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人間地獄
他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認為他很成熟——在17歲時，他大部分的個性便已經形成。
——吉恩·沃德·史密斯，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高中的同學
1964年夏天，在加州北部念完高中三年級後，斯皮爾伯格便開始了他在環球影業的非正式好萊塢學徒生涯。據他的導師查克·西爾福斯回憶，這個雄心勃勃的少年在片場逐漸“製定出自己的專屬課程表”——參觀片場、與剪輯師和混音師閑聊。西爾福斯給史蒂文在電視剪輯大樓裏提供了一個場所，隻要他每天來辦公室幫忙幾小時，就允許他待在片場。“我跟他說：‘有很多跟環球影業無關的粗活可以給你做。’在片場我們必須非常謹慎，他甚至沒資格做初級學徒。他隻能算作訪客，一個自詡的參觀者，允許私下接觸那些願意給予他回應的人”。
西爾福斯當時和一位名叫朱莉·雷蒙德的中年婦女共用一間辦公室，朱莉是環球電視剪輯部的采購員，負責實驗室和其他分包商的訂單填寫。“我第一次見斯皮爾伯格時，他才16歲，”她回憶說，“他還在上高中時就來片場工作。查克告訴他可以在我們辦公室裏幫忙打電話。查克把他帶進辦公室，告訴我這孩子總在片場遊**。斯皮爾伯格常常過來幫忙打電話和寫自己的劇本。我當時忙得要死，還要去西爾瑪的退伍軍人醫院看望(患癌症的)丈夫。我簡直分身乏術，就給斯皮爾伯格安排了一些工作。”
1964和1965年夏天，斯皮爾伯格都在幫朱莉打雜，負責“撕下”一些訂單——把彩色的紙和複寫紙分開——把副本送去不同部門。他還要跑腿去與片場相連的特藝色彩實驗室，以及在那棟樓裏的其他供應商。
對自己在環球影業早期經曆的描述中，斯皮爾伯格從未提到過與朱莉·雷蒙德一起的辦公室工作。相反，他絞盡腦汁地為這段平淡故事賦予浪漫色彩。斯皮爾伯格自稱，在虛張聲勢地騙過保安後，他找到一間閑置的辦公室，並征用了它，用塑料字母拚出自己的名字掛在樓層索引上的23C房間旁邊。
“我從來沒進過那個辦公室。”查克·西爾福斯圓滑地說。朱莉·雷蒙德的回應就沒那麽老練：“找到空的剪輯室然後搬進去，這些故事都是他編的。全是胡說八道。”
斯皮爾伯格無償的辦公室工作是他最卑微、最平凡的開始，卻讓這位少年能夠有目的地在片場四處參觀，同時了解製片廠內部的工作體製。當時，舊好萊塢體係已經日薄西山，20世紀60年代末的創意、金融和政治革新使其徹底分崩離析。但在那個電影公司全麵衰落的時代，環球影業是個主要例外。斯皮爾伯格初去那裏工作時，環球影業仍然欣欣向榮，到了他於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電視和電影領域嶄露頭角時，環球影業仍屹立不倒。那時正值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在環球拍攝最後一部故事片，環球影業的電視部門開創了電視電影模式，當時有24部電視劇同時開拍。如果是在30年代的好萊塢“黃金時代”，斯皮爾伯格即便在米高梅或華納兄弟一樣能實現從B級片導演爬升到A級片導演的職業路徑。當他那一代的大多數電影人隻能從曆史書或老電影片段裏了解經典的電影製片廠製度時，斯皮爾伯格對電影工業體係的提早接觸，讓他獲取了關於這一體係運作的寶貴一手經驗。
“我參觀了我所能參觀的每一個片場，結識了很多人，學習了各種技巧，並基本融入了那裏的氛圍，”斯皮爾伯格在1969年的一次采訪中說，“至少當洽談合同時，我知道該怎麽做。”他還得到了更多切實的好處。跑腿去特藝色彩實驗室“讓他接觸到很多衝印膠片的人”，西爾福斯回憶，“史蒂文搬去洛杉磯後，他的電影從8毫米膠片升級到16毫米膠片，他的樣片(業餘電影的底片)也(用特藝彩色印片法)衝印出來了。他靠辦公室的工作結交了音效人員，因此能借到聲音設備”。
在好萊塢排斥新人、幾乎沒有正式學徒的年代，允許一個年輕人進入片場是非同尋常的。斯皮爾伯格隻能“看著其他導演工作，卻沒有人來看自己的電影，甚至不願意站著和我談上五分鍾，這讓我非常沮喪。我抱著電話守在辦公室裏，沒有人打來，無事可做。我決定不再看那些導演了——這樣會讓我心理失衡。他們會向你展示自己的自信，告訴你他們為什麽要做這些。但對於漫不經心的旁觀者來說，拍電影是一個漫長、乏味、有時甚至是雜亂無章的過程。這讓我逃離片場，一頭紮進剪輯室。我喜歡跟剪輯師們混在一起”。
他花在片場的時間比他暗示的要多不少。朱莉·雷蒙德表示，在與斯皮爾伯格共事的那兩個夏天，她經常接到找他的電話，“是片場的人打來的——‘我們正拍著呢，快下來看。’幾乎片場的每個人都會打電話來。他那時是個乖孩子，大家都願意幫助他。他很討人喜歡，而且很有才華。他真的很懂攝影機，而且似乎已經知道該如何剪輯片子了。他過去常常為學校的朋友們寫劇本，但他的拚寫十分糟糕。他上高中時，我常常讀他的劇本，幫他糾正拚寫錯誤。他總是獨出心裁，沒有錢做特效，就用向鏡頭吹香煙的煙霧來做出漸隱效果。他沒有變焦鏡頭——我讀了劇本後問他：‘這個鏡頭你準備怎麽拍？’他告訴我：‘我把攝影機放在滑板上。’他真是太聰明了”。
如果被排斥在環球內部圈子之外使斯皮爾伯格感到懊惱，那麽試想一下，在好萊塢的夢幻工廠度過了第一個誘人的夏天後，不得不回到北加州的高中時，他又該多麽沮喪。“他在薩拉托加的時候顯得情緒低落，那裏離環球影業很遠，”同學麥克·奧古斯汀說，“對一個17歲的孩子來說，500英裏是一段很遠的距離。他知道自己想做什麽，對自己很有信心。但與此同時，他不得不回歸當下的高中生活。”
“我們一起上打字課，”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最好的朋友兼鄰居唐·舒爾回憶，“他練習打字時會滔滔不絕地談論環球影業和電影，以及要去見的人。他太喜歡自己的電影之旅了。我一直認為這段時期對他來說是灰暗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已經為明後兩年做好打算了，早已整裝待發。”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在IBM的新工作是擔任聖何塞工廠控製係統經理的技術顧問，他的職業生涯自此又進一步。阿諾德來到了北加州的矽穀，新興計算機產業的前沿地區。他的工作包括為IBM設計新的過程控製計算機。“我造出了那台機器，那是我個人設計的最後一台機器，”他說，“從那以後，我不再做設計這種基礎工作了。”
斯皮爾伯格一家曾經短暫居住於洛斯加托斯聖何塞的高檔郊區，史蒂文3月31日到6月12日在那裏的高中上過學。他們後來搬去了薩拉托加附近的山區鄉間別墅，一片位於聖克魯茲山腳下更富裕的郊區，距離聖何塞10英裏，距離舊金山50英裏，擁有約2.5萬居民。史蒂文進入了當地僅有5年曆史的薩拉托加高中。那是一片占地麵積龐大的建築群，由煤渣磚砌成，如同迷宮一般，設計風格粗獷而冷峻，與周圍優美的環境格格不入。
斯皮爾伯格經常錯誤地聲稱自己隻在薩拉托加高中念過高三下學期，但學校記錄顯示他於1964年9月14日入學，讀完整個學年後，於1965年6月18日從該校畢業。斯皮爾伯格的錯誤記憶，可能由於長期以來對薩拉托加高中痛苦回憶的試圖壓抑，直到1993年他才公開地深入談及了那段往事。
薩拉托加是一個富裕的度假小鎮，是舊金山許多富人的第二個家，也是聖何塞和矽穀其他地區上班族的住宅區。20世紀50—60年代，計算機產業的發展和郊區化的蔓延，導致小鎮上大部分剩餘的果園和葡萄園迅速被分割出售，成為住宅用地，但薩拉托加仍保留了其傳統、質樸的鄉村風格。“說起20世紀60年代，薩拉托加似乎仍處於時間隧道之中。”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高中時的社會學老師休伯特·E. (休)羅伯茨回憶說，“它現在看起來是個小鎮，當時也是個小鎮，一直保有鄉村風貌。那裏有著同質且均勻分布甚至與世隔絕的鄉村元素。就政治角度而言，你仿佛置身於一塊被匈奴王阿提拉[1]控製的土地上。”
斯皮爾伯格一家所居住的薩拉希爾大道21143號鄉間別墅可以看到聖克拉拉穀的迷人景色。他們隔壁的鄰居唐·舒爾一家，常能聽到那間陳設簡陋的客廳裏飄出莉亞優美的琴聲。史蒂文和唐·舒爾常一起步行去離家約兩英裏外的學校，有時莉亞開著她的吉普車送他們上學。蜿蜒曲折的街道和山坡、幽靜舒適的住宅，以及觀眾所熟悉的溫和又守舊的郊區氛圍，都可以在斯皮爾伯格的《E. T. 外星人》和《鬼驅人》等影片中找到。比起這位電影人年輕時生活過的其他任何地方，影片中的場景更像在薩拉托加。正如他的同學吉姆·弗萊徹所言：“薩拉托加是非猶太人的聚集區，那裏的非猶太化達到了極致。”
薩拉托加高中的一些孩子因為斯皮爾伯格是猶太人而欺淩他。由於那些痛苦經曆，他將記憶中薩拉托加高中的最後一年形容為“我的人間地獄”。
直到《辛德勒的名單》公映後，斯皮爾伯格在學校裏的痛苦遭遇才引起了公眾的全麵注意。斯皮爾伯格向采訪者**了自己作為猶太人的成長經曆，並十分激動地披露了他在薩拉托加遇到的困擾，這在小鎮上掀起了爭議和自我反省的風暴。“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如同晴天霹靂——我們的奇跡男孩，我們引以為傲的孩子，原來對我們心懷恨意。”跟斯皮爾伯格同屆畢業的290個孩子裏為數不多的另一個猶太人朱蒂斯·克雷斯伯格·漢密爾頓說。
回憶起“個人最恐懼”的時光，斯皮爾伯格對記者說，“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從恐懼中走出來，也不會原諒他們中的任何一人”。他說，那些虐待“包括被羞辱……被打、被撞，在自習室裏被扔硬幣和謾罵。當他們經過我身邊時，會用手捂住嘴發出咳嗽聲叫我‘猶太佬’……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樣覺得自己是個異類，這帶給我極大的恐懼和極度的羞恥”。
斯皮爾伯格還記得每天受到的騷擾和身體虐待。他說自己“體育課上在更衣室和淋浴室裏被別人掌摑，還被踢到了地上……像大多數孩子一樣，我以前也挨過揍。但我從來沒有被打過臉，被打臉真是太恥辱了。我的世界崩塌了。盡管出於想要被大家接納，我曾想成為一名非猶太人，但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被打，實在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突然之間，在這個平均每戶擁有3輛轎車的富裕郊區，這些體格強壯的大男孩們格外在意我的猶太身份。放學後他們經常打我。最後，我的父母隻好開車來接我，這本身就是一件丟臉的事，因為我家離學校近到隻需要步行……有些老師知道這些事情，但對我毫無憐憫之心。”
1993年12月，據《聖何塞信使報》報道，斯皮爾伯格過去在薩拉托加高中的同學，因其對那段經曆的描述而感到“深受其擾和不知所措”，並且認為“他公開這些事，完全是為了炒作以大屠殺為題材的新電影”。班長菲利普·H. 彭尼帕克告訴記者：“他是個不合群的人，非常、極度孤僻，很明顯，那時他正在度過人生中的一段艱難時期。他告訴其他孩子自己的家庭生活正陷入困境，因為他的父母即將離婚。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認為是他自己將防線高築，也是為什麽其他孩子會對他做出那些事情，而不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朱蒂斯·漢密爾頓“也曾不太相信”斯皮爾伯格的描述：“我也是猶太人，卻沒碰見這種事發生。如果碰到這樣的事，我一定會很難過，並且第一個站出來保護他。我並不是說反猶主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隻是孩子們不會因為猶太人或非猶太人而形成小集團。我不認為孩子們有能力分辨出猶太人並對其采取反猶行為。”
“他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是事實，”斯皮爾伯格的新聞發言人馬文·利維回應說，“……他後悔曾經提起這些事，但當記者問他這些事發生在哪裏時，他無法敷衍了事。”
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結識的第一個朋友就是他的隔壁鄰居唐·舒爾。唐也是薩拉托加高中的新生，剛從聖何塞搬過來。“大塊頭唐”，正如他給自己取的綽號那樣，是個友善溫和的大個子，6英尺8英寸的身高足足比史蒂文高了1英尺。“史蒂文和我是對奇怪的組合——就像薩拉托加高中的馬特和傑夫[2]，”現在已成為景觀設計師的舒爾說，“我從沒把他當成書呆子，他隻是有些與眾不同、不守常規。我覺得我倆都像是離了水的魚。在薩拉托加，我們很難被別人接納。因為有他，我才能熬過那段日子。”
在斯皮爾伯格的高中時代，幾乎所有在薩拉托加高中就讀或在那兒教書的人都用同一個詞來形容學生群體：“小集團”。大部分學生都來自中產階級或中上層階級家庭，少數族裔學生的數量並不多。“這是一所很難接納新生的學校，”同為猶太人的坎德拉·羅森·漢森說，“如果你脫穎而出，如果你與眾不同，你就很難融入其中。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就更有理由感到被區別對待。不管怎麽說，斯皮爾伯格並不適合這裏。在學校裏當一個書呆子可並不時髦，何況他還在拍電影。他並不適合高中生活，他比同齡人成熟得多。”
“斯皮爾伯格發現自己陷入了這種奇怪的校園風氣，”同班同學吉姆·弗萊徹說，“那不是一個好地方。我記得小夥子們會向他們認為下賤的女人身上扔硬幣——這是多麽低劣的行為啊。就很多方麵而言，這都是一所非常殘酷的高中，很白人主義，更像一所預科學校——一個彌漫著青春荷爾蒙卻滿是富家子弟的奢靡之地。”
拋開這些負麵元素，薩拉托加高中還是以其高教學水平聞名。幾乎所有學生都能升入大學，許多還進了旁邊的名校斯坦福。盡管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比在鳳凰城時更加用功讀書，但成績也乏善可陳，大多數課隻拿到B或C。“我對史蒂文最深刻的記憶是，”他在薩拉托加的鄰居蘇珊·迪丁格·海寧斯說，“每當他父親督促他學習數學時，他就會說：‘哦，爸爸，別管我。日後我一定會成為一個非常有名的電影導演，我才不需要學習學校裏那些東西呢。’”休·羅伯茨老師將史蒂文描述為一個“不太會表現自己的聰明孩子”，他指出“一個有創造力的孩子往往都是如此”。他的新聞學老師伯特·菲斯特記得斯皮爾伯格“非常能幹，是個好學生，但是也很內向。有一點很不尋常——他偶爾戴一頂軟呢帽，很像印第安納·瓊斯戴的那頂。這種帽子是上一輩流行的東西。他跟整個高中氛圍格格不入。他冷漠而疏遠，我並不是有意誹謗或批評，隻是他的心不在學校裏。我也為此感到挫敗，在我班上居然藏著這樣一個有創造力的天才，我卻對此毫無察覺”。
斯皮爾伯格常常和唐·舒爾一起去薩拉托加劇院、圓頂的世紀25號劇院和聖何塞市中心的劇院看電影。“看完電影後他總會評論一番，”舒爾回憶道，“比起電影明星，他更喜歡談論導演，而我根本搞不清導演是誰，也不知道誰是製片人。他總能想出改進那些糟糕電影的辦法。和他一起看電影真是太累了。”
“他的奇思妙想真是層出不窮。當我們上山回家時，他會在腦海中構思一部電影的整體場景——電影還沒拍出來，但所有場景他已了然於心——在我們爬山時，他盡挑其中古怪的跟我說。我記得有一個場景與外星人和軍隊有關。這與《第三類接觸》非常相似。”
“他告訴我他能看到順著山丘延伸的大吊杆軌道、乘坐飛碟的人，甚至所有的畫麵。我會說：‘你開什麽玩笑!’他說那是一座陡峭的山，所以需要做些工程準備——攝影機要被裝在液壓吊杆上，直升機在周圍盤旋待命，工作人員都戴著頭盔。我甚至可以看到彩色的畫麵!那個飛碟就跟《火光》裏的一樣，就像兩個粘在一起的餡餅盤，在空中顛簸——但在《第三類接觸》中，這個景象看起來更像是某個完整的城市。我在很多年前就看到過這個場景(在薩拉托加的山坡上)——飛碟沒有播放音樂，而是進入了毀滅模式，就像在《火光》裏一樣。在《火光》中，他讓演員穿上銀色製服扮演外星人。太有趣了，這家夥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舒爾的祖輩是瑞典人和德國人，他從小就是路德教及公理會教徒。當有關斯皮爾伯格曾遭受反猶主義霸淩的爭議爆發時，他給《聖何塞信使報》寫了一封信，並堅稱：“史蒂文被毆打、被打到流鼻血、遭受反猶主義辱罵等事，我從未親眼見過，也從未從史蒂文嘴裏聽到與此相關的隻言片語。此外，我不認為有人知曉史蒂文的猶太身份，即便有人知道，他們也不會在意。史蒂文一直在掩蓋真相。”
“如果有人確實打過史蒂文，我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一定會找那些欺負他的人算賬。我向你保證：這種事從未發生……”
“那麽，為什麽史蒂文在薩拉托加這麽不開心呢？這可能與他家庭的破裂和從亞利桑那州搬來有關。”
“整件事對史蒂文來說就是一場噩夢……不再拍電影，也不再得到電影獎項，在薩拉托加沒有未來。一切厄運由那場糟糕的離婚開啟。瘋狂的母親和兩個妹妹都不想待在薩拉托加，難過的父親隻能眼睜睜看著妻子和家人逃離自己的掌控。”
“聽起來的確是一段‘個人的黑暗時期’，但這與身為猶太人無關。至少從我的角度來看是這樣。”
舒爾的這封信，以及其他一些質疑斯皮爾伯格經曆霸淩的聲音，引起了另一位同學，即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高中的好友吉恩·沃德·史密斯對《聖何塞信使報》的回應。史密斯回憶起自己和斯皮爾伯格常常在自習室裏談論電影、科幻小說和其他話題，他寫道：“我們討論的其中一個話題就是他的猶太背景。他並沒有對自己的猶太身份閉口不談，不然大家也不會知道……顯然，猶太身份是他自我定義的一個重要部分。
“於是，有些人知道了這件事，並以此來嘲弄他。我想有些男孩這麽做並不是出於對猶太人的深惡痛絕，他們隻是想作弄史蒂文。無論如何，這的確是反猶主義。仇恨的種子就此埋下。
“為什麽舒爾沒有看到這些？我想，無論他是否知曉，他實際上就是史蒂文的保鏢。”
1994年1月11日，《聖何塞信使報》刊出了一封斯皮爾伯格對此事的回信：“我讀了這篇出自我的老朋友唐·舒爾之手的文章，他住在薩拉托加的山坡上，我家所在那條路的另一頭。我很有興趣聽到唐對我生活的看法，因為我覺得我年少時的那些朋友，都愛誇大他們實際了解我的程度。”
“當無數記者問起我過去遭遇的反猶主義時，我本該隱瞞這個所謂的‘彌天大謊’(就像我對唐·舒爾、其他朋友，甚至我的家人所做的那樣)，那個學期我在薩拉托加高中的遭遇，在周末、在假日，甚至在聖何塞，隻要我不幸碰到那些畢業班的高年級學生……”
“我對唐·舒爾有著美好的記憶，但他肯定對我所經曆的一切知之甚少——他也不可能知道。”
“實際上我還記得有一次，唐和一個因為我是猶太人而欺負我的惡霸在籃球場上發生了爭執。我之所以記得這件事，是因為唐用眼神嚇跑了那個男孩。唐接住了對方揮過來的一拳，紋絲不動站在原地，繼續死死盯著對方。那男孩趕緊轉身溜了。”
“這是我年輕時見過的最英勇的事跡之一，但此事讓我更感羞愧——我也希望自己能如此麵對那樣的事情。”
當被問及那次英勇行為時，舒爾說：“我隱約記得這可能與史蒂文是猶太人有關，但我當時的反應是史蒂文因為個頭小而遭到了欺負。我可不能容忍。我記得媽媽告訴我不要打任何人，因為我一出手就會把他們的頭給打掉。我隻是跟那家夥說：‘快滾!’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
至於史蒂文回憶說，他曾向家人隱瞞自己在薩拉托加高中的遭遇，阿諾德·斯皮爾伯格承認：“我從來不知道他遇到過那種情況。當時我在IBM太忙了，對這些事情幾乎一無所知。另外，那時我的婚姻瀕臨破裂，所以那段時間我真的壓力很大。我和家人關係緊張，以至於忽略了這些細節。我常常從早上七點半工作到晚上七八點，我以為這些事都是莉亞在管。”
現在已是數學教授的吉恩·沃德·史密斯承認自己比他的朋友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更像一個“書呆子”。胖嘟嘟的史密斯戴著眼鏡，是個常常受排擠、被捉弄的孩子，“欺負史蒂文的人也常常欺負我”。史密斯在數學和科學方麵很優秀，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在學校圖書館裏，按自己的進度研究微積分和廣義相對論。圖書館也是他與斯皮爾伯格接觸最多的地方。
斯皮爾伯格給史密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如此與眾不同：“他很有主意，能提出明確的觀點，還富有創造力。他極大地影響了我看待電影的方式。我覺得跟他談話能學到很多東西，這讓我驚訝不已。我覺得他是一顆未經打磨的鑽石。我想把他變成學霸，讓他成為和我關係親密的人，我專屬的最好朋友。不過，他不會輕易受影響。他是個堅持主見的聰明人，這也是他那麽有趣的部分原因所在。因此我有點討厭和嫉妒唐·舒爾，後來我和史蒂文的關係也不像一開始那麽親密了。”
史密斯對電影，尤其是對好萊塢電影，持一種精英態度。當斯皮爾伯格談到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這一尚未在美國普及的概念時——史密斯嚇了一跳。更讓他驚訝的是，雖然斯皮爾伯格很欣賞英格瑪·伯格曼、費德裏科·費裏尼和奧森·威爾斯的電影，但他“絕對尊敬”的導演是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
“他幾乎每時每刻都在談論希區柯克的電影——對於《西北偏北》和《迷魂記》他總是滔滔不絕。我沒看過《西北偏北》。他還會談到《精神病患者》和《後窗》。他總是一下子往我腦袋裏灌輸太多東西。他讀了所有關於希區柯克的書，他還會談論攝影機運動之類的事兒，但我搞不懂他到底在說什麽。他說：‘我稱希區柯克為大師。’我想，‘哇，這可太離譜了!’我從《紐約客》和《周六評論》上看過一些別人的觀點，那些評論家們會屈尊俯就地讚揚希區柯克對電影藝術的精通，但嘲笑其電影主題。我對希區柯克的看法就像今天人們對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看法一樣——一個拍了許多精彩又具有娛樂性電影的導演，但作品缺乏深度。我不認為斯皮爾伯格會被他人的觀點左右。如果他喜歡希區柯克，就是因為真的喜歡。這使他成為一個有獨創性的思考者。”
當斯皮爾伯格談到他對希區柯克高超技術能力的欽佩時，史密斯意識到其中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也暗示了這位年輕導演未來職業生涯將遵循的方向和理念：
“斯皮爾伯格說電影是一種偉大的藝術形式，因為它感動了大多數人。他認為電影能在普通人、平凡人身上產生強烈反應，他對希區柯克將平凡人置於超凡情境下的藝術手法很感興趣。斯皮爾伯格想激起所有觀眾的回應。他希望他的電影不隻拍給精英階層看，更能對社會大眾產生影響。他說：‘電影能伸出手來牢牢抓住你的心。’這就是他認為希區柯克的偉大之處。斯皮爾伯格一直堅稱電影媒介可以與普通人產生共鳴，與大眾產生廣泛聯係，而無需依靠某種知識分子式的過程。當時，這個想法實際上是激進的。電影正是由於這種廣泛的吸引力而招致人們的詬病，而斯皮爾伯格認為這才是電影的魅力所在。
“斯皮爾伯格教會我應該欣賞電影本身，以及電影所想要傳達的東西，而不僅是將電影看作書籍的低劣版本。關於斯皮爾伯格，我一直聽到的一種批評是他總想靠電影賺大錢。但他其實並不打算伸手去觸碰觀眾的錢包，而是想要觸及他們的內心。”
史密斯意識到，斯皮爾伯格與觀眾建立聯係的衝動，源於其內心深處有一部分，渴望被一個讓他覺得自己是局外人的社會所接受。在薩拉托加高中的那段艱難時期，這種感覺變得尤為強烈。
“在我印象中，他希望被人們接納並得到大家的喜愛，”史密斯說，“他想要被人喜歡，但他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大家跟他不是一類人。他不喜歡以某種勢利的方式凸顯自己，這是令我惱火的事情之一。我認為他很聰明，但在某種意義上，他不是個知識分子，也不符合我對人的兩類劃分——‘他們’和‘我們’——‘我們’很聰明，‘他們’並不聰明。對我來說，他是‘我們’中的一員，但他想把自己變成‘他們’中的一個。”
而史密斯和斯皮爾伯格最大的共同點是對科幻小說的熱愛。史密斯記得斯皮爾伯格“是科幻小說的狂熱愛好者。我讀過了薩拉托加圖書館書架上所有標著科幻小說的書籍，他在鳳凰城也是這麽幹的。我們會談論那些大家——羅伯特·海因萊茵、艾薩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3]——甚至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
斯皮爾伯格從小就特別喜歡克拉克和雷·布雷德伯裏[4]。在他1968年的電影《安培林》中，斯皮爾伯格讓男主角在吉他盒裏放了一本克拉克1953年的小說《城市與群星》[5]，以此向克拉克致敬。斯皮爾伯格認為布雷德伯裏作品的詩性在於用魔幻的手法改造現實。《第三類接觸》上映後，斯皮爾伯格問布雷德伯裏：“你覺得這部‘你的’電影怎麽樣？如果我小時候沒有看6遍《宇宙訪客》(〈IO〉It Came from Outer Space〈/IO〉， 1953)，今天這部電影就不會誕生。”斯皮爾伯格同樣欣賞J. J. R. 托爾金的《雙塔奇兵》(《魔戒》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以及科幻小說作家J.G.巴拉德的作品，後者1984年的自傳體小說《太陽帝國》後來被斯皮爾伯格改編為電影。
史密斯發現，少年時代的斯皮爾伯格怪就怪在“既博覽群書，又孤陋寡聞。在科幻、幻想和冒險領域裏，他幾乎遍覽群書，但在這一領域之外，他涉獵寥寥。我會試著改變他閱讀的挑剔——在談論H. G. 威爾斯[6]時我會提到拉爾夫·艾裏森[7]的《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我也會跟他聊到詹姆斯·鮑德溫[8]的散文《下一次將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Nobody Knows My Name)和《土生子的劄記》(Notes of a Native Son)……應該沒有提過《喬萬尼的房間》(Giovanni’s Room)，雖然我特別喜歡這本書。我隻要提起《卡拉馬佐夫兄弟》之類的作品時，他會表現出知道我在說什麽的樣子，但是很快又岔到別的話題上去了。他還是會喋喋不休地談論科幻小說。我不斷試著改變他，但毫無希望。例如，我試著讓他讀喬伊斯的作品，把《尤利西斯》強行說成是一種沒有奇幻色彩的奇幻小說，並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會讓他覺得這類書艱澀難懂的暗示，但我無法說動他。通常情況下，我從未把他和猶太人聯係起來”。
“你知道我是猶太人，是嗎？”一天，斯皮爾伯格在學校圖書館向吉恩·史密斯發問。
史密斯說他不知道。
“你沒注意到我的名字是猶太人的名字嗎？”斯皮爾伯格奇怪地問。
史密斯壓根兒沒想到這一點。
“斯皮爾伯格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具有教育意義，”史密斯回憶道，“我總算想通了，這就好比‘你父母周六去猶太教堂，我父母周日去長老會教堂。不如換個話題，聊聊更有趣的事吧’(史密斯，瑞典血統，當時是一位‘虔誠的不可知論者’)。但我意識到他對這個話題真的很感興趣。我猜想他在做高中裏每個孩子都會做的事——質疑自己的信仰。他不知道如何理解宗教。在我印象中，他不知道如何嚴肅對待猶太教信仰。他說自己的父母不再是虔誠的教徒，但他們不得不假裝虔誠。在我看來，他當時也不算那麽虔誠，但他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非常認真。”
史密斯對斯皮爾伯格種族背景的新認識，以及他個人對斯皮爾伯格在學校裏作為“局外人”身份的同情，使他對這位朋友初入薩拉托加高中不久後就碰到的問題更加敏感，這些問題別人都沒有注意到。史密斯記得，某個周一的早晨，斯皮爾伯格走進學校圖書館，看上去“非常沮喪”，圖書館裏的另一個人問他為什麽這麽悶悶不樂。
“你看起來就像剛參加完你母親的葬禮。”那個人說。
“周六我經曆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斯皮爾伯格回答。
當被問及發生了什麽事時，他隻是說，“我碰到了學校的一些人”。
這可能就是斯皮爾伯格寫給《聖何塞信使報》的信中提到的“和幾個畢業班高年級學生的不幸相遇”。信中說這件事就發生在聖何塞附近，但沒有透露細節。史密斯想起斯皮爾伯格提到碰見“學校裏那些家夥”的地方是一個購物中心。也許這是斯皮爾伯格第一次經曆被掌摑的屈辱，那一刻，正如他所形容的，“我的世界崩塌了”。
史密斯記得在其他一些場合，斯皮爾伯格會說出“你知道嗎，這段時間我過得很艱難”等諸如此類的話。“他在校外遇到了問題，總有人找他麻煩。這不是(我們談話的)主要話題——我們隻是會偶爾感歎一句‘哦，這些渾蛋’，然後繼續我們的話題。”史密斯還記得斯皮爾伯格告訴他那些學生“在更衣室裏虐待他”，斯皮爾伯格的朋友邁克·奧古斯汀說：“大家在體育課上對他很惡毒。他骨瘦如柴，舉止笨拙，不是那種運動型的人，他們把這種體格特征和他的猶太身份聯係在一起，有些人就是喜歡這麽做。”
有件事史密斯曾親眼所見，當時他和斯皮爾伯格一起在學校走廊裏漫步。“我們班的一個同學朝地上扔了幾枚硬幣，並用一種粗鄙的、恃強淩弱的腔調(對斯皮爾伯格)說：‘去，把它們撿起來!你不是想要這些錢嗎？你都拿去。我不要了，這些都是你的。’”
“我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他們之間是否有私人恩怨或以前結下過梁子。他說：‘因為我是猶太人。’我對這類事情有點反應遲鈍，還問他這和你是猶太人有什麽關係。他說：‘好吧，猶太人總被看作守財奴。’蘇格蘭人不也是嗎？我是這麽想的，但沒人對蘇格蘭人做過這種事。我問他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他說是最近才開始的，這是欺負他的新方法……如果當時這件事發生在一位黑人朋友身上，我會毫不猶豫地把它歸咎於惡毒的種族歧視。但我真的很難相信，20世紀60年代的薩拉托加會存在真正的反猶主義。我不記得在成長過程中接觸過任何反猶主義思想，所以我認為其他人也沒有這種想法。我覺得這不過是打著反猶主義的幌子，他們這麽做隻是為了折磨史蒂文。但現在回想起來，事實並非如此。”
當人們對斯皮爾伯格用咳嗽聲說出“猶太人”這個詞時，史密斯也在場。斯皮爾伯格經過走廊去上課時，一些人會假裝打噴嚏發出“啊……啾(發音類似英文中的猶太人Jew)”的聲音，或者會說：“哦，我想我看到了……(用咳嗽的聲音叫到)猶太人。”
史密斯回憶說：“在斯皮爾伯格遭受這種侵擾時，給我留下可怕印象的是這個男孩身上熾熱的怒火和強烈的情感。他流露出的那種沮喪之外，真實但似乎不可言說的憤慨和厭惡，令人不寒而栗。事實上，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比當時更感毛骨悚然，因為那時我以為這不過是私人恩怨，但現在我認為這是真正的反猶主義。”
對斯皮爾伯格來說，情況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他幾乎在看待薩拉托加的所有人所有事時，都戴上了有色眼鏡，這侵蝕了他的自尊。“並不是大多數人都討厭史蒂文，”邁克·奧古斯汀爭論道，“但史蒂文總覺得自己被他們討厭。他其實挺招人喜歡——他的性格真的很好，愛開玩笑，很開朗。當他的性格顯露出來時，女孩們會喜歡上他，她們不會說‘啊(表示厭惡或恐怖)’，但他不覺得她們喜歡他。他總是很煩躁，很忸怩，很在意自己的外貌。史蒂文很局促，但他認為自己比實際更為局促。”
史密斯很失望，斯皮爾伯格“不接受我讓他勇敢麵對他人，並做出一點反抗的建議。我發現實際上這樣做似乎能減少自己遇到的麻煩，在薩拉托加高中的最後一年，我高興地注意到我看起來已經真正掌控了局麵。但史蒂文似乎總是想用蜂蜜來誘捕蒼蠅，而不是用醋來對付它們”。史密斯還覺得，斯皮爾伯格可能認為，把身材魁梧的唐·舒爾當作自己的“保鏢”要比親自上陣更為謹慎。
斯皮爾伯格後來承認，在薩拉托加高中時，他把大部分憤怒都壓抑在內心，“這是我最羞愧的事情之一——我沒有反抗”。
自遠古時代起，被害者就把這種詼諧的回擊當作自衛的武器。這一點在猶太豐富幽默的傳統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種幽默主要針對偏見和歧視發展而來，它是賦予無能為力者力量的一種手段。“當受壓迫者無法反抗時就會大笑。”阿爾伯特·麥米在《猶太人的解放》中寫道。利奧·羅斯騰在《意第緒語的歡樂》中也發現：“幽默也是對痛苦的補償，是大腦戰勝恐懼的象征性勝利。猶太人有句格言：‘當你饑餓，就放聲歌唱；當你受傷，便開懷大笑。’這句針對強勢的、富有的、無情的當權者的諷刺玩笑，是人類尊嚴得以存續的最後堡壘。”這一傳統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喜劇，成為20世紀美國喜劇的主導模式，並在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人格和藝術發展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盡管很大程度上沒有被意識到)。
唐·舒爾認為，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時表現出的“尖刻”言辭，和他的“機智與伶牙俐齒”可能加劇了他所遭受的欺淩。被霸淩者的高智商和智慧容易招致嫉妒和敵意，本身就可能成為被霸淩的原因之一。被霸淩者往往麵臨著兩難抉擇，究竟是默默忍受，希望霸淩行為因缺乏回應而停止；還是站起來反擊，讓霸淩者意識到自身的懦弱而退縮。斯皮爾伯格選擇了一種介於沉默和身體反抗之間的折中方式，也就是言語抵抗，以維護他的驕傲和尊嚴。
與斯皮爾伯格一同在校報工作時，同他走得很近的邁克·奧古斯汀回憶，“他的諷刺式幽默正是我喜歡他的地方，這種‘黑色’幽默顯露出蘭尼·布魯斯[9]那樣的鋒芒。他喜歡給人驚喜，也是個愛開玩笑的人，總是嘲笑那些奚落他的人，就好像他不得不這麽做。當人們用粗暴的言語評論他時，他的自然反應便是用幽默言語小心翼翼地回擊。每個人都被他逗笑了，接著他便會走開”。
雖然奧古斯汀覺得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的生活比在好萊塢更加“低迷”，而且那段時間他還為父母瀕臨崩潰的婚姻而苦惱，但奧古斯汀並沒有覺得斯皮爾伯格在那一年過得特別不開心：“就算他真的不開心，還是會以幽默為盾牌來保護自己。”他似乎沒有被那些負麵情緒所壓垮，還是那麽喜歡搗蛋。
斯皮爾伯格和奧古斯汀在伯特·菲斯特的新聞課上成了好朋友。他們每天見麵，並一起籌辦校報《獵鷹》(The Falcon)。奧古斯汀曾是該校的一名橄欖球運動員和體育版編輯，而斯皮爾伯格，並不符合自身性格地成了他的非正式助手。他們一起報道了大學橄欖球隊比賽，斯皮爾伯格還自己為大學低年級籃球、棒球校隊的比賽，甚至一些以前在校報上沒有得到太多報道的運動，如遊泳和越野賽跑撰寫報道。
在學校裏，斯皮爾伯格唯一的課外活動就是在高年級的戲劇《十二個憤怒的陪審員》劇組中工作。這出男女合演版本的舞台劇，由謝爾曼·L. 賽傑爾根據雷金納德·羅斯的電視劇《十二怒漢》改編。1965年3月，在參與英語老師奧爾登·彼得森在學校食堂組織的演員選拔落選後，斯皮爾伯格便加入了燈光組，並幫助演員丹·胡博伊和奧古斯汀對台詞。
斯皮爾伯格“在和女生交往方麵還是有點畏縮”，就像舒爾說的，但他在薩拉托加已經足夠勇敢了，參加校園舞會並開始約會[10]。他約會過的女孩中有一個是舒爾的妹妹凱西，她當時是高一新生，後來被授予“薩拉托加小姐”的稱號。她回憶起史蒂文是“班上的活躍分子”，她說：“這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羅曼史。我們在車裏親熱過幾次，這就是為什麽我記得那是冬天——我們用水汽糊住窗戶。那時我才14歲，這段戀愛對我來說是一次嚐試，大多數時候我們隻是聊聊天。他喜歡給我們講故事。他很有趣，是個忠誠的好朋友，但我們並不適合彼此。他個子不高，而我身高5英尺11英寸(一米八左右)，所以我們倆出去就像馬特和傑夫一樣。我想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很有男子氣概。如果給他打分，滿分10分的話，他可以打4分。”
薩拉托加高中的大多數女生可能都同意《獵鷹》編輯邦妮·帕克的觀點，她認為史蒂文“真的很書呆子氣。打字部的姑娘們會說他每次進來時總是蓬頭垢麵，她們會給他一把梳子叫他梳頭發。在我的圈子裏(邦妮也是高年級橄欖球隊的萬人迷)，甚至任何人都沒想過要和他約會。那時候，女孩們都想和最可愛、最受歡迎的男孩約會。橄欖球運動員更有吸引力。有時候你就是這樣錯過了一些最好的人。”
為《獵鷹》寫體育報道不僅是斯皮爾伯格在學校裏找到立足之地的一種方式，對於一個總被運動員欺負的男孩來說，這似乎也是一種聰明的自保方法。“他們會喜歡他的，”吉恩·史密斯想，“他們不敢惹惱他，因為史蒂文會在報道裏寫到他們。”但是，斯皮爾伯格選擇將運動員們的優異成績載入史冊的功利性做法讓史密斯感到困擾和受傷：“正是這些運動員中的一些人因為他是猶太人而騷擾他。我想，‘你為什麽要拍他們的馬屁？’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覺得他是我們班的叛徒，他背叛了我們這個聰明人小組。但那時我也明白他這麽做是不想被孤立或被隔絕，那是一種積極的態度。過了一段時間後，運動員們就接納他了。他以前和這些家夥相處得並不好，突然就跟他們混在了一起。”
斯皮爾伯格在《獵鷹》體育版上的散文寫作風格，混合了充滿活力的體育報道的套話、對學校啦啦隊式的熱心擁護，以及對表現不佳的運動員毫不留情的批評。那年10月，斯皮爾伯格在一篇關於低年級橄欖球校隊的文章開頭寫道：“隨著寶貴時間一分一秒地飛逝，空氣仿佛凝滯，大家瀕臨崩潰。希望無處不在，隻是缺乏決勝的信念和精神。”斯皮爾伯格指責了球隊“不應該的失敗”，指出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必勝的信念”。次年3月，在報道一場校隊的棒球比賽時，球隊在第9局領先的情況下被對手翻盤。斯皮爾伯格尖刻地諷刺薩拉托加的球員們被“討厭的陰雲”籠罩著。
盡管作為一名記者的經曆十分短暫，卻幫助斯皮爾伯格日後與媒體打交道做好了準備。他學到一些關於記者如何組織故事的基本知識，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學到了怎麽做好引用。他也可能從負麵新聞報道的潛在危險中吸取了一些教訓。斯皮爾伯格試圖討好薩拉托加高中的體育隊員，結果卻事與願違，因為這不僅與他的新聞道德感相悖，還可能與他對運動員潛在的痛恨相衝突。一天，他對吉恩·史密斯說：“他們揍我了，因為他們不喜歡我在校報上寫的東西。”
當斯皮爾伯格被困在薩拉托加的時空隧道中時，外部世界正麵臨一場重大變革。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社會動**中，他一直表現得“冷漠”：“我成長於60年代，但從來沒有像我的其他朋友那樣，對‘花的力量’[12]或者越戰的抗議活動感興趣。我隻關心電影。”他在1978年接受《滾石》雜誌采訪時表示：“毒品文化從來與我無關，我從來沒有嗑過LSD[13]、麥斯卡林[14]、可卡因之類的東西。我這輩子大概抽過3根大麻煙。我就這麽度過了整個毒品文化時期。我的幾個朋友癮可大了。當人們坐立不安時，我就坐在房間裏看電視。我一直害怕吸毒，我害怕失去自我控製……我從來不沾毒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害怕自己被它完全控製。”
20世紀60年代，斯皮爾伯格更喜歡以大衛·裏恩和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為代表的古典主義電影風格[15]，而非讓-呂克·戈達爾[16]和丹尼斯·霍珀[17]的偶像破壞主義，他“不反抗”的本性使他未能在年輕時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即便如此，他顯然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具社會意識。
奧古斯汀在談到斯皮爾伯格時表示：“他吸引我，讓我想和他做朋友的原因在於，我總是對那些似乎被什麽困擾的人懷有同理心或愛。他似乎需要有人幫助他，支持他。我記得有人對他說了些什麽，我問：‘你是誰？受害者嗎？’我用幽默讓他擺脫了困境。”
斯皮爾伯格回憶說：“在薩拉托加的那段時間，我不明白為什麽我和其他人如此不同，為什麽獨獨我會被孤立。我開始質疑自己的猶太教信仰。”奧古斯汀記得與史蒂文關於猶太人為什麽被迫害的對話。他曾問：“我們為什麽會受迫害？沒有人告訴我。我問過父母，我問過所有人。我們一定是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不然為什麽不隻我被迫害，我們都會被迫害？史蒂文非常了解猶太人的曆史。他給我講了馬察達的故事，關於馬察達的猶太人如何跳崖自殺(發生於公元73年，以逃避羅馬人的迫害)。他說：‘這是真的，猶太人就是這麽幹的，我也是猶太人。’我安慰他：‘好了，史蒂文，放輕鬆。’我們都在說：‘好了，史蒂文，這都是老掉牙的事了。最近有什麽新鮮事呢？’他總是追溯幾千年前的事來糾結於自己的猶太身份。
“我曾問他作為猶太人是什麽感覺，因為我從來沒見過猶太人。他邀請我光明節時去他家裏參加慶祝活動。晚飯後，他的媽媽和爸爸就吵起來了，我夾在中間。史蒂文指著他們說：‘這就是猶太人的生活——你有天多喝了一杯酒，就可以對別人大喊大叫。’我們逃離了他家，我離開是怕史蒂文太尷尬。”
奧古斯汀覺得斯皮爾伯格深受父母婚姻的困擾，因為雖然他們已經處於離婚邊緣，對彼此都很憤怒，卻還是勉強忠於對方。據奧古斯汀回憶：“斯皮爾伯格認為他父母的宗教信仰從這個角度來看是虛偽的，因此懷疑猶太教是不是一種錯誤的宗教——也許它能夠在談話和儀式中表達出來，但在日常生活中難以實踐。這也許就是為什麽他不把猶太教當作一種宗教。史蒂文和我一樣，對其他宗教很好奇。他曾和我還有其他同學一起去參加天主教彌撒。”
斯皮爾伯格在高中時對納粹的“黑色”幽默情有獨鍾，這似乎是發泄自己身為猶太受害者的痛苦和憤怒的渠道。藐視禁忌，把大屠殺當作黑色喜劇，或許可以減輕他的痛苦。尼采說：“笑話是情緒的墓誌銘。”在猶太人和納粹的角色之間快速切換，斯皮爾伯格可能使自己在心理上遠離了在這個混亂、痛苦和自我憎恨的可怕時刻所處的困境。這個男孩承認自己“身為猶太人而感到羞愧”，他“想要成為一個非猶太人的迫切感，就像想成為一名電影人那樣強烈”。他也許有種強迫的想法，想要將自己代入敵人的角色裏。
斯皮爾伯格離開鳳凰城後回憶說：“我的生活有了變化，我兩年沒拍電影了，當時我正努力從高中畢業，想取得不錯的成績，然後申請一所大學。我開始認真學習。”盡管他在一個新城市和新學校度過高中最後一年的壓力，讓他不可能完成任何像《火光》這樣雄心勃勃的事情[18]，但在薩拉托加的那一年裏，斯皮爾伯格並沒有完全放棄一名電影人的工作。他通過拍攝高中橄欖球比賽和另外兩部電影來保持練習，雖然成本不高，但依舊充滿了想象力。
斯皮爾伯格在鳳凰城念高二時，肯尼迪總統遇刺。這是嬰兒潮一代的分水嶺事件，標誌著他們政治無知的終結和對美國政府不信任的開始。斯皮爾伯格和奧古斯汀都是已故肯尼迪總統的狂熱崇拜者，他們想找到某種方式來宣泄對肯尼迪之死的痛苦和憤怒之情。“我有一把木製的肯尼迪搖椅，”奧古斯汀回憶，“這把搖椅是為1964年的總統大選製作的，在肯尼迪遇刺後不久就進入市場。你給搖椅上好發條，它就會播放《快樂的日子又回來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這首歌。我把搖椅拿給史蒂文看，他覺得這很諷刺，因為這個東西剛好在肯尼迪遇刺後才推出。他覺得人們應該看到這種諷刺[19]。”
在奧古斯汀的幫助下，斯皮爾伯格為這把音樂搖椅拍攝了一部三分鍾短片，把一個看似病態的笑話變成了肯尼迪總統的挽歌。奧古斯汀說：“他在自家屋外落日餘暉下的麥田裏拍攝。我拿著紙板盒上的一塊硬紙板或纖維板在麥地裏上下扇動，製造波浪效果。搖椅隨著這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聲音慢慢地往下倒去，鏡頭戛然而止。
斯皮爾伯格沒有解釋為什麽他還拍了幾個同學在沙灘上抬頭仰望天空的鏡頭，他們都畏畏縮縮，捂著眼睛。他剪輯這部影片時，惡作劇般地戲仿了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群鳥》，把“俯衝轟炸”的海鷗和同學們在沙灘上做出畏縮反應的鏡頭剪接在一起。在這次被捉弄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曾經欺負過斯皮爾伯格的孩子。1965年6月18—19日，在森尼維爾市英勇騎士餐廳舉行的通宵畢業派對上，這部電影被放映了好幾次。斯皮爾伯格以為那個人看完對自己的惡搞後會很生氣。但那個孩子在看完電影後“好似變了一個人”，斯皮爾伯格回憶說，“他說這部電影讓他笑死了，他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我。”
1965年3月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峴港後，越南問題橫空出世。征兵問題就像烏雲一般，籠罩在斯皮爾伯格班上孩子們的頭上。那年的高中畢業生不得不麵對征兵、是否上大學和在哪裏上大學這一更為傳統的問題。
征兵法案要求年滿18歲的年輕人必須登記入伍。1964年12月，斯皮爾伯格18歲那年，正在薩拉托加高中讀高三，不得不報名入伍。他喜歡把自己的故事編得很好聽，並令人難以置信地聲稱，他與義務兵役製度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發生在幾個月前，當時他正在排隊等著看《奇愛博士》在聖何塞第一周周末的放映：“我妹妹拉上爸爸，拿著裝有兵役登記表的信封跑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被劃為1-A，得到應征入伍的資格。我太擔心自己會被派去越南，於是不得不好好欣賞了兩遍《奇愛博士》。那時我才意識到這是一部多麽經典、多麽奇異的電影[21]。”
斯皮爾伯格在高中畢業那年似乎對政治不感興趣，除了涉及種族和民族歧視的問題，參軍他更是不想。他沒有陪奧古斯汀和其他朋友參加1965年春天在舊金山針對林登·約翰遜的反戰抗議。但據奧古斯汀說，斯皮爾伯格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反戰情緒，這使他在質疑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問題上，站在他那一代許多人的前列。談到決定去加州大學長灘分校上大學，而不是把所有時間都花在環球影業時，史蒂文說道：“實際上我去那裏上學，隻是為了不去越南服役。如果不是征兵的緣故，我可能根本就不會上大學。”
斯皮爾伯格的第一誌願是南加州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這兩所學校著名的電影學院，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兩所學校都因為其平庸的學業成績而拒絕了他(他錯過了其中一場入學考試，因為他的朋友丹·胡博伊的德索托老爺車在他們趕往聖何塞州立大學參加考試的路上壞掉了)。舒爾回憶說，“史蒂文的成績並不好，他很沮喪，因為他沒能去成這兩所大學(南加大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著名的電影學院”。甚至查克·西爾福斯向這兩所大學的說情也無濟於事。
1965年春天，據舒爾說，斯皮爾伯格“已經開始著手B計劃”，這就意味著，當他專注於通過自己獨立的方式擠進電影行業時，可以隻把大學作為一個掛名的地方。“當每個人都爭相討論說他們要去哪所大學時，”吉恩·史密斯回憶，“斯皮爾伯格說：‘我要去長灘州立大學。’我吃了一驚。我覺得他那麽聰明，怎麽可能去一個州立大學呢？他說他的成績考不上南加大，長灘州立大學也有一個很棒的電影藝術係。”事實上，長灘州立大學當時根本沒有電影係，隻是在廣播和電視係開設了電影課程。但是長灘州立大學對斯皮爾伯格有著至關重要的吸引力：它位於南加州，距環球影業不到一個小時車程。斯皮爾伯格可以一麵應付學校的事務以避免服兵役和安撫父親，一麵跟環球影業製片廠的人保持聯係，繼續拍攝自己的電影。
顯然斯皮爾伯格想要得到免服兵役的額外保護，以免他無法進入大學或失去學生延期服役的機會。克裏斯·霍登菲爾德在為1978年的《滾石》雜誌專訪斯皮爾伯格後寫道：“心理醫生讓他避免了去越南服役。”
“18歲的時候，我去看了心理醫生，主要是為了免服兵役，”斯皮爾伯格告訴霍登菲爾德，“我真的一個問題也談不清楚，其實我也沒有什麽要找心理醫生幫我解決的核心難題，所以我隻想找他談談。有時我覺得心理醫生對談話過程中長時間的停頓感到很不耐煩，因為他會坐在那裏抽煙，而我坐在那裏無話可說。我記得當時的感覺，盡管如此我還是支付了每小時50美元的費用，我也應該讓他開心點。所以我每周會去一次，在那55分鍾裏編故事。有時候，坐在他辦公室椅子上產生的想法，給了我很棒的電影創意。我會在他身上測試所有這些場景……我有一種感覺，在我所有的電影中，都有一些東西來自那些即興的胡扯。”
想要延期服兵役可能不是他看心理醫生的唯一原因。在薩拉托加史蒂文剛滿18歲的那一年裏，他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從那些事情中學到的是“我絕對不能失去控製，不然我就再也控製不住自己了。”
盡管關於斯皮爾伯格家庭問題的話題是“某種私密的事”，但舒爾在他們高中最後一年裏可以看出，這些事情讓斯皮爾伯格“受到了精神上的創傷。離婚已經不可挽回，你可以看出這件事已經迫在眉睫。阿諾德和莉亞的關係已經變得相當緊張。”
史蒂文內心迷茫的另一個跡象是他對待母親吉普車的態度。“史蒂文非常討厭那輛吉普車，”唐·舒爾說，“她以前總開車載我們(去上學)，因為那輛吉普車，我們很喜歡她。這輛車變成了未來的預兆。我認為史蒂文把離婚和家庭的破裂都歸咎於他的母親。”
1965年6月18日，史蒂文成績平平地從高中畢業時，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從薩拉希爾大道的房子裏搬了出來，去了洛杉磯。“孩子們一離開學校，整件事就完蛋了，”舒爾記得，“史蒂文迫不及待地想去環球影城開始自己的事業。盡管史蒂文的職業抱負比一般的18歲男孩更堅定，但他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極度焦慮，而父母的離婚加劇了這種焦慮：‘我的父母離婚了，再沒有什麽常規可循。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我離開家去了洛杉磯。’”
舒爾認為，在父母辦理離婚期間和離婚後的那段時間裏，史蒂文和父親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在他看來，阿諾德“是個可靠的好人，總是支持史蒂文”。那年夏天，史蒂文決定搬進父親在洛杉磯布倫特伍德區的公寓。大學一年級時，他一直住在那裏，開著父親送給他的畢業禮物——一輛1962年產的龐蒂克敞篷車往返於長灘市和環球影城。舒爾回憶說，“那是一輛漂亮的車，但是破破爛爛的，刹車和啟動時搖搖晃晃，有一個最時髦的引擎。”在看望史蒂文和其父親時，舒爾發現“他們之間關係很好，特別是在洛杉磯的第一年，他們互相支持。這家人分道揚鑣了，史蒂文選擇跟隨父親，而他的父親也選擇了史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