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王牌導演
本周二《火光》首映禮俘獲地球人。
——《亞利桑那共和報》頭條
一輛豪華轎車停靠在劇院的華蓋下，一束追隨而來的聚光燈掠過鳳凰城鬧市的夜空。導演和演員們緩步下車，四周的鎂光燈頻繁發出刺眼光芒。劇院內觀者如市，期待著一部“科幻史詩巨作”的世界首映。在接下來的2小時15分裏，這位美國藝術家將帶領觀眾沉浸於前所未見的奇幻場景——從天而降的神秘火光劫掠人類至外星動物園。當美好的一夜接近尾聲，鳳凰城小劇院以每人75美分票價售出的票房，足以使這部影片贏利。
那天是1964年3月24日，那部電影名叫《火光》。影片的製作成本不足600美元。然而這是一名高三學生自編自導的第一部電影長片，這名高中生正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這個早熟的17歲少年在片尾的演職人員表中將自己署名為“史蒂夫”而非“史蒂文”，不過他的一些同學經常嘲笑地喊他“斯皮爾蟲[1]”。據史蒂文回憶，那些年裏他可能確實看上去像個“書呆子”或“軟骨頭”，但拍電影的事已經令他揚名鳳凰城。他的母親驕傲地稱他為“塞西爾·B. 戴斯皮爾伯格[2]”。成長於持續擴張的歐裔新教徒郊區，這個猶太孩子總感覺自己“像個外星人一樣”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於是拍電影便成為其尋求社會接納的一種方式。這一拍便是著魔般的七年多，這種近乎偏執的投入幾乎讓斯皮爾伯格忘記了學業、戀愛和運動，以及其他青少年時期該有的正常追求。
“那時我是一個對一種愛好傾注滿腔熱血的男孩，但這種熱情逐漸失控，並在某種程度上耗盡了我的生命，”多年後，史蒂文如是說，“……我發現了一件我能做的事情，人們會對它感興趣，也會對我感興趣。在拍完我的第三或第四部8毫米短片後，我知道這將成為我的畢生事業，而不僅僅作為一種愛好。”
史蒂文的小學同學史蒂夫·薩格斯忘不了七年級的某天，他接到一個他與史蒂文共同好友打來的電話，對方問他：“斯皮爾伯格正在拍一部電影，你想加入嗎？”那是一部關於二戰的電影，名叫《戰鬥機小隊》。
史蒂夫·薩格斯當時是校隊的運動員之一，他與斯皮爾伯格並不熟：“我對他的才華水平一無所知。他一點兒也不擅長運動，也不像是個聰明的孩子。表麵上看，我們每天在學校朝夕相處的六到八小時裏，他沒有任何過人之處。我擔心他會讓他的手下站出來指揮我們，讓我們在電影裏扮成女孩。
“我去了斯皮爾伯格家，他父親開車載我們去了機場。史蒂文居然設法弄來了一架戰鬥機和一架轟炸機!他拍了一段我在戰鬥機上中彈、嘴裏噴出番茄醬的鏡頭。他手裏有份拍攝腳本，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麽。這不是男孩子們出去胡鬧，他非常懂得如何與人打交道。
“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媽。他是個有點書呆子氣的孩子，不是那種酷酷的家夥；但他一到外麵，突然就變成了掌控全局的人。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如此不同，就連我這個七年級的學生都對此印象深刻。他把所有的橄欖球隊員和聰明人都聚集在一起，指揮他們怎麽做。而一小時前，在家裏或在學校，他還是那種任人欺淩的軟骨頭。”
“這太神奇了，讓我大吃一驚。就好像你聽到一個書呆子在彈鋼琴，突然間這個呆子就變成了範·克萊本[3]。”
鳳凰城的人很快開始對這位年輕的電影製作神童關注有加。當地電視新聞攝製組對斯皮爾伯格拍攝的40分鍾二戰題材電影《無處可逃》(完成於1962年)進行了報道，該片在州級業餘電影人大賽上榮獲一等獎。1963年12月，《亞利桑那共和報》用兩篇文章和數張照片報道了《火光》的攝製過程，並稱讚他為“少年版塞西爾，一個受人尊敬且秉持專業態度的業餘電影愛好者”。
“我們都很支持史蒂文的愛好，”他的母親莉亞對《亞利桑那共和報》說，“這樣我們就能知道，他朋友們的父母也能知道，這些孩子都跑去了哪裏——他們不是在中央大道上閑逛。”
在《火光》中，莉亞總是開著那輛被淘汰的軍用吉普車在城裏轉悠，格外顯眼。她有時會用頭盔遮住金色短發，在兒子的戰爭電影中扮演一名德國士兵。“我們家就像個攝影棚，”她回憶，“我們真的在努力為他工作。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他會像瘋了一樣嘮叨你，把你的生活數落得一文不值。史蒂文就是這樣導演一切的。不僅是他的電影，還有他的生活。他指揮我們全家……他在學校是個糟糕的學生，但我從來沒想過他將來會怎樣。如果我當時想過這些，很可能會為他的前途而感到擔憂。”
莉亞對缺乏學習興趣的兒子非常寬容，經常允許史蒂文待在家裏假裝生病，這樣他便得以剪輯自己的電影。為了讓母親相信自己生病，史蒂文隻需要“把溫度計放在燈泡上，並把電熱毯蓋在臉上”——在《E. T. 外星人》中，他讓亨利·托馬斯扮演的埃利奧特捉弄母親時也是用的這個伎倆。史蒂文的父親阿諾德·斯皮爾伯格是一名計算機工程領域的先驅，他對史蒂文對待學業的態度感到沮喪。“我唯一做錯的一件事，”阿諾德談道，“就是試圖哄騙他成為一名工程師。我勸他：‘史蒂文，你得學數學。’他抱怨：‘我不喜歡數學。’他會讓我幫他做化學作業。他甚至從來不做那些該死的化學實驗，他隻用放學回家對我說：‘爸爸，我要填這個實驗表。’我會說：‘你沒有任何數據，我怎麽知道你得到了什麽結果？’所以我隻好試著為他重做這個實驗並填寫答案。第二天他從學校回來告訴我：‘天哪，爸爸，你不及格!’”
“莉亞意識到他確實不適合搞科學。她安慰兒子：‘史蒂文，我以前也有兩次化學不及格。不要再嚐試了。’大約一年之後，我放棄了。他告訴我：‘我想當導演。’我回應道：‘好吧，如果你想成為一名導演，你必須從基礎做起，必須先做一名打雜工，然後一步一步向上爬。’他說：‘不，爸爸。從我拍第一部片子起，我就要當導演。’而他確實這麽做了，這讓我大吃一驚。那需要很大的勇氣。”
阿諾德資助了《火光》以遷就他叛逆的兒子。他還幫史蒂文設計了微縮布景，為史蒂文在攝影棚(他們家的車庫)裏拍攝的場景布置燈光，並為精心設計的移動鏡頭打造了一台移動攝影車。移動鏡頭當時已經成為斯皮爾伯格影像風格的標誌。史蒂文也讓他的三個妹妹安妮、蘇和南希參與了《火光》的拍攝。安妮擔任場記，南希扮演了被外星人綁架的小女孩這一關鍵角色，她們三人還要在車庫內的吉普車引擎蓋上蹦蹦跳跳，讓吉普車看起來像是在夜晚駝峰山周圍的沙漠中飛馳。
盡管年齡小，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野心卻很宏大。在拍攝《火光》時，他便告訴小夥伴們：“我立誌成為科幻片界的塞西爾·B. 戴米爾。”
由於如此沉迷於拍電影，他的老師、同學和鄰居們都認為他是個“怪咖”或“蠢貨”，但“我從來沒有聽過別人說他愛吹牛”，他的高中好友裏克·庫克回憶道：“很多人對他獲得的機遇持懷疑態度，但我認為沒有人會不讚同他會為此而拚盡全力。”
《火光》首映時，少年斯皮爾伯格已經踏上自己的逐夢之旅。他遇上了環球影業的一位前輩，這位前輩意識到斯皮爾伯格作為一名電影人的非凡潛力，還為《火光》的拍攝提供了建議，並熱切地期待有機會一覽成片。斯皮爾伯格把《火光》看作是通往好萊塢導演的敲門磚。他希望說服環球影業支持他把自己的科幻故事搬上大銀幕。盡管環球影業5年後將跟他簽訂一份導演合約，那也是在他當過電視行業學徒並導演了當時電影史上最賣座的影片《大白鯊》之後。他也由此得以從另一家製片廠籌集到1900萬美元，用於拍攝《火光》的升級版影片——《第三類接觸》。
成為一名專業電影人之後，斯皮爾伯格便公開貶斥《火光》為“5部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電影之一”。但是，對於1964年參加鳳凰城首映式的所有人來說，斯皮爾伯格非比尋常的職業前景是顯而易見的。“《火光》跟那些深夜檔電視觀眾愛看的科幻電影水平相當，盡管這可能會被理解為一種批評，”《亞利桑那共和報》的評論員拉裏·賈勒特寫道，“這部電影的情節、動作和基本素材都有可取之處，不像好萊塢影片中的一些所謂的‘科幻’那麽遙不可及。”
20世紀60年代末，斯皮爾伯格曾邀請與自己合作過《E. T. 外星人》《紫色》和《太陽帝國》等影片的攝影師艾倫·達維奧觀看《火光》。“《火光》沒有超出你對一部出自小孩之手電影的期望，包括其中的表演等方麵，但是天哪!有些嚐試是如此大膽!”達維奧說，“真正令人吃驚的是影片的特效——他對此非常用心。他用弄皺的鋁箔紙和碎果凍在廚房桌子上做出的效果令人驚歎。”
斯皮爾伯格自我推銷方麵的敏銳天賦在其少年時期便已充分顯現，並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盡管當時和現在一樣，他的這種天賦被他表麵上看起來的害羞、謙遜和順從深深隱藏。鳳凰城的人們至今仍然用肅然起敬的口吻談論著斯皮爾伯格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口才，弄到一架真正的噴氣式飛機並獲得許可在醫院和機場裏拍攝《火光》的。
“他拍攝《火光》時，需要進入一家醫院，”他的父親說，“他來到鳳凰城的浸信會醫院，說服他們給他一間病房。他借來氧氣罐之類的東西，並把一個女演員安置在**，給她戴上氧氣罩。這一切全靠他自己完成，我根本沒有幫他。他問：‘我該怎麽做？’我說：‘給醫院辦公室打個電話問問。’‘好的。’他又問：‘可我怎麽爬上一架飛機呢？’我說：‘你直接到(天港)機場[4]，問問美國航空公司，你是否可以在飛機著陸後再次起飛前，借用飛機大約10分鍾。’他居然征得了他們的同意!
“我隻是給他一些提示，但他會自己去做。因為我覺得如果幫他去問，他就不是真的親力親為。他比我更有勇氣，如果換作是我，我會說：‘哦，他們會拒絕你的。’此外，他上過報紙，在鳳凰城還算個後起之秀，他又是個聰明的孩子。所以人們理解他，也非常願意合作。他有些特殊的過人之處，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嚐試，也有這樣做的決心。”
貝蒂·韋伯的女兒貝絲和珍曾參與《火光》的拍攝，她還讓史蒂文在她家拍了部分鏡頭。貝蒂是鳳凰城非營利性小劇院的一名誌願劇務，她說服劇院董事會成員為首映式捐贈了設備，並在當地報紙和廣播電台大肆宣揚這位年輕導演的事跡，還在《亞利桑那共和報》上安排了照片的刊登，確保《火光》的標題出現在全城各大商家的廣告牌上。影片的女主角貝絲·韋伯負責油印當晚分發給觀眾的節目單。而把史蒂文和演員們帶到劇院的豪華轎車是由其中一位演員的父親提供並親自駕駛的，這位父親在當地擁有一家釀酒廠。聚光燈則是從附近的一家購物中心借來的。
阿諾德·斯皮爾伯格幫史蒂文為這部電影播放了複雜的音軌，莉亞·斯皮爾伯格爬上梯子將兒子生平第一部故事長片的名字懸掛在劇院的告示牌上。她這麽做的時候心中在想：“這真是個不錯的愛好。”
1964年3月那個勝利的夜晚標誌著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成熟。他作為電影人的首次亮相也是他對亞利桑那州童年時光的道別。首映後的第二天，他和家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亞。他告訴當地媒體，他希望在高中畢業前的暑假去環球影業工作，之後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電影學院就讀。
拍電影“在我身上生根發芽”，史蒂文宣稱：“我無法擺脫它。我想寫電影劇本，但我更喜歡當導演。我唯一確定的是，我已經在這條路上漸行漸遠，現在不能退縮。”
[1] 斯皮爾伯格名字中Berg的發音與英文Bug(蟲)相似。——譯者注
[2] 該名字取自塞西爾·B. 戴米爾(Cecil B. DeMille)，美國著名導演，曾多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代表作包括《十誡》《戲王之王》《埃及豔後》等。——譯者注
[3] 範·克萊本(Van Cliburn)，美國鋼琴家。——譯者注
[4] 鳳凰城天港國際機場(Phoenix Sky Harbor International Airport)。——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