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914年:最初的戰役

民眾的反應

戰爭的爆發在所有交戰國的主要城市都受到了熱烈歡迎,但城市的這種興奮情緒不一定代表整個輿論。法國當時是一種堅忍的聽天由命的態度,這可能也是所有被征召入伍的農民的態度,他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土地,讓婦女和兒童來耕種。但是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支持他們的政府。這不是君主國家之間的“有限戰爭”。戰爭現在成了國家大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國家教育計劃反複灌輸國家的意識,旨在培養忠誠和順從的公民。的確,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國家的概念及其所有的軍事裝備和遺產獲得了一種準宗教的意義。征兵製幫助了這一教化過程,但對它並不是必須的。英國直到1916年才開始實行征兵製,但是其公眾輿論和歐洲大陸的任何地方一樣,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浸透了達爾文理論的思想家來說,戰爭被看作是對“男子氣概”的一種考驗,而舒適的城市生活再也無法提供這樣的“男子氣概”。對於一個“適合生存”的國家來說,這種“男子氣概”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自由主義、和平主義在西方民主國家仍有影響力,但它也被廣泛視為道德墮落的征兆,尤其是在德國。

這種好戰情緒使戰爭的到來受到許多知識分子和舊統治階級成員的歡迎,他們熱情地接受了自己戰爭領導者的傳統職能。藝術家、音樂家、學者和作家競相向政府提供服務。尤其是對藝術家們來說,包括意大利的未來派、法國的立體派、英國的旋渦派和德國的表現派,戰爭被看作是他們從舊體製中解放出來的一個方麵,在過去的10年中,他們一直在為爭取這種解放而鬥爭。城市裏的工人們期待著在這裏找到一種令人興奮的喘息之機,他們希望能從日常生活的單調中得到短暫的解脫。在西歐的民主國家中,在政府宣傳的支持下,那些不那麽熱心的人也被這種民眾意見裹挾。在文化程度較低、更靠東的發達社會中,傳統的封建忠誠受到宗教的有力強化,在大規模動員方麵同樣有效。

而且必須記住,所有的政府都可以提出一個合理的理由。奧地利人在為保護他們曆史上的多民族帝國而戰,以對抗他們的老對手俄國所引發的瓦解。俄國人是在為保護他們的斯拉夫同胞而戰,是在保衛他們的民族榮譽,是在履行他們對盟國法國的義務。法國人在自衛,抵抗其傳統敵人完全無端的侵略。英國人是為了維護國際法而戰,也是為了先發製人,以應對自拿破侖時代以來歐洲大陸的最大威脅。德國人是為了他們僅存的一個盟友而戰,是為了擊退來自東方的斯拉夫威脅,因為後者與嫉妒他們的西方對手聯手,扼殺了他們作為世界強國應有的崛起。這些是各國政府向其人民提出的說法,但是人民不需要政府的宣傳鼓動。他們本著一種簡單的愛國責任精神加入了軍隊,參加了戰爭。

德國軍事作家科爾馬·馮·德·戈爾茨(Colmar von der Goltz)在19世紀末的著作中曾警告說,未來歐洲的任何戰爭都將導致“國家的大遷徙”,事實證明他是對的。1914年8月,歐洲軍隊動員了大約600萬人,將他們投入對鄰國的戰爭中。德國軍隊入侵了法國和比利時。俄國軍隊入侵了德國。奧匈帝國軍隊入侵了塞爾維亞和俄國。法國軍隊越過邊境進攻德國的阿爾薩斯-洛林。英國派出一支遠征軍幫助法國,滿懷信心地期待在聖誕節前到達柏林。隻有意大利人謹慎地等待事態的發展。在三國同盟中,意大利的義務僅包括一場防禦戰爭,不可能招致英國的敵意。如果“協約國”(後來眾所周知的法俄英聯盟)獲勝,意大利可能會獲得它從奧匈帝國所要求的土地。如果“同盟國”(奧德同盟)獲勝,它可能不僅會贏得與法國爭奪的邊境地區尼斯和薩伏依,還會贏得法國在北非的屬地,為它已經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的地中海帝國錦上添花。正如他們的總理以可愛的坦率所宣稱的那樣,意大利的政策是由神聖的利己主義所指導的。

入侵比利時

我們已經看到,所有交戰國的軍事計劃都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要想不讓戰爭成為災難性的,就要速戰速決,而成功的進攻是速戰速決的唯一途徑。這種信念在柏林最為強烈。按照總參謀部的估計,如果要調集足夠的兵力來對付和擊敗預期中俄國在東部的進攻,必須在6周內擊敗法國軍隊。要想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像施裏芬所計劃的那樣,借道比利時對其形成包抄之勢,這一操作的目標不僅是要擊敗法軍,而且要以一場“沒有明天的戰役”(Schlacht ohne Morgen)圍而殲滅之。施裏芬的繼任者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即小毛奇)是曾在1866年和1870年領導普魯士軍隊取得勝利的陸軍元帥老毛奇的侄子,他修改了該計劃,以便更好地抵禦法國可能對德國南部的入侵,並避免入侵荷蘭,因為如果戰爭真的拖延下去,一個中立的荷蘭將對德國經濟至關重要。 一戰結束後,小毛奇被指控破壞了施裏芬計劃,但後來的研究表明施裏芬計劃在後勤上是不可能的。德國入侵比利時早已在人們的預料之中,比利時邊境沿線修建的鐵路設施暴露了這一點,但法國和英國的參謀人員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是,後勤和人力的限製將把德軍的行動限製在默茲河右岸。隻有通過1911—1912年的軍事改革而增加的兩支軍隊,以及非常規地使用預備役部隊作為前線部隊,才使得小毛奇得以實施施裏芬計劃,並發動了一場讓協約國完全措手不及的大規模進攻。

比利時人在列日修築了重要的防禦工事,為應對德軍的入侵做了準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德國人使用了他們的主要“秘密武器”——機動攻城火炮,尤其是來自奧地利斯柯達工廠的重型榴彈炮,其炮彈能擊穿鋼鐵和混凝土,把守軍打得潰不成軍。到了8月17日,他們已經掃清了道路,德軍開始通過比利時。在德國軍隊的前麵是大量的難民,他們的車子堵塞了道路,上麵載著他們所能搶救的所有財物。難民將成為這個世紀其他戰爭的典型特征,這些人是龐大的、可憐的難民隊伍的第一批。留下來的人受到侵略者的殘酷對待,其目的是防止1870年法國人開始對侵略者發動的那種破壞和暗殺的“人民戰爭”。在德國人眼中,到處都是破壞分子和遊擊隊員,即使他們並不存在,他們射殺了大約5000名比利時平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放火燒毀建築物,其中包括中世紀時建立的魯汶大學。關於他們暴行大肆誇大的報道在英國傳播開來,加強了公眾對這場戰爭的支持,這場戰爭很快被視為一場反對野蠻的德國軍國主義的“十字軍東征”——這一觀點也傳播到了美國一些有影響力的地區。如果說入侵本身還不足以刺激英國進行幹預,那麽德國軍隊強行占領的方式產生了幾乎不可抗拒的壓力,迫使英國進行幹預。

馬恩河戰役

與此同時,法軍總司令約瑟夫·霞飛將軍(Joseph Joffre)也向南部發起了進攻。他最初進軍阿爾薩斯-洛林,主要是為了滿足民意,然後向北進攻德軍的側翼。法國軍隊所到之處都遭受重創,主要是在與德軍的遭遇戰中,德軍的重炮經常在法國人的輕機槍還沒來得及開火之前就將其摧毀。因此,當德國的包抄戰術開始發揮作用時,法國軍隊已經在撤退了。德國軍隊的右翼是馮·克魯克將軍(General von Kluck)的第一軍,他們於8月20日通過布魯塞爾,兩天後在工業城鎮蒙斯遇到了協約國軍隊的左翼。在那裏,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Sir John French)指揮的英國遠征軍的兩支部隊被匆忙派往前線,剛剛就位就遭到了攻擊。由於他們的法國盟友站在他們的右邊,他們被迫撤退,在悶熱的天氣裏,這次撤退持續了兩周之久,直到9月初,施裏芬計劃失敗,協約國發起反攻,德軍的整個戰略崩潰了。

所謂的馬恩河戰役的故事已被講述了無數次,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聲稱自己是最大的功臣。也許最令人信服的評論來自霞飛將軍,他後來說,他不知道誰打贏了這場戰爭,但他知道如果這場戰爭輸了,誰會受到指責。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克魯克奉命橫掃巴黎西部和南部,以包圍並徹底殲滅法軍。但在8月30日,他決定與其實施這一雄心勃勃的行動,不如先與左翼的馮·畢洛將軍(General von Bülow)的軍隊保持聯係,因為法國的反攻延緩了他們的行動。因此,經小毛奇同意,他把前進的路線轉向了巴黎的東南方。與此同時,霞飛一直在利用他的鐵路網把部隊從他的右翼調到巴黎地區,現在他們威脅著克魯克暴露的右翼。9月4日,霞飛停止了他的主力部隊的撤退,同時派出這支新的軍隊來對付克魯克。當克魯克部署應對時,他的左翼和畢洛的右翼之間出現了一個缺口,英國和法國的軍隊開始向這個缺口進軍。在盧森堡前線後方150英裏處,小毛奇隻從他的軍隊指揮官那裏收到一些零碎的信息,這讓他感到不安。他已經派了兩支軍隊到東線,那裏的情況似乎很糟糕,而這削弱了他自己的力量。9月8日,他派他的情報局長亨茨上校(Colonel Hentsch)去查看情況,並全權處理此事。亨茨發現兩個軍部都處於混亂狀態,並確認了各自撤退的傾向。德軍全線退回埃納線,法軍和英軍謹慎地跟在後麵。在那裏,德軍建立了自己的陣地,在未來4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們進行了成功的防守。

第一次伊普爾戰役

小毛奇即使在狀態最好的時候情緒也不太穩定,現在精神崩潰了,接替其指揮德軍的是戰爭部長埃裏希·馮·法金漢(Erich von Falkenhayn)。和所有人一樣,法金漢深知在冬天來臨之前取得勝利的重要性。他催促他所能得到的每一支隊伍,通過在北方包抄協約國,盡其所能拯救施裏芬計劃。霞飛也做出了同樣的回應,他把前線北段的指揮權交給了最善於鼓舞人心的下級指揮官費迪南·福煦將軍(Ferdinand Foch)。堅守海岸的是剩餘的比利時軍隊,在10月6日不得不撤退之前,他們曾在安特衛普短暫停留。來自英國的緊急救援部隊勇敢地援助他們,但是於事無補。英國遠征軍現在有三個軍團,在10月30日德國開始進攻時,他們剛剛在伊普爾附近的比利時人右邊占據適當的位置。

雙方都知道這可能是這場戰爭的決定性戰役。英軍幾乎把他們所有的舊式正規軍都投入到前線,他們的質量彌補了其人數上的不足。法金漢用4支新成立的部隊進行攻擊,其中一些隊伍主要由未受過訓練的軍齡以下的學生組成。他們以不顧一切的勇氣發起攻擊,在蘭格馬克村(Langemarck)外,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被英軍的步槍和機關槍殺死,這裏在德國被稱為“Kindermord”,即“對無辜者的大屠殺”。英軍堅守陣地,於11月11日擊退了德軍的最後一次進攻。

第一次伊普爾戰役見證了舊式英國軍隊的終結,也見證了西線移動戰爭的結束。在伊普爾周圍泥濘的土地上,倉促挖成的戰壕組成了一條線,從北海一直延伸到瑞士邊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接下來的4年裏,這條線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

1914年東線戰爭

在東線,情況要混亂得多。從政治邏輯上講,奧匈帝國應該集中攻擊最初引發戰爭的塞爾維亞,而俄國人則應該盡快南下營救塞爾維亞人。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兩國政府的目標都有分裂。俄國政府當然麵對強大的壓力,要求它幫助塞爾維亞人,這種壓力主要是來自泛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在過去的50年裏,他們一直是俄國在巴爾幹半島擴張背後的推動力量。但來自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要求幫助法國人的壓力也同樣強大,通過法國的貸款和投資,他們與西方的聯係得到了加強。還有一支重要的親德派,特別是在宮廷貴族中,他們暫時選擇了沉默,但隨著戰爭的繼續,他們變得越來越強大。最高指揮被政治上的對抗所撕裂,沙皇試圖通過在他叔叔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名義指揮下創建兩個完全獨立的軍隊組織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一個在西北部的波蘭和東普魯士與德國作戰,另一個在南部的加利西亞與奧匈帝國作戰。

自1911年以來,當德國軍隊開始大規模增加時,法國最高統帥部一直敦促俄國人發起快速攻擊,以盡可能多地分散德軍在西線的進攻。俄國的北方集團軍盡了最大努力。8月15日,當西線的德軍仍被列日的要塞阻擋時,倫寧坎普將軍(General Rennenkampf)率領的俄國第一集團軍從東部開進東普魯士,5天後,在貢比涅大挫德軍。同一天,薩姆索諾夫將軍(General Samsonov)率領的第二集團軍從南方進攻,威脅德國右翼。德國人集中對付法國,隻剩下一支軍隊來保衛東部邊境。其指揮官馮·普裏特維茨將軍(General von Prittwitz)驚慌失措,下令全體士兵從維斯瓦河撤退。

但東普魯士作為普魯士君主製曆史上的中心地帶不可能如此輕易地被拋棄。普裏特維茨被解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對令人生畏的組合——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裏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興登堡是普魯士傳統美德的代表,曾參與1866年和1870年的戰爭,66歲時被召回。他的幕僚長魯登道夫是一位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在一戰之前圍繞擴軍問題展開的官僚政治鬥爭中,他的能力就得到了展示,而在一戰初期他的驚人之舉更是彰顯了他的彪悍:他開著一輛從比利時士兵那裏奪來的汽車,從外圍的要塞開到列日的中心,竟然靠虛張聲勢讓防守的比利時士兵交出中央要塞。他們一到那裏就采納了普裏特維茨同樣能幹的參謀長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上校已經準備好的計劃,隻保留一道薄薄的騎兵屏障來阻擋倫寧坎普從東部的進攻,而德軍的主力都集中起來對付薩姆索諾夫。這一行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德國通過攔截無線電信號預知了俄國的計劃,更要歸功於德軍的行動指揮官馮·弗朗索瓦將軍(General von Fran?ois)的主動性,他不顧命令,堅決地向前挺進,截斷薩姆索諾夫向南撤退的道路。坦嫩貝格戰役持續了3天(8月27日至30日),5萬名俄國士兵傷亡,9萬人淪為俘虜。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勝利之一,從那以後,參謀學院一直在研究它,但它對戰爭結果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它唯一持久的結果是,在德國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像神一樣受到了人們的崇拜。在隨後的馬蘇裏安湖戰役中,德軍又俘虜了3萬人,但損失了10萬人。

再往南,奧地利人像俄國人一樣,目標有分裂。他們的參謀長康拉德·馮·霍岑多夫(Conrad von H偮tzendorf)的明顯傾向是一勞永逸地解決棘手的塞爾維亞人,但此時他麵臨4支俄軍在加利西亞邊境集結,每天都從柏林收到信息,敦促他與他們交戰,以緩解德軍的壓力。康拉德把兩頭都搞砸了。他對塞爾維亞的進攻因為操之過急而失敗。塞爾維亞人是身經百戰的戰士,他們擊退了奧地利人,並使其損失了3萬人。康拉德向北進攻俄國的波蘭,結果遭遇了混亂的戰鬥,直到最後俄國對他右翼的威脅迫使他退回喀爾巴阡山,放棄了普熱梅希爾(Przemysl)的要塞,又損失了35萬人。德軍對他日益絕望的呼救作出回應,越過波蘭西部邊境向華沙進攻。11月,當英國人在伊普爾作戰的時候,一場巨大而沒有結果的戰鬥正在羅茲(Lodz)周圍展開,雙方各損失了大約10萬人。康拉德隨後發動了一場冬季攻勢,越過喀爾巴阡山脈,試圖緩解普熱梅希爾緊迫的形勢。這一切在呼嘯的暴風雪中崩塌了,普熱梅希爾於次年3月投降。此時哈布斯堡軍隊已經損失了200多萬人。

到1914年年底,歐洲軍隊為之準備了40年的速決戰結束了,但是沒有一方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