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瘋小子
他對這世界失望透頂，所以造了一個自己的世界。
——傑迪戴亞·利蘭對查爾斯·福斯特·凱恩的評價
(電影《公民凱恩》)
1952年初，剛滿5歲的斯皮爾伯格在新澤西的卡姆登，第一次走進一家電影院。
“我爸告訴我他要帶我去看馬戲電影，”他記得，“我沒聽清電影這個詞，我隻聽到了馬戲。於是我們排了一個半小時的隊，我以為要看的是馬戲。我以前看過一次馬戲，所以知道接下來會看到什麽：大象、馴獅員、火焰、小醜。但爸爸帶我走進了一個山洞一樣的大廳，裏麵除了一排排向上仰的椅子外，什麽都沒有。沒有露天看台的那種長凳，隻是椅子——我當時在想，這是怎麽回事？也太奇怪了吧。”
“大幕拉開了，我以為會看到大象，但除了一大塊白色硬紙板和一塊畫布外，什麽也沒看到。我正盯著那塊畫布，突然電影開始了，那是塞西爾·B. 戴米爾導演的《大馬戲團》(195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一開始我很失望，我很生我爸的氣，他明明說要帶我去看馬戲，結果隻看到這麽一塊彩色畫布。整場電影看下來，我隻記住了三樣東西：火車事故、獅子和吉米·斯圖爾特扮演的小醜。其他的我沒什麽印象。”
“有段時間，我一直在想，哎呀，這真不公平!我想看三維立體的人物，而這些都隻是平麵投影，扁平的畫麵……從那以後我對一切都很失望。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從來都覺得生活不夠好，所以我不得不美化它。”
斯皮爾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華盛頓公園公寓時的鄰居阿諾德·福爾曼，常被史蒂文惹怒。對他來說，小史蒂文簡直就是一隻“野獸”。
“史蒂文那小子就是個瘋子。”福爾曼也會用意第緒語的“瘋子”(Meshuggeneh)抱怨他。他記得有一次，莉亞烤了一個櫻桃派，史蒂文一把將它扔到天花板上，著迷地看著它一點一點掉落到地板上。福爾曼還對史蒂文經常戲弄他的小女兒詹妮感到憤怒。史蒂文喜歡隔著嬰兒圍欄嚇唬詹妮，當詹妮穿著裙子在圍欄外麵時，他又會一把將她推倒，然後用腳把她踹到髒兮兮的泥地裏。阿諾德·福爾曼每天下班回家時都會問妻子米茨：“那個小混蛋今天又做了什麽？”
“我們的父親那幾年氣得說要殺死史蒂文，因為他老是捉弄詹妮，”詹妮的哥哥格倫說，“後來我父親把史蒂文的成功歸功於自己對他的‘不殺之恩’。”
但福爾曼夫婦不得不承認，史蒂文對詹妮的捉弄是他創作衝動的早期表現，阿諾德·福爾曼表示，史蒂文“有著怪誕的創造力”。史蒂文後來逐漸學會以更有建設性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攻擊和敵意，盡管他喜歡捉弄比他年幼的小孩，尤其喜歡捉弄女孩子。他喜歡嚇唬朋友們和他的三個妹妹，不管是用恐怖的故事、怪異的裝扮、可怕的遊戲，還是讓人尖叫的電影。
從小時候起，斯皮爾伯格就非常熟悉恐懼的感覺。“他小時候害怕很多東西，後來才慢慢克服。”他的父親說，“他有豐富的想象力，能輕易從簡單的事物中幻想出任何可怕的或者說是具有威脅性的東西。”
1952年，在舉家搬到卡姆登郊區的哈敦鎮後，史蒂文就一直被門口路燈下一棵細長的楓樹困擾。每到夜晚，隨風搖晃的楓樹會在他二樓臥室的牆上投下影子。在史蒂文看來，那些影子就像長著扭曲的腦袋、揮動著觸手的怪物。他確信還有一些怪物躲在他的床底下和壁櫥裏。他還會研究壁櫥門上的水泥裂縫，讓自己相信裂縫裏住著更可愛的生物。他還記得自己看到那條裂縫突然崩開時，一些小水泥塊從裏麵滾落出來的可怕經曆[1]。
史蒂文逐漸發現，由他的想象力產生出的恐懼可以帶來一種奇怪的享受，特別是如果能找到利用這些恐懼的方法，並以此創造出新的視覺效果。“我曾經非常害怕自己的手影，”他說，“晚上我會坐在**，盯著雪白的天花板——我會在地板上放一盞小燈，摘掉燈罩，點亮燈泡，讓燈光將我的手影投映到天花板上。我經常用手影嚇唬自己。”
他獨自承受的這些恐懼，越來越需要找到某種向外宣泄的出口。幸好，他俘獲了一幫忠實觀眾來滿足自我表達的需要。“我沒有辦法升華或疏導這些恐懼，直到我開始給我的妹妹們講故事。這消除了我靈魂中的恐懼，並將這些恐懼轉移到她們的靈魂中。”
他的妹妹，後來成為好萊塢編劇的安妮曾說：“我記得在看《大白鯊》點映時心想，他嚇了我們這麽多年，現在終於輪到觀眾擔驚受怕了。”
兩歲半到十歲是一個人心理成長和社交能力發展的關鍵時期，但關於斯皮爾伯格在新澤西州度過的這段歲月，少有記錄。也許這種忽視很大程度上源於斯皮爾伯格自己對那個時期和地點的記憶模糊。他對童年的回憶往往集中於後來在亞利桑那州生活的那幾年。然而正是在新澤西州，他第一次展現出真正的創造力。
在記憶裏，他將哈敦鎮的街坊鄰居描繪得很扭曲。1994年，在朱莉·薩拉蒙為《時尚芭莎》的一次采訪撰稿中，史蒂文詳細描述了作為一名猶太人的成長感受，他回憶起聖誕節期間，所住的街道上“其他人”都給自家的房子張燈結彩，這讓他很苦惱。相比之下，他家的房子就像“水晶露台的黑洞”。童年時，斯皮爾伯格主觀上的被排斥感和被當作“異類”的感受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的記憶誇大了他們一家在新澤西鄰居眼中被排斥的程度——事實上，他們鄰居當中也有很多猶太人。
“水晶露台”是一片綠樹成蔭的美麗街區，沿著哈敦鎮的一條主幹道水晶湖大道蜿蜒伸展。從斯皮爾伯格一家搬到那裏直到現在，都沒有太大變化。當地居民以鄰近的哈敦菲爾德作為通信地址，斯皮爾伯格從未向采訪者透露他實際上住在哈敦鎮。但對於那個時代的猶太人來說，湧入大量新移民和新晉中產階級家庭的哈敦鎮顯然更受歡迎，與刻板、守舊的歐裔新教徒郊區哈敦菲爾德截然不同。
斯皮爾伯格一家位於水晶露台267號的那棟兩層殖民風格住宅，是他們花14 000美元從彼得·魯坦和海倫·魯坦夫婦那裏購得的，建於1949年。那條街是在一片田地上建設起來的，那裏曾是一片種植土豆的農田。在史蒂文的童年時代，他家房子後麵的一條街仍能看到一些農場舊址。他和玩伴們會帶著恐懼，走進那片哥特式的林地與田野中探險。林地周圍是飽經風霜的農舍和鏽跡斑斑的農用機械。顯然，史蒂文將他對廢舊農場的記憶與家門前那棵楓樹結合在一起，想象出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窗外森林”。這段記憶成為他1982年的電影《鬼驅人》中一個場景的靈感來源：一棵凶神惡煞的樹衝進小男孩臥室的窗戶(《鬼驅人》中還出現了一個可怕的小醜玩偶，這也是史蒂文童年時期恐懼的東西之一)。
和阿諾德·斯皮爾伯格一樣，史蒂文家所住社區的許多父親都是年輕的退伍軍人，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幫助下購買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水晶露台住著許多小孩，史蒂文的鄰居瑪喬麗·羅賓斯還記得：“他看上去跟其他男孩沒什麽不同——瘦削，平頭，整張臉被棒球帽遮住，隻露出耳朵。”“當時那裏有很多新教徒。猶太人、意大利人、愛爾蘭人以及德國人住在一起，相處得十分融洽，”住在斯皮爾伯格家對麵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老羅伯特·莫蘭這樣說，“那個地方很適合孩子們成長。住在那裏的好處就是，它是一個新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地方。而且大多數都是年輕人，大家相處得很愉快。”
那個時期，水晶露台的26戶人家中至少有3戶猶太人，鄰近的水晶湖大道上也主要居住著猶太人。“那是猶太人聚居的地方，猶太人區。”貝斯沙洛姆聖堂的拉比伯特·劉易斯如此形容哈敦菲爾德地區。1953—1957年期間，劉易斯拉比曾經在希伯來學校教過史蒂文[2]。盡管猶太人在二戰後就從卡姆登和附近的費城遷往哈敦菲爾德地區，但二戰爆發前，這裏曾是猶太人的禁區。“後來這裏慢慢解除了限製。”劉易斯拉比說，“此前有些鄉村俱樂部是不允許猶太人加入的，所以猶太人在這裏創辦了自己的鄉村俱樂部。”
“我小時候對反猶主義的感覺沒有史蒂文那麽強烈，”與史蒂文一樣同為猶太人的瑪喬麗·羅賓斯說，她家住在水晶湖大道上，位於史蒂文家附近街道的拐角處。“我想是因為溫暖有愛的猶太社區給了我安全感。我們社區從來都夜不閉戶。我們有表達自己思想的自由，有想象的自由，有創造的自由。但是他住的那條街是非常基督化的，很明顯的是，在聖誕節時，我們生活的地方會變成一個基督教的世界。我記得在國王高速公路的A&P便利店外看到過聖誕老人。我們常常開車穿過哈敦菲爾德，欣賞沿路的聖誕彩燈。那燈光實在太美了。”
水晶露台也有華美的聖誕裝飾。每年聖誕節，莫蘭一家都會在顯眼的位置用聚光燈和聖誕彩燈裝飾出一個大型的耶穌誕生場景，這是斯皮爾伯格一家從客廳窗戶裏就可以直接看到的。住在史蒂文家隔壁的玩伴、長老會教徒斯科特·麥克唐納，記得聖誕節會給史蒂文“造成很大壓力。我們會把各自的禮物拿出去炫耀，我記得他當時很生氣。聖誕節對他來說算不上好時光。除了不過聖誕節，沒有人會發現猶太小孩和其他孩子有什麽不同。聖誕節時，他很可能會被取笑一番：‘你的聖誕節過得怎麽樣啊？你連禮物都沒有收到。’”
斯科特的妹妹簡·麥克唐納·莫雷曾經問安妮·斯皮爾伯格，為什麽她家不過聖誕節，安妮“說他們的爸爸是聖誕老人，他太忙了，所以他們沒時間慶祝聖誕。我知道她爸爸長得一點也不像聖誕老人，而且他還抽雪茄。我無法想象聖誕老人會抽雪茄。於是我就跑去問我媽媽，我媽跟我說，不，斯皮爾伯格先生不是聖誕老人”。
“史蒂文非常好奇——他會打聽每個人的宗教信仰是什麽。”身為天主教徒的隔壁鄰居瑪麗·德弗林回憶，史蒂文經常問她的兒子查爾斯·德弗林，作為祭壇侍童的職責是什麽。“他經常會問我一些和儀式相關的問題，而不是信仰，”德弗林說，“他對儀式很感興趣。他會問：‘你手裏拿的什麽東西？’我當時拿著一件教士服和一件牧師白袍。他還會問：‘你早上6點要去哪裏？’”
另一個鄰居家的男孩傑拉德·麥克馬倫講述：“我也是一個想讓他相信耶穌基督存在的人。我當時正要去天主教學校上學，那時我認為隻有基督教才是正統。大多數孩子都是基督徒。史蒂文是唯一一個不認同基督的孩子。他曾經跟我說，大概的意思是‘我媽媽說耶穌不是彌賽亞[3]’。我記得當時我讓他回家告訴他媽媽她錯了。他聽完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不滿或憤怒，也沒有表現出沮喪，但是你可以從他的反應中看出他感覺很糟糕。在我的記憶中，他並沒有什麽不同，他其實挺受歡迎的，但他可能感覺到自己的另類，而且這種感受很強烈。他的父母都很友善，對我也很好，雖然我讓他回家去跟他媽媽說過那樣的話。每次我去他們家，他媽媽都很歡迎我。長大後，想到我做過的這些事情，我感到非常抱歉。年紀越大，我就越感到難堪，我當時並不了解天主教和猶太教的不同。”
史蒂文從經曆的這些事情中得到的經驗是：“身為猶太人意味著自己不尋常。我跟別人不一樣，我隻想被接納。不是接納作為猶太人的我，而是接納和大家一樣的我。”
朱莉·薩拉蒙在她主筆的斯皮爾伯格簡介中提到，聖誕節期間，他想讓父母在住處掛上一些彩燈。他們跟他說：“我們是猶太人，猶太人不會像非猶太人那樣掛彩燈。”史蒂文退讓一步，試圖建議他們掛上藍色和白色的光明節燈，但他的父親說：“我們有一個漂亮的燭台，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把燭台放在窗戶上。”
“不!不!不行!”史蒂文大聲喊叫，“這會讓別人感覺我們是猶太人。”
聖誕節前的那天晚上，史蒂文在自家的門廊裏搭建了一個節日場景。他用加長的電線連接一個色輪，這個旋轉裝置能透過彩色凝膠投射出五顏六色的燈光。他讓四歲的妹妹安妮守在開關旁，他自己披著白床單，擺出耶穌受難的姿勢，然後給了安妮一個開始轉動色輪的信號。人們開車經過水晶露台觀看沿路的聖誕節裝飾時，便能看到史蒂文在門廊裏扮演的耶穌，戲劇性地被環繞在閃爍的彩色光輪之中。這也成了斯皮爾伯格的電影《第三類接觸》和《E. T. 外星人》中，預示外星生物到來的燈光效果的雛形。
“他的父母對此非常生氣，”薩拉蒙寫道，“他們把兒子拽下門廊，一邊踹他一邊叫罵，抱怨他在鄰居麵前丟盡了臉。”
本書作者向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講述這個故事時，阿諾德回應：“我不記得他扮過耶穌。如果他想要扮的話，我應該會說‘不行’。”但史蒂文的父親補充說，“我可以想象他那樣做的情形，因為我知道他很想掛聖誕彩燈。我說：‘不，我們是猶太人。我們可以點光明節燈，把光明節燈擺在窗台上。’於是我去找來一盞燭台並買了一些藍色的小燈泡，把它們擺在窗台上，然後說：‘光明節的8天裏，這些都得一直擺著。’”
盡管在史蒂文的記憶中，聖誕節彩燈事件可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偏差，但它仍是一個展現他創作過程的生動例證。在這個過程中，他把自己異於常人的痛苦感受轉化為獨具個性的藝術表現，以吸引他所能想到的最廣泛的觀眾。
加入美國無線電公司一年半之後，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就成為該公司涉足電腦領域後首台計算機Bizmac的高級研發工程師。Bizmac共有10萬根真空電子管，占據了卡姆登工廠的一整層樓，是美國陸軍軍械部隊的成本—庫存控製設備。Bizmac的開發尚未完成時，晶體管便已被投入使用，而這徹底地革新了計算機領域。美國無線電公司將Bizmac交付給了軍隊，但它成了一個昂貴的累贅。1957年，阿諾德離開美國無線電公司跳槽到鳳凰城的通用電氣之前，還參與了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第一台晶體管計算機、一個通信計算機項目以及一個計算機銷售記錄係統的研發。
阿諾德“是出了名的馬大哈工程師”，斯皮爾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時的鄰居米麗婭姆·福爾曼回憶，她也在美國無線電公司工作。“他絕對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又是一個心不在焉的書呆子。”米麗婭姆·福爾曼的侄女簡·福爾曼補充，“有一次，他停車加油時，莉亞下車去上廁所。他把車開走一個小時後才發現莉亞沒上車。”阿諾德在Bizmac項目的上司J. 韋斯利·萊亞斯回憶：“他是一個能盡心盡力完成你交代任務的人，他會竭盡所能地工作。隻要有加班需要，他會工作到深夜，甚至周末也工作。不管問題有多難，他都能堅持想辦法解決。但別指望他能‘創新’。他技術很好，也很有管理才能，但是缺乏想象力。相較於他的妻子，他做事更有條理也更勤奮。但他的妻子才是那個有遠見、有才華、有創造力的人。”
然而，對於史蒂文來說，他在某些方麵與別人的不同，並不是像他的母親(創造力)和父親(邏輯性)那樣，區分得那麽清晰。不管阿諾德·斯皮爾伯格是否可以被描述為一個“有創造力”或“有想象力”的人，就像這些詞在藝術領域中的運用一樣，他在計算機方麵的開創性工作能夠證明，在設計複雜的創新通信係統方麵，他具有開辟新技術領域的能力。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掌握了一種同樣複雜的現代藝術形式，這一藝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技的綜合性創新，包括因他的電影而推動發展的計算機技術。當史蒂文開始製作他的第一批業餘電影時，他其實是在模仿父親，因為他的父親從17歲起就開始拍攝家庭電影。斯皮爾伯格一家於1957年情人節搬到亞利桑那州後，阿諾德就成了史蒂文製作業餘電影的熱心導師和夥伴。
然而，與莉亞不同，當史蒂文選擇將拍電影作為畢生事業時，阿諾德並不讚成。從小時候起，史蒂文便總免不了讓父親失望，因為他在工程方麵完全沒有天賦。“我上學時非常討厭數學，”史蒂文承認，“我不喜歡他們將數字一個一個疊在一起。我父親以前會教我3除4無法整除之類的知識，而我會說：‘當然不行，那個3根本塞不進4上麵的小洞裏，根本不合適。’”
盡管如此，阿諾德仍相信他的技術背景對兒子的電影事業有著積極的影響：“起初，他非常排斥學習任何與數學或科學相關的東西。他仍然不太喜歡這些，但現在他必須學。這是他自己的‘遊戲’，他深陷其中。他利用電腦做的事和我不同。我用電腦處理生意上的事，我幾乎從不玩遊戲。而他隻用電腦玩遊戲，他家裏有一整排電子遊戲。他還有一個飛行控製模擬器。有一天(1995年12月)我去他家時，他正用隻有真正的飛行員才能掌握的技巧擊落飛機。”
莉亞對史蒂文的教育態度最後變得更加放任，但在他進入哈敦菲爾德的愛迪生學校後，她也為兒子對學習傳統知識毫無興趣而懊惱。“他母親很不高興，因為他的分數總是達不到母親的期望。”瑪麗·德弗林回憶，在愛迪生學校的四年裏“他隻拿了C”。簡·福爾曼·薩塔諾夫補充道：“她總是很失望，因為他非常聰明，可成績老是上不去。”莉亞會將史蒂文的分數跟鄰居家的小男孩比較。“她不明白為什麽史蒂文不能考得更好。”瑪麗·德弗林說，“他根本沒把時間花在學習上——他總是貪玩。他是個好孩子，個子瘦小，但隻是專注於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們當時沒覺得他很聰明。”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多年來一直如此。”貝斯沙洛姆聖堂的劉易斯拉比說，史蒂文每周有3個下午要去希伯來學校上課，他和同學們在公立學校上完一天的課之後，會“非常疲憊”地乘坐公共汽車到希伯來學校去。拉比說：“史蒂文到學校去了，他做了他該做的。”在史蒂文的記憶中，宗教教育是一種“懲罰性的”折磨，所以他試圖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比自己當年更為“有趣”的猶太宗教教育。“我想我沒有得到適當的宗教教育。如果它不是像去牙醫那裏拔牙那麽痛苦的話，我可能會堅持得更久一點。”[4]盡管史蒂文也是聖殿童子軍的一員，劉易斯拉比依然能夠看出，僅僅依靠學校活動和童子軍來發展社交技能，對於史蒂文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他需要找到這一方式，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孤僻的人。”
“我記得他的頭發是淡黃色，總是像夢遊一樣到處閑逛，”莉亞的朋友格蕾絲·羅賓斯說，“我不記得見過他跟其他孩子玩。他給我的感覺就像活在一個幻想世界裏。他並不是在夢遊，而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我當時並不明白，因為我和他沒有太多接觸，但我知道莉亞覺得他有特別之處。她說：‘他不一樣。毫無疑問，他與眾不同。’盡管他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他母親也狠狠地訓了他。但我認為他是真的遇到對的母親了，她很有悟性，她不傻。”
由於阿諾德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史蒂文見到父親的時間比他想要得到的少得多。老斯皮爾伯格在水晶露台大部分鄰居的記憶中都是一個很模糊的形象。“我很少見到他，”住在隔壁的史蒂文的玩伴斯科特·麥克唐納說，“我記得他很高，有點發福，一頭黑發。他總是穿著白襯衫，把筆插在口袋裏。我不記得見過他在院子裏陪孩子們玩。許多父親會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玩接球遊戲或棒球，但史蒂文的父親從沒這樣做。他從來都不陪他們玩。”
阿諾德對工作的狂熱引起了家庭關係的明顯緊張。每當阿諾德下班回家，鄰居們總會聽到他大聲叫嚷：“莉亞，我回來了。你在哪裏？”據鄰居們描述，有時莉亞會和好友格蕾絲·羅賓斯、茜茜·卡特勒一起玩拚字遊戲或打牌，但她大部分時間似乎都在練鋼琴或在院子裏曬太陽。或許因為和父親的距離越來越遠，史蒂文在情感上與母親更加親近。“每次她要去別的地方，他都會裝病，”瑪麗·德弗林說，“他不想讓她去。她是個好人，很有愛心。莉亞的性格非常好，任何事都一笑置之。如果你今天過得很糟糕，跟莉亞聊一下就會感覺好很多。”
“她似乎比我們的媽媽輕鬆得多，自由得多，就像個藝術家，”查理·德弗林說，“她是我們社區裏獨一無二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媽媽和其他媽媽跟貝蒂·克羅克[5]完全一樣。那時，家庭主婦們主要負責打掃屋子和做飯，她們是典型的50年代的那種母親。但莉亞不是，她更‘時髦’。”
斯皮爾伯格一家住在新澤西州的最後一段時間裏，有一件事顯示出史蒂文和父親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
阿諾德從美國無線電公司最早的一批晶體管中挑了一個帶回家。他向家人展示，並且宣稱：“這就是未來。”史蒂文立即拿起那個晶體管吞了下去。據史蒂文回憶，父親當時控製不住地笑了，但很快就開始擔憂。這也難怪，因為那個晶體管不僅是他父親珍視的寶貝，而且是一塊直徑半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硬物。上麵還帶著“幾根伸出來的電線”，阿諾德在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老板韋斯利·萊亞斯說。史蒂文的衝動行為可以被解讀為對父親古怪的致敬，他以一種字麵意思的方式“內在化”了阿諾德對科技的熱愛。但是，史蒂文講述這個故事時表示，“讓晶體管消失”向父親傳達了更為挑釁的信息：“那是你的未來，但不必是我的未來。”
阿諾德說他不記得發生過這樣的事。但聽史蒂文講這個故事還是很開心，他承認這件事“可能”發生過。他說：“史蒂文對小時候(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記得非常清楚，他會稍加誇張。他很會講故事。”
“我在史蒂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阿諾德在1985年告訴《時代》雜誌，“我看到了一個會講故事的人。”
“我的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他解釋，“我喜歡給他們講故事。在他們上床睡覺時，我會給他們講係列的冒險故事。我會給史蒂文專門講一套故事，給女孩們講另一套。但我講的都是冒險故事，並把他們也編進故事裏。比如攀上岩洞，或到處去探險。我在故事裏發明了時間機器，他們可以進入機器讓時光倒流去看看過去，以及拯救某個人物。我還編造了各種動物，以及一些主人公：女孩瓊妮·弗洛西·弗萊克斯和男孩倫尼·路海德，他們的年齡跟我的孩子一般大，這樣孩子們才會把自己和人物聯係起來。我講述的故事情節連續。我會跟他們說：‘不講了，你們該睡覺了，明天再繼續。’”
史蒂文住在水晶露台時，已經展現出他尚未成熟的講故事才能。
史蒂文搬走時，他的鄰居簡·麥克唐納·莫雷隻有6歲。她記得：“在慵懶的夏日午後，我們五六個孩子坐在房簷下的陰涼裏，聽著史蒂文給我們講故事，打發無聊時光。他似乎總能引起孩子們的注意。小一點的孩子都相信史蒂文講的故事，因為他真的很會講故事。他們會跟著附和：‘嗯哼’‘真的嗎？’‘哇!’。
“講著講著，他講起了一個妖怪的故事。他騙我說：‘妖怪會把你抓走。’我記得我告訴他我不怕妖怪，因為我睡在二樓，妖怪進不了我的房間。他說：‘哦，但是這個妖怪有20英尺高，他可以從你的窗戶往裏看。’他說，不管你在多安全的地方，他都能進去。我記得那晚我嚇得不敢睡覺，生怕被妖怪抓去。”
然而，和史蒂文年齡相仿的孩子並不總是相信這些故事。有時其他男孩會叫他別講了，或者打斷他自己來講。
“我妹妹跟我說：‘史蒂文嚇壞我了。’”簡的哥哥斯科特回憶，“史蒂文總是講得一本正經，我妹妹又很容易上當。他騙起我妹妹和他妹妹來簡直輕而易舉，他會天馬行空地胡編亂造，我們從來都不信他的鬼話，會朝他翻白眼。我跟他說我在地下室養了一隻短吻鱷，他每天都求我帶他去看這隻鱷魚。他會問我：‘你喂它吃什麽呢？’我說：‘我用鉛筆的一端挑起漢堡裏麵的肉來喂給它吃，它還隻有4到5英尺長呢。’他又問我：‘我能看看它嗎？’我會說：“它現在不太舒服。’後來他埋怨我說謊，我騙了他好長一段時間。”
從最初給小女孩們講恐怖故事，史蒂文的想象力很快就發展成為更加精心設計的惡作劇。
“即使他沒有成名，他也是那種會讓我記住的小孩。”簡和斯科特的哥哥斯坦利(桑迪)·麥克唐納說，“你能看出他有戲劇天賦。我倆以前都很喜歡風暴，附近的大多數孩子卻不喜歡，但他是少數幾個喜歡風暴的孩子之一。他家房子後麵有一個漂亮的包圍式門廊，當天空變暗，風暴來臨時，我們會穿著黃色雨衣，坐在他家門廊的草坪椅上，邊看漫畫書，邊尋找閃電。”
“有一年夏天，不知是誰弄來了一套高爾夫球杆，史蒂文和我就在他家後院造了個高爾夫球場。我們挖了幾個洞，把空罐頭盒塞進去，然後插上一些小旗子。那年夏天，我們那個地區隻遭遇過一場龍卷風。當時我們看到了烏雲，接著我們就躲進了地下室。但是我喜歡看風暴，所以我觀察了一下外麵的情形。我看見史蒂文在他家後院裏邊跑邊踢那些小旗子，張開雙臂在那裏轉圈圈。後來我問他為什麽那樣做，他說：‘我沒有踢那些旗子，是龍卷風吹倒的。’我說：“史蒂文，我看到是你幹的。他不承認，不過他倒是‘成了’一個龍卷風[6]。”
說到社區體育活動，史蒂文的協調性差得令人絕望。“他會參與，但我們會取笑他投不好也接不好球。”斯科特·麥克唐納說，“我們不會非常刻薄地取笑他，但是他從來沒有做出讓我們感到快樂的反應。他總是玩一會兒就說：‘我要進去了。’史蒂文並沒有受到排斥，但是他有自己的玩法。你可以稱他為有點書呆子氣的孩子，但他真的不是。我們認為他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還是非常厲害的。”
“有一次，有人帶來一副拳擊手套，”桑迪·麥克唐納說，“然後我們兩家之間還進行了一場拳擊賽。輪到史蒂文上場時，他被打敗了，然後他就跑了。他從家裏拿來一瓶番茄醬，每次他被打敗，就往自己身上倒番茄醬，弄得衣服和頭發上都是。”
“還有一次，”斯科特回憶，“史蒂文把一隻番茄扔進爐子上的鍋裏，我們三四個孩子圍在旁邊看。他說：‘看看它爆炸後會怎麽樣。’還沒等到番茄爆炸，我們就聽到他家的車停在了門口，嚇得我們趕緊都跑了。他認為這是一種製造假血的新方法，他喜歡任何看起來像血的東西，那些會爆炸出紅色的東西。他以前非常喜歡桑葚，他會把桑葚汁擠到頭上和手臂上，跑回家向母親哭訴自己在流血。”
還有一次，史蒂文把自己鎖在家中二樓的廁所裏，結果“成功地”引發了一場大騷亂。正如斯科特所描述的：“看到消防隊架梯子從二樓的窗戶進去，我感覺這場麵挺壯觀的。”
這位未來《侏羅紀公園》的導演很早就迷上了恐龍。對於一個在哈敦菲爾德長大的男孩來說，這不算稀奇，因為這座城鎮所在之地，恰好曾被史前海洋覆蓋。這裏出土過現代曆史上發現的第一具幾乎完整的恐龍骨架——鴨嘴龍的恐龍化石。當斯皮爾伯格還是個孩子時，這裏的學生們經常被帶到鴨嘴龍化石的發現地進行實地考察。當時的部分遺存還在費城的自然科學研究院中展覽，那裏還出售黃銅做的恐龍模型。
“從我還是個孩子時，就對恐龍很感興趣，”斯皮爾伯格在拍攝《侏羅紀公園》時說，“我大多數電影主題的靈感都來源於小時候。我記得我一直在收集恐龍模型，我對這些體型龐大的動物很感興趣。”
就像所有在20世紀50年代長大的美國男孩那樣，斯皮爾伯格也從漫畫書中接受了幻想和冒險概念的熏陶，這對他後來成為一個視覺風格大膽，有時甚至誇張的導演有著深刻的影響。他最喜歡的形象包括超級英雄和奇幻類型中的人物——超人、蝙蝠俠，以及比紮羅——迪士尼漫畫中的米老鼠、唐老鴨、史高治叔叔。史蒂文和朋友們尤其鍾愛《瘋狂》(Mad)雜誌。該雜誌因其令人眼前一亮的戲謔、“黑色”幽默，以及對電影橋段的巧妙模仿，成為20世紀50年代全美潮流人士的寵兒。
《瘋狂》為斯皮爾伯格和好萊塢的“電影小子”們鋪平了道路，使他們得以延續童年時代對老電影陳詞濫調的喜愛，並在後現代主義時期對老電影中的類型與圖像進行重新創造和戲仿。斯皮爾伯格的《奪寶奇兵1：法櫃奇兵》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劇本要求哈裏森·福特飾演的印第安納·瓊斯與一位阿拉伯敵人展開一場精心設計的佩劍與長鞭對決。但是哈裏森·福特突然生病了，斯皮爾伯格想加快進度，所以決定讓印第安納·瓊斯突然結束決鬥，掏出手槍，漫不經心地一槍打倒對手。斯皮爾伯格說，這一幕讓他想起了《瘋狂》裏“我們最想看到的場景”欄目。
也許很大程度上是受漫畫書的影響，當他還是新澤西州的一個孩子時，“史蒂文就有一種令人驚訝的病態傾向”，斯科特·麥克唐納說，“我們認為這真的很酷。我還記得他煞費苦心設計的拷問室。我們過去常去他的地下室，他會教我們如何把他的玩具人送上他用黑色鞋盒做成的斷頭台。他砍下了幾顆玩偶的頭，又鋸掉了幾顆——效果非常好。當我和哥哥看到《E. T. 外星人》時，我們對彼此說：‘哎呀，這可不像史蒂文。’他小的時候似乎有點心靈扭曲。當他搬到亞利桑那州的時候，給我寄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信中講到了蠍子和頭上長有很酷的毒刺的美國毒蜥。我們無法想象他在那裏過著怎樣的生活。”
史蒂文的地下室裏還有一個用來演木偶戲的大紙箱。“我從小就想逗人們開心，”他回憶道，“我小時候就排演過木偶劇——8歲的時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喜歡我的木偶表演。”
毫無疑問，對斯皮爾伯格童年早期帶來最大流行文化衝擊的是電視。“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電視迷，”他說，“我和所有人一樣，是看著電視長大的，我的腦袋裏都是電視節目，真希望能擺脫它們，但我做不到。一旦它們進入你的腦海，就像無法洗去的文身。”
斯皮爾伯格一家於1949年購買了他們的第一台電視機——圓管杜蒙(DuMont)電視機。當時，國家電視網絡正式運作不過兩年，每12戶美國家庭中隻有1戶擁有1台電視。50年代早期史蒂文還生活在水晶露台時，盡管電視的發展仍在起步階段，但那個時代富有創造性的發明層出不窮，被稱作媒體的“黃金時代”。很少有孩子能觀看《文化列車》或《劇院90分》這類知識分子節目，但史蒂文和他的朋友們從小就擠在小屏幕的黑白電視機前長大(其中許多台電視機由史蒂文父親所在的卡姆登無線電工廠生產)，他們全神貫注地看著現在被視為經典的電視節目。然而，電視對嬰兒潮一代的電影人也造成了可悲的影響，斯皮爾伯格自己製片的電影作品《摩登原始人》和《小淘氣》就是對電視節目進行懷舊模仿的愚蠢案例。但是就節目策劃的質量和表演角度而言，他和朋友們小時候觀看的電視節目比現在要精妙得多。
他們喜歡的節目包括由西德·凱撒和伊莫吉恩·科卡主演的、驚喜不斷又別出心裁的喜劇小品《你行你秀》；以及熱鬧搞笑的綜藝節目，如迪恩·馬丁和傑瑞·劉易斯主持的《米爾頓·伯利秀》和《高露潔喜劇時間》；還包括情景喜劇《蜜月人》以及由西爾福斯來扮演比爾·比克中士的《菲爾·西爾沃斯秀》；還有傑克·韋伯的警匪片《天羅地網》(史蒂文覺得很嚇人)。他們還收看一些兒童節目，比如《豪迪都迪》、唐·赫伯特的《巫師先生》、安迪·德懷恩的叢林係列連續劇《安迪的槍》和冒險故事《電視遊俠》以及《超人》《跛子卡西迪》《羅伊·羅傑斯秀》《思科小子》和《獨行俠》。
在史蒂文鄰居家的孩子們當中，最受歡迎的當屬沃爾特·迪士尼於1954年推出、每周日晚間播出的《迪士尼樂園》係列，以及1955年首播的由“火槍鼠”擔任主角的每日綜藝節目《米老鼠俱樂部》。史蒂文接連迷上了三位火槍鼠女孩：活潑的達琳·吉萊斯皮、迷人的小凱倫·彭德爾頓、性感又健康的安妮特·芙妮切諾，她們驚豔的青春造型喚醒了很多美國男孩的性衝動。對於史蒂文來說，這個時期的早戀已經轉變為“性敬畏——我討厭使用‘性’這個字眼，我覺得這個問題稍微有些沉重，但無法回避”。
1954年12月至1955年2月期間，電視上播放了迪士尼的電視連續劇《大衛·克羅克特》(之後被改編成電影《大衛克羅傳》)。在這部電視劇播放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扮演大衛·克羅克特一直是水晶露台附近孩子們最喜歡的遊戲。每個人都搶在史蒂文之前戴上了浣熊皮帽，所以史蒂文最終不幸被選中扮演“壞人”——墨西哥將軍桑塔·安納。他和玩伴們在用鄰居家後院柵欄臨時圍成的“阿拉莫”[7]裏，用玩具槍和長步槍展開殊死戰鬥。
史蒂文經常抱怨，除了像《米老鼠俱樂部》和一些喜劇節目這樣乏味的電視節目外，他“被禁止看電視”。他說父母不僅有一套限製他看電視的規定，而且在他因為一部有關蛇的紀錄片變得擔驚受怕後，父母還試圖保護他，不讓他看那些嚇人的電視節目，比如《天羅地網》和《M小隊》。史蒂文甚至還記得父母防止他偷看電視時的慣用伎倆：“有時父親會在特定位置放一把頭發，這樣一旦我為了偷看電視而掀起那19英寸屏幕上的防塵罩，他就能立馬發現……我總是能找到這些頭發，準確地記住它們的位置，並在父母回家之前將頭發重新歸位。”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回應說：“他曾經抱怨我從來不讓他看電視，父母對他過於嚴格。但是他看電視總也看不夠，電視一直開著。但你知道，我們會說：‘作業時間到了。’我想我在這一點上的確太過固執。我不會讓孩子們看太多電視，所以他對此很不滿。”
史蒂文和父親在這個問題上的衝突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麽他後來宣稱“電視機如同我的繼父”。他還提到，在電視出現之前，“父母會坐在搖椅上給孩子們讀書，家庭成員之間也非常親密。他們過去常常聚集在家中的說書人或故事家周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時，這個被包圍的人通常是父親。接著電視取代了父親，現在它似乎同時取代了父親和母親。父親每晚講故事的習慣一度對史蒂文非常重要，但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阿諾德就已全身心投入工作，史蒂文不得不轉向其他方式尋求娛樂。從這個層麵上說，至少在史蒂文的家裏，電視確實取代了父親”。
斯皮爾伯格的父母也試圖管控他青春期前的觀影行為。“我隻能當著他們的麵看電影，通常我看的那些片子都是他們喜歡的。”斯皮爾伯格一家常看的是一些合家歡影片，比如丹尼·凱耶主演的《宮廷小醜》、弗雷德·阿斯泰爾和奧黛麗·赫本主演的歌舞片《甜姐兒》，當然還有迪士尼電影。“然而，在我8歲那年，有一次我看完白雪公主後尖叫著跑回家，想要躲進被子裏，我的父母搞不明白我為什麽會變成這樣，”史蒂文回憶說，“因為沃爾特·迪士尼的電影不應該令人害怕，而是應該讓人感到快樂和著迷。但《白雪公主》《幻想曲》和《小鹿斑比》，簡直讓我神經衰弱[8]。”
和許多其他退伍軍人的兒子一樣，史蒂文從小就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十分著迷：“我喜歡那段曆史。我父親給我講了許多戰爭故事——在緬甸抗擊日軍的戰役中，他是一名B-25戰鬥機上的無線電通信員。在一生中，我一直對那段純粹又極度危險的時期印象深刻。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是純真的終結，而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仍然無法將它忘懷[9]。”史蒂文小時候特別喜歡做模型飛機，他說自己就像《太陽帝國》中年輕時的主角一樣，“愛上了飛行”。
史蒂文和他水晶露台的朋友們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或美國內戰)的塑料和橡膠士兵、牛仔和印第安人再現戰爭場景。史蒂文被稱為那些戰爭遊戲的大師。他找到了桑迪·麥克唐納這個誌同道合的夥伴，他也喜歡那些耗時長的複雜遊戲，一連能玩上好幾天。而桑迪的兄弟斯科特還記得史蒂文那不同尋常的遊戲開場方式：
“史蒂文有一張大桌子，他會搭建一個印第安人村莊或是內戰場景，還會向我們展示遊戲中的人物是如何移動的。但我們還不能開始玩——還要等他設計好遊戲情境。他會說：‘這家夥在這裏被抓了。哦，那家夥得到了一支箭。這家夥上斷頭台了。’大約留出5到10分鍾的時間讓他策劃好遊戲，然後我們才能開始玩。”
“我會去史蒂文的地下室，和他一起布置好那些宏大的戰鬥場麵，”桑迪補充道，“他總會準備一盒釘子和一把錘子，當士兵們被箭射中時，他會把釘子插進士兵的身體裏，並用番茄醬當血。在遊戲最後，他可用的士兵越來越少。我不會把我的士兵給他，因為他會傷害他們，我不會對我的士兵那樣做。對他來說，犧牲士兵做出這樣的效果非常值得，士兵受的傷必須是真實的，要有一個箭頭刺穿他們的身體。我從未想過這麽做。”
“我們女孩從來都不被允許玩這樣的遊戲，但我們會站在旁邊看，”桑迪的妹妹簡回憶說，“大多數孩子都滿足於結果，‘哦，這家夥被弄死了’。史蒂文會把這家夥被殺死的過程弄得跟真的一樣。對我來說，這就是他看起來與眾不同的原因。”
[2] 1952年12月至1957年2月期間，史蒂文在哈敦菲爾德的托馬斯·愛迪生學校從幼兒園一直讀到小學四年級。早些時候，他在卡姆登上過幼兒園。
[3] 彌賽亞(Messiah)在希伯來語中最初的意思是上帝所選中的人，具有特殊的權力。猶太教用這個詞來指出自大衛家的拯救者，由他帶領以色列國恢複大衛統治時期的輝煌盛世。——譯者注
[4] 1991年，史蒂文的第二任妻子凱特·卡普肖在與他結婚之前改信猶太教，史蒂文和她一起學習猶太教規，並說：“這一年的學習比我以前通過正規的猶太教培訓學到的東西還要多。”
[5] 貝蒂·克羅克(Betty Crocker)，虛構出來的廣告商標人物，後成為美國家庭主婦的模範形象。——譯者注
[6] 斯皮爾伯格的“安培林娛樂”製作了電影《龍卷風》，由揚·德·邦特在1996年導演，是一部有關龍卷風研究人員的動作大片。
[7] 阿拉莫(Alamo)，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在1836年得克薩斯獨立戰爭中曾被墨西哥占領。——譯者注
[8] 迪士尼樂園甚至給史蒂文造成了精神創傷：“1959年，我父親帶我去神奇王國。一切都讓我害怕極了：潛艇航行中海蛇的恐怖眼球，白雪公主裏的老巫婆給我一個毒蘋果，癩蛤蟆先生的狂野之旅。盡管這是那種讓人發笑的恐怖，但直到我去過很多次，並且長大一點後才明白迪士尼先生的用意。”
[9] 那時作為亞利桑那州的一名業餘電影人，斯皮爾伯格經常拍攝第二次世界大戰題材影片。成為專業電影人之後，他拍攝了二戰題材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太陽帝國》《一九四一》以及電視連續劇《驚異傳奇》中的《戰火浮生》。他還將自己兒時的一部二戰飛行題材影片《一個名叫喬的家夥》翻拍為背景設置在當代的《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