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塊頭中的小個子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經曆過艱難童年的孩子往往比那些受到良好保護和備受關愛的孩子更容易適應成年生活。這是一種補償法則。
——弗朗索瓦·特呂弗的電影《零用錢》中的教師
斯皮爾伯格在回首童年時一直認為亞利桑那州是“我真正的家。對一個孩子來說，家是你交到最好朋友、得到第一輛車和獻出初吻的地方；也是你闖下大禍和取得最好成績的地方”。
也正是在亞利桑那州，史蒂文一家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失去了情感寄托，史蒂文也越來越內向。但更重要的是，亞利桑那州是他立誌成為一名電影人的地方。他在鳳凰城的童年玩伴吉姆·索倫伯格回憶道，“他曾幻想過自己去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獲得獎項並感謝組委會。那時他隻有十二三歲。”
斯皮爾伯格在1989年的一次采訪中說：“我早些年做的事也許並不完全出於愛好，但從12歲起，我就對拍電影非常認真，你明白我在說什麽嗎？那時我真的開始了。”
史蒂文的母親後來承認，搬到鳳凰城後所受到的文化衝擊讓她“歇斯底裏”：“我的意思是，在1957年，哪個猶太女孩會搬到亞利桑那州？我看過一本百科全書，它出版於1920年，我當時並沒有太在意——書上說：‘亞利桑那州是一片貧瘠的荒原。’確實如此，到了那兒，我隻想發瘋地踢打和尖叫。我不得不答應給史蒂文買一匹馬，因為他也不想搬去那兒。但我從來沒有兌現過那個諾言，直到今天他還在調侃我。”
1957年2月，當斯皮爾伯格一家來到亞利桑那州，在搬入市區的阿卡迪亞社區[1]北49街3443號新建成的鄉間平房之前，他們一家在鳳凰城西區一套狹小的兩居室公寓裏住了4個月。作為外來人口，生活在駝峰山腳下冬季度假勝地附近的柑橘林市郊開發區，史蒂文感覺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一個“外來者”。在亞利桑那州荒漠邊緣保守的西部社區，美國毒蜥到處遊**，男人們打著蝶形領結，一些道路仍在施工，街道上新建的商業大樓前還圍著護欄，周圍的鄰居裏有參議員巴裏·戈德華特和一個名叫J.丹福斯(丹)·奎勒的愛打高爾夫球的年輕人。這個來自東部的10歲猶太男孩就像他棒球帽下麵露出的耳朵一樣十分惹眼。
“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帶有外來口音的人。”斯皮爾伯格的小學同學蘇珊·史密斯·萊蘇爾回憶道。蘇珊是一名摩門教徒，土生土長的亞利桑那州人。“史蒂文話很多，也經常比劃手勢。他看起來很滑稽，我覺得他很有猶太人的特點。我不怎麽認識猶太人，我不認識像他那樣說話或長成他那樣的人，他是如此與眾不同。”
“我想我們是50、60年代的那群人中，思想相對狹隘的，”史蒂文的童子軍顧問小理查德(迪克)·霍夫曼說，“就像30年代的那些人一樣。那時鳳凰城沒有很多猶太人。在孩子們中間，我沒有看到多少反猶太的東西，但我確實在父母那一輩身上看到了。我們這兒有很多蠢貨，他們心胸狹窄，這些自由主義者就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
史蒂文在四年級下學期轉到了英格爾賽德小學。麵對文化衝擊，他變得更加內向。“他非常安靜，”他六年級時的老師埃莉諾·沃爾夫說，“我為他感到難過，因為他沒有朋友。你看，他和其他人不一樣，像個書呆子。他看起來有點拘謹和循規蹈矩，常穿著一件紐扣領的衣服，似乎有點柔弱。他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裏，不太好形容他，隻能說還算個好孩子。他很保守，很多孩子都喜歡指手畫腳，但他沒有。我不知道他的問題在哪兒，也許和自我意識以及自卑有關。噢，天哪，我做夢也沒想到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會成長為今天這樣的人。”
然而，史蒂文來到亞利桑那州不久，即將發生的一切便有了預兆。
“一天晚上，我爸爸半夜把我叫醒，拉著我衝進車裏，當時我還穿著睡衣。”斯皮爾伯格回憶道，“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我被嚇到了。媽媽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我在想，究竟發生了什麽？爸爸出門時帶上了咖啡和毯子，我們驅車大約半小時後，他把車停在路邊。半夜裏，那裏有幾百個人仰麵朝天躺在地上。爸爸找了塊空地，鋪好毯子，我們倆也躺了下來。”
“他指向天空，那裏正上演一場壯觀的流星雨。那些不可思議的光點在夜空中縱橫交錯。這是一場非凡的表演，顯然氣象局已經對此提前預報。爸爸真的讓我大吃一驚，其實他把我嚇得半死!但與此同時，我又想刨根問底，想知道流星雨到底是怎麽產生的。”
雖然史蒂文記得當時身處數百人的人群中，但“我們隻感覺到了彼此”，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說：“應該可以在夜空中找到一顆彗星。一些雜誌預測會有一顆彗星出現，也許有十等星那麽亮。我想看到彗星，也想讓史蒂文看到。於是我們驅車上山，進入沙漠，遠離城市的燈光。我們下車後躺在沙地上，開始尋找那顆彗星。”
“毫無征兆地，一束流星出現了。在那個時候，鳳凰城的空氣中沒有那麽多煙霧和灰塵，星星看起來非常巨大。它們密集地下落，令人害怕。當你走下車時，頭頂上便是明亮星辰匯聚的蒼穹，璀璨耀眼。那一刻我很害怕，你知道，你會有點迷失方向。然後我們坐了下來，但我找不到那顆該死的彗星。”
史蒂文回憶道，父親“對流星進行了專業解釋……但我不想聽，我想把它們想象成墜落的星星”。那段記憶啟發了他的第一部電影長片，在亞利桑那州拍攝的《火光》，以及後來由它翻拍而來的《第三類接觸》，影片中理查德·德萊福斯用旅行車載著全家人來到鄉下，站在路邊看到既奇怪又美妙的亮光出現在夜空中。
在鳳凰城的成長經曆中，“史蒂文的朋友比他記憶中還要多”，他的妹妹安妮提到，但也有很多人看不起這個戴眼鏡、長粉刺的笨孩子，認為他“古怪”或“乖僻”，是個“書呆子”或“懦夫”。史蒂文還記得：“我在運動隊中十分瘦弱……我骨瘦如柴，不受歡迎。我討厭‘懦夫’這個詞，在我的朋友圈裏我也並非弱者……我的那些朋友和我差不多。我們都有著瘦削的手腕並戴著眼鏡。我們都在努力熬過這一年，不讓自己的臉被按進飲水機裏。”
有些孩子欺負斯皮爾伯格，阻撓他參加社交活動。甚至有人把這個長著大耳朵、大鼻子、鼓鼓囊囊喉結的瘦長男孩叫作“斯皮爾蟲”。還有一些人嘲笑他是猶太人。他經常覺得自己是家附近以及鳳凰城小學和高中裏唯一的猶太孩子，事實上，這兒肯定不止他一個猶太孩子，但他經常這樣覺得。他意識到自己在新環境中的“與眾不同”，這讓他非常痛苦，他甚至在臥室裏偷偷嚐試改變自己的外貌：“我小時候常常拿一大塊膠帶，把一端粘在鼻頭上，另一端盡可能高地往額頭上貼。我有個大鼻子，它在我的臉上過於突出。從小我便對自己的鼻子感到難為情。我以為如果用膠帶把鼻子封起來，它就不會突出來……就跟橡皮泥一樣!”
除了參加英格爾賽德小學的少年棒球隊以及C&L服務騎警隊並且都表現平平外，史蒂文沒有再參加其他體育活動，而體育是他周圍大多數男孩最關心的事。史蒂文母親的朋友瑪麗·蒂斯發現了史蒂文其他方麵的優點：“我不會叫他懦夫，因為他有力量。史蒂文總是很喜歡看電影，我不記得他對其他任何事情感興趣。我認為史蒂文對他將要做的事從來沒有任何懷疑。他很有決心，絕不是三分鍾熱度。”
當史蒂文宣布要去好萊塢時，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忍不住嘲笑他。也拍過業餘電影的好友巴裏·索倫伯格毫不猶豫地給了他一些建議：“我記得上高中時，有一次我將興趣轉向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橄欖球比賽和追求啦啦隊隊長，我說：‘史蒂文，長大後你打算做什麽，拍一輩子電影嗎？’他真是個夢想成真的完美例子，是我們這些人中那個笑到最後的人。”
其中一個沒有嘲笑史蒂文夢想的人，是他七年級和八年級的社會學課老師兼班主任帕特麗夏·斯科特·羅德尼，大家都叫她“斯科特小姐”。“我曾聽史蒂文在電視上說他不是個受歡迎的孩子，”她說，“史蒂文說人們都不喜歡他，覺得他是個外來人。這總是讓我很難過。我一生都和孩子們在一起，我從未把他看作一個外來人。我想說：‘哇，我會做這種蠢事嗎？難道他現在對小時候的這些經曆仍然耿耿於懷嗎？’我認為他是這個群體中的一股力量。我們總能明白他在想什麽，因為他會表達出來。他很聰明，是個幹淨、有趣的小孩。他不太在意自己的長相，他對發型或其他孩子的穿著沒有任何興趣。他就這樣闖入我們的生活，成了一個真正的大人物。”
“他身邊總圍繞著許多朋友，”他的同學克林·克裏斯滕森說，“但如果他沒有朋友，也不會因此而沮喪。其實他並不在乎有沒有朋友。也許他隻是遠比我們其他人更成熟，所以他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並想早點開始朝那個方向努力。”
搬到亞利桑那州後不久，史蒂文就開始擺弄他父親的新攝影機。阿諾德回憶說：“大約在那個時候，莉亞給我買了一台20美元的布朗尼8毫米電影攝影機作為生日禮物或父親節禮物。它非常便宜，但可以滿足最基本的攝像需求，也很好用。史蒂文很快就迷上了它。”
“我對拍電影產生了興趣，”史蒂文解釋說，“僅僅是因為我父親有一台8毫米的電影攝影機，他用它來記錄家庭生活。我的家人都喜歡戶外活動，我們會在亞利桑那州懷特山脈的荒野中用睡袋度過3天周末。我爸爸會帶上攝影機拍下旅途風光，一周後我們會坐下來一起觀看錄像。看著看著我就睡著了……欣賞這些家庭錄影時，我總會批評那些抖動的鏡頭和糟糕的曝光，直到我父親終於受夠了，讓我來操縱攝影機。”
“既然你懂得這麽多，為什麽不試試呢？”阿諾德·斯皮爾伯格邊說邊把攝影機遞給兒子。
“我成了我家的攝影師，記錄下我們所有的旅行，”史蒂文繼續說，“……我對此很是著迷。我擁有了選擇權，我可以選擇展示哪些場景。我可以表達我對旅行的看法。當影像經過處理播放出來時，爸爸對我選取的畫麵總會進行挑剔的評判：‘你為什麽留下這些而不是那些？’但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選擇……”
“然後我開始認為，搬演真實的生活要比單純地記錄令人興奮得多。所以當我們去旅行時，我會要求父母在我們到達露營地前100碼讓我下車。我跑在前麵，拍下他們到達、打開行李和搭建營地的過程……我開始編排露營旅行，然後把糟糕的鏡頭剪掉。有時候，我隻是想找點樂子，拍兩幀這個，拍三幀那個，還有十幀其他的東西，因此我的紀錄片並非絕對真實。”
史蒂文的朋友們記得，阿諾德曾在史蒂文早期拍片時給了兒子一些幫助，但阿諾德謙虛地說，他在如何使用攝影機方麵能教給兒子的實在太少：“我能用攝影機做的就是裝入膠卷並按下快門，就隻有這些而已。我甚至無法對焦，那是一個固定焦距的攝影機。他掌握得太快了，我所能做的就是給他一點指導。我們一起去度假時，他會帶著攝影機去拍攝，拍得總是比我好。”
“我對史蒂文拿著攝影機的最早記憶，”他母親說，“是有一次我和丈夫去度假時，我們讓他給離開車道的露營者拍個鏡頭。他趴在地上，瞄準車的輪轂蓋。最後我們都急死了，對他吼道：‘快點!我們得走了!快點!’但他隻顧著繼續拍。我們看到的最終的成片裏，他將鏡頭拉了回來，從輪轂蓋轉到露營者的全身景別。那是我第一次窺見斯皮爾伯格式的筆觸(Spielbergian touch)和將會發生的事情的線索[2]。”
史蒂文很快就拍出了他所認為的第一部真正的電影。故事情節純粹是一種兒時歡樂的萌動——“我的兩輛電動火車相撞了”。他選擇這個題材是因為他太喜歡製造火車事故了。他的父親威脅他，如果他不停下來，就把火車拿走。於是，史蒂文想出了一個創造性的解決方案，把最後一場壯觀的撞車事故剪接在一起，供自己觀賞。這場事故從不同角度拍攝了在碰撞中從軌道上呼嘯而來的火車，並將鏡頭切換到塑料人在無聲的恐懼中做出反應的畫麵。他的靈感源於他看過的第一部電影，塞西爾·B. 戴米爾導演的《大馬戲團》裏“那列火車從銀幕裏衝出來掉在我腿上”的場景。當史蒂文將這個場景改編為自己的版本時，“直覺上，我想，我把片段以正確的方式組合在了一起。如果你從右向左拍攝一輛火車，再從左向右拍攝另一輛，很明顯它們看起來就好像要相撞”。他為自己的影片取名為《最後的火車事故》(The Last Train Wreck)。當後期製作完成後，他“驚訝地發現我的小火車看起來就跟真的一樣”。
拍攝第一部入門級小電影時，史蒂文“在攝影機裏直接剪輯”。他父親解釋說：“由於史蒂文當時沒有電影接片機，當有兩個人協助他拍攝時，他會對其中一個人說：‘現在，你來拉動火車。’接著他會拍下被拉動的火車。然後他又對那人說：‘停在那兒不要動。’那個人會停下來。他換了底片後會對另一個人說：‘現在由你來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連續狀態下兩個人輪流拉動火車，最後火車“砰”地一聲相撞。”
“1995年12月之前的一周半，我到史蒂文家去玩。為了慶祝聖誕節和光明節，他為麥克斯(史蒂文10歲的兒子)搭了一套火車模型。他每年都會把模型拿出來重新組裝一次。這是一套精心製作的、產於德國的玩具，每個部件都很精致。麥克斯創作了一部電影，史蒂文擔任攝影師，麥克斯是導演。‘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要把這個人放到鐵路上，火車會從他身上壓過。’這是孩子們導演的血腥場麵。史蒂文有了一台新攝影機，他非常近距離地拍下了這一幕。這台攝影機有一個微距鏡頭，可以在3到4英寸的距離內拍攝。他拍攝火車時直接在攝影機中進行剪輯，就像他小時候那樣。他那時對我說：‘看，老爸，我正在攝影機裏剪輯呢!’仿佛回到了原點。”
史蒂文承認，拍電影的愛好是出於童年時期對得到關注的渴望。20世紀50年代，他的三個妹妹在6年半的時間裏相繼出生，一種渴望被關心的需求也隨之增長。由於父親經常不在身邊，無論身體上還是情感上，史蒂文都覺得自己生活在“女人堆裏，甚至家裏的狗也是母的，我是家裏唯一的男人。當時我大概8到10歲，是家裏最大的孩子，但(我的妹妹們)在家裏稱王。我當時覺得她們都很恐怖。她們在家裏跑來跑去，還衝進我的房間，把我的模型從架子上打下來，她們什麽都幹得出來。我別無選擇，我必須做些什麽來強調自己的存在”。
在童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史蒂文都在想著怎麽用越來越高明的鬼點子欺負他的三個妹妹。“我小時候已經用盡我能想到的任何辦法來嚇唬她們，”他承認，“我當時也很壞。從7歲到33歲，我對她們真的很不好。”他不久後便意識到，導演電影也是一種社會允許的恃強淩弱的形式：他可以在自己的電影中影射他的妹妹們，他可以使她們屈從於他所期望的任何類型的暴力和殘害，隻要這一切是虛構的。
拍電影使他能夠把兄妹間的鬥爭和無能為力感變得更為積極：“我認為這是一種與妹妹們爭寵以博得父母關愛的方式。這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在說：‘嘿，我也在這裏。看看我做了什麽!’我也想得到掌聲和認可。嗯，是攝影機給了我這些……我發現了一些我能做的事，人們會對它感興趣，並對我感興趣。”
“史蒂文過去並沒有積極地參與社區活動，當他帶著他的小攝影機出現時，立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鳳凰城的同學史蒂夫·隆巴德說，“他指揮這些孩子，並通過這種方式與周圍所有的孩子互動。每個孩子都為能出演他的電影而興奮不已，他們迫不及待想在銀幕上看到自己。”
今天，當遊客走進鳳凰城史蒂文曾住過的老街區時，50年代的平房依然矗立在寬闊的街道兩旁，友善的孩子們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寧靜的街道上，一種感覺油然而生：你不僅回到了過去，而且進入了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世界。如果說史蒂文小時候在哈登鎮充滿焦慮的生活，給那個街區蒙上了《鬼驅人》的陰影，那麽這個表麵上看似田園詩般，實際暗潮洶湧的郊區，則會讓人聯想到《E. T. 外星人》。
《E. T. 外星人》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故事”，斯皮爾伯格曾說：“我不喜歡精神分析，但《E. T. 外星人》是一部在我內心深處潛藏了多年的電影，在郊區經曆了許多心理變化後才得以醞釀而出……《E. T. 外星人》的故事與我父母失敗的婚姻有關，表達了父母離婚時我的感受。我對此的反應是逃進我的想象世界，讓我所有的神經末梢都停止哭泣，‘媽媽，爸爸，你們為什麽要分開，將我們單獨拋下？’……我的願望清單包括擁有一個朋友，他既可以成為我從未有過的兄弟，也可以成為我感覺已經失去的父親。《E. T. 外星人》就是這樣誕生的。”
盡管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和莉亞·斯皮爾伯格在1966年他們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後才離婚，但對史蒂文和妹妹們來說，父母在鳳凰城時累積的婚姻問題已經變得無法挽回。孩子們的日常生活被父母無言的敵對情緒所籠罩，到了晚上，這些敵意會化作孩子們在臥室裏都能聽到的爭吵聲。史蒂文和妹妹們開始害怕父母在夜裏談論婚姻問題。這場離婚戲碼拖了很多年，攪得孩子們心緒不寧，他們隻有相互扶持。史蒂文年少時家裏日益緊張的氣氛“讓他很難受”，帕特麗夏·羅德尼老師說：“但我認為這讓他成了一個有同理心的人。”
生活在如此緊張的環境中加劇了史蒂文的社會疏離感，也帶走了一些幸福家庭原本可以給一個男孩帶來的安慰。他覺得在一個異教徒占多數的環境中做一個猶太人很不安，經常在上學和回家路上被人欺負。
雖然當時住在斯皮爾伯格家附近的人都一致認為，這個社區總體上是和諧的，公然的反猶太事件並不會每天發生，但一些惡性事件偶爾也會發生。在斯皮爾伯格家後麵房子裏長大的賈妮斯·祖斯曼記得，有個鄰居男孩在人行道上畫了納粹標誌，想讓她和另一個猶太女孩在上學路上看到。史蒂文的母親回憶說，鄰居家的孩子“過去常常站在屋外大喊：‘斯皮爾伯格一家都是肮髒的猶太人。’於是有天晚上，史蒂文溜出房子，在那些人家所有的窗戶上都塗滿了花生醬”。
根據愛麗絲·沃克原著小說改編的電影《紫色》講述了一位南方黑人女性的故事。“我們所有人都算是某種少數派，”斯皮爾伯格在拍完《紫色》後反思道，“我是猶太人，在成長過程中我一直是個弱者。猶太人就是一個主要的少數派。在亞利桑那州也一樣，那裏猶太人很少，而弱者也不多。”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是通用電氣公司程序控製部門的總工程師，在鳳凰城的工廠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經常出差去美國各地和海外進行實地考察。該部門在發展早期，通過運行程序計算機來控製複雜的工業流程(比如控製公用設備、鋼廠和化工廠等)。阿諾德後來轉到了公司的商業計算機部，這是從程序控製部拆分出來的一個部門。
“阿諾德非常聰明，有點孩子氣，就像他兒子一樣，”通用電氣的應用和銷售工程師沃爾特·蒂斯說，“阿諾德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工程師——他真的很願意了解生產流程，甚至想去鋼鐵廠看看鋼鐵是怎麽生產的。他和史蒂文一樣，對整個生產過程都很感興趣。一些頂尖工程師都是死腦筋，一點也沒有個性。阿諾德卻並不無趣，他很有魅力，也很機智。作為一名工程師，還很有創造力。”
阿諾德堅稱在通用電氣工作時並沒有經常出差：“在莉亞的印象中，我老是出差。因為她討厭獨自一人。所以每當我要離開，就像發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有一次我要出差去蘇聯待一個月。我得到了一個機會，代表通用電氣去蘇聯參加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控製大會。我希望帶上莉亞，她卻不同意：‘噢，我不能坐飛機，我恐飛。’雖然後來她還是不情願地坐了飛機，但當時她就是不肯。我感到很內疚，所以當我回到家，我說：‘我想給你買點東西。’我們看到了一架漂亮的施坦威大鋼琴的廣告，於是我給她買了這架鋼琴，她很喜歡。”
史蒂文也敏銳地覺察出阿諾德的缺席。在他六年級的老師埃莉諾·沃爾夫的印象中，阿諾德很少來學校。從蘇聯回來後，阿諾德“帶了短片給我們看。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這個孩子很興奮，也許是因為他的父親能抽出時間。我想他父親並沒有太多時間陪他”。
“我在蘇聯拍了一些影像，史蒂文對這些影像進行了剪輯和命名，”阿諾德補充道，“我給了他一個字幕器。他拚錯了幾個詞，但他會做特效。他會一次輸入一個字母，然後拍張照片，接著輸入另一個字母，不停敲打，片名中的每個字母就像是自己蹦出來的一樣。”
“他的父親經常出差，我想這就是史蒂文更親近母親的原因。”他的老師帕特麗夏·羅德尼說，“在史蒂文的生活中，她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她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養育孩子，她不認為自己每天早上8點將孩子們送到學校就完事了。她會經常來學校看望孩子，這讓其他孩子很羨慕。她不像有些媽媽那樣令人討厭，她隻是順便來給史蒂文送午餐。她過去常來食堂幫忙清理餐桌，她說：‘我是唯一一個擁有碩士學位還來幫忙打掃食堂的人。你也許想知道我為什麽願意在這兒花這麽多時間。我有個鄰居也經常跑來我家廚房，她是那種一看到漂白珠就很興奮的人。’”
雖然莉亞“認為史蒂文很完美”，但她“擔心他的個人習慣”，他的老師補充道：“有一次她到我辦公室說，如果史蒂文再不洗澡，他們一家都會被罵的。她說：‘有的人喜歡你，但不一定會容忍你的一切。你能跟他談談個人衛生問題嗎？’所以我問他：‘聽著，你想讓這些人還認為你是臭斯皮爾伯格嗎？’”史蒂文和一隻沒關在籠子裏的蜥蜴以及幾隻亂飛的長尾小鸚鵡一同住在淩亂的臥室裏。莉亞隻有在拿他的髒衣服去洗時才會走進這個房間。
斯皮爾伯格家的客廳主要由莉亞的白色三角鋼琴占據，上麵擺放著勃拉姆斯[3]的照片。“有一次，史蒂文弄壞了整個琴蓋，”鄰居比爾·蓋恩斯透露，“從那以後，他們家的陳設就變了。”家裏的藍色粗呢地毯上再也沒擺過什麽其他家具，部分由於史蒂文經常在房間裏拍電影，另一部分原因是莉亞看起來對家具之類的並不怎麽在意。“除了一張埃羅·沙裏寧[4]設計的餐桌和幾把椅子，他們沒有什麽好家具。”保姆蘇珊·羅珀·阿恩特回憶說，“電視機經常壞掉。我還記得史蒂文在接線的時候把電視弄爆了。”
莉亞在由她組建的斯科茨代爾室內管弦樂團彈奏古典鋼琴，她還去上芭蕾課，並覺得“這比去看心理醫生好多了”。她的鄰居凱瑟琳·蓋爾威回憶：“為了練習芭蕾，她以前常常在馬路邊緣上走路。”不守常規的莉亞總開著那輛退役軍用吉普車，鄰居們對此都驚掉了下巴。當莉亞開著她的吉普車四處亂逛時，“她會按喇叭”，蘇·阿恩特說：“你就知道她來了。她是如此有創造力、極好的一個人。她留著短短的波波頭，總是穿著膝蓋以上的短牛仔裙，皮膚曬成了棕褐色，大麵積的棕褐色。”
伯納德(伯尼)·阿德勒是一名工程師，跟隨阿諾德從新澤西州來到通用電氣，並在那裏擔任他的助手，他是阿諾德和莉亞·斯皮爾伯格的好朋友。伯尼當時還沒有結婚，“幾乎就像斯皮爾伯格家庭的一員，”沃爾特·蒂斯說，“他和阿諾德相處得很好，他們三個會一起去加利福尼亞度假。孩子們叫他伯尼叔叔。他總待在阿諾德家裏，什麽都和那一家人一起做。”
莉亞與阿諾德·斯皮爾伯格離婚後，與伯尼·阿德勒開始了另一段持久的婚姻(伯尼於1995年去世)。自從當年嫁給了更崇尚自由、更融入外部世界的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莉亞便脫離了她的正教傳統。而二婚之後，她又回歸了年輕時的信仰。莉亞覺得伯尼“很風趣，又聰明，品行端正。我瘋狂地愛上了他”。
他們在鳳凰城的一些鄰居覺得莉亞的羅曼史有點荒誕。史蒂文的朋友克裏斯·皮斯基說：“我總是搞不清史蒂文的父親是誰。”凱瑟琳·蓋爾威回憶說：“莉亞告訴我她同時愛上了兩個男人。她說她不能同時嫁給兩個人，所以嫁給了斯皮爾伯格先生。”
“我們是在郊區長大的波希米亞人。”史蒂文的妹妹蘇回憶說。史蒂文在青春期時曾對他媽媽抱怨：“其他人的媽媽都很正常。她們打保齡球，參加家長會，打橋牌。”
“傳統的生活方式總是吸引著史蒂文，”莉亞有一次說，“也許是因為我們不過那樣的生活。”
《E. T. 外星人》中的埃利奧特需要麵對缺席的父親和長時間不關心孩子的母親，這個母親甚至都沒發現孩子臥室裏藏了一個外星人。史蒂文像埃利奧特一樣，躲進了一個充滿魔力的舒適世界以消弭童年時期的不穩定感、孤獨和無盡的焦慮，而對他來說，這種魔力就是拍電影。
“對我來說，埃利奧特一直是披頭士樂隊歌曲中的流浪者，”斯皮爾伯格說，“我根據自己的親身感受來刻畫這個人物。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我沒有那麽多朋友，我不得不以拍電影的方式來使自己更受歡迎，並為課餘生活找到一個消遣的出口……我常常沉迷於拍攝家庭小電影。這就是我成長過程中所做的一切，也是我逃避現實的方法。”
住在“太陽穀”也就是鳳凰城的人們，已經習慣了觀看外景拍攝的電影和電視節目。斯皮爾伯格和他朋友們這樣的年輕電影愛好者認為，住在鳳凰城如同住在好萊塢的郊區。對於一個在新澤西小鎮長大的孩子，好萊塢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對於一個住在離洛杉磯僅有一個小時飛機航程的孩子來說，電影導演或其他形式的演藝事業似乎更加觸手可及。斯皮爾伯格所讀高中的3個學生後來成了好萊塢演員：琳達·卡特(電視劇《神奇女俠》中的演員，就在斯皮爾伯格家拐角處長大)、黛安娜·凱(在斯皮爾伯格執導的電影《一九四一》中扮演天真無邪的少女)和弗蘭克·韋伯(出演斯皮爾伯格1970年執導的電視劇《維爾比醫生》)。斯皮爾伯格所生活的舒適的中產階級社區裏，許多父母都用8毫米甚至16毫米的電影攝影機記錄家庭生活。除了史蒂文，至少還有十幾位年輕的電影人經常在城裏忙著拍攝自己的業餘電影。
他們的靈感來源之一是當地的兒童電視節目《華萊士和拉德莫》，這是一檔集演播室滑稽短劇、卡通片，以及在鳳凰城周圍公園和沙漠中即興拍攝的喜劇默片鏡頭(包括很多對西部片的戲仿)於一體的搞笑大雜燴。《華萊士和拉德莫》每周都會為年輕的電影人提供一次“家庭電影贏家”(Home Movie Winners)的展示機會。20世紀60年代初，斯皮爾伯格在KPHO節目中，展示了他拍攝的一小段影像：“看起來像在黑暗中發光的太空人，”據該係列節目的聯合主演兼編劇比爾·湯普森(“華萊士”的扮演者)所說，“他是個很有創造力、很聰明的孩子，小時候便得到了很高的評價。”當史蒂文在另一個當地電視節目中被問及他拍電影的事時，他父親“很驚訝他是如此冷靜和鎮定。他那時不過十六七歲，但老練的處事方式像已經從業多年”。
史蒂文不是那個社區裏唯一拍電影的孩子。他與其他三位業餘電影人巴裏·索倫伯格、巴裏的弟弟吉姆和克裏斯·皮斯基的友誼及合作，激發了他對電影的興趣。“我們都被大家當作怪人或傻瓜，”皮斯基承認，“當其他孩子在進行體育活動、追女孩或玩汽車時，我們在擺弄玩具槍和拍電影。我們幾乎純靠自學。我們從電影和電視裏獲取靈感，比如西部片、科幻片、戰爭片等那個時候最受歡迎的類型電影。”巴裏·索倫伯格回憶說：“我們都在彼此的電影中露過臉，如果我們都出現在同一場景而沒有人攝影時，我們會說‘史蒂文，你來拍這個場景吧’，下次就換別人來拍。史蒂文是我們之中拍電影最多的人。”
“這間接幫助了史蒂文，至少社區裏還有其他人也對拍電影這種通常被認為標新立異或古怪的事感興趣。”吉姆·索倫伯格認為，“如果史蒂文是一個獨行俠，是街區裏唯一拍電影的孩子，他可能無法堅持下去。但是正因為還有另外兩三個孩子也在拍電影，便給了他一些鼓勵，人們就不會完全把他當作怪咖。這裏是一個孵化電影愛好的好地方。”
然而，直到史蒂文成為一名童子軍，並成為英格爾賽德294部隊“火焰之箭”巡邏隊的一員時，他對電影製作的興趣才真正顯露出來。1958年，為了獲得攝影榮譽徽章，他第一次嚐試拍攝故事片。“加入童子軍給了我一個開始，”史蒂文曾說，“……童子軍把我置於了光環的中心。它讓我以前的得意之事能夠予以表現，也包容了我的怪異。”加入童子軍幫他填補了愈加空虛的情感空白。隨著他的父親變成“和我現在一樣的工作狂”，他後來解釋說：“我小時候不理解父親，而童子軍如同父親的替代品。”
294部隊由旅行車陪同駛入沙漠，安營紮寨進行周末露營，並對鳳凰城地區有組織的童子軍營地“傑羅尼莫軍營”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阿諾德·斯皮爾伯格是史蒂文所在小隊的出納員，他和史蒂文一起參加過幾次短途旅行，史蒂文很懷念那些周末。“我們成了最親密的朋友。”曾多次帶孩子們遠足的迪克·霍夫曼認為史蒂文的父親“並不常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他是個勤奮的工程師。很少有父母會參加孩子們的野外露營活動，他們不喜歡這些。我們當中真正對此感興趣的都是熱衷於此類活動的發燒友。但我想我們已經滿足了這些孩子對父母陪伴的需要”。
“我一直有種感覺，史蒂文對他的父親有些怨恨，”童子軍隊友查爾斯·卡特表示，“他和母親關係更好，和他的父親很疏遠。”
霍夫曼記得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是“一個瘦骨嶙峋、矮小且不起眼的家夥。我很擔心他，因為我很喜歡他。他似乎會很快做好決定並開始做一件事，但他總是一會兒做這個，一會兒又做那個。我認為這是一種能力缺陷，不能像我們其他人那樣專注。我知道他對新事物充滿熱情，但我不認為他有足夠的能力去分析事物。我試著讓他集中精力，但沒什麽效果”。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們去烤香腸和棉花糖。孩子們都四處去尋找易燃的木頭生火，史蒂文則在周圍隨便撿起三四根小樹枝生火。我告訴他：‘史蒂文，這樣不對，你得出去多找點木材生火。’他做不到，他太心急了，以至於火老是生不起來。我想，他長大後一定會落後於別人。我做夢也沒想到他會有什麽作為。當然，這完全是對他性格的誤判。”
史蒂文承認，作為一名童子軍，他“總是出洋相”。有次他在500名區域童子軍集會上演示磨斧頭，“第二次打磨時，我不小心用斧刃刺穿了指關節”。還有一次，在一個“極度寒冷的夜晚”，他本應該生火做飯，但“我把飯盒掉進了泥裏。火生不起來，還又餓又累。我還忘了把罐頭裏的食品倒進鍋，而是直接把沒有打開的罐頭放在火上烤。罐頭爆炸了，碎片炸得到處都是。幸好沒人受傷，但是我的野餐地20碼以內的人都得換新製服了”。
盡管如此，史蒂文還是贏得了同伴們的尊敬，先後當上了助理巡邏隊長和巡邏隊長，勇敢地克服了自己的弱點，還成了一名鷹級童子軍[5]。對他而言，完成1英裏的遊泳任務是一項重大挑戰，他怕水。“我真的遊不了1英裏，但一旦我下定決心要遊下去，我的精神便能戰勝身體。”“我記得遊完之後，我從水裏爬了出來，全身濕透了。我為自己贏得了更多尊重，因為我能勇敢克服這些恐懼。”
“我是童子軍的長官之一，他們完成任務後要找我在卡片上簽字，”童子軍隊友蒂姆·迪茨回憶，“史蒂文害怕參加障礙賽，這是他成為鷹級童子軍的最後一關。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給他鼓勁：‘加油，史蒂文，你要堅持跑完!’我們扶著史蒂文的腿，確保他能完成所要求的引體向上。最終，他完成了所有項目——是個好家夥。他不是那種欠揍的孩子。”
然而，迪茨承認，他們有時會拿斯皮爾伯格開玩笑。他和其他幾個人曾騙史蒂文參加一種“獵鷸”惡作劇：讓一個容易上當的男孩帶著枕套到漆黑的沙漠裏去獵鳥。迪茨笑著回憶，斯皮爾伯格“坐在山那邊，離我們大約100碼，他叫呀叫，以此招徠小鳥”。
但有時這種玩笑對史蒂文來說太過分了。“有個叫雷奇瓦爾德的家夥愛把褲子全部脫下後拉大便，”查爾斯·卡特回憶說，“雷奇瓦爾德按等級隻是個下屬，我覺得他有點肥胖。斯皮爾伯格之所以插手，是因為我們用手電筒戲耍他，每個人都用手電筒照他，對他咯咯大笑，照得他無處可躲。斯皮爾伯格很生氣，因為他們故意讓雷奇瓦爾德難堪。我記得我們也稍微欺負過史蒂文(以表示抗議)，但欺負得並不嚴重，我們當時都還隻是孩子。但他們把雷奇瓦爾德逐出了隊伍。當時我並沒有想太多，但現在回想起來被史蒂文的做法深深感動。當時大多數孩子並沒有站出來反對同齡人的欺淩，但他做到了，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我在童子軍當中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斯皮爾伯格1982年回憶說，“我過去常常圍著營火，講一些鬼故事，把40來個童子軍嚇得半死。這便是斯皮爾伯格的電視連續劇《驚異傳奇》的故事來源：從一群穴居人圍著篝火講故事的場景開始，每周播出的開頭片花都會用蒙太奇展示不同曆史時期人們講故事的情形。當史蒂文給他的童子軍隊友們講故事時，“圍坐的人都會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在悉心傾聽帳篷裏傳出來的講述聲，”迪克·霍夫曼說，“他的想象力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要豐富。其他孩子都全神貫注地聽他說話。我不認為他特別受歡迎，除了他講故事的時候。”
“這就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他的同伴鮑勃·普羅爾說。
七年級時，史蒂文講故事的能力在菲奈塔·蘇雷克老師的課堂上也有所體現。他當時的同學德爾·美林回憶說：“他總是寫一些聽起來很有趣的短篇故事或奇幻故事。我們都被要求大聲朗讀自己寫的故事，而有些人的故事簡直讓人聽不下去，但是每個人都很想聽史蒂文講的故事。他的講述也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他的故事通常有一個反轉結局，會嚇你一跳。他的許多故事結合了幽默和科幻小說元素，我記得他七八年級時讀過很多科幻小說。他說這是他最喜歡的一種文學類型。”
在雷·布拉德伯裏的眼中，斯皮爾伯格“可能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6]的兒子，不然肯定是儒勒·凡爾納的孫子。他從父親留在家裏的通俗雜誌和平裝書中汲取了對科幻小說的熱情”。史蒂文不僅鍾愛布拉德伯裏、阿瑟·克拉克和羅伯特·A.海因萊因等大師的幻想故事，他還喜歡看所有科幻奇談類書籍。
斯皮爾伯格對科幻小說的癡迷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史蒂文在加利福尼亞州讀高中時的校友，同為科幻迷的基恩·沃德·史密斯說：“就我個人來說，當別人讀完一本科幻小說時，我已經讀了50本，而史蒂文則已經讀完了所有科幻小說。他讀過我沒讀過的東西，還看過所有我沒看過的科幻電影，比如《地球停轉之日》。他給我講了《禁忌星球》和怪獸電影的情節。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科幻電視節目，他不喜歡《神秘科學劇院時刻》，但他認為《陰陽魔界》還不錯。”
有兩個人拉近了史蒂文和宇宙空間的距離，分別是火箭專家巴德叔叔以及童子軍隊長迪克·霍夫曼。後者曾是摩托羅拉公司空間通信設備的項目經理，負責將地麵站與阿波羅登月計劃中的宇航員連接起來，並從星際衛星傳輸照片回地球。霍夫曼家後院的“愛好之家”曾多次召開“燃燒之箭”巡邏隊的會議。“愛好之家”是一間客房，裏麵擺滿了霍夫曼自己製作的精良的業餘無線電設備，還有一台天象儀和一個地球儀。地球儀上麵的亮燈能指示正在被呼叫的位置。多年後，斯皮爾伯格告訴迪克·霍夫曼，他多麽羨慕他的兒子有一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巫師父親”。“愛好之家”的屋頂架著巨型天線，還有一個平台。在無雲的夜晚，孩子們可以爬上平台，通過一架四英尺長的望遠鏡觀察駝峰山上的星星。後來，史蒂文在“愛好之家”和周圍的橘林中拍攝了《火光》的部分片段，他被那架望遠鏡深深吸引。他也搭起了一架較小的望遠鏡，從自家後院觀察天空。有一次，他發現了土星，便興奮地喊附近的孩子們一起來看。
但即使鳳凰城的電視台很少放電影，在《原子小子》之外也還是有更多的節目可供選擇。除了《陰陽魔界》，史蒂文還喜歡《希區柯克懸念故事集》和史蒂夫·艾倫的喜劇綜藝節目。史蒂文的中間名正好是艾倫，所以當他在加州上高中時，會這樣介紹自己：“我是史蒂夫(文)·艾倫……斯皮爾伯格。”他還喜歡厄尼·科瓦奇的喜劇和格勞喬·馬克斯的節目《賭上你的命》。但他在鳳凰城長大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喜劇節目是本土製作且最受歡迎的《華萊士和拉德莫》。
“這倆人(比爾·湯普森和拉基米爾·克維亞特科夫斯基)極富創造力和獨創性，他們讓我著迷，”斯皮爾伯格回憶說，“他們是我的偶像。我每天都看他們的節目。就算我已經超過觀看這個節目的年齡，我還是想看，因為他們從不過時，總是緊跟時代步伐。他們在《周六夜現場》出現之前就已經呈現出《周六夜現場》的風格了。他們是當代的幽默大師，從不居高臨下地對孩子們說話，這是我對他們印象最深的地方。他們從不把孩子當作孩子，而是把他們當作同輩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分享斯坦·弗雷貝格的專輯《美利堅合眾國》(其中包括《斯坦·弗雷伯格介紹美利堅合眾國》，一部關於美國早期曆史的諷刺劇)的那天。他們在節目中對著錄音帶的口型把合集演了一遍，那簡直太棒了。我記得我在那之後買了這張專輯並背下了裏麵的全部內容。”
史蒂文對電影的狂熱是在斯科茨代爾主街上的基瓦影院培養起來的，那裏晚上放映性感的“成人”電影，但每周六都有兒童日場。父母會給孩子們買張50美分的入場券，把孩子留在裏麵一整天。孩子們能看的節目主要包括兩個專題——B級西部片和泰山係列片，以及科幻和怪獸電影，偶爾也能看上更著名的影片，如約翰·休斯頓[7]的《白鯨記》和約翰·福特的《搜索者》，還有《小頑童》等十部卡通片，以及斯皮爾伯格在《奪寶奇兵》中酷愛模仿的上下集係列電影。“周六真是太棒了，”斯皮爾伯格回憶說，“我每周六都能看上一整天電影。我喜歡諸如《飛行員湯米》《蒙麵奇俠》《突擊隊員科迪》和《間諜粉碎者》之類的係列片。”
1960年的一天，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帶著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和吉姆·索倫伯格去汽車影院看了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導演的《驚魂記》。這是一場雙片聯映電影，另一部片子是羅傑·科曼[8]的《厄舍古屋》。“《驚魂記》真是把我嚇壞了，”吉姆回憶道，“我們三人都坐在前排，史蒂文坐中間，我坐旁邊，我嚇得都打破了他爸爸汽車的擋風玻璃”。史蒂文後來告訴鄰居湯姆·西蒙斯，希區柯克的懸念手法讓他欽佩不已：“史蒂文談到了《驚魂記》中的浴室片段，希區柯克沒有展現任何真正的暴力，他隻是讓你看到了刀和其他東西，剩下的恐怖畫麵全靠觀眾自己腦補。”
史蒂文和他的朋友們在基瓦影院看電影時有點吵鬧。一次他們搭公共汽車去鳳凰城市中心的影院參加電影首映，因為太吵而被趕出了影院。在斯皮爾伯格1984年出品的《小魔怪》中，可怕的小怪物們在觀看《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時吵翻了整個影院，這一滑稽場景是對值得懷念的童年惡作劇的致敬。
1960年，歐文·艾倫的恐龍題材電影《失落的世界》在鳳凰城的一家最大的影院上映，史蒂文回憶說：“我和朋友們拿了很多白麵包，並將它們和牛奶、帕爾馬幹酪、奶油玉米還有豌豆混合在一起。我們把這種難聞的混合物放進袋子裏帶上去看電影，坐在最高的樓座上。電影每放映到精彩之處，我們就發出嘔吐的聲音，把溶液從樓座上擠到下麵觀眾的身上。我們這樣做隻是為了好玩兒，沒有意識到它會引發嘔吐的連鎖反應。電影被強行暫停，大燈亮起，引座員拿著手電筒走過來，準備教訓我們。我們太害怕了，趕緊從消防出口跑了出去。盡管來時開了兩輛車，我們七個人還是跑出大約一英裏遠，最後隻好坐公交車回家[9]。”
斯皮爾伯格和夥伴們特別喜歡史詩片和那段時期流行的奇觀電影。“《賓虛》(1959)上映已經一年了，”吉姆·索倫伯格回憶道，“但身為猶太人的史蒂文不願去看那部電影，因為它被宣傳為‘基督的故事’。我去看了，覺得那片子很棒。最終我還是說服他去看了，他非常驚訝一部電影能拍得這麽好。我和史蒂文還看了丹尼·凱耶主演的喜劇《快步走》(1961)，我們都覺得很搞笑。很難想象納粹能被演成喜劇，但丹尼·凱耶做到了。他把自己假扮成希特勒，很多年後我還記得史蒂文當時跳起來給了丹尼·凱耶一個希特勒式的敬禮。”
曾在斯皮爾伯格兩部業餘電影中出鏡的同學黑文·彼得斯記得，在阿卡迪亞高中上戲劇藝術課時，“因為其恢宏的動作場麵，史蒂文將《桂河大橋》推舉為最偉大的電影，尤其是那個‘最佳場景’(大意如此)：‘亞曆克·吉尼斯摔落在炸藥栓塞上，瀕臨死亡的場景。’一想起這些，他就很激動，不由自主地把亞曆克爵士從高處摔落的著名鏡頭表演出來”。
1990年，斯皮爾伯格在美國電影學會的頒獎典禮上為裏恩頒發終身成就獎時致辭說，《桂河大橋》和《阿拉伯的勞倫斯》“讓我有了成為一名電影人的動力，這兩部電影的視野和膽識讓我覺得夢想充滿了無限可能”。
1958年夏天，史蒂文剛念完五年級，“就忙著參加鷹級童子軍和榮譽獎章的評選，他為如何能獲得獎章而絞盡腦汁，”他的父親回憶道，“我告訴他：‘他們有一個攝影獎章，你為什麽不帶上這個小攝影機，到沙漠裏去拍部西部片呢？看看童子軍團長能否同意。’然後我給了他3卷膠片，他走進沙漠拍了一小段西部片。”
“一群鄰居家的孩子和史蒂文的爸爸一起坐著旅行車來到一家名為‘高峰露台’的餐廳(斯科茨代爾的一家西部牛排館)，餐廳門口停著一輛紅色的驛站馬車，”這部影片的主演吉姆·索倫伯格回憶說，“史蒂文的爸爸負責影片的大部分拍攝，甚至是所有的拍攝工作。我們還太小，操控不好攝影機。史蒂文構思了整部影片。他更多充當了導演的角色，攝影機就像他的玩具。”
“我用紮染印花大手帕蒙住臉，手持玩具槍，扮演強盜。有兩個人站在平台頂端，我打劫了他們。由於攝影機的機位是固定的，即使沒有騎馬也沒關係，因為鏡頭拍不到馬。他們把錢從台上撒下來。然後我們上了車，開到了沙漠裏。我記得有一幕是我的牛仔帽被風吹走了，就像在經典西部片裏一樣，我們很自然地把這一段保留了下來。下一幕我又戴上了我的帽子。最終我不幸中槍，滾下了懸崖。(吉姆滾下懸崖的那一幕，實際上是用一個穿上衣服和鞋子的枕頭作為替身。)史蒂文和爸爸打碎了一個番茄醬瓶子，把醬倒在了岩石上假裝鮮血。我想裝得嚴肅些，但實在笑得合不攏嘴。後來很多年，他們還常常抱怨，說我躺在那裏裝死時，總是笑個不停。”
“當這部電影在下周一晚上的部隊會議上放映時，”史蒂文回憶說，“童子軍們為我們所拍的電影歡呼、鼓掌、大笑。這就是我想做的事，給大家帶來歡樂。”
之後的每次童子軍旅行，史蒂文都隨身攜帶攝影機，記錄途中發生的一切，從男孩們上車下車，到他們的體能訓練和營地惡作劇。當他在部隊會議和巡邏會議上放映這些電影時(有些會議在他的房間裏召開)，他喜歡看到“大家從座位上驚訝地跳起，因為他們都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
一開始史蒂文拍了許多無聲電影，這於他而言是對視覺敘事藝術的極佳訓練。希區柯克和約翰·福特等大師也是從無聲電影開始的，在有聲電影時期再逐步完善他們的電影技巧。史蒂文的朋友特裏·梅克林也有一部8毫米家用電影攝影機，七年級時，他和史蒂文一起連著兩個周六在梅克林家後院裏拍攝了一部向福特致敬的無聲電影。這是一部由他們的同學史蒂夫·斯威夫特主演的兩集西部片。“片中充滿了動作場麵，例如直接的搶劫與追逐，一家商店被搶，警長追趕盜賊，場麵甚至比一部精心構思的電影還要多，”梅克林回憶說，“我們都喜歡同一部電影——約翰·福特的《搜索者》。這是我們公認可以效仿的電影之一。”
斯皮爾伯格記得，作為一個業餘電影人，他用8毫米攝影機拍過大約15或20部電影，但這個粗略的估計隻包括他完成的故事片，並未涵蓋他在成長過程中拍攝的所有作品。他的電影有時沒有故事情節，隻是簡單的攝影技巧實驗。“他會仔細觀察所有事物，然後看看如何用鏡頭將它們呈現。”梅克林說。史蒂文甚至在他的可卡犬“雷”身後掛上了一輛攝像車，讓狗拉著攝影機在附近轉悠，拍了一部名為《雷生命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Thunder)的影片。
史蒂文“對膠片的使用態度和我不同，”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說，“我出生於大蕭條時期，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所有東西都很昂貴。當我把膠片放進攝影機時，我會珍惜每一寸。而他會用好幾卷膠片來做實驗。他要嚐試特寫鏡頭，嚐試停幀，嚐試慢動作。我過去常對他說：‘史蒂文!你不要浪費膠片!’他卻說：‘爸爸，我要做實驗。’”攝影師艾倫·達維奧將阿諾德稱作史蒂文的“第一個製片人”。“沒錯，我替他精打細算!”阿諾德笑著說，“這就是人們對喬治·盧卡斯[12](斯皮爾伯格《奪寶奇兵》係列的製片人)的看法：盧卡斯會盡量控製史蒂文的重拍次數。現在史蒂文自己也很擅長這個，他知道該如何掌控一切了。”
史蒂文上八年級的時候，帕特麗夏·羅德尼老師開展了一個“職業探索”項目，鼓勵學生們展示今後的職業規劃。史蒂文和幾個同學一起去了沙漠，又拍了一部8毫米的西部片，這次還加上了配音。他的老師回憶說，史蒂文播放了一盒配套的磁帶，裏麵有“對話、尖叫和奔跑聲。他們在沙漠裏打滾、射擊。為了讓影片看起來更逼真，我記得他還花錢買了道具，還用零花錢買了血袋。當時我們都很開心，把電影放了好幾遍，最後我們都開心地尖叫起來。我們都看出了他在電影方麵的特殊天賦”。
“長大後我要拍電影，”史蒂文對全班同學說，“我要做導演，當製片人。”
“12到14歲時，我偶爾會充當電影放映員。”斯皮爾伯格回憶，“我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我爸爸的家庭娛樂室裏為慈善機構放映過16毫米電影，其中包括《大衛克羅傳》和《托比·泰勒》等迪士尼電影。雖然這些電影都不是我拍的，但看著孩子們對電影的熱烈反應，我覺得那些電影就跟我拍的一樣……我想經營一家像大時代一樣的業餘影院。這讓我覺得我是龐大電影行業中的一分子。”
事實上，參加過放映會的人都清楚記得，史蒂文確實放映過他自己拍攝的電影，通常將其作為好萊塢故事片、卡通片和連續劇之前的開場影片。放映的部分利潤捐給了佩裏研究所(Perry Institute)作為當地一所智障兒童學校的建設基金。1962年7月，《亞利桑那共和報》以專題形式報道了史蒂文的一次營利放映，他一天放映了4場《大衛·克羅：荒涼國度之王》。“年僅15歲的製片人、導演、編劇兼攝影師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如今又搖身一變成為企業家。”專欄作家瑪吉·薩沃伊寫道。他告訴瑪吉，為了幫助佩裏研究所，他本可以放映某部自己的電影，但大多數鄰居家的孩子已經看過了他所有的電影，“不過，我拍的電影也沒什麽了不起的。裏麵又沒有明星，隻有我的好友們”。
在放映間隙，史蒂文還會詢問觀眾的反應，用鄰居的孩子們充當今天好萊塢所謂的“焦點小組”(Focus Group)。對於一個想要了解如何吸引大眾的新人導演來說，這種反饋是彌足珍貴的。通過親身體驗電影放映的各個環節，他獲得了使他能夠以罕見的專業水準監督自己好萊塢作品營銷和發行的相關知識。巴裏·索倫伯格對史蒂文早熟的商業頭腦印象深刻：“他租來了《弗朗西斯》(又名《會說話的騾子》)。我原以為那是部傻乎乎的電影，但附近的孩子們都很喜歡。孩子們喜歡看什麽，他就租來什麽，放映什麽。”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說，史蒂文放映電影的主要目的是“為自己的電影籌款”。史蒂文回憶說，剛開始拍電影時：“我的作品都由父親資助，每部電影大約20美元。”但是，當拍電影成為史蒂文的一個固定習慣後，他發現自己需要額外的資金來源。在放映會上賣票籌集來的資金，“被用來購買新的膠片，”阿諾德解釋說，“他分給妹妹們一小部分錢，剩下的用來購買他想要的膠片。我不讚同他留著這些賣票賺來的錢。我說：‘你不能這樣做，我們在用別人的電影賺錢，我們沒有得到授權。’所以他會把這些錢捐給佩裏研究所的智障兒童，並因此讓自己更加出名。我告訴他：‘比起將錢存起來買膠片，把錢捐給佩裏研究所，你會得到更多讚譽。’”
史蒂文有時會通過粉刷果樹來增加收入。給果樹塗上油漆是為了讓它們免受害蟲和亞利桑那州酷熱的侵襲。和其他男孩一樣，他會為了15到20美元，花幾個小時為鄰居家院子裏的樹刷漆。有一次，他去了家人常去的、理發師保羅·坎帕內利亞在斯科茨代爾開的理發店，詢問：“你應該需要人幫忙幹活吧？看看我能幫您做點什麽，我想掙50美元。”坎帕內利亞記得，“他環顧四周，來到女廁所，看了看說：‘你們的女廁所實在太糟糕了，包在我身上吧。’我說：‘好吧，隻管去做，去把那兒都刷上漆吧。’第二天早上我去檢查，簡直不敢相信他都幹了什麽。他把水龍頭、馬桶把手、水槽下麵的存水彎、下水道周圍的小孔，甚至鏡子周圍的鉻合金都給刷上漆了。”
斯皮爾伯格在1992年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不了解我的人認為我隻是受金錢或成功的驅使，但這些從來不是我的動力。我從來沒有基於金錢來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