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1917年：危機之年
西線的戰術發展
美國參戰是否能使協約國免遭失敗，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1917年一天天過去，這似乎越來越令人懷疑。
魯登道夫不打算再浪費德國人的生命。他現在打算在西部保持守勢，直到德國潛艇的進攻達到預期的結果。索姆河戰場之旅已經使他膽戰心驚。法金漢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價地守住每一寸土地。結果，德國軍隊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所遭受的苦難，至少可以和攻擊他們的人所遭受的苦難一樣多。鑒於德軍前線深入法國領土，在防禦上的一些彈性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因此，魯登道夫下令從阿拉斯和蘇瓦鬆之間突出的地方全麵撤退，放棄了索姆河上所有被頑強防守的戰場，轉到向後大約25英裏處一個更短、防禦更堅固的“興登堡線”(英國人的叫法)。在這次撤軍過程中，德國軍隊搗毀或燒毀了所有的住宅，屠殺了牲畜，汙染了水井，這些都是在東線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些行為隻是證實了德國現在向西方所展示的野蠻形象。
這種新的防禦是根據新的原則設計的。部隊不再被塞進前線戰壕，為敵人的大炮提供容易攻擊的目標。戰壕線被防區取代，防區的基礎是由帶刺的鐵絲網保衛的混凝土“碉堡”內相隔很遠的機槍陣地，由預先部署的大炮加以掩護。大部分步兵被部署在敵人槍炮的射程之外，準備發起反擊。在這些前沿區域的後麵，還有其他區域，其深度足以使任何突破幾乎都不可能。這樣的陣地隻需要更少的部隊來保護，而且敵人的炮火將主要落在開闊的地麵上，隻會給步兵的攻擊增加更多的障礙。
前一年，布魯西洛夫在東線的進攻中，已經對這種防禦的進攻性還擊進行了探索：短暫而激烈的縱深炮火轟擊選定的目標，接著是步兵的攻擊，後備部隊在前方很遠的地方滲透敵人的據點，造成後方地區的混亂。法國人也是這樣的思路。他們的新總司令羅貝爾·尼韋勒已經在凡爾登戰役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並急於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試驗。但是，對已經處於瓦解邊緣的奧匈帝國軍隊起作用的，不一定對德國人起作用，而英國人要更加謹慎得多。他們自己也在開發履帶裝甲車(“坦克”)，並在索姆河戰役中小試牛刀，但是早期的坦克十分笨拙，存在機械上的缺陷，隻有其最熱情的支持者才期望它們能做的不僅僅是幫助步兵突破敵人的第一道防線。英國戰術理論遵循的是不同的思路。對英國人來說，此時的“戰場之王”是大炮。到了1917年，他們已經擁有了可靠且數量充足的槍炮和彈藥。無論是通過飛機，還是通過聲波測距或閃光測距，觀測上的改進使炮台火力的高度精確性成為可能。製圖、航空攝影和氣象分析方麵的改進使炮手能夠根據地圖來瞄準目標。瞬發引信和氣體或煙幕彈使得重型和致命的炮擊成為可能，又不會使地麵讓負責攻擊的步兵無法行走。最後，英國炮手已經完善了“徐進彈幕”，這是一個不斷前進的彈幕，在它的掩護下，步兵可以攻擊到敵人陣地的幾碼之內。
問題是所有這些都需要最精確的時間安排和精細的參謀工作。步兵本身也在調整以適應塹壕戰的需要，以輕型機關槍、手榴彈和迫擊炮作為步槍的補充，或者是取代步槍成為主要武器。但是他們的行動仍然被限製在一個嚴格的框架內，這個框架是由炮手的需要和時間表決定的，他們與炮手的交流仍然很落後，戰鬥一旦打響，通信仍然會中斷。此外，一旦最初的目標已經達到，即使大炮沒有前進，也必須重新部署，以攻擊其他的目標。結果，英國最高指揮部發明了一種後來被稱為“咬住不放”的戰術，即對有限的目標進行精心準備的攻擊，在為下一階段的進攻做準備的同時，加強並維持這種攻勢。在其範圍之內，這種戰術是非常成功的，但這不僅對實現黑格自己仍然夢想的“突破”沒有什麽價值，而且阻礙了在較低級別指揮中的那種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如今在德國軍隊中很常見。
1917年春天，協約國的進攻
協約國最高指揮部采用了這樣的戰術，希望1917年的進攻不會重演前一年的災難。但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遭受的損失削弱了法國和英國政府之前對其軍事領導人的信任。我們看到，霞飛將軍已經被尼韋勒取代。勞合·喬治不敢對黑格做同樣的事，在一個狡猾的陰謀中，他讓黑格服從法國的命令。這一操作導致英國軍方和文職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再也沒有恢複過來。尼韋勒自己的樂觀並沒有得到同僚們的讚同。法國總理阿裏斯蒂德·白裏安(Aristide Briand)的下台削弱了他的政治支持，白裏安的繼任者對尼韋勒的軍事計劃缺乏信心。4月16日，尼韋勒發動了他聲勢浩大的攻勢，越過埃納河，向貴婦小徑的森林高地發起進攻。出師不利，德國人事先得到了充分的警告，德軍向興登堡線的撤退打亂了法軍的計劃，並且天氣也很糟糕。法軍沒有取得預期的突破，僅僅痛苦地前進了幾英裏，10天後不得不停止前進，此時法國人已經遭受了超過13萬人的傷亡。尼韋勒被凡爾登戰役中的英雄貝當取代，但此時法國軍隊已經受夠了。它的崩潰，與其說是兵變，不如說是相當於一場罷工，整個部隊拒絕服從返回前線的命令。貝當以最低限度的嚴厲，主要是通過改善軍隊的條件和避免大規模的進攻，使他們逐漸恢複鬥誌，但在這一年剩下的時間裏西線的法軍幾乎無法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英國人做得更好，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在法國人渡過埃納河發起進攻的前一個星期，英軍向更靠東的阿拉斯發動了進攻。第一階段的行動非常成功，加拿大軍隊占領了維米嶺。黑格又一次希望有所突破，但德軍的新防禦使他受到阻礙。英軍的攻勢再次逐漸放緩，直到5月底才停止，又損失了13萬人。但是對黑格來說，停止進攻是不可能的。此時法軍和俄軍都已經喪失了戰鬥力。美國的有效幫助一年之後才能到來，最糟糕的是，德國的潛艇行動似乎取得了成功。就像當時一個愛開玩笑的人說的那樣，“問題是英國陸軍能否在皇家海軍輸掉這場戰爭之前獲勝”。
海空戰爭
起初，無限製潛艇戰似乎能夠實現德國海軍所承諾的所有目標。他們的目標是每月擊沉60萬噸的英國艦船，這是之前的兩倍。3月，他們實現了這一目標。4月，他們又擊沉了86.9萬噸。到此就見頂了。整個夏天，擊沉艦船的重量都在60萬噸左右徘徊，到8月下降到50萬噸，到年底又下降到30萬噸。這是為什麽呢？
最明顯的原因是英國采用了護航製度，英國海軍部曾宣布這一製度行不通，因為除了其他原因外，它認為沒有足夠的驅逐艦來護送所涉及的大量船艦。由於這種計算包括了所有沿海岸航行的船隻，因此被證明是嚴重錯誤的。在勞合·喬治的堅持下，護航製度在4月初開始實施，立見成效。一旦美國人開始介入，他們不僅能夠加強護航保護，而且能夠以比德軍潛艇擊沉速度更快的速度建造商船。德國人還錯誤地估計了協約國可用的載貨空間、英國對糧食進口的依賴程度，最重要的是英國對貿易的控製和定量配給商品的應對能力。事實上，英國政府成功實行了緊縮經濟，到了1917年年底，它的糧食儲備實際上增加了一倍。
然而，在1917年夏天，這一切都不明顯，當時倫敦的居民遭受了另一場折磨，即白天的空中轟炸。
在1914年以前，任何交戰國都沒有低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此前的10年裏，富有想象力的小說描繪了飛機轟炸城市所帶來的恐怖，雖然當時這種飛機還沒有被研製出來，但軍方本身更關心的是飛機對地麵作戰的影響，特別是其執行偵察行動的能力，因為這些偵察行動已經不能再由騎兵來執行了。但是，由於這種偵察隻有在沒有敵機幹擾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進行，所以空軍的主要功能很快就變成了確立戰場上的製空權，無論是通過直接的空戰還是通過摧毀敵人的機場。在泥濘戰壕之上的一對一空戰中，傳統的戰爭浪漫主義出現了一次短暫的複蘇。
“戰略轟炸”(對敵人民用資源的攻擊)戰術發展較慢。1914年8月，德國的齊柏林飛艇(以其主要讚助者馮·齊柏林伯爵的名字命名)襲擊了安特衛普(10月，英國飛機對齊柏林飛艇在杜塞爾多夫的降落場進行了反擊)，次年1月開始對英國進行夜襲。但這種飛艇的導航太不準確，其破壞力太弱，這些襲擊隻能帶來一些戲劇性的麻煩。然而，這為協約國的宣傳人員進一步提供了德國人“可怕”的證據。到了1917年，更可靠的遠程飛機已經被研製出來，那年夏天，德國哥達轟炸機對倫敦進行了白天突襲。突襲造成的傷亡並不大，但其精神上的影響是巨大的。軍隊需要為法國的戰爭獲得一切資源，他們不顧軍方的建議，在法國東部組建了一支獨立的空軍，負責對德國領土進行報複。由於飛行範圍內的唯一目標是萊茵河上遊的城鎮，這些行動的直接影響微不足道，但從長遠來看，其影響是深遠的。新成立的英國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在沒有充分證據可以證明其成功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套戰略轟炸理論。在20世紀餘下的時間裏，這一理論將主導英國和後來美國的戰略思想。
東線的崩潰
與此同時，東線正在瓦解。1月，俄國軍隊仍有希望在春季聯合進攻中發揮作用，因為他們現在有了充足的槍支和彈藥。但是到了2月，其指揮官們承認士氣低落，而且逃兵現象十分普遍，以至於他們不能再依靠自己的軍隊。軍隊的士氣反映了整個國家的士氣。革命鼓動在戰前很常見，隨著戰爭的開始，這種鼓動偃旗息鼓，現在卻幾乎是不受任何約束。3月，彼得格勒的“麵包暴動”演變成一場革命，警察和軍隊與暴動者站在了一起。沙皇被說服退位。一個資產階級溫和派政權接管了政府機構，但是一個由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委員會(蘇維埃)在首都建立了另一個權力中心，在全國建立了另一套權威機構，並呼籲立即實現和平。
一開始，這些活動受到了西方的歡迎，尤其是在美國。在這場保衛世界民主安全的戰爭中，沙皇俄國一直是一個令人尷尬的盟友，亞曆山大·克倫斯基領導下的新政府宣布，它打算繼續這場保衛俄國國土的戰爭。同年7月，布魯西洛夫試圖在加利西亞前線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重現上一年的勝利，並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後來，德軍在北方發動了反擊，俄軍的防禦瓦解了。撤退變成了潰敗，德軍前進的速度隻取決於他們能否跟上歸心似箭、“用腳投票”的俄軍。9月，波羅的海的要塞裏加在一次颶風轟炸後失守，這種轟炸是由一位名叫布魯赫姆勒(Bruchmüller)的天才上校設計的。與此同時，在彼得格勒，革命領袖列寧(原名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用三個簡單的詞語表達了絕大多數同胞的要求：麵包、土地和和平。除了他最親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認為他的觀點太過極端。他之所以能夠從瑞士流亡歸來，是得到了德軍最高指揮部的睿智協助。11月，他促成了第二次政變。這次政變並沒有像3月的革命那樣造成權力真空，而是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其直接目標是贏得俄國人民的支持。列寧立即要求德軍最高指揮部停戰，12月雙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會麵討論和平條款。
巴雪戴爾戰役
1917年夏，雖然協約國沒有預見到西線如此大規模的災難，但他們對俄軍的狀況不抱任何幻想。事實上，俄軍的軟弱提供了一個最有力的論據，要對西線繼續施加壓力，不能采取對法國最高指揮部越來越有吸引力的政策，即繼續保持守勢，等待1918年美國人的到來。等到那時候，俄國很可能已經退出了戰爭，而德軍則有能力集中全部兵力擊潰西線的協約國軍隊。但是法國人已經不再居於主導地位了，他們的潰敗使英國最高指揮部第一次能夠決定自己的作戰策略。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現在認為決定戰爭結局的大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大英帝國的軍隊就在他的指揮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幾乎沒有預料到美國人會及時到達，而且兵力充足，以防止災難的發生。在他看來，取得勝利的唯一希望是通過對德軍的消耗繼續對德國人民施加壓力。地點應該在佛蘭德斯伊普爾周圍的老戰場上。在這裏，英軍可以不受其盟國的阻礙而作戰；在這裏，一次大規模的進攻或許能占領被U型潛艇用作前進基地的比利時港口。這一想法自然得到了英國皇家海軍的支持。黑格認為，要取得這樣的進展，可以通過一係列有限的攻擊來實現，這些攻擊彼此緊密銜接，速度之快令德國人根本來不及反擊。由於害怕重蹈索姆河戰役的覆轍，勞合·喬治曾公開對該計劃表示懷疑，但在對尼韋勒事件作出錯誤判斷後，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將其否決。事實上，6月初對伊普爾以南的梅西訥嶺(Messines Ridge)發動了初步攻擊，這次攻擊目標有限，出其不意，並得到了大量大炮的支援(共發射350萬發炮彈，德軍前線被50萬公斤高爆地雷摧毀)，被證明是一戰中最偉大的戰術勝利之一。但是當7月底主攻開始時，卻遇到了困擾索姆河戰役的所有問題。最初的密集炮火攻擊(430萬發炮彈)已經剝奪了所有的突襲因素；精心製定的時間表像往常一樣被戰爭的摩擦打亂；敵人的抵抗比預期的更深入、更堅決；大雨助長了雙方槍炮的威力，把戰場攪成了無法通行的爛泥。盡管如此，黑格繼續戰鬥，以巨大的代價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直到11月初，加拿大軍隊占領了巴雪戴爾山脊，後來整個戰役都以它命名(見圖10)。到那時，英軍又損失了24萬人，其中7萬人陣亡。德國的損失總計約20萬人。黑格的批評者關注的是前一個數字，而他的辯護者關注的是後一個數字。如果我們考慮這種壓力對德國人民的影響，必須承認，他的辯護者的論據比通常所承認的更加強有力，但是其代價沉重得幾乎讓人無法承受。
圖10 西線：巴雪戴爾戰場
11月20日，黑格在康布雷發動了第二次攻擊，這為他的批評者提供了更多的論據。他的部分目標是在大範圍內試驗一些新戰術，這些新戰術是在英國陸軍步兵、坦克和炮兵三者密切合作下而形成的。這是一次徹底的突襲，德軍的防禦被擊潰，後退4英裏，在英格蘭，教會的鍾聲被敲響，以慶祝這一勝利。他們高興得太早了。10天後，德軍發起反擊，奪回了他們失去的所有土地。結果，黑格在他的政治主子那裏失去了最後一點威信，勞合·喬治接過了戰爭的戰略指揮權。
卡波雷托戰役
1916年索姆河戰役的失敗讓勞合·喬治對繼續進攻西線是否明智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整個1917年，他一直在敦促最高指揮部轉戰別處。有兩個戰區似乎更有獲勝的希望，那就是意大利和中東。
意大利前線在1916年一直很活躍。我們已經看到，對奧地利人來說，意大利一直是他們的首選對手。5月，康拉德不顧德國盟友的建議，在特倫蒂諾山區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進攻，而他的盟友認為這樣做並不會帶來戰略優勢。在最初的成功之後，這次進攻慢了下來。不可否認，康拉德可以聲稱取得了重大勝利，意大利損失了28.6萬人，其中4.5萬人淪為戰俘，但這次進攻的主要戰略後果是，當布魯西洛夫在下個月發動進攻時，它減少了奧地利人可用的資源。與此同時，在路易吉·卡多爾納將軍的指揮下，意大利軍隊的主力一直在伊鬆佐河以東40英裏處攻擊奧地利人的堅固防禦。在的裏雅斯特北部卡爾索的多石高原上，他們進行了一場漫長的消耗戰，一直持續到11月，並在次年春天恢複了戰鬥。到了1917年8月，卡多爾納在這最血腥的戰場上損失了20多萬人，意大利和奧匈帝國的軍隊都接近崩潰的邊緣。但是，魯登道夫在擺脫了俄軍之後，現在可以騰出資源來幫助他的盟友了，他派出7個師去增援在伊鬆佐河的奧地利人。10月25日，德國人利用他們在東線已經完善的所有炮兵和步兵戰術，在卡波雷托攻破了意大利的防禦，抓獲了3萬名俘虜。整個意大利前線土崩瓦解，直到兩周後才在皮亞韋河向後70英裏處重組，27.5萬人被俘虜，損失了2500支槍和大量的物資。此外，還有大約50萬意大利逃兵消失得無影無蹤。
對勞合·喬治來說，意大利的崩潰是天意。黑格被立刻命令從西線派遣5個師，這幾乎終結了他自己的進攻，與法國的6個師一起，恢複了意大利戰場的穩定。更重要的是，勞合·喬治利用11月5日在拉帕羅舉行協約國會議的機會與法國新總理喬治·克裏孟梭(一個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對將軍們更沒有好感)合作，成立了一個協約國最高戰爭委員會，由協約國的政治領導人和他們的軍事顧問組成，製定軍事政策，向各戰區調遣兵力，最重要的是組織和分配軍事物資。黑格和貝當都對這種篡奪他們權威的行為深惡痛絕，但他們的權力已經被打破了。黑格的獨立性進一步遭到削弱，因為他的高級參謀人員換了人，他在白廳的最大盟友、帝國總參謀長威廉·羅伯遜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也被免職，取而代之的是勞合·喬治自己的得意弟子亨利·威爾遜爵士(Sir Henry Wilson)。在法國和英國，現在的文職人員已經完成了對戰略的控製。
在最高戰爭委員會成立的一個月內，勞合·喬治得到了更好的消息。12月11日，一支英國軍隊進入耶路撒冷。
中東戰場
土耳其人已證明自己是同盟國的堅定盟友。他們的軍隊由強壯的農民組成，雖然大部分是文盲，又缺乏現代化的裝備，但是他們有頑強的勇氣和由德國專家指導和輔助的精力充沛的年輕軍官的領導。他們的主要前線是高加索地區，在那裏他們遭受了重創，先是1914年至1915年冬季一次不明智的進攻被擊退，然後是在1916年夏季受到了尼古拉·尤登尼奇將軍(General Nikolai Yudenich)嫻熟領導下的俄軍進攻。正是在這場戰役中，土耳其政府實施了一項大規模驅逐和屠殺土著亞美尼亞人的方案，其野蠻程度已接近種族滅絕。
與此同時，大英帝國的軍隊入侵了土耳其領土，不僅是從埃及，還從他們1914年11月在波斯灣的巴士拉建立的基地，以確保石油設施的安全並鼓勵當地的反抗。1915年，他們從那裏向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挺進，最初是為了保衛他們的基地，但最終希望占領巴格達。從管理上來說，這次遠征是一場災難，大部分印度部隊因疾病而遭受了巨大的傷亡。1916年4月，經過近5個月的圍攻，一支英國軍隊被迫在距巴格達約80英裏的庫特-埃爾-阿馬拉(Kut-el-Amara)投降，這次遠征成為一場軍事上的災難。在1萬名俘虜中，有4000人在囚禁期間死亡，而他們的指揮官查爾斯·湯森(Charles Townsend)少將卻沒有遭到這樣的命運，在俘虜他的人那裏，他受到了盛情款待，這引起了非常不利的評論。12月，一支更強大的遠征軍重新攻占了這裏，次年3月占領了巴格達。
在重要性上，埃及是僅次於英國本土的英國屬地，因為它保衛著通過蘇伊士運河的帝國交通線。在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中被擊退之後，這裏的守軍在1916年7月成功地保衛了運河，抵禦了土耳其人野心勃勃的跨越西奈沙漠的襲擊。後來，英國人自己穿過沙漠，到了巴勒斯坦邊境，這一成就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軍事行動都有精心的後勤規劃。1917年3月，在幾次試圖突破土耳其在加沙的防線失敗後，新的英國指揮官埃德蒙·艾倫比爵士(Sir Edmund Allenby)被派往加沙。艾倫比在西線指揮過一支軍隊，雖然沒有取得顯著的成功，但他證明自己是那種在巴勒斯坦仍然可以利用騎兵進行運動戰的高手，這在西線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裏有飛機與地麵部隊密切合作。艾倫比的德國對手正是埃裏希·馮·法金漢，他現在已經被其敵人流放到遠離權力中心的地方。雖然法金漢才能出眾，但是當他麵對數量和裝備都遠遜於英國的軍隊時，也無能為力。10月底，艾倫比發動進攻，將土耳其人趕出加沙，推進到耶路撒冷，就像勞合·喬治所要求的那樣，送給英國人民一份“聖誕禮物”。在經曆了巴雪戴爾戰役4個月的恐怖之後，這一禮物更加受歡迎。
1918年9月，艾倫比在米吉多戰役中大獲全勝，以此完成了對巴勒斯坦的征服。在這場戰役中，騎兵部隊最後一次在西方軍事史上發揮了主導作用。他的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在10月底占領了敘利亞，土耳其人要求停戰。在他沿著海岸向前推進的過程中，年輕的考古學家勞倫斯上校(T. E. Lawrence)招募並領導的阿拉伯軍隊保護了艾倫比的側翼，並破壞了土耳其的鐵路交通。勞倫斯的功績隻是這場微不足道的戰役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這些功績為他贏得了聲望，在西線的慘淡背景下，這種聲望顯得更加耀眼。
艾倫比的勝利是在中東建立了短暫的英國霸權。1917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作出承諾，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艾倫比的勝利使兌現這一承諾成為可能。遺憾的是，作出這一承諾時沒有征求當地人民或任何阿拉伯當權者的意見，而這一地區已經被承諾給他們，作為對他們軍事支持的回報。1916年，英法兩國的外交部官員達成了一項協議，也沒有征求他們的意見。這份協議就是《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它將該地區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為了調和所有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英國官員忙得暈頭轉向，該地區也陷入一團混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此外，它還造成了一些令人痛苦的問題，直到21世紀初仍然沒有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