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戰爭的來臨

1914年的危機

大公遇刺所引發的危機，起初似乎並不比1908年以來巴爾幹半島發生的六七起危機更嚴重，在列強的幹預下，這些危機都得到了和平的解決。但奧地利人現在決心徹底粉碎他們的塞爾維亞敵人。他們發布了最後通牒，如果被接受，塞爾維亞將成為奧匈帝國的附庸。這是俄國人所不能容忍的，奧地利人知道這一點。因此，在發出最後通牒之前，他們得到了來自柏林的保證，一旦發生戰爭，德國將予以支持，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張“空頭支票”。在發出這張“支票”時，德國政府知道自己至少麵臨著一場歐洲戰爭的風險，但此時，柏林方麵認為這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德國的軍事領導人盤算著，趁俄國人還沒有完全從1905年的失敗中恢複過來，越早越好，而不是三年之後，因為到那時俄國將完成法國資助的鐵路建設和動員計劃，使其軍事實力上升至一個新台階。阿加迪爾危機之後，法國本身也經曆了一個激進民族主義的階段，在軍事和心理上都做好了戰爭的準備。在俄國，泛斯拉夫的公眾輿論強烈要求戰爭，雖然俄國政府很清楚軍隊和整個政權都很薄弱，因為動搖了整個政權的1905年革命餘響未歇。至於英國人，他們對巴爾幹半島事務的興趣微乎其微，自己國內的問題則壓倒一切。但如果有歐洲戰爭，他們不太可能袖手旁觀，看著法國被德國擊敗，德國的許多宣傳人員長期以來一直把英國當作他們的主要敵人。對德國來說，在歐洲的勝利不僅會使其成為大國，而且是一個世界強國。

因此，1914年7月的歐洲處於戰爭的邊緣。要理解戰爭為什麽會爆發，我們現在必須看看克勞塞維茨所說的“三位一體”中的另外兩個要素：軍事活動和“人民的**”。

1914年的軍事形勢

德國在1866—1870年的勝利揭開了歐洲軍事史和政治史的新篇章。德國的勝利通常被歸因於兩點：一個是戰略，另一個是戰術。第一個是德國在戰場上部署比它的對手強大得多的軍隊的能力，而這本身就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鐵路和電報的發展，這使得將空前數量的人員迅速部署到戰區成為可能；另一個原因是實行普遍的和平時期征兵製，這不僅確保了士兵的數量，而且確保他們得到了充分的訓練，並能在需要時迅速動員起來。到了1871年，德國軍隊的人數已經超過100萬，如此龐大的軍隊需要空前的組織能力，這是總參謀部的任務，而總參謀長實際上成為整個部隊的總司令。這還要求將指揮權下放給中層和下級軍官，讓他們承擔起新的責任。戰爭不能再在一個將軍的眼皮底下進行和決定，而是可能會像在日俄戰爭中那樣，延伸幾十英裏。一旦他在戰場上部署了部隊，總司令就隻能坐在前線後方幾英裏的司令部裏，希望獲得最好的結果。

第二種因素，即遠程武器的發展，使戰線延伸得更長。步兵開始使用後膛裝彈和有膛線的火器，這既增加了射程，又提高了精度。若不是與此同時火炮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可以提供火力支持，正麵攻擊是不可能的。甚至從1870年起，射程就大大增加了。到1900年，所有的歐洲軍隊都裝備了步兵步槍，射程可達1000碼，致命的精確射程為500碼。野戰炮現在射程可達5英裏，每分鍾可發射20發炮彈。此前，重型火炮隻用於攻城作戰，現在已經可以通過鐵路和公路進行運輸，變得更加機動，可以打擊超過25英裏範圍內的目標。因此，軍隊在能看到敵人之前就可能遭到攻擊，更不用說攻擊敵人的陣地了。

1899年，波蘭作家伊萬·布洛赫(Ivan Bloch)發表了一本關於作戰分析的開創性著作《未來的戰爭》(La guerre future)。他指出，在今後使用這種武器的戰爭中，進攻是不可能的。戰鬥很快就會陷入血腥的僵局。在戰場上維持如此龐大的軍隊的費用將會令人望而卻步。交戰國的經濟將不堪重負，隨之而來的強加在平民身上的困難將會導致歐洲各地的革命，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對此感到恐懼。這句話如此準確地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結果，以至於後來的曆史學家們都感到奇怪，為什麽當時沒有更多地重視它？但在這本書出版後的幾年裏發生的兩場戰爭表明，雖然新型武器無疑會造成可怕的損失，但決定性的戰役仍有可能打響並取得勝利。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中，盡管布爾步槍手技術精湛，勇氣可嘉，英國人最終還是贏得了戰爭並平定了這個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使用騎兵，而多年之前軍事改革家們已經在預言騎兵的滅亡。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雙方都使用了最先進的現代武器，日本人通過熟練的步兵和炮兵戰術，以及士兵奮不顧身的勇氣，在一場又一場的戰鬥中擊敗了俄國人，迫使他們求和。歐洲軍隊得到的教訓是，對擁有最新武器並且士兵不懼怕死亡的軍隊來說，勝利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另一個教訓是，勝利必須迅速。一場持續了一年多一點的戰爭導致了俄國發生革命，並把日本帶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布洛赫曾預言，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期維持這樣一場戰爭，用德國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裏芬(Alfred von Schlieffen)的話來說，就是“數百萬人的軍隊花費數百萬馬克”。這句話被人們記住了。歐洲列強都準備打一場短平快的戰爭，因為出於現實考慮，它們不能打持久戰，而要打一場這樣的戰爭，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進攻。

“軍備競賽”

在20世紀前10年裏，歐洲列強卷入了一場競爭性的武裝部隊現代化進程，後來這被相當不準確地稱為“軍備競賽”。日俄戰爭的教訓被認真研究，尤其是德國人，他們在競爭對手之前很早就意識到了防禦工事對保護步兵免受炮火攻擊的重要性，以及機動重炮的巨大優勢。機關槍也證明了它們的價值，但它們每分鍾600發的射速造成了彈藥供應的問題，這使它們很難在機動戰中被使用。所有的軍隊都將機關槍納入到他們的軍火庫，但直到1915—1917年在西線的防禦戰中，它們才有了用武之地。所有的軍隊都放棄了他們五顏六色的軍服(習慣了在殖民戰爭的塵土和沙漠中作戰的英國人已經這樣做了)，穿上了各種各樣泥巴顏色的衣服，因為他們不得不在泥巴中作戰。法國的士兵是個例外，懷舊的民族主義政客們強迫士兵保留他們獨特的猩紅色褲子，結果讓他們吃盡了苦頭。在引進飛機和汽車的新技術方麵，各國也展開了競爭，盡管在1914年，飛機才剛剛開始用於輔助騎兵偵察，而汽車主要用於運送參謀軍官和高級指揮官。在整個戰爭期間，鐵路以外的運輸和牽引絕大多數仍然是靠馬拉的。一旦離開了火車，軍隊並不能比拿破侖甚至是尤利烏斯·愷撒的軍隊移動得更快。最後，人們普遍認識到無線通信及其攔截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海戰中。但是在陸地上，由於通信設備過於沉重，在總部以下的實際作戰中依然無法使用。

在軍備方麵，1914年的所有歐洲軍隊至少是旗鼓相當的。隻有在使用機動重炮的情況下，德軍才能出奇製勝。讓軍事規劃者們徹夜難眠的不是敵軍的裝備，而是其規模。這最終取決於人口規模，但也受到限製征兵範圍和期限的社會限製及財政的影響。在有關的主要三個大國中，新統一的德意誌帝國的人口為6700萬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超過了法國的3600萬人，但遠遠低於俄國的1.64億人。在法國，民主對軍國主義的不信任曾將服兵役限製在兩年之內，但80%以上的可用人力都被征召。在德國，服兵役持續三年，但應征入伍的人數受到預算考慮和國會抵製的限製，軍隊本身也不願意在不斷增長的(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城市人口中征兵。1911年以前，隻有54%的可用人力被調集，這使得德國軍隊在和平時期的兵力為61.2萬人，而法國軍隊的兵力為59.3萬人。俄國的人口和軍隊規模(134.5萬人)看起來很可怕，但由於缺乏鐵路來部署軍隊，加上1905年如此屈辱地戰敗暴露出的行政無能，就不那麽令人印象深刻了。當時俄國對德國的威脅微不足道，以至於施裏芬在他那一年遺贈給他的繼任者的“計劃”中，幾乎完全將其忽視，而是把德國軍隊的全部力量都集中起來對付法國。

俄國在1905年的失敗也許使德國人安心，但使法國人感到恐懼。1908年後，他們開始向俄國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經濟基礎設施(特別是鐵路)，並通過預計於1917年完成的軍事改革方案重新裝備其軍隊。現在輪到德國人感到警惕了。他們再也不能低估奧匈帝國作為盟友的重要性，兩國國內都有很多關於斯拉夫對西方文明威脅的言論。對德國自身軍事建設的限製消失了，1912年，他們推出了一項快速擴軍計劃，到1914年，德國軍隊的規模已經增至86.4萬人。作為回應，法國人將自己的服役期延長至三年，使和平時期的兵力達到70萬人。在這兩個國家，額外的開支都是通過議會匆匆通過的，因為議會越來越相信戰爭迫在眉睫，他們國家的存亡受到了威脅。1914年戰爭爆發時，德國和法國各動員了大約400萬人，其中170萬德國人和200萬法國人在西線對峙。

戰爭的決定

上文就是1914年7月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時的背景。奧地利人決心在必要時動用武力鎮壓塞爾維亞人，並依靠他們的德國盟友來牽製俄國人。德國人相信他們能夠震懾住俄國不去幹預，即使震懾不了，他們也寧願在自己的軍隊處於實力頂峰的時候參戰，而不是在軍事力量的天平無情地向對手傾斜的時候拖延。他們不想讓奧地利人失望。奧匈帝國是他們唯一的盟友(他們完全正確地忽視了意大利人)，它的恥辱和可能的解體將對德國的聲望和權力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但俄國也在進行類似的盤算。對俄國人來說，放棄塞爾維亞就是背叛整個斯拉夫事業，失去19世紀初以來在巴爾幹半島所獲得的一切。最後，對法國人來說，任由俄國戰敗將等於以和平的方式默許德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並使自己淪為一個三流國家。

在柏林，這一切都很清楚。通過支持奧地利人，德國人知道他們有可能會引發歐洲戰爭，但他們希望贏得這場戰爭。唯一的問題是，這會成為一場世界大戰嗎？英國也會加入其中嗎？

柏林幾乎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性的影響，因為那裏的決策者處於心理學家所說的那種“認知失調”狀態。英國被廣泛認為是德國的終極敵人，如果德國想要獲得其作為世界強國的應有地位，就必須戰勝這個對手。然而，在德國的軍事方案中，英國幾乎被忽略了。陸軍把它留給了海軍，認為英國派去援助法國的遠征軍規模太小，不必擔心。但德國海軍無能為力，或者說自以為無能為力，除非它建立起一支能夠挑戰皇家海軍的公海艦隊，而當時它還沒有能力這樣做。對德國海軍部長格拉夫·馮·提爾皮茨上將(Admiral Graf von Tirpitz)來說，這場戰爭的時機選擇是災難性的。任何派往歐洲大陸的英國遠征軍都可能會卷入其同盟的失敗，這種情況在歐洲曆史上已經發生過(而且將再次發生)，但是，戰爭仍然可以像拿破侖時代那樣繼續下去，成為一場沒有人計劃、人們普遍認為沒有人能打贏的曠日持久的戰爭。

因此，德國政府是在拿英國的中立作賭注，而在1914年7月，這似乎是一個合理的賭注。自1906年以來，英國政府一直忙於處理國內的工業動亂和迫在眉睫的愛爾蘭內戰。自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以來，英國軍方領導人一直在與他們的法國同事進行非正式但詳細的討論，探討是否可能向歐洲大陸派遣一支遠征軍，但政府認為，向一個基本上是和平主義的議會透露這些信息是不明智的。英國皇家海軍的所有部署都建立在要與德國開戰的假設之上，但沒有作出任何承諾。人們普遍對德國的政策指向感到擔憂，但左翼和自由派的觀點仍然是堅定的中立。一邊是對德國“軍國主義”的厭惡，另一邊是對俄國專製政權的敵意，後者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對異見人士的殘酷迫害同樣冒犯了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威脅大英帝國利益的主要對象是法國和俄國，而不是德國。英國與德國之間的商業和金融聯係依然很密切。因此，公眾輿論和議會的支持仍然很不確定，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無法明確保證，如果危機演變成戰爭，英國將與協約國的盟友並肩作戰。如果德國沒有入侵比利時，英國是否會保持中立，以及會保持多長時間，這些都不好說。但是德國入侵了比利時，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麽。

自腓特烈大帝以來，德國的軍事規劃者一直麵臨一個基本的戰略問題。夾在西邊敵對的法國和東邊敵對的俄國之間(通常還有南邊敵對的奧匈帝國)，他們避免戰敗的唯一希望一直是在另一個敵人介入之前先擊垮其中一個。普魯士在1866年和1870年的勝利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俾斯麥在兩次衝突中都成功地讓俄國保持中立，但在1891年，法俄同盟以最嚴峻的形式使這一困境再度出現。先消滅哪一個敵人呢？施裏芬堅定地選擇了法國。在波蘭廣闊的平原上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是，如果法國被擊敗，俄國人可能很快就會屈服。但是，怎樣才能對法國取得迅速而有決定性的勝利呢？自1871年以來，法國已經在其與德國的邊境沿線修建了強大的防禦工事，1870年的情況似乎不可能重演。唯一的解決辦法似乎是通過中立的比利時從側翼對其發起打擊，這一攻勢足以及時擊敗法國軍隊，並將部隊向東轉移，以抵禦預料之中俄國的進攻。正如我們所見，施裏芬本人並沒有把俄國的威脅當回事，但到了1914年，這種威脅似乎變得更加嚴重，以至於德國的軍事規劃者有時擔心，俄國軍隊可能會在他們自己的軍隊到達巴黎之前進入柏林。因此，對比利時的大規模入侵是德國戰爭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1912—1913年的改革所導致的德國軍隊規模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克勞塞維茨曾經寫道，軍事計劃可能有自己的章法，但沒有內在的邏輯。為了在奧匈帝國與俄國圍繞塞爾維亞而起的衝突中支持奧匈帝國，德國竟然要進攻與這場衝突無關的法國，並且是從進攻比利時入手，而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是1831年簽署的一個條約所保證的，德國和英國都是簽字國。可見，德國總參謀部的這個決定肯定是沒有邏輯的。德國首相西奧多·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dore von Bethmann Hollweg)認為他的任務不是去質疑這一決定，而是要證明這是在進行一場正義的防禦性戰爭中對國際法的必要違反，這在柏林的事態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為了使戰爭顯得公正和具有防禦性，必須使俄國顯得像是侵略者，這是德國政府在危機最後幾天裏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不出所料，塞爾維亞拒絕了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奧匈帝國於7月28日宣戰。此後，軍事上的考量主導了歐洲各國政府的決策。7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極其猶豫地下令動員所有俄國武裝部隊。人們普遍認為，動員不可避免地會導向集結(Aufmarsch)，即為侵略鄰國而部署軍隊，這種部署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導向戰爭。因此，動員就像拔槍的動作，誰先這麽做，誰就享有巨大的戰略優勢。如果俄國不首先這樣做，與更緊湊和組織更好的德國相比，其行政上的落後以及後備役軍人不得不從事的長途跋涉，將使它處於同樣巨大的劣勢。事實上，無論是對它還是它的法國盟友來說，動員都不一定意味著戰爭，但對德國來說，動員確實會直接導向集結，而集結直接導向對比利時的入侵。俄國的動員給它提供了借口。驚慌失措的德皇在最後一刻試圖拖延事態的發展，但無濟於事。8月1日柏林發出了動員令，第二天發出了要求自由通過比利時的最後通牒，在遭到拒絕後，德國軍隊於8月3日越過了邊境。

德國對比利時的入侵(見圖2)，統一了英國在此之前一直存在嚴重分歧的公眾輿論。自16世紀以來，英國海軍政策的信條之一就是不允許低地國家落入敵對勢力之手，這一信條幾乎成為一種本能，與黨派政治無關。英國政府立即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比利時的中立受到尊重。由於一直沒有收到德國的回應，英國於8月4日向德國宣戰。自由主義對小國權利的關注，加上傳統的保守主義對維持歐洲力量平衡的關注，使得議會的支持幾乎是一致的。整個大英帝國宣布進入戰爭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圖2　比利時難民：德國入侵後的“最初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