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講故事
長期以來，在大多數社會中，聽故事講述者講故事在日常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故事提供了一種繼承過去的感覺，告訴人們生活中的危險和**，並提供了一套道德標準，讓聽眾接受。同樣重要的是這個場合本身——家人和朋友圍坐在爐邊，一起追尋和反思他們的傳統。
直到20世紀，在愛爾蘭偏遠的地方，仍然有講故事的人實踐這門技藝。民俗學家德拉吉(J. H. Delargy)對他遇到的一位故事講述者做了感人的描述。這位故事講述者叫肖恩·奧康奈爾(Se?n ó Conaill)，是一位70歲的農民兼漁民，20世紀20年代，他住在克裏郡西利亞萊格村(Cllrialaig)一所兩居室的小屋裏。雖然嚴格意義上他是一個文盲，但是——
“在我所認識的人中，他是對口頭文學掌握最多的人之一，他的頭腦像一個寶庫，裏麵有各種各樣的傳統、簡練的逸事、錯綜複雜的英雄故事、諺語、押韻小詩和謎語，以及300年前愛爾蘭地區其他普遍、豐富的口頭流傳形式。他是一位很自覺的文學藝術家，以講故事為樂，他的語言清晰有力，很有文學性。”
毫無疑問，這位故事講述者運用了一種古老的藝術，他的許多故事代代相傳，反映了很久以前的行為和風俗。為了保持敘述的準確性，必須逐字逐句地記憶。尤利烏斯·愷撒在講述德魯伊時寫道：“在他們的訓練中，他們牢記了許多詩歌，以至於有些人花了20年的時間來學習。”他顯然對這種記憶的壯舉印象深刻，這在一個有文字的社會是不常見的。12世紀收錄於《萊因斯特之書》(Book of Leinster)的愛爾蘭傳奇《庫利牛爭奪戰記》(T?in Bó Cuailnge)附有一份題跋，強調了對記憶準確性的要求。它承諾：“祝福每一個以這種形式忠實地記住這個傳奇而不會改變其形式的人。”於是就有了這樣一種假設，即所講述的故事應該保持其完整性和形式，但盡管如此，仍會有增添、更新、括號裏的解釋和旨在增加效果的文學手法。任何時候講的故事都將是一個多層的結構，就像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地層不斷增加的考古遺址。這方麵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馬史詩《奧德賽》和《伊利亞特》。它們成書於公元前8世紀，反映了一個建立在五個多世紀的複述之上的複雜的口頭傳說的最終狀態。
1964年，愛丁堡大學凱爾特學教授肯尼斯·傑克遜(Kenneth Jackson)做了一次劍橋大學瑞德講座(the Rede Lecture at Cambridge)。他講座的題目是《最古老的愛爾蘭傳統：鐵器時代的窗口》。該講座的文稿於同年出版，此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傑克遜的論點是，在愛爾蘭傳奇故事《庫利牛爭奪戰記》基本結構中，包括了很多反映公元400年前後前基督教時期愛爾蘭英雄社會的內容，從中可以管窺早期凱爾特社會的運作情況。後來的學者對這一論點的細節提出了一些疑問。例如，吉姆·馬洛裏(Jim Mallory)已經證明，這個傳奇描述的大部分物質文化是公元6世紀至公元9世紀的，與鐵器時代毫無關係。另一些人甚至認為，這些保存在中世紀抄本中的故事，如果其早期的口頭形式確實曾經存在過的話，也與這些抄本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然而，即使我們接受所有的保留意見，這個傳奇仍然與波賽東尼奧記載的凱爾特高盧社會有一些呼應之處。據中世紀抄本記載，愛爾蘭的鄉土文學分為四類：神話傳奇、阿爾斯特傳奇(Ulster Cycle)、芬尼亞傳奇(Fenian Cycle)和曆史傳奇。我們這裏關心的是阿爾斯特傳奇，其中包括大約80個故事，《庫利牛爭奪戰記》篇幅最長。其他的故事要麽是為主要的傳奇故事提供背景，要麽是擴展一些主要人物活動的獨立故事。整個傳奇包含在10部抄本中，它們的日期各不相同，每一部講述一部分內容，但有重疊。
主要故事《第一校訂本》(Recension I)的最早版本由兩部抄本組成，分別是寫於11世紀的《棕牛之書》(The Book of the Dun Cow)和大約成書於三個世紀之後的《勒坎黃皮書》(The Yellow Book of Lecan)。《第一校訂本》被認為源於現已遺失的公元9世紀的文本寫成，而這些文本本身可能是基於兩個世紀前的文本。在12世紀晚期的《萊因斯特之書》中還有另一個更完整的故事版本《第二校訂本》(Recension II)。
在經曆了一個時期的講述和複述之後，也許是在公元7世紀，這個傳奇最終被基督教的抄工記錄下來，並在愛爾蘭各地的繕寫室被多次轉抄。毫無疑問，在這一過程中會發生一些變化，比如物質文化的現代化，一些冒犯基督教情感的元素被刪除或至少被淡化。也許正是在這個階段，博學的修道士引入了荷馬史詩中的典故和意象。在經曆了500年左右的傳播後，文字很可能與最初被轉錄的口頭傳說有很大的不同，但很多內容都得到了忠實的傳播。在《萊因斯特之書》中收入《庫利牛爭奪戰記》的修道院抄工還添加了一個生動的腳注：
“但是，作為書寫這段曆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個故事)的人，我對這段曆史或這個故事中的許多事情並不相信。因為其中有些東西是魔鬼的錯覺，有些東西是詩意的虛構，有些像真事，有些不像，有些是愚人的消遣。”
《庫利牛爭奪戰記》的故事是從“枕邊談話”開始的。國王埃利爾(King Ailill)和王後梅德卜(Queen Medb)躺在克魯阿坎(Cruachan)要塞的**，談論著各自為這樁婚姻所貢獻的財富。他們互相攀比，一一比對各自的物品，直到國王埃利爾搬出了他的大公牛，白角牛費恩賓納赫(Finnbennach)。王後梅德卜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拿出來與其媲美，“她情緒低落，好像身無分文”。為了不被打敗，她四處打聽，後來聽說在阿爾斯特省有一頭棕色的庫利牛，於是就出發去捕捉。就這樣，一場庫利牛爭奪大戰開始了。
接下來的故事講述了來自康諾特(Connacht)和愛爾蘭其他地區的入侵者與阿爾斯特人之間的衝突。阿爾斯特的統治者是國王康肖巴爾(Conchobhar)，他的皇宮位於艾明馬恰(Emain Macha)。雙方都派出了最好的武士貴族。在康肖巴爾的軍隊中，我們看到了像費爾古斯·麥克·羅奇(Ferghus mac Roich)和康納爾·塞納奇(Conall Cernach)這樣經驗豐富的戰士，像主角庫丘林(Cú Chulainn)這樣勇往直前的年輕人、足智多謀的森查·麥克·艾萊拉(Sencha mac Ailella)，以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製造緊張和衝突的毒舌布裏克裏烏(Bricriu)。德魯伊卡薩達(Cathbhadh)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隨著故事接近尾聲，庫丘林在一場戰鬥中殺死了菲爾迪亞(Ferdia)。後者其實是他的養兄弟，這一事實讓他們之間的鬥爭特別令人扼腕歎息，不久之後，庫丘林因傷口無法愈合而死。在最後一個場景中，角逐再次上演。棕色的庫利牛被成功帶回康諾特，它殺死了白角牛費恩賓納赫，但殘酷的角逐也讓它精疲力竭，倒地而亡。從此以後，阿爾斯特和康諾特城達成和平協議，“在此後的七年裏，在愛爾蘭，他們的人沒有一個被殺”。
庫丘林
庫丘林是阿爾斯特傳奇中反複出現的人物。這些故事大多與統治愛爾蘭北部阿爾斯特的烏拉德(Ulaidh)有關，當時阿爾斯特從西部的多尼哥(Donegal)一直延伸到東部的安特裏姆(Antrim)、唐郡(Down)和勞斯(Louth)。其都城在艾明馬恰，國王康肖巴爾的統治就是從這裏開始的。蘇爾泰姆(Sualtam)之子庫丘林是阿爾斯特人的英雄之一，他被描繪成半神，受神拉格(Lug)的特殊保護，一些文本稱拉格是他的父親。庫丘林是英雄的象征，他英俊、勇敢而無私，有高度的榮譽感。他富有幽默感和忍耐力，但一旦被激怒，就會變得很可怕。他在戰車上戰鬥，砍下敵人的頭顱，並熱衷一對一決鬥，所有這些都是波賽東尼奧筆下的凱爾特英雄的特征。在《庫利牛爭奪戰記》中，他最著名的身份就是在和梅德卜王後領導下的康諾特人的戰爭中，作為阿爾斯特的守護者。此時，阿爾斯特人受到了詛咒，所有的精力都被耗盡，隻有庫丘林和他的父親沒有受到咒語的影響。庫丘林幾乎是單槍匹馬擊退了敵人的進攻。在現存的當地文學中，庫丘林這個人物被改寫和誇大了。
庫丘林是真有其人，還是僅為一個虛構人物，我們不得而知。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在今天的一些阿爾斯特派別中，庫丘林已經具有一種崇拜的意義。
對於這樣一部複雜而精致的作品，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層麵進行閱讀。就像有人認為的那樣，這是一種早已被人遺忘的公牛崇拜的反映嗎？這是一個幫助聽眾加深對神的理解的寓言嗎？神被認為是一種對立事物的平衡(如男和女、天和地)。如果這種平衡被打破，混亂就會被釋放出來。對於這樣的問題，唯一的答案是或許如此。
在另一個層麵，還有這些行動背後非常詳細的社會背景。它們發生在一個由年輕領主組成的武士貴族階層中，這些人受嚴格的行為規範約束。在戰鬥中，榮譽和英勇是最重要的。個人威望被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一旦受到冒犯人們就會采取行動。宴會是一種強化人際關係的製度，“英雄的份額”(hero’s portion)儀式一方麵可以展示熱情好客，另一方麵可以彰顯地位，儀式會分發象征個體等級地位的肉塊，這有時會引發競爭。在戰爭中，個體領主是經常參與一對一決鬥的中心人物。戰車在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敵人的頭顱被當作戰利品。社會關係也同樣被精心規定。女性可以很強大，並可以擔任戰爭領導人。夫妻的財產是共同的，而精英階層收養孩子是常態，這為維持某種程度的社會和諧提供了一種可靠的方式——因為這個社會的人們容易動怒。
阿爾斯特傳奇故事中的這種社會製度，與波賽東尼奧在公元前1世紀初所描述的高盧社會，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與50年後愷撒的描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如此之大，讓人很難不認為它們都起源於同一傳統。
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英雄的份額”儀式。波賽東尼奧記錄如下：
“在以前，當後腿被端上來時，最勇敢的英雄就會拿到最好的大腿肉，如果另一個人也來認領，他們就會站出來進行一對一決鬥，至死方休。集會上的其他人可以分到金銀或一定數量的酒。他們在接受了禮物並將其分發給親友之後，就會仰麵躺在盾牌上，站在旁邊的另一個人用劍割開他們的喉嚨。”
在這段簡略的敘述中，波賽東尼奧似乎把別人告訴他的兩個關於高盧凱爾特人過去行為方式的故事合並在了一起，這兩個故事一個講的是“英雄的份額”，另一個講的是“武士的交易”。“英雄的份額”是阿爾斯特傳奇中兩個故事的主題，一個是《麥克·達托的豬的故事》(Story of Mac Dathó’s Pig)，另一個是《布裏克裏的宴會》(The Feast of Bricriu)。在第一個故事中，主要的情節發生在一場宴會上，康諾特人的武士凱特·麥克·馬加奇(Cet mac Mágach)為了突出自己的勇猛，對在場的阿爾斯特人表示輕蔑並大肆辱罵，還贏得了分割豬肉的權利。就在這時，阿爾斯特的英雄康納爾·塞納奇進來了。於是兩人開始爭奪這項權利，最終凱特承認康納爾更強大，但是補充說：“如果安魯安在的話，他會和你一決高下的。他不在這裏，這對我們來說太糟糕了。”“他在這裏。”康納爾一邊如此回應，一邊從腰帶上取下一顆人頭，扔向凱特。然後，康納爾把注意力轉移到分割豬肉上。他自己留下了豬身上最好的部分，把前腿給了康諾特人，以此侮辱他們。在隨後的混戰中，地上堆滿了屍體，第二天早上血還在從門檻裏流出。
《布裏克裏的宴會》也是圍繞“英雄的份額”這一主題展開的。第二個主題“武士的交易”出現在庫丘林的故事中。庫丘林及其對手被邀請砍掉巨人的腦袋，但他們也必須允許自己的腦袋被砍掉。隨著故事的發展，庫丘林躺在那裏，等著自己的最後時刻，就像波賽東尼奧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所講述的高盧人那樣。
給波賽東尼奧講述這個故事的人可能隻是轉述了他本人聽到的一個民間傳說，而不是他親眼所見。無論如何，高盧人和愛爾蘭人傳說的相似之處強烈地表明它們有共同的來源，無論是口頭傳說還是觀察到的行為。
在《庫利牛爭奪戰記》中，戰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戰車是兩輪的，由一個輕型木製框架組成。輪子可能是輪輻式的，有鐵製輪轂。馬車由兩匹套著軛的馬拉著，由一個熟練的車夫駕馭，把武士帶到戰場上。這種戰車是尤利烏斯·愷撒在不列顛作戰時所看到的。車夫的高超技藝和戰車的機動性給愷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這讓不列顛的軍隊能夠將“騎兵的靈活性和步兵的持久性”相結合。波賽東尼奧早在兩代人以前就記錄了高盧類似的戰車，在不列顛和高盧都有大量的考古證據為古典文本提供有力的支持，包括戰車裝備和馬具，有些地方甚至發現了完整的戰車。但令人驚訝的是，在愛爾蘭卻不是這樣，那裏幾乎完全沒有關於戰車的考古證據。雖然我們應該記住一句古老的考古格言：沒有證據並不等於證明沒有，但是必須允許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使用戰車從來就不是愛爾蘭鐵器時代社會的特征。
那麽我們該怎樣理解呢？阿爾斯特傳奇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其核心肯定起源於鐵器時代的環境，這是確定無疑的。但這發生在愛爾蘭嗎？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即愛爾蘭的人名和地名被嫁接到了古代整個歐洲範圍內的一個民間故事之上，而這個故事發生在中歐西部拉騰文化區的某一個地方，反映的是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之間英雄時代的情況。這種體現了英雄理想的感人故事肯定會激發人們的想象，並迅速地傳播開來，甚至被那些信奉拉騰信仰體係的最遙遠的群體所接受。無論怎麽解釋，這一充滿愛爾蘭色彩的傳統得以保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