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元朝水師征戰東南亞
在忽必烈鞏固對朝鮮半島的控製、開始備戰日本的時候，蒙古人的勢力也向南擴張到了中南半島。1257年末至1258年初，時值冬日，為了包抄南宋，一支蒙古軍從雲南進入東京。都元帥兀良合台之子阿術率領先鋒部隊在紅河的支流中大破安南水師，取得關鍵性的勝利，迫使安南王陳日煚逃亡到海上的小島避難。[1191]
經過雙方拉鋸式的談判，安南於1266年同意降為臣屬，承認蒙古皇帝為宗主。但次年，蒙古人讓安南王廷以藩屬國身份執行“六事”時，安南人再次回避了。所謂“六事”，和同年在高麗詔諭的類似：(1)君長親朝；(2)子弟入質；(3)編民數；(4)出軍役；(5)輸納稅賦；(6)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1192]
安南人拒絕接受“六事”。蒙古人當時正在全力對付南宋，沒有精力迫使安南人執行，隻能滿足於對方名義上的歸順。然而，一旦完勝南宋後，新興的元朝便將目光投向了東南亞，尤其是占城和安南。
蒙古入侵東南亞
1276年，南宋行在臨安失守，元廷再次關注東南亞情勢，這一次是小國占城。廣西的一名武將曾上書朝廷，稱占城防禦薄弱，他可率三千步兵、三百騎兵攻下該國。向導告訴朝廷占城交通便捷，從瓊州出發，水路一日便可抵達。[1193]忽必烈對占城也十分感興趣，因為此國地處中國與東南亞及南亞往來海路的必經之處，地緣位置重要。
但福建道宣慰使唆都上書朝廷，認為無須出兵占城，因國王因陀羅跋摩六世[1194]已有意與中國的新政權建立聯係，或許通過外交手段就能讓占城臣服。因此元廷於1280年初令唆都、孟慶元和孫勝夫持詔諭占城國主。[1195]此後，元廷開始命占城履行藩屬國義務，如“元廷出使馬來亞的船隻若有損壞，占城須再備船舶”[1196]“政治犯都流放到占城”等。[1197]
忽必烈對第一次東征日本傾注了大量精力，但元軍的艦隊在九州岩岸失利的消息傳回後，或許是為了挽回聲望，他立刻將注意力放到了東南亞，第一步便是決定將占城設為行省，作為遠征南海的基地。1281年11月29日，他下詔立占城行中書省，以唆都為右丞，劉深為左丞，兵部侍郎亦黑迷失為參知政事，因陀羅跋摩六世為占城郡王。[1198]次日，11月30日，敕以海船百艘，正規軍、新附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番，仍諭占城郡王給軍食”[1199]。
但是這一計劃遭到朝廷許多大臣的反對。
朝議興兵討暹國、羅斛、馬八兒、俱藍、蘇木都剌諸國，迦魯納答思奏：“此皆蕞爾之國，縱得之，何益？興兵徒殘民命。莫若譴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1200]
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1281年，前往俱藍的使臣楊庭璧成功招撫南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十國，使其同意遣使入貢。[1201]1282年，孟慶元和孫勝夫出使爪哇，何子誌和皇甫傑出使暹國，尤永賢和亞闌出使馬八兒。[1202]
這些使臣出海向南都必須途經占城。忽必烈認為如果占城和元廷關係友好，便可以保證這些使臣的安全和供給。但他沒想到占城王廷親宋的情緒依然十分強烈，占城王十分同情南宋的命運。南宋小朝廷和元軍在廣東沿岸作最後的鬥爭時，漢人中曾說起向占城借兵，也有說想把幼帝送往占城尋求庇護。大量漢人，包括官員、士卒和百姓逃離蒙古人的壓迫，前往占城避難，這激起了占族人對蒙古人的敵意。[1203]同時，元朝官員提出的無理要求也讓占城百姓對他們仇深似海。於是，1282年元朝使臣何子誌、皇甫傑、尤永賢和亞闌經過占城時，被占城王子闍耶僧伽跋摩帶人扣留關押。
這時，身在廣州的唆都正打算起航前往占城立其為行中書省。一聽到使臣被扣押的消息，元廷立即命他率兵征討占城。忽必烈在給唆都的批示中宣稱：“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1204]元廷以占城既服複叛的理由派兵征討，遠征軍包括從江蘇北部、浙江、福建、湖廣抽調的五千名士兵，艦隊包括一百艘海船和二百五十艘戰艦(可能是登陸艇)，[1205]安南受命供給兵糧。[1206]
1283年遠征占城
艦隊從廣州出發，12月30日，進入歸仁灣。歸仁灣是一片三麵環山的水域，隻有南麵一條狹窄的航道可容船舶通過，海灣向北數十裏便是占城首府毗闍耶。[1207]歸仁灣北麵的水域太淺，[1208]唯一可登陸的地點隻有海灣西岸，而占城守軍已經築好木城防禦。[1209]
元朝史書中對此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麵；總把張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麵；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麵。
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
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複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饋者數萬人悉潰散。國主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亞闌等，與其臣逃入山。[1210]
元軍在木城停留兩日後，從陸路向毗闍耶進軍，並於2月17日到達。兩日後元軍進城，後又撤離，在城外安營紮寨。占城人派出使者與元軍談判，但長達一個月的談判並無任何實質性進展，因為占城王因陀羅跋摩六世和王子闍耶僧伽跋摩都躲在山中，不願前往元軍大營。元軍前往山中時又遭遇埋伏。占城人殺了另外兩名元使——何子誌和皇甫傑及其一百來名隨從，以示反抗到底的決心。
占城使者不停找借口，元軍將領漸漸覺察到占城人根本沒打算求和，隻想利用談判拖延時間而已。元軍抓捕到一名占城細作，唆都從他口中得知躲在山中的占城王身邊有兩萬人，他不僅在南部的賓多龍(今越南藩朗)和北部的因陀羅補羅召集兵力，而且還遣密使前往安南以及今柬埔寨[6]和今爪哇[7]借兵。[1211]
3月16日，唆都派精兵入山搜索、搗毀占城王藏身之處，但遭遇埋伏，傷亡慘重。唆都隨即撤軍，回到海邊的木城等待增援和補給。他讓部下從海船上卸下物資，開墾田地耕種，這樣到夏天便能收割十五萬石糧食。[1212]他派了兩名官員出使真臘，卻被當地人扣押。[1213]同時，他又向元廷報急信求助。
當時元廷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第三次東征日本，無暇回應唆都的請求，便下令讓南昌派兵護糧船前往占城。[1214]直到6月，忽必烈暫緩了征日計劃，才應了唆都的請求。朝廷命阿裏海牙調集七千漢軍(女真人及北方漢人)和八千新附軍，並輸送糧食、盔甲、武器等前往占城加強兵力。[1215]史書上並未記載援軍離開的情形。顯然，阿裏海牙很難調集到兵力，所以三周後，朝廷又下令發征日本重囚前往占城。[1216]
最終在次年3月，朝廷令東征軍元帥阿塔海抽調一萬五千人和兩百艘船助征占城。兩萬援軍由忽都虎統率，烏瑪爾和劉君慶為副帥，起航出發。[1217]
遠征並非一帆風順。到了舒眉蓮港[8][1218]，前鋒艦隊發生兵變，士兵奪取船隻一走了之。[1219]4月13日，艦隊終於進入歸仁灣，但在唆都紮營的地方，他們隻看到營帳盡被焚燒的遺跡。副帥劉君慶的部隊登陸向北挺進，攻下占城首府毗闍耶後，才從俘虜處獲悉，九日前即4月4日，唆都的軍隊已經撤離毗闍耶，並放火燒掉了營寨。[1220]唆都率所有兵馬已從陸路北上，占領了順州和化州。忽都虎派一名官員麵見占城王。占城王回複願意歸順元朝，但經過唆都軍馬擄掠，國庫已空，無力進貢。[1221]
占城的態度讓忽必烈更加堅定了降伏對方的決心，並製定了新的征討戰略。江淮行省(江蘇北部)已經從武將或異國商人處得到了一些占城地圖，發現從安南有路可通往占城。8月23日，元廷收到這些地圖，次日便令忽必烈第九子脫歡率軍借道東京遠征占城，並讓在大都的安南使臣回國通知安南王廷，準備讓元軍借道通過。[1222]
下半年，身在中南半島的唆都向元廷提議，由於安南與真臘、占城、暹(暹羅)、緬(今緬甸)和雲南接壤，為戰略要地，可即其地立省，及於越裏、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並利用東京的糧食儲備支援占城的雲南軍，“庶免海道轉輸之勞”[1223]。這一建議得到了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的響應，他同樣認為應占領東京，開道前往占城。[1224]
元使到安南，要求安南國主發兵占城，並提供糧食，但遭到斷然拒絕。[1225]於是陳仲達上報，安南人不僅拒絕援助元廷，且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應援。[1226]
12月時，元朝和占城的關係有所緩和。占城遣使進獻大象三頭，並在國書中表明，隻要元朝撤兵，願以土產歲修職貢，承認元朝宗主國地位。元廷拒絕了這一條件。37同時，一名安南使臣也到達大都，請求元軍延期借道東京，同樣也遭到了拒絕。[1227]
安南使臣返回東京後，上奏安南王陳日烜，稱元朝要求借道隻是攻占東京的借口。陳日烜立即召集元老，告知大家元朝的要求，並讓大家群策群力。“萬人眾口一詞：‘力戰到底!’”[1228]1257年至1258年蒙古人第一次入侵安南時，興道王陳國峻曾與之交手。因此他統領諸軍，在萬劫(今北寧省萬安)聚集二十萬人對抗元軍。同時，安南也十分注重造船和訓練士兵水戰能力。[1229]1285年元軍入侵時，安南軍已萬事俱備。
1285年第二次遠征安南
1285年1月27日，脫歡率領元軍從廣西穿過邊境進入東京，從諒山附近湧入要隘，分六路渡河南下。[1230]2月11日，烏瑪爾率領的前鋒部隊到達萬劫，三日後突破安南防線到達富良江北岸。[1231]安南王陳日烜為阻止元軍渡江，調集十萬大軍到瀘江的一千艘船上。2月18日，雙方開戰。烏瑪爾的軍隊利用俘獲的安南船舶，大破安南守軍，成功渡過富良江，並屠殺了所有手臂上墨刺“殺韃”二字的安南俘虜。[1232]
但元軍並未乘勝向南追擊，仍然屯駐北寧地區的富良江北岸，每日與安南軍隻有一些小規模的衝突，並未突破安南的防守。安南守軍屯駐在防禦工事後，在河上安置木樁，戳破元軍的船底。
疲乏的戰事持續了數周。脫歡料想安南舉全國兵力在北方抗元，東京南部的防守必定十分空虛，便派一位名叫唐古帶的官員通知還在順州和化州的唆都北上。另一方麵，脫歡書信告知安南王，元軍已經趕來與安南聯盟對付占城，而非與安南敵對，但他並未收到任何回音。同時，他又派人加急去元廷求援，但元廷回複海路運糧太過冒險，且安南人也不會接受元軍拋出的橄欖枝。[1233]
正如脫歡所料，安南人在南邊的防守力量不強，唆都的軍隊能夠**北上。北上兩周後，即3月13日，元軍已行軍兩千裏，與安南軍交戰七次，突破義安(安南港)的關口，攻破演州和清化、安南軍在天長(南定東)和長安(寧平東)的補給站。[1234]元軍抓獲的戰俘中，有亡宋官兵四百餘人。[1235]
唆都的北上迫使大批安南守軍向北回撤，以緩解南方的威脅。同時，北麵的元軍也馬不停蹄地在林中伐木，搜集釘子、石灰和其他造船零件，要為烏瑪爾打造幾翼水軍。安南的防守日漸削弱，元軍成功和北上的唆都部隊會合。
元軍會合後，由忙兀台率領陸軍，李恒和烏瑪爾率領水軍對安南人發起了總攻。水軍率先逼得安南王駕舟出海，又轉頭擊敗了陳國峻率領的一千船艦隊，之後再順瀘江而下。瀘江裏布滿了安南人插的木樁，元軍在江上受到安南軍戰艦的夾擊，遭到岸上投石機的襲擊，但仍成功攻下了安南的首府升龍(今越南河內)。[1236]
元朝水軍又入海作戰，在4月兩次遭遇安南艦隊，都將其擊潰。元軍先在安邦包抄安南軍，差點擒獲安南王陳日烜。[1237]第二次海戰發生在膠水，元軍俘獲近萬船。安南王及安南軍統帥陳國峻向南潛逃，烏瑪爾率六十船緊追其後。但他們躲過了元軍的追殺，撤到清化後，又召集將士抗元，收複了供給物資的天長和長安。
到了5月，元軍已經在敵方的領土上作戰五個月，所帶的糧食幾乎耗盡，安南的村莊在遭受戰爭**後也很難找到食物。元朝的補給線漫長而又脆弱。從廣西到東京，每三十裏設一衛所，每六十裏設一驛站，每個衛所和驛站分別有三百名士兵把守。如此一來，補給的糧食還未到達前線便幾乎耗盡。[1238]
由於升龍並無多少糧食，不足以支撐元軍，鎮南王脫歡命唆都率部下前往天長。因為天長是安南其中一處供糧基地，應該會有食物。李恒率水軍浮海向南，或許考慮到水域較淺，他命人趕製船筏，並重新攻下天長。[1239]
而在升龍的元軍處境越發艱難。除了麵臨糧食短缺的問題，他們還飽受暑熱和疾病的困擾，傷亡慘重。蒙古騎兵困在一個悶熱潮濕的城市中，難以發揮優勢。6月初，元軍在升龍東南六十多裏外的鹹子關與安南軍交戰。元軍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戰略得當，紀律嚴明，一開始便擊退了安南人。但他們突然震驚地看到一隊穿著南宋兵服的人馬組成封閉的陣形，向他們萬箭齊發。這些漢人士兵由趙忠率領，在南宋傾覆後，逃到安南，投奔昭文王陳日燏麾下。這些南宋兵的到來扭轉了戰局，大驚失色的元軍逃回城裏。[1240]
6月9日，元軍撤出升龍。次日，撤出東京。安南軍一路追擊，元軍不斷遭到襲擊、埋伏。李恒中箭後毒發身亡。為保護鎮南王脫歡，士兵們造了銅管讓他躲在其中，他才安然逃回廣西境內。[1241]
脫歡此次撤軍事發突然，未及時告知唆都。6月6日，唆都引兵撤出天長時十分吃驚。他企圖北上，但遭到安南人阻擊。6月24日，陳日燏率領的安南軍在章陽大破唆都的軍隊。唆都出逃後，在山馬被斬殺。[1242]烏瑪爾和水師將領劉貴尋到小船，出海返回元朝。[1243]
元軍倉促撤軍時，其水軍還滯留在中南半島的海岸。李恒和唆都相繼身亡，烏瑪爾逃回元朝，亦黑迷失接管了水軍。他派人向大都送信，建議艦隊留下巡遊占城和安南海域，朝廷允準。亦黑迷失在大浪湖(越南中部承天順化省的球海灣一帶[1244])屯兵，一年後才領命率艦隊返回元朝。[1245]
第三次入侵安南
大都的元廷最後還是決定向脫歡增派五千兵力，其中包括一千蒙古軍和四千漢軍(北方漢人)、新附軍，準備8月集合出發，但這時潰不成軍的元軍陸續越過邊境回國，於是增兵的計劃取消了。朝廷決定不懲罰此次失利的將士，反而網開一麵，並同意唐古帶的請求，讓將士們先回家探親休憩，再返回脫歡和阿裏海牙的大營。[1246]
這段時間，正是準備1286年第三次東征日本的關鍵時刻，朝廷將所有精力都投放於此。然而，2月1日忽必烈突然下詔變更計劃：“日本未嚐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1247]忽必烈與阿裏海牙商議之後，於3月5日下詔設立安南行中書省，阿裏海牙任左丞相，奧魯赤任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烏瑪爾、樊楫並參知政事。[1248]為瓦解安南人的防禦和抵抗，元廷找了安南的皇族陳遺愛，宣稱他為王位繼承人，[1249]由阿裏海牙派三千正規軍和一千蒙古軍護送陳遺愛回安南繼承王位。[1250]
元廷很多大臣反對對外戰爭，但又不敢向忽必烈明言，隻好極言征戰之困處拖延時間，希望大汗放棄計劃。其中吏部尚書劉宣就指出：“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鬥，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通用五六十萬眾。”[1251]
劉宣的奏章讓朝廷注意到了種種現實問題的存在，並采取了幾項解決措施。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馬成龍上奏，他設計打造了數十艘海運船，名曰“海哨馬”，運糧神速。[1252]朝廷也十分關注這一問題，命湖廣行省9月時打造完三百艘大型運輸船，在廣東西南沿海的欽州港和廉州港會合，出發征安南。[1253]
步兵在廣西桂林會合，於1286年8月征討安南，但7月初，湖廣行省稱召集足額的28,700名士兵尚需時日，目前隻召集到10,900名精銳士兵，其餘17,800名為老弱病殘，不可用。忽必烈和樞密院同意延至次年。[1254]這一年朝廷忙於征召數量龐大的遠征軍，訓練水戰。[1255]
1287年2月初，遠征軍開始整裝備發南下。此次遠征軍包括七萬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簽軍(包括女真人和北方漢人)，六千雲南軍、一千新附軍，以及一萬七千海南島本土的黎軍，[1256]總計九萬四千名士兵，還不算五百艘運輸船和戰船上的水手在內。
至於糧食輸送，朝廷組織四處的海道運糧萬戶(泉州、福州、平江和上海)將長江流域的糧食運送至北方的京城，命忙兀台管轄的平江負責運糧至安南。忙兀台讓副將張文虎、費拱辰和陶大明共同輔助他運送十七萬石糧食到安南。[1257]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上奏，很多私船主願意出借私船將黎兵運送到東京。[1258]
由於朝廷用三個月鎮壓了蒙古宗王乃顏在遼東的叛亂，以及緬軍侵襲等原因，征討安南的時間延後至5月。1287年秋，第三次遠征安南萬事俱備，10月10日遠征軍從鄂州(今湖北)出發，其間經曆了小小的換將風波後，脫歡再次被任命為主帥，並新增阿八赤、張玉和劉貴等大將。阿八赤被免除了新開運河的職務，助征安南，張玉是老將張榮實的兒子，劉貴則是前次征安南時和烏瑪爾一起逃回元朝的將領。脫歡出發前，收到父汗的來信，告誡他須肅整部隊紀律，不得搶掠村莊，也不可小覷安南的實力，以為可以輕取其地。[1259]
12月4日，遠征軍抵達廣西來賓，在此兵分兩路。一路由烏瑪爾、樊楫和馬末率一萬八千人向南進入廣東，前往欽州港，登上七十艘運糧船和五百艘戰船，船上一萬水手由張玉和劉貴統領。[1260]主力部隊由鎮南王脫歡率領，從陸路向南推進到安南的防線。艦隊12月16日起航，步兵12月17日出發，水陸兩路預期於東京會合。第三路六千人的軍隊於12月10日從雲南南下，牽製安南軍的注意力。[1261]
12月24日，雲南軍分兩路穿過邊境：程鵬飛率一萬大軍向南前進，經過今天被稱為常山溪的溪流；阿八赤另率一萬大軍順陸南河南下，脫歡和奧魯赤率主力部隊隨後。[1262]元軍在17次衝突中擊敗安南軍，切入對方防禦要塞。1288年1月1日，兩路元軍在萬劫會合，等待水師的到來。[1263]
元軍艦隊於12月16日起航，一帆風順浮海南下，途經玉山(今萬寧附近)，再進入下龍灣和白子龍灣海域。陳椰率領的四百艘安南小戰船藏身於浪山島，[1264]準備伏擊。安南將領得知元軍的戰艦航速快，而大型的運糧船還遠遠在後麵，便計劃讓元軍的護送艦先過，然後伏擊運糧船。
1月2日，烏瑪爾率領的元軍戰艦經過浪山島，盡管當時已是深夜，但元軍還是發現了安南軍的埋伏，便立即駛出航道包圍敵軍艦隊。雙方交戰到天明時分，安南戰船敗退。元朝史書中稱殲滅四千安南水兵，俘獲一百艘戰船。[1265]安南的史書則稱安南軍重創敵軍艦隊，俘獲大量船舶。[1266]但元軍的艦隊幾乎毫發未損地進入了白藤江(也稱南趙江)，並和萬劫的步兵會師，所以這場戰爭應該說是元軍取得了勝利。
至此，盡管遇到了敵軍阻擋，但水陸兩路元軍的行動都嚴格遵照計劃行事。然而，根據事前部署，水軍和步兵此次都未攜帶大量糧食，糧草供給由張文虎率艦隊運送。沒有糧食，元軍大部隊陷入了困境。[1267]
1月7日，商議過軍務後，脫歡命程鵬飛率兩萬人於普賴和至靈(位於今七塔以及萬安以南地區)建造木柵護衛後防，烏瑪爾率一路人馬清鄉搶糧。[1268]1月下旬，元軍依然未見到運糧船的蹤跡，脫歡下令大軍繼續前行。2月2日，阿八赤率領步兵沿江行進，烏瑪爾和樊楫率領水軍順瀘江而下。翌日，大軍未遭抵抗便攻破安南城升龍。但安南人堅壁清野，卷走了所有糧食，隻留下一座空城，讓元軍大失所望。
之後幾日，元軍鞏固了已占領的紅河三角洲地帶，安南王陳日烜率殘餘勢力敗退入海。為解決後勤問題，脫歡派奧魯赤和阿八赤率軍攻入敵軍陣地的村莊劫掠糧食。烏瑪爾受命率艦隊至大旁口(浮村)等候張文虎率領的遲遲未至的糧船。阿八赤等人在攻城的時候，俘獲裝載了113,000石大米的兩百艘安南糧船，但阿八赤本人在作戰中被殺。奧魯赤則俘獲四萬石糧食回到升龍，大獲全勝。但烏瑪爾機遇不佳。他的艦隊在多魚口(離浮村不遠)因退潮被困，從安南軍的進攻中死裏逃生。由於張文虎的運糧船杳無音信，烏瑪爾認為返回升龍比較明智。[1269]
一邊是元軍在紅河三角洲心急如焚地等待糧船，一邊則是張文虎的船隊步履艱難。運糧船分三路離開長江口：分別由張文虎、費拱辰和徐慶率領。[1270]費拱辰的這一路船隊在廣州沿岸珠江三角洲東的惠州遇到大風，偏離航道，漂往瓊州。徐慶的船隊遇海風不得進，被吹至占城，最後也隻得去瓊州靠岸。隻有先行出發的張文虎船隊到了東京灣。
1288年1月，就在烏瑪爾艦隊經過浪山島後幾日，張文虎押送的糧船經過當時繁榮的貿易中心雲海島(也稱為二豚灣)。安南興道王陳國峻早已令陳慶餘率精銳艦隊駐守在此，阻截元軍艦隊。但陳慶餘之前犯了錯誤，讓烏瑪爾的艦隊通過。因為這一疏忽，興道王派使者抓他回京審問。但陳慶餘請求使者寬恕幾天，因為他認為跟隨元軍戰艦之後的往往是運糧船，他有希望攔截防禦較弱的運糧船。[1271]使者答應了他的請求。
如其所料，遂其所願，張文虎的船隊出現在他眼前，30艘安南戰艦馬上發動進攻，張文虎當即迎戰。雙方艦隊激戰到下龍灣和快子龍灣，張文虎在此遭到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猛攻。等他意識到自己被誘入陷阱時，為時已晚，便下令全力撤退。但他的運糧船笨重累贅，難敵安南軍輕快的戰艦，他隻得下令將糧食全部沉海減輕船重。最後他設法穿過東京灣到達瓊州，折損了11艘糧船，14,300石大米及220名將士。[1272]
安南王得知勝利的消息後，赦免了陳慶餘的罪，並對手下說：“元軍急需糧食，恐未獲悉糧船已遭伏擊，興許會再發動攻勢。”因此，他讓俘虜回元軍營地報信並告知運糧船被截獲的消息。這一消息進一步打擊了元軍的士氣。[1273]
3月5日，元軍從升龍撤軍，回到萬劫地區的普賴和至靈木柵。[1274]但糧食日益緊張，即使守在這些地方也無濟於事，3月30日，脫歡下令從東京退兵。[1275]退兵也是困難重重。脫歡登上一艘大船隨艦隊順江而行。但因敵軍守在安南北方，元軍無法按原路撤兵。程鵬飛率陸軍沿江護衛艦隊，不時遭遇敵軍攻擊。橋梁和道路已盡被破壞，安南軍緊追不舍，殲滅了掉隊的士兵。
4月8日，元軍艦隊到達竹洞(約海防北7英裏處)時遭遇安南水師。劉貴迅速擊潰對方，俘獲20艘敵船。此時，元軍艦隊主帥烏瑪爾眼前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一是按原計劃出海回元朝；二是沿岸北上，與陸軍保持通信，運氣好的話興許會遇到張文虎的糧船。烏瑪爾選擇了後者。
4月9日，元軍艦隊到達正在漲潮期的白藤江(今南趙江)口時，突然一隊安南戰艦迎麵攻來。元軍迅速大敗安南軍並追擊對方進入白藤江。元軍進入江麵後，江水退潮，原先江中被蘆葦和草覆蓋的木樁都露出水麵。元軍的戰船進退不得，被困在江中，安南軍則去而複返，坐舢板攻擊元軍。上萬元軍跳江溺亡，烏瑪爾則被俘虜。
同一時間，樊楫見到烏瑪爾的艦隊應戰，立即衝上前救援，被安南艦隊圍攻。樊楫負傷，企圖跳江逃跑，但被敵軍抓獲後斬首。雙方從日初交戰至日落(卯時至酉時，即上午5—7時到下午5—7時)，以元軍四百艘船被俘告終。[1276]次日，脫歡再次從陸路走，繞開有安南人為騎兵設陷的主路，從小路倉皇而行一周後回到元朝。元軍的大部隊都被落在安南。
烏瑪爾所料不錯，張文虎的糧船確實沿岸而下，並試圖進入白藤江。張文虎敗退到瓊州的某個港口避難時，與另兩路的糧船會師，修整之後於4月初再次揚帆押糧渡海。他以為元軍仍在升龍。船隊穿過東京灣進入白藤江，未意識到危險來臨。巧合的是，幾日前烏瑪爾船隊剛剛在此作戰。糧船進入江麵後，遭到安南軍的攻擊，退潮後露出的木樁也讓船動彈不得。元軍再次受到重創，[1277]隻有張文虎和少數部下逃回了元朝。
元軍第三次遠征安南以失敗告終。為平息元廷的怒火，安南王派使臣納貢，並承認元朝宗主國的地位。安南王並未親自前往大都，而是獻上安南王的金製跪像。元廷暫且按下怒氣，雙方和解。安南王也遣回了烏瑪爾，但興道王持反對意見，並設計沉沒了遣返烏瑪爾的船。
忽必烈還是想征服安南，以懲戒安南人。1291年，他下詔從新附軍中擇83,600人服役遠征安南，但此計劃直到1293年才完成。[1278]元廷從廣東的疍家人(以船為家的漁民)手中征用了一千艘船，以運載56,570名士兵，350,000石糧和700,000副裝備。12月，又有八千前南宋軍加入，遠征軍總人數達65,000人。[1279]劉國傑被任命為主帥，從長沙出發，此行目的是將安南皇族陳遺愛推上皇位。[1280]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駕崩，遠征計劃被取消。新帝鐵穆耳特別下詔，結束與安南的戰爭，並派使者到訪安南緩和兩國關係。[1281]
1293年遠征爪哇
忽必烈在擴張海外勢力時，對兩個地區特別感興趣。一是南麵印度地區諸國，可能因為他對戈爾康達的富庶有所耳聞。《元史》中記載：“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1282]通過楊庭璧和亦黑迷失等官員的外交活動，馬八兒和科羅曼德爾海岸諸國都答應與元朝建立邦交，並向大都朝貢。二是鬱鬱蔥蔥的東印度群島，“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1283]。但這一地區在強盛的爪哇杜馬班王朝的勢力範圍內。杜馬班王朝的崛起恰好和蒙古帝國同時。國王葛達那加剌稱雄於南洋一帶，取代了曾經顯赫一時的蘇木都剌(今蘇門答臘)的三佛齊國。因此，他認為元廷與東印度群島諸國開展外交活動挑戰了他的權力，並將元廷派使臣來招諭的行動視為恥辱和非分之想。為打消元廷的念頭，他將元詔使黥麵。[1284]
此後不久，曾被杜馬班王朝征服的葛郎國皇族紮牙迦賞起兵造反篡位，殺死葛達那加剌。葛達那加剌的女婿羅登必闍耶不承認紮牙迦賞，於是在滿者伯夷起兵反抗。
忽必烈當時並不清楚東爪哇的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準備出征爪哇以報元使的黥麵之仇，以免他在南洋諸國的威望受損。1292年3月，忽必烈命史弼、高興和亦黑迷失暫離在福建行省的原職，為征討爪哇備戰。他們受命從福建、江西和湖廣三省調集兩萬兵力，千艘戰船，並儲備了一年的糧食。元廷發鈔四萬錠(兩百萬兩)，降虎符十枚、金符四十枚、銀符百枚、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1285]。計劃於12月開始集合登船，1293年初起航。[1286]
此時，元廷還在為再次征討安南作準備，因此在調集出征爪哇的兵力和船舶方麵遇到了困難。1292年8月中，朝廷指派一萬兵力加入遠征軍，並接受商人阿裏願自行為水師修船的提議，詔授阿裏三珠虎符以示獎勵。[1287]年末，元廷授高德誠管領海船萬戶，殷實、陶大明為副將。[1288]由於這些官員皆出自海運機構，因此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的人員和船舶很可能都投入了此次遠征。1293年備戰時，元朝水師對外來商賈監管甚嚴，他們被允許進入中國，但不許離開，以防元朝廷準備進攻爪哇的計劃被他們傳給爪哇人。[1289]
1292年9月，三位遠征將領被召到大都覲見忽必烈。大汗告訴主帥史弼將所有海中事務交由精通海道的亦黑迷失處置，並讓其到達爪哇後，告知對方軍民此次出征並非入侵，而隻是懲戒杜馬班國王對元使黥麵的行為。[1290]
同月，史弼、亦黑迷失和高興各自在慶元(寧波)挑選五千精兵為主力，[1291]之後浮海至泉州與其他部隊會師。在計劃延誤了兩個月後，遠征軍終於於1293年1月22日[1292]從後渚出發。[1293]艦隊出發時遇到了冬季風暴，盡管並未遭受嚴重的損失，大軍還是斷了幾天糧。艦隊經過七洲，[1294]在占城短暫逗留時，亦黑迷失派兩名部將諭降南巫裏、速木都剌、八剌剌、木來由等小國(皆在蘇木都剌島上)。艦隊又經過東董山、西董山(今納土納群島)，於2月25日至婆羅洲西岸的構欄山。[1295]船員在此修葺部分船舶，伐木造船。宣尉使司接待了南巫裏、速木都剌、八剌剌、不魯不都等國的使者，這些小國之前一直搖擺於臣服蒙古大汗還是杜馬班國王之間。
3月15日，經過幾次商議後，亦黑迷失首先派十艘船護送宣尉司官五百人先行前往爪哇招諭，認為通過外交活動足以讓爪哇人就範。主力部隊則等候七日，若外交談判失利則再前往吉利門排兵布陣。
一周後，元軍發現爪哇人不肯出來與元朝官員見麵，史弼和高興進至漢人聚集的港口杜並足(今印度尼西亞廚閩)。3月22日元軍開始登陸。經過討論後，高興和亦黑迷失率一隊步兵和騎兵從陸地進發，土虎登哥等水軍穿過馬都拉海峽。兩軍分道而行，約定3月30日在八節澗(泗水南麵)會合。[1296]
因各種原因的耽擱，水陸兩軍直到4月8日才在八節澗會合。元軍發現布蘭塔斯河上堵著一支規模宏大的艦隊，船首掛著鬼怪的頭像，船上都是武裝的士兵。原來這是葛郎國紮牙迦賞的叛軍。然而，對方並未做出攻擊行為，船上和岸上的大批士兵僅是觀望而沒有做出敵意的舉動。征爪哇行省[1297]的官員在岸上設宴，招呼爪哇人前來加入，但並未收到回應。元軍幾次試圖和當地人建立聯係未果，元軍便由土虎登哥率艦隊，鄭鎮國率馬步軍，水陸並行，繼續前進。爪哇人棄百來艘船遁走。
高德誠及其水手留下鎮守八節澗，其餘兵馬沿河向內陸進發。路上，元軍遇到羅登必闍耶派出的使者，稱葛郎國紮牙迦賞叛軍追殺他至滿者伯夷，請求救援。亦黑迷失便命鄭鎮國引兵前往攻占章孤港，高興奔赴滿者伯夷。結果發現是虛驚一場，高興決定返回元軍大營。
4月14日，葛郎國紮牙迦賞叛軍進軍滿者伯夷的消息傳來後，亦黑迷失命高興阻截敵軍，他自己則率另一隊人馬火速趕往滿者伯夷防衛。但敵軍不知何故繞開了高興的軍隊，到了滿者伯夷東南，遇到亦黑迷失。次日，高興終於趕來，和亦黑迷失共同擊退了葛郎軍。同時，羅登必闍耶向元軍將領獻上地圖，告知如何前往葛郎國的王城，即叛軍大營答哈(今諫義裏)。
4月22日，元軍開始進攻答哈。土虎登哥的艦隊沿布蘭塔斯河溯流而上，亦黑迷失率陸軍從河的西道進，高興率軍從東道進，羅登必闍耶率大軍緊隨其後。三路元軍通過信炮保持聯絡，並於4月26日會師答哈。
大軍如期抵達敵軍大營，發現對方有十餘萬大軍，按元朝史書的記載，人數遠在元軍之上。雙方從黎明交戰，直至午後。敵軍三戰皆敗，到晚上時，已潰不成軍。元軍殺敵六千餘人[9]，數萬人泅水而逃。葛郎王退回內城，元軍即刻上前攻城。元軍派信使勸降，戌時(晚上7—9時)，紮牙迦賞出城，正式投降。
此時，東爪哇已在元軍的掌控之下，但元使並未設立爪哇行省，還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5月9日，他們正式將所控製的領土交還羅登必闍耶，而後者也聲稱會與元朝交好，答應臣服元朝。元使所犯的第二個錯誤便是隻派兩百人護送羅登必闍耶返回滿者伯夷。
5月26日，羅登必闍耶起兵造反，殺了護送他回來的元軍。之後又召集部將民眾，將元軍趕出爪哇。史弼等人則以為戰事了結，便讓大軍返回在八節澗的營地，而他則和一小隊人馬留在答哈。羅登必闍耶企圖伏擊史弼，但被他及時逃脫。史弼率部下沿布蘭塔斯河順流且戰且行三百多裏，終於回到八節澗。5月31日，元軍艦隊出海。據史書記載，元軍傷亡達三千多人。
羅登必闍耶利用元軍的兵力除掉了政敵，之後又出爾反爾將元軍驅逐出境，自立為王，建立了東南亞最強盛的國家滿者伯夷，掌控了爪哇。[1300]他將妹妹嫁給了參與對元戰爭、曾為占城王闍耶僧伽跋摩四世的製至。
蒙古對海外貿易的扶持
連年征戰，蒙古人不可避免地要去找商人資助作戰軍費。一位曆史學家曾指出：
元之先世，一蒙古遊牧民族耳，不數傳而勃興，卒至統一華夏，震撼亞歐，建自古未有之大國，雖藉其強悍勇猛之武力，而緣通商以為滅人國之利器……其亡南宋也，以商利為前驅，以兵戎為後盾。[1301]
蒙古人利用商人當細作收集情報，瓦解敵方的反抗意誌。商人的經濟支持成為蒙古人的利器，也刺激了蒙古人對外擴張的野心。[1302]成吉思汗曾利用商人在中亞做間諜，1219年，這些人遇害後，讓他可以借機對花剌子模發動戰爭。忽必烈準備侵宋時，故意釋放被俘商人，[1303]主動向商人階級示好，通過保障扶持商人、予以特權來收買人心，讓他們支持自己的大業，並向他們保證穩定社會、提供商業機會，如此一來，漢人中的商賈在感情上會更向忽必烈傾斜。[1304]
蒙古人並不歧視從商之人，相反，元朝商人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相當高。[1305]商人可以壟斷販鹽、茶、礬和酒獲巨利。商人買下征稅權；他們開設錢莊，經營高利貸；壟斷舶來品，售賣寶石、香料和香木；掌控了整個國家，特別是從長江流域到大都的漕運；經營生產的行業包括瓷器、絲綢、漆器、紙、棉製品等；掌握了海內外的貿易；支配了國家的歲收；有權印鈔。所有這些都是政府的產業，經營這些產業就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因蒙古人需要大量資金維持軍需保障國家，征討海外諸國，維護水陸兩軍，供皇室享受奢侈的生活，支付皇族的俸祿、供奉各個宗教，以及開展大量的工程建設。
由於蒙古人對海洋不熟悉，因此需要漢人的幫助。最先協助元軍的漢人是朱清和張瑄。這兩人曾為海寇，販賣私鹽，後來搖身一變成為受人敬仰的商人。[1306]1275年夏，他們向元水師獻上五百艘船，讓元軍能從海上襲擊南宋行在臨安。[1307]
前麵曾提到，其中有位影響力深遠的外國商人蒲壽庚為元軍提供船舶，給予元軍極大的幫助。蒲壽庚是阿拉伯人後裔，南宋末時曾任泉州市舶使和沿海都製置使，是南方舉足輕重的人物。[1308]他控製了海上貿易，自己擁有規模龐大的船隊——這些海船可以往來於波斯灣。在沿海都置製使司時，他也曾指揮過東南地區的水軍。他向蒙古人倒戈的行為加速了南宋的滅亡。他向元軍獻上民船和戰船後，瓦解了南宋的防禦，讓元軍向勝利邁進一大步，也為元軍向海外擴張鋪平了道路。[1309]
很快，1281年時，元廷派人前往各國招諭，各有成敗。孟慶元和孫勝夫出使爪哇時，杜馬班國王出言不遜，藐視元使並在孟慶元臉上刺字。王積翁出使日本，在海上被船員殺害。何子誌和皇甫傑出使暹國，尤永賢和亞闌出使馬八兒，都遭扣押，最終在占城停留時遇害。最順利的使臣就是楊庭璧和噶紮爾哈雅，他們出使印度南海岸諸國，經過一番努力，成功地說服十個國家向元朝納貢，與元朝通商。[1312]
前往海外次數最多的使臣應數亦黑迷失。他先後於1272年和1275年奉命出使八羅孛國[10]。除參加過元朝對安南和爪哇的征討戰外，他還於1284年及1287年遠航至僧加剌國及馬八兒國。[1313]此外，來往爪哇時，他派官員招諭南洋諸國。楊庭璧和亦黑迷失兩人共同為元朝與東印度群島及南印度諸國建立外交關係，開展貿易往來做出了貢獻，這些國家包括馬八兒、俱藍、蘇木達、來來、那旺、甘杯、大力、僧急裏、僧加剌、吉蘭丹、蘇木都剌、丁家廬、淡洋、南巫裏、木來由和闍婆。
不過，貿易大多由朝廷壟斷。沿海地區的百姓不得私自與外國商人交易，也不準攜帶銅幣出國，違者杖一百七。商船進入港口時，必須將信旗、弓弩、鑼鼓交由當地的官府監管。商人不得走私金銀出國。若官員和商人勾結，欺瞞朝廷少交關稅，便會立即被拘捕。外國使臣在貢品中夾帶貨物的行為將被視為逃稅，海門鎮守軍官若與外國商人串通避稅，將被杖一百七，永不得入官。[1314]
律法雖嚴，但執行力度卻十分鬆弛，朝廷發現，在麵對海外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時，很難再由朝廷一家，甚至少數特權商戶壟斷。忽必烈死後的兩年，即1294年，朝廷解除了禁令。[1315]此後，朝廷並未進一步開放或壓縮對外貿易。民間的商人、官員、皇族甚至某位皇後都或入股或派船出海加入對外貿易。[1316]不少商人因此發家致富，腰纏萬貫。[1317]除委派、組織船隊出海貿易，[1318]朝廷還通過提高關稅來增加收入，上品貨高至十抽二，下品十五抽二。[1319]
朝廷鼓勵貨物出口，提高關稅則限製了進口貨物，這些措施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商業運輸發展。中國的船舶滿載貨物，冒險出海，前往東海和南海周邊諸國、印度馬八兒和科羅曼德爾沿岸以及波斯灣進行貿易。[1320]古裏(今科澤科德)以北十六英裏(約五十裏)外的班達裏是中國商人在雨季過冬的港口之一。[1321]他們在甘杯與乳香商碰麵，販賣香料、蘇木、中國瓷器和胡椒，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在東印度群島進貨。[1322]他們帶著絲綢[1323]、錦緞、泉州瓷器、棉布、銅、鐵、漆器、鑄幣、梳子、雨傘、銅絲、鐵絲從中國港口出發。除小部分黃金、瓷器和絲綢外，大部分貨品在第一站港口就已銷售一空，商人們再挑選當地的特產帶去其他港口銷售。他們會將從爪哇進的八都剌布銷到假裏馬打島(今卡裏馬塔)、暹國甚至麻嗬斯離(今摩蘇爾)，在高郎步(今斯裏蘭卡科倫坡)販賣薔薇水、亞力酒和八丹布。[1324]
海上貿易帝國
在國內，商人要和朝廷競爭，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打破了朝廷壟斷海外貿易的期望，並從海上貿易中分得一大杯羹，而這些利潤原本都應歸朝廷所有。但在海外，商人盡心竭力幫助元朝皇帝建立了強大的海外經濟帝國。
元朝派遣使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招諭”海外諸國，與元朝建立外交關係且派使者回訪元朝，效忠大汗，以提高蒙古皇帝的聲望。但這些使臣另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便是將這些國家納入元朝的經濟圈，從而創建一個元朝統治的海外經濟帝國。
對這一時期的中國人來說，海外國家就意味著驚人的財富。他們聽說日本有黃金宮殿和染成玫瑰色的珍珠；[1325]舊港的土壤肥沃富饒，“一季種穀，三年生金”；[1326]蘇祿國(古代以現菲律賓蘇祿群島為統治中心的酋長國)盛產珍珠——
大者已直七八百餘錠，中者二三百錠，小者一二十錠。其餘小珠一萬上兩重者，或一千至三四百上兩重者，出於西洋之第三港，此地無之。[1327]
《元史》中對爪哇有如下描述：“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1328]馬八兒的蘇丹告訴元使哈撒兒海牙和楊庭璧自己國家十分貧瘠，《元史》中提到：“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賈。”[1329]
元朝統治者認為海外諸國十分富庶，將之視為緩解國內經濟壓力的途徑。維持水軍和正規軍、征伐他國、供養皇親貴族和宗教團體、興辦土木、創辦各類產業都需要大量費用支出。在元朝統治者眼中，臣服元朝的海外諸國已被納入帝國，和其他行省沒有區別。既然其他行省都須上繳稅收和納貢，這些藩屬國為什麽不能辦到呢？因此，元廷便要求鄰近的高麗、安南和占城在大汗發動海外戰爭時提供軍隊、船舶、糧草和資金。盡管距離遙遠的國家不必提供軍隊、船舶和糧草，但它們至少能提供資金。
因此，元廷認為，與自己建立了聯係的藩國不僅是定期派使者來元以表忠心的藩屬國，還是大元帝國經濟體係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些藩國的存在除了抬高元朝作為宗主國的地位外，還要保障元朝的經濟利益。藩屬國的經濟支持有兩種：首先，間接的方式是通過貿易，藩屬國用珍貴的金屬、寶石和其他價值不菲的貨品來交換宗主國的貨物。而他們出售貨物時，宗主國用紙鈔兌付，其目的是吸收更多稀有金屬。其次，直接的方式是納貢。藩屬國直接向大汗上貢黃金、寶石和昂貴的貨物。
蒙古人早在1237年就開始推行紙鈔，至1276年時其價值一直比較穩定。攻打南宋及征討海外諸國讓國庫開支大幅提高，朝廷增加收入的措施中有一條便是超發紙鈔。1276年的紙鈔發行量是1275年的五倍。[1332]1282年，根據投靠權臣阿合馬的耿仁的提議，元廷正式下詔用紙鈔兌換民間的銅幣，銅幣被運往市舶司，用於支付商人的金、珍珠、香料等貨，關稅抽分增多，國庫收入也得以增長。[1333]這道詔書的目的是保存金量，效果也立等可見。幾個月後，在忙兀台的提議下，朝廷又下詔，除鐵以外，禁止商人用黃金或鑄幣交換其他貨物。[1334]朝廷還采取手段防止人們用紙鈔從港口的外國商人手上換取銅幣，並限購黃金、珍珠、寶石和稀有貨品。[1335]
這一措施收效並不如意，但元廷一心要限製稀有金屬儲備的流失。1285年，盧世榮主理朝廷財政，他企圖通過發行更多紙鈔促進商業貿易。他提議增加三百萬錠紙鈔量，大量鑄造銅幣，分至杭州和泉州港與外商交易，但遭到否決。結果，朝廷隻發行了兩百萬錠紙鈔，並禁止走私出口銅幣。[1336]
元廷在禁止對外貿易中使用金屬幣的同時，鼓勵使用紙鈔。[1337]有些商人不願接受元朝紙鈔，便用大米交換舶來品，但這一行為也很快被朝廷禁止。[1338]1287年，元朝發行新的紙鈔——至元鈔(因年號至元而命名，1264—1294年)，以區別原來的中統鈔(因年號中統而命名，1260—1264年)。該年，元廷撥出116,000錠(等值5,800,000兩)新鈔、1593錠(979,650兩)白銀和100兩黃金，用於南方商人與外國商人的對外貿易中。[1339]商人還得到貨幣，用以在馬八兒交換珍珠和寶石。朝廷分別於1285年[1340]和1289年[1341]各撥鈔1000錠(50,000兩)在馬八兒、俱藍和朋加剌[11](今孟加拉)進行貿易，大獲成功後，朝廷又於1296年撥鈔5000錠(2,500,000兩)。[1342]
元廷的方略是讓元鈔成為亞洲海上諸國的通用貨幣，要求與元朝建立聯係的所有國家、藩屬國接受並流通元鈔，並通過從元朝出口大量貨物來維持元鈔的穩定。[1343]然而，這些國家隻有在貨物大幅降價的情況下才願意接受元鈔。在安南國，價值白銀一兩的中統鈔官方值銅錢70，而在民間隻值銅錢67。[1344]在暹羅，麵值24兩的中統鈔換10,000貝錢，[1345]鄰國羅斛則十貫中統鈔換10,000貝錢。[1346]但在印度的烏爹，10兩中統鈔可換二錢八分(0.26兩)的銀錢，或11,520貝錢。[1347]
宋朝時，貢品內容和應該進貢的國家都發生了變化。當時中原正從農業經濟向貨幣經濟轉變，各地的土貢不僅包括珍禽異獸、水果和其他農作物，還有黃金、白銀、鑄幣、絲綢、棉織品及手工藝品。同一時間，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如遼國和金國中，朝廷接收的貢品則既有農作物也有錢幣、黃金、寶石，且進貢的既有本國各地區，也有鄰國。貢品被視為國庫的固定收入之一。[1348]
亟須用錢的蒙古人自然不會錯過這一進項。他們對貢品的觀念和契丹人及女真人比較接近。因此，他們不僅通過提高稅金，實行朝廷壟斷，操控貨幣及賣官鬻爵收斂錢財，[1349]而且對貢品的要求也越來越多。各行省既要交稅也要上貢，數量最多的一次是1330年雲南的貢品，足有五千盎司黃金。[1350]官員也要朝貢，如阿裏海牙於1279年入覲獻金三千五百八十兩和白銀五萬三千一百兩，忙兀台於1283年獻一百斤珍珠，[1351]1289年市舶司獻四百斤珍珠和金三千四百兩，[1352]商人瑪哈瑪(瑪哈瑪迪沙)獻大珠及數百萬兩鈔。[1353]
向元朝皇帝俯首稱臣的國家被視為大元帝國經濟體係的組成部分，必須定期入朝進貢。如1291年，羅斛國王遣使上表將會繼續進貢黃金。[1354]1297年，緬王答應願每歲進金銀二千五百兩。[1355]
元朝要求諸國進獻大量金銀珠寶和貴重物，也是各國不願與元朝建交的原因。對一些小國來說，隻要能與國力強盛的元朝建立關係，在大汗麵前叩首及進獻一些無關緊要的禮物並無所謂，但若是要進獻財物就要三思了。向蒙古人稱臣不僅關乎國家榮譽，還關乎國庫支出。所以，國力稍強的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進貢的數量遠超小國，於是它們拒絕了元朝的要求，迫使大汗發水軍征討對方。若開先例免除某一國家的貢品，就會造成其他國家紛紛效仿，最終將會破壞元朝的整個海外經濟體係。因此，元朝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其海上力量。
結論
從宋朝的自由貿易轉變到明朝的朝貢貿易，元朝是中間的過渡期。這一時期，商戶大量湧現。縱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宋朝時商品經濟繁盛，打下了基礎；元朝“重商抑農”扶持商人，作為提高歲入的最佳途徑，使得這一時期商戶大量湧現。元朝統治者的政策是通過貢品、貿易、兌換紙鈔從藩屬國吸納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在實施這一策略時，元廷得到有錢有勢、深受皇恩的商人階層的支持和幫助。商人們也協助朝廷建造、裝備船舶，經營海外貿易和其他朝廷產業，充當細作、使者讓海外國家納入元朝統治以擴張海上勢力。
除了缺乏對這些國家的認識以外，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人力和船舶的緊缺。遠征南方的士兵和戰船都是朝廷從遠征日本的軍隊中抽調出來的，並非最強的兵力。1285年從湖廣調集的28,700名遠征安南的士兵中，有17,800人不具備戰鬥力。1284年遠征占城時，一整支艦隊發動兵變，逃得無影無蹤。最嚴重的問題還是運往前線的糧草供給不能跟上，造成元軍兩次擊潰敵軍，攻下東京的紅河三角洲後被迫撤兵。這些都是造成元廷在南海勢力擴張失敗的因素。
[1] 《元史》中隻提到阿術、張禧率四翼水軍進戰，未提到任命解誠。
[2] 原文的淪江或為淪河。即今天的府河，在漢口匯入長江。
[3] 應為4歲。
[4] 王禃1258年離開高麗王室避難的江華島，作為人質來到蒙古，換來了高麗的和平。1260年，忽必烈派兵護送王禃回高麗即位，是為元宗。
[5] 根據《元史》，還有贛州，共四地。
[6] 古地名為真臘。
[7] 古地名為闍婆。
[8] 根據《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舒眉蓮港又譯作“新州港”，即歸仁港。
[9] 《元史》記載為五千餘人。
[10] 八羅孛在南洋。
[11] 文獻為馬八兒、唄喃和梵答剌亦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