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14年的歐洲
由於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世界所有的海洋上進行的，並最終涉及各大洲的交戰者，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將其稱為“世界大戰”。但這肯定不是第一次。在過去的300年裏，歐洲列強一直在全球各地互相爭鬥。參與這場戰爭的人簡單地稱之為“大戰”(the Great War)。就像以前所有的戰爭一樣，它一開始隻是一場純粹意義上的歐洲戰爭，這場戰爭源於歐洲列強相互衝突的野心和共同的恐懼。其過程如此可怕，其後果如此慘烈，與其說是因為其全球規模，不如說是軍事技術和參戰各國人民的文化相結合的結果。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拿破侖戰爭後寫道，戰爭是由政府政策、軍事活動和“人民的**”組成的“三位一體”。如果我們要理解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經過，就必須考慮這三者中的每一個因素。
1914年的歐洲列強
除了一些細微的變化，歐洲“列強”(現在仍然這樣稱呼)與前兩個世紀基本相同，但它們之間的平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強大的是現在的德意誌帝國，它是普魯士王國在1866年對奧地利帝國和1870年對法國的勝利戰爭中建立的。法國因戰敗而淪為二流國家，並對此憤憤不平。自1867年以來，講多種語言的奧地利帝國被重組為奧匈帝國的二元君主國，並作為德國的盟友接受從屬地位。雖然匈牙利是一個準自治國家，但這個君主製政體經常被簡單地稱為“奧地利”，其人民被稱為“奧地利人”，就像英國在國外通常被稱為“英格蘭”，其人民被稱為“英國人”一樣。在這些大陸強國的兩側是兩個帝國，它們的利益隻在一定程度上與歐洲有關。一個是龐大的沙皇俄國，它有一半以上的領土在亞洲，在東南歐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盡管有時是斷斷續續的；另一個是英國，英國的主要關注點是保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同時擴張並鞏固自己在海外的勢力。除了北非的沿海邊緣地區之外，西班牙帝國海外的殘餘部分在19世紀初被美國占領，現在已淪為三流國家。它在歐洲列強中的位置已經被意大利取代。1860—1871年，在薩沃伊王朝的統治下，意大利實現了統一。雖然這種統一是表麵上的，並不是名副其實的，但僅僅其阻礙價值就引起了其他列強謹慎的尊重。
直到18世紀末，這些列強在社會構成上一直是同質的。這些社會仍然主要是由土地貴族統治的農業社會，並由被教會合法化的王朝實行統治。100多年後，這一切要麽已經徹底改變，要麽正在發生迅速而不穩定的變化，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變化的進程是非常不平衡的。
英國
英國一馬當先。到20世紀初，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完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國家。土地貴族在社會上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政治權力的最後殘餘正被下議院奪走。在下議院中，兩個主要政黨展開角逐，不僅爭奪中產階級的選票，而且隨著選舉權的擴大，還要爭奪工人階級的選票。1906年，一個由自由派和激進派組成的聯盟上台，並開始為建立福利國家奠定基礎，但它不能忽視在這個世紀初英國所處的矛盾困境。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強國，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龐大帝國的驕傲擁有者，但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脆弱。這個帝國的中心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島嶼，它的財富依賴於世界貿易，更重要的是，它的城市需要進口食品。皇家海軍的“製海權”(command of the seas)既維係著帝國的統一，又保證了英國人民的溫飽。失去製海權是一場噩夢，這個問題困擾著曆屆英國政府，主導著它們與其他列強之間的關係。理想情況下，它們希望遠離歐洲爭端，但是在過去的20年裏，隻要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們的鄰居或單獨或集體可能會威脅到其海上霸主地位，都會引起舉國上下的擔心和關注。
法國
在1689—1815年的一個多世紀裏，英國爭奪世界霸權的主要對手一直是法國，而又過了將近100年，英國才意識到情況已不再如此。法國在經濟發展方麵遠遠落後於英國，而在這方麵法國本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舊製度的三大支柱——君主製、貴族製和教會製，並將土地分給了小佃農。從此，他們一直堅決抵製任何可能剝奪其土地的動向，無論是反動還是進一步革命。他們的生活方式既不鼓勵人口增長，也不鼓勵使經濟發展成為可能的資本積累。1801年，法國的人口總數達到了2700萬，是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到了1910年，這個數字才隻有3500萬，而同時期英國人口已從1100萬增加到了4000萬，新統一的德國人口已超過6500萬，而且還在增加。1870年，在普法戰爭中戰敗後，法國將目光轉向對非洲的征服，這就使其與英國的帝國利益產生了摩擦，就像地中海東部的傳統對抗一樣，但對法國人來說，這些都是邊緣問題。法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分歧，一邊是那些從革命中獲益的人，另一邊是那些在天主教會領導下仍然拒絕接受這一現實的人，還有就是一個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想要把它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法國依然很富裕，依然占據著文化上的主導地位，但其國內政治鬥爭一觸即發。在國外，1871年德國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吞並既沒有被忘記，也沒有被原諒，對德國力量的恐懼使法國焦慮地依賴於它唯一的盟友——俄國。
俄國
19世紀英國害怕的另一個大陸對手是龐大的沙皇俄國，它向南部和東部的擴張威脅著通過中東通往印度的路線(這導致英國支撐垂死的土耳其帝國)和印度的邊境。當然，俄國的潛力是巨大的(今天依然如此)，但由於社會的落後和政府的低效，其潛力受到了限製(今天依然如此)。
在俄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姍姍來遲，後來的發展也主要緣於外國投資和專業技術的輸入。20世紀初，沙皇統治著1.64億人口，其中絕大多數是才剛從農奴製中解放出來的農民。他們仍然實行著西歐從未有過的極權主義，這種極權主義由未受任何改革影響的東正教所支持，並借助龐大而昏庸的官僚機構。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分為“西化派”和“親斯拉夫派”，前者以歐洲為榜樣，試圖引入經濟發展和負責任的政府；後者則認為這些思想是墮落的，希望保留斯拉夫的曆史文化。但是接連的軍事失敗——1855—1856年被法國和英國打敗、1904—1905年被日本打敗——使他們深深體會到彼得大帝的教訓：國外的軍事力量依賴於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在克裏米亞戰爭之後，農奴製被廢除了；在1905年的失敗和革命之後，出現了一種代議製。19世紀90年代，鐵路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工業生產，使俄國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達到了經濟“騰飛”的水平。但該政權仍然很擔心，無論工業發展對軍事效率多麽重要，隻會鼓勵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它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殘酷鎮壓隻會把他們推向極端的“恐怖主義”(這是俄國革命者在19世紀發明的一個術語和技術)，從而為進一步的殘酷鎮壓提供了理由。這使俄國成為自由西方世界的一個必要但又令人尷尬的盟友。
19世紀末，俄國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向亞洲的擴張上，但在1904—1905年被日本擊敗後，它將注意力轉向了仍由奧斯曼帝國所支配的東南歐。在那裏，最初以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東正教、基督教團體為基礎的民族抵抗運動曾向俄國人尋求支持，首先是以基督徒的名義，其次是以斯拉夫同胞的名義。在19世紀，這三個地區都建立了獨立的國家。但在奧匈帝國也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尤其是塞爾維亞人和他們的近親克羅地亞人。新斯拉夫民族在確立自己的身份和獨立方麵越成功，哈布斯堡家族就越擔心，擔心自己統治之下的少數民族會越來越難以對付，擔心俄國在鼓勵他們起這樣的作用。
奧匈帝國
在西歐，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甚至俄國——民族主義是一種凝聚力，盡管波蘭人和愛爾蘭人等“從屬民族”已經在為獨立而鬥爭。但哈布斯堡王朝完全是由“從屬民族”組成的。在18世紀，德意誌精英占統治地位，但即使對德意誌人來說，在北方的新德意誌帝國中也有一個毗鄰的家園。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將自己轉變為“二元君主國”，賦予最強大的從屬民族馬紮爾人在匈牙利王國準獨立的地位，與德意誌“奧地利人”共享一個君主(自1848年以來一直統治中南歐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一支軍隊、一個財政部和一個外交部。和德意誌人一樣(實際上還有英國人，他們非常崇拜英國人，其布達佩斯的國會大廈就是模仿英國的建築)，馬紮爾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優等民族，他們壓迫著自己的斯拉夫少數民族——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在這個二元君主國的西半部，德意誌“奧地利人”不僅統治著北部(捷克人)、東北部(波蘭人和羅塞尼亞人)、南部(斯洛文尼亞和塞爾維亞)的斯拉夫人，還統治著為新生的意大利王國所覬覦的阿爾卑斯山南部山坡上講意大利語的地區(還有講德語的南蒂羅爾)。與布達佩斯強硬的馬紮爾小地主不同，維也納理性的官僚們試圖寬容地對待他們的臣屬民族，並賦予他們與德意誌人平等的權利。其結果是使維也納的政府機構癱瘓，迫使皇帝通過頒布法令進行統治。維也納豐富的文化交融無疑使其成為一座獨特的、充滿活力的藝術之城，但其知識界對未來充滿憂慮，有時甚至是絕望。
德國
最後是德意誌帝國，它是所有列強中最複雜、問題最多的一個國家。
1871年，德國的統一創造了這樣一個國家，它將歐洲最具活力的經濟與一個在很多方麵都尚未完全擺脫封建主義的政體結合在一起。霍亨索倫王朝通過官僚機構和軍隊來統治普魯士，而這兩者都來自主要紮根於東部省份的“容克貴族”。他們憎恨國會(Reichstag)的存在，因為國會自19世紀中期以來就一直在追求權力，卻未能成功。在新統一的帝國，國會代表著擴大了的德國人口的全部：在東部擁有大片土地的農業保守派，北部和西部的實業家，南部巴伐利亞信仰羅馬天主教的農民，隨著經濟的發展，還有萊茵河和魯爾河流域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社會主義領導者。國會投票通過預算，但政府是由皇帝任命的，並對皇帝負責。國會和皇帝之間的主要中間人是總理。該職位的第一個擔任者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曾利用他從德皇那裏獲得的權力，讓國會按自己的意願行事。而他的繼任者隻不過是向國會傳達皇帝的決定，並操縱國會以確保預算的通過。在皇帝本人看來，他們幾乎是家庭的仆人，地位比總參謀長要低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人格至關重要。在這個關鍵時刻，霍亨索倫家族出現了威廉二世(見圖1)，他本人具有三種可以說是當代德國統治精英的特征：古老的軍國主義、過分的野心和神經質的不安全感。這不僅是德國的不幸，也是整個世界的不幸。
圖1 威廉二世：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化身
軍國主義在舊普魯士的文化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並被製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軍國主義創造了這種文化，正如普魯士對奧地利和法國的勝利創造了新的德意誌帝國一樣。在新德國，軍隊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正如在舊普魯士一樣。通過三年的普遍兵役製，這種支配遍及各個階級。資產階級通過服預備役獲得了寶貴的穿軍服的權利，並模仿了容克軍事精英的習慣。在較低的層次上，退休的軍士在當地社區占支配地位。德皇總是穿著製服，在一群軍事隨從的簇擁下，以最高統帥的形象出現。在國外，這種不斷舉行遊行、穿軍裝、慶祝1870年勝利的軍國主義被視為是荒謬的，而非邪惡的。如果這沒有與第二種品質——野心聯係在一起的話，可能僅止於此。
俾斯麥建立了德意誌帝國，他本人也滿足於維護它，但他的繼承者不那麽容易滿足。它完全有理由雄心勃勃。它是一個擁有6000多萬人口的國家，擁有音樂、詩歌和哲學的卓越遺產，其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學者(更不用說士兵了)令全世界羨慕。在煤炭和鋼鐵的產量方麵，德國已經超過了英國，其工業家與科學家一起開創了一場基於化工和電力的新“工業革命”。德國人以其獨特的優越文化而自豪，這種文化在其東部鄰國的暴虐野蠻和西方腐朽民主之間保持著平衡。但是，在這個自豪、繁榮和成功的國家內部，一條深深的裂痕正在形成，並且隨著它的繁榮不斷加深。工業的發展擴大了工人階級的規模和影響，他們的領導者雖然不再是革命者，卻日益迫切地要求擴大民主，廢除社會特權。到了1914年，社會民主黨已經成為國會中最大的黨派。
有產階級內部也爭吵不斷，主要發生在東部的土地所有者和西部的工業家之間，但是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眼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從20世紀初開始，他們就通過一種基於“民族偉大”(national greatness)主張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來與之鬥爭。在德皇的領導下，德國右翼政治領導人開始主張德國不僅是一個大國，而且是一個世界強國(Weltmacht)。這個級別的唯一競爭對手是大英帝國，但如果要與英國競爭，德國不僅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還需要一支強大的艦隊。要為這樣一支艦隊籌集資金，有必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隻有在英國被描繪成為德國必須戰勝的下一個強大對手時，這種宣傳才會有效。
競爭對手聯盟
德國自認為已經被敵人環繞。當俾斯麥在1871年建立德意誌帝國時，他非常清楚，鄰國們自然會聯合起來反對，他想方設法不讓這種情況發生。他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和法國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即使隻是因為它被迫放棄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因此，他試圖通過鼓勵法國的殖民野心來使其與英國發生衝突，並通過將歐洲其他大國都束縛在他自己的聯盟體係中，以確保法國無法找到同盟。奧匈帝國根本就不具有任何問題。由於受到內部問題的困擾，它很高興地與德國在1879年締結了同盟。奧匈帝國的天然敵人是剛剛統一的意大利，意大利覬覦阿爾卑斯山南麓和亞得裏亞海南端講意大利語的地區，而這些地區仍掌握在奧地利人手中。但俾斯麥通過支持意大利對法國及其地中海屬地的領土主張，將奧匈帝國與意大利聯合起來，結成了三國同盟。
還有兩個側翼力量——俄國和英國。如果有機會，俄國將是法國強大的盟友，而這是俾斯麥不遺餘力所要避免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培養與俄國之間的友誼，並通過1881年締結的一項協議將其與他的“體係”聯係在一起，並在6年後以《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的形式進行續約。對英國來說，法國和俄國是其天然對手，所以讓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力機構來控製它們正合英國政治家的心意。有一件事讓俾斯麥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擔心，那就是奧匈帝國和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戰爭，這場戰爭有可能會打破俾斯麥精心維持的這種不穩定的均衡。在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他促成了一項協議，將巴爾幹半島劃分為俄國和奧匈帝國的勢力範圍，並賦予後者對奧斯曼帝國最北端、最動**的省份波黑的“保護國”地位。這一方案產生了一種不穩定的和平，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但俾斯麥的“體係”在那之前早就開始瓦解了。
由於一係列複雜的原因，俾斯麥的繼任者未能與俄國續簽條約，從而使其成為法國的潛在盟友。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對俄國來說，這個新崛起的強大德國如果不是一個盟友，就是一個威脅，隻有與法國結成軍事同盟才能與其對抗。無論如何，法國都是俄國經濟現代化所須投資資本的充足來源。因此，1891年，兩國之間簽訂協約，以對抗三國同盟。兩個敵對團體開始在增強軍事力量方麵展開競爭。
起初，英國對它的傳統對手之間的聯盟關係感到警惕。正常情況下，國際關係的這種變化會促使它與德國結盟，這是一個自然的結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一方麵是由於英國的傳統不願卷入任何錯綜複雜的歐洲大陸聯盟，另一方麵是由於德國外交異常笨拙。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德國的決定，即要建立一支能夠挑戰英國製海權的海軍。
德國既然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為什麽還需要海軍呢？至少對英國人來說，這並不好理解。迄今為止，盡管存在工業上的競爭，英國與德國的關係一直是友好的。但是現在兩國之間展開了一場軍艦數量和質量優勢的“海軍競賽”，這即將改變英國的公眾輿論。到1914年，英國已經決定性地領先了，這僅僅是因為它願意把更多的資源投入造船業，而不需要像德國人那樣承擔陸上軍備競賽的負擔。但英國人所擔心的不是德國已經建立的艦隊，而是德國可能建立的艦隊，特別是如果一場成功的戰爭讓它獲得了歐洲大陸軍事霸權的話。
因此，英國修補了與傳統對手的關係。1904年，它解決了與法國在非洲的分歧，建立了後來被稱為“友好協議”(l’ entente cordiale)的關係。還有沙皇俄國，它往南向印度邊境的擴張一直是維多利亞時代政治家們的噩夢，並導致英國在1902年與崛起的日本締結了近一個世紀以來的首次正式聯盟。三年後，俄國在與日本的戰爭中被擊敗，並處於革命的邊緣。因此，1907年，俄國很高興地與英國就波斯和阿富汗有爭議的邊境地區達成協議，從而建立了“三國協約”。在歐洲之外，英國小心翼翼地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1899年，美國戰勝西班牙，並吞並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屬地，這激發了美國海軍擴張的欲望，但英國政治家意識到，美國的巨大資源意味著，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與其發生衝突。因此，英國幾乎放棄了在西半球的海軍存在，並精心培育了基於盎格魯-撒克遜血緣關係和共同政治價值觀的英美精英之間的和諧，從而平息了傳統的對抗。
盡管除了與日本結盟外，英國沒有與其他國家締結正式聯盟，但德國人抱怨說，英國人正在編織一張網來包圍他們，兩國關係不斷惡化。1911年，當德國戰艦到阿加迪爾港口，挑戰法國在摩洛哥的影響力，以此羞辱法國時，英國明確表達了對法國的支持。許多英國人和德國人開始視對方為天敵，認為兩國之間必有一戰。
但是，當三年後戰爭真的爆發時，卻發生在歐洲另一端的巴爾幹半島，正如俾斯麥本人悲觀地預見到的那樣。
巴爾幹危機
沒有了俾斯麥的安撫之手，奧匈帝國和俄國之間的關係就像英國和德國的關係一樣惡化。奧地利人最害怕的巴爾幹國家是塞爾維亞，特別是因為他們在波黑的保護國地位將許多塞爾維亞人置於奧匈帝國的控製之下。1903年，貝爾格萊德的一場政變推翻了奧布雷諾維奇王朝(Obrenovic dynasty)，因為這個王朝對奧匈帝國持一種和解的態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致力於通過解放在外國統治下的塞爾維亞人(尤其是在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來擴張塞爾維亞的政權。5年後，奧匈帝國正式吞並了波黑，以方便其控製這些省份。作為回應，塞爾維亞政府為波斯尼亞塞族人發起了一場公開的“解放運動”，並在塞爾維亞軍隊內部人員的訓練和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秘密的恐怖組織——“黑手”。與此同時，在俄國的鼓勵下，塞爾維亞率先與希臘、保加利亞和黑山組成“巴爾幹聯盟”，致力於最終將土耳其人驅逐出巴爾幹半島。1912年，他們的機會來了，當時土耳其人在利比亞的領土遭到了意大利的進攻，正忙於防守。意大利政府有著宏偉的野心(預計墨索裏尼的野心會在一代人之後實現)，想要恢複羅馬帝國的榮耀。在那一年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巴爾幹同盟把土耳其人趕出了整個半島，隻留下阿德裏安堡周圍的一個橋頭堡。1913年，戰勝國之間為瓜分戰利品而進行了第二次戰爭。
這兩次戰爭的結果是，塞爾維亞的領土和人口翻了一番，其野心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在維也納，支配情緒的是恐懼和沮喪：對塞爾維亞明顯不可阻擋的進軍感到恐懼(這一切都給了斯拉夫持不同政見者以鼓勵)，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沮喪。1914年6月28日，在波黑的首都薩拉熱窩，哈布斯堡王朝的繼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一名由塞爾維亞資助的“黑手”訓練和武裝的青年恐怖分子加夫裏洛·普林西普(Gavril Princip)刺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