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結論 第十章 結論：元朝覆滅，明朝崛起，中國成為海上強國
1294年忽必烈去世後，元朝水師逐漸沒落。繼任的鐵穆耳停止了對日本和安南的遠征，盡管1304年有傳言日本計劃入侵中國，但元朝對海防並未上心。[1356]海防艦隊力量被削弱，忙兀台要負很大責任。正是他最先開始讓陸軍加入海戰演練，而水軍則參與地麵作戰。忽必烈也因此訓斥過他：“以水路之軍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補？”[1357]
朝廷並未重視忽必烈這個明智的忠告，未采取措施進一步阻止水師的敗落。至14世紀中期，官員王思誠曾上書指出，忽必烈在位時，朝廷有四十餘艘海仙鶴哨船於海運路線往來巡邏，而如今(1350年)這種船隻剩十幾艘，更有甚者，這些船實際並不出海，閑置在劉家港，任由海寇在岸上猖獗。
他又提到，戰船上的水手與港口的婦人成婚後，不願離家出海巡邏。他提議，為增強海防，水軍不得與當地婦女成婚，艦隊每年應當巡遊兩次，外國商人的船舶在海上錨泊接受檢查。[1358]朝廷許多大臣十分讚同王思誠的建議，但當時水師的情形已經腐敗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
海寇猖獗
元廷放任水師衰敗不管，導致海防鬆懈，海寇趁機侵擾船舶，洗劫東海沿岸的富裕市鎮。其中就有來自日本的倭寇。元軍出征日本後半個世紀，日本再次陷入內戰，經曆了北條攝政時期、後醍醐天皇發動的建武新政時期、室町幕府時期以及南北朝時期。
至14世紀中期，高麗每年都受到倭寇侵擾。倭寇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多，情況越來越嚴重，到1363年，倭寇居然出動了263艘船洗劫高麗沿岸。[1359]他們一直掃**至中國的山東沿岸，[1360]1363年在蓬州被沿海守將劉暹率領的元軍擊退。[1361]
元朝後期，苦於國庫緊張，糧食短缺，課稅越發沉重，讓本已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黃河、長江之間的地帶，湖北、浙江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朝廷的糧食、歲入大部分都來自這些地區。目無法紀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靠販賣私鹽營生的張士誠在江蘇得勢，不僅占領了產糧的中心地區，還控製了京杭大運河的下遊段。[1362]
浙江台州人方國珍曾被誣通寇，逃亡海上，聚集了冒險家、亡命之徒及難民等數千人，打造了一支由輕便船組成的艦隊，阻塞元朝的漕運係統。入海為寇的方國珍在浙江沿海一帶的島上活動，劫奪來往商船和漕運船。到1348年，方國珍成為第一個舉起反元大旗的漢人領袖。
朵兒隻班奉命率艦隊討伐方國珍，追至福建閩江入口的五虎門，將其包圍。但元軍戰船上叛變的船員放了方國珍，結果方國珍掉頭擊敗了元軍艦隊，活捉了朵兒隻班。為保朵兒隻班性命，元廷任命方國珍管理慶元府。方國珍雖然接受了官職，但仍繼續擾亂沿海郡縣。
方國珍遭遇兩次敗績後，於1351年再次被元軍包圍。方國珍的艦隊遭到火攻，但元軍船上的水手再一次將其放跑。於是方國珍又回頭擊敗元軍，俘虜元軍將領。次年，元廷又派兩支艦隊征討方國珍，一支從福建浮海北上，另一支從浙江南下，但方國珍成功地逃脫了追捕。
最終，元廷為籠絡方國珍，以海道漕運萬戶之職招降他，希望由他保障漕運的暢通，也免受其侵擾。1358年，元廷又升其為浙江行省參政，並讓他派兵攻打盤踞附近的張士誠，期望雙方兩敗俱傷。但方國珍與張士誠在水、陸過招時，屢戰屢勝。到了次年，他卻向在安徽的一股農民起義勢力示好。這一勢力的領袖便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63]
此時，因糧食短缺，陷入困境的元廷越來越絕望。為了招安方國珍，元廷於1359年封他為江浙行省左丞相，而占據相鄰地區的張士誠也被授予重要官職。作為回報，方國珍須向朝廷提供船舶，張士誠提供糧食。兩方交戰一場後，彼此不願配合，張士誠擔心方國珍會劫糧，方國珍害怕張士誠會搶自己的船。最後由元廷派中間人協調，漕糧運到南邊的澉浦港，在方國珍的船上卸貨。11萬石漕糧以此方式運往大都。直至1363年，張士誠才不再運糧。[1364]
漕糧中斷後，大都立刻陷入困境。饑荒嚴重，食人之事時有發生。明代的丘濬在書中寫道：
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末年也，哀丐於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鬥皆無焉。是時也，鬥米至銀六兩，一時勳戚權貴衣錦繡、抱珠玉，而枵腹忍饑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歎也哉。[1365]
糧食不足，國庫空虛，朝廷腐敗，這些都是導致元朝走向衰落的原因。強盛的元朝水師能護衛南糧北運的海道，使元朝能在海外擴張勢力，利用南亞和東南亞諸國的財富維持本國經濟。反之，羸弱的水師也是大元帝國傾覆的主要原因。
出走的漢人
元朝時期，第一次出現了大量漢人出走海外的情況。漢人移民或是因為在元朝深受政治壓迫出國尋求庇護，或是希望在海外尋到生計。其中有很多是南宋遺民，他們對入侵中原的蒙古人痛恨不已，試圖影響海外國家的首領反抗蒙古人。蒙古人被這一舉止所激怒，出兵遠征。大量漢人在海外定居後，地位顯著提高，建立了聚居區，其中有不少經濟富足、大權在握。從政治和軍事角度看，野心勃勃的元朝統治者想建立的海外帝國隻是曇花一現；但從商業角度看，中國人成功地在海外建立了至今仍生機勃勃的商業帝國。
蒙古人入主中原，還促使一大批將士出走海外。很多南宋將士離開中國去了安南和占城，有些人走得更遠，去了馬來半島的宋卡和蘇木都剌，[1366]甚至還有人到達僧加剌。僧伽羅語的史書中提到，中國士兵曾為波羅羯摩跋訶二世(1222—1257年在位)效力，當時還引入了大量的中國武器。[1367]
漢人在廣東抗元失敗，1279年崖山一役又全軍覆沒，之後漢人將士紛紛湧向海外。安南和占城有數量可觀的南宋將士，他們自行組成了軍隊。最出名的當數趙忠及其手下的士兵，他們成為安南一位親王的親衛。這些漢人將士穿著宋人的兵服，以宋軍陣形緊密配合。正是這些士兵的及時出現扭轉了安南軍與元軍對陣的不利局麵，元軍才被迫撤出東京。[1368]
忽必烈第一次遠征中國南海便是征討占城，起因是由流亡占城的南宋遺民引發的。首先，正是在漢人的鼓動下，占城人劫持了元朝的船舶，扣押了四名出使暹國和馬八兒的官員。元廷決意派唆都率兵從海道攻打占城時，忽必烈曾說過：“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蠻人是蒙古人對南方人的蔑稱)耳。”[1369]1283年3月，元軍在占城海岸登陸時，漢人曾延獨闖元軍大營，假報軍情，設法拖延了元軍的行動，為占城人贏得備戰時間。[1370]後來，1285年，忽必烈認為要根除反元勢力，派將軍李恒前往占城追捕自稱宋廣王的趙和尚及陳宜中。[1371]
很多漢人百姓也前往海外抗元。嘉應州的客家農民卓謀響應文天祥號召參加抗元隊伍。文天祥被捕後，他和眾人又輾轉到崖山加入宋軍。1279年南宋滅亡後，卓謀取海路乘船逃退，到了婆羅洲北岸，擊敗了當地的迪雅克人。經過20年的開荒墾殖，他在婆羅洲建立了一個曾短暫存在的小國。[1372]
大量的南宋軍後來被編入元軍隊伍，並被派出征海外。其中很多人在海外諸國登陸後就一去不複返。最驚人的拓荒傳說是元軍中的一名漢人將領在印度海岸建立了國家。商人汪大淵曾到訪過此國，將其命名為馬魯澗，[1373]他在書中記載：
周回廣一萬八千餘裏，西洋國悉臣屬焉。有酋長，元臨漳人，陳其姓也。幼能讀書，長練兵事。國初，領兵鎮甘州，遂入此國，討境不複返。[1374]
縱觀宋、元時期，越來越多的華人到東南亞定居。因為他們的同胞已經在此地落地生根，興旺發達，他們也自然而然地跟著出來。移居東南亞的華人越來越多，15世紀初，馬歡(曾隨鄭和下西洋，任通事、教諭)到浡淋邦時記錄：“國人多是廣東、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饒，地土甚肥。”[1375]
華人越聚越多，實力強大到可以推翻當地首領，占領該地。[1376]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南方漢人[1377]是占領了浡淋邦北部詹卑的梁道明。鞏固勢力後，梁道明發現自己的實力已經可以攻占浡淋邦，遂“改其名曰舊港……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為首，雄視一方”[1378]。舊港這一龐大的華人聚集區在14世紀中期建立，在鄭和下西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華人聚集區的規模可能是蘇木都剌首屈一指的。
除蘇木都剌以外，東爪哇還有一大片華人聚集區，規模最大，發展最繁華的是革兒昔，華人將其命名為新村。[1379]此處能興盛得益於其成為杜板和蘇魯馬益的商業中心和港口，西麵的杜板距離此處半日行程，南麵的蘇魯馬益距離此處20裏路。[1380]起先，該地“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之人來此創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1381]。
來自東方各國的船舶向革兒昔港口蜂擁，城市交通熙攘，街頭店鋪櫛比，生意繁忙。百姓或住店鋪，或住民居，風俗習慣與在國內無異。[1382]此處其實就是搬到熱帶地區的中國市鎮。明朝鄭和下西洋時，爪哇的這些華人聚居區仍然存在。[1383]
大明崛起
宋末元朝，水師的發展掀開了序幕，到明初臻於鼎盛，使明朝一躍成為海上強國。1355年，當時朱元璋(後來的明朝洪武帝)組織抗元兩年，苦於沒有舟楫橫渡長江攻打集慶(今南京)，於是他說服水寇廖永忠加入自己的隊伍。朱元璋有了廖永忠的戰船，得以在兩次水戰中擊敗元軍，於1356年平定集慶。
之後的11年中，朱元璋的義軍與元軍的交戰多在水上，戰場包括長江、洞庭湖、鄱陽湖及太湖等。他利用船隊在長江往來輸送兵力，進行雙線作戰——東線對抗張士誠，西線對付陳友諒，兩方水軍實力皆十分雄厚。1363年8月30日至9月2日的鄱陽湖之戰，盡管朱元璋這邊都是小船，遠不如陳友諒的三層巨艦，但其利用火攻的威力和靈活的戰術總能以少勝多。殲滅陳友諒的勢力後，朱元璋全力在東線作戰，消滅了張士誠的艦隊。朱元璋的內河作戰以占領長江下遊地區宣告結束。
1367年，廖永忠和湯和率艦隊浮海南下，前往浙江征討方國珍，標誌著海戰階段開始。兩人將方國珍趕出其根據地慶元府，將其改建成明朝首個水師駐地。明軍沿海南下，規模迅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10月，明軍艦隊在定海殲滅方國珍的主力艦隊，俘獲60艘海船。次月，明朝艦隊又攻下福州，奪取福州平章陳友定的103艘海船。鎮守廣東的何真見到明軍艦隊到來，歸降明朝。1368年4月，廖永忠沿珠江北上到達廣州，擒獲500艘戰船。同時，為供糧給北上攻伐元大都的軍隊，朱元璋命湯和在慶元府建造海船運糧，首批船舶於5月到達塘沽。
1368年，消滅元朝，建立明朝後，水師的用武之地越來越少，但朱元璋仍然擴大水師規模，加強建設。打造水師是重建海防的基礎。根據計劃，每個百戶所配有一艘戰船，100名軍士。一個千戶所統領10個百戶，配10艘戰船，1000名軍士。一個衛所設五個千戶所，配50艘戰船及5000名軍士。[1384]朝廷命各省造船填補衛所的船舶短缺，使配置到位。若船舶有所損壞，由各衛所士兵自行修葺。[1385]
明初，從遼東到廣東沿海共設56個衛所，[1386]應配有2800艘戰船。但明朝海防水師的建設計劃似乎隻停留在了紙上。隻有其中一個造船中心——浙江按標準配有艦隊。浙江有11個衛所，額度為550艘戰船。[1387]其他瀕海省份的海防艦隊都未達到標準。如廣東設9個衛所，應配戰船450艘，但實際隻有300艘戰船，分布在6個水師駐地。[1388]由400艘戰船組成的禁軍艦隊駐守在應天府(今南京)附近的新江口。[1389]邊上的皇家龍江船廠，由朱元璋親設，專為朝廷建造戰船。
1403年，明永樂帝登基後，增加衛所戰船和千戶所數量以增強海防實力。每年，朝廷會派一名高等級的武將前往監察沿海各省聯合艦隊巡海事宜。1404年至1411年，李彬統領海防艦隊，在1406年至1407年，他應召出征安南。中國的海岸線蜿蜒綿長，隻由一支艦隊出海巡邏很難完成任務，於是李彬將艦隊分成兩隊。一隊由在安南水戰中領兵出色的柳升和漕運總兵陳瑄統領，在山東和江蘇沿海巡防並護衛漕運，並於1409年在青州和金山殲滅大批倭寇。另一隊由薑清和張真統領，從福建和廣東抽調50艘船舶和5000名軍士，負責東南沿海的巡防。1408年秋，該隊派小分隊在欽州(在當時的廉州府)重創安南海寇，將其逼敗回安南沿岸。[1390]
除在應天府的禁軍艦隊和海防艦隊外，另有兩支船隊。其中一支駐紮在長樂(近今福州)，曾由鄭和等將領指揮數度前往南海和印度洋。該船隊中的船舶是明朝水師中規模最大的，一等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二等船長三十丈，寬十五丈。[1391]但遠洋艦隊中的主要船舶並非這些大船，而是體形稍小、易操控的“八櫓”船。
另一支是運糧船隊，明初時受水師指揮，駐紮在長江口的劉家港，規模一度達到大小船隻三千艘。永樂帝遷都北京後，船隊一年四次運糧供給皇城。船隊既有一千料的大船，也有小型的舟楫。
明初的水師不僅擁有精良的船舶，還有比敵人更先進的武器。1355年，曾有炮匠棄元投明，幫助朱元璋擊潰元軍的艦隊，攻下集慶(今南京)。後來，朱元璋又利用槍炮在鄱陽湖殲滅了陳友諒的勢力。洪武帝朱元璋明白這種新式武器的威力，下令在軍隊中普及。海防艦隊的戰船各配16支手銃筒、20張弓及火攻箭、火槍、蒺藜炮、神機箭等。[1392]
造船工程由應天府的工部和各省衛所承建。除應天府外的皇家龍江船廠外，揚州、寧波、蘇州、安慶、鎮江、定海，甚至內陸的江西和湖北都設有造船廠。永樂帝執政的前十年，造船工程一直都在進行，其中1403年和1405年造船數量最多，各造了361艘海船和1180艘船舶。當然，鄭和1405年開始的下西洋活動和這些造船工程密不可分。
鄭和下西洋
永樂帝登基的第一年，便派遣使臣前往東南亞諸國、日本和印度，宣告登基事宜，並表示要各國與明朝恢複外交、商貿聯係。為彰顯明朝實力，為使臣提供武力保障，永樂帝幾次派船隊南下南海和印度洋。在這幾次遠航中，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幾次就是由鄭和指揮的。鄭和曾七次奉旨出海，一次因私出海，總計經曆八次遠航。[1393]
史書並未明確記載永樂帝派船隊出海遠航的目的，人們推測有以下幾種動機：(1)明廷與東南亞各國及印度發展貿易的政策；(2)永樂帝期望在海外擴張明朝的勢力和威望；(3)永樂帝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取皇權後，疑心建文帝逃亡海外，四處尋找他的下落；(4)宮廷太監希望從海外尋得稀奇的玩意兒討永樂帝歡心。[1394]
以上四種原因中，前兩種似乎更為可信。永樂帝自認為主宰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一個世界，野心勃勃地希望成為東亞各國的宗主國。鄭和首次下西洋時，《明史》中記載，他“依次遍曆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395]。同時，鄭和的船隊中既有戰船也有大型貨船，這種貨船被稱為“寶船”。每到一個港口，鄭和或其他使臣處理外交公務，部下們就在當地開展貿易。[1396]
每趟遠航都是鄭和在應天府接到命令後，率部分船隊南下到達福州附近的長樂，接管指揮主力船隊。船隊物資由應天府的工部和當地官府供給，軍士從集慶和沿海衛所中抽調。盡管每次出海船數從40(1412年至1415年第四次下西洋)到62(1406年至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不等，但人數平均穩定在27,000到28,000。這些人包括“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辨事、書筭手、醫士、鐵錨、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1397]。
鄭和首次出海時間為1405年至1407年。元朝時期，東南亞諸國都臣服中國，但從抗元起義爆發到元朝傾覆，中國在南方諸國的影響力就日益收縮，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忙於鞏固政權，對此並未多加關注。東南亞許多國家不再派使者前往中國朝廷，有些國家甚至對中國皇帝的自命不凡不屑一顧。14世紀時，滿者伯夷的統治者對中國勢力擴張到自己的領地深感嫉妒、不安。起初，他們十分輕視中國的軍事實力，因此鄭和下西洋展示明朝國力勢在必行。
鄭和的船隊抵達爪哇海岸時，未遭遇滿者伯夷王朝的水軍正式反擊。但船隊上170人“入市”時，卻“意外”被杜馬班王朝的國王所殺。鄭和對此表示強烈抗議，逼迫國王派使者前往應天府為該事件致歉。永樂帝要求爪哇西王賠償6萬兩黃金。經多次溝通談判，鄭和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了爭端，滿者伯夷最終賠償1萬兩黃金。滿者伯夷王朝無力幫助屬國爪哇。[1398]
出訪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諸國後，明船隊穿過榜葛剌灣(孟加拉灣)到南印度古裏國[1]。鄭和代表明成祖朱棣詔封古裏國國王，並在此立石碑亭，以示明朝的勢力擴張到“海外萬裏”。
除爪哇外，鄭和到其他國家並未發生武力衝突，隻是在舊港時遭遇阻撓，但也並非當地人，而是中國海寇的阻撓。14世紀下半葉，大量福建、廣東的華人在舊港定居。自滿者伯夷王朝衰落後，華人居民占領了舊港和鄰近地區。他們因從事貿易或入海為寇而提高了經濟實力和武裝力量。這些華人的首領叫梁道明，他曾派使者前往應天府的朝廷，並得到明朝的支持。
後來，梁道明因上了年紀而無力管轄，另一新任首領陳祖義覬覦他的權力。因此，鄭和首次下西洋時，舊港的華人聚集區已經分裂成兩派。鄭和的船隊從古裏國返程經過舊港時，接替梁道明的施進卿告訴鄭和，海寇頭目陳祖義正準備伏擊中國船隊，劫掠昂貴的貨物。陳祖義的人發動攻擊時，鄭和已經做好萬全準備。他擊潰了陳祖義的海寇，焚毀十艘船，俘獲七艘船。[1399]永樂帝聽鄭和上報事情經過，並考慮他提出的建議後，設立了舊港宣慰司，使其成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施進卿為首任舊港宣慰使。
盡管舊港也是一個十分不錯的港口，但華人更喜歡以北的另一個港口滿剌加(今馬六甲)，該港口地處戰略要道，控扼連接中國南海和印度洋的海峽。1405年，此處還隻是一個小漁村，每年向暹羅上貢40兩黃金。滿剌加的酋長派使者前往應天府，請求得到明朝的支持，稱“願同中國列郡”[1400]。永樂帝十分歡喜，詔封酋長為滿剌加國王，將其地位抬高，成為獨立的國家，並警告暹羅不得再犯滿剌加。[1401]1405年，明朝控製了滿剌加，該地的山都以中文命名。自此，滿剌加成為明朝艦隊的中轉站。鄭和的船隊正是到達該港口後，分成兩隊前往不同的國家，之後又在此會合，共同返航回中國。
鄭和第二次下西洋從1407年開始到1409年結束，曆時兩年。到達滿剌加後，船隊分道而行。其中一隊由張謙率領，駛向浡泥(今文萊)。明朝使臣告知浡泥國王今後不必再向爪哇的滿者伯夷統治者每年上貢40斤片腦。明朝封浡泥一座主要的山長寧為鎮國之山，禦製石碑，上書：“上天佑啟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1402]主力船隊駛向錫蘭山，鄭和要在此建碑，並刻三種文字宣稱明朝對此島的宗主權。
鄭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時間為1409年至1411年，同樣曆時兩年。此次出行共48艘船，隨行人員27,000人，到達的國家包括占城、真臘(今柬埔寨)、馬來群島的假裏馬打、交欄山、爪哇、重迦羅(今薑加拉)、舊港、淡洋、滿剌加、彭亨、昆侖山、狼西加、蘇木都剌、阿魯、啞齊(今亞齊)；印度洋的龍涎嶼、翠藍嶼、溜山國(今馬爾代夫)、錫蘭山、俱藍山、柯枝、榜葛剌；波斯灣和紅海的剌撒、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天方；非洲東海岸的不剌哇和木骨都束。船隊並非同時到達這些國家，而是分成幾隊各自前往。一部分船隊去了流求，另一部分去了菲律賓群島。[1403]
鄭和親率的部分船隊從紅海返航經過錫蘭山時，遭到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的攻擊。鄭和在一支兵馬護送下上岸，此時5萬僧伽羅軍向他們發起進攻。鄭和沒有躲回船上，反而向內陸前進，占領了王城。亞烈苦奈兒帶兵折回解救王城時遭遇明軍的埋伏，被生擒押送到應天府。明廷另選一位性情溫和的僧伽羅王子詔封為王，而這位新王願意向明朝俯首稱臣。[1404]
1413年至1415年，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此次出行訪問了滿剌加、占城、孫剌、彭亨、吉蘭丹，之後又揚帆穿過榜葛剌灣到達南印度的古裏、南巫裏和柯枝等國，然後又去了溜山國和忽魯謨斯。回程時，鄭和卷入了蘇木都剌北部亞齊的內政糾紛。當時，亞齊一個叫蘇幹剌的人謀權篡位。鄭和船隊的人上岸後擊敗了蘇幹剌的花麵軍，俘獲蘇幹剌，將其帶回應天府處決。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時間是1417年至1419年，到達占城、滿剌加、蘇木都剌、爪哇、彭亨、舊港、古裏、錫蘭山、南巫裏、剌撒、柯枝、溜山國、阿丹、忽魯謨斯、麻林地、木骨都束及不剌哇。南印度柯枝國的某座山還以中文命名。1421年至1422年第六次下西洋時，船隊在滿剌加、阿魯、古裏、南巫裏、錫蘭山、溜山國、剌撒、坎八葉、阿丹、木骨都束、祖法兒和不剌哇停留。此次航行一帆風順。
1424年，鄭和奉旨出使舊港。當時舊港宣慰使施進卿已經去世，永樂帝派鄭和去舊港宣旨任命他的兒子施濟孫(據馬歡記載，施濟孫為施進卿的女兒)為新一任舊港宣慰使。這趟出行鄭和並未率領船隊，而是單獨前往。[1405]
鄭和完成使命返回明朝時，永樂帝已經駕崩，其子朱高熾即位為洪熙帝。新帝聽從大臣夏原吉的建議，立刻下旨停止鄭和下“西洋”的活動。1420年，明朝遷都順天府(今北京)後，成立新的軍隊護衛應天府，征調了鄭和船隊中的軍士。1425年，洪熙帝在位一年便去世了，長子宣德帝繼位。
宣德帝登基後第一年內，處理政事十分小心謹慎，直到1430年重臣夏原吉亡故，他才下詔命鄭和再次出海遠航。第七次下西洋的時間是1431年至1433年，隨行27,550人，出訪了暹羅、舊港、滿剌加、阿魯、柯枝、古裏、錫蘭山、祖法兒、天方、木骨都束、不剌哇和竹步。在暹羅，鄭和強烈譴責暹羅國王阻撓滿剌加使者前往中國之旅的行為。
明代海外活動的終止
鄭和返程後，繼續擔任守備太監，兩年後，即62歲時，鄭和去世。鄭和去世後，明朝水師的遠洋航行中止。然而，30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及其他明朝官員多次出海活動，展示了中國水師的實力，勢力所及，幾乎覆蓋了整個亞洲海域。從日本海到非洲東海岸都留下了中國戰船的蹤跡。《明史》中曾記載有42個國家的使臣攜帶禮物——中國人稱之為貢品——上京。
盡管現代學者通常用“和平”“友好”等詞描述鄭和的遠行，但有一些行為難以稱之為“和平”“友好”：鄭和俘虜錫蘭國王和蘇木都剌北部花麵的首領回到京城，明廷又另立他人為王。中國人還幾乎在滿剌加成立王國，將此作為水師在中國南海和印度洋活動的中轉站。舊港當時是由華人統治，明廷還曾委任旅菲僑領為呂宋國總督。[1406]東南亞實力最強的兩個國家——滿者伯夷和暹羅，在鄭和下西洋後，再也不敢挑戰中國在南海的權威。
東印度群島和印度南部的各國國王受到明朝皇帝敕封，有四位國王甚至親自進京上貢。高麗國、流求島的中山國、日本都曾向中國稱臣，日本、滿剌加、浡泥和柯枝的主要山脈都有中文名，寓意它們就像中國領土的山脈一樣。安南也一度被明朝平定，並入明朝領土。
明朝艦隊不僅在東海和南海巡防，反擊倭寇的劫掠，還保護馬來群島和南印度的海道，以防海寇侵擾。據《明史》記載，明朝的艦隊曾在舊港殲滅陳祖義的勢力、俘虜錫蘭山國王，以示懲罰這些首領在海上劫掠的行為。滿者伯夷和暹羅都受到明朝警告，不得在附近海域幹擾往來商人和使者。永樂帝自認有責任護衛東方和平，派遣水師調解外國爭端。1403年，水師首次擔負這一職責。當時，占城王闍耶僧伽跋摩五世向明朝求助，稱王城被安南篡奪皇位的胡季犛軍隊攻陷。明成祖出兵相助。安南艦隊一見到九艘明軍艦隊，便不戰而退。[1407]
中國在海上的勢力在此時發展到了巔峰。中國擁有一支實力雄厚的水師，在短短的三十載，勢力所及，東至日本，西到錫蘭山，政治地位居於亞洲海上諸國之首。縱觀中國悠長的曆史，隻有這一時期的海上力量最為強大，勢不可當。
海上強國
南宋、元朝及明初三百年間，中國的海上實力以驚人的速度迅猛發展，影響極為深遠。這一時期，中國水師先後控製了黃海、東海，再是南海，最後勢力範圍到達印度洋。中國的船運業在水師的庇護下，控扼了東方的海道和海上貿易，大量華人出海在南方熱帶地區建立聚居區，中國的政治地位遠超東方海上諸國，是真正的海上強國。
本書一直力圖表明，中國實際是從南宋才開始在海上發揮出了優勢。當時，中國首次在國家層麵組建了長期、穩定的遠洋水師，迥異於之前其他朝代的水師。女真入侵中原，宋廷不得不離開北方南遷，偏安東南沿海。這一地區由於自然地形特征和資源十分適宜開展海上活動，人們繼承了祖輩的海洋傳統和航海精神，擁有當時先進的航海技術，又為戰事所迫，中國正是在此條件下成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水師。
當陸軍在前線戰場上節節敗退之時，這支水師成為抵抗北方侵略者生死攸關的武器。1161年在山東海岸和長江入海口的水戰大捷，說明將希望寄托在水師上的策略是正確的。同時，因宋朝疆域收縮，正常的歲入來源大大減少，長年累月的戰爭讓國家滿目瘡痍，中國人不得不從海外尋找資源和資金，以維持朝廷運作和戰爭開支。結果，中國海上貿易發展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
在元軍成功建立水軍之前，宋人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水師的作用，一度有效地抵擋了元軍入侵。元軍依賴水師的力量，突破了南宋在漢水和長江的防線，攻陷了行在臨安，直至最終於1279年的崖山海戰中一舉殲滅南宋艦隊。殘餘的南宋水師被編入元朝水師，成為遠征軍的中堅力量，征討過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在不遺餘力地想通過武力擴張大元帝國的政治勢力的同時，元朝還力圖建立一個海外經濟帝國。中國的貨幣曾一度強製推行到了一些遙遠的國家，如馬八兒等。中國的商船曾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帶回大量財富。為逃離國內的壓迫，大批華人去海外尋找機遇，背井離鄉到了異國，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出海移民潮。
宋朝的海洋精神和傳統、精湛的造船技藝和先進的航海技術，一路從元朝傳承到明朝，使中國的海上勢力發展到了頂峰。中國人的遠洋旅程，包括最著名的鄭和下西洋，最遠曾到達了非洲東海岸。在鼎盛時期，從日本到錫蘭山，從高麗到爪哇，許多國家都深受中國政治勢力的影響。
12世紀之前及15世紀之後，中國的海上實力都不曾如此輝煌，海洋對中國人的影響力也沒有如此深遠。中國對海洋突如其來的興趣和海上勢力的急劇擴張並非一種異常的情況，也並未偏離許多人所謂的“正常”的中國曆史和社會發展軌跡。中國向東和向南的擴張是順應曆史和文化發展的。中國的海上實力在南宋、元朝及明初時期遙遙領先，是由多種因素合力形成的，最主要的是地理、曆史、心理、政治等特征，以及急速發展的科學技術。
具備以上所有條件，中國在南宋、元朝及明初這一時期一躍成為主要的海權國家。這些條件既是形成這一時代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時也是時代發展的結果，一些專家認為這一時代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12至15世紀的中國在許多方麵和14至17世紀的歐洲相似。那時的歐洲人從蒙昧中覺醒，渴望尋求智慧和知識，深受冒險精神的影響，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相繼發生，資本主義初現，民族國家興起，人們揚帆出海，開拓市場，尋找貿易機會，建立殖民地，政府資助私人遠航，以期征服當地人，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
阻礙海上實力進一步擴充的一個因素是中國人內斂含蓄的性格，這是由於中國人多麵性性格中各種矛盾的心理特性形成的。一方麵，中國人積極地與其他國家與人民互動交往，這種外向性似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此外，他們又傾向於武力擴張和擴充資源，這幾點都讓中國人對海洋產生了興趣。另一方麵，道家思想反對鬥爭，主張清靜無為。[1408]中國人聽從天命，安土重遷，重視人文化成，追求止戈為武的和平觀，這幾點都抑製了擴張行為，而讓中國人將興趣轉向國內。
以上因素互相交織影響，推動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有些時候需要內斂蟄伏，中國便呈現平靜無為的狀態；有些時候中國人的興趣轉向拓展西北，或全力對付邊疆問題。但有些時候，如宋、元及明初，中國人迫切想擴張勢力而將注意力轉向了海洋，中國也在此時脫穎而出成為海上強國。
結論
縱觀中國曆史，中國人多次出海遠航，又因國內諸多問題或因北方邊疆受到威脅而中斷。戰國時期，吳、越兩國成為水上強國。漢朝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國內憂外患，海上力量又漸漸衰退，結果北方少數民族蜂擁而至，中原四分五裂，各國爭霸。
後來，曆史重演。三國時期的吳國及晉、宋、齊、梁及陳國先後擁有雄厚的海上實力。隋、唐時期中國重新統一，朝廷利用水師征伐高麗、流求群島、安南和占城，同時還向中國西北和西北邊境發起戰爭。但唐代中期，朝廷日漸衰敗，內戰不斷，又飽受西北彪悍的少數民族侵擾之苦。終於，大唐帝國隕落，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中國再次走向分裂。
再次四分五裂的中國大陸上，又是沿海國家，如吳越、南唐和南漢在水師建設和海上活動方麵遙遙領先，這一傳統延續到了宋朝。蒙古人用武力又一次統一中國，建立元朝，派水師遠征高麗、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明初，中國的海上力量達到鼎盛，船隊遠航到了印度洋，控製了東亞海域。然而，明朝中期，朝廷又如之前一般開始腐敗衰退，中國國內又狼煙四起，遊牧民族再次對中原虎視眈眈。
中國三次海上活動都始於分裂時期的沿海政權，國家統一之後海上實力進一步提高；及至國家衰敗，內戰不斷，對外政策都以西、北為主，海上實力又慢慢衰退。中國人對海洋的興趣周而複始，每次約持續五百年，這一周期與國家統一又分裂、社會盛極而衰、經濟從繁榮走向蕭條、疆域擴張再收縮的周期恰巧吻合。[1409]
以上大致是中國的海權發展史。從陸地到海洋，從海洋到陸地，周期性的焦點轉移影響了中國及其鄰國的曆史、社會和文化的進程。中國因人口數量龐大，疆域廣闊，地理位置特殊，在東亞占據領導地位。即使中國的皇帝將重心放在國內或西北大草原之時，對其東、南的鄰國依然有著深遠的影響力。但當中國人出海遠行，中國成為海權大國之時，中國的地位更為重要、影響力更為廣泛。
[1] 元時稱“古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