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對話

我們在前文探討的考古證據相當明確地表明，西歐大部分地區的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維持穩定，並且往往通過交易網絡被聯係在一起。在考古學的支持下，古典作家的證詞增加了一個不同的維度，他們描繪了大約公元前400年之後，這些民族為了躋身地中海曆史，而從中歐西部向南和向東的複雜遷徙。在當地民族長時段發展和到處遷徙的過程中，他們需要互相交流。他們所使用的語言雖然形態各異，但是都屬於一個語係，自18世紀初，語言學家稱其為“凱爾特語”。

人們可能會認為，經過200年的學術研究，早期凱爾特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已經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然而，在最近發表的論文《早期凱爾特人：語言的證據》(The Early Celts: The Evidence of Language)中，這個領域最傑出的研究者大衛·埃利斯·埃文斯(David Ellis Evans)對凱爾特語言學進行了熱情的回顧，他得出結論說：“總的來說，這個領域的學術活動並沒有產生令人普遍接受和具有啟發性的結果。雖然已經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但我們絕不能否認或掩飾這一點：這個領域所討論的話題如迷宮般錯綜複雜，令人沮喪。”牢記這一警告，讓我們謹慎行事。

對凱爾特語的研究始於17世紀末的牛津，最早的研究者是愛德華·盧伊德(見本書第195頁)。盧伊德曾在阿什莫林博物館工作，最初擔任館長助理，從1690年到1709年去世，他一直擔任這家博物館的館長。在他對學術的諸多貢獻中，對比較語言學領域的貢獻最大。到1695年，他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他覺得自己已經能夠為他打算出版的偉大的綜合性著作《不列顛考古》準備一份大綱了。在這份大綱中，他說他希望把威爾士語與其他歐洲語言進行比較，其中除了希臘語和拉丁語外，還包含鄰近的愛爾蘭語、康沃爾語和阿莫裏卡語(Armorican)。按照最初的設想，《不列顛考古》將是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但最終隻有第一卷在1707年問世。他寫道，創作本書的目的是“更清楚地認識三個王國的創立者，更好地理解我們古代的人名和地名”。為了使他的讀者能夠理解用愛爾蘭語和布立吞語寫成的原始資料，他覺得有必要提供一些語言工具。因此，第一卷的標題為《注釋》(Glossography)，提供了愛爾蘭語、布列塔尼語和康沃爾語的語法和詞匯表。他選擇將這些語言連同威爾士語和高盧語一並稱為“凱爾特語”。

盧伊德在他的信件中提到並討論了威爾士語、康沃爾語和布列塔尼語之間的相似之處，以及它們與愛爾蘭語之間的差異(這一差異後來被係統化，成為P凱爾特語和Q凱爾特語之間的差異)。為了解釋這一點，他開始構建一種曆史模型。1700年以後，他與朋友進行了討論，準備在《不列顛考古》的威爾士版前言中概述這一模型。他設想最初一群來自高盧的侵略者來到不列顛，但後來隨著來自高盧的第二批入侵者的到來，他們被趕到了蘇格蘭和愛爾蘭。在愛爾蘭，他們與當地的蘇格蘭人混居在一起，蘇格蘭人早先從西班牙來到這裏，其中一些人後來進入了今天的蘇格蘭。

這就是入侵模型的起源，一些學術圈子仍將其視為一種基礎認識，即來自歐洲大陸的凱爾特入侵者將凱爾特語引入不列顛和愛爾蘭。這種認識基於這樣的觀點，即不列顛和愛爾蘭的語言是從歐洲大陸引進的，它們與被古典作家稱為凱爾特人的民族所說的語言是相同的。但必須強調的是，這兩個觀點都僅僅是假設。

1882年，牛津大學凱爾特學教授約翰·瑞斯爵士(Sir John Rh?s)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名為《早期不列顛：凱爾特不列顛》(Early Britain: Celtic Britain)。基於盧伊德的開創性工作和隨後的學術討論，他正式提出了入侵理論，並得出結論：使用Q凱爾特語的戈伊德爾族凱爾特人(Goidelic Celt)從高盧遷移到不列顛群島定居，其中一些到了愛爾蘭。後來，使用P凱爾特語的不列顛凱爾特人(Brythonic Celt)到達了不列顛南部，驅逐了早期的定居者，這些定居者逃到了不列顛的西部地區和愛爾蘭。在他清楚地陳述了這個理論之後，就該由考古學家來提供文化上的支持證據和確定年代了。

過去的理論就講到這裏，現在讓我們根據最近的研究，看看語言學證據給了我們哪些啟示。凱爾特語屬於印歐語係，為了方便起見，被分為兩類：大陸凱爾特語和海島凱爾特語。顧名思義，大陸凱爾特語是在歐洲大陸(除了布列塔尼之外，布列塔尼的情況更加複雜，後麵會有探討)上使用的凱爾特語，現已不複存在。對其了解主要是通過記錄在硬幣上、古代曆史學家的著作和銘文上的人名和地名，以及一些(非常罕見的)較長的銘文，這些銘文提供了這種語言結構的簡短暗示。從這些極為稀少的記錄中，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高盧語、凱爾特伊比利亞語和勒龐特語(Lepontic)。在多瑙河中遊和小亞細亞地區，也發現了零星的凱爾特地名和人名。這些名字可能源於公元前4世紀開始的移民運動，但它們在後來的語境中才被證實，並不能反映這些地區的語言狀況。

海島凱爾特語過去曾在大不列顛、愛爾蘭和布列塔尼被使用，現在這些地區的部分地方仍在使用這種語言。正如我們上麵看到的，這種語言在傳統上被分為兩種，即Q凱爾特語或戈伊德爾族凱爾特語，P凱爾特語或布立吞凱爾特語。這種區別是基於“qu”的發音(以及拚寫)。在Q凱爾特語中，它仍然發硬音“q-”或後來出現的“k-”音，而在P凱爾特語中，它軟化為“p-”，因此，“four”(四)在愛爾蘭語中是“cethir”，在威爾士語中是“pedwar”。盡管過去的語言學家對這一區別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現代語言學家傾向於淡化它，強調這隻是海島凱爾特語族下屬各種語言之間的區別之一，並且也許不是最重要的區別。雖然如此，愛爾蘭、馬恩島和蘇格蘭西部說Q凱爾特語，而布列塔尼、威爾士以及大約1800年以前的康沃爾說P凱爾特語。在第一個千年中期逐漸被日耳曼語和羅曼語取代之前，P凱爾特語似乎也是不列顛其他地區的語言。

海島凱爾特語的巨大價值在於，它仍然是一個活生生的語族，人們可以對其進行研究，並可以通過一係列早期文本追溯其曆史。然而，這些研究的複雜性在兩個例子中得到了很好的證明：蓋爾語和布列塔尼語。

蘇格蘭蓋爾語和曼島語都屬於Q凱爾特語，一般認為是在公元三四世紀通過民族遷徙而從愛爾蘭傳入的，這方麵有很好的曆史證據。然而，這兩個地區有可能此前就已經在使用Q凱爾特語了，曆史上的入侵隻是強化了當地的語言。

圖7　凱爾特語係的發展譜係

布列塔尼的情況更加複雜。根據曆史傳說，在公元5世紀至公元7世紀之間，一些群體從不列顛西南部遷移到阿莫裏卡半島定居。很長一段時間裏，傳統觀點認為這些群體隻是重新把P凱爾特語引入了這個地區，在此之前，由於羅馬已占領此地超過四個世紀，拉丁語已經取代了原來的凱爾特語。然而，最近這些觀點受到了挑戰。20世紀50年代，弗朗索瓦·法爾克亨(Francois Falc’hun)提出，不列顛移民遇到的是仍然說高盧語的阿莫裏卡人，而這種高盧語與布立吞語極為相似。因此，他們並沒有將凱爾特語重新引入阿莫裏卡，隻是加強了在羅馬化時期幸存下來的語言。法爾克亨進一步認為，半島東南部的凡內塔人(Vannetai)使用的布列塔尼方言與該國其他地方的方言不同，因為它是一種更純粹的高盧語，沒有受到不列顛方言的影響，言外之意就是不列顛移民沒有在那個地區定居。利昂·弗洛裏奧(Léon Fleuriot)在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中認為，布列塔尼大部分地區所說的方言是當地高盧語不列顛化的結果，但他更傾向於認為凡內塔語是受拉丁語影響的高盧語。

這兩個例子很好地提醒了我們，即使是小群體的遷徙也會導致語言變得複雜，而且即使是在處理一門活的語言時，也很難將這種複雜性理清。

對於除了阿莫裏卡半島之外的歐洲其他地區，無論在羅馬帝國之後有多少口頭凱爾特語幸存下來，可以相當肯定的是，在隨後的公元5世紀至公元8世紀的遷移過程中，最後的一點殘存也消失了。現在僅存的是少數的銘文和古典作家所提供的或嵌入在有記錄的地名中的名字。這方麵的收獲非常貧乏。在大陸凱爾特語中，高盧語是最著名的。除了尤利烏斯·愷撒和斯特拉波等古典作家記錄的地名和人名，還有相當數量用希臘文或拉丁文寫的高盧銘文。這些銘文大部分是陶罐上的塗鴉或獻祭銘文。1971年在沙馬利埃(Chamalières)的聖泉發現了一塊鉛版，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這是當時最長的高盧語文字，用羅馬手寫體寫成，由336個字母組成，大部分是人名。1983年，在阿韋龍(Aveyron)附近的拉紮克(Larzac)發現了一段由1000個字母(160個單詞)組成的更長的文本。這段文字也被刻在鉛版上，似乎是一個有關魔法的文本，裏麵提到了一些女魔法師，但部分文本仍然很晦澀。綜上所述，高盧語的文字記錄並不特別廣泛，但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公元前2世紀和公元前1世紀時，高盧語已遍及今天法國的大部分地區。

伊比利亞的情況更為複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早期的希臘作家認為，至少西伊比利亞的一些居民是凱爾特人。根據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的說法，到了公元前3世紀，他們的人數變得更多，到公元前2世紀和公元前1世紀，人們經常提到伊比利亞凱爾特人(Celtiberi)。狄奧多羅斯將這個名字解釋為兩個部落在長期的血腥戰爭後融合的結果，但這裏有猜測的意味。

從各種各樣的證據(雖然主要是地名和一些銘文)可以清楚地看出，伊比利亞半島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使用凱爾特語。以“briga”結尾的地名尤其說明了這一點，半島上大部分地方都有這樣的地名，除了東部地區和安達盧西亞(Andaluca)之外，這兩個地方主要使用伊比利亞語和塔爾泰森語(Tartessan)等非印歐語係語言。在“凱爾特地區”，已經確定存在不同的語言群體，其中凱爾特伊比利亞語和盧西塔尼亞語(Lusitanian)是最確定的兩種。圍繞這些不同群體的重要性有很多爭論。一些學者認為，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大西洋沿岸使用廣泛的盧西塔尼亞語根本不是凱爾特語的一種，但另一些學者認為它是凱爾特語的一種古老形式。在資料如此有限的情況下，無法確定這類問題是否會得到滿意的解答。

第三個記載凱爾特語的直接證據出現在意大利北部，人們認為目前在那裏所發現的少量銘文可以分為截然不同的兩組。在意大利湖泊周圍的盧加諾地區發現得最早的那一組被命名為勒龐特語，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後來的一組使用的是高盧語，雖然是用勒龐特文字寫的，是公元前400年前後滲透到該地區的凱爾特人鐫刻的。早期的那一組特別有趣，因為它們可以被認為是支持了李維的說法，因為李維認為凱爾特人首次滲透到北方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該地區的考古證據(戈拉塞卡文化)表明，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阿爾卑斯山脈兩邊的群體之間已經建立了密切的聯係。

考慮到凱爾特語證據的碎片性和差異性，即使是從簡單的家譜圖層麵上試圖創造一個宏大的曆史綜合體也很少獲得成功，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然而，有幾個簡單的概括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首先，高盧語和布立吞語(P凱爾特語)非常相似，它們可能是在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這兩個地區之間是有聯係的。戈伊德爾語(Goidelic，愛爾蘭、馬恩島和蘇格蘭西部使用的Q凱爾特語)與它們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更加古老。第二點，相對於高盧語和布立吞語，勒龐特語和凱爾特伊比利亞語在結構和形式上更加古老。更有爭議的是，如果按照這些語言與“更發達的”高盧-布立吞語的相似性來排列，它們的順序將是凱爾特伊比利亞語、勒龐特語、戈伊德爾語，凱爾特伊比利亞語最為“古老”。

圖8　歐洲曾經使用凱爾特語的地區

當然，假設這種排列是有效的，有很多方法可以解釋，但最簡單的方法是接受這樣一個基本前提，即凱爾特語出現於西歐後來它們被發現的地方，即伊比利亞半島中部和西部、高盧、不列顛以及愛爾蘭。它們之間的廣泛相似性，源自大西洋航道與流向大西洋的內陸河流沿線這些地區之間長期存在的聯係。正如我們所見，有大量的考古證據表明，這些地區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形成了一個交易係統網絡，這個網絡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青銅時代晚期達到了巔峰。

經過4000年的互動，其中不僅包括貨物的流動，還包括知識和信仰的流動，我們有理由相信語言會趨同。也許，正是在青銅時代晚期的密切接觸時期，凱爾特語才呈現出我們所知的最早形式(有時被認為是Q凱爾特語)。早在公元前6世紀，在伊比利亞、愛爾蘭和勒龐特地區就發現了這種早期形式的凱爾特語。這一事實表明整個地區都說這種語言，而這種語言毫無疑問有許多不同的方言。

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就講到這裏了。在第十一章我們還會回到語言的問題，到時候我們會試圖把一些不同的證據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