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見仁見智

幾年前，在寫作了《凱爾特世界》(The Celtic World)之後，我收到了一位美國人的來信。他說自己是個酒鬼，這讓他很煩惱，但讀過古典作家阿忒那奧斯(Athenaeus)講述的凱爾特人愛酒的故事後，他感到安心多了。他的祖父母是來自蘇格蘭的凱爾特人，這樣他的行為就有了解釋：這是他凱爾特人特征的一部分，從此他會為之感到自豪。許多讀者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無傷大雅的故事，而且可能確實能夠從中——為自己偶爾的放縱——獲得一些寬慰，但另一些人可能會發怒，因為這個故事進一步證明了那些在流行書籍中長期流傳的吊詭的凱爾特神話。這一陣營的一位學者甚至認為，有些作者故意在書名中使用“凱爾特”一詞來讓書暢銷。在我麵前的是一本來自一個讀書俱樂部的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邀請會員參加“凱爾特奧德賽之旅”，領略“一個失落文明的美麗和奇跡”，為此它列出了一係列混搭的誘人標題，讓讀者從中做出選擇，如《凱爾特人智慧塔羅牌》《來自凱爾特世界的精神智慧》《凱爾特之樹的神諭》和《凱爾特人體裝飾套裝》。如果你想進一步暢享奧德賽之旅，那你所在地的商店可能會提供凱爾特珠寶或編織凱爾特結的指導。不妨翻一下電話簿，看看有多少商業企業(尤其是麵向大西洋的不列顛群島地區的企業)提供“凱爾特式”的服務。凱爾特文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至少在大眾的認知中是這樣的。

還有其他層麵。例如，音樂正在經曆一場凱爾特文藝複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1953至1970年在布雷斯特舉行的風笛節的繼承者——洛裏昂凱爾特音樂節(Festival Interceltic de Lorient)。在這裏，包括酋長樂隊(The Chieftains)和蓋爾風暴(Gaelic Storm)在內的國際團體與來自布列塔尼的巨星艾倫·斯蒂威爾(Alan Stivell)一起，共同為觀眾演出。德尼·普裏讓(Denez Prigent)發表的2001年音樂節的報告稱，參加音樂節的人數達到了50萬：“它超越了‘民俗’，在布列塔尼音樂中糅合了海風元素，還邀請了偉大的凱爾特家族所有散落各地的成員參加慶祝活動。”在不那麽流行的層麵上，布列塔尼鋼琴家迪迪埃·斯基本(Didier Squiben)的作曲和表演將傳統民間音樂的韻律和節奏與風和海的回聲融合在一起，生動地展示了現代音樂在凱爾特風格下的生命力。

“凱爾特”文化活動有時也會對政治和經濟議程產生影響。1991年，由格拉西宮(Palazzo Grassi)主辦的壯觀的鐵器時代文物展覽在威尼斯開幕，參展的文物來自歐洲各地，展覽的主題是“凱爾特人：歐洲的起源”。該展覽由菲亞特公司讚助。在一份發布在展覽目錄上的有點混亂的介紹中，格拉西宮的館長解釋道：

“這次展覽是對新歐洲的一種致敬，因為如果沒有對其統一的全麵認識，新歐洲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時也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致敬，即除了羅馬和基督教的淵源外，今天的歐洲還可以追溯到其凱爾特傳統，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在這裏，模糊的“凱爾特傳統”這一概念似乎被用來為歐盟的理想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凱爾特性僅僅是一個比喻嗎？在這背後是否隱藏著凱爾特民族的一種不言而喻的信仰和一個早已逝去的英雄時代？“我們共同的凱爾特傳統”曾經是許多政治運動的口號，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將繼續下去。1867年，當布列塔尼人竭力保護他們的語言和傳統，以對抗中央集權製的法國所實施的文化帝國主義時，著名的《布列塔尼歌謠》(Barzaz-Breiz)的作者赫薩特·德·拉·維拉馬克(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發出號召，促成了在聖布裏厄(Saint Brieuc)召開的第一屆凱爾特人大會。他號召的對象是他的“威爾士同胞，康沃爾的兄弟，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表親”。2001年，在雷恩舉行的凱爾特人大會有200名代表參加，其中一半來自布列塔尼，另一半來自“其他凱爾特人國家”。會議的主題是“今日的凱爾特人史——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

威尼斯的展覽和10年後的雷恩會議都以凱爾特的概念為基礎，卻傳達了非常不同的信息。在威尼斯，凱爾特性是一個主題，用來支持“一個歐洲”的信念；而在雷恩，它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群體提供了身份認同和力量，以抵禦他們所認為的歐洲國家集權趨勢的威脅，尤其是總部設在倫敦、巴黎和馬德裏的政府。誰是正確的？就此而言，有對錯之分嗎？我們是否應該像J. R. R. 托爾金(J. R. R. Tolkien)在1963年所寫的那樣，接受“在神話般的凱爾特黃昏中，一切皆有可能，這與其說是神靈的黃昏，不如說是理性的黃昏”？要知道，就像偉大的凱爾特學教授大衛·埃利斯·埃文斯(David Ellis Evans)在1999年嚴厲指出的那樣，托爾金的評論旨在專門取笑某些極端的語言詞源學，而不是要無所不包。

因此，從新時代的身體裝飾到對區域身份存續的擔憂，從不成熟的政治操縱企圖到新音樂的靈感，凱爾特的幽靈在盤旋，而凱爾特的權杖被高舉。凱爾特性的確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或許正如西蒙·詹姆斯(Simon James)在1999年出版的《大西洋凱爾特人：是古代民族還是現代發明》(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在很多方麵，長期以來凱爾特主義一直是一種揚揚自得的正統，重新評價它的時機已經成熟。”在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裏，有許多聲音(主要是考古學家)對現在使用的“凱爾特人”一詞提出了抗議。一些是理性的聲音，要求進行更嚴格的批判；另一些則采用了更尖銳的論調。約翰·科利斯(John Collis)的批評尤其激烈，在《沒有中心的國家》(States Without Centres)一文中，他埋怨了一些現代作家所描述的凱爾特社會：

“僅僅代表了來自不同時間和地點的信息的混雜，而這些信息對於理解所描述的社會通常沒有什麽價值。在‘凱爾特人’這一虛構的概念之下，對社會的描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社會的諷刺)是無法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轉換的。事實上，我們應該避免使用‘凱爾特人’和‘凱爾特語’這兩個術語，因為它們歪曲了我們對考古記錄的理解。”

在《歐洲的凱爾特人》(Los Celtas en Europa)中，他警告人們防備“對‘凱爾特人’概念的現代政治化運用”，並接著聲稱“考古學家有責任告知公眾‘凱爾特人’這個現代用法背後的隱藏動機”。這裏有兩個不同但彼此關聯的關注點：第一個主要關注對古代凱爾特人的描述和表征方式，第二個主要關注現代的凱爾特概念。這兩個領域都是值得討論的。

西蒙·詹姆斯的《大西洋凱爾特人：是古代民族還是現代發明》探討了第二個問題，其論點的精髓在於他斷言“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古凱爾特人本質上是偽造的，是近代的發明”。他的書中幾乎沒有考古學家或曆史學家不熟悉的內容，但他在出版前公開發表的觀點似乎是令人震驚的新觀點，一些記者認為這是對權力下放的粗暴攻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1998年3月12日的報道，一些考古學家“激怒了從蘇格蘭到康沃爾那些自稱凱爾特人的人，因為他們聲稱在威爾士和蘇格蘭舉行權力下放公投之前的幾周所大肆宣揚的凱爾特文化是一個曆史‘幻想’”。許多人都因此怒不可遏，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第一章中，詹姆斯以一種更加冷靜的態度展示了自己的立場，他提出了兩個基本觀點：第一，“在1700年以前，不列顛和愛爾蘭沒有一個人稱自己為‘凱爾特人’”；第二，“威爾士人(Welsh)、蘇格蘭人(Scots)、愛爾蘭人(Irish)和其他民族自18世紀以來才開始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稱為凱爾特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海島凱爾特人的概念都是一個現代的解釋和被采用的‘族名’(ethnonym)”。需要提及一個雖小但並非不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第一個觀點在詹姆斯的書中是這樣敘述的：“沒有記錄表明在1700年以前，不列顛和愛爾蘭有人自稱‘凱爾特人’。”這兩個基本觀點客觀反映了真實的情況。他的書其餘部分證實了這兩個觀點，並探討了被廣泛接受的凱爾特西方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當然，他的所有討論都意味著一個被廣泛關注的問題變得有些多餘，那就是凱爾特人是何時從何地來到英國的。但是，人們最初是如何開始相信凱爾特人曾一次或數次入侵過這些島嶼的呢？其中的一些細節我們稍後再做討論，但簡短的回答是，這一切是古文物學者愛德華·盧伊德(Edward Lhuyd)所發起的。他為愛爾蘭語、威爾士語、康沃爾語和布列塔尼語創造了“凱爾特語”這個統稱，並在1707年的巨著《不列顛考古》(Archaeologia Britannica)中討論了這些語言和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他注意到高盧語、愛爾蘭語和布立吞語之間，以及威爾士語、康沃爾語和布列塔尼語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然後對這兩組語言(後來被稱為Q凱爾特語和P凱爾特語)進行了曆史性的解釋。他提出，愛爾蘭不列顛人從高盧搬到不列顛群島定居，但後來，隨著第二撥高盧人在不列顛南部和西部定居，他們被驅趕到了不列顛北部和愛爾蘭。

從此，18世紀早期的這一假設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其持久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樂於接受彼此的解釋，在一個不加批判、相互支持、缺乏堅實基礎的圈子裏，雙方互相補充，互相支持。人們不禁要問：有多少18世紀早期的其他假說為此後將近兩個世紀設定了科學議程？

就這樣，幾乎是以一種偶然和默認的方式，不列顛群島和愛爾蘭的居民成了凱爾特人。1863年，大英博物館的館長奧古斯都·沃拉斯頓·弗蘭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出版了一本英國裝飾金屬製品的目錄，他選擇用“凱爾特晚期”一詞來描述鐵器時代的物品。在《大英博物館早期鐵器時代文物指南》(British Museum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of the Early Iron Age)第一版(1905)中，整本書都使用了這個詞語，但在第二版(1925)中，這個詞語被棄用了。因為，正如前言中謹慎指出的那樣：“關於這些島嶼上早期凱爾特文明的存在及其存在日期，還有一些不確定性。”這個假設已經開始出現漏洞了，但直到此時，70年過去了，考古學家才開始認真地捶打這幢已然破落的大廈。

21世紀初，有關凱爾特的辯論如火如荼，各種各樣的意見——如帕特裏克·西姆斯·威廉姆斯(Patrick Sims Williams)1998年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從凱爾特熱到凱爾特懷疑論》——都被表達了出來。這場辯論很活躍，有時也會有些激烈，但所有參與者都同意的一點是，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有許多種大相徑庭的信息需要考察。直接的考古證據有助於深入了解儀式行為、埋葬風俗、聚落布局和各種物質文化，其中包括通常被稱為“凱爾特藝術”的獨特藝術風格。語言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那些密切相關的語言的範圍和發展，遵循盧伊德的叫法，我們依然稱其為凱爾特語。此外還有古典文獻，希臘和羅馬作家筆下的凱爾特人有不同的名稱，如“凱爾特人”(Celti、Celtae、Keltoi或Celtici)、“高盧人”(Galli或Gallici)和“加拉太人”(Galatae)。在許多展示希臘羅馬世界互動和衝突的“曆史”中，這些作家輕蔑地描寫這些奇怪的野蠻人，並用這些野蠻人來代表地方特色，而在他們的如椽妙筆下，希臘羅馬世界總是會以獲勝者的姿態出現。

我們也不能忽視愛爾蘭和威爾士豐富的通俗文學和古代法律的潛在貢獻，這些文本建立在古老的口述傳統之上，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修改，在一次次重述的過程中不斷積累。

這些文本匯集了豐富的材料，但我們不能把它們來個“一鍋燴”，並期待一個完美的凱爾特形象的出現。要想把事實和一廂情願的想法分開，並提煉出它在這場辯論中的價值，需要從關鍵的參數與變量來考量每一種不同的證據。在這種解構的過程中，凱爾特人和凱爾特文化是否會一起消失，這還有待觀察。要想知道結果如何，請接著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