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美國參戰

1917年初的國內壓力

戰爭最初的主角俄國和奧匈帝國現在已經急於要和平。它們在國內麵臨的壓力幾乎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到處都是食品、燃料和工業原料的短缺，這與其說是協約國軍隊封鎖的結果，不如說是軍事對經濟貪得無厭的需求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消費品流入黑市。受益者是來自軍工企業的奸商，他們大膽炫耀的新財富加劇了社會緊張。農民仍然可以囤積他們的存貨，並訴諸物物交換經濟，所以最痛苦的受害者是城市裏的工人和中下階層，哪怕是為了能得到低質量的商品，他們也不得不在嚴寒中排好幾個小時的隊。罷工和“麵包暴動”成為中歐和東歐的通病。國內的困難，加上軍隊所遭受的損失，使得過去兩年曾支撐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愛國情緒和王朝忠誠幾乎沒有了立足之地。很明顯，到了1916年年底，這兩個帝國開始了一場分崩離析的競賽。11月，86歲高齡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Joseph)去世，人們普遍認為這預示著奧匈帝國本身的終結。他的繼任者、年輕的皇帝卡爾(Emperor Karl)立即與法國建立了“幕後渠道”，討論和平條款。德國的影響力仍然很強大，既足以支持奧匈帝國的戰爭努力，也足以平息它對和平的追求。但是，當三個月後彼得格勒的“麵包暴動”失控，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權時，其西方盟友卻愛莫能助。

那些西方盟友還沒有為和平做好準備。一方麵，高效且基本上並不腐敗的官僚機構能夠有效地管理他們的經濟，以避免平民生活的嚴重困境；另一方麵，製海權使他們能夠獲得西半球的食物和原材料。如何付款的問題為後來積累了巨大的麻煩，但就目前而言，信貸很充足。在法國和英國，厭戰情緒無疑正在增長。在這兩個國家，戰前對國際社會的忠誠暫時被愛國熱情壓倒，現在開始支持妥協與和平，但他們仍然是少數，政治上的不滿與其說是針對戰爭的繼續，不如說是針對戰爭本身。在這兩個國家，越來越多地調動文職資源導致文職人員越來越多地參與戰爭管理本身。在法國，凡爾登戰役中的犧牲被歸咎於霞飛將軍的誤判，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更受歡迎的將軍羅貝爾·尼韋勒(Robert Nivelle)。在英國，盡管遭受了索姆河戰役的損失，黑格的地位仍然是堅不可摧的，但公眾的不滿情緒在赫伯特·阿斯奎斯有點不作為的政府中找到了其發泄對象。12月，戴維·勞合·喬治取代阿斯奎斯，成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是一個“民意的代表”，他被正確地譽為支持戰爭努力的民用基礎設施的締造者，具有天生的戰爭領袖的魅力。1916年年底，法國和英國的普遍情緒與其說是讚成議和，不如說是讚成更有效地進行戰爭。對他們來說，隻要德國人還留在比利時和法國東北部，議和是不可能的。

這也是德國軍事領導人的心情。在法國和英國，軍事上的挫折導致了文官領導人地位的確立，而在德國，軍事上的成功(尤其是在東線)，大大提高了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威望(見圖8)。當他們在1916年8月取代法金漢成為軍隊的指揮官時，他們實際上也控製了這個國家。盡管法金漢失去了職位，但是他的思想還是取得了勝利。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的經曆使他的繼任者相信，戰爭的性質已經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場需要靠高超的軍事技能和高昂的士氣在戰場上解決的衝突，而是工業社會之間耐力的較量。在這種社會中，對武裝部隊的控製與對生產的控製和對現有資源的分配無縫連接在一起。文官政府和軍隊一樣，都是戰爭的組成部分。因此，從邏輯上講，也應該處於軍事控製之下。因此，最高指揮部成立了最高戰爭辦公室(Oberstekriegsamt)，以控製工業和勞動力，並通過了《輔助服務法》(Helfdienstgesetz)，使人民都有義務應征入伍。軍方實際上創造了一個與文職機構平行的影子官僚機構，在管理國家方麵與文職人員競爭。士兵成為官僚，也成為政客。魯登道夫的參謀人員發起了一場運動，旨在實現1914年9月的計劃中首次提出的必勝主義戰爭目標，即對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永久控製，以及對波蘭和東線總司令部地區的大範圍吞並。

圖8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戰時德國的主人

通過這樣做，他們惡化了此時正開始把德國社會撕裂的緊張局勢。社會民主黨的投票優勢在於城市工人階級，是國會中最強大的政黨，他們仍然有權力為戰爭撥款投票。1914年，他們被說服支持一場被描述為抵禦俄國侵略的防禦性戰爭。現在俄國人已經被徹底打敗了。軍隊與工會合作的明智政策，以及戰爭相關行業工資的大幅增長，破壞了工人階級的團結，但是對於“無兼並、無賠款”的和平的鼓動正在增長，並且在那些糧食短缺已經導致“麵包暴動”的城市裏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1916年秋天馬鈴薯歉收，迫使城市貧民整個冬天以蘿卜為主食。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的慘重損失(150萬人傷亡)使德國人的軍民士氣都受到了打擊。不管最高指揮部如何成功地從德國經濟中榨取更多的生產力，人們越來越懷疑德國人民是否會支持戰爭再持續一年。

無限製潛艇戰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政府作出了致命的決定，通過無限製潛艇戰來打擊敵人工業力量的根基。他們知道這樣做所麵臨的風險，這可能會讓美國參戰，但是根據他們的盤算，到美國有效參與的時候，他們應該已經贏得了戰爭。正如一位德國政治家所說，這是德國的最後一張牌：“如果這不是一張王牌，我們就會喪失幾個世紀。”他並沒有說錯。

1914年，幾乎沒有海軍了解潛艇的潛力。第一批汽油驅動的模型的活動範圍使它們隻適用於海防，即使在戰爭爆發前不久，潛艇裝備的依然是柴油發動機，但它們基本上仍是“潛水器”，在水麵上非常脆弱，水下能力也非常有限。它們潛在的致命性在戰爭爆發後的幾周內就得到了證明，正如我們所見，一艘德國潛艇在英吉利海峽擊沉了英國三艘粗心大意的巡洋艦。軍艦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攻擊對象，但是沒有武裝的商人則不然。在大約三個世紀的貿易戰爭中，歐洲海上強國製定了詳細的規則，規定了戰時公海上商船的待遇。交戰國有權停止並搜查“違禁品”，即戰爭物資。如果發現任何違禁品，這艘船必須被護送到最近的港口，在那裏，一個“捕獲法庭”(prize court)將裁決貨物是否是違禁品，如果是，則予以沒收。如果這艘船無法被押送到最近的港口，那這艘船可能會被摧毀，但要在乘客和船員被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之後。對潛艇來說，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們既沒有多餘的船員來看守被捕獲的船隻，也沒有地方容納他們的俘虜。如果他們浮出水麵發出攻擊警告，他們很容易受到受害者可能攜帶的任何武器的攻擊，也很容易被其無線電設備發現他們的位置，但是，在戰前的海軍戰略家看來，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擊沉這艘船，不救其船員，是“不可想象的”。

盡管如此，封鎖一直是海上強國之間進行戰爭的中心，而工業化的到來使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在農業社會之間的戰爭中，封鎖隻會破壞貿易，以及使國家能夠將戰爭繼續下去所需要的財富。人們仍然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對工業化社會的封鎖，特別是像英國和德國這樣高度城市化的社會，不僅會中斷貿易，並因此(人們認為)造成金融混亂，還會通過剝奪工業進口原材料來摧毀工業，更不用說通過剝奪進口食品而餓死城市人口了。這是戰前英國的規劃者和宣傳人員在思考失去製海權的後果時，一直縈繞在他們心頭的噩夢，也是英國海軍部希望在不需要對歐洲大陸作出任何重大軍事承諾的情況下戰勝德國的武器。

截至1916年，英國的封鎖達到了人們所期望的一切。德國人能夠通過鄰近的中立國荷蘭、丹麥和斯堪的納維亞來逃避封鎖。此外，正如我們前麵提到的那樣，德國的科學家已經研製出了本國生產的替代品，來替代紡織品、橡膠、糖，尤其是炸藥和人造肥料所需要的硝酸鹽等進口必需品。然而，這種壓力正變得相當致命。婦女和兒童的死亡率增加了50%，與饑餓有關的疾病，如佝僂病、壞血病和結核病流行。到戰爭結束時，德國官方估計有73萬人直接死於封鎖。這種估計或許過高了，許多短缺實際上是由於軍隊的巨大需求導致的經濟扭曲所造成的。但是政府的宣傳很可能會將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難歸咎於英國的暴行。為什麽不讓英國人也嚐嚐封鎖的滋味呢？

在大多數德國人看來，讓他們這樣做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1914年11月，英國宣布整個北海為“戰區”時，即使沒有違反國際法，也已經超出了國際法所允許的範圍。英國人規定，隻有得到皇家海軍的許可，中立的航運才能進行。作為報複，德國人於次年2月宣布不列顛群島附近的水域都為戰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試圖摧毀所有敵對商船，“而無法保證其所載人員和貨物的安全”。三個月後，英國進一步使局勢升級，宣布他們打算扣押和沒收他們懷疑運往德國的任何貨物，不論其所有權或所謂目的地，這實際上全麵封鎖了與德國的所有貿易，無視中立權和對違禁品的法律定義如何。這在美國引起了巨大的抗議，100多年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才與英國開戰的。但這些抗議剛剛開始，1915年5月6日，一艘德國U型潛艇就擊沉了從紐約駛往愛爾蘭南海岸的英國豪華客輪“盧西塔尼亞”號(Lusitania)。這艘船肯定裝載著彈藥這種違禁品，德國駐紐約領事館曾警告美國公民，如果他們乘坐這艘船，風險自負。然而，還是有128個美國人上了這艘船，其中的大多數和其他1000多名乘客一起遇難。

這一事件對世界輿論的衝擊堪比三年前“泰坦尼克”號的沉沒，英國的宣傳充分利用了這一事件，將其作為德國人“可怕”的又一例證。現在很清楚，在爭取美國輿論的鬥爭中，德國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英國的封鎖隻損失了美國人的錢，而德國人卻奪取了美國人的生命。次年8月，另一艘客輪“阿拉伯”號(Arabic)被擊沉，盡管隻有兩名美國人喪生，但美國人的抗議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德國海軍禁止他們的U型潛艇指揮官見船就擊沉，並將他們從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峽全部撤回。這意味著德國潛艇指揮官現在必須根據“巡洋艦戰爭”的法律行動，其中包括浮出水麵識別並攔截可疑船隻(這些船隻通常是攜帶武器的，甚至可能是偽裝成非武裝中立者的英國軍艦)，並在將其擊沉之前確保乘客和船員已經安全地進入救生艇，這樣就給了受害者時間利用無線電來發送他們和攻擊者的位置。即便如此，他們造成的損失依然很嚴重。到了1915年年底，他們共擊沉了885,471噸協約國的船隻，到了1916年年底，又增加了123萬噸。皇家海軍似乎無力阻止他們。如果讓他們放開手腳，他們會做出什麽事情呢？

德國海軍參謀人員成立了一個專家小組來研究這個問題，得出了一些非比尋常的結果。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英國隻有大約800萬噸的船舶可供所有用途。如果沉船的速度能增加到每月60萬噸，並且嚇跑了中立的船隻，那麽6個月之內，英國的糧食和肉類等基本食品將會告罄。由於缺乏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木材作為礦坑木，英國的煤炭生產將會受到影響，這將導致其鋼鐵產量下降，而這會削弱它彌補損失的船隻的能力。因此，從統計數據上看，不管美國是否參戰，英國在6個月內投降是確定無疑的。

甚至對許多不了解這些計算的德國人來說，無限製潛艇戰的理由此時也似乎是壓倒性的。在1916年後半年，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場公開辯論。一方是海軍、最高指揮部和右翼政治勢力，另一方是外交部、總理馮·貝特曼·霍爾維格和國會裏的社會民主黨。貝特曼·霍爾維格不相信這些統計數據，他堅信，無限製潛艇戰將把美國帶入戰爭，而一旦這樣，德國必敗。但是，除了講和，他別無選擇，而最高指揮部準備考慮的唯一和平條件是協約國肯定不會接受的條件。

和平努力的失敗

自戰爭開始以來，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見圖9)一直在敦促交戰各方和談。美國公眾輿論傾向於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支持協約國，而在美國東海岸居統治地位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全稱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和英國統治階級之間的社會聯係又加強了這種傾向。在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領導下，美國麵臨著強大的壓力，要求立即站在民主國家一邊進行幹預，對同盟國的同情很少。德國在比利時的所作所為——毒氣的使用、海上戰爭的殘酷行徑，都被協約國的宣傳大肆渲染，把德國塑造成了一個軍國主義怪獸的形象，美國人對德國的印象更加糟糕。但英國人也不怎麽受歡迎。除了東部城市中大量的愛爾蘭人和西部的德國人社區之外，還有許多人認為英國不是天然的盟友，而是傳統上的敵人。美國已經與之打過兩場大規模的戰爭，如果它想確立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的合法地位，可能還得再打一場。盡管如此，絕大多數美國人還是傾向於置身一場與他們無關的戰爭之外。然而，隨著戰爭的繼續，事情變得越來越與美國有關，包括向協約國提供戰爭物資，這不一定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同情，而是因為他們無法把物資送到德國人手中。如果這種貿易中斷了，那麽這場戰爭就成了他們的事情，不管他們是否喜歡這樣。

圖9　威爾遜總統(左)，和平的預言家

直到1916年年底，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首要任務一直是讓美國遠離這場戰爭。但是戰爭持續得越久，這就變得越困難。他的問題不在於說服那些處境艱難的協約國議和，這總是可以通過切斷它們的信貸和供應來實現的，威爾遜表明，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已經做好了這樣做的準備。問題在於如何說服勝利的德國人，反正他們也得不到美國的補給。在1915年和1916年，威爾遜的私人特使，親英的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一直在探索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但是德國軍隊依然很成功，而協約國對最終的軍事勝利太充滿希望了，所以雙方都沒有考慮和平的問題。

到了1916年年底，情況發生了變化。11月，威爾遜連任總統，盡管他的個人傾向和政府的官方政策仍然是讓美國遠離戰爭，但他對孤立主義者的抵製卻更加有力。在歐洲，和平的壓力越來越大，每一個參戰國的政府都不能忽視。甚至連魯登道夫也不得不考慮其奧地利盟友的困境，以及國會內部對“無兼並、無賠款”的和平日益增長的呼聲。在他連任後不久，威爾遜邀請交戰各方陳述他們的和平條件。協約國很樂意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會博得美國的同情。這些條件首先涉及恢複比利時和塞爾維亞的獨立，並對其占領者所造成的損害給予充分賠償。此外，他們要求“歸還過去用武力從協約國手中奪取的省份或領土”，顯然這裏說的是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但也許還有其他地區。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將從外國統治中解放出來(《倫敦條約》曾向意大利許諾了大量斯拉夫人的領土，這個事實沒有明說)。波蘭將獲得獨立，在協約國的強大壓力下，沙皇已經接受了對其控製下的波蘭領土作出讓步。最後，奧斯曼帝國將被分解，但是沒有指明沿著哪條線。

而德國最高指揮部所要求的和平條件十分苛刻，以至於貝特曼·霍爾維格不敢公開，因為他擔心這些條件不僅會對美國人產生影響，而且會對德國國會產生影響。他秘密地向威爾遜傳達了一個打了折扣的版本，解釋說這是他能讓同事們接受的最好的版本。比利時不會被完全吞並，但是其獨立將取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保證，而這些保證將使它實際上成為德國的保護國。不僅阿爾薩斯-洛林仍將掌握在德國人手中，而且法國還要交出布裏耶附近的礦區。在東部，德國將在波蘭和波羅的海諸省建立保護國，以確保它們繼續被德國化。奧匈帝國在巴爾幹的支配地位應該恢複，協約國放棄其在非洲的殖民領土。如果德國人贏得了戰爭，這可能是協約國所能期待的最好的條件；如果德國戰敗，協約國對德國的條款可能也是如此。但是雙方都沒有被打敗。盡管對戰爭感到厭倦，但它們的政府都準備繼續戰鬥，而不是在僅有的條件下議和。

為了安撫國會，德國政府於12月12日發布了“和平照會”。雖然宣布做好了和平的準備，但並沒有陳述具體的戰爭目的，其好戰的語氣使協約國很容易立刻將其拒絕。這種拒絕給了最高指揮部所需要的借口。這一決定是第二年1月9日作出的，但直到1月31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才通知美國政府，針對所有駛近不列顛群島的船隻的無限製潛艇戰將於次日開始。

威爾遜立即斷絕了與德國的關係。他還沒有宣戰，“武裝中立”(美國將武裝和保護自己的船隻)似乎仍然是一個可能的選擇。但德國政府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根據這一認識，德國外交部長阿瑟·齊默爾曼(Arthur Zimmerman)已經在1月16日給墨西哥政府發了電報，因為當時墨西哥政府與美國之間的敵對狀態時斷時續。他提議兩國結盟，“一起作戰，一起議和，德方將給予慷慨的財政支持，並幫助墨西哥奪回在得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失去的領土”。這份非比尋常的文件一發出，英國人就截獲並破譯了它，但直到2月24日，他們才將其內容透露給威爾遜。人們自然會懷疑這份材料為英國所偽造，但是這種懷疑被齊默爾曼自己平息了，他坦率地承認電報是自己發出的。

在美國，尤其是在迄今為止奉行孤立主義的西部，對這份電報的反應是十分激烈的。後來又有幾次沉船事件，這讓威爾遜本人堅信，他別無選擇，隻能提請國會對德宣戰。1917年4月5日，他這樣做了。現在沒有了威爾遜幾個月前所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的說法了，用他的話說，“這場戰爭將是一場爭取民主的聖戰，讓那些服從權威的人在自己的政府中有發言權，維護弱小國家的權利和自由，維護自由民族普世的正義統治，隻有這樣才能給所有國家帶來和平與安全，並確保世界和平”。盡管這些意圖令人欽佩，但它與三年前歐洲各國人民參戰時所持的意圖卻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