑿出20裏(約7英裏)大渠。金兵一夜間開鑿完成，但船舶剛一駛出，即被宋軍發現並逼退。
之後兀術懸賞求計。據史書記載，一王姓福建叛徒，教金軍在小船中填土，上鋪平板，以抵擋宋軍的火箭和火油攻擊，然後用火箭射向宋船的篷帆。金兵連夜準備箭弩，兀術伺機作戰。韓世忠見到敵軍備戰，便派信使招安邵青共同抗敵。邵青當時有一支規模較大的民間水軍，但他拒絕了韓世忠。[510]
5月22日，[511]天氣悶熱無風，兀術認為天時已到，用一匹白馬祭天後，率兵過河。金兵的戰艦做好了萬全準備，劃槳飛速前進，從黃天**越過長江。
天霽無風，麗日赫天，海船皆不能動，篷則火起。世忠海船本備水陸之戰，人皆全裝，馬皆鐵麵皮甲，每船有兵、有馬、有老少、有糧食、有輜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512]
宋人的船舶被火箭射中燃燒，船上的人驚慌失措，紛紛跳江。大部分船隻遭到焚毀或沉沒。混戰中，兀術成功率軍北渡長江。[513]戰禍頻仍的南宋，隻有水軍迸發出了獲勝的希望的光芒，因此南宋朝廷加大了對水軍的扶持力度。[2]
持續扶持水師
這幾場戰爭震驚朝野，更堅定了宋人抵抗金人的決心。盡管這幾場戰爭不起決定性作用，也無法影響戰爭的總體進程，但卻是宋人第一次阻止了看似銳不可當的金兵。而在戰爭中一鳴驚人的是南宋的水軍，而非陸軍。因此，南宋朝廷開始重視水軍的建設。
1131年，陳克、呂祉和吳若共同撰寫的兵書中寫道：
蓋被江負海，則騎不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間，舟楫之便，周瑜嚐論之矣。泛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勁勇，所向無敵。又以謂舍鞍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勝負可見矣。[514]
前宰相李綱於1132年上奏：“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製，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515]戶部尚書章誼熱切支持水師建設，他曾三次上奏陳述籌備水師的重要性。其中一份奏章中提到：
今朝廷暫駐浙東，襟帶江海，實憑川險以卻敵騎。然則巨浸湍流蓋今日之長城也，樓船戰艦蓋長城之樓櫓也，舟師戰士鑿工沒人蓋長城之守卒也，火船火筏強兵毒矢蓋長城禦攻之具也。設有江城萬裏，則尺寸之地不容於不守。
今有巨浸湍流顧，豈可無守禦之備哉？守禦之備莫如舟師，用舟師之策莫如中流以守。且金人攻城長於用炮，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戰長於用騎，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騎兵不能奔衝。[516]
與此同時，因為臨安的位置會受到海戰影響，所以朝廷也十分懼怕金兵從海上進攻。1132年，監察禦史沈與求的一份奏章中提到，金兵正在備造海船，如果他們攻占明州，便“已入吾腹心之地”[517]。之後不久，呂頤浩也提到：“然虜舟從海道北來，拋大洋……直至定海縣。此海道一也，係浙東路。若自通泰州……放洋至洋山，沿海岸南來，至青龍港[3]。又沿海岸至金山，入海鹽縣澉浦鎮黃灣頭，直至臨安府江岸。”[518]
再加上韓世忠及其他朝臣武將的反複忠告，[519]朝廷和百姓也開始意識到籌備水師的緊迫性。為斷絕金兵獲取沿海水域的消息，南宋朝廷糾集江蘇北部的火長和遠洋船員，威逼利誘，讓他們為南宋艦隊效命。
為防止造船、導航技術泄露到敵方，朝廷也嚴禁福建、廣東和浙江的商人派船與北方通商。[520]1130年，陳思恭在太湖之役中一鳴驚人，朝廷將其調遣至隸屬明州的定海島任水軍都統，命其在此檢查、攔截前往北方的船舶。[521]
沿海製置的官員
宋廷在明州定海設立沿海製置使司[522]，專門處理水軍事務，這是推動水師規模擴張的關鍵性舉措。1132年，設立這一機構的計劃初步形成。[523]8月14日，沿海製置使仇悆上陳：“已被旨製置使敘位依發運使例，所有本司屬官亦乞依發運司屬官條例。”[524]
沿海製置使司成立之初，人員和預算都不多。1133年10月，沿海製置使郭仲荀請求朝廷“乞辟差書寫機宜文字一員”，之後又請求設參議、幹辦、準備差使人吏等。[525]至於運轉經費，1136年戶部支銀二千兩、絹一百匹、錢二千貫及日常用糧。[526]
沿海製置使司的權力和管轄範圍十分靈活機動，有時南宋的所有沿海地區都歸其掌管，如1133年至1135年期間；有時隻有浙江和江蘇是其管轄範圍。有時設兩位製置使，一位負責北方沿海事務，一位負責南方沿海事務。[527] 表16 水師駐地(1127—1132)[528]
這一改革改變了水師的性質。北宋時，大部分水師隸屬各路陸軍，到南宋時則隸屬禁軍。[529]北宋時，80多支小規模的水軍駐紮在全國內陸各個地方，而南宋艦隊則集中在幾個戰略要塞。
水師規模的擴張
沿海防禦機構設立後的幾年內，不斷有金兵準備從海道進攻的消息傳來，讓宋人一直處於警備中，擴大水師規模的事宜被迅速提上日程。1133年5月，南宋統製徐文(亦稱徐大力)準備起兵造反，朝廷得知消息後，派軍追捕他。徐文聽到風聲，決定逃跑。他率4000人，乘坐60隻海船從定海港出發，北上前往江蘇鹽城，投靠劉豫在金國扶植下所建立的偽齊政權。他告知劉豫，盡管南宋已經有所準備，但其實際沿海防禦力量十分薄弱，而兩浙路可由水軍輕鬆攻破。劉豫接受了徐文的建議，並任命其為山東萊州知州，負責督造戰船，而他則率60艘大型戰船襲擊江蘇的通州(今南通)和泰州。[530]
兩年來，宋廷不斷收到諜報稱，劉豫在通州、海州、萊州和密州(今山東高密)等港口準備戰船，一旦等金兵從陸上對南宋發動攻擊，他就趁機從海路進攻。[531]1135年初，又有消息傳來，劉豫已經向金國皇帝完顏亶上呈海岸圖和海船設計圖。完顏亶下令繼續推行水軍計劃。[532]
敵軍對南宋沿海各地區的威脅，迫使宋廷加快製訂擴大水師規模的計劃。1135年初，平江知府胡鬆年上言：
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533]
1136年，前宰相李綱也寫了長篇奏章，再次強調朝廷建立一支強大的水軍守衛沿海的必要性：
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裏，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534]
接到這些奏章後，朝廷同意削減三分之一的江河戰艦，將人員和經費用於加強遠洋戰艦，[535]並決定通過開展造船計劃和租用商船來增加戰船，尤其是大型海船的數量，用以防守沿海要衝。[536]在建造遠洋艦隊方麵，南宋的優勢是擁有造船的設施，以及在建造大型商船中積累的經驗和技術。但同時，遠洋艦隊的建造成功，也體現了南宋人民的足智多謀和善於創新，以及將新思想付諸實踐的熱切精神。
最常提到的戰船有以下幾種：
大型槳帆戰船，又稱戈船或棹船。宋高宗登基後的幾年中，滸浦造船坊生產出兩種戰船：(1)四百料的八櫓戰艦，長八丈，用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2)四櫓“海鶻”戰船，長四丈五尺，用錢三百二十九貫。[537]
宋朝常用的另一種戰船叫魛魚船，這種船麵闊一丈二尺，身長五丈，頭尖尾闊，有大量空間可存放石塊、弓箭和物資，可載五十人，由朝廷出錢四百餘貫，交民間工匠打造。[538]
規模最大的海船“海鰍”由廣東和浙江的官方造船坊製造，麵闊三丈，約載二千料，“比魛魚船數已增一倍，緩急足當十舟之用”[539]。這種船也被稱為鰍頭船。[540]
所有的船中，最奇特的是車船。這種船的產生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創新才智。早在5世紀時，就有這種奇妙之船出現，[541]但到了南宋，它們才被改進到最完美，並發揮最大的作用。1132年，一位宰相在評論某場水戰時稱：“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鰍頭船，如陸戰之輕兵。”[542]
1132年8月，無為軍(在今安徽地區)守將王彥恢上陳了自己所著的關於車船如何在戰爭中使用的文章，稱車船輕便快捷，可用於攔截敵船；同時他還展示了自己創製的飛虎戰船，船旁設四輪，每四人踏一輪。[543]
宋廷肯定了他創製的戰船，下令建造一批“飛虎戰船”，並單獨組建了一支“飛虎”船隊。[544]1134年至1135年，宋軍在洞庭湖與農民起義軍的交戰中，使用了長二十至三十丈的大型車船，每艘船除船工外能容七百至八百名士兵。這些戰船造價十分昂貴，二十丈長的車船用錢兩萬貫，“若以係官板木，止用錢一萬貫”[545]。有些車船甚至長達三十六丈，而寬達四丈一。[546]
1134年，兩浙路的造船坊奉旨在一年內打造九車和十一車海船，共二十八艘。[547]顯然兩浙路順利完成了此次任務，因為次年該地區於3月奉旨建造十二艘九車戰船和八艘十三車戰船，[548]6月又奉旨建造三十艘五車十槳小船。[549]同時，所有的造船坊都進行了重組，清退了閑職人員。[550]
1113年，朝廷下詔各船“仍逐路雕鑿字號，打造州軍、年月記驗”[551]。之後船隊中的船都有番號，如廣東水軍的戰船根據《千字文》的順序編號。
關於船上的武器裝備，朝廷於1129年下詔“備戰之具，合用紙甲、手炮(一種原始的手榴彈)、鉤槍、木弩”[552]。每副鎧甲重五十斤。[553]同年，另一份詔書上規定“舡合用望鬥、箭隔、鐵撞、硬彈、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類”[554]。
南宋軍在水戰中使用過一種十分有效的武器，名為“灰炮”。“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555]
征用商船，招募水軍，水上巡邏
除了官造戰船外，朝廷也出錢征用商船作為補充。1132年，首任沿海製置使仇悆上奏，請示雇募海船五百隻，並麵闊一丈八尺至二丈，於定海港集結。[556]
朝中對此要求議論紛紛，因為當時南宋國庫空虛，軍費緊張，而對外貿易的稅收占歲入的兩成。[557]不少大臣擔心該計劃會招致商人的不滿和反對。1132年9月21日，殿中侍禦史江躋奏請：
福建路海船，頻年召募把隘，多有損壞，又拘靡歲月，不得商販，緣此民家以有船為累，或低價出賣與官戶，或往海外不還，甚者至自沉毀，急可憫念。[558]
他又冒險提出建議，後被朝廷采納：
乞令本路沿海州縣籍定海船，自麵闊一丈二尺以上，不拘隻數，每縣各分三番應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複始。過當把隘年分，不得出他路商販。使有船人戶三年之間，得二年逐便經紀，不失本業，公私俱濟。其當番年分輒出他路，及往海外不肯歸回之人，重坐其罪，仍沒船入官。如本州縣綱運，即輪差不及一丈二尺海船，其係籍把隘船戶，本州縣綱並不得差使。[559]
1134年，朝廷從江、浙、荊、湖[560]招募“習水而善沒”之人作為水軍。每個指揮使須訓練五百名水軍士兵。[561]朝廷特別重視在兩浙、江東、福建招募和訓練水軍中的弓弩手。[562]
1136年5月，官員王縉在上陳的奏章中特別強調了水師將士的培訓：
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水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鬥；人不必眾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複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裏之外矣。[563]
最後朝廷任命馬擴負責閱習水軍戰艦。[564]
該時期，宋朝水師還承擔著一項重要的任務——肅清海寇。北宋後期，廣州是一個重要的港埠，全國九成的海上貿易都通過廣州，出入珠江的商船都由朝廷派船護航。廣州至溽州島(也稱海陵山)的七百裏沿岸海島上，設有望舶巡檢司。[565]但自開封淪陷後，兵荒馬亂，朝廷已無暇顧及海道和海岸的治安。海寇日益猖獗，不但伏擊商船，甚至搶掠沿海城市。
南宋初期的幾十年間，由於國庫收入來源有限，朝廷十分依賴海上貿易的稅收，用它來填補行政和軍費支出。因此，剿滅海寇成為朝廷的主要任務。前宰相李綱曾上表：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仿效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566]
李綱力勸朝廷，應加強水師力量以清除海患，不能一味退讓、招安。[567]另一位官員鑒於廣東的形勢，提出：
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失國課……況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即取而為己之船。其人或與鬥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既能使船者為己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隻得為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568]
1131年，宋廷開始了剿滅海寇的行動。曾在幾年前擊敗過金兵戰艦的張公裕，受命將船隊分成五組在海上巡邏，搜索海寇蹤跡。12月，他在海門港外遭遇有五十艘船的海盜，將之剿滅。[569]同年，水軍統製邵青叛亂，利用自己手上的戰船圍攻太平州(今當塗)、鎮江、江陰和通州，被擊敗後又出海攻打明州。之後，在妻子的規勸下，邵青被朝廷招安，並官複原職。[570] 表17 海寇活動[571](1131—1149)
朝廷不僅派水軍肅清海寇，還組織船主，五家結為一保，相互監督，以防中間有人支持或勾結海寇，並派海船阻截沒有結保的五家授權文書的船舶出海。[572]同時，朝廷鼓勵招安海寇頭領，將其納入水師隊伍。像朱聰和鄭慶等帶部下投降並上交船舶之人，朝廷便封其為保義郎，並讓其在水師中任職。[573]
結論
南宋和金朝在陸上的對戰趨於白熱化，而金朝想伺機發動海攻的目標也一直未能實現。金朝皇帝靠戰爭無法實現的目標，卻通過外交計謀實現了。1141年冬，南宋宰相、主和派代表秦檜與金朝議和，答應了金朝開出的一切條件，簽訂了“城下之盟”《紹興和議》，以此換來了宋金之間20年的和平。
中國人開始重視水師這一新生軍事力量，是源於以下幾個因素：朝廷一直擔憂敵人從海道進攻；水師和金兵首次衝突便獲得了出人意料的勝利；南方的地形適合利用水師進行防禦。南宋人對發明和試驗的熱情，豐富了曆代積累的造船知識，促進了航海技術的改進，使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艦隊。
盡管南宋水師從來沒有正麵對戰金兵，但年輕的水軍在南宋初期剿滅海寇的行動中獲得了彌足珍貴的操練，水師力量在12世紀初突飛猛進。脫胎於內河水師的海上水師自此誕生，但其戰鬥能力在宋金維持和平的20年間一直未能得到驗證。但1161年，金兵再次進犯，這支水師終於有機會一展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