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共享價值觀

每一個群體都生活在一種文化中，而文化就是一套表達他們身份的共同價值觀。文化是複雜的，但本質上它反映了社會群體的信仰和價值觀，並且通常體現了對過去的某種認識和對未來的某種渴望。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可以通過與研究對象直接交流來研究文化。曆史學家通過文字的過濾獲得的信息很有限，而研究更遙遠過去的考古學家不得不主要依靠現存的遺跡，有時還得加上一些通過當代作品的殘句流傳下來的扭曲的逸事。50年前，史前文化的定義似乎相對簡單：那個時期的作品有著豐富的文化名稱，如米歇爾斯堡(Michelsberg)文化、鍾形杯文化和甕棺文化，但是現在考古學家們更加謹慎了，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定義雖然作為廣義的考古學概念通常是有用的，可是當試圖通過這些概念來理解過去的群體是如何定義他們自己的身份時，可能會有點不切實際。

有“凱爾特文化”這種東西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為了解決這個爭論，我們以三個群體為例——他們被認為在公元前6世紀就使用一種早期的凱爾特語，分別生活在伊比利亞半島的中心、勒龐特地區和愛爾蘭。這三個地區的物質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麽東西能夠表明它們之間有足以表明文化統一性的共同價值觀。事實上，這些完全不同的民族甚至可能無法理解彼此所說的話。他們的認同感也許是基於他們的世係群體和更大的社會結構，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之為部落。一些部落可能會為了忠誠和聯盟而走到一起，並可能會為其命名，但無論在任何意義上，他們都不會認為自己是“凱爾特民族”的一部分。

正如我們所見，在公元前5世紀，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以馬恩河和摩澤爾河地區為中心的拉騰文化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向南部和東部遷移的人口，使得一整套思想在歐洲廣泛傳播。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人口的不斷流動和通過現有貿易網絡進行的活動鼓勵並加強了思想的交流。因此，從愛爾蘭到黑海的中歐大部分地區都可以找到拉騰文化的元素。因此，我們也能理解為何一些作家接受這樣的假設，即考古學上定義的拉騰文化和古典作家所描繪的凱爾特文化是同義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拉騰文化中流行的藝術風格一般被稱為“凱爾特藝術”。這種為了方便進行簡單的概括而使用的簡單的命名法，可能會導致毫無根據的假設。我們必須試著打破這些先入之見。

“拉騰文化”包含了一套相當連貫的信仰和價值觀的組合，這是對它的一種有效概括。它包含了一係列的喪葬傳統，包括土葬和火葬。在土葬中，死者被埋葬在一個單獨的墳墓裏，通常有各種個人裝備作為陪葬，並且墳墓被安排在墓地裏。對於那些被認為是男性的死者，陪葬品通常是武器，包括劍、長矛和盾牌，而對於那些婦女死者，陪葬品可能是臂環、別針和胸針。應該強調的是，這些概括有許多例外，而且存在著廣泛的區域差異，但令人驚訝的是，相當多的相似之處確實存在於大片區域。遠至馬恩河、波河流域和特蘭西瓦尼亞，這些地區被認為有屬於一般傳統的相同墓葬，相同的墓葬暗示著這些不同群體有著相似的價值觀和信仰。

關於裝飾風格的運用(凱爾特藝術)，也是大致相同的故事。考古證據表明，在公元前5世紀，拉騰工匠的手藝在為馬恩河和摩澤爾河地區的精英服務的過程中發展起來，並在此後迅速傳播開來。公元前4世紀，定居在波河流域的部落與留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的部落之間的持續聯係，使得受到伊特魯裏亞文化啟發的新思想滲透進來，並融入快速發展和日益獨特的拉騰工藝之中。

凱爾特藝術遠不隻是純粹地為了藝術而藝術的裝飾。對那些能夠解讀它們的人來說，圖案的選擇和排列具有豐富的含義，它們很有可能代表著身份和地位，並給予所有者一定程度的神聖保護。例如，野豬就具有廣泛而明顯的象征意義，它出現在從羅馬尼亞到倫敦郊區一帶發現的頭盔上，出現在來自威瑟姆河(Witham)和法國南部的盾牌上，還出現在來自瑞士的刀劍上。人們很容易把野豬看作是一種用來抵禦危險或給持有者增加力量的護身符。

圖9　法國北部發現的拉騰文化的兩組馬韁環，上麵融合了人的麵部

人頭也經常和其他各種圖案一起出現。這方麵一個極好的例子是作為馬具一部分的一對韁繩環圈，發現於法國北部，現藏於巴黎的國家古文物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ntiquités)。一旦眼睛知道要尋找什麽，這些頭顱就會從華麗的卷軸背景中跳出來。偉大的藝術史學家保羅·雅各布斯塔爾(Paul Jacobstahl)開玩笑地把這稱為“柴郡貓風格”，有時在樹上你可以看到整隻貓，有時隻看到貓的笑容。如果目不轉睛地盯著從威瑟姆河中挖掘出的盾牌，你會突然看到天真無邪的馬頭兩側長著翅膀而不是耳朵。如果你盯著從旺茲沃思(Wandsworth)泰晤士河打撈出來的盾牌上的浮雕，你會突然發現卷須狀圖案變成了兩隻可怕的小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夢幻的藝術，在這種藝術中，事物並不完全像它們應有的樣子，形狀會發生變化。在當地的文學作品中，這種形態轉換是一個反複出現的特征。

還有另一個方麵值得考慮。獨特的圖案賦予了承載著它們的物件一種身份，而有了身份，就可以積累一段曆史。因此，一個與眾不同的頭盔、盾牌或在其裝飾鞘之內的劍很可能會廣為人知，廣受討論，甚至廣受崇敬。如果一件武器在著名的戰鬥中被用來殺死地位高的敵人，那麽它一定會獲得某種力量的光環。這種力量十分偉大，以至於隻有神靈才能配得上它，於是最終被獻祭給他們。一些這樣的信仰係統，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麽在河流和沼澤中發現了如此多的珍貴盔甲。

如果凱爾特藝術反映了複雜的信仰體係，那麽可以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凱爾特藝術特征的物品的分布區域一定代表了這些信仰體係被理解和實踐的區域。但現實更為複雜。凱爾特藝術品可以在禮物交換的循環中傳遞，直到脫離原先被賦予的語境含義。在波蘭發現的一個青銅碗或者在西班牙中部發現的一個裝飾劍鞘，可能隻是意味著一個有價值的物品通過交換從一個世界跑到了另一個世界。另外，如果區域性的工藝技能生產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產品，包含了相同的主題或相近的本土釋義，那麽我們就有理由相信，至少價值體係的某些東西已經被轉移了。

圖10　公元前2世紀一塊盾牌的中間凸起部分，打撈自旺茲沃思的泰晤士河。其圖案融入了兩隻張開翅膀的小鳥的形象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早期拉騰文化的中心在馬恩河和摩澤爾河地區，最初的民眾遷徙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也可能是從波希米亞興起的。一項對波河流域凱爾特人葬禮的研究表明，不同的部落仍然保留著他們故土的喪葬傳統。賽諾曼人和塞諾尼人帶來了馬恩河地區的傳統，而波伊人(Boii)的喪葬風俗與波希米亞有許多共同之處。在這裏，考古證據足以表明，移民人口帶走了他們的許多文化傳統。此外，一項關於早期凱爾特藝術的研究表明，移民中的工匠吸收了來自希臘-伊特魯裏亞文化的思想，並將其傳播到北方，進而為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藝術注入活力。

繼續往東，在摩拉維亞、外多瑙地區、提薩河流域和特蘭西瓦尼亞，經典的拉騰風格的墓地分布廣泛。劍隨處可見，一群活躍的工匠為裝飾劍鞘提供了各種原創設計。雖然這些設計在主流拉騰文化發展的傳統之內，但它們卻獨具特色，因此被藝術史家稱為匈牙利劍風格。核心區域和東部地區的其他人工製品之間也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在陶器行業，人們偏愛用帶有精美圖案的精致輪製陶罐。雖然這些人工製品大多帶有明顯的地方風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馬恩河和特蘭西瓦尼亞的器物風格極其相似，相距1500公裏的群體竟然表現出同樣的文化偏好。

將這些例子羅列出來是令人乏味的，但綜合來看，考古證據強有力地表明，整套的拉騰文化在歐洲中部的廣大地區被接受。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大規模民族遷徙的結果，還很難說。早期拉騰核心地區的人口流動是可以確定的，但由於多瑙河流域的人口已經很密集，從人數上來看，移民者可能隻是少數。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外來文化成為主導文化，這就更值得注意了。一些地名也表明，這裏使用的語言可能是凱爾特語。因此，盡管羅馬尼亞中部一個村莊的人群可能與摩澤爾河流域的人群有著非常不同的基因構成，但他們擁有相似的物質文化和價值觀。

公元前278年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和達達尼爾海峽，到小亞細亞定居和劫掠的移民卻不是這樣。雖然如我們所見，他們保留了加拉太人的名字，但他們似乎很快就拋棄了拉騰物質文化的所有痕跡，轉而接受了他們所處地區的文化。他們是否也放棄了傳統的信仰體係，很難從現存的證據中得出結論。

在早期拉騰核心區的西部，在法國西部、不列顛和愛爾蘭，拉騰文化的各個方麵被不同程度地吸收。例如，阿莫裏卡(現代布列塔尼)，被後來的古典作家認為是凱爾特的一部分，在這裏，早期拉騰凱爾特藝術的主題被欣然接受，並被用來裝飾陶器。來自菲尼斯泰爾(Finistère)的聖波德雷昂(Saint-Pol-de-Léon)的陶甕為這種互動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它的表麵雕刻著一幅複雜的圖案，由流動的棕葉飾和蔓藤花紋構成。這些圖案與東部地區發現的有裝飾的金屬製品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後者如來自瓦茲河畔奧維爾(Auvers-surOise)的裝飾盤，以及由一位拉騰工匠精心雕刻的伊特魯裏亞酒壺(現藏於法國東部貝桑鬆的博物館裏)。毫無疑問，這位阿莫裏卡的陶工完全了解馬恩河地區及周邊的裝飾風格，並希望將其融入自己的藝術作品中。傳播媒介很可能是裝飾過的青銅器和其他的貴重金屬物品，通過廣泛的交換網絡，很可能是沿著盧瓦爾河河穀，這些在中央作坊裏製作出來的物品被傳到西方，用來交換錫和其他原材料。其中一件物品是一個裝飾精美的頭盔，是在菲尼斯泰爾的西南部被發現的。一些阿莫裏卡人的陶罐與青銅碗極為相似，但其原型在該地區尚未被發現。

圖11　在菲尼斯泰爾(布列塔尼)的聖波德雷昂發現的陶甕，其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其圖案依據的是金匠所使用的圖案

作為這個交流網絡的一部分，金屬工人的裝飾藝術很快傳到了不列顛西南部、威爾士和愛爾蘭。一個來自威爾士塞裏吉德魯迪昂(Cerrigy Drudion)的青銅碗被裝飾成與貝桑鬆酒壺非常相似的風格，雖然這項技術是不列顛當地的。阿莫裏卡的陶器所模仿的那種小青銅碗，在不列顛西南部和愛爾蘭皆為人們所知。

圖12　來自威爾士塞裏吉德魯迪昂的青銅碗。它被認為是來自不列顛島，但是其裝飾和來自布列塔尼的陶甕非常相似

除了大西洋航道外，其他航線也把拉騰藝術的知識帶到了不列顛。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當地的工匠們按拉騰風格製作劍和鞘。不久之後，在不列顛東部的某個地方，一群才華橫溢的金屬工人正在生產非常具有原創性的盾牌和在蘇格蘭的托爾(Torrs)發現的那種著名的、有凸紋裝飾的頭盔。直到大約公元前2世紀，最優秀的拉騰式金屬製品才開始在愛爾蘭生產。此後，愛爾蘭鐵匠製作了一係列物品，風格一看就是拉騰式的，但其形式和裝飾上的改變則屬於典型的愛爾蘭風格。

不列顛和愛爾蘭的拉騰風格金屬製品必須以本土文化的發展為背景來看待。除了在公元前5世紀時東約克郡遭到一次小規模的入侵外，根本沒有證據表明有移民人口湧入。當地文化繼續以不間斷的方式發展，曆史悠久的遺址仍然被沿用，而當地風格的圓形房屋無處不在。話雖如此，有明確的證據表明，不列顛和愛爾蘭(在較低的程度上)仍然是一個通過海上航線連接到歐洲大陸的交換網絡的一部分。通過這些網絡係統，拉騰文化的特征被傳遞到這些島嶼上，主要是以禮物的形式，其中許多在精英之間易手。除了武器和宴會用具等製品外，還有經過訓練的馬匹及其配套的馬具，婦女和她們的個人裝飾和服飾，甚至能工巧匠可能也在禮物之列。就這樣，不列顛的大部分地區選擇采用這些外在的、可見的拉騰文化標誌作為它們自己的標誌，並逐漸接受了這些標誌所代表的意義和價值體係。

不列顛和愛爾蘭的群體對拉騰文化的各個方麵都是有選擇性地接受，但是考慮到這些島嶼上生產的精美的金屬製品，毫無疑問，它們已經成為拉騰文化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