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雄所見略同

當人的思想達到一定境界之後，往往是“高處不勝寒”。這時，人生最大的快慰莫過於能遇到真正的談話對手。這種交談是種“頭腦風暴”，彼此間相互碰撞、相互切磋、相互印證、相互激發，思想的行程有一日千裏之感。

記得王誌綱在接受一位家鄉的記者采訪時，曾比照自古人傑地靈的江南這樣評價貴州：江南水土豐沛，陽光雨露充足，長的多是大樹喬木，因此也人才濟濟，一個縣裏就能出十幾個博士；貴州則不同，土地磽薄，怪石叢生，生存條件惡劣，但一旦從這種環境裏破土而出，往往長出的是一些蒼鬆勁柏，參天古木。

也許是命運的巧合，從小生長在貴州的王誌綱這一次跟來自江南的黃巧靈走到了一起。王誌綱常常喜歡說一句話：“性格決定命運。”而這性格背後，無不打上了環境的烙印。

王誌綱和黃巧靈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也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

黃巧靈，人如其名，從他的身上不難看到新一代浙商的風範和特點來。說起浙商，在中國自古以來的商業文化裏，倒是占據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中國明清時期活躍在經濟舞台上的十大商幫，浙江就有兩個——寧波幫和龍遊幫。亦賈亦儒，義利兼收，可以說是浙商頗具傳奇韻味的一個鮮明特點，也是其生命力源源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曆史上，最先讓世界了解浙江和浙商的，當屬縱橫四海的寧波商幫。浙商中業績最豐、規模最盛的也當首推寧波商幫。

深諳中國國情的德國近代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曾說：“商業中的寧波人，完全可以和猶太人媲美。”孫中山遊曆歐美之後感歎道：“在歐美各國，亦多有寧波商人的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在國內首屈一指。”

早在晉代，寧波人就已形成了經商的傳統。在當時重儒輕商的社會裏，商人的地位十分卑微，而寧波商人穿著政府特別頒發的黑白兩色的鞋子出沒於大江南北。

寧波地處浙東沿海，居我國大陸海岸線中段和寧紹平原的東端，又是長江幹線、南洋幹線和北洋幹線的水運交叉點，襟江濱海，海道通達，擁有眾多優良港口。而且，浙江的自然資源與特產極為豐富，是魚米之鄉，有魚鹽之利。優越的地理環境是寧波商人得以滋養發展的一個先天條件。

大海使寧波人獲得成為優秀商人所必須具備的胸懷和天賦。從唐朝到南宋，寧波都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寧波港白帆蔽日，無數的商船來往於日本、高麗（朝鮮、韓國）、真臘（柬埔寨）等國，江南的絲綢和瓷器被源源不斷地泛海運出。

寧波商幫風頭之勁，及至近代達到了頂峰。當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後，寧波人“民性通脫，務向外發展，其上者出而為商，足跡遍於天下”。寧波商幫與山西商幫成為近代中國商界的兩大巨頭。

初期的寧波商幫起步於依托當地港口進行的由小到大的私人海上貿易，19世紀中期以後，寧波商幫的興起主要得益於上海這個超級大舞台。

寧波商幫的名頭是由上海灘的號角吹響的。商業嗅覺靈敏的寧波人瞄準了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他們像潮水一樣湧進上海灘的花花世界。最初，這些衣衫襤褸的寧波人被資本家不無鄙夷地視為一群廉價勞動力。他們忍受饑餓，被迫從事挑水、洗衣、舢板業、木工、裁縫、保姆、車夫等最為卑微的工作。但是不久之後，人們不無驚奇地發現，這些省吃儉用的寧波人以其微薄的積蓄和出色的經營能力逐漸在殘酷的市場中爭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大——原來這些不起眼的寧波人看似儒雅實則暗藏殺機。

寧波商幫中的巨富葉澄衷，剛到上海的時候不過是一個在黃浦江上搖舢板的小人物；工商界巨頭朱葆三，獨占鼇頭的大買辦資本家虞洽卿，都是中途輟學到上海打工的窮小子。他們一無背景二無靠山，白手起家打天下，他們的成功在當時權力壟斷一切的中國不能不說是奇跡。更有創辦上海“大世界”的黃楚九、項鬆茂、劉鴻生，都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的一代大商人。

“航海梯山，視若門庭。”寧波人堅毅的冒險精神在他們的商業活動中顯露無遺。因此當改革開放以來，率先崛起的溫州模式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種有效模式的時候，對艱苦創業的浙江人來說其實並不足為奇。

從文化方麵看，浙商的形成首先得益於浙江由來已久的義利兼容、義利互補的商業倫理觀。

浙江的文化源流不僅僅局限於傳統儒家的義理之學，而是義理與事功並舉。南宋以來，陳亮、葉適、黃宗羲等人所倡導的“事功之學”，對浙商的興起影響很大。事功之學反對重農抑商，張揚功利，提出“工商皆本”，主張義利統一，是對傳統商業文化的一種全新的整合。這種重農不輕商獨樹一幟的商業文化，為明清時期浙江商人的形成、發展作了充分的理論鋪墊、心理準備和文化轉型，構成了浙江商人崛起的文化背景。在這種文化的深刻影響之下，浙江人不諱言利，不尚空談，不十分關心政治或其他被認為是虛妄的東西。無論經商或務農均兢兢業業，對物質利益追逐不易饜足。可以說，前人所倡導的重商之學，是浙江商人的一塊調色板，一副催化劑，更是一根支撐浙江商人蓬勃發展的精神支柱。

複雜絢麗的浙江文化，培育出浙商特有的才氣：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事功又義理，既求財又求知，既務實又淡然。

然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黃巧靈，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宋城，就是他回報曆史的第一個作品。

與骨子裏鍾愛文化和充滿創意的黃巧靈一樣，“行萬裏路，曆萬端事”的王誌綱雖然下海多年，但對文化也自始至終有著一分難以割舍的情緣。在他的策劃實踐中，尤其擅長破解各個地域板塊的文化底蘊，常常是三言兩語，入木三分。而他的“八千裏路雲和月”的策劃曆程，也可以說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文化苦旅。

哪裏有解不開的難題，王誌綱就帶著他的隊伍前去把脈問診；哪裏沒有路，王誌綱就要開辟出一條路來。“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最近的路隻有一條。策劃的使命就是找到這條最近的路。”王誌綱常常這樣說。

黃巧靈是把自身的智慧和創意直接轉化成了有形的東西，與黃巧靈不同的是，王誌綱則是用他的思想和智慧去影響一個個企業家和事業家，把自己的知識和眼光嫁接到一個個具體的企業和項目上。在他的眼裏，最大的喜悅是看到受其思想影響的企業和項目的成功。這種成功越大，就越能證明自己的價值。

1999年7月16日，王誌綱再次前往杭州，專門考察項目情況，同早已等候多時的黃巧靈傾談三天三夜，在很多看法上一拍即合，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兩人當即簽約確定項目的合作，並建立了動態和互補的工作方式。

王誌綱與黃巧靈二人的經曆有別，但思想上卻殊途同歸。王誌綱的經曆是“學者+記者+策劃家”，思辨力與創造力兼收並蓄；黃巧靈的經曆是“軍人記者+紅學研究者+企業家”，想像力與行動力文武雙全。從骨子裏來說，二人都屬於功底深厚、閱曆豐富、富於策劃力的文化人。“自古英才多磨難”，二人早年的生活經曆頗為相似，一個出自“中國的第三世界”貴州的大山之中，一個出自“浙江的西藏”麗水的窮鄉僻壤。這在他們的性格上都深深地鐫刻下了樂觀、豁達、自由、奔放的鮮明特征。談起少年時代上山捉鳥下水摸魚的種種奇異經曆，他們的臉上同時綻放出童稚般的燦爛笑容。也許正是這種早年的經曆，使他們至今童心未泯，性格上自然率真，富於想像力，思想上天馬行空，長於創造。

自古惺惺相惜，英雄所見略同。然而，越是優秀的人就越是孤獨的。當人的思想達到一定境界之後，往往是“高處不勝寒”。這時，人生最大快慰莫過於能遇到真正的談話對手。幾天幾夜的促膝傾談，黃巧靈從繁雜的日常事務中徹底超脫出來，進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心靈之境。黃巧靈感到，與王誌綱的交談是一種“頭腦風暴”，彼此間相互碰撞、相互切磋、相互印證、相互激發，思想的行程有一日千裏之感。所以，此後隻要王誌綱一到杭州，黃巧靈就惟此為大，將其他事務統統置之腦後，終日與王誌綱神侃，一杯清茶在手，談天說地，無拘無束。

這一年的7月，王誌綱三度飛赴杭州。這在王誌綱的策劃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通常情況下，除了深圳大本營之外，王誌綱一周之內至少要在兩三個城市之間穿梭。這次他一反常態，居然一個月之內三赴杭州，以至於有人半開玩笑地問他：“王老師啊，你是不是在杭州有情人了？”

王誌綱笑道：“哈哈，不錯，是有了個‘情人’——這個‘情人’就是杭州宋城。”

隨著對宋城集團了解的不斷深入，王誌綱感到，黃巧靈這個能力超群的企業家，不僅長於策劃和操作，還是一個優秀的“滑板運動員”——能在快速運動之中把握好動態平衡。但是，黃巧靈“十個指頭按跳蚤”，時間與精力出現透支，企業能力的發揮已接近極限。就拿近期開發的杭州樂園項目來說，在總體理念與經營戰略上並不是非常清晰。

宋城集團繼成功開發宋城主題公園之後，又相繼開發了美國城和杭州樂園兩大主題公園。美國城依宋城而建，在空間上與宋城是一個“組團”，客源市場有一定保障。杭州樂園則與宋城隔江而望，地處杭州市區與蕭山市交界的湘湖，是一個占地4000多畝（一期和二期），投資超過10億元的大型主題公園。

杭州樂園景區之下又設荷蘭村主題公園、馬可·波羅主題公園、生態公園、山裏人家四個主題公園，實際上是一個“主題公園群”。另外，景區內還有一個9洞高爾夫球場、一個水上高爾夫球練習場和一個18洞的迷你高爾夫球場，10個網球場，以及10萬多平方米的旅遊景觀房地產（一期）。這是一個集旅遊、觀光、休閑、度假、居住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性項目。

按宋城集團的初衷，是想將其開發成以休閑度假為主的“第二代主題公園”（宋城景區是以旅遊觀光為主的“第一代主題公園”）。不過，項目開發出來以後，杭州樂園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並不清晰。多數人對“樂園”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心理定勢，而對這個巨大的多主題的“主題公園”，誰也說不清它到底是什麽，讓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對消費者來說，它似乎是太大了些，太複雜了些。從宋城集團的角度來說，既要推旅遊市場，又要打房地產市場，同時還要組織高爾夫和網球俱樂部，另外還要協調好杭州樂園與宋城集團其他項目之間的關係。

黃巧靈原來是優秀的“小提琴手”，現在必須做“樂隊總指揮”，要讓不同樂器和聲部各司其職，合奏出一曲和諧動聽的交響樂來。但是，宋城集團幾大主題公園之間及杭州樂園內部各主題公園之間，並沒有完全調到一個統一的“音高”和“主旋律”上來。所以，在宋城鏗鏘有力的廣告宣傳和市場推廣之中，夾雜著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有時還多少有些跑調，主旋律並不清晰。

也正是基於這一點，宋城集團廣告公司總經理邱曉軍放慢了廣告投入的力度，希望王誌綱為杭州樂園把脈，重新梳理思路，定下“總譜”後再全力“演奏”。

經過雙方頻繁而深入的互動式交流，一個新的理念與戰略思路已經呼之欲出。宋城人對自己的需求表達得越來越清晰了。

黃巧靈說：“我請王誌綱來，不是為了增加門票收入，不是為了賣房子，也不是為了眼前的銷售業績，而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宋城集團長遠的發展戰略問題，是為了宋城集團的明天。我們需要的是王誌綱的獨特思想與創意和宋城集團特有的理念與創造力珠聯璧合。”

宋城集團的一位副總經理說，“我們需要的是王誌綱的大勢把握和思路創新能力，希望通過你們的策劃，對我們的項目進行一次全局性的梳理和把握，提煉出一個全新的理念與主題。然後以此為出發點對現有資源進行戰略重組，並有針對性地整合新的資源，從而使項目開發與企業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完全有能力把握和運作好王老師的思想。我們相信，通過王老師的策劃，我們的項目將有可能爆發出原子核裂變的效應。”

宋城人對王誌綱寄予厚望，那麽，王誌綱會不會看走眼，令宋城人失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