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中海世界的視角

“如果把世界分成四部分，印度人會占據東風之地，埃塞俄比亞人會占據南風之地，凱爾特人會占據西風之地，斯基泰人會占據北風之地。”這是希臘曆史學家庫邁的埃弗羅斯(Ephorus of Cymae)的世界觀，他的偉大著作《通史》(Universal History)共30卷，寫於公元前4世紀上半葉。原始文本早已亡佚，但這段文字作為三個世紀後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學》(Geography， 1.2.28)中的一段引文留存了下來。埃弗羅斯對世界的理解同任何受過教育的希臘人一樣：歐洲被兩個主要民族所占領，東部是生活在黑海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的斯基泰人，他們的聚居地可能延伸到多瑙河中部地區(現在的匈牙利大平原)，西部則是凱爾特人。另外，斯特拉波告訴我們，埃弗羅斯認為，凱爾特人的土地十分廣袤，包括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一直到加德斯(Gades，即加的斯)。在這一點上，他可能遵循了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羅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的看法，後者在公元前5世紀創作了《曆史》(History)。他認為凱爾特人生活在與科尼奧人(Cynesii)居住地接壤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羅陀海峽)之外，科尼奧人是歐洲最西部的居民，生活在今天的葡萄牙南部。

希羅多德還提供了其他引人好奇的、有關凱爾特人地理位置的信息片段。他告訴我們，多瑙河發源於皮勒內(Pyrene)附近凱爾特人的土地。如果皮勒內指的是比利牛斯山脈，那麽他很可能是把他了解的有關凱爾特人的不同的信息拚湊在了一起，比如多瑙河發源於凱爾特地區，凱爾特人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脈附近。

一個更早的信息來源是人種學家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 of Miletus)，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晚期。從其他人引用的他亡佚作品的殘句中，我們了解到納爾邦(Narbon，位於法國南部的現代納博訥附近)是凱爾特人的城市和貿易中心，馬薩利亞(Massalia，即馬賽)是一座希臘城市，建立在靠近凱爾特人土地的利古裏亞(Ligurian)境內。他還把尼拉克斯(Nyrax)看作是凱爾特人的城市，但它的位置未知，盡管有些人認為它可能是奧地利的諾裏庫姆(Noricum)。

這些對我們幫助不大，最多隻能說明早期的希臘地理學家對歐洲地理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他們滿足於把歐洲從多瑙河中部到大西洋沿岸的大多數蠻族人都歸為凱爾特人，同時認識到在這個地區還有其他一些人不屬於凱爾特人。

但是凱爾特人(Keltoi)這個詞是從何而來的呢？這是希臘人憑空想出來的一個通用術語，用來指代他們所遇到的不同的北方蠻族嗎？(就像“愛斯基摩人”一詞在近代被用來描述環極地地區的民族一樣。)尤利烏斯·愷撒對此給出了一些解釋。他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關於高盧(法國部分)的著述中，相當刻意地描寫了那裏的居民，大概是為了澄清這個事實：“我們稱他們為高盧人，盡管在他們自己的語言中他們被稱為凱爾特人。”兩個世紀後，希臘人帕薩尼亞斯(Pausanius)強調，“凱爾特人”這個名字比“高盧人”(Galli)要古老得多。其他作家在使用“凱爾特人”(Keltoi或Celtae)、“高盧人”和“加拉太人”(Galatae)這些表達時，好像它們之間是可以互換的。

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什麽呢？最簡單的解釋是，至少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經存在一些自稱凱爾特人的特定民族。在愷撒時代，他們占據著高盧中部，大約在吉倫德河和塞納河之間。“Galli”和“Galatae”這兩個表達可能意味著“陌生人”或“敵人”，更可能是一個通用的名稱，被用來指代北方的蠻族人，其中包括凱爾特人。是否所有的高盧人或加拉太人都認為自己是凱爾特人，我們不得而知。乍一看，古典作家在這些詞語的用法上很馬虎，但在現實中，這可能反映了溫帶歐洲非常不穩定的局勢，不同的部落因為聯盟和相互效忠而合並，采用其中最強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在公元前4世紀，流動性似乎有所增加，包括主要的民眾遷徙(見第五章)，來自不同部落的小群體可能合並成更大的群體，並很快再次分裂，致使古典作家混淆他們的種族，甚至連這些種族自己也會搞混。因此，對一些古典作家來說，“凱爾特人”和“高盧人”可能被用作指代不同種族身份的具體術語。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術語的使用可能更為寬鬆，就像今天我們使用的“希臘人”“羅馬人”或“美國人”這樣的表達。

在公元前4世紀之前，關於溫帶歐洲凱爾特人的直接認知是有限的，但從那時起，地中海世界有足夠的機會直接觀察他們。一開始，他們是移民、劫掠者和雇傭兵，一些人通過阿爾卑斯山的山口，在波河流域定居下來，並向遠處的意大利發起進攻，其他人則從多瑙河中部跋涉到巴爾幹半島、希臘和小亞細亞。後來，羅馬帝國的軍隊擴張到伊比利亞，越過高盧，進入多瑙河中上遊流域，羅馬人把凱爾特人當作當地的土著居民來征服和統治。通過這些大部分帶有侵略性的遭遇，地中海世界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凱爾特人，並且通常是大量的凱爾特人。這還要求他們創造一個哲學框架，來呈現並理解這些可怕的北方人。

作為野蠻人，凱爾特人當然是不同於“我們”的“他者”，因此要用一種容易理解的方式來描述。這就要強調他們野蠻的一麵，即和地中海世界不同的特征和行為。由此出現的是一幅人物漫畫——和所有的人物漫畫一樣，其刻畫出的凱爾特人形象是泛化的、選擇性的、誇張的——但它包含了現實的基礎。

公元前4世紀中葉，在柏拉圖所著的《法律篇》中，第一次出現了對凱爾特人的好戰本性和酗酒行為的描述。他可能是在希臘大陸上的衝突中，從敘拉古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Syracuse)的雇傭兵身上觀察到的。然而，雇傭兵並不總是其文化的最佳代表，因此柏拉圖的評論可能是帶有偏見的，但凱爾特人的這兩個特征後來成為反複出現的主題。例如，斯特拉波就非常明確地指出：

“整個凱爾特民族都是狂熱的戰士，鬥誌昂揚，十分好鬥，但在其他方麵是正直的，並不邪惡。因此，當他們被鼓動起來的時候，就會毫不猶豫地公開集結，準備戰鬥。他們臨危不懼，即使除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氣之外沒有任何依靠。”(《地理學》， 4.4.2)

斯特拉波很可能把波賽東尼奧(Poseidonius)遺失的民族誌著作作為描述上述行為和其他凱爾特人行為的參考材料，由於波賽東尼奧被認為在公元前2世紀晚期到西部(可能是高盧)遊曆過，他也可能進行過最直接的觀察，得到了第一手資料，而不僅僅是重複早期的資料。

波賽東尼奧可能是西西裏的狄奧多羅斯(Diodorus Siculus)所做的關於凱爾特人飲酒的記述的信息來源。關於高盧的凱爾特人，他寫道：“他們非常喜歡葡萄酒，用商人進口的未稀釋的葡萄酒來滿足自己；他們的酒癮讓他們開懷暢飲，當他們喝醉時，要麽陷入昏迷，要麽陷入瘋狂。”當時，大量的羅馬葡萄酒被運送到高盧人手中，這一點從高盧人遺址裏發現的大量雙耳葡萄酒罐就可以看出。狄奧多羅斯無疑是在報告一個真實的觀察，即使這種觀察是間接的，但是通過強調他們喝的是未摻雜其他**的酒，他指明了野蠻的凱爾特人和文明的地中海人是多麽不同，因為地中海人喜歡稀釋他們的酒。也許凱爾特人也喝我們的酒，但他們依舊是“他者”。

每個羅馬人都了解凱爾特人的兩個特征，即戰爭中的勇敢和酗酒。但是必須將凱爾特人的勇敢與羅馬人的勇敢區分開來。因此，斯特拉波說，他們可能是開放和精神飽滿的，但他們也很幼稚地自誇，並且喜歡穿金光閃閃的衣服。“正是這種虛榮心使他們在勝利時讓人無法忍受，而在失敗時又一蹶不振。”不管這些陳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他故意將它們呈現出來，以突出凱爾特人和羅馬人之間的差別。凱爾特人是勇敢的，但他們喜歡誇耀，很容易變得一蹶不振；羅馬人也很勇敢，但他們清醒、自律而堅定。

古典文獻中充滿了將凱爾特人描述為“他者”的奇聞異事。例如，亞裏士多德提到，在凱爾特人中，同性戀是被公開認可的。他告訴我們，凱爾特人把新生嬰兒浸入冰冷的河水中，給他們穿很少的衣服，以此強健他們的體魄。他還提到，令人費解的是，凱爾特人拿起武器反對大海。埃弗羅斯(斯特拉波曾引用他的觀點)提供了這樣一種觀點：凱爾特人很小心地避免變得肥胖或大腹便便，如果一個年輕人長出大肚子，他就要受到懲罰。另一個無疑會讓羅馬人發笑的描寫來自狄奧多羅斯。他這樣描寫凱爾特人長而下垂的胡子：“他們的髭須太長了，完全蓋住了嘴巴，以至於喝東西的時候就像過濾一樣。”即使這些描寫是準確的，也很難說這種行為模式有多普遍。

波賽東尼奧(約公元前135—約公元前50)

波賽東尼奧是敘利亞的希臘博學者，出生在奧朗提斯河畔的阿帕米亞(Apamea)。他曾在雅典學習，最終在羅得島定居，在那裏他建立了一所致力於研究斯多葛派的學校，這所學校聞名於整個地中海世界。龐培和西塞羅都曾在此就學。他的著作覆蓋麵很廣，除了哲學之外，還廣泛涉及其他學科，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和曆史。大約在公元前90年，他出發去地中海中部和西部遊曆。他的行程自然包括意大利和羅馬，除此之外，他也在西班牙和南高盧四處旅行，就是在這裏，他接觸到了凱爾特人。他四處旅行的目的之一是為他偉大的著作《通史》收集資料，這部著作記錄了羅馬世界從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1世紀80年代中期的發展。全書共52卷，但流傳下來的隻有後來的作家所引用的隻言片語。正是波賽東尼奧撰寫的凱爾特人民族誌為斯特拉波、西西裏的狄奧多羅斯、阿忒那奧斯，可能還有愷撒提供了信息。作為一個斯多葛派哲學家，波賽東尼奧選擇把凱爾特人描述成“高貴的野蠻人”，因此他被稱為“溫和的原始主義者”。

雖然大多數描寫凱爾特人的古典作家可能無意識地將凱爾特人定性為“他者”，但每個作家都會根據他的寫作意圖引入額外的偏見。對亞裏士多德、柏拉圖和埃弗羅斯來說，這隻是為了表明野蠻人與希臘人的不同，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在希臘和羅馬世界與遷徙的凱爾特人發生直接衝突後，這種刻板印象有所改變。此時的主題是來自北方的無畏的野蠻戰士考驗了地中海居民的勇氣，把他們磨礪得更加偉大。對波利比烏斯(Polybius，約公元前204—公元前122)、李維(Livy，公元前59—公元17)和帕薩尼亞斯這樣的作家來說，這提供了一個展示他們的世界和價值觀優於“他者”的機會——文明戰勝了野蠻，秩序戰勝了混亂。凱爾特人的“他者”身份必須被強調，可能還要被扭曲，同時他們展示的威力使其被視作高貴的、值得尊敬的敵人，這一點必須被拔高到一定程度，隻有這樣希臘或羅馬的勝利才可以被描述為一次偉大的勝利。這種描述一旦確立下來，凱爾特人作為“來自北方的危險”的比喻就一直存在於羅馬人的頭腦中。

其他人也用他們對凱爾特人的勝利來體現自己的偉大。拍加馬(Pergamum)是小亞細亞西部一個強大的希臘化城邦，在這方麵尤其擅長。公元前279年，一大群凱爾特人在攻擊了德爾斐之後進入了小亞細亞，並最終在安卡拉現在所在的地區中心定居下來。從這裏，劫掠者威脅著周圍的領土，尤其是愛琴海沿岸的希臘城市。隻有拍加馬有足夠的力量來抵抗。在公元前3世紀20年代取得了對凱爾特人的初步勝利後，國王阿塔爾一世(Attalus I)在拍加馬的雅典娜神殿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勝利紀念碑，描繪了戰敗的高盧人。著名的《垂死的高盧人》(Dying Gaul)雕塑(為人熟知的是後來羅馬製造的仿品)就來自這裏。另一組群像描繪了一個高盧人扶著亡妻的屍體，正在自殺。他們的確是很高貴的敵人!

圖1　《垂死的高盧人》：希臘化時期高盧人的形象。這一雕塑現藏於羅馬卡庇托利美術館，被認為是羅馬人的複製品，原作來自公元前3世紀後期的拍加馬勝利紀念碑

後來，在公元前168至公元前166年之間最終擊敗高盧人後，拍加馬的統治者提出了更加誇張的說法。在拍加馬的宙斯神廟裏，有一座巨大的祭壇，上麵裝飾著一條巨大的高浮雕壁帶，一邊描繪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擊敗巨人族的激烈場麵，另一邊是阿塔爾王朝的統治者征服高盧人的畫麵。其象征意義顯而易見。為了向更多的人傳達這一信息，拍加馬又在雅典衛城豎起了一座勝利紀念碑。這一次，浮雕顯示了拍加馬人擊敗高盧人的場景，與其呼應的是希臘人在馬拉鬆戰役中擊敗波斯人的場景、神話中希臘人擊敗亞馬孫女戰士的場景和拍加馬人的祖先擊敗泰坦巨人的場景。顯然，阿塔爾王朝聲稱自己是希臘文化反對混亂勢力的功臣，因此是希臘人的天然繼承者。然而，對帶領著一支夏季突襲隊來到愛琴海海岸的凱爾特首領來說，他是否願意被這樣抬高到文明之敵的高度，是值得懷疑的。公元前2世紀60年代，安那托利亞高盧人的失敗意味著凱爾特人不再對希臘羅馬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大約20年前，羅馬人征服了生活在波河流域的凱爾特人，在那裏建立了新的拉丁殖民地。在阿爾卑斯山的保護下，羅馬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先前關於凱爾特人的比喻也由此被改寫。

在這方麵，最重要的修正主義者是波賽東尼奧，他是一位來自敘利亞小鎮阿帕米亞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大約生活在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50年。除了被他人引用的部分之外，他的偉大作品已經遺失。波利比烏斯對羅馬的曆史敘述隻到公元前2世紀中葉，波賽東尼奧接續他的敘述往下講。波賽東尼奧講述的事件之一是羅馬人在公元前2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對山外高盧(Gallia Transalpina，大致相當於現在的普羅旺斯和朗格多克)的征服和吞並。在這裏，羅馬人與凱爾特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觸，波賽東尼奧在他的作品中對當地人進行了民族誌式的描述，其中有一部分以他自己的旅行經曆為依據。

後來的史學家阿忒那奧斯告訴我們，波賽東尼奧是“根據他的哲學信念”來組織他的講述的。換句話說，凱爾特人現在是通過斯多葛派信仰的扭曲鏡頭被看待的，他們被描述成相當迷人的“高貴的野蠻人”。他們非常勇敢，也很尊重勇者，他們對陌生人表現出毫無疑問的熱情，他們被公正的祭司(德魯伊)統治著。的確，他們喝得很多，有時也很吵鬧，還有一些奇怪的習慣，比如收集人頭，但他們“性格不壞”。在波賽東尼奧的眼中，這個民族十分純樸，遠比波賽東尼奧自己所在的文明社會更接近黃金時代。就這樣，凱爾特人的形象開始被改變；他們不再是來自外界的凶惡敵人，而是隨時可以成為政治盟友的鄰居，或許更關鍵的是，他們可以成為商業上的夥伴。西西裏的狄奧多羅斯(可能是引用波賽東尼奧的話)簡潔地總結了這一點：“許多意大利商人以他們一貫的對利潤的渴望，將高盧人對葡萄酒的熱愛看作他們的寶藏。他們在可航行的河流上用船，在平原上用馬車，把葡萄酒運到那裏，並賣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價：他們用一罐酒就能換一個奴隸。”

在公元前1世紀中期(公元前59—公元前51年)，當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試圖將帝國的疆域向北延伸到萊茵河而遠征高盧時，他極度冷靜地描繪了他所遇到的凱爾特人，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至少那些與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羅馬領土最為接近的部落，他們組織嚴密，社會和政治都很成熟。不同的部落追求他們各自的政治目標，但在需要的時候，當有魅力的領導人物出現時，他們會團結起來相互支持。雖然愷撒對他的敵人的描述，巧妙地反襯出了他自己的榮耀，但他對公元前1世紀高盧凱爾特人的描述很可能與現實相當接近。通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了正在經曆快速變化的蠻族社會。凱爾特人正在成為被羅馬接納的朋友。在凱爾特人之外，羅馬人又有了新的敵人——日耳曼人，現在由他們承擔起了未開化的蠻族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