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現代世界中的象形文字

1994年大英博物館舉辦的名為“時間機器”的展覽聯結了古代藝術與現代藝術，並將古埃及視為當代藝術的靈感來源。在藝術家大衛·西斯科創作的一塊蝕刻鋅板上，羅塞塔石碑的聖書體文字被壓製成了一段現代的條形碼，暗示二者同樣含有加密信息，同樣需要讀者擁有解碼能力，二者因這一共同點而彼此相連。條形碼需要相應的計算機程序與硬件設備，而羅塞塔石碑則要求讀者具備聖書體文字的知識來“破譯密碼”。這便是羅塞塔石碑這一意象所擁有的力量，它代表著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關鍵，雖然石碑上的聖書體文字寫於托勒密時期，以埃及人的標準來看，這些圖畫文字在那時已經變得陌生了。[42]

埃及向我們展現了刻有銘文的石頭的力量。在後期的埃及，“魔法”雕像林立在神廟的區域內，雕像上刻滿了聖書體文字，這些文字書寫的是魔咒，用於治愈蛇蠍叮咬、驅散黑夜中的恐怖以及驅使神靈為他們的仆從提供庇佑。澆過石碑及碑麵上的聖書體文字的水被收集起來內服或外用，甚至病人觸摸一下石頭便可康複。人們並不需要閱讀這些文字，隻要相信它們的力量就好。這種力量在更早的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在國王賜予朝臣的禮物上，譬如慶祝佩皮二世賽德節的油膏罐。這些雪花石膏製作的容器邊上刻有國王的名字，這或許是為了增強油膏的力量，賦予人青春力量。中王國時期辛努塞爾特一世的朝臣則收到了國王所贈的牡蠣殼，有真的有貴金屬製成的，貝殼上鐫刻有國王的名字，以增強魔力、保佑身體健康，而牡蠣殼本身在埃及語中也意為“完整健全”。第十八王朝時，由相對便宜的費昂斯琉璃製成的戒指托上刻有阿蒙荷太普-奈布瑪特拉、埃赫那吞、斯曼卡拉以及圖坦卡蒙等國王的名字。小巧精美的化妝品罐子上有泰伊王後與阿蒙荷太普的名字，這些名字起著近乎護身符的作用。借由聖書體文字，這些物件提示著國王的存在，呼喚著他的力量。文字的細節並不太受重視，放置在巴拉蒙(Tellel-Balamun)神廟奠基坑中的石板上隨意寫著舍尚克三世的名字及縮寫了的祭司荷爾的頭銜，這些名字幾乎難以辨認。[43]

有時候聖書體文字會被用作象征性的裝飾：牆壁的邊框由安可(ankh)、瓦斯(was)和傑德(djed)三個符號組成，象征帶來“生命、力量、穩定”；圖坦卡蒙的一個王名圈形狀的盒子的蓋上嵌有他的名字。另外，所有埃及護身符都可被視作聖書體文字，它們拚寫出了所召喚的力量之名。

然而，古時最常見的文本是由僧侶體而非聖書體書寫的。也許因為僧侶體文字缺乏“魔力裝飾性”，所以保留下來的多是聖書體銘文；甚至到了現代，我們依然秉持著聖書體文字最初的用法，即將文字轉化為裝飾——我們可以用它們寫下自己的名字，將它們印在T恤上，利用它們的視覺衝擊力。連學者們也難以擺脫這種矛盾的做法——在現代研究中，僧侶體原稿多被轉寫為聖書體文字以供學生學習。對人們來說，從僧侶體文字開始學習或許更為簡便，因為比起聖書體文字，僧侶體文獻的種類更豐富，涉及的社會群體更廣泛。畢竟數百萬人可以成功學會漢字，照理說僧侶體和世俗體文字也不會更難。從喬治·穆勒在1909—1912年所著的《古文書學研究》(Hieratische Pal?ographie)到烏蘇拉·範霍文的新版本，僧侶體文字多少都受到了忽視，或許主要原因在於無法精確地複製文本。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世俗體文本上，但是數碼技術的引入使我們現在可以更加便利、低廉地獲取文獻，正如世俗體字典項目、密歇根大學的泰布圖尼斯(希臘)紙草研究、麥迪納僧侶體陶片研究這些項目中的做法那樣。上述文本均可在網頁上瀏覽，任何可以上網的人都能即刻獲得它們。[44]

聖書體文字的翻譯

在過去200年間構建的學術基礎之上，現在的我們已經能通過多種方式理解埃及語文獻。將埃及語文獻翻譯為現代語言的工作進展顯著，雖然這也帶來了其他的理解方式。翻譯從本質上傾向於將原文轉化為容易理解的現代語句，同時也要維持與古代文本間的平衡，然而目前的結果可能是完全的意譯或是極度生硬的字麵翻譯，讓人一頭霧水。翻譯的技巧在於找到平衡點，保留埃及語的韻律與句式結構，同時也能輕而易舉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在英語的發展過程中，其文風也發生了改變，但是相對而言，英語中的某些形式似乎更適合埃及語材料，特別是“欽定版”英語——英王詹姆斯一世於1611年頒行的《聖經》中的英語。當時翻譯《聖經》的學者們以前人的嚐試作為基礎，特別是廷代爾翻譯的《新約》(1526)與《摩西五經》(1530)。他們去掉了其中不合時宜的語句，如1560年日內瓦《聖經》(“短褲版”《聖經》)中亞當和夏娃用以蔽體的“短褲”，同時保留了文本中的詩意與戲劇性。[45]埃及語的翻譯也需要如此精雕細琢的過程，但由於許多聖書體文本已經充滿“古風”，在翻譯中使用古色古香的語言也說得通。雖然對文本的理解存在爭議，尤其是針對“曆史”事件或故事中的關鍵情節，但每個翻譯埃及語文本的人都會將自己的一些經驗帶入其中，並最終從中獲得一些對自己而言獨特的感悟。或許對古埃及的一切越有體會，他們的翻譯就會越準確，對待任何異域文化、異域語言，均是如此。早期的破譯者們便是如此，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觸及文本要點的用詞變化才漸漸顯現。

下麵是出自阿瑪爾納的阿伊之墓的《阿吞頌歌》(約公元前1330年)的四個翻譯版本。它們顯示了譯者風格的不同，但有趣的是所有版本都保留了原文的詩性。

煌煌如你，躍升於天國的光之地，

噢，生氣勃勃的阿吞，生命的創造神!

當你賜予東方的光之地以黎明，

你的美遍及了大地。[46]

——米利亞姆·利希姆

(Miriam Lichtheim)， 1976年

你以完美之姿，升起在天之地平線，

活著的阿吞神，開啟了生命。

無論何時升起於東方的地平線，

你都以自己的完美充盈所有土地。[47]

——威廉·凱利·辛普森

(W.K.Simpson)， 1972年

汝生於天國之濱，

噢，活著的阿吞，眾生之始。

汝令東方破曉，

汝賜美滿人間。[48]

——西裏爾·奧爾德雷德

(Cyril Aldred)， 1991年

讓你的聖光，閃耀自天極，

啊，活著的阿吞，

你是萬物的源泉!

從東方的地平線，升起流光溢彩的你，

用自己的美麗，湮沒了這世界。[49]

——約翰·L.福斯特

(John L. Foster)， 1998年

堅持對原文進行學術研究與分析，不僅是為了帶來上述這般的翻譯，還將增強對埃及語言的係統性了解和對古埃及文明方方麵麵的詳細認知。

學習古埃及聖書體文字

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於古埃及的興趣激發了人們學習古代語言的需求與意願，人們渴望能夠自己閱讀文獻。電視媒體、花費較低的埃及之旅、不同級別的教育課程以及隨處可見的埃及主題的圖書，讓遙遠的過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變得近在咫尺。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地找到用聖書體文字書寫自己名字的方法，或者努力一些就能找到夜校課程、一本教科書，甚至一個網站來提高語言能力。一些人則更為專注、更有組織，例如在英國，誌同道合的人組成的本地小組定期會麵，組織演講與課程。一些人加入這樣的小組，以解讀象形文字為樂，並發自內心地想了解埃及人的文字。比起埃及曆史上的任一時期，當今世界對古埃及聖書體文字略知一二的人可能更多。比起古埃及，也有更多的現代人能夠造訪埃及那些最為神聖的場所。聖書體文字是全球公認的古埃及符號，而且人們現在甚至以聖書體文字來命名航天探測器，誰又能猜到它們會傳播到宇宙的何處呢？

當然，倘若沒有大量的文獻，這一切便不可能發生，而文獻也不像教輔材料那樣容易獲得。此外，初學者還需要一批優秀的譯本，這樣他們才能看到努力的方向並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指引。在這方麵，通過網頁和CD光盤發布的材料是最理想的，因為相較於傳統出版物，這樣的方式更適用於圖像性的文字。實際上，借助網頁與計算機來簡單又低廉地複製聖書體文字幾乎就是這些文字一直在等待的技術革命。一篇文本隻需編輯一次，就可以被千百萬次地下載。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幾家機構一直致力於文獻材料的出版發行。博物館開始使用網頁來展示藏品和他們保存的資料，帶有銘文的文物的高清圖片可以用作現成的學習材料。實現全部藏品的在線瀏覽還任重道遠，因為整合所有信息需要時間，但是以盧浮宮、開羅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和皮特裏博物館為代表的諸多博物館已經有了完善的資料庫。此外，歐盟資助的商博良項目也開放了埃及的資源，該項目將來自歐洲博物館的15 000件藏品資料製成了CD，包括藏品的相片、目錄資料以及聖書體文獻。此類項目的最終歸屬地是網絡空間。研究者可以借助網絡獲取資料，他們中的一些人將會在藏品的收錄和解讀方麵貢獻自己的力量。

比簡單的複製文本更為複雜的是彼得·曼努埃裏安開辟的數字碑銘學。在過去的150年中，對墓室與神廟牆壁浮雕的複製主要靠手工完成——采用拍照的方式或直接從牆上複製到紙上或塑料材料上。結果是令人驚歎的，特別是諾曼·戴維斯和妮娜·戴維斯夫婦的底比斯墓葬項目、阿米斯·卡爾弗利和默特爾·布魯姆的阿拜多斯項目以及芝加哥銘文項目在哈布城的工作。然而在過去，出版是十分昂貴的，而且無法實現低成本的複製。彼得·曼努埃裏安現已能通過將高品質的照片掃描進一個繪圖應用來複製墓室場景及其全部文本，然後繪製出雕刻或圖畫的線圖。該技術要求高超的技能與專業的判斷，但是成果一旦完成微調，就能無限重複使用、存儲或者製成電子版。[50]另外，由於計算機文件的格式更加通用，在虛擬環境中，建築物的所有牆壁都可以連接在一起，訪問者可以環顧墓室壁畫，了解原始環境下的場景與文本是什麽樣子。如果以此作為目標，那麽奈菲爾塔利墓和阿布辛貝神廟已在進行虛擬現實的重建。[51]

現代聖書體文字與埃及語

其他文物的造假可能更危險，比如第二十六王朝第二位國王尼卡烏二世那件著名的聖甲蟲護身符。這個石灰岩製的護身符本身並不值得特別關注，但是上麵的銘文講述了國王雇用腓尼基水手環繞航行非洲的故事。護身符當時確實可能被用於紀念這一事件，且它似乎證實了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關於此事的記載(《曆史》第四卷，第42章)。可惜這件事是希羅多德記載在先，因為這個聖甲蟲護身符是埃及學家烏爾貝恩·布裏安特雕刻給同事的生日禮物。[53]如果仔細看這個護身符的話，可以看出男性端坐的限定符號露出了馬腳，因為它們的風格是現代印刷版的。

值得欣慰的是，其他企圖偽造聖書體銘文的做法顯然未能成功，例如偽造《高盧英雄和克裏奧佩特拉》中克裏奧佩特拉與埃及人的一些話語。[54]也有現代人嚐試聆聽古埃及的語言——菲利普·格拉斯的歌劇《埃赫那吞》中就有部分內容以埃及語演唱，其中就包括一篇情詩。還有一些電影試圖讓其中的角色說出清晰的中埃及語，盡管有時是時代錯位的——例如，《木乃伊的裹屍布》(1967)、《斯芬克斯》(1980)、《木乃伊》(1999)和《星際之門》(1994)，這些影片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準確呈現古埃及語，這歸功於埃及學家斯圖亞特·史密斯的努力。這些都確確實實在嚐試以一種已“死”的語言為現代人創造視聽體驗，而古埃及聖書體文字所記錄的卻未必是這樣一種“死”語言。或許，未來我們真的可以用古埃及人的方式思考，並重新勾勒出過去清晰的形象。但那究竟是屬於我們的形象，還是屬於他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