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的作品何等奇妙”
我記得——那栩栩如生的記憶——一次在辛辛那提的暴風雪中穿行。雪地閃閃發光，我的父親十分興奮，他看著天空感歎道：“你的作品何等奇妙!”你的作品何等奇妙。這便是我。這便是史蒂文。
——莉亞·阿德勒，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母親
當你看見那個深陷在黑暗中的孩子時，他瞪大的雙眼正充滿敬畏地望著約櫃[1]門前紅色的燭光。在點綴著金色和藍色裝飾物的大理石拱門和廊柱裏，約櫃的木門隱藏在若隱若現的窗簾背後，一切都透露出一種迷人的、深不可測的神秘氛圍。半球形的天窗之下，一顆大衛星[2]懸掛著一盞古銅色枝形吊燈。鋪著藍色地毯的過道上，一個嬰兒坐在推車中被推下樓來。聽到周圍蓄著絡腮胡子、頭戴黑帽老人們的誦經聲，那嬰兒隨著希伯來語的禱告有節奏地搖晃著。“那些老人正遞給我小餅幹，”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回憶道，“我父母後來告訴我，我當時大概隻有6個月大。”
那個孩子長大後拍攝了《辛德勒的名單》，而這便是他最初的記憶。那一年是1947年，那個地方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阿達斯以色列猶太教堂，就在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第一個家的對麵。在那個家中，他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時期。
沒有哪位電影人比斯皮爾伯格更癡迷於挖掘自己的童年，也沒有哪位電影人比他更能從中獲益。斯皮爾伯格曾表示，他“總是能將一個電影創意追溯到自己的童年”。事實上，從那些猶太教堂的意象中可以窺見他獨特視覺風格的起源：將驚奇感與對未知的恐懼交織在一起的催眠式移動鏡頭、淹沒了影片中角色視野的耀眼光芒(他稱其為“神之光”)、情緒化運用的強烈主觀視角，以及蘊含在令人目瞪口呆的幻影和視覺魔術中無處不在的樂趣。他總是被那些“自己認為存在卻不可見的東西”所吸引。從《大白鯊》《第三類接觸》《E. T. 外星人》到《紫色》《太陽帝國》和《辛德勒的名單》，斯皮爾伯格展示了一種罕見的天賦，即向全世界的觀眾分享他最原始的幻想和恐懼。
他把自己喜歡的主人公描述為“普通先生”。這種平易近人的風格是斯皮爾伯格在廣大觀眾中獲得空前成功的關鍵，也有助於反駁精英主義者的蔑視。精英主義者們沒有認識到，那些主人公身上的“普通”包含了最廣泛的人類衝突原型。斯皮爾伯格的典型主角要麽是一個因坎坷生活而早熟的孩子，要麽是一個試圖逃避責任的孩子氣的大人，在他看來，這兩者之間充滿了深深的矛盾。盡管到目前為止，斯皮爾伯格大部分作品的主題範圍相對集中，知識範圍也相對有限，但他和其他受歡迎的藝術家們一樣，對當代共同的心理問題有一種本能意識，並具有以直接和簡單方式表達這些問題的不可思議的能力。也許他最強大的藝術力量，是他與生俱來的這種能力，能夠召喚出激發原型情感的視覺影像，而這些影像有著難以用語言表達的複雜。
1991年，當他被要求用一個“主導影像”(masterimage)總結自己的作品時，斯皮爾伯格選擇了一個與他最初的童年記憶產生強烈共鳴的影像：《第三類接觸》中，小男孩打開客廳的門，看到不明飛行物散發出耀眼的橘色光芒，“那種既美麗又令人生畏的光，就像穿堂而過的火焰。而那個孩子那麽小，那扇門又那麽大，門外有太多的希望和危險。”
希望和危險，斯皮爾伯格賦予這兩個詞同等的分量。但多年來，大多數美國評論家都輕蔑地認為斯皮爾伯格是一個癡迷於把電影當作玩具的老頑童，無法成熟地處理生活的陰暗麵。寶琳·凱爾[3]曾在《紐約客》上稱讚《第三類接觸》是“某種意義上最好的兒童電影”，她後來抱怨，“與其說斯皮爾伯格做了什麽，不如說他鼓勵了什麽。其他人都在模仿他的幻想，結果卻導致了文化的低幼化。”斯皮爾伯格的公開聲明也沒能阻擋人們對他的生活和工作做出如此貶低的評價。1982年，他說自己“仍是個孩子……為什麽？我想是因為我可能還承擔不了社會責任，內心深處也並不想直麵世界。事實上，我不介意直麵世界，隻要我與世界之間架起一台攝影機。”
這番道歉中包含著一定的事實，甚至連他的崇拜者也對斯皮爾伯格的成長和發展潛力感到擔憂：他會不會繼續逃避作為一個完全成熟的男人和一個電影人的責任，沉溺於他對刺激冒險孩子氣的喜愛(《奪寶奇兵》係列電影)、幼稚的幽默和誇張的製作(《一九四一》《鐵鉤船長》等)以及特效的奇幻盛宴(《鬼驅人》《侏羅紀公園》等)；然而，當踏入成熟的“性”領域時(《紫色》《直到永遠》等)，自覺地變得輕佻？他能夠克服麵對觀眾和麵對自己的焦慮嗎？在其職業生涯中，他隻是斷斷續續地談及這類具有社會意識且富有爭議的話題。
在他的重要年份(1993年)，見證了《侏羅紀公園》憑借近10億美元的全球票房打破《E. T. 外星人》的票房紀錄後，斯皮爾伯格終於用《辛德勒的名單》使許多詆毀他的人閉嘴。《辛德勒的名單》是他最精湛的作品之一，改編自托馬斯·肯尼利的小說，講述了一位非猶太商人從大屠殺中拯救了1100名猶太人的故事。這部電影被譽為“一場盛大的成人禮，一種成人儀式……標誌著他的作品開始進入情感的成年期。”這種讚美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暗示在斯皮爾伯格作為專業導演的第一個25年裏，他從未完成一部嚴肅的、成熟的成人電影。這種假設不公平地詆毀了他那些最好的早期作品：從具有重大意義的電視電影《決鬥》，到永恒的科幻經典《第三類接觸》和《E. T. 外星人》，以及雖有不足但感人至深的劇情片《紫色》和《太陽帝國》。在斯皮爾伯格憑借《辛德勒的名單》開始頻頻獲獎後，他的小學老師帕特裏夏·斯科特·羅德尼評論道：“我聽他說‘我終於拍出了一部嚴肅的電影’，我將這看作斯皮爾伯格式的幽默。”
“那些對我的成長表示驚訝的批評家其實根本不了解我，”斯皮爾伯格說，“這根本不是成長。《辛德勒的名單》對我來說是最自然的經曆。我不得不講這個故事，我就生活在它的邊緣。”
但很少有人，尤其是斯皮爾伯格本人，質疑《辛德勒的名單》標誌著他藝術的極大進步和他個人中年時期的成功。“我覺得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將我拉回傳統。”他當時說。這部電影是他個人與猶太身份長期鬥爭的**，這場鬥爭幫助他決定了自己的職業選擇，以及他作為一名受歡迎的大眾電影人的定位。在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時，他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及這種鬥爭：
“我從來沒有對自己感到舒服過，”他承認，“因為我從來都不屬於大多數人……我覺得自己像個外星人……我想和其他人一樣……我想成為一個非猶太人的渴望，就像我想成為一名電影人一樣迫切。”
“我曾為自己是猶太人而感到羞愧，但現在我內心充滿了驕傲。這部電影和我一起經曆了從恥辱到榮耀的心路曆程。有一天，我媽媽對我說：‘我真的想讓人們在某天看到一部你拍的、關於我們和我們身份的電影，不是作為一個種族，而是作為人本身。’《辛德勒的名單》就是這部電影。這是獻給她的禮物。”
斯皮爾伯格早期對其猶太根源的拒絕和之後對此的逐漸回歸，是一種他與許多猶太人共有的經曆——他們都是二戰和大屠殺後的嬰兒潮一代。他是第二代美國猶太人的孩子，他們脫離了自己的根。對他們來說，“同化”是獲得社會接納和職業發展的部分代價。因此，斯皮爾伯格和許多同輩人一樣，在成長過程中，對舊的文化遺存及其與上幾輩人信仰之間的關聯提出了質疑[4]。在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白麵包文化[5]中，像斯皮爾伯格這樣的嬰兒潮一代猶太人逐漸脫離了他們的文化身份，變得越來越美國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表麵被同化、內心卻被疏遠的郊區居民。斯皮爾伯格和他的電影逐漸成為郊區生活經驗的典型寫照，而他自己，正如文森特·坎比所說，成了“郊區詩人”。這個稱號不太能夠贏得文化精英的尊重，這些精英蔑視20世紀50年代由郊區居民所代表的美國中產階級氣質。
斯皮爾伯格曾這樣定義他拍電影的秘訣：“將自己當作觀眾。”仿佛他自己的個性，通過意誌的自我克製，已經同大多數人的個性沒有什麽區別了。他驚人的受歡迎程度表明，他被同化得多麽徹底。盡管他的電影有時會招致社會批評，在《辛德勒的名單》之前，他拒絕承擔一個具有社會意識的電影人的所有責任——他曾稱自己在嚴肅主題上是“無神論者”——與他拒絕將自己定義為猶太人緊密相連。他麵對著與自我重要部分失去關聯的危險，而這一重要部分源於他作為少數族群的一員。
在把自己與猶太慈善機構和自由主義政治目標聯係起來的同時，斯皮爾伯格更傾向於成為一名迎合最廣泛觀眾喜好的電影人，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猶太題材，不像伍迪·艾倫和保羅·馬祖斯基[6]等導演那樣，公開表明自己的種族身份。盡管如此，斯皮爾伯格還是選擇理查德·德萊福斯(“我的知己”)作為《大白鯊》《第三類接觸》和《直到永遠》的主角，換作其他導演，則可能選用一個白人新教徒來飾演這些角色，盡管斯皮爾伯格沒有非常強調人物的種族背景。在《奪寶奇兵1：法櫃奇兵》中，“約櫃”釋放出神奇力量摧毀搶走它的納粹分子，反映出斯皮爾伯格與猶太神秘主義的密切聯係，而且這是在一個不很嚴肅、逃避現實的故事中發生的；在《辛德勒的名單》後，斯皮爾伯格指出，他再也無法容忍把納粹分子當作純粹的娛樂人物。
斯皮爾伯格一貫回避具體的猶太主題，但1986年他擔任監製的動畫電影《美國鼠譚》則是一個例外。它講述了一隻名叫費韋爾·穆塞凱維茨的猶太移民老鼠的故事，它來到美國是為了逃離俄羅斯國內的迫害(被類似哥薩克的貓追捕)。《美國鼠譚2》(1991)延續了費韋爾的冒險：斯皮爾伯格以他深愛的外祖父的名字為這隻老鼠命名。他的外祖父名叫菲利普·波斯納，是一名貧窮的俄羅斯移民，意第緒語[7]名為費韋爾。
斯皮爾伯格的家族曆史，反映了過去一百年間典型的猶太裔轉變為美國人的曆程——逃離俄羅斯城市和鄉鎮的迫害，去往宗教自由的新世界。接下來的幾代人，又跳出美國中西部傳統猶太社區的舒適和限製，到大型歐裔新教徒郊區尋找冒險與機遇。斯皮爾伯格的外祖父母虔誠信仰猶太教，而他對祖輩們價值觀的抗拒，很大程度上形成一種防禦機製，防止自己在一個以基督教為主導的社會中成長為一個“外星人”。隨著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努力將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上移，斯皮爾伯格一家從辛辛那提搬到新澤西州的卡姆登和哈敦鎮，然後又向西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薩拉托加，這種防禦意識在他身上變得越來越強烈。
和20世紀許多猶太藝術家一樣，斯皮爾伯格職業生涯的成功不是靠宣揚自己的“另類”，而是通過尋求被美國大多數人共同的文化基礎所接納，通過努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一直努力讓大多數人接納我，”他在1987年說，“我很在意別人如何看待我——首先是我的家人，其次是我的朋友，第三是公眾。”
斯皮爾伯格年輕時選擇把精力集中在拍電影上，而不是學業上，這是對猶太人推崇教育和讀寫能力傳統的一種反叛。脫離上述猶太文化傳統和以他父親為代表的中產階級價值觀(父親曾因為史蒂文放棄完成大學學業，拒絕追隨他的腳步而感到絕望)——斯皮爾伯格以另一種猶太文化傳統鑄就他的命運，這種受人詬病但同樣重要的傳統，是由他祖父母一代猶太移民在好萊塢建立起的大眾文化。受歡迎的故事講述者們，從不起眼的猶太小鎮中汲取豐富靈感並吸引大量觀眾，這些早期的好萊塢大師打造了關於美國夢的模式化流行影像。正如尼爾·加布勒在《屬於他們自己的帝國：猶太人如何打造好萊塢》一書中寫道：“猶太人拍攝的影片，在伊賽亞·伯林的另一篇類似的文章中被描述為對社會大眾‘過分強烈的迎合或真切的膜拜’，柏林還指出，這種關注有時也伴隨著一種潛在的不滿情緒，導致了他同情地稱之為‘對事實的神經質扭曲’。好萊塢成為他們歪曲事實的工具和產物。”
直到步入中年，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才冒著巨大的、不可挽回的風險，在世人麵前以完全接受自己種族和宗教傳統的姿態來重新定義自己。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是一種精神上健康和回歸的行為，讓他回到了童年時期在辛辛那提猶太教堂的最初記憶。“這真的是我的根。”他說。那個他8年前推遲做出的決定，最終促成了《辛德勒的名單》的拍攝——在38歲時，將童年拋在身後，並接受作為父親的責任：
“我必須先組建一個家庭，首先我要弄清楚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當我的(第一個)兒子(麥克斯)出生時，我深受觸動……一種精神在我內心燃起，在他出生和受割禮的那一刻，我成了一位猶太父親。從那時起，我開始審視自己，回憶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成長與我的童年。每次看電影我都會哭。我也開始為糟糕的電視節目而哭泣。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有點崩潰。我試著回首往事，看看我錯過了什麽，結果我意識到，我錯過了一切……”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童年，鮮活地回憶起我父母和祖父母給我講過的故事……我的父親是一個偉大的故事家，我的外祖父費韋爾講起故事來也很了不得。我記得4歲還是5歲的時候聽過他講故事，那時我坐在他膝蓋上，緊張得不敢呼吸。我的外祖父來自俄羅斯，他講的大多數故事都源自這個古老的國度。”
費韋爾講的其中一個故事是關於他接受教育的經曆。作為一個19世紀晚期在俄羅斯敖德薩長大的猶太人，由於沙皇政府對猶太人接受高級教育人數的名額限製，費韋爾被禁止進入中學。但是他找到了一種繞過法令的方法，史蒂文記得費韋爾是這麽告訴他的：“他們允許猶太人通過打開的窗戶聽課，所以我基本上都會去聽課，無論春天或秋冬，我都會坐在窗外，甚至在大雪中聽課。”
這段記憶的另一個版本是《美國鼠譚》中的呈現。與家人分離來到紐約後，費韋爾·穆塞凱維茨絕望地把鼻子貼在一塊玻璃上，看著一群美國小老鼠上課。它終究是一個外來者，即便在美國，這個陌生而自由，本應該“沒有貓”的新國度。雖然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沒有他祖父對教育的那種渴望，但他成了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坐在教室外的小男孩，這個形象向他展示了在充滿敵意的國度裏作為一個猶太人的感受。
在俄羅斯這個反猶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動**時期，猶太人總是容易成為替罪羊。19世紀末，俄羅斯猶太人遭受的大屠殺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殘酷(俄語中將此表述為“毀滅”)。童年時代，史蒂文充滿好奇地聽祖父母講述大屠殺的故事。法律進一步限製了俄羅斯猶太人的社會和經濟自由，迫使他們隻能住在猶太小鎮裏，並禁止他們從事除特定貿易外的大多數職業。1881—1914年間，有近200萬猶太人從俄羅斯和東歐逃往美國，歐文·豪[8]在《父輩的世界》一書中寫道：“在現代猶太曆史上，這一移民數量僅有從西班牙宗教法庭中叛逃的人數可與之相較。”小說家亞伯拉罕·卡漢也評論過，美國“不僅被看作是一塊盛產牛奶和蜂蜜的土地”，“而且，更是一處充滿神秘、未知和奇遇冒險的地方”。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祖先便是那次大移民中的一員，最後他們定居在熱情友好的美國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用曆史學家喬納森·薩馬的話來說，當時那裏是“阿利根尼山脈以西最古老、最講究的猶太社區”。他的一些親戚留在俄羅斯繼續生活，還有一些後來去了以色列，但許多沒有移民的親戚在納粹大屠殺中被殺害。他的父親估計，在烏克蘭和波蘭的大屠殺中，他們失去了16到20名親人。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認為，斯皮爾伯格家族可能發源於奧匈帝國，一些祖先在移民到俄羅斯之前，可能居住在斯皮爾伯格公爵控製的一片地區。斯皮爾伯格家族的名字，在奧地利高地德語中的意思是“娛樂山”。斯皮爾(spiel)意味著娛樂或舞台劇(英語單詞“spiel”的意思則是背誦)，伯格(berg)的意思是山或丘陵。對於一個在演藝圈工作的愛玩的成年人來說，這個戲劇性的名字恰如其分，並且斯皮爾伯格從小就喜歡建造和拍攝微型山脈。在《第三類接觸》中，就出現了一座充當關鍵情節道具的“娛樂山”：理查德·德萊福斯在自己的客廳裏著魔般地搭建懷俄明山的模型，在電影的科幻結局中，外星母艦就是在懷俄明山登陸的。早在史蒂文還是加州長灘市的一名大學生時，他和父親阿諾德就成立了一家名為“娛樂山影業”的電影製作公司。
史蒂文的祖父什穆埃爾·斯皮爾伯格於1873年出生在俄羅斯的卡緬涅茨—波多爾斯克(Kamenets-Podolsk)，來到美國後改名為塞繆爾。卡緬涅茨—波多爾斯克曾由波蘭立陶宛聯邦貴族統治，在波蘭語中被稱為卡緬涅茨—波多爾斯基(Kamenets-Podolski)，現在是早已獨立的烏克蘭的一部分。1897年，也就是塞繆爾去往美國的前幾年，卡緬涅茨的人口約有4萬，其中約有1.6萬猶太人。
大多數猶太人把意第緒語作為他們主要或唯一的語言，他們和所有俄羅斯猶太人一樣生活在一個緊密團結、相對隔絕的社區裏，這個社區的宗教和文化傳統，給在充滿敵意中生存的他們帶來了安慰與相互支持。盡管在沙皇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統治期間，反猶主義滲入了這座城市的許多機構，但據卡緬涅茨猶太人生活紀念冊報道，“總體而言，城裏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是正常的。”即使在1881年的烏克蘭大屠殺和1905年的大範圍屠殺期間，卡緬涅茨也沒有發生大屠殺，盡管有肆意破壞猶太人財產的行為出現。
史蒂文的祖父塞繆爾是梅耶·斯皮爾伯格和妻子貝莎(貝茜)·桑德曼的次子。梅耶是農民、牧場主及獵人，夫婦倆還有三個女兒。大約5歲時，塞繆爾的雙親死於流行病，他是由哥哥艾弗羅姆撫養長大的(為了紀念他，阿諾德·斯皮爾伯格的希伯來名字取作艾弗羅姆)。塞繆爾在他哥哥的農場裏當牛仔，放牛牧馬。那時，猶太人要被強製招入沙皇軍隊服役6年，塞繆爾設法加入了軍隊樂隊，演奏中音銅管。阿諾德回憶：“由於待在樂隊裏，父親設法避免了槍炮和殺戮。後來他成為俄國軍隊的買牛人。他曾經到西伯利亞去買牛，也和滿洲人做過生意。日俄戰爭(1904年)爆發時，他說：‘我不會再回到軍隊了。’1906年他逃到了美國，1908年與我母親結婚，將她也帶到了美國。”
塞繆爾(什穆埃爾)·斯皮爾伯格的妻子麗貝卡·切奇克，被史蒂文這一代叫作貝克奶奶，她是納克曼(內森)·莫杜霍夫·切奇克和萊茨爾(瑞秋)·尼格諾娃·亨德勒的女兒，這對夫婦共有8個孩子。切奇克的家族名，在俄語中也拚作“Tsetsik”，意思是“紅雀”，後來被美國化為蔡斯(Chase)。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回憶，他的外祖父那赫曼·切奇克一家在蘇迪爾科夫擁有一家啤酒廠。蘇迪爾科夫位於卡緬涅茨區，是靠近舍佩托夫卡較大的城鎮，家族中一些其他的成員過去就住在那裏，現在這個猶太小鎮已經不複存在了。那赫曼“喜歡誦讀並研習托拉經[9]。外祖母經營啤酒廠，她是個精明的女人，她和孩子們一同經營這門生意。他們的長子，我的伯父赫歇爾，是一名釀酒大師。那些日子裏，老猶太男人們不是在做生意就是在研習托拉經，那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1897年，俄羅斯政府禁止猶太人進行啤酒貿易，外祖母的一些兄弟姐妹最終移民到了中國。他們先是住在哈爾濱，後來又搬到上海的英租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的二戰題材電影《太陽帝國》的開場就設置在那兒。
阿諾德的父親塞繆爾·斯皮爾伯格，曾在辛辛那提做過幾年雜貨商和小販，後來從事穩定但收入不高的批發商工作，在鎮上的西三街開了一家商店，“他會去印第安納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小商店，買下他們賣不出去的商品，那些所謂的批發貨或次品貨，再把這些貨物運回自己的商店，轉賣給其他批發商或零售商，同時也做一些小額零售生意[10]。”
阿諾德的母親麗貝卡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女性。她照顧孩子們並管理家務。對政治很感興趣——我們很早以前就都是民主黨員——她讀過很多書，也看戲和聽音樂會。她會加入各種猶太組織。”史蒂文母親的老朋友米爾德麗德(米莉)·弗裏德曼·緹格回憶，麗貝卡是“一個堅強、有力量的女人，非常聰明，而且比她丈夫更加強勢”。
除了1917年2月6日出生的兒子阿諾德·梅耶·斯皮爾伯格，麗貝卡和塞繆爾還有一個小兒子艾爾文(又叫巴迪或巴德)和一個女兒娜塔莉。艾爾文長大後成了一名航空工程師，曾參與美國宇航局的太空計劃。娜塔莉後來嫁給了雅各布(傑克)·古特曼，並與丈夫一同開辦了一家生產蛋糕裝飾的家族企業，她於1992年去世。
史蒂文母親的波斯納家族起源於波蘭。“波斯納”的意思是“一個來自波茲南的人”，波茲南是波蘭西部一個省會城市的名字。波茲南在18世紀末被普魯士接管，正如已故的美國猶太史學院院長雅各布·雷德·馬庫斯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采訪中所說：“德國人鄙視波斯納。如果一個德國人說，‘他是一個波斯納’，這意味著他蔑視這個人。”但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波斯納祖先在俄羅斯比斯皮爾伯格家族有著更為世界化的背景，因為他們有著國際化的家鄉——黑海上的敖德薩港口，被稱為“俄國巴黎”。
然而，猶太人在敖德薩並不比在俄羅斯其他地方更受歡迎。敖德薩經常發生反猶太騷亂，1905年那裏發生了一場異常嚴重的大屠殺，戰艦波將金號上的水手發動了兵變，發起一場未遂的革命，謝爾蓋·愛森斯坦的經典電影《戰艦波將金號》便是以此事件為題材，其中包括著名的“敖德薩階梯”事件。當敖德薩的猶太人慶賀沙皇的改革承諾時，400名猶太人在4天的報複性襲擊中被殺。1905年，這樣的襲擊也發生在俄羅斯其他幾個地方，並且因為受到當局煽動，在警察和哥薩克人的幫助下由當地的匪徒施行。
發生**的1884年，也正是出生於敖德薩的菲利普·波斯納逃往辛辛那提的同一年，他想為自己和家人創造新的生活，他希望這樣做可以遠離迫害和暴政。他繼續保持著虔誠的猶太正統派信仰，抵製哈斯卡拉運動[11]的現代化影響，以及在敖德薩蓬勃發展的猶太啟蒙運動和美國改革運動。盡管他沒受過正規教育，但敖德薩的文化**仍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印記。這位並不那麽成功的藝術家菲利普·波斯納，把他對藝術的熱忱傳承給了女兒和他著名的外孫。
菲利普的父母西蒙·波斯納(伊齊基爾·波斯納和安娜·費德曼的兒子)和米麗婭姆·拉辛斯基(本傑明·拉辛斯基的女兒)緊隨其後移民到辛辛那提，在那裏，西蒙·波斯納和塞繆爾·斯皮爾伯格一樣成了一名批發商。作為家裏6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菲利普也跟著父親從事了同樣的職業，靠賣衣服和其他商品來養活他的前妻珍妮·弗裏德曼，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莉亞和伯納德(伯尼)。
“菲利普·波斯納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人，”他的女婿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回憶，“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非常遵守教規。他常去猶太教堂，早晨、晚上、任何時候。他曾經很富有，但最終他和許多人一樣被大蕭條壓垮。”
有一次，莉亞回憶道，她的家人餓了好幾天，直到她父親通過倒賣舊珠寶賺了10美元，他還用這筆錢帶家人去度假。“盡管我們家很窮，但是我們從未被打垮”。
菲利普大部分時間在家工作，史蒂文喜歡在外祖父家的閣樓上玩耍，那裏堆滿了商品——鞋子、襪子、鞋帶、皮帶扣和領帶夾。同為猶太商人的諾曼·康明斯經營著一家服裝折扣店，他會買下菲利普賣不出去的貨物，並將這“當作一種祝福”。康明斯的妻子伊迪絲回憶道：“波斯納先生是一個瘦小、和藹可親的人。他有一所非常漂亮、舒適的小房子。我會和我丈夫去那裏，和史蒂文聊聊天。這個孩子骨瘦如柴，但非常活潑。誰能想到有一天他會成為一個大人物？史蒂文會坐在那裏蘸著一杯牛奶吃曲奇，當他吃完後，他的祖母會把餅幹屑從牛奶中濾出來，再把牛奶倒回去。我對此印象深刻。我不知道那樣做是出於貧窮還是節儉。”
就像《美國鼠譚》裏會拉小提琴的鼠爸爸一樣，史蒂文的外祖父菲利普也將心血傾注在音樂而不是生意上，他喜歡彈吉他、跳芭蕾。莉亞繼承了父親對音樂的熱愛，但她覺得父親的創造力已被謀生的艱辛所消磨。菲利普的哥哥鮑裏斯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親戚中已知的第一個進入演藝圈的人。他在意第緒語劇盛行時擔任過莎士比亞劇的演員，莉亞記得鮑裏斯曾在客廳裏用意第緒語獨自練習哈姆雷特那句“生存還是毀滅”的著名台詞。鮑裏斯還是一名雜耍演員，有時會戴著草帽、拿著手杖，又唱又跳。後來他成為馬戲團裏一名馴獅員。斯皮爾伯格1995年製片的動畫電影《小狗波圖》以20世紀20年代的阿拉斯加為背景，其中就有一隻被叫作“鮑裏斯叔叔”的俄羅斯猶太難民鵝。
莉亞的母親珍妮生於1882年，是土生土長的辛辛那提人，她在俄羅斯移民路易斯·弗裏德曼所生10個孩子中排行老二。路易斯·弗裏德曼和薩拉·莉亞·內森於1870年經由倫敦來到美國。弗裏德曼的父親名叫伊斯雷爾·弗裏德曼，1830年出生於波蘭——是史蒂文的祖先中能追溯到出生日期的最早的一位——1883年在辛辛那提死於肺氣腫。路易斯有一段時間曾從事他父親的職業，他也做過馬車夫和旅行推銷員。
史蒂文的外祖母珍妮是一位活潑勤奮、很有主見的“美國女士”，正如家族好友米莉·蒂格所描述的那樣，“(史蒂文的)兩個祖母都比祖父更自信”。移民過來的男人往往會是這樣，因為來到美國之後，他們以前擁有的傳統主導地位，會在嚴酷的經濟現實和更自由的道德觀念麵前逐漸瓦解。
1915年嫁給菲利普·波斯納之前，珍妮曾和姐姐伯莎一起經營過一家女帽店。珍妮還在辛辛那提大學主修過英語。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記得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一個有教養的溫柔女性”。她把所有她喜歡的人都稱作“娃娃”(Dolly)，包括她的女兒莉亞。莉亞出生於1920年1月12日，遺傳了母親活潑開朗、直爽坦率的性格。
珍妮“從來沒有受製於家庭”，莉亞羨慕地回憶道。珍妮婚後做過一段時間的女帽商和店員。後來，她在家裏教德國猶太移民英語，其中許多人是從納粹手中逃出的難民，他們的學費由當地猶太慈善機構支付，以幫助他們適應美國的生活，並為申請美國國籍做準備。但是，這位完全現代化的美國女士的丈夫，從來不甘舍棄他既有的生活方式。
菲利普·波斯納蓄著長長的白胡子，穿黑色正統猶太大衣並頭戴小帽。在成長過程中，史蒂文對外祖父的穿著打扮和經常性的禱告行為感到十分難堪，以至於當外祖父來訪時，他總是設法阻止自己的非猶太朋友到家裏來。史蒂文8歲時住在新澤西州的哈敦鎮，一天他與一些朋友在街上玩橄欖球，“突然我的外祖父戴著圓頂小帽，從家裏走出來，大聲喊道：‘什穆埃爾!什穆埃爾!(史蒂文的希伯來名字)’我沒有答應，假裝不認識他。我不承認這是我的名字。我的朋友們說：‘他在往你的方向看呢。他是在叫你嗎？’他們指著我，我趕緊說：‘不，不是我。’我無視他的存在”。
雖然美國西部的皇後城不是19世紀俄亥俄州曆史學家所讚頌的“希伯來人的天堂”，但斯皮爾伯格家族和波斯納家族覺得，這仍然是一座主要居住著德裔美國人的安寧的城市，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在這裏一同過著相對和諧與富足的生活。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在成長過程中隻遇到過“少許”反猶主義騷擾：比如有一次，一名腰帶上佩戴著三K黨[12]徽章的男子喊他“猶太男孩”。“但我所住的那條街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他懷念地回憶，“冬天的時候，城市會被封鎖，我們就劃雪橇玩。這條街一直延伸到一個公園，我們在那兒有一個球場。那裏有一片樹林，也能進去玩。這是一個利於孩子成長的好地方，你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地方了。”
盡管如此，這裏的猶太人數量還是少於東海岸線的那些城市——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出生時，辛辛那提的47.5萬居民中猶太人隻占5%，即2.2萬人——喬納森·D. 薩馬和南希·H. 克萊恩在1989年合著的《辛辛那提的猶太人》(The Jews of Cincinnati)一書中寫道，辛辛那提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猶太版本的美國夢”。
這座城市猶太社區的曆史最早可追溯到1814年。辛辛那提是改革運動的發源地，由拉比(猶太教教士)艾薩克·邁耶·懷斯於19世紀中葉建立，旨在對傳統的猶太教進行自由化和美國化。辛辛那提是希伯來協和學院、《美國以色列人》報和美國猶太檔案館等著名改革機構的所在地。斯皮爾伯格出生在位於埃文代爾的無宗派猶太醫院，是美國曆史最為悠久的猶太醫院。由於受到德國的強烈影響，辛辛那提也未能免於反猶主義的侵擾。薩馬對此總結道：“在很多方麵，辛辛那提猶太人的生活境遇都太好了，好得令人難以置信。”也許是猶太人來到辛辛那提的時間很早，因此贏得了開拓者的地位。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被視為城市生活、政治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盡管他們並不總是那麽容易參與到經濟活動中。
19世紀末，大量像斯皮爾伯格祖父母這樣的俄國猶太人開始湧入美國，他們所麵臨的諸多障礙之一，就是那些先到來的德國猶太人對他們的敵意。定居美國的德國猶太人認為，自己比那些到此來尋求幫助和投靠親屬的新移民更有教養、更有經濟實力、更有文化。對於斯皮爾伯格的祖父母和父母來說，在辛辛那提的大部分生活中，他們的德國猶太鄰居“對東歐新移民都很蔑視”。雅各布·馬庫斯談道：“德國猶太人在社會、文化和經濟上都占主導地位，通常，一名德國猶太人周圍至少會圍繞著5到6個東歐人，包括俄羅斯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和東匈牙利人。直到約20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一些日耳曼人才開始與東歐家庭通婚。”他發現在住房方麵也是如此，德國猶太人“總是住在東歐人前麵一條街，他們永遠避免碰麵。直到1950年左右，這道界線仍十分清晰。”
伴隨汽車在世紀之交時出現，辛辛那提就像《偉大的安伯遜家族》中的西部城市一樣，“難以置信地在中部崛起”。隨著崛起和擴張，它吞並了馬車時代的遠郊地區。原來的內城變成了貧民窟，由黑人和最貧窮的白人占據。埃文代爾是猶太人離開西區所遷往的第一個上流郊區，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裏成為該市主要的猶太人聚居地。斯皮爾伯格的祖父母和父母就住在那裏，史蒂文也出生在那裏，他在那裏度過了一生中最初的兩年半時光[13]。
埃文代爾的羅克代爾大道以北，較為時尚的街道，最初是德國猶太人的地盤。正如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城市指南所言：“正統派的猶太人滲入郊區南部，並逐漸向北遷移，在羅克代爾大道附近的雷丁路建立了一個熱鬧的商區。”當時阿諾德和莉亞住在位於列克星敦大道817號的公寓。這個商區從距離該公寓不到一個街區的地方開始，沿著穿過阿達斯以色列猶太教堂的那條路一直延伸到雷丁路，涵蓋附近的森林劇院。當阿諾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每周六我們都會拿著五美分硬幣到森林劇院去看電影。我喜歡大多數的冒險電影，以及所有道格拉斯·範朋克的電影，他的所有係列”。
埃文代爾南部是一個猶太人聚居區——溫暖而簡樸——來自故土的史蒂文家族支係以及一些蘭德斯萊人，共同生活在這裏。盡管祖父塞繆爾·斯皮爾伯格在他出生前一年就去世了，但史蒂文在成長過程中擁有一份如今很少有孩子能與之相比的優勢，那就是三位祖父母都生活在同一個社區。
莉亞的父母菲利普·波斯納和珍妮·波斯納，從1939年起就在格倫伍德大街819號租了一棟白色木屋(這是他們結婚以來的第5個家)。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記得，那是“一座非常美的房子。我在辛辛那提上大學時，他們就住在一個街區之外。莉亞會去父母家，我放學後，一家人會坐下來吃安息日的午餐。我們會在午飯後祈禱和唱歌，我學會了他們所有的歌”。
塞繆爾和麗貝卡夫婦曾經搬過10次家，直到1935年，他們在範·安特威普廣場租下半套紅磚複式公寓。“我們這條街上95%是猶太人，”阿諾德回憶道，“而且他們都是成功人士，比如醫生、牙醫或律師，他們非常注重教育。我哥哥和我是那條街上少有的工程師。我們過去常常一起談論這些家庭有多麽虔誠，我的朋友幾乎都是正統猶太教人。我們是街上為數不多的保守派家庭之一。”塞繆爾去世後，麗貝卡在孩子們的贍養下繼續居住在那裏。盡管1996年《福布斯》雜誌估計塞繆爾的孫子斯皮爾伯格的身價已高達10億美元，但塞繆爾的遺產加起來僅有1728.57美元，在扣除他的疾病、喪葬和遺囑檢驗費後，麗貝卡得到了1182.15美元。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社區。”他們的鄰居佩吉·希伯特·辛格曼回憶道。這些房子“有很大的後院，前麵有寬敞的門廊，還有秋千”。這些房子很雅致，有些房子的木工很好。在20世紀50年代白人逃離埃文代爾之後，猶太人也拋棄了埃文代爾繼續向社會的經濟上層攀升，將這個地方讓給了黑人。史蒂文孩提時期住的房子至今還在，現在是南方浸信會的出租房產。1967年，南方浸信會買下街對麵的阿達斯以色列教堂，現在這座教堂已成為國家的曆史性地標。
辛辛那提的猶太飛地有著非常舒適宜居卻受限製的環境，阿諾德和莉亞是典型的第二代美國猶太人，他們希望自己和孩子過上更好生活的願景，促使他們離開已經衰頹的家鄉，去往郊區的美麗新世界。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的妹妹娜塔莉·古特曼回憶：“一直以來，阿諾德都是一個喜歡發問、樂於探索、非常聰明的人，他對知識的求索從未停止。”當阿諾德在埃文代爾上小學時，卻被認為是一個“書呆子”，據阿諾德的同學伯納德·戈德曼博士說：“他不太合群。其他孩子打球時，他似乎從不參與，也不在一旁觀看。他可能有自己的興趣。”
從少年時代早期開始，阿諾德的主要興趣就是科學：“我最早是受到了住在(我們這棟樓裏)樓上住戶兒子的影響，他經常擺弄無線電。那時我還是個小孩，大約六七歲，我經常去地下室看他做東西。後來隔壁搬來了另一個家夥，他是一個無線電修理工，他會給我一些零件。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件事——有一天，當我去上學時，我走在溫德姆大街上，發現垃圾桶裏有一塊無線電零件。我將它撿起，趕忙跑回家，打開門喊道：‘媽媽，別把這東西扔了!’然後我才去上學，一上完課，就迫不及待回到家——那是一個有人試著修過卻沒修好的晶體檢波器。我直接把電線接到了連接點上，它就開始工作了。這是1927或是1928年發生的事，那時我才10歲。
阿諾德和隻比他小一歲的弟弟艾爾文，有著共同的愛好。“他們喜歡在閣樓上電老鼠，”他們的侄子塞繆爾·古特曼回憶，“阿諾德(從15歲起)就是個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有一次不知怎麽回事，他的天線係統幹擾了附近住戶的無線電接收，嚇壞了鄰居。還有一次，我媽媽急了，一拳朝他們打去，將玻璃門都打碎了。”
“阿諾德在學校裏非常聰明，但在家裏總是胡鬧——他製造過各種各樣的科學小玩意兒，”家族好友米莉·蒂格回憶，“他在20世紀30年代造出了一台電視機，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先知道電視機長什麽樣。每個人都問他：‘阿諾德，你在造什麽東西啊？’”
阿諾德的一些奇思妙想可以歸因於他對閱讀科幻小說的強烈興趣，這一興趣後來傳給了他的兒子。“我從7歲起就閱讀科幻小說，從最早的《驚異傳奇》(Amazing Stories)開始，”阿諾德說，“《驚奇》(Amazing)、《驚駭》(Astounding)、《模擬》(Analog)——我到現在仍在訂閱這些小說雜誌，我的孩子們過去常會抱怨：‘爸爸在廁所裏看科幻雜誌，我們都沒法進去了。’”
塞繆爾和麗貝卡在家幾乎都說俄語，他們在大蕭條時期入不敷出，供不起阿諾德和艾爾文上大學。1934年從休斯高中畢業後，阿諾德與大學的獎學金失之交臂，不得不同時幹著兩份遠遠低於他能力的工作。他母親的親戚勒曼兄弟在肯塔基州的一個河邊小鎮上開有一家連鎖百貨商店，他在那兒當店員。
在成為勒曼兄弟的某家店的經理之前，阿諾德曾在肯塔基州的辛西亞納為他的堂兄、麗貝卡的侄子馬克斯·蔡斯擔任經理助理。馬克斯在20世紀30年代初送給阿諾德一台電影攝影機，這段經曆最終促成阿諾德的兒子史蒂文成為電影人。“我住在肯塔基州的時候就開始拍一些家庭影像。”阿諾德回憶說，“我表哥買了一台最早的8毫米電影攝像機，他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所以對我說：‘給，你來用它吧。’我開始拍片子的時候大約17歲。我以前拍過很多垃圾片子，你懂我的意思吧？家庭和瑣事之類的。沒什麽好的，都隻是一些片段[14]。”
阿諾德在勒曼兄弟那裏一直工作到二戰爆發。1942年1月，他加入美國陸軍通信隊，但很快又被調入空軍隊。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當過飛機零件運輸員之後，他應用自己的業餘無線電操作經驗成了一名無線電操作員。他先是駐紮在卡拉奇，後來又駐紮在加爾各答境外。在中緬印戰區的行動中，他是B-25轟炸機中隊的一員，摧毀了日軍在緬甸的鐵路、運輸和通信係統，為他的分隊贏得了“緬甸橋梁破壞者”的稱號。阿諾德回憶，盡管他“駕駛飛機執行過幾次任務”，但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負責管理中隊的通信室。“起初我決定當一名無線電炮手，但他們說：‘不，如果你會修理無線電，就最好留在地麵。’他們不讓我再飛了。”1944年12月，阿諾德被調回美國，在俄亥俄州代頓的賴特機場服役直到戰爭結束。
對阿諾德·斯皮爾伯格來說，戰時服役帶給他最直接和最深遠的好處就是《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這最終讓他和其他220萬美國退伍軍人一樣上了大學。正如他們其中一人所說，《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為退伍軍人們提供了“一張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入場券”。
該法案讓這位前百貨公司的經理有了進入大學的可能。1949年6月，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在辛辛那提大學獲得了電子工程學位，並促成他在計算機工程領域取得極大成功。阿諾德回憶說，他父親去世前看到兒子上了大學，並“引以為傲”。
“阿諾德在學術上綻放光彩，”家族世交米莉·蒂格評論道，“他完全像變了一個人。他娶了莉亞，莉亞鼓勵他上大學。莉亞當時已經是辛辛那提大學的一名畢業生，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孩，才華橫溢、性格外向。我想她也想讓阿諾德接受良好的教育。結果證明阿諾德真的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他最終成了計算機領域的佼佼者。阿諾德當時在新澤西工作，研究早期的計算機。他經常跑回辛辛那提，有時他會坐在我們家廚房的桌子旁，計算數字的13次方。我不知道他在喃喃自語什麽。我會對他說：‘閉嘴，阿諾德。’”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母親在辛辛那提的大學預科學校胡桃山高中上學時，“有點膽小。我也和她一樣。”她當時的同學伊迪絲·卡明斯回憶道，“我們不是那種舞會皇後型的女生，她相貌平平。”
“我看上去和別人不太一樣，”莉亞對《猶太母親名人堂》(The Jewish Mother’s Hall of Fame)一書的作者弗雷德·A. 伯恩斯坦說，“但我從來不想改變自己。如果我有一個小巧的獅子鼻，也許就不用展現自己的個性了。因此，我去學彈鋼琴。我其實也算個人物。我熱愛生活，也相信自己。”
“她和斯皮爾伯格一家太不一樣了，”米莉·蒂格說，“她總是神采奕奕。而他們都身形更加高大，皮膚更黑。她身高不到一米五，金發碧眼，雙目炯炯有神，說話時表情豐富。阿諾德非常聰明，也很成功，但我認為莉亞更像一名‘全才’。她是個非常有遠見的人。”
1939年，莉亞開始與阿諾德·斯皮爾伯格約會。當時阿諾德和莉亞的哥哥在一起上高中。“我們都愛打網球，”阿諾德的妹妹娜塔莉回憶道，“莉亞當時在和別人談戀愛，但是她和前男友分手後，我就把她介紹給了阿諾德，因為我覺得他倆十分般配。”
莉亞在大學時主修家政專業，畢業後在市區的聯合車站，擔任旅行者援助協會的社工。1945年2月25日，她與阿諾德在埃文代爾南部的以色列聖會猶太教堂結為夫妻，當時阿諾德還在萊特機場服役。莉亞隨丈夫來到代頓後，便在當地的社會服務部門工作。那年晚些時候，阿諾德退伍，他們又回到了辛辛那提。莉亞曾在猶太醫院操作了幾個月的心電圖檢查，在史蒂文出生前不久，她辭掉了那份工作。由於家庭的需要，她偏離了藝術生涯計劃的軌道，她把自己的藝術抱負寄托在兒子身上，但她從未荒廢過彈琴。
“我們結婚後買的第一件家具是一架鋼琴，”阿諾德說，“我們的床是借來的，卻買了一架鮑德溫小型立式鋼琴。”阿諾德小時候上過鋼琴課，是個熱心的音樂聽眾。“我們收集了大量古典音樂唱片，”他回憶道，“從前我們家一直放著古典音樂。”懷孕期間，莉亞大部分時間都在鋼琴上彈奏古典樂曲，當史蒂文還是個裹著尿布的嬰兒時，他媽媽坐在鋼琴凳上，而他坐在媽媽腿上，邊聽邊學著敲出琴音。有時阿諾德也加入他們：“我學的樂理知識足夠看懂音符，所以當她彈琴時，我會幫她翻琴譜。”
音樂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了史蒂文。“史蒂文總是有著非常豐富的想象力，”莉亞說，“他什麽都害怕。他小時候會堅持讓我把鋼琴蓋掀起來，這樣他就能在我演奏時看到鋼琴內部。接著他會倒在地板上，恐懼地尖叫。”曾見過史蒂文小時候和母親一起坐在鋼琴前的米莉·蒂格認為，莉亞的音樂對史蒂文的早期影響，是“理解史蒂文創造力發展的關鍵：當他聽到媽媽彈奏出如此美妙的音樂時，他到底會想到什麽呢？”
就像同為神童的導演奧遜·威爾斯一樣，斯皮爾伯格也從父母的各方麵能力中汲取了多種藝術天賦。威爾斯的父親也是一位發明家，母親同樣是一位鋼琴家。史蒂文曾說自己是“基因超載”的產物，父親將史蒂文的個性描述為“幸運的協同作用”，並解釋說史蒂文的母親是“一個非常有音樂創造力的人，舞也跳得很好，還是一個充滿奇思妙想的人。我則腳踏實地多了。但我也喜歡有創意的東西，我是個很會講故事的人，我喜歡科幻小說。”
阿諾德在計算機領域裏具有開創性的創造力，因此擁有了幾項專利。史蒂文還是個嬰兒的時候，父親會用一種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哄他入眠，那就是用示波器在牆上反射出波浪線。雖然史蒂文對跟隨父親從事工程毫無興趣，但從父親那裏培養出拍攝電影的興趣：史蒂文對各種尖端技術的著迷和他對電影攝製器材的精通，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就已顯露出來。
曾為斯皮爾伯格大部分電影做配樂的威廉姆斯認為，斯皮爾伯格對自己的樂感過於謙虛：“史蒂文也能成為作曲家。他樂感很好，我認為這是他做導演的一大優勢——他有節奏感和韻律感。”
從父母那兒，史蒂文承繼了祖父和外祖父對音樂的熱愛。他的祖父塞繆爾曾在俄羅斯軍隊樂隊中演奏。他的外祖父，俄羅斯猶太移民菲利普雖然被禁止上學，但仍用自己的音樂表明“你的作品何等奇妙”。也許斯皮爾伯格所有電影中最令人欣賞的一幕是《第三類接觸》的結尾，科學家們終於發明出了一種與外星母艦溝通的方式：雙方一起用電腦演奏樂曲。人類和外星訪客之間的音樂交流開始於幾個試探性的音符，很快就交織為一段二重奏的精神狂歡。
“當我觀看《第三類接觸》時，”米莉·蒂格回憶道，“我想，音樂隱喻著莉亞，電腦隱喻著阿諾德，而那個小男孩就是史蒂文。史蒂文拍了一部關於父母的電影。”
[1] 約櫃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聖物，“約”指上帝跟以色列人簽訂的契約，而約櫃是存放這份契約的櫃子。——譯者注
[2] 大衛星，即六芒星，又名大衛之盾、所羅門封印、猶太星，是猶太教和猶太文化的標誌。——譯者注
[3] 寶琳·凱爾(Pauline Kael)，美國著名影評人，被譽為20世紀下半葉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影評人。其評論特點是詼諧、尖銳、一針見血且固執己見。在1967年到1991年間她為《紐約客》寫作。——譯者注
[4] 雖然斯皮爾伯格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猶太教正統派，但他的母親隻是斷斷續續地遵守猶太教規，他的家人都去保守的猶太教堂。——作者注(本書腳注中，除特別標明的，皆為作者注)
[5] “白麵包”代指白人中產階級。——譯者注
[6] 保羅·馬祖斯基(Paul Mazursky)，美國編劇、導演、演員，代表作品包括《不結婚的女人》《兩對鴛鴦》《敵人，一個愛的故事》《黑道家族》等。——譯者注
[7] 意第緒語，日耳曼語的一種，屬於西日耳曼語支，出自中古德語，通常由希伯來字母書寫，大部分的使用者為猶太人。——譯者注
[9] 猶太《聖經》，狹義上指《舊約》首五卷。——編者注
[10] 史蒂文·艾倫·斯皮爾伯格的祖父在他出生之前便去世了，因此他的希伯來語名字取作什穆埃爾(Shmuel)以紀念祖父。當被問到為什麽不給史蒂文取名塞繆爾(Samuel)時，阿諾德回答：“我們給他取了一個英語化的名字‘史蒂文’。我們是特意取的，我們不想給他取一個出自《聖經》的名字。而艾倫(Allan)則源自希伯來語名字阿哈龍(Aharon)。我們就是喜歡艾倫這個名字，沒什麽特殊原因。”
[11] 哈斯卡拉運動，指18世紀至19世紀歐洲猶太人的一場運動，致力於加強非宗教性的學科、歐洲語言和希伯來文的教育以補充對傳統《塔木德》研究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受歐洲啟蒙運動的啟發，所以有時又稱猶太啟蒙運動。起源於一些富裕且有社會地位的“流動猶太人”，他們希望借助改革使猶太人擺脫被隔離的生活，從而進入歐洲社會和文化的主流。——編者注
[12] 三K黨(Ku Klux Klan，縮寫為K. K. K.)，是一個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視有色族裔主義運動的黨派，也是美國曆史最悠久、最龐大的種族主義組織。——譯者注
[13] 斯皮爾伯格1989年宣稱，他打算根據妹妹安妮撰寫的劇本《回家》拍攝一部電影，講述自己在辛辛那提的童年時光。這部電影必須找外景地拍攝，因為“洛杉磯沒有看起來像辛辛那提的地方——一個也沒有”。
[14]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至今仍在拍攝家庭電影，他用一台索尼High-8攝影機和兒子給他的專業**ID剪輯係統記錄自己的旅行。作為一名電子行業顧問，阿諾德同時也參與工業電影的製作。“退休後，他們一直對我說：‘就憑你姓斯皮爾伯格，你就應該會拍電影。’所以他們就拉我去拍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