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插曲：迄今為止的故事

現在是進行盤點的好時機，考察一下已經被擺出來的各種證據，看看是否可以從中總結出一個獨特的凱爾特實體，以及這一整個被珍視的概念是否隻是一種幻想。

首先概括一下，相關的證據有四大類：古典史料、考古證據、語言和地方傳統。每一類證據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不同，而且都有屬於自己的指導學術爭論的基本規則。

公元前500年以後的古典史料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除了有斯基泰人的地方之外，凱爾特人遍布歐洲的蠻族世界。對凱爾特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歐，帶有明顯的大西洋偏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隻有在最西方，這些語言才流傳至今。同樣，地方文學也僅限於西方、愛爾蘭和威爾士，並且威爾士的程度要低一些。另一方麵，考古證據則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和勞動的方方麵麵。在史前時期，這一切基本上是無個性特征的，但是，通過可識別的重複模式，它在很多層麵上都對之後的研究者具有啟發意義。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最有價值的是社會的信仰和價值體係，以及他們通過交換機製而相互聯係的程度。

每一個證據來源都可以為辯論貢獻一些內容，但必須防止循環論證，創造一種貌似合理的組合，例如，“既然語言學家如此告訴我們，考古證據就可以這樣解釋；既然考古學家如此解釋他們的證據，我們的語言學假設肯定是正確的”。

我們也有必要意識到我們帶有偏見的心態。在18世紀和19世紀殖民猖獗的日子裏，古典世界的研究主導了教育係統，人們通常認為入侵和殖民是改變的唯一誘因，且這種改變通常被定義為進步。拉格蘭勳爵(Lord Raglan)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當地人不會發明任何東西。”

在後殖民、後古典時代，鍾擺擺向了另一個極端。考古學家傾向於淡化(甚至完全拒絕)曾經有過入侵的觀點，他們的認識基於缺乏考古證據的事實之上。這也是一種極端的觀點。如果完全依靠考古證據，就不可能發現凱爾特人對德爾斐的襲擊，也不可能發現他們在小亞細亞的定居。我們必須盡可能地嚴格控製我們的偏見和先入之見。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一開始就擺脫兩個自以為是的古老神話。第一個神話是“凱爾特人的到來”，就像“凱爾特人最早什麽時候來到不列顛的？”這個問題所表達的那樣。我們手頭的所有證據都表明，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化。第二個神話是存在一個泛凱爾特的歐洲，這意味著一種在當時從歐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都被認可的凱爾特人同胞情誼。這是政客和暢銷書作者的糖衣炮彈。那麽，我們還能說些什麽呢？有關證據在前幾章中已經概述過了，我們可以通過總結的方式提供一個廣泛的設想。

凱爾特語的發展可能是最棘手的問題，因為前羅馬時期的資料極度缺乏，但大多數語言學家認為，到公元前9世紀，從伊比利亞到愛爾蘭，再到意大利，西歐大部分地區都在使用凱爾特語的早期版本。一種獨特的凱爾特語言究竟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其答案隻能靠純粹的猜測，而且將永遠如此，但一些學者滿足於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這並沒有什麽內在的不合理。事實上，伴隨定居農業發展而來的思想和信仰的流動，將為一種語言的出現提供合適的背景，而這種語言將使不同的群體之間得以交流。

此後，就像考古證據生動表明的那樣，西歐社會在許多方麵共享他們不斷發展的文化。大西洋海上航道構成了一條交通要道，就像萊茵河和瓜達爾基維爾河這些從歐洲大陸深處注入大西洋的河流那樣。在接下來的4000年左右，這些互動網絡為語言的發展和融合提供了理想的條件。到青銅時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800年)整個區域被交換網絡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分享著信仰和技術知識。這就是最早的凱爾特語發展的環境。

在包括不列顛、愛爾蘭和伊比利亞在內的西歐大部分地區，青銅時代晚期出現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以武士為基礎的社會。雖然各地區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許多價值觀念是一致的。在考古記錄中，武士的裝備隨處可見，如劍、矛、盾，有時還有盔甲。宴會上的物品也是如此，如大鍋和烤肉叉子。這一時期，人們開始建設一些山堡。這一時期的考古發現充分提供了能夠證明一個尚武的貴族階層存在的證據，他們沉湎於好客這種核心品質，以保持群體凝聚力，培養外部關係。這與荷馬作品中所描繪的那種社會並無二致。

在公元前8世紀和公元前7世紀，同樣的價值觀和信仰仍然存在，但可以發現兩個強化和創新的區域：一個是歐洲中西部，這裏的武士和貴族使用馬和車輛作為葬禮儀式的核心，這就是考古學術語中的哈爾斯塔特C；另一個是伊比利亞半島東北部，這裏出現了獨特的伊比利亞凱爾特文化。這兩個創新中心都位於大西洋地區的邊緣，因此也許最好把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的區域看作是交界地帶，這裏容易出現早熟的發展。

所有這一切都是希臘人所窺見的蠻族世界的直接前奏。他們看到的是萬花筒般的不同文化，這些文化有著大致相同的語言和一套製約人們行為的價值觀。因此，這些地中海觀察者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並給他們起了一個名字——凱爾特人。因為他們接觸過的一個群體用這個名字來表明自己的身份，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公元前6世紀時希臘人與北方蠻族最密切的接觸點是南高盧，在他們的馬薩利亞殖民地腹地，他們可能為這個地區的人們創造了後來被使用的族名。500年後，愷撒告訴我們，這個地區被自稱凱爾特人的部落所占領。就這樣，凱爾特人作為外圍蠻族的概念首次進入曆史。

公元前6世紀晚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動態，這種動態依賴於地中海世界和蠻族外圍的相互作用。哈爾斯塔特的酋邦和較小範圍的伊比利亞凱爾特人的酋邦被卷入了這些交換中。實際上，這加劇了原材料從資源豐富的大西洋地區向消耗資源的地中海地區的流動。在中歐西部，這一切的結果是出現了一個新的精英地區，即早期的拉騰酋邦，它們繁榮於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複興了尚武社會的精神。這很可能就是口頭傳說出現的背景，因為傳說中包括襲擊、戰車戰、英勇的單兵作戰和宴會的內容。這一傳說以一個地方化的、被大量擴充的版本，奇跡般地在愛爾蘭地方文學中幸存下來，成為阿爾斯特傳奇。

與這些傳奇故事一樣，信仰體係的其他方麵也在很大範圍內被共享。例如，拉騰藝術在公元前4世紀迅速被阿莫裏卡和不列顛采用和改編，在一兩個世紀後又被愛爾蘭采用和改編。但是，如果認為整套拉騰文化組合隻來自核心地帶，那就錯了。沿著互動的網絡，思想會向四麵八方流動。愷撒說德魯伊信仰是在不列顛出現的，就可以提醒我們這一點(盡管我們永遠無法證實其正確性)。

可能正是在這一中歐西部和不列顛的大部分地區密集互動的時期，這些地區的當地語言發展成為P凱爾特語。愛爾蘭位於這種最初的影響範圍之外(可能從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因此保留了它更古老的語言形式。伊比利亞半島講凱爾特語的群體也是如此，他們不再與西歐和中歐共享發展，隨著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對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控製越來越強，他們更直接地轉向了地中海文化。

這些群體從早期拉騰地區的核心，也可能是從高盧東部(那些自稱凱爾特人的民族的領土)，遷移到了波河流域，沿著多瑙河上遊進入其中部流域和更遠的地方。正是這些凱爾特移民，透過地中海居民扭曲的視角，使我們有了對凱爾特社會最常見的認識。但是，從本質上講，遷徙的民族可能會把他們的文化塑造成一種經過修改和選擇的形象。

在公元前2世紀和公元前1世紀，這種動態又發生了變化，因為講凱爾特語的民族受到了來自其邊界附近不同文化的民族日益增加的壓力。從地中海開始，羅馬的影響無情地蔓延到了伊比利亞半島和高盧。日耳曼人從北方湧入，而東方的達契亞軍隊進入多瑙河中部地區，摧毀了定居在那裏的凱爾特群體。最終，在公元1世紀末，其中一種外來文化——羅馬文化橫掃歐洲，進入愛爾蘭海和蘇格蘭高地，與日耳曼人和達契亞人沿著多瑙河軸線相遇。

四個世紀的羅馬統治帶來了一套包括拉丁語在內的全新的文化價值觀，同時帝國內部人口的流動也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基因的混合，特別是在邊境地區和城市。隨著商人和行政人員的遷入，以及退役的外國軍隊駐紮下來，新招募的輔助部隊會出去打仗或巡邏遙遠的邊境。因此，當地人口的基因組合變得更加多樣化，其凱爾特血統被稀釋。即便如此，在公元三四世紀時，擁有凱爾特名字的人仍然會往巴斯的聖泉裏扔一些用凱爾特語寫的符咒。在波爾多周圍的鄉村，仍然可以聽到人們講凱爾特語。可以相信的是，農村人口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他們的母語。直到公元四五世紀晚期，大規模的日耳曼移民把舊秩序的最後一絲痕跡掃除殆盡。但在西部偏遠地區——阿莫裏卡、康沃爾、威爾士、不列顛北部和愛爾蘭——凱爾特語和凱爾特人的一些文化屬性得以保留。

這種對西歐史前史的概括強調了貫穿其始終的強烈的文化持久性，但它也表明，如果我們試圖把它全部歸結為簡單的(甚至天真的)種族認同問題，那麽其將是多麽複雜。也許我們是在試圖把現代的種族建構強加於一個沒有什麽意義的時間和地點。公元前3世紀的高盧人可能知道他們的血統和部落，甚至可能知道與他們結盟的部落，但僅此而已。如果需要定義的話，我們可以選擇極簡主義的觀點，說古凱爾特人就是愷撒所說的那些自稱凱爾特人的人，即那些生活在塞納河-馬恩河和加隆河之間的部落，也可以更加寬泛地把那些使用被我們稱為凱爾特語的大西洋歐洲語言的人，視為凱爾特人。因為語言中蘊含著共同的價值觀和信仰，而且往往是一種文化標誌符號，如果我們覺得有必要給它下個定義的話，最好是接受更具包容性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