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重塑凱爾特人
通過對共同曆史的模糊記憶以及使用相似方言這一事實，大西洋沿岸講凱爾特語的群體可能已經承認了某種程度的親緣關係，不過他們從未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也沒有絲毫的跡象表明他們相信自己是凱爾特人。在1000多年的時間裏，隨著羅馬世界在西方的崩潰，真實或想象的凱爾特人的概念似乎已經被遺忘。
直到16世紀，西歐的新興國家一直滿足於接受那些講述他們的起源及遙遠過去的神話故事，這些故事與《聖經》或特洛伊神話有關，但隨著文藝複興的到來，人們希望為曆史創造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在修道院解散時，約翰·利蘭(John Leland， 1503—1552)等學者遊曆了英國各地，收藏手稿，對文物進行第一手的觀察。在歐洲的其他地方，其他學者發現了藏在修道院圖書館裏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Agricola)於1480年前後在米蘭出版，愷撒的《高盧戰記》於1511年在威尼斯被公之於眾。這些著作和其他古代文獻，為曆史學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框架。這是歐洲人第一次看到羅馬人之前的先民的樣子。
有了大量的新資料，學者可以開始寫曆史了。在法國，讓·勒·費弗爾(Jean Le Fèvre)於1532年發表了《高盧的花和古文物》(Les Fleurs et antiquités des Gaules)；在英格蘭，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於1586年用拉丁語發表了《不列顛誌》(Britannia)。對古代高盧人和不列顛人的認識第一次有了實質性的內容。然而，正是蘇格蘭曆史學家喬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在1582年出版的《蘇格蘭史》(Rerum Scoticarum Historia)對“凱爾特人”一詞進行了探討。布坎南認為，凱爾特人最初生活在意大利北部、法國南部和中部以及伊比利亞半島西部。他的這一觀點可能建立在古典文獻的基礎之上。他認為凱爾特人從伊比利亞遷移到愛爾蘭，隨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定居在蘇格蘭西部。英國其他地方的居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來自高盧的高盧人。凱爾特人就這樣重新登上了曆史舞台。直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凱爾特人才登上法國和英國曆史的中心舞台。在此過程中，兩個人物起到了關鍵的指導作用，一個是布列塔尼人保羅-伊夫·佩鬆(Paul-Yves Pezron， 1639—1706)，他曾經是西多會修士。另一個是威爾士人愛德華·盧伊德，他曾經是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的館長。兩個人都有自己的計劃，那就是要在各自的文化和身份都受到鄰國(分別是法國和英國)威脅時，讓各自國家的完整性獲得適當的承認。1703年，佩鬆出版了他的《論凱爾特語言和民族的古代性》(L’Antiquité de la Iangue et de la Nation des Celtes)。實際上，他提供的是一個新的起源神話，這個神話為法國人——尤其是布列塔尼人——提供了宏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譜係。他認為，凱爾特人源自小亞細亞，在史前時代散布於希臘和歐洲其他地方，並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他們征服了羅馬和希臘，但最終定居在高盧西部，他們的後代在布列塔尼和威爾士幸存下來，那裏仍然說著凱爾特人的古老語言。這個說法直截了當，盡管從古典文獻中收集的曆史事實和對現存語言的語言學觀察來看，顯得有些輕描淡寫。更重要的是，這個故事給布列塔尼人提供了一個光榮的血統，即他們是古代歐洲偉大的勇士民族的直係後裔。
保羅-伊夫·佩鬆(1639—1706)
保羅-伊夫·佩鬆出生在布列塔尼南部的亨尼朋(Hennebont)，最初在雷恩的神學院接受教育，後來在巴黎完成學業。他被授予聖職，成為西多會修士，並成為拉查莫耶修道院(La Charmoye)院長。但是，由於厭倦了行政工作，他很早就退休了，專心於學術研究。他的第一本著作《重建時代的古代性》(L’Antiquité des temps rétablie)麵世於1687年，是講公元前4004年上帝創世後的編年史，但更有影響的是1703年在巴黎出版的《論凱爾特語言和民族的古代性》。在這本書中，他認為高盧人是凱爾特人，他們作為威爾士人和布列塔尼人幸存下來，仍然說著古凱爾特人的語言。然後他試圖賦予他們一個尊貴的血統，論證說凱爾特人來自東方，是諾亞的後裔。他們的足跡遍布歐洲，征服了羅馬人和希臘人，最終到達了阿莫裏卡(要知道，他就是在這裏出生的)。相對於將其起源與特洛伊譜係聯係起來的羅馬人和不列顛人來說，通過在《創世記》一書中追溯凱爾特人(也意味著布列塔尼人和威爾士人)的曆史，佩鬆為他們賦予的祖先更加尊貴。在牛津，佩鬆的這部作品在盧伊德及其同時代人之間十分有名。1706年該書的英譯本《各族古代史》(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問世。它在整個18世紀都很有影響力。
對愛德華·盧伊德來說，佩鬆的書給了他靈感，直接支撐著他確立威爾士古代曆史的抱負。是他鼓勵熱心的曆史學家大衛·瓊斯(David Jones)將佩鬆的書譯為英文的。該書英文版問世於1706年，標題全稱為《各族古代史，尤其是凱爾特人或高盧人的古代史，他們被認為與我們的古代不列顛人是同一民族》(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Celtae or Gauls, Taken to be Originally the same People as our Ancient Britains)，這對原來的法語文本做出了很大的改動。
早在1692年，盧伊德就對威爾士語和愛爾蘭語進行了比較研究。1694年，他在牛津遇見了約翰·托拉德(John Tollard)，當時後者正在學習愛爾蘭語，為寫一本關於德魯伊的書做準備。在前一年，托拉德整理了一份愛爾蘭語的詞匯表，顯示了它與布列塔尼語的相似之處，盧伊德可能知道這件事情。到了1698年前後，他可能還聽說了佩鬆的研究。為了修訂卡姆登的《不列顛誌》[該書由吉布森(Gibson)編輯並於1698年出版]中有關威爾士的內容，他在威爾士進行了詳盡的田野調查。17世紀的最後10年是他關於“凱爾特人”身份的思想開始具體化的形成期。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可能訪問了除了曼島之外所有講凱爾特語的西方國家，並廣泛地通信交流。
他的大作《不列顛考古》一書最終在1707年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展示了“英國和愛爾蘭的原始語言”和布列塔尼語之間的密切關係，並把它們統稱為“凱爾特語”。在威爾士語版的前言中，他開始進一步闡述他的思想，提出了一係列的移民運動來解釋當時凱爾特語的各種變體。布坎南的伊比利亞凱爾特人在愛爾蘭定居的想法被默認；同樣被默認的還有佩鬆作品中所暗示的觀點，即來自高盧的凱爾特人定居在英國。凱爾特人兩次入侵不列顛和愛爾蘭的認識就源於此。
愛德華·盧伊德(1660—1709)
愛德華·盧伊德出生在南威爾士一個講威爾士語的家庭。他曾就讀於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1682—1687)，並成為阿什莫林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羅伯特·普勞德(Robert Plot)的助手，1691年他接替普勞德成為館長。與他的職位相匹配，盧伊德是一位博學之士，對博物學、化石、石器和英國古董有著特殊的興趣。當時，埃德蒙·吉布森正在負責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顛誌》的編輯工作，於是就請他來擴充書中有關威爾士的內容。盧伊德為此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將對遺跡的精確描繪與物質遺跡和民間傳說結合起來，而這些描繪建立在他不知疲倦的田野工作的基礎之上。1695年《不列顛誌》出版後，盧伊德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大項目上，即為《威爾士自然史與古文物》(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Wales)和《不列顛考古》做準備工作。為此，他在1697至1701年間遊曆了英國的康沃爾、蘇格蘭群島、愛爾蘭和布列塔尼。他廣泛使用了調查問卷，也收集了原稿(其中39份在都柏林三一學院圖書館)。最後，在1707年，《不列顛考古》的第一卷問世了，這就是《注釋》，他在其中探討了威爾士語/布立吞語、愛爾蘭語、蘇格蘭語、康沃爾語和布列塔尼語之間的親緣關係，他認為這些語言都屬於凱爾特語。但盧伊德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使他無法再出更多的書，他的大量筆記最後基本上也都散失了。
《不列顛考古》的出版與《聯合條約》的簽署是同一年，這絕非巧合。《聯合條約》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和威爾士統一起來。有一段時間，威爾士人受到了緩慢的英國化的影響，《聯合條約》也讓蘇格蘭麵臨同樣的命運。盧伊德的這本書重申了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的種族特征，並賦予了他們悠久而光榮的血統(比英格蘭人還要古老得多)，為這兩個民族灌輸了一種新的自豪感，並提供一個重建其獨特身份的堅實的學術基礎。這兩個民族都說自己的語言，這是一個額外的好處，因為從此以後語言可以作為主要的文化標誌來發展。威爾士人抓住了這個機會。1725年，錫安·賴澤赫(Sion Rhydderch)出版了第一本全麵的威爾士語法書。在這個世紀餘下的時間裏，威爾士語的受歡迎程度穩步上升。佩鬆的作品在布列塔尼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但這種複興很短暫。
《聯合條約》實際上代表了新教利益在英國範圍內的結合，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天主教和法國。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很容易理解為什麽盧伊德選擇稱這種本土語言為西凱爾特語言而不是高盧語(否則他可能會考慮采用這個名字)。在使他的術語與佩鬆一致的過程中，他也把威爾士人的理想與布列塔尼人的理想聯合在了一起——這兩個都是少數民族，都麵臨著被更大的國家吞並的威脅。
《聯合條約》的一個影響是，大不列顛的居民開始不無道理地稱自己為不列顛人，而這個詞以前曾被用來表示威爾士人。在他們的名字被挪用後不久，威爾士人開始被稱為凱爾特人，這個詞很快被擴展到所有講凱爾特語的人。因此，可以說，凱爾特人的重新出現(有些人會說是重新發明)發生在18世紀早期，此時，關於這一議題學術界正在廣泛爭論，而發展中的民族國家則在其中尋找相關政治支持。從那以後，過去和現在的大西洋凱爾特人的概念被熱情地接受了，並且今天仍然活躍在從音樂到政治的廣泛領域中。
對18世紀的古物學家和曆史學家來說，凱爾特人和凱爾特人的特性很快成為他們喜歡的主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人物是威廉·斯圖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他於1723年開始撰寫一部四卷本的《古凱爾特人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Celts)。這項工程未能竣工，但有兩卷得以問世，第一卷出版於1740年，討論的是巨石陣；第二卷在三年後出版，討論的是埃夫伯裏石陣。斯圖克利認為這些遺跡是“古代凱爾特人的神廟”，因此是古代德魯伊的領地。斯圖克利的研究始於對這些遺跡及其地貌的細致觀察和描繪，但是，隨著他對德魯伊教的狂熱，他修改了事實，以適應日益花哨的理論。埃夫伯裏石陣及其林蔭道和被稱為聖所的小圈子的平麵圖被逐漸改變，最終成為一條身體(埃夫伯裏石陣)盤繞一圈的蛇，聖所則成為蛇的頭(在後來的繪畫中，聖所變得更像是一個頭的形狀)。在斯圖克利看來，德魯伊的作品在英國鄉村的古代遺跡中隨處可見。其他許多人和斯圖克利有同樣的嗜好。那位整理愛爾蘭語詞匯表的約翰·托拉德在1719年寫作了《德魯伊的曆史》(History of the Druids)，發表在1726年和1747年出版的文集中。
在布列塔尼，佩鬆的工作重新引發了人們對凱爾特人和德魯伊的興趣。他們把所有現存的巨石紀念碑都歸於凱爾特人時期，尤其是德魯伊時期。無論是馬洛·科雷·德拉·圖爾-道弗涅(Malo Corret de la Tour-d’Auvergne)的《歐洲最古老的民族高盧人的起源》(Origines gauloises celles des plus anciens peuples de l’Europe， 1796)，還是雅克·康布裏(Jacques Cambry)的《凱爾特遺跡》(Monuments Celtiques， 1805)都持這種觀點。雖然18世紀古物學家的過分行為可能看起來很有趣，甚至滑稽，現在取笑他們似乎不難，但是他們的理論和假設是考古學迷人的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對他們來說，巨石紀念碑的建造日期並不確定，把他們初次研究的最偉大的野外紀念碑與他們新發現的凱爾特人概念聯係起來，這不是不合邏輯的。直到19世紀，才有了一個基於三時期分段法的相對年代表，即從石器到青銅器再到鐵器的技術變化的概念，使巨石陣的年代可以被測量，並與凱爾特人的時代分開。然而，如果我們接受上述觀點，即凱爾特語的起源要早得多，那麽18世紀的學者也許錯得就沒這麽離譜了!18世紀的凱爾特熱更具有創造性。如果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布列塔尼人是凱爾特人的直係後裔，那麽在今天的文化中，是否有可能找到過去的回聲呢？
最早聲稱這樣做的人之一是蘇格蘭人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他在1760至1763年間發表了一係列詩歌，並將這些詩歌歸於半傳奇式的凱爾特詩人芬格爾(Fingal)之子奧西恩(Ossian)。第一卷名為《蘇格蘭高地收集的古詩歌片段，由蓋爾語或厄爾斯語翻譯而成》(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Gaelic or Erse language)。接下來是兩部長篇史詩，《芬格爾》(Fingal， 1761)和《特莫拉》(Temora， 1763)。他聲稱，他的資料來源是1200或1300年前的兩部手稿。如果這是真的，那就是一個驚人的發現。他的翻譯工作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奧西恩詩集》被廣泛閱讀，成為19世紀初歐洲興起的自由運動的靈感源泉。然而，它幾乎立刻就遭到了批評，並被斥責為偽造。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手稿存在，而這些詩歌都出自麥克弗森本人之手，旨在為蘇格蘭提供一個像荷馬史詩那樣的傳統。他為自己所知道的蓋爾口頭傳說賦予地域感，並為之增添色彩。他有可能接觸到了16世紀的文本，但出版的《奧西恩詩集》是麥克弗森本人的創作。
在布列塔尼，尋找過去真實聲音的工作也很快開始了。1838年，年輕的布列塔尼貴族赫薩特·德·拉·維拉馬克子爵出版了一本歌謠集《布列塔尼歌謠》，這些歌謠是他在布列塔尼的農民中收集的。這部作品立即獲得了成功，因為它準確地表達了熱愛凱爾特傳統的浪漫主義者的需求，其他人也紛紛效仿，在鄉間搜尋古老的歌謠。隨著更多的歌謠被了解和發表，人們開始懷疑《布列塔尼歌謠》的真實性，在1867年於聖布裏厄舉行的凱爾特人大會上，對拉·維拉馬克的猛烈攻擊達到了**。尤其具有破壞性的是R. F. 勒曼(R. F. Le Men)在這次大會召開的同時發表的一部作品，直接對拉·維拉馬克發起挑戰：“你可以扮演吟遊詩人，甚至可以扮演德魯伊，但是請不要試圖用你的發明篡改曆史。”
在此之後，拉·維拉馬克的聲望受到了損害，直到20世紀60年代，他的原始筆記被發現，裏麵完整地記錄了他發現和轉錄的原作，他的聲譽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複。
勒曼關於扮演吟遊詩人的尖刻評論是有所指的。1838年，拉·維拉馬克參加了在阿伯加文尼(Abergavenny)舉行的威爾士文藝年會，並成為吟遊詩人團的成員。他在給父親的信中以狂熱的語氣記錄了這件事：“我現在是吟遊詩人了，真正的吟遊詩人!名副其實的吟遊詩人!根據流傳至今的五六個世紀的古老儀式，我被接納為吟遊詩人的一員。”
他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參加的這個儀式是幻想被嫁接到一些真正的古老傳統之上的結果。儀式的主要部分被稱為吟遊詩人集會(Maen Gorsedd)，是1792年由威爾士石匠愛德華·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發明的，這個石匠的吟遊詩人藝名是艾奧羅·摩甘為(Iolo Morganwy)。這純粹是一場表演，充滿了僵硬的儀式和象征，其背景是巨石圈和德魯伊的祭壇。作為一部拚湊之作，這部作品算是凱爾特熱最糟糕的一部分，但它依然延續至今，模糊了原始儀式真正古老的傳統。
赫薩特·德·拉·維拉馬克(1815—1895)
西奧多-克勞德-亨利·赫薩特·德·拉·維拉馬克是布列塔尼的貴族。18歲時，他去巴黎完成學業。在那裏，和其他僑民一樣，他對故土產生了一種熱情，寫下了充滿感情和神秘色彩的關於故土的記述，這些記述因抄寫了布列塔尼的歌謠而增色不少，並彌漫著一絲民族主義的氣息。20歲時，他就開始積極地收集布列塔尼的歌謠，尋找手稿，並完善他的布列塔尼語知識。他迷戀一切“凱爾特”的東西，1838年前往威爾士參加阿伯加文尼的文藝年會(在那裏，他躋身吟遊詩人之列)。他還參觀了巨石陣，並在牛津大學研究威爾士手稿。回到巴黎後，他試圖出版布列塔尼歌謠的提議獲得官方支持，他認為這些歌謠反映了公元6世紀吟遊詩人的故事和語言。他沒能獲得資助，但是在1838年他自費出版了《布列塔尼歌謠》。該作品很快變得影響巨大，尤其是在鼓勵其他民俗學家收集他們自己的材料方麵，並為拉·維拉馬克贏得了許多學術榮譽。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民謠陸續發表，他的說法很明顯是誇大其詞。在1867年於聖布裏厄舉行的國際凱爾特人大會上，他被公開指控偽造證據和誤導學術。在1872年他缺席的凱爾特人大會上，進一步的批評接踵而至。20世紀60年代，拉·維拉馬克的原始筆記被發現，為人們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線索，並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他的說法。
正如我們所見，18世紀初，各項重塑凱爾特人的活動正逢其時。由此產生了一種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主義彌漫在古物研究者的思想中。凱爾特人被描述為生活在英雄時代的高貴祖先。講凱爾特語的民族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英國人和法國人，都被認為是其後繼者。19世紀，隨著考古學原則的成熟，以前的許多浪漫色彩被剝離，凱爾特人開始成為正在蘇醒的新民族主義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