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這台巨型絞肉機”2
“對於這樣一場雄心勃勃的大戲，史蒂文的日程安排得很緊，”哈格羅夫說，“他嚴格遵守日程表，並且準備充分。他會在早上開拍前給我看當天要拍的鏡頭，他沒有畫分鏡，但我想他腦子裏有一個。他毫不含糊。有些導演會先看演員彩排，然後再考慮如何拍攝。史蒂文卻反其道而行。他傾向於像希區柯克那樣，從對一個場景的具體想象開始。在配音的過程中，他始終監督著影片，導演們通常不會這麽做。”
“有些導演隻是象征性地(在剪輯室)轉一圈，有些則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想要確保這部電影能達到最高水準，”《洛杉磯2017》剪輯師弗蘭克·莫裏斯說，“史蒂文就是後者，他能參與的都會參與。他很有創意，而且對於剪輯了如指掌。雖然他還隻是個小屁孩，但他的個性則像一股清泉。我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我和史蒂文的關係從來不像是工作中的同事，這種關係很有趣。”
當《洛杉磯2017》於1971年1月15日播出時，由於其標新立異的風格和切合時代的主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對其進行了不同尋常的大力宣傳。《每日綜藝》的評論員傑克·海爾曼認為，這集電視劇“對於生態問題來說仿佛晴天霹靂……與其他紀錄片形式的生態影片不同，這部奇特的混合式作品讓人**迭起。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導演能夠直擊人心。”
“那集電視劇為我打開了不少大門。”斯皮爾伯格說。
如果說《洛杉磯2017》預示了斯皮爾伯格即將成名的華麗視效風格，那麽他拍的《歐文·馬歇爾：法律顧問》中的那集《為接球手致悼詞》則展現出他才華的另一麵，即在《紫色》《辛德勒的名單》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更為內斂的人文主義。雖然有可能變成電視情節劇中的陳詞濫調，但事實證明，《為接球手致悼詞》中對高中橄欖球教練戴維·巴特勒(史蒂芬·楊飾)的立體刻畫依舊令人動容，他采用的高壓戰術對自己的明星球員史蒂夫·巴格特(安森·威廉姆斯飾)來說有致命危險，因為後者患有風濕性心髒病的隱疾。
當他拿到《歐文·馬歇爾》的工作時，斯皮爾伯格還拿到了一個關於年輕歌劇演員的劇本。“史蒂文很討厭那個劇本，”故事顧問傑瑞·麥克尼裏回憶道，“現在我知道原因了，但當時我們隻覺得他是個被寵壞的孩子。那個劇本有很多對話，情節複雜，而斯皮爾伯格顯然想要做自己的東西。他問：‘還有別的嗎？’我們找了找，發現了理查德·布魯埃爾寫的《為接球手致悼詞》(Eulogy for a Wide Receiver)。史蒂文說：‘神哪，我寧願拍這個，但是這個需要改動。於是我花了一個周末，從頭大改了一遍。”
斯皮爾伯格帶到這部戲裏來的不僅有拍攝初高中橄欖球賽的實際經驗，還有對學校運動員的尖銳批評。這個被他在校報上所報道的運動員屢次欺淩的懦夫，對劇本裏高中橄欖球隊準軍事化的訓練進行了抨擊，並對一個折磨他的球員予以發自內心的反擊。這個欺負他的惡霸最終為了他的文森特·倫巴蒂[19]式的教練而自殺。
“就在我們開拍的前一天，”麥克尼裏回憶，“史蒂文進來說：‘天哪，我真沮喪。我去看了《美雛成行》[20]。’史蒂文說《美雛成行》把很多他想在片子裏拍的東西都拍了。他原本以為自己想拍的高中橄欖球賽是一個全新題材。那隻是個小挫折，他從來沒有迷失方向。在橄欖球場上，史蒂文用吊杆和移動攝影車拍了一個長鏡頭——攝影機從看台上下來，一路跟著演員到達球場。用今天的斯坦尼康來拍，可能這個鏡頭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但放在當時，那樣的鏡頭可能需要一兩天時間。史蒂文在我們一小時的電視電影裏有類似的鏡頭。你需要一兩天才能拍好的東西，他隻需一個半小時就能搞定!”
“該集的後半部分發生在法庭現場。作為法律劇，那個場景得拍很久，”麥克尼裏說，“每周都要在法庭上拍15頁戲份。除了一個人以外，大家都得坐著。拍起來很沒意思。我們在《歐文·馬歇爾》片場見過優秀、可靠的電視導演，但史蒂文一來就不一樣，我們坐下看他拍，感歎道：‘夥計，這跟以前不一樣!’他們在法庭上用放映機播放橄欖球賽畫麵，他透過放映機投射的光線拍攝，把焦點從放映機轉移到坐在法庭另一頭的少年身上。我從沒見過那樣的鏡頭。”
斯皮爾伯格在與演員的合作中也表現出早熟的特質。這部劇的主演亞瑟·希爾，曾參與過愛德華·阿爾比製作的《靈欲春宵》，並因喬治一角而獲得托尼獎[21]。剛開始與斯皮爾伯格合作不久，他就對麥克尼利說：“這孩子真了不得。”
“我很驚訝，首先，這麽年輕的人居然這麽會與人打交道。”希爾回憶，“但更令我驚訝的是他的鏡頭感。他似乎比別人看得更清楚，不會浪費任何時間，並不像其他導演在拍攝法庭戲時通常做的那樣，占用大量的拍攝時間，消耗大量的膠片。他直擊重點。我們知道這孩子懂攝影機，但是我們發現他還真的懂得如何調度演員!他的態度很好，這對一個導演來說很有利，可以讓你走得更遠。他總是說：‘我對這個不是完全了解，但是你願意嚐試一下嗎？’當一個導演有這樣的態度時，你會願意為這個導演拚命。”
斯皮爾伯格曾回憶起自己“和電視明星有過不愉快的經曆”，盡管他並未指明是誰。拍攝劇集《神探可倫坡》中《書本謀殺案》的第一天，斯皮爾伯格和劇集主演彼得·福克麵臨一個棘手的問題，有一位配角“迷迷糊糊，踉踉蹌蹌”，林克回憶道，“史蒂文簡直快崩潰了。這部戲對他來說很重要，他要拍一個複雜的長鏡頭。但他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
“斯皮爾伯格讓我和迪克印象最深的是：他是個可以駕馭長鏡頭的孩子。大多數導演都做不到，他們對拍攝長鏡頭毫無頭緒。對大多數導演來說，他們隻能空談根本不會拍。但斯皮爾伯格可以進行像戲劇一樣的調度，他的布景總是很漂亮。他的鏡頭從來不會無趣。他會避免那種完全正確的拍攝方法，選擇有趣的角度來擊中你。”
當發現演員無法完成任務時，斯皮爾伯格很快就不得不重新考慮其他的拍攝方法。“拍電影時你可以繞過這個問題，”林克說，“但是現在不行，隻能硬著頭皮上。不幸的是，他不得不分解自己的長鏡頭，他得一段一段拍。他很失望，但我們對他靈活應對問題的能力印象深刻。”
但在他職業生涯的那個階段，斯皮爾伯格回憶說：“我已經說過，人生苦短，不要關心別人的保姆車大小，或者他們會因為發型師口裏有咖啡味而心生不滿，很多小事都會讓我抓狂。不想按標記走位的演員，希望自己導、自己演的演員，聽不進我任何意見的演員，我在電視行業裏雖然隻有過幾次負麵的經曆，但足以成為讓我對電視行業產生反感的理由。”在開始導演電影長片後，斯皮爾伯格傾向於避免和大牌明星合作。他通常選擇性格演員，而不是超級明星來擔當主角，這不僅讓他在片場的工作更加輕鬆，也符合他對“普通先生”的關注。
由彼得·福克飾演可倫坡這名普普通通的警探，林克稱之為“電視領域裏的天作之合”。不過完美主義者福克為了控製這個角色而做出的鬥爭也是堪稱傳奇。斯皮爾伯格認為這部76分鍾的《書本謀殺案》和《平杆完賽》是他最好的兩集電視劇。1971年夏天拍攝的前七集《神探可倫坡》中，《書本謀殺案》是第二個開始拍攝的，但它被選為9月15日的首播集，而且是這部長播電視劇中創作者最喜歡的一集。盡管如此，斯皮爾伯格在評論與福克共事時使用的外交式辭令表明，他並沒能掌控全局。
“《神探可倫坡》拍得很愉快，”1977年斯皮爾伯格說，“因為拍攝《神探可倫坡》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或者說大部分情況下是看著彼得·福克入戲……彼得當時還在找角色的感覺。我和彼得一起發現了他的經典角色‘可倫坡’。”然而，林克不認為斯皮爾伯格為可倫坡這個角色增添了什麽：“斯皮爾伯格來時可倫坡這個角色已經完全成型了。福克當時已經拍了兩個試播集，開拍時所有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一開始我們運氣還不錯，1971年的首播集由一個叫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年輕人導演。”福克回憶，“我告訴製片人林克和萊文森：‘這人來拍《神探可倫坡》是大材小用了。’讓我告訴你我最欣賞史蒂文的地方。有次我在排練一幕戲，在街上和一個男人談話。我突然意識到：周圍沒有攝影機。而史蒂文在街對麵用遠距鏡頭拍我。這在20年前並不尋常，作為演員我感到很舒服，而且拍出的畫麵很有藝術美感——好吧，這告訴你他不是一般的導演。”
斯皮爾伯格對《書本謀殺案》優雅而克製的導演手法反映了他作為一名專業電影人的成長。這個滑稽的故事講述了一位沒有天賦的作家(傑克·卡斯迪飾，絕佳地演出了角色的油膩感)因忌妒自己的合作夥伴(馬丁·米爾納飾)，而起了殺心，這一係列故事的剪輯史蒂文·布奇柯後來成為《紐約重案組》《洛城法網》等成功劇集的製作人。和《眼睛》或《洛杉磯2017》不同，斯皮爾伯格不需要用華麗的視覺效果來豐富老套的故事情節。“我剛開始拍電視劇時，用了許多花哨的鏡頭，”他回憶說，“有些構圖還不錯，但通常會從某人腋窩下穿過或者從某人鼻尖上的某個斜角去拍。我後來不再頻繁使用那樣的拍攝手法，不再那麽專注於技巧，開始更多地從我手中的劇本中尋找文學質感。”
《書本謀殺案》的開場鏡頭是從極高的地方俯拍殺手奔馳駛過日落大道，再將鏡頭轉向辦公室的窗口，窗內毫無戒心的夥伴正在打字機前工作，斯皮爾伯格優雅地使用攝影機來製造懸念和觸動觀眾的情緒。他對聲音的非常規運用有助於營造出一種不祥的、令人不安的氣氛：在整個開場，整部影片出奇地安靜，我們隻能聽到打字機的哢嗒哢嗒聲。斯皮爾伯格建議作曲家比利·戈登伯格使用這個打字機的主題，後者便將打字機的聲音編進了樂譜。
為另一個謀殺場景混音時，斯皮爾伯格和林克想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橋段，也許是受到了1929年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勒索》中類似的手法的啟發。“通常是製片人或者聯合製片人負責最終混錄，”林克說，“導演一般都會去幹別的事了，但斯皮爾伯格不是，斯皮爾伯格就在那兒。女人被攻擊的老套表現手法是一聲尖叫，斯皮爾伯格和我決定要剪掉那聲尖叫並將畫麵變黑，在其中隻使用配樂。我的合夥人很不喜歡，直到迪克死的那一天，他都不喜歡。那算是我們做的一種抽象的東西。”那是在創作中斯皮爾伯格和萊文森或者林克之間唯一的分歧。“我製作的片子中，隻有這部，”林克說，“我和迪克看導演剪輯版的時候會說：‘暫停。’史蒂文很生氣，他說：‘我還想剪掉20英尺的膠片呢。我們說：‘史蒂文，請便，隨意剪。’”
《每日綜藝》的托尼·斯科特在評論《書本謀殺案》時表示對劇本持保留意見，但稱整出戲“在史蒂文·斯皮爾伯格手上有大師之風”。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斯皮爾伯格在好萊塢媒體口中從“菜鳥”成長為“大師”!
“我們為這部戲而自豪，”斯皮爾伯格和《平杆完賽》中的合作者在NBC的宣傳短片中表示，斯皮爾伯格更表示這是“我的最佳電視作品”。
拍攝於1970年秋天，於1971年3月15日播出的那一集《心理醫生》由克魯·古拉格飾演一名臨死的職業高爾夫球手，被希德·謝恩伯格在拍攝結束後不久的采訪中稱為“我看過的導得最好的電視劇”。公司裏大多認同謝恩伯格的看法。在進行了第一次內部放映後，電視剪輯總監理查德·貝爾丁回憶說：“大家看完都沉默了，每個人都熱淚盈眶，那集太棒了。這就是史蒂文真正的起點之作。”
當片子還拍著時，一種不尋常的感覺就開始在片場彌漫開來。“史蒂文拍的膠片都足以剪成一部長片了。”查克·西爾福斯回憶說，“有一天，我碰巧在街上遇到了攝影部門的負責人比爾·韋德，他告訴我：‘你得去攝影棚看看，你再也不會見到那種場麵了，你的朋友斯皮爾伯格在導戲。’我說：‘我見過別人導演。’他說：‘你肯定沒見過劇組人員站那兒哭。’他們當時正在拍攝克魯·古拉格死亡的那一場。我沒有過去，但是其他幾個人去了，他們說拍到最後現場一片死寂。斯皮爾伯格喊‘停’之後，在鏡頭之間的空當，現場依舊一片死寂。”
斯皮爾伯格認為《平杆完賽》和《心理醫生》的另一集《馬丁·達頓的異想世界》都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主要是因為製作人傑拉德·弗裏德曼允許他“在劇本創作時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這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在《馬丁·達頓的異想世界》中，編劇柏·梅塑造了一個與斯皮爾伯格本人有著強烈共鳴的主角：一個逃離麻煩家庭生活的孩子(斯蒂芬·胡迪斯飾)。“這集敏感的電視劇中的許多元素顯示出斯皮爾伯格與孩子們的融洽關係，”馬克·威雷奇在1982年發表的一篇有關斯皮爾伯格電視作品的文章中寫道，“……兩集《心理醫生》都以迷人的達利式夢境序列為標誌，並通過洛伊德·埃亨精湛的攝影技術為觀眾呈現。這兩集電視比其他任何劇集都更貼近斯皮爾伯格當前作品的核心，這些異常敏感的、血肉豐滿人物陷入了顛覆他們日常生活的危機之中[22]。”
《平杆完賽》根據托馬斯·德雷克的作品改編，由德雷克、弗裏德曼、梅和赫伯·伯曼編劇，這對一個年輕導演來說似乎是經驗之外的領域，因為該劇主要描述一個男人正麵臨即將到來的死亡。但這個故事，以及製片人給予他的創作自由，使斯皮爾伯格能夠從自己的童年經曆中，挖掘出以前從未探索過的深度情感。拍攝過程中，斯皮爾伯格說“自從用8毫米攝影機開始拍攝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可以把上午9點出現的想法，融入下午2點的拍攝中去”。
他以古拉格的兩個高爾夫球友來醫院看望他的場景為例：“劇本寫的是，他們很不舒服，古拉格已經多次麵對死亡，但這兩個男人做不到。他們無法認同他的觀點，最終不得不離開。我上午剛有個想法——也許可以讓這一幕更感人，那兩個高爾夫球手也許可以用鏟子把整個第18洞挖出來，放在鞋盒裏，插上旗，然後帶去病房，把這個禮物放在他身上。當拿到禮物時，他打開盒子，裏麵是泥土、綠草和旗幟。一定妙極了。這時克魯哭了起來——作為一個人，也作為一個演員。攝影機一開拍，他的第一反應便是放聲大哭。他把草從洞裏拔出來，把泥土捏碎弄得滿身都是，然後感謝他們給了他這個禮物，這是他收到過的最好的禮物。一個臨時的想法造就了這個感人至深的時刻。不是一切都要按劇本來的，一天有那麽長的時間，攝影機裏有那麽多膠片，預算裏多的是錢。”
《平杆完賽》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幕是瓊·達林扮演的古拉格的妻子。查克·西爾福斯生動地回憶起斯皮爾伯格對這一場景的特殊處理方式：當她從醫生那裏得知丈夫隻有幾日可活時，“她走進他的房間，強裝笑顏。她走到走廊上時，突然你從臉上的表情和她的肢體語言中知道她隻是勉強堅持著。她看到走廊盡頭有一個公用電話，便拿起電話，想要打給遠方的母親。談話中她幾近崩潰。我的天啊，這表演真是太棒了。”
“她側身對著電話，攝影機離她很近。我想，開拍後她肯定會十分心煩意亂。聽見電話被她拿起，她轉過身背對著鏡頭。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導演都不會在此時讓鏡頭離開她的臉，但斯皮爾伯格不是這樣!他讓攝影機逐漸後退，你聽見她說了一個詞：‘媽媽。’史蒂文可以反其道而行地表現親密感。整集片子都是那樣，他打破了所有規則，而且因此完成得更好。”
被邀請出演《平杆完賽》的角色時，達林“住在鱈魚角，正考慮是否應該退出影壇。我接到經紀人的電話：‘你明天上午10點能來環球的片場嗎？’某個女孩不能演了，製片人記得我演的《維爾比醫生》。我跟他說：‘我要下午才能到。’他們去機場接我，然後直接帶我去換裝。我還沒見過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當我第一次到片場時，我總喜歡先看看導演如何工作。我四處尋找導演，卻看到一個戴牛仔帽的小孩。我走過去偷聽，他跟克魯說了幾句話，我想，天哪，他真的是導演!
“那天晚些時候，我們仍然沒有見麵，我坐在一棵樹下。史蒂文過來對我說：‘你知道肯尼迪總統被槍殺後，傑奎琳·肯尼迪——’我說：‘別再說了，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那一刻我們心意相通。那是我們之間信任的開始。我知道他想要我的最佳表現，而且他接受性很強。當他說‘像傑奎琳·肯尼迪一樣’的時候，我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要我演出的是傑奎琳·肯尼迪的風度，以及她麵對不幸的恐怖時的行為方式。我明白這一點，也知道該怎麽做。他相信我能理解他。這絕對是個優秀的導演方式——給演員提供一個能讓他覺得津津有味的範例，但不發號施令。
“我馬上意識到他對心理的理解和我一樣複雜。對這個世界和身處其中的感覺，我們都懷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熱情，一種純潔的孩童般的熱情，我們都有好奇心，對人類行為有著複雜的興趣。他有一個偉大的靈魂。他能看到太多，我不是說視覺上他所看到的細節，他看到一個人的多麵性。我得努力去趕上他。《平杆完賽》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片子探討的都是成人的問題，他對世界的成熟認知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認為從這部作品開始，直到《辛德勒的名單》之前，他都沒有向世人展示他在此方麵的真正能力。”
後來，達林自己也成了一名影視導演，並執導了斯皮爾伯格的電視劇《神奇故事》中的兩集，包括斯皮爾伯格妹妹安妮的童年鬼故事《如果》。“剛開始做導演時，”達林回憶說，“我打電話問他：‘我該怎麽辦？’他說，買一雙好穿的鞋。我說：‘好。’第二次我要導演一部長片，我打電話給他，他正在《第三類接觸》的片場。他說：‘少拍點人們進進出出的鏡頭。’我問他：“史蒂文，如果檔案員來問我你給了我什麽建議，你想讓我告訴他們你說了什麽？’他說：‘好吧，這樣沒用。’我跟他說：‘我對攝影機一無所知，我怎麽知道該把攝影機放在哪裏？’他說：‘你注意一下看排演時你自己站在哪裏，就把攝影機放那裏吧。’這句話意義深遠，因為它讓我關注‘我在講什麽樣的故事’。”
《每日綜藝》評論員托尼·斯科特稱讚《平杆完賽》導演得十分精彩：“古拉格對麵臨死亡的高爾夫球手抱怨命運的有力詮釋，令人不安地提醒著我們生命的脆弱。飾演生不如死的妻子，達林小姐的表演值得特別關注，特別是給母親打長途電話的那一幕，她塑造了一個生命中禍不單行的辛酸形象……將古拉格和達林的關係呈現得很美。”
“年輕的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以執導的那部小電影，奠定了自己作為好萊塢最令人興奮的天才之一的地位。”《洛杉磯時報》的塞西爾·史密斯在1973年寫道。史密斯又補充說，自從看過達林“那令人揪心的表演”後，便成了她的“鐵杆粉絲”。
查克·西爾福斯被斯皮爾伯格導演的《平杆完賽》深深打動，甚至質詢自己的徒弟：“史蒂文，你怎麽知道痛苦是什麽？你那麽年輕，怎麽會懂得痛苦？”
斯皮爾伯格告訴他：“我以前每個星期都會去養老院看望我的外公(當時菲利普·波斯納住在斯皮爾伯格位於亞利桑那州的家附近)。我隻是觀察他，我會一邊玩耍，一邊觀察他，觀察母親還有醫院裏的其他人。”
“顯然他觀察到的不隻是表麵上發生的事情，而是生命中重要的事，”西爾福斯意識道，“這個小男孩躲在後麵觀察著。我想他從睜開眼起，就一直在觀察別人。不知怎的，他能夠看到表象背後的東西。”
1968年以來，斯皮爾伯格一直和拉爾夫·布裏斯住在環球影業對麵拉格爾廣場3649又二分之一號的一間兩居室老平房中，那是一棟位於聖費爾南多穀小巧而方便的住宅，這裏唯一值得紀念的便是鮑比·達林住在這兒時創作了自己的熱門歌曲《啪嚓撲通》(Splish Splash)。
“我們沒怎麽一起出去玩過，”布裏斯回憶，“他交過好幾個女朋友，其中一個是經紀人。我們曾試圖一起做些什麽，但最後我們各奔東西。”
導致這二位室友分開的是生活中的兩次劇變。一次是自然的，另一次是經濟上的。
“史蒂文從1971年的地震中把我救了出來，”布裏斯回憶，“地震發生在清晨6點(2月9日，聖費爾南多穀受災最嚴重)。前一天晚上我在外麵開派對，喝得酩酊大醉。地震來襲時，我突然驚醒，恍惚中還以為有一波巨浪從山上襲來。於是我把床單蓋在頭上，開始祈禱——那時我很信這些。我的房間位於這棟小公寓的後部，史蒂文的在中間。他衝進來大喊：‘地震了!快跑!’我們穿過客廳——音響都倒了，但是房子還沒有垮。我們跑到一座小山上，旁邊是泳池，可以眺望群山。我們可以看見地震襲來時群山都在起伏，我們可以看到變壓器爆炸。這個山穀仿佛成了**。我們損失了不少，但我們當初也沒什麽值錢的東西。我嚇壞了，跑去了夏威夷。他和環球簽了一份新合同，還買了一棟房子。”
斯皮爾伯格在1970年12月簽署的合約，被這位導演形容為將自己兩年前簽下的七年獨家合約“修正得更自由”。據《每日綜藝》報道，斯皮爾伯格現在有“一份為期五年的獨家製片人合約，和一份為期六年的非獨家電影電視導演合約”。新合約給了他足夠的自由，讓他不再想著離開環球奔向更廣闊的草原而永不回頭，但他仍然要優先為環球服務。這份合約也讓斯皮爾伯格在好萊塢有了一定的根基，足夠讓他給位於休閑但時髦的月桂穀的小房子支付訂金，最後以5萬美元買下這棟房子。他和一條名叫埃爾默的可卡犬住在一起，房子裏貼著電影海報作為裝飾，斯皮爾伯格把這種風格稱作“單身漢範兒”。
製作了1971年的長片《蘇珊娜的二次拜訪》(The Second Coming of Suzanne)後，布裏斯想要再製作另一部電影但未果，之後開始了忙碌的製片經理生涯，但自從與斯皮爾伯格合作拍了《安培林》之後，兩人就再沒合作過。“我們最終分道揚鑣，”布裏斯說，“我偶爾還會碰到他。我家裏有一張他簽名的《E. T. 外星人》海報：‘致我曾擁有的最長久的友誼。’”
斯皮爾伯格搬到月桂穀後，主要的社交生活就是看電影，或者請朋友來家裏一起看電影和電視劇。他盡量不參加好萊塢的大型聚會，但隻要出席，他就會變得很商務範兒。瓊·達林曾驚歎，“史蒂文是多麽聰明啊，他知道要想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社交活動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也很享受作為一名成功好萊塢導演的社交優勢。“沒有哪個女人認為他是個書呆子，”達林說，“他很喜歡和漂亮姑娘約會。我一直覺得他很有魅力，他的幽默感、他的頑皮——他是我喜歡的那種人。”她覺得，即使斯皮爾伯格不過20出頭，他還是有一種不滿足的衝動，想找到合適的女人建立家庭以求安穩：“家庭對他來說真的很重要。”
達林及丈夫比爾·薩瓦諾(歌手兼編劇)也成了斯皮爾伯格社交圈中的成員，“我們會去看電影，吃東西，再一起聊聊電影，”她回憶說，“我們會躺在地板上大笑。我們一起寫過一部3頁腳本的電影，我們還寫了一部關於龍蝦的劇本。我們會一直笑到犯傻。史蒂文、比爾和我會去裏河畔賽車場。我有一台超8攝影機，我把它交給史蒂文，然後他會拍出一整部片子。他和比爾都很喜歡小玩意兒——不僅是和電影相關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有一回，史蒂文打電話給我們說：‘你們一定要去聖莫妮卡和謝內加大道拐角的保齡球館。’那裏有最早的電子遊戲，戰鬥機飛行員的故事類遊戲，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總是充滿好奇。
“我們都在工作上很有野心，但我們都沒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史蒂文知道他想拍長片。我們會討論如果史蒂文真能導演一部長片，那麽我們能夠怎麽做。我記得曾對丈夫說過，當史蒂文非常沮喪地試圖賣出劇本和找到突破點的時候，無論他內心多麽痛苦，他總能積極向前。”
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情斯皮爾伯格的挫折。《歐文·馬歇爾》的故事顧問傑瑞·麥克尼裏記得斯皮爾伯格導演那部劇不久後發生的一件小事。麥克尼裏和製片人喬·愛潑斯坦在環球的片場漫步時，“史蒂文開著一輛綠色的小型敞篷奔馳過來，然後停了下來。他正在抱怨著什麽，我記不清了。史蒂文開車走了後，喬說：‘孩子啊，有幾個孩子在你的年紀能開上敞篷奔馳？你要為你的工作感到知足。’”
“電視對我來說不是一種藝術，隻是一份工作。”斯皮爾伯格在1995年回憶，“因為電視，我真的有一段時間不知道我是否想繼續做電影，因為我感覺好像在血汗工廠做苦力，就連12歲時拍8毫米電影時的興奮和滿足都**然無存。我失去了那種**，因為電視讓我窒息。直到我開始拍故事片時——實際上是我開始拍電視電影和《決鬥》時——我才重新找回拍電影的樂趣。”
[1] 奧斯卡規則規定，必須於12月31日前在影院公映至少一周，才可以參加獎項評選。——編者注
[2] 奧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美國演員、製作人、導演，代表作包括《藍色月亮》和《金臂人》。——譯者注
[3] 環球立刻讓麥克邁勒參演了電視劇《天羅地網》。《安培林》也幫助她參演了華納兄弟1970年的約翰·韋恩電影《白穀太陽》。她也在其他幾部電影中客串，但沒能大紅大紫。
[4] 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美國電影、舞台劇女演員，代表作包括《女人女人》《豔窟淚痕》《紅衫淚痕》， 1977年獲美國電影學院終身成就獎。1999年，被美國電影學院評為“百年來最偉大的銀幕傳奇女星”第2名。
[5] 另外兩集由電視導演鮑裏斯·薩加爾和巴裏·希爾執導。
[6] 對環球影業的戲稱。——譯者注
[7] 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美國後現代主義小說家，代表作是《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曾從事新聞記者、雜誌編輯等工作，一生寫了大量的短篇小說，1972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譯者注
[8] 斯皮爾伯格以影片《E. T. 外星人》的片名以及保護它的小男孩艾略特來呼應艾略特的名字。
[9] 斯皮爾伯格1987年的電影《太陽帝國》背景設定在二戰中的上海，與片中年輕的主角不同，麥達沃伊在戰爭中並未與父母分離。斯皮爾伯格拍攝該片時，麥達沃伊向其提供了家庭照片以協助斯皮爾伯格的研究。
[10] 卡茨基爾山脈位於美國紐約州，阿利根尼高原的切割部分，是阿帕拉契山係一部分。——譯者注
[11] 1969年斯皮爾伯格想要導演《基督教徒的甘草店》卻未能成功，該片講述了一名年輕網球運動員尋找生命意義的離奇故事。最後該片的導演工作交由參與過電視劇《曼基樂隊》製作的詹姆斯·法威利，由博·布裏吉斯主演。該片僅在1971年進行了短暫上映。
[13] 經過重剪，索爾特和厄曼改用假名奇普·羅森和比爾·薩普森，弗萊爾和克萊森也去掉了自己的名字，製片人則署名為伯裏斯·威爾森，一個虛構出來的名字。
[14] 詹諾特·茨瓦克重拍了部分內容。
[15] 斯皮爾伯格1971年執導的電視劇集《LA 2017》是其中的一集。
[16] 18毫米超出了變焦鏡頭的範圍，需要更換專門的廣角鏡頭。更換鏡頭並指定焦段一般是電影導演的要求，攝影指導這裏的意思是讓斯皮爾伯格老老實實地按照電視的規格來拍攝。——譯者注
[17] 馬克·森內特(Mack Sennett)，加拿大導演、製片人，曾擔任《一夜風流》(1917，哈裏·麥科伊導演)、《冷酷的愛情》等電影的製片人。——譯者注
[18] 萊文森和林克創作了《心理醫生》劇集，但並未參與製作。
[19] 文森特·倫巴蒂(Vincent Thomas Lombardi)，美國橄欖球教練，以粗魯的舉止和鐵腕紀律著稱，橄欖球NFL超級碗獎杯以他的名字命名，被認為是史上最偉大的橄欖球教練。——譯者注
[20] 法國導演羅傑·瓦迪姆的黑色喜劇(1971年上映)，羅克·赫德森扮演的高中橄欖球教練不僅與女學生上床，而且還是一名殺人犯；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歐文·馬歇爾》中的演員約翰·大衛·卡森也參演了本片。
[21] 托尼獎，全稱為安托瓦內特·佩裏獎(Antoinette Perry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atre)，是由美國戲劇協會為紀念該協會創始人之一的安托瓦內特·佩裏女士而設立的，設立於1947年。托尼獎一直被視為美國話劇和音樂劇的最高獎，常設獎項24個，每年6月舉行頒獎儀式，通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譯者注
[22] 環球影業把《馬丁·達頓的異想世界》和傑夫·科雷導演的那集《心理醫生》合在一起，將兩集電視劇重新剪為一部電影，在歐洲放映後，1980年又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