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尋找身份認同

在18世紀初“重塑凱爾特人”之後，伴隨著浪漫主義出現的還有一種更嚴肅的嚐試，那就是要在大西洋社會中建立身份認同和忠誠，他們很快開始稱自己為歐洲的“凱爾特國家”。從中可以發現三個相互重疊、相互影響的線索，即文化整體性、語言和民族主義。為了建立文化的整體性，有必要建立各種機構來識別和培育區域文化的方方麵麵，並通過定期出版書籍和舉辦活動來宣傳其成果。在這方麵，威爾士人一馬當先，1751年成立了阿伯加文尼威爾士人學會(Society of Cymmrodorion)，1771年成立了格溫內思郡學人學會(Society of Gwyneddigion)，後者致力於威爾士文學的研究。幾年後，一年一度的文藝年會(Eisteddfodau)的古老傳統被恢複，各種各樣的藝人聚集在一起同台競技，其中包括吟遊歌手、詞曲作者、豎琴手和諷刺作家。在17世紀中葉，文藝年會被認為已經過時，但在1789年，在一群自稱倫敦威爾士協會成員的倫敦商人的支持下，這個傳統得以複興。第一次現代的文藝年會在北威爾士的巴拉(Bala)舉辦。在這之後不久，愛德華·威廉姆斯創作了戲劇模仿德魯伊儀式的遊吟詩人集會，後來被嫁接到1819年的文藝年會上。1858年在蘭戈倫(Llangollen)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文藝年會，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偽德魯伊的色彩依然存在。

對威爾士文化來說，也許更重要的事件是1848年威爾士考古協會(Cambrian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創立，協會把致力於研究威爾士古代文物的專業學者和業餘學者聚集到一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威爾士和布列塔尼之間很早就建立了學術聯係。正是在1838年阿伯加文尼舉行的文藝年會上，布列塔尼民俗學家拉·維拉馬克被接納為吟遊詩人團的成員。1870年，威爾士考古協會發表了一篇關於布列塔尼鐵器時代懸崖城堡的記述，作者是勒曼(拉·維拉馬克的尖銳批評者)。最近(1996—1997年)布列塔尼考古學的元老P. R. 吉奧特(P. R. Giot)曾擔任該協會的主席。

在蘇格蘭，文化發展走的是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1745年的詹姆斯二世黨人叛亂及對其暴力鎮壓和隨之而來的高地清洗事件(Highland Clearances)，摧毀了原本在偏遠地區蓬勃發展的傳統文化。高地人不再被視為威脅，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形象變得溫順。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的著作在這方麵起了重要作用。在他1818年出版的浪漫小說《羅伯·羅伊》(Rob Roy)中，主人公是一個劫掠牲畜的高地暴徒。隻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野蠻而危險的蓋爾人被重新包裝，供上流社會消費。四年後，也就是1822年，喬治四世成為第一位訪問蘇格蘭的英國君主，他在這個場合穿的衣服被認為是正宗的蘇格蘭服裝——這一傳統至今仍由現在的威爾士親王保持著。此後，蘇格蘭作為旅遊勝地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因此需要樹立一個獨特的文化形象。真正古老的服飾傳統、公共集會和娛樂活動都經過精心培養、淨化和重新編排，成為現在深受美國遊客喜愛的蘇格蘭短裙、高地遊戲和蘇格蘭舞蹈。然而，在所有這些離奇古怪的改造之外，還有一個悠久的學術傳統。作為最受尊敬的機構之一，成立於1780年的蘇格蘭古物學會(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一直是蘇格蘭研究的學術重地。

在愛爾蘭，成立於1785年的愛爾蘭皇家學會(Royal Irish Academy，現在仍用這個名字)為各個領域的愛爾蘭研究提供了焦點，其中包括科學、文學、古物和曆史。成立於1869年的愛爾蘭古物學會專門研究曆史。

威爾士和蘇格蘭很少產生真正具有國際聲望的文學人物，不同的是，愛爾蘭一直是創意寫作的源泉。1893年蓋爾聯盟(Gaelic League)的成立，為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佐證。它的目標很廣泛，那就是要保留愛爾蘭語和愛爾蘭風俗。幾年之內，其他機構也成立了。1899年，格雷戈裏夫人(Lady Gregory)、W. B. 葉芝等人在創立愛爾蘭文學劇院(Irish Literary Theatre)和後來都柏林的阿比劇院(Abbey Theatre)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間接受益於早期這種對表演和文字的狂熱的愛爾蘭作家名單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葉芝、約翰·米林頓·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蕭伯納、喬伊斯和貝克特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格雷戈裏夫人對愛爾蘭研究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她發表了一部可讀性很強的《阿爾斯特史詩》(Ulster Cycle)釋義，使早期英雄的事跡第一次為廣大讀者所知，使世界認識到愛爾蘭所繼承的優秀的通俗文學。在斯威夫特辛辣的諷刺及辛格的風景描繪和喬伊斯的史詩中，我們不難看出對這種傳承的某些突破。

在法國，我們發現人們對高盧人的過去有一種更複雜，有時甚至更矛盾的態度。在法國大革命的餘波中，人們深切地感到有必要重新建立與過去的聯係，跨越已經出現的嚴重分歧。拿破侖把著名的《垂死的高盧人》雕像帶到法國，因為他意識到這一形象可以提醒他的同胞，不要忘記他們的凱爾特血統。1805年，凱爾特學會(Académie Celtique)在法國巴黎成立，旨在通過鼓勵學術研究來強化這一理念。

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拿破侖繼承了凱爾特傳統的主題，後者1848年被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四年後，他策劃了一場政變，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並獲得了拿破侖三世的稱號。此後，他改變了法國的文化和價值觀，直到1870年在色當戰役中遭遇可恥的失敗。

拿破侖三世早年對鐵器時代考古學非常感興趣，於是在1860—1865年間資助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田野調查和發掘項目，旨在為愷撒大帝的戰役提供地形和考古學背景。在300名助手的協助下，來自阿爾薩斯的斯托菲爾上校(Colonel Stoffel)被指派尋找主要交戰地點的任務，包括著名的凱爾特戰爭領導人維欽托利在阿萊西亞的最後一戰，而布裏奧特(J. G. Bulliot)在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即波弗萊山(Mont Beuvray)]發掘出了埃杜維人的首都。這兩個項目的成果很快就出版了，其中前者的成果就是權威的、作者是拿破侖三世的《尤利烏斯·愷撒史》(Histoire de Jules César)。與此同時，拿破侖三世在各種活動中收集了大量鐵器時代的文物，為1863年在巴黎建立的國家古文物博物館(Le Musée Nationale des Antiquités)奠定了基礎。

現在要弄清拿破侖三世參與這些非凡工程的動機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他對過去有真正的學術興趣，但他不會沒有認識到過去對現在的影響。法國正麵臨著來自外部侵略者——德國人——的威脅，雖然在當時分裂為不同的國家，但他們正渴望早日建立自己的國家。當年愷撒入侵時，高盧人也受到了來自日耳曼人的威脅，但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是，高盧人被羅馬人打敗了。勇敢地保衛他們的土地是民族自豪感的體現，然而，高盧人與羅馬人和平定居下來的事實也是如此(法國考古學家一直將羅馬高盧文化稱為“高盧-羅馬文化”)。他們一起抵禦了日耳曼的威脅，享受了長達400年的繁榮。這是一個需要傳達的複雜信息，其中不乏一些模棱兩可之處。

即使在今天，考古學有時仍被用來為政治服務。1984年，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重新發起了一場對波弗萊山的考古發掘，由法國政府資助。這項工作是在法國的全麵控製下由多國團隊進行的，並促成了歐洲波弗萊山考古中心(Centre européen d’archeologie du Mont Beuvray)的創建。有人建議把這個機構放在法國要引領歐盟的背景下看待，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在法國人對他們的凱爾特曆史背景的聲明中，還有其他模棱兩可的地方。公元5世紀，法蘭克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大量湧入高盧，本地化人口的基因占比大大降低，土地沒有被占領的布列塔尼人抓住這一事實，聲稱他們才是凱爾特人唯一真正的後代。早在1843年，布列塔尼人協會(Association Bretonne)就成立了，但隨著1867年在聖布裏厄第一次凱爾特人大會的召開，他們提出了更嚴肅的要求。拉·維拉馬克向所有其他“凱爾特人國家”——康沃爾、愛爾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親友發出了派遣代表的呼籲，在他看來，法國當局劫持了凱爾特考古，而他則對此提出了挑戰。法國人慷慨激昂地在阿萊西亞豎起了維欽托利的巨型雕像，兩年後，第一次凱爾特人大會召開，這是耐人尋味的。這是法國政府積極壓製布列塔尼文化和語言的時期。

圖16　高盧人戰爭首領維欽托利的雕像，1865年在拿破侖三世的支持下立於阿萊西亞。公元前52年，維欽托利在這裏對羅馬人進行了最後的反抗

在布列塔尼，許多學者正忙著通過研究口頭傳說(尤其是保存在民謠中的口頭傳說)來加強布列塔尼文化。拉·維拉馬克的早期民俗作品《布列塔尼歌謠》問世之後，出現了一大批民俗學研究者，尤其是弗朗索瓦-馬利·呂澤爾(Fran ois-Marie Luzel， 1821—1895)、讓-瑪麗·德·龐格恩(Jean-Marie de Penguern， 1807—1856)和阿納托爾·勒·布拉茲(Anatole Le Braz， 1859—1926)。

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54年在巴黎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凱爾特民族詩歌》(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其中對凱爾特人有一種更浪漫、更廣泛的看法，並提出了凱爾特人和歐洲其他種族之間結構性對立的概念。在開頭的段落裏，勒南將他的家鄉布列塔尼與鄰近的曼恩和諾曼底進行了對比。他寫道：

“當年你踏上布列塔尼的土地，一陣冷風吹來，帶著模糊的憂傷，把靈魂吹向別的思緒。樹頂光禿而扭曲，色彩單調的荒野向遠處延伸。每走一步，都有花崗岩從土裏伸出來，稀少的泥土根本蓋不住它。一片幾乎總是陰鬱的大海，用永恒的呻吟環繞著地平線。”

對他來說，這象征著布列塔尼凱爾特人陰鬱的內在本性，與“諾曼人的庸俗、豐腴和繁榮”形成對比。他看到的這種對立存在於凱爾特西部的所有其他地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勒南的文章對馬修·阿諾德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在1865—1866年在牛津大學所做的題為《凱爾特文學研究》(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的係列講座。在最後一篇演講中，他呼籲在牛津大學設立凱爾特研究的教席。第一位凱爾特學教授是在1877年上任的。當時的牛津大學並不以其決策速度而聞名。

勒南所描繪的布列塔尼的偏遠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種**。布列塔尼所代表的“野**”(la vie sauvage)每年夏天吸引了大量藝術家來到這裏。阿文橋(Pont Aven)聞名世界(尤其是在美國人中)，吸引了各國畫家到來，保羅·高更(Paul Gauguin)在前往塔希提島之前也在這裏待過。到了19世紀末，偏遠已經成為趣味的同義詞。對農村及其居民的“他者性”的迷戀，已經成為一種懷舊之情。成千上萬的明信片插圖都表達了這種懷舊之情，甚至連阿納托爾·勒·布拉茲的暢銷民俗學書籍的標題也是如此，如《朝聖節之地》(The Land of Pardons)、《陽光和薄霧的故事》(Tales of Sun and Mist)和《來自布列塔尼的老故事》(Old Stories from Brittany)。勒·布拉茲很清楚布列塔尼正在退化成我們現在所說的主題公園。1901年，他寫道：

“弄幾個露天的尖塔，幾尊耶穌受難像，布列塔尼風笛的曲子，最好還有布列塔尼雙簧管，再加上一枝或一束金雀花，一些風，一些霧，還有雨和大海，然後把所有混在一起，用力搖晃……這就是布列塔尼。”

在講凱爾特語的國家，文化身份的建立依賴於對語言的扶持，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少數民族語言有一種自然的消亡趨勢，凱爾特語也不例外。最後一位講康沃爾語的人死於1777年。除某些儀式性的場合外，曼島語也不再被使用。其他的語言也受到了威脅，盡管越來越多的人想扶持它們。

最成功的是威爾士語。1967年的威爾士語言法案規定，威爾士語在公國與英語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之開始壯大起來。在所有的凱爾特語中，威爾士語現在擁有最多的習慣性使用者。所有學校都強製教授威爾士語，最近有一所學校甚至要求學生簽署一份協議，在學校場地的任何地方不得講英語(這是一種非常可疑的要求，肯定違反了人權)。在愛爾蘭，政府為講蓋爾語的地區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現在愛爾蘭講蓋爾語的人數最多(超過100萬)，但僅有五分之一的人是習慣性使用蓋爾語的人。在蘇格蘭，赫布裏底群島仍然廣泛使用蘇格蘭蓋爾語，人們強烈希望把它作為一種活的語言來使用，但是在蘇格蘭的其他地方，蓋爾語的使用率在穩步下降。在布列塔尼，盡管努力維持蓋爾語，但由於19世紀法國官方對同質化的渴望所造成的毀滅性破壞，其衰頹之勢還沒有停止，許多人認為要阻止這種趨勢為時已晚。

然而，還是有一些希望的火花。少數狂熱者使用一種經過修訂的康沃爾語，這種語言是學者在威爾士語和布列塔尼語曆史遺留的基礎之上創造出來的，最近(2002年)被承認為英國六種官方少數民族語言之一，這是受到《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承認的。康沃爾的路標現在開始使用康沃爾語，第一部康沃爾語電影《苦澀的甜蜜》(Hwerow Hweg)已經上映。

1532年，布列塔尼被割讓給法國。英吉利海峽對麵的幾個國家的聯合，則花了更長的時間。1707年的《聯合條約》將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聯合在一起，但直到1801年1月1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才成立。聯合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要求獨立的呼聲，這種呼聲在20世紀變得越來越響亮和尖銳，這四個講蓋爾語的國家都有極端分子組織準備使用恐怖戰術。在愛爾蘭，問題最終在1918年的大選中發展到**，當時尋求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贏得了105個席位中的73個，但是他們不是派代表前往威斯敏斯特，而是在都柏林建立自己的共和政府。下議院(Dail Eireann)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呼籲“英國駐軍撤離我國”，鼓勵愛爾蘭共和軍發動遊擊戰。最終在1921年，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愛爾蘭自由邦在南方建立，很快成為愛爾蘭共和國的一部分，留下以新教徒為主的北方的六個郡，成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20世紀60年代初的民權運動和1969年爆發的宗派暴力導致了北愛爾蘭長期的流血衝突和相互指責。1998年的《耶穌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可能會提供一條前進的道路。與此同時，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愛爾蘭，宗教造成的分裂似乎壓倒了團結的呼聲。

在威爾士和蘇格蘭，地區獨立的進程較為平靜，很少受到嚴重暴力事件的困擾。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各種小型民族主義團體，最終讓位給1925年成立的威爾士民族黨(Plaid Cymru)和1934年成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但當地人對獨立的興趣發展緩慢。在1979年舉行的關於有限自治權的公投中，威爾士人以壓倒性的優勢拒絕了這一提議，而隻有三分之一的蘇格蘭選民表示支持。然而，到了1998年，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在那一年，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獲得了廣泛的權力。地方分權能夠走多遠，還有待觀察。在布列塔尼，反對法國中央集權的勢力開始組織起來，最後於1898年成立了布列塔尼地區主義聯盟(Union Régionaliste Bretonne)。此後，有一些團體要求從法國分離出去，但通常沒有得到多少認真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於1932年的法國布列塔尼民族黨(Parti National Breton)在法國被納粹擊敗後的1940年，提出了一項爭取獨立的談判計劃。這個計劃無果而終，但是這一提議讓布列塔尼的民族主義沾上了納粹主義的汙點。最近，獨立事業被左翼環保運動“戰鬥”(Emgann)所接管，他們的運動涉及廣泛的地方問題。偶爾也會發生暴力事件，比如2000年，一個自稱“布列塔尼革命軍”(Armée Révolutionnaire Breton)的組織炸毀了一家麥當勞餐廳。但是由於布列塔尼人享有相對較高的生活水平，他們的爭論主要圍繞著環保問題和扶持布列塔尼的語言和文化的必要性展開。

圖17　布列塔尼的獨立集會

與此同時，雖然每一個講凱爾特語的國家都有自己的組織來解決當地的問題，但古老的凱爾特大會的精神依然存在。2001年，大會在雷恩召開，主題是“今日凱爾特人的曆史——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其中一個參觀地點是聖奧賓-杜-科米爾(Saint-Aubin-du-Cormier)的戰場，在1488年，布列塔尼人在那裏為他們的獨立而戰，但最終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