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點史前史：“長時段”理論下的大西洋

我們已經看到，古典作家根據他們所能達到的認知水平認為，凱爾特人是生活在歐洲最西邊的民族之一。希羅多德在這一點上說得很清楚，他暗示在凱爾特人和大海之間隻有葡萄牙西海岸的西尼特人(Cynetes)。高盧的凱爾特人也是麵向海洋的民族。在這一點上，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說得很清楚，在著名的《高盧戰記》(De bello gallico)的開篇段落中，他告訴我們：“凱爾特人與阿基坦人(Aquitani)之間隔著加龍河(Garonne)，與比利其人(Belgae)之間隔著馬恩河和塞納河。”高盧這片地區的語言與當時伊比利亞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區的語言非常相似，是布列塔尼語、康沃爾語、威爾士語、蘇格蘭語和愛爾蘭語的源頭。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們需要盡可能冷靜地看待西歐在整個史前時期這一長時段中的文化發展。

圖2　大西洋海上航道。這幅地圖強調了麵向大西洋一側的歐洲作為海上交通連接區域的重要性

隻要看一眼歐洲地圖——對其適當的調整動搖了我們對地理的認知——就足以看出大西洋歐洲是一個有凝聚力的區域。它的許多海岬和半島都是由海洋連接起來的，而下沉海岸線上被水淹沒的山穀提供了深入內陸的掩護水域。法國和伊比利亞半島的大河向西流入海洋，構成連接內陸大片領土和沿海地帶的交通要道。

在這種嚴格的地理條件下定義的大西洋歐洲，和通過古典文本及凱爾特語群的分布所能看到的凱爾特人的範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顯然，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大西洋航路作為一種交流手段的重要性在七八千年前首次顯現，傳統上稱之為中石器時代。當時，對沿海社會來說，海洋是一種重要的資源。不僅是海岸被開發，我們從魚鉤的大小和捕獲的魚的種類來判斷，更深的水域也被開發了，這意味著當時使用了海船，盡管我們對其知之甚少。中石器時代的捕魚網絡可能並不廣泛，但是，如果捕魚者依照季節規律跟蹤魚群，那麽定期登陸的活動模式就會使不同的群落相互接觸，從而使技術得以共享，信仰和行為模式也會沿海洋傳播。

到了公元前4000年，在畜牧業和農作物種植被引進該地區之後，有關各地區間交換網絡的證據變得更加明顯。用閃長石製成並打磨過的石斧在布列塔尼中部普呂敘利安(Plussulien)的分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證之一。這些石斧被大規模生產和銷售，毫無疑問，其銷售路徑是海路和主要河流，特別是盧瓦爾河和塞納河。人們對這種交換的社會背景一無所知，但這些石斧很可能象征著崇高的威望，這遠遠超過了它們的實用價值。石斧在禮物交換的循環中易手，而這種禮物交換促進了社會的交流。

將宇宙觀和對待死亡以及祖先的態度相連接的信仰體係，也沿著大西洋廣泛傳播，正如巨石紀念碑和墓葬的分布所顯示的那樣。近年來，精確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法和對這些遺跡更細致的分析表明，它們反映的是一種大西洋範圍內的現象，沒有任何來自地中海的影響。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主要的創新中心分散在大西洋沿岸，如葡萄牙的塔霍河(Tagus)地區、布列塔尼南部的莫爾比昂(Morbihan)、愛爾蘭的博因河(Boyne)流域和奧克尼群島。雖然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但它們在建築、藝術、宇宙觀和信仰等概念上的共享程度是很顯著的。雖然我們不再相信“巨石傳教士”(megalithic missionaries)沿著大西洋海岸傳教的說法，但這種令人震驚的文化共享所暗示的，是思想通過長期建立的社會網絡的快速、持續傳播，將麵向海洋的社會聯係起來，並沿著河流將這些實踐傳播到內陸。公元前第三個千年見證了這種模式的延續，其特點是一套獨特的文化特征的出現、傳播和吸收，這套特征通常被稱為“鍾形杯套裝”。其文化概念包括將死者單獨埋葬，並配以一個鍾形杯，或者其他的人工製品，如箭、護腕、銅合金匕首和金耳環等個人裝飾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認為這種文化在中歐和西歐大部分地區的廣泛分布，是“鍾形杯民族”(Beaker folk)遷徙的結果。但是，現在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我們所看到的隻是一種信仰體係的地方表現形式，這種信仰體係通過在過去3000年中形成的交換網絡迅速傳播開來。

最早的鍾形杯被稱為“海上鍾形杯”(Maritime Bell Beakers)，主要集中在塔霍河地區和莫爾比昂。這一分布和1000多年前出現的創新中心相呼應。這種類型的鍾形杯可能首先出現在這兩個地區中的一個，也可能是在兩個地區同時發展起來的，因為沿海交換網絡一直將它們聯係在一起。

公元前第三個和第二個千年見證了對原材料的不斷開發利用，特別是金、銅、錫等金屬和琥珀、翡翠之類的裝飾石。這些商品因其稀缺性而受到珍視，並且很可能在珍品交易係統中得到傳播。這些商品的稀缺性及其出現的不均勻性，使某些地點和路線顯得特別突出。

大西洋地區的金屬供應尤其充足。受到大量開采的西伊比利亞黃鐵礦帶南部提供銅和銀，北部提供金和錫。布列塔尼和不列顛西南部是錫的產地，也出產金和銅，而橫跨愛爾蘭南部到威爾士北部的區域是銅的重要來源，黃金則來自威克洛(Wicklow)山區。自從銅合金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被廣泛用於製造工具和武器以來，人們對銅和錫的需求急劇增加，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開發和交換。

從沿著沿海路線散布的各種人工製品的分布情況，可以充分看出這些係統沿著大西洋的運作方式。用產於塔霍河地區的銅合金打造的尖刀，即著名的帕梅拉尖刀(Palmela points)，一直分布到布列塔尼北部。由愛爾蘭黃金製成的新月頸飾(Lunulae)傳播到了康沃爾、諾曼底和布列塔尼，在布列塔尼、不列顛北部和北愛爾蘭則發現了產自伊比利亞半島西南部的貝爾索卡納(Berzocana)黃金頸飾。從眾多例子中選出的以上幾個事例，證明了大西洋交換網絡的活力。

從公元前13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青銅器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金屬的精煉工藝和分銷手段進一步發展。大量工具和武器的流通證明了這一事實，其中許多最後被埋在地窖裏，或被扔進湖泊、河流或沼澤中，以滿足某種儀式的需要。考古記錄中保存了豐富的資料，從而使繪製並量化各個類型的起源區域和分布梯度成為可能。因此，一種被稱為鯉魚舌形劍(the Carp’s Tongue sword)的寶劍在布列塔尼大量出現，它顯然是在那裏製造的，這種劍從那裏開始順著盧瓦爾河和塞納河分布，並穿過海峽進入不列顛東南部。在查倫特和西班牙南部至少有兩個不同的地方，人們以這種寶劍為基礎做了輕微的改動。這無疑意味著產於布列塔尼的那種劍被運到了南方，並且享有盛名，從而鼓勵了當地的鐵匠對其加以模仿，並做出小的改動。我們在這裏看到的也許不僅僅是手工藝品的交換，而是價值觀念的傳遞。

這種劍應該是武士精英用來顯示自己地位的裝備之一。在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南部，有一塊公元前七八世紀的石碑，最初可能是用來紀念死去的武士的。許多石碑上都刻有逝者的形象，以及表明其身份的裝備——四輪馬車、寶劍、長矛和盾牌，還有其他難以辨認但可能是胸針或鏡子的物品。這些劍的外形有的類似於鯉魚舌形劍，而盾則被打造成帶有凸起的同心肋狀物和飾釘的圓形，就像銅製的盾牌一樣。凸起的同心肋狀物有一個“V”形中斷，而這是所謂的“V”形缺口盾牌(V-notched shields)的典型特征。

伊比利亞半島西南部的石碑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們打造的“V”形缺口盾牌在西歐的幾個地方都有發現。在愛爾蘭朗福德郡的一個沼澤中，發現了一塊帶有皮革的精致的“V”形缺口盾牌。這種盾牌在大西洋沿岸地區的分布反映了某些劍的種類(如鯉魚舌形劍)和不同種類的長矛的分布。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整個大西洋地區的武士精英們擁有相同的價值體係，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連武器本身的設計也是如此。

這個貴族社會的一個要素似乎是它對宴會的嗜好。宴會為建立和重申社會等級製度、磋商協議以及鞏固聯盟關係，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宴會圍繞爐灶展開，配備有烤肉叉、燉鍋，以及用來提起烤肉的鉤子。這三件青銅器在西歐都有發現，它們分別來自不列顛和愛爾蘭、法國西部和伊比利亞半島。這些高度專業化的宴會設備反映了一種非常獨特的行為模式，其分布帶有明顯的大西洋特色。

這些發現於不同地區的戰士裝備和宴會器皿，共同勾畫了從伊比利亞半島西南部到蘇格蘭的大西洋地區的完整麵貌，這表明，在上述地區，不僅交流網絡緊密運作，行為和信仰也被廣泛共享。

作為工具和武器的常用金屬，鐵的引入似乎並沒有以任何顯著的方式破壞大西洋地區的傳統文化，隻不過在地窖裏埋藏青銅器的做法終止了。在大西洋地區，由於所知的青銅器大部分來自地窖，因此表麵上給人的印象是，青銅器的生產戛然而止。但有幾件事在這裏被混淆了，需要弄清楚。其中，青銅肯定繼續被大量使用，而對銅和錫的需求也持續不減，直到公元前7世紀左右，大部分的大西洋青銅都是在當地被消費，或者通過回收的方式進入歐洲中部和北部市場的。從那時起，地中海似乎成為一個要求很高的新市場，那裏的人們更喜歡用鑄錠的形式來運送金屬。因此，沒有理由認為生產或分銷的數量減少了。

不過，這種“窖藏”形式的終結還是很有趣的。人們常常認為，大部分的窖藏是為了向神還願，而這種觀念的形成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在一個金屬日益過剩的時代，將金屬從流通中剔除。事實或許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吸收剩餘金屬的地中海新市場的發展，可能打破了這種囤積的舊觀念。

不管這些複雜問題背後的真相是什麽，事實是傳統信仰體係的核心仍然是完整的。直到公元1世紀，居住在水域的冥界神靈繼續受到尊崇，武器和其他裝備作為祭品也繼續被投入沼澤、河流和泉水之中。

通過上述概覽可以看出，海洋在物質分配和把距離遙遠的社會聯係起來方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長途旅行一定是通過海路進行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描述這個係統是如何工作的，那就是把大西洋海岸想象成一個連續的走廊，從摩洛哥到設得蘭群島(Shetland Islands)，沿途有很多人在旅行，但都是短途的。在這樣的係統中，雖然人們隻能冒險走幾十公裏，思想和信仰卻可以很快地從一端傳到另一端。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主要的河流路線。通過這些走廊，大西洋沿岸社會與伊比利亞半島和中歐西部的腹地直接聯係起來，並通過這些區域和地中海世界聯係。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提到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在這個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是40年前，它們早就被提到了，但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曾經非常流行的入侵/移民範式很少出現在現代考古學推理中。這並不是說人口流動沒有發生，顯然這一定發生了，而隻是想強調，最近的研究傾向於關注當地人口的連續性和持久性，並將文化變化解釋為通過交流網絡中思想的傳播而產生的，這種傳播受到了地方創新的鼓舞。

如果把大西洋歐洲的社會看作一個整體，並將其置於曆史進程中進行考察，那麽很明顯，它並不是一個和光輝美好的地中海世界相對的遙遠、愚昧的邊緣地帶，而是一個充滿凝聚力的文化區。在這個文化區中，各個時期的巨大發展都建立在本土的創新之上。

那麽，我們怎樣才能把這幅考古學構造出來的圖畫與凱爾特人的問題並置起來呢？

至少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這些地區的語言就屬於一種從18世紀初就被學者稱為“凱爾特語”的語言。難道這種語言不是由從中歐來的入侵者或移民引入的，而是在公元前5000年開始的漫長互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大西洋當地社會的語言嗎？如果這樣說的話，那麽下麵這一點可能與此相關：許多被早期古典作家認為是凱爾特人的民族，生活在歐洲大陸的大西洋地帶，在伊比利亞半島和法國，他們的祖先可能在那裏生活了幾百代。在收集和考察到更多的證據之前，讓我們先把這一點的影響擱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