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915年：戰爭繼續

如果這是一場類似18世紀風格的“有限戰爭”，各國政府此時可能已經宣布休戰，達成妥協式的和平。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參與，最初的交戰國俄國和奧匈帝國幾乎肯定會這麽做。但是戰爭的最初原因現在幾乎被遺忘了，這兩個國家的感受都不再重要。它們的同盟現在掌握了主動權，並沒有叫停的意思。在取得一連串輝煌的勝利後，德國軍隊已經深入敵人的領土，他們相信在未來的一年裏能夠取得勝利(見圖3)。德國政府已經在所謂的“9月計劃”中起草了他們打算強加給戰敗對手的和平條件。在西線，比利時將成為德國的保護國。法國將被迫在其東部邊界讓出更多的土地，並使其北部遠至索姆河河口的領土去軍事化。在東部，德國的邊境將深入波蘭，並沿著波羅的海沿岸向北延伸。將要求戰敗的協約國向德國做出巨額賠償，與德國自己的“鮮血和財富”的損失相稱。

圖3　戰時德國的自畫像

對法國來說，隻要德國軍隊還占領著它最富饒領土的五分之一，自然就不可能有和平。至於英國人，隻要德國繼續占領比利時，並在比利時肆無忌憚地行事，和平就是不可想象的。戰爭爆發時自願入伍的100多萬人幾乎還沒有開始戰鬥。

無論如何，對雙方來說，特別是對英國和德國來說，這場戰爭已經不僅僅是一場傳統的權力之爭，而成為一場意識形態的衝突。如果說英國的保守派將其視為對大英帝國的防禦，以對抗敵對大國的挑戰，那麽自由派則將其視為一場捍衛民主和法治的鬥爭，以對抗普魯士軍國主義的踐踏。比利時的遭遇讓人們預先體驗到，一旦德國獲勝，歐洲將會變成什麽樣子。當然，官方的宣傳加劇了對德國的妖魔化(見圖4)，但那不過是利用了媒體已經公開和強化的情緒。大眾歇斯底裏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於連最顯赫的德國姓氏家族也覺得有必要給自己改名。巴頓堡家族改成了蒙巴頓家族，英國王室(通常被稱為漢諾威家族，但更準確地說是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改成了溫莎家族。動物也不例外，德國牧羊犬的流行品種被重新命名為“阿爾薩斯牧羊犬”，而源於德國的臘腸犬則從街上消失了。瓦格納的音樂實際上被禁止。在德國，人們的反應同樣激烈。在恩斯特·利索爾(Ernst Lissauer)廣受歡迎的《仇恨英格蘭之歌》(Hassgesang)中，這種敵對情緒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這是一首仇恨之歌，歌中指責英國是德國最危險、最背信棄義的敵人。德國的學者和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把德國的處境描繪成一種獨特的文化：一方麵與斯拉夫人的野蠻作鬥爭，另一方麵又與法國文明的輕浮和頹廢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野蠻的物質主義作鬥爭。這種文化體現了被西方譴責為軍國主義的戰士美德。在交戰雙方決定推進戰爭的過程中，這種“民眾的熱情”至少與政治或軍事考量同等重要。

圖4　協約國宣傳畫中的德國

海上戰爭

英國政府最初和歐洲大陸一樣抱有幻想，認為戰爭將在幾個月內結束，而戰爭結束並非是一個軍事決定，而是由金融體係的崩潰、交戰國的經濟無法運轉導致的。當即將上任的陸軍大臣、英國最傑出的當代軍人基欽納勳爵(Lord Kitchener)警告他的平民同僚，要為一場至少持續三年的戰爭做好準備時，人們普遍感到意外，但從曆史先例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這場戰爭會很快結束。即使德國在陸地上和拿破侖一樣成功，戰爭也很可能像拿破侖時代那樣繼續下去。而且，就像拿破侖一樣，德國最終會被英國的製海權打敗。皇家海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證情況確實如此。

關於這個製海權的重要性，沒有人有任何疑問。在德國和英國，傳統的海軍觀點認為，戰爭的勝負取決於大型艦隊的碰撞，就像納爾遜時代一樣。這樣，勝利者就可以用饑餓迫使對手投降，或者至少破壞對手的貿易，使其經濟崩潰，無法繼續戰爭。盡管提爾皮茨有建立戰列艦隊的計劃，德國公海艦隊仍然無法挑戰英國大艦隊。但英國人對地雷和魚雷的致命威力過於警惕，沒有在其北海基地找到德國艦隊，也沒有對德國海岸實施嚴密封鎖。1914年9月22日，一艘德國潛艇在英吉利海峽擊沉了三艘英國巡洋艦，造成1500人死亡，這似乎表明他們的警惕是應該的。因此，大艦隊留在蘇格蘭最北端的斯卡帕灣港口，密切關注德國艦隊的突襲行動。它在德國公海艦隊中的對手也做了同樣的事，而英國皇家海軍橫掃德國艦船。戰爭爆發時，海上為數不多的德國商船襲擊者迅速被追捕，而在1914年11月1日，海軍上將格拉夫·馮·施佩(Admiral Graf von Spee)率領的一支艦隊在智利海岸附近的科羅納爾擊潰了一支英國艦隊，卻在一個月後的福克蘭群島海戰中被英軍摧毀。

1914年至1915年冬天，德國巡洋艦轟炸了英國沿海城鎮。1915年1月，雙方在多格灘發生了衝突，但除此之外，兩支艦隊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兩年後，一位新的德國指揮官舍爾上將(Admiral Scheer)失去了耐心。1916年5月31日，他率領公海艦隊進入北海向大艦隊發起挑戰。英國人接受了挑戰，兩支艦隊在丹麥海岸外發生了戰鬥。對英國人來說，這就是著名的日德蘭海戰；對德國人來說，這就是斯卡格拉克海峽海戰。這次海戰的空前性質和信號通信的失誤使戰役本身毫無結果。德軍擊沉了14艘英國戰艦，總重達11萬噸，而他們自己損失了11艘戰艦，總重達6.2萬噸。因此，他們似乎有理由宣稱取得了戰術上的勝利。但戰略形勢沒有改變。英國艦船繼續統治著世界上的海洋，而德國的公海艦隊則在港口裏睡大覺，直到戰爭結束。

殖民戰爭

製海權也意味著德國被從其殖民地中割裂出去，但是這些殖民地太少了，並沒有什麽影響。與18世紀的法國不同，當時法國的殖民地是可以轉移給征服者的主要財富來源，而德國人獲得海外殖民地主要是為了獲得聲望，以支持他們對世界大國地位的要求。這些殖民地如果有什麽影響的話，那就是會消耗他們的經濟。他們在太平洋中部的殖民地——馬紹爾群島、馬裏亞納群島、加洛林群島很快就被英國的盟友——日本占領了，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基地——青島也被日本占領了。那些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薩摩亞、巴布亞、所羅門群島、俾斯麥群島被澳大利亞人和新西蘭人占領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這些地方都上演了你死我活的戰鬥場麵，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裏卻風平浪靜。在西非，法國和英國的殖民部隊合作，清除了多哥蘭和德屬喀麥隆的德軍。南非的軍隊主要是15年前與英國作戰的布爾人，占領了德屬西南非洲，後來又占領了納米比亞，但德屬東非(後來的坦桑尼亞)被證明是一塊非常難啃的骨頭。守備部隊指揮官保羅·馮·萊托-福爾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先是擊退了英屬印度軍隊在坦噶的登陸，然後又以遊擊戰的形式逃避並騷擾了一支被派去摧毀他的遠征隊，這支遠征隊的指揮是布爾戰爭(Boer War)的明星人物之一簡·克裏斯蒂安·斯穆茨(Jan Christian Smuts)。直到1918年歐洲戰爭結束時，這種遊擊戰仍在繼續。

萊托-福爾貝克出色地維護了德國軍隊的榮譽，但他的戰役對戰爭結果的影響微不足道。從一開始就很清楚，這場戰爭的結果將由歐洲戰場來決定。盡管在過去的30年裏，英國人一直在製訂“帝國防禦”計劃，但這些計劃所關注的與其說是保衛帝國的海外領土，不如說是帝國對皇家海軍的貢獻。隨著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隊與英國軍隊的同質化，英國的製海權使這些部隊被帶到歐洲，其中一些由日本軍艦護送。他們都是誌願兵，其中許多人是第一代移民或他們的孩子，對他們來說英國仍然是“家”，大英帝國的成員身份是一個值得驕傲的理由。此外，與俄國關係的緩和使印度軍隊可以到海外服役，雖然在1914年那個悲慘的冬天，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泥濘的西線戰壕中度過。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這不是使用他們的最佳方式。幸運的是，當10月底奧斯曼帝國在德國的支持下參戰時，一個更方便的戰場出現了。

達達尼爾海峽戰役和薩洛尼卡戰役

奧斯曼帝國(簡稱“土耳其”)是歐洲舞台上的一個主要角色。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墮落、失敗和屈辱之後，它幸存了下來，而這主要是因為歐洲列強認為它的存在是維持東歐平衡的必要條件。1908年，一群年輕的軍官(最初的“青年土耳其黨”)奪取了政權，他們致力於使古老的政治和經濟體製現代化，恢複這個國家的聲望。他們拋棄了奧斯曼帝國的伊斯蘭傳統，放棄了其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島的廣闊疆域，轉而支持一個緊密的種族單一的土耳其，消滅自己領土上的異族元素，即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發起了一場泛突厥運動，將高加索地區、俄國南部和中亞的3000萬土耳其人解放出來，並統一在一個單一的統治之下。俄國人對這個新政權的出現感到震驚，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因為它得到了德國的大力支持。德國的投資大量湧入這個國家，尤其是為了發展鐵路。德國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行使指揮權，這在19世紀曾是英國的特權，而德國軍官則協助訓練和重新裝備土耳其軍隊，但依然沒能挽救它在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恥辱的失敗。時至今日，在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軍事博物館裏，仍有一處特殊的聖地，以紀念其德國導師。

英國人對這一切的看法很輕鬆。19世紀80年代，他們剛在埃及站穩腳跟，就放棄了支持土耳其人作為俄國擴張障礙這一費力不討好的任務。事實上，他們最初認為德國人的存在是對抗俄國的有效製衡力量。當俄國成為盟友時，連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峽獲得了新的戰略重要性，俄國三分之一的出口都要經過這條海峽，但英國人認為英法對地中海的控製足以確保安全通行。此外，如果德國人控製了土耳其軍隊，英國人在土耳其海軍中也有同樣的影響力。英國的造船廠已經為土耳其建造好了兩艘最先進的戰列艦，1914年8月，它們已經準備好交付使用。但是當戰爭爆發時，英國政府介入，自己將這兩艘戰列艦買了下來，從而疏遠了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支持者。必須承認，土耳其人剛剛與德國簽訂了一項針對俄國的條約，因此不能保證這些船隻不會落入德國人的控製之下。如果戰爭爆發時，兩艘德國戰列艦“戈本”號和“布雷斯勞”號未能成功地躲避英國在地中海的追擊，並於8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拋錨停泊的話，這一事件可能會被人們遺忘。這兩艘戰列艦的存在，加上德國軍隊在各條戰線上取得的驚人勝利，促使土耳其政府向俄國宣戰。10月29日，懸掛土耳其國旗的德國軍艦轟炸了黑海港口敖德薩。與此同時，土耳其人對俄國發動了攻勢，在俄土衝突的曆史舞台上，對高加索地區發動了進攻。在冬天來臨之際，這是很不明智的舉動，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土耳其損失了8萬人。

英國人並沒有對這次外交上的失敗感到惋惜，也許他們確實是有意為之的。對他們來說，腐朽的奧斯曼帝國作為受害者比作為一個附屬的盟友更有用。殖民地部和印度事務部長期以來一直把土耳其的亞洲屬地視為大英帝國的合法獵物。英國皇家海軍剛剛開始將艦船從燒煤改為燒油，所以英國將目光投向了位於波斯灣南端巴士拉的煉油廠。由於土耳其是其敵人，英國現在可以將其對埃及的反常占領轉變成一個完全的保護國。英國政府甚至自信滿滿地將君士坦丁堡許諾給他們的新盟友俄國人，在過去的100年裏，君士坦丁堡一直被視為英國的安全堡壘。他們還認為，由於土耳其的政治生活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很容易受到英國海上力量的壓力。隻要強行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就行了，而誰也不認為這有什麽困難。1915年年初，英國為此做了準備。

1915年1月，迫於壓力的俄國人要求“教訓”一下君士坦丁堡，以緩解土耳其對高加索地區的壓力，由此引發了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白廳中有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勢力，英國軍隊在西歐進行陸地作戰，而不是利用英國的海上力量封鎖敵人，並利用其財力支持歐洲大陸盟友，他們一直質疑這樣的做法是否明智，畢竟在拿破侖戰爭中，這種戰略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現在他們的機會來了，尤其是因為軍隊沒能在西線取得預期的勝利。年輕的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以其無與倫比的口才極力促成達達尼爾海峽遠征。他在陸軍部的同事基欽納勳爵也讚成這種做法。作為一名帝國士兵，基欽納勳爵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中東度過的。首先，它將重新開啟與俄國的溝通，讓它能夠自由地出口穀物，因為穀物在俄國經濟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其次，可以通過巴爾幹半島打開“後門”，援助塞爾維亞人，他們仍然在成功地抵抗奧地利人的進攻，而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中的前盟友保加利亞和希臘可能也會被說服來提供援助。誠然，保加利亞前來支援的機會非常渺茫。無論如何，傳統上它對塞爾維亞懷有敵意。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保加利亞在馬其頓的土地落入塞爾維亞之手，而保加利亞認為馬其頓是它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所作努力的應得回報，一直渴望將其奪回。協約國希望以犧牲奧匈帝國為代價來補償保加利亞，但同盟國在外交和軍事上都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可以讓保加利亞站到自己這一邊。當保加利亞在1915年10月站在同盟國一邊參戰時，沒有人感到驚訝。

但希臘就不同了。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它都是塞爾維亞的盟友。希臘的商業和貿易階層都非常親英。但是，由於國王是德皇的妹夫，軍隊和宮廷都同樣強烈地親德，這並不奇怪。首相埃柳塞裏奧斯·韋尼澤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是克裏特島人，他本人是協約國的堅定支持者，但他提出的條件是要得到君士坦丁堡，而遺憾的是，協約國已經將君士坦丁堡許諾給了俄國。然而，1914年冬季塞爾維亞對奧匈帝國的勝利和次年3月協約國在達達尼爾海峽的登陸使他腰杆子更硬，接受了盟軍的請求(主要是受法國的啟發)，即在薩洛尼卡部署一支小部隊，直接幫助塞爾維亞人。這支部隊於1915年10月登陸。

那時已經發生了很多事情。達達尼爾海峽遠征失敗了，它的軍事目標從一開始就很混亂。皇家海軍接到的命令隻是“炮轟並占領加利波利半島，以君士坦丁堡為目標”。但是，當他們在1915年3月發動攻擊時，協約國(英法)的海軍部隊被敵人的雷區擊退，已經請求地麵部隊提供幫助。隨後，軍隊被分批部署到加裏波利半島，在登陸時損失慘重，後來隻能堅守在被土耳其堅固的防禦工事監視之下的狹窄的灘頭陣地。8月，英軍在蘇弗拉灣發動了一次重大進攻，由於指揮官的無能而失敗。到了10月，事實已經很明顯，這次行動徹底失敗，隻有士兵們的勇氣和耐力(特別是執行這一任務的澳新士兵)，以及年底從半島的成功撤離才讓形勢有所緩和。因此，協約國在東地中海已經完全失信。在希臘，韋尼澤洛斯被趕下台。當協約國的遠征部隊最終在薩洛尼卡登陸時，新成立的希臘政府對其中立性遭到侵犯發出了強烈的抱怨，對那些聲稱為小國爭取權利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尤其尷尬。

雪上加霜的是，同盟國在巴爾幹地區的軍事行動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15年11月，由德國指揮的奧匈帝國和德國軍隊，連同保加利亞人，從三個方向入侵塞爾維亞，先發製人，阻止了協約國部隊從薩洛尼卡的進攻。塞爾維亞被擊敗和占領，戰敗的殘餘軍隊在隆冬季節散落在黑山山脈，試圖通過亞得裏亞海的港口逃跑。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加入了薩洛尼卡的協約國軍隊，這支軍隊處於一種近乎可笑的無能為力的狀態，而奧軍現在能夠集中力量對付他們偏愛的敵人，即意大利人。

意大利參戰

我們已經看到，在戰爭爆發時，意大利就宣布中立。意大利對參加戰爭並沒有太大的熱情，因為對土耳其的戰爭已經耗盡了國庫的庫存，工業也因罷工而癱瘓。教會和許多貴族支持天主教反對西方自由主義。但是，複興運動的傳統，即意大利最終統一的前景，賦予了協約國的事業一個巨大的民眾優勢，而同盟國隻有割讓仍在奧匈帝國控製下的講意大利語的領土，才能與之匹敵。德國人向他們的奧匈帝國盟友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要求他們這樣做，但維也納方麵不願這樣做，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場戰爭是為了維護君主製，而不是為了將其廢除。除了是奧地利人唯一有信心打敗的敵人之外，意大利人普遍不受歡迎。然而，1915年5月，維也納不情願地屈服於德國的壓力，但為時已晚，意大利已於4月26日與協約國秘密簽訂了《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根據這一條約，阿爾卑斯山以南所有講意大利語的地區被許諾給意大利，講德語的南蒂羅爾、斯洛文尼亞和達爾馬提亞的廣大地區也被許諾給意大利。在這些地區，意大利人絕對是少數，更不用說土耳其安納托利亞的一大部分，那裏根本沒有意大利人。

意大利於1915年5月23日宣戰，在接下來的兩年裏，其總司令路易吉·卡多爾納(Luigi Cadorna)在伊鬆佐河(Isonzo)以外的山區發動了自殺式的攻擊，損失了近100萬人。奧匈帝國軍隊在與他們作戰時表現出的熱情，是在其他任何戰線上都不曾有過的。可以說，意大利參戰對奧匈帝國軍隊士氣的影響之大，遠超1915年其作為德國的小夥伴戰勝塞爾維亞人和俄國人的時候。當然，對於協約國在巴爾幹的損失和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遇的失敗，意大利的參戰幾乎沒有任何助益。

1915年的東線戰場

協約國在主要戰線上也沒有做得更好。戰略主動權仍然掌握在柏林手中，尤其是非常能幹的新任總參謀長埃裏希·馮·法金漢。法金漢有一個清晰的優先順序。他意識到德國最危險的敵人在西線，除非法國(更重要的是英國)被擊敗，否則協約國就會無限期地延長戰爭，與其說是通過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不如說是通過海上優勢，這種優勢使他們能夠利用新大陸的經濟資源，而不讓德國得到這些資源。俄國不再構成任何直接的威脅，而東部戰區的龐大規模，使其難以在這條戰線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如果讓法金漢自行決定，他會回到施裏芬計劃，即分配最少的兵力來牽製俄軍，同時集中一切力量確保在西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他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對德國公眾來說，此時戰爭的偉大英雄是坦嫩堡的勝利者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這兩位令人敬畏的將領不打算讓他們的戰區縮小成一潭死水，現在他們擁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來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此外，在災難性的冬季戰役結束時，奧地利人處於崩潰的邊緣。到1914年年底，他們已經損失了125萬人。到了3月，他們又損失了80萬人。這些損失包括把多國軍隊團結在一起的大部分基幹官兵，而來自捷克、羅馬尼亞和羅塞尼亞的斯拉夫軍隊開始集體叛逃。康拉德本人也開始考慮與俄國單獨和解，哪怕隻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意大利人。

因此，法金漢很不情願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他必須暫時在西線保持守勢，在東部發動猛烈的進攻，以拯救其奧匈帝國盟友，並給俄軍造成巨大的損失，鞏固聖彼得堡那些已經在呼籲和平的重要人物的勢力。為此，他建立了一個由奧古斯特·馮·馬肯森將軍(General August von Mackensen)指揮、漢斯·馮·塞克特上校(Colonel Hans von Seeckt)擔任參謀長的德奧聯軍，進攻俄國在戈爾利采-塔爾努夫(Gorlice-Tarnow)地區加利西亞的據點。這次進攻第一次使用了戰爭中期的典型方法，即精心策劃的步兵在長時間密集的炮火掩護下進行攻擊。這是一次徹底的勝利，俘虜了10萬人，俄軍的戰線後退到80英裏之外。這次戰役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但對法金漢來說，這不是重點。他開始了解這種新型戰爭的性質。在這種戰爭中，目標與其說是戰場上的勝利，不如說是“消耗”。德國現在的策略應該是迫使對手耗盡資源，同時盡可能少地消耗自己的資源。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不讚同這一策略。他們仍然設想一個影響深遠的包圍圈戰略，就像施裏芬在一場“沒有明天的戰役”中所希望的那樣，把整個俄國軍隊困住。法金漢沒有采納他們的意見。8月，他授權在北部前線發起進攻，但其軍事目標是有限的，那就是把俄軍趕出波蘭，並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建立一條貫穿南北的防線。這次行動非常成功，他允許魯登道夫在北部進一步全麵推進，占領維爾納。但是，德國軍隊再一次打了一場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大勝仗。

到了1915年年底，德國在東線連戰連勝，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因此獲得了榮譽。但是，這些以弱勝強的輝煌勝利在很大程度上並不能歸功於高超的統帥才能，而是應該歸功於良好的組織、優越的後勤、更好的訓練和更好的情報，其中大部分情報是通過攔截俄軍用文字傳遞的信息而獲得的。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勤奮民族，在這些素質方麵，德國人遠遠領先於沙皇俄國。

然而，同樣重要的是，這場戰役對雙方都是殘酷的，平民是主要的受害者(見圖5)。俄軍在撤退時毀壞了鄉間，他們對波蘭和立陶宛的居民沒有任何同情之心。據估計，難民人數在300萬～1000萬。德軍更不關心平民的利益。他們不僅以征服者的身份前進，還以殖民者的身份前進。在他們看來，這是魯登道夫計劃吞並的領土，是德意誌帝國的一部分，應由德國人定居並統治。該地區後來被稱為德軍東線總司令部(Ober Ost)地區，這得名於統治這裏的軍事組織。德國官員把當地居民當作沒有自己權利和身份的野蠻人來對待。在這一點上，就像在其他許多方麵一樣，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冷酷地預示了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行為。

圖5　德軍在東線焚燒了一座村莊

1915年的西線

在西線，德軍在1915年一直處於守勢，並取得了同樣的成功。他們隻在4月對伊普爾發動了一次攻擊，除了要試驗一種新的武器——氯氣之外，他們幾乎沒有什麽嚴肅的戰略意圖。起初，這種武器非常有效，它所針對的協約國軍隊在完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暫時放棄了8000碼的前線。但他們很快就想出了應對的辦法，並把這種武器納入自己的武器庫，使戰爭變得更加複雜和殘忍。由於這種新的“可怕性”被添加到德軍的野蠻記錄中，並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成為協約國宣傳中最有價值的內容，這種創新所帶來的損失可能大於其收獲。在其他地方，德軍完善了他們的防禦陣地，通常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地麵上，挖掘戰壕係統，戰壕裏有深而舒適的地下掩體，用帶刺的鐵絲網加以保護，用提前瞄準的大炮和機關槍提供防禦。在這種歐洲軍隊沒有預料到的防禦戰中，機關槍開始有了用武之地。

協約國覺得不得不進攻這些防禦工事。一方麵，他們深入法國領土，至少對法國人來說，任由他們在那裏不受挑戰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麵，東線的災難使得如果俄軍想繼續留在戰爭中，西線持續的壓力顯得至關重要。戰略方向仍主要掌握在法國人手中，英國人則是地位較低的合作夥伴。英國內閣內部仍存在巨大壓力，要求限製英國在西線的貢獻，並尋求更傳統的海上戰略，基欽納勳爵本人也強烈讚同這種觀點。即使是最熱情的“西線派”(後來人們這樣稱呼他們)也寧願把進攻推遲到1916年，因為他們希望到那時他們的新部隊能得到適當的訓練和裝備。但達達尼爾海峽戰役的失敗，來自盟友的壓力，最重要的是急於直麵德國的公眾輿論的壓力，這些都意味著到1915年年底，英國不可逆轉地致力於“西線”戰略，並期待著來年將其完善。

因此，在整個1915年，在一係列日益激烈的進攻中，法英軍隊以高昂的代價學會了新型戰爭的技巧。他們3月初的進攻很容易就被擊退了。很明顯，成功進攻的關鍵在於有足夠的炮兵支援，但當時協約國的軍隊既沒有足夠的合適口徑的槍炮，也沒有足夠的工業能力來製造它們，而他們擁有的槍炮也沒有合適的彈藥。1914年以前，炮彈主要是榴霰彈，在機動作戰中，炮彈在空中的爆炸非常有效。但現在所需要的是高爆炸藥，其威力足以摧毀鐵絲網，消滅戰壕裏的敵人，在敵人後備部隊向防守部隊提供支援時攔住他們，用炮兵火力壓製敵人的大炮。此外，步兵攻擊必須與炮兵火力密切配合，這不僅需要一流的參謀人員，而且需要可靠的通信。在沒有移動無線電設備的情況下，唯一可用的通信工具是送信人、信鴿和電話線，而這些通常是敵人火力反擊的第一批犧牲品。最後，即使進攻一開始是成功的，也很難突破德國戰壕係統的第一道防線，在那裏仍然很容易受到來自側翼的轟炸和反擊。由於炮兵需要重新瞄準目標，進一步的推進被延遲。在戰爭的這個階段，炮手必須在開炮前發射試探性的“瞄準射擊”以確保射擊的準確性。這需要一些時間，也使突襲變得不可能。後來(我們將會看到)，他們發展了“預先瞄準”的技術，使瞄準射擊不再必要。最後，進攻部隊和完成突破所需的預備役部隊之間的通信困難使得戰場上的指揮和控製幾乎不可能。

對英軍來說，由於他們的軍隊幾乎都是由未經訓練的誌願者組成的，而這些誌願者的指揮官往往被提拔到遠遠超出他們能力範圍的職位上，這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但必須指出的是，盡管法軍接受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戰爭訓練，他們的表現也同樣不盡如人意。然而，到了9月，俄軍的絕望狀態要求西線作出重大努力。因此，協約國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聯合進攻，霞飛將軍(見圖6)承諾將“迫使德軍撤退到默茲河，並可能結束戰爭”。英軍主要集中在洛斯礦區。這次攻擊是在大規模的火炮支援下發動的，現在的火炮既有野戰炮，也有重炮，而且毒氣也第一次被用於其發明者。英軍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德軍前線，突破口的寬度為5英裏，深度為2英裏。但是德軍也吸取了教訓，在第一道防禦工事的後麵又建立了第二道完整的防禦工事。在英國方麵，參謀人員工作失誤、指揮混亂，戰爭的摩擦意味著沒有後備力量來利用這個突破口。行動又拖了一個月，到最後雙方都損失了大約20萬人。

圖6　霞飛將軍、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和道格拉斯·黑格將軍

盡管如此，協約國的軍隊仍然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勝利的秘訣，那就是更多的槍炮，更長時間的前期轟炸，更好的通信，更好的參謀工作。在協約國最高指揮部於1916年11月在法國尚蒂伊總部策劃的一場從東到西的大規模聯合進攻中，他們都希望所有這一切都得以實施。作為西線最強大的協約國軍隊的總司令，霞飛將軍仍然大權在握，但隨著英國遠征軍的規模從最初的6個師擴大到56個師，英國正成為協約國集團的66個國家中，一個日益重要的夥伴。人們普遍認為，英軍的指揮官約翰·弗倫奇爵士已無法勝任這項工作，而他在洛斯的表現證明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寡言、口齒不清、意誌堅強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索姆河戰役的準備工作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