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譯

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始於這種文字剛剛被遺忘之時。最後的聖書體銘文來自公元394年狄奧多西大帝統治時期的菲萊神廟。到訪埃及的希臘作家，如希羅多德(公元前5世紀)、斯塔拉波(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以及西西裏的狄奧多羅斯(約公元前40年)都將聖書體字符描述為一種難以理解的圖畫文字。公元4世紀，一位名叫赫拉波龍的希臘化時期的埃及人對埃及文字進行了一次考察，並出版了著作《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其中包含200個文字符號的詞匯表和他對符號意義的解讀。這部作品本身早已失傳，而破譯象形文字的突破口直到1415年才重新出現。1415年，意大利神父克裏斯托弗羅·布翁德爾蒙蒂在安德羅斯島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手稿，這為文藝複興時期解讀聖書體文字奠定了基礎。按照赫拉波龍的觀點，每一個符號都有其象征意義：有露水滴落的天空是“教育”的意思，獅子的前半身是“力量”的意思，而貓頭鷹則代表對葡萄酒豐產的預知。他未能考慮到符號的表音係統，並且給出了一些全憑想象的解釋。比如，禿鷲符號的意思是“母親”，因為禿鷲隻有雌性，不借助雄性也能繁殖後代。在埃及語中，禿鷲符號的確能表達“母親”之意，但原因在於禿鷲符號的發音“mwt”與“母親”一詞的發音相同。此外，象形文字符號也被認為有著故事和哲學層麵的寓意，其中深藏著打開古代秘密的鑰匙。[33]

耶穌會士阿塔納斯·柯雪在他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約1650)一書中邁出了重新探索象形文字含義的第一步。柯雪是羅馬的一名數學教授，他對科學與語言文字抱有興趣。他研究了歐洲的科普特語手稿，編寫了一部科普特語法書，並首次意識到科普特語是古埃及語的直係後裔。然而他也走了彎路，僅憑對象征意義的推測來翻譯象形文字。

1799年，拿破侖的法國學者們在羅塞塔發現了一塊神廟石碑的一部分。羅塞塔石碑上刻有一道托勒密五世的教令，它可能曾於公元前196年矗立在塞伊思的一座大神廟中。現存的這部分花崗岩殘碑上刻有教令，該教令用以保證賜予埃及神廟土地與捐贈，但這座石碑的關鍵點在於它刻著同一篇文本的三語對照版：埃及聖書體、埃及世俗體與希臘語。學者們馬上意識到了這個石碑對破譯象形文字的重要性，旋即開始嚐試破譯上麵的銘文。作為拿破侖戰利品的一部分，羅塞塔石碑被交給了英國，但石碑上的銘文在這之前已經被複製了多份，並隨後傳送到了世界各地。隨著文字背後各種語言規則的發現，破譯的過程經曆了幾個階段。以事後的眼光看，破譯過程雖看似一步緊跟一步地推進，但實際上往往在一位學者靈感突現(正如柯雪那樣)的同時還沿用著其他錯誤的假設。因此，就像任何一種密碼的破譯一樣，最後的成功取決於從諸多的排列組合中找出那個正確的組合方式。

圖17　公元前238年的卡諾普斯教令。這是一塊完整的石碑，刻有同一文本的三語對照版本。這可能也是羅塞塔石碑最初立起時的樣子。開羅博物館22816

先前的學者們也取得了一些進展。首先，法國東方學家與漢學家德金(1721—1800)已經意識到符號組中含有限定符號，以及王名圈中包含王室的名字。隨後丹麥學者格奧爾格·索伊加(1755—1809)提出象形文字可能是一種拚音文字，並同樣獨立提出王名圈中寫的是王室的名字。他還學習了科普特語，他認為這有助於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埃及方尖碑。瑞典外交官約翰·大衛·阿克布拉德(1763—1819)在比對羅塞塔石碑上的希臘語與世俗體銘文方麵頗有進展，他辨認出了這兩種文本中所有特定的人名。他還認出了世俗體中的“神廟”“希臘人”以及後綴代詞“他”。引人注目的是，他還在1802年出版了一份世俗體字母表，但是他隻關注世俗體文字的表音屬性而忽略了其他，這使他落後了一步。英國醫生與物理學家托馬斯·楊(1773—1829)因發現光的波動理論而為人熟知。他認識到了科普特語和象形文字間的關係，並且首次提出埃及銘文既使用表音符號也使用非表音符號。他讀出了托勒密的名字和他的兩個尊號，還有貝爾尼克王後的名字，並認識到這個名字中有代表陰性的蛋形符號以及t詞尾。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語言學院的阿拉伯語教授西爾維斯特·德·薩西(1758—1838)可能整合、審閱了這些發現中的一部分。他率先認出並以世俗體轉寫了三個名字，然而認定這種語言是拚音文字的想法阻礙了他。他與楊通信並鼓勵楊，但最終取得了決定性突破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學生。

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曾是一名天才兒童，也是一位熟諳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以及最關鍵的科普特語的語言學家——在16歲之前商博良一直用科普特語記日記。當時，一些埃及的科普特教士仍在科普特禮拜儀式中使用這種語言，雖然科普特語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了下來，但人們對它的了解依然極為有限。商博良還學習了古漢語和波斯語，在17歲時他成為格列諾布公學的一名教師。他也得到了一份羅塞塔石碑銘文的複製品。

此時對石碑的研究狀況是：根據希臘語與世俗體部分的銘文已經得知了國王的名字是托勒密(Ptolemaios)，因此可以與王名圈環繞的聖書體王名進行對照。商博良對書寫方向給出了自己的猜測，並假定王名的讀法是拚音性質的，其中每個聖書體字符都是獨立的符號。在采用了這個思路後，他便拚出了托勒密的名字，獲得了其對應的七個字母。(楊的研究也獨立推進到了這一步。)

1815年，惠靈頓公爵之友威廉·班克斯在菲萊發現了兩個方尖碑，它們於1827年被運往英國多塞特郡的金斯頓萊西莊園。一個方尖碑的碑身上刻有聖書體文字，但底座上是希臘文。商博良拿到了一份副本並找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托勒密八世)。方尖碑上還有希臘文的國王妻子的名字——克裏奧佩特拉。商博良找到了對應的王名圈，此時他可以確認一些先前發現的符號及幾個新符號的意義。他還認出兩個代表t的字符，但他得出的結論是，它們是同音異形詞(發音一樣)。根據楊的研究，t及蛋形字符被確認為陰性詞尾，並再次被證實是一位女性統治者的名字。這個發現本身並不足以破解更多字符，但是商博良編纂了一份托勒密及羅馬時期的王名圈(亦即象形文字符號)列表，並在1822年作為《就象形文字表音字母表致達西耶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發表。

這是破譯象形文字的首次突破，雖然隻是一小步，其本身也並不意味著每篇文本都可以被轉寫和翻譯，因為此時還沒有確立語法規則，更遑論詞匯。雖然距離文藝複興時期象形文字的闡釋已相當久遠，但商博良此時依然認為埃及文字是以象征符號來書寫的。為了真正理解這門語言而不是僅僅破譯幾個符號或讀出幾個王名，商博良使用了來自阿布辛貝的銘文拓本，該銘文中含有另一名國王的王名圈，即《聖經》中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商博良已經認出了讀作s的字母，而對於狐狸皮符號，他將其讀作m。太陽圓盤符號十分清晰，商博良知道科普特語中的“太陽”一詞是r-e，所以他將這個詞讀作r-e m-s sw“拉美西斯”(Ramesses)。在王名圈中還有另一個神的名字——阿蒙，它位於王名圈的末尾，是一個帶有運河形狀的符號。商博良猜測國王應該經常被稱為神的所愛之人。而在科普特語中，表示“愛”的詞是me，所以王名圈這部分的意思應該是“阿蒙神所愛之人”——本質上，第一次對象形文字的翻譯，而非僅僅對符號的解讀，就這樣完成了。

商博良發現，埃及文字中既有表示發音的符號，也有表示意義的符號，1824年他在自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體係概論》(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中發表了自己的成果。商博良窮盡了能夠使用的工具，並將文本視作一種語言而非兩種字符來處理。他繼續搜集文本並加以鑽研，及時運用新發現的信息，最後終於分辨出一個又一個詞組。雖然起初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的發現，但商博良的突破鼓舞了學者們對古埃及文字研究的信心。隨著對符號不同功能的認識，學者們能夠在羅塞塔石碑上的文本中區分出單詞了。雖然前路依然漫長，但通過對照希臘語和科普特語，研究者能夠猜測到一些詞語的意思，文本的語法也可以通過對照科普特語來進行研究。

埃及語言的研究

許多學者研究了這門語言，由此形成了埃及學中的不同學派，但商博良之後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1855年海因裏希·布魯格施的一部世俗體語法書。布魯格施是早期埃及學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首先注意到埃及語法的閃米特語特點，隨後便以更加係統的方式搜集資料。他的《聖書體文字與世俗體文字詞典》(Dictionnaire hiéroglyphique et démotique)，也是第一部係統的象形文字詞典，其於1867至1882年間分七卷出版，共有3146頁。柏林大學的埃及學教授阿道夫·埃爾曼(1854—1937)是第一位指出埃及語有著不同發展階段的學者，繼《新埃及語語法》(Neu?gyptische Grammatik， 1880)與《埃及語語法》(?gyptische Grammatik， 1894)之後，他最偉大的成就是“詞典”項目。在柏林，由20名學者組成的團隊查閱了所有來自埃及和各大博物館的已知的埃及語文本，並為每個單詞製作了小卡片。這些小卡片(Zettel)包括單詞的聖書體寫法、轉寫、翻譯以及單詞出現的地方。爾後這些卡片被歸檔和整理，由此確定了所有已知詞匯的拚寫和使用範圍。這部埃爾曼與赫爾曼·格拉普合編的《詞典》(W?rterbuch)在1926至1931年間分五卷出版，至今仍是埃及語的標準參考詞典。《詞典》現在可以在網上獲取，而文本的收集與分析仍在繼續。另一位德國“柏林學派”的語文學家庫爾特·賽斯在埃及語語法領域有著重大發現，他重編並勘校了《金字塔銘文》和其他曆史文獻，並於1906至1909年以《第十八王朝的文獻》(Urkunden der 18. Dynastie)之名出版。

抄寫、收集、發表文獻材料是根本性的重要工作，如此才能使盡可能多的人接觸到這些材料。例如，雕像背後的短小文本發表於德國的《埃及語雜誌》(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始自1863)及法國的《埃及和亞述語文學與考古學相關研究合集》(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 à la philologie et à l’archéologie é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始自1889)中，而學者們也在齊心協力，以使更大體量的資料公之於世，例如完整的神廟銘文。伊曼紐爾·德·魯日與埃米爾·查西納特是發表托勒密時期的艾德福神廟與丹德拉神廟銘文的先驅，這些銘文由法蘭西研究院出版。隨後，《石棺銘文》、麥迪納出土的材料以及由肯內特·基欽整理的拉美西斯時代全部文獻的合集也相繼麵世。這些學者不僅使文獻成為可以獲取的資源，還把它們翻譯了出來。紀念物銘文的整理工作與紙草、陶片的發表同步進行，這方麵的主要學者有阿蘭·加德納、喬治·波瑟內和亞羅斯拉夫·切爾尼。僧侶體文字的材料首先被做成摹本相片的形式，如此可以避免手抄過程中出現錯漏。許多大部頭出版物的價格令人望而卻步，隻有專業的圖書館能夠通過訂購，或通過學者們以私人手段得到。

因此，英國學者阿蘭·加德納爵士(1879—1963)會在1927年出版意義重大的《埃及語語法》(Egyptian Grammar)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加德納是傑出的埃及學家，曾是柏林詞典編纂小組的一員，專攻墓葬、僧侶體紙草與陶片的發表。他的《埃及語語法》沿襲了古典語法書的寫作思路，而語法書的形式意味著它可以作為一本教學用書來使用，這也對埃及語的教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部書根據不同的語法問題分為多個章節。書中依次對這些語法問題做出解釋，並以真實的文獻作為範例，在每個章節的最後還附有練習，以供學生練習所學的內容。書中還有多處“附記”，它們涵蓋了一些埃及文化方麵的內容，例如“度量衡”“計時方式”與“王名”。全書的最後，是中埃及語中所有符號的列表，包括對每個符號所描繪內容的解釋、符號的用法以及含義。加德納符號表對象形文字符號的分類方法影響極大，語法的這一部分也從未被超越。書中還提供了英埃、埃英字典。需要字典的原因在於，正如古典學的研究一樣，僅僅從原語言翻譯是不夠的，還需要學習者能從英語翻譯回埃及語。當然，這是一項刻意的舉措，但如此設計是為了讓學生可以書寫聖書體文字，並像埃及人一樣思考。

其他語法書也紛紛出現，這些書針對埃及語的不同發展階段而設計，例如新埃及語、世俗體埃及語、科普特語以及古埃及語。1924年，安托尼·齊克裏出版了第一本阿拉伯語的古埃及語語法書。由於加德納的語法書非常權威且價格較為便宜(因為有牛津大學格裏菲斯研究所的補貼)，埃及語學生一直將其作為標準語法書。然而隨著對埃及語理解的不斷深化，以及學習象形文字的人群的變化，這本書已經無法滿足學習者的需要，因此近年來加德納的語法書也進行了多次修訂。[34]

因為一些英國學校的課程中並不包括英語語法本身，使得缺乏語法背景知識、母語非英語的學生在鑽研加德納的語法書之前不得不先學習英語語法。針對成人的大眾埃及語課程往往致力於培養學生的技能，提升他們在參觀博物館的埃及藏品和赴埃及旅行時的體驗。而這些地方保存的銘文多是紀念性銘文，往往是極為程式化的表達方式(例如標準的墓葬獻祭套語)或是易於辨認的王名圈。這些表達方式及含義簡單易學，學習者不用擔心背後複雜的語法現象。比爾·曼利和馬克·科利爾所著的《古埃及聖書字導讀》即是源於這樣的課程，它成功地使對此懷有極大興趣的公眾相信，花費10英鎊就能真正讀懂象形文字。當然，學習者個人仍然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和精力，本地的埃及學社團有時會提供這類的學習機會。

近年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被應用於埃及語語法當中。在過去40年的古埃及語研究中，學者們已開始引入語言學領域的觀點。埃及語中“第二時態”的使用表明，書麵語會采取一些微妙的方式強調和突出句子中重要的部分。學者們早已留意到某些動詞詞尾的雙輔音現象，但直到語言學家漢斯·波洛斯基提出這是科普特語中第二時態的前身時，這一現象才被理解。這種時態強調句子末尾的狀語部分，所以“He went to the house”(他去了房子)變成了“To the house he went”(他去的是房子)。

埃及語研究的其他方麵也有進展，譬如在理解動詞的確切定義的問題上。通過不同的標記，不論是詞尾的變化還是小品詞、發音以及句中的位置，使動詞作為被修飾的名詞這一概念，顯示出埃及語中存在許多有趣而微妙的表達方式。在1986年的一次討論語法研究現狀的會議上，分析、研究埃及語語法的全過程被描述為“拋球雜耍”。這些“球”中包括句法、語意和應用上的種種方法，但最關鍵的是認識到這些領域之間是相互關聯的，埃及語言中往往是幾個層麵同時發揮作用且互相影響。哥本哈根會議上提出的不同方法說明，理解埃及語語法的關鍵在於靈活性，但這依然要在既定的框架內進行。[35]

在現代的學術成就中，弗雷德裏克·容格的《新埃及語語法》(Neu?gyptische Grammatik， 1999)、詹姆斯·艾倫的《中埃及語語法》(Middle Egyptian Grammar，2000)以及倫納·哈尼格的《埃-德大詞典》(Groвer Handw?rterbuch ?gyptisch–Deutsch，1995)都能幫助所有愛好者閱讀古代文獻，而不僅僅麵向專業的埃及學學者。去參觀本地博物館能為愛好者們提供幾小時的樂趣，前往埃及旅行和參觀也比先前容易得多，象形文字文獻現在麵對的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廣泛的讀者群體。

專業領域

學者們工作的領域則越發走向專業化。每種文獻都得到了詳盡的研究，包括詩歌、宗教儀式文本、法律文檔、經濟文獻、墓葬文獻以及信件。文獻中的每個部分都可以研究，從語法的結構、詞語的意義和書寫，到獨立的符號，特別是限定符號的使用方式。這些研究在整體上有助於研究埃及思想的曆史和發展。

詞典的編者們將所有同類的詞語都歸納在一起，例如藥物名，植物名，外國地名，個人姓名，與烹飪、烘焙及燒烤相關的詞匯，用於互相問候與交談的詞匯。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人為的建構，但又體現了埃及文化整體之下的那些細小有趣的方麵。

對特定材料的專業研究同樣可以解決有關埃及與古代世界更為廣泛的問題，埃及與其他地方留存下來的外交書信就是這類材料之一。在拉美西斯二世與赫梯國王哈圖希裏三世的外交談判的最後，一塊華麗的銀板被從赫梯送往了埃及的皮拉美西斯。這塊銀板上麵以巴比倫楔形文字陳述了兩國間的和平條約，在獲得批準之後，條約被譯成埃及語，寫於紙草上，且以聖書體文字刻在了卡納克神廟中，同時為了讓赫梯人能讀懂，又用楔形文字刻於泥板上。埃及的聖書體版本與赫梯的泥板版本都留存了下來，兩者均保存著相同的文本，而有趣之處在於發現它們的不同。兩版都是公事公辦型的文件，僅闡述和平條款，沒有誇張之處。吸引讀者注意的是，二者底部各有一段明顯源自同一文本的法律性質的條文，兩位國王宮廷中的雙語和三語書吏想必就此達成了一致。埃及人似乎更關注赫梯泥板上的印章，它刻畫的是風暴神擁抱國王的圖案，在埃及一方的條文中有對該場景的文字描述。[36]

與此類似的還有公元前14世紀阿蒙荷太普三世、埃赫那吞與近東各國和城邦統治者們的外交書信。隻有那些保存在埃赫那吞檔案室的信件得以留存，它們是埃及人寄出信件的副本或外國統治者寄至埃及宮廷的來信。這些信件大多以楔形文字與巴比倫語寫成，包含根據發音拚寫出的埃及名字，這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埃及語讀音的線索。埃赫那吞的王座名“Neferkheperure”(尼弗凱普魯拉)讀作“Napkhurriya”(奈普胡瑞亞)，埃赫那吞之女梅麗塔吞(Meritaten)的名字讀作“Mayati”(瑪雅緹)，阿蒙荷太普三世的王座名“Nebmaatre”(奈布瑪特拉)則讀作“Nibmuareya”(尼布穆阿瑞亞)。表示埃及的詞是“Misri-ni-we”(米西裏-尼威)，與現代阿拉伯語的名字“Misr”(米瑟)相近。它們不同於現代英語化的拚寫和習慣，並且能夠使人們對埃及語的發音與準確韻律稍做思考。[37]

為埃及語服務的現代聖書體文字

銘文的出版不得不在一開始就解決一個困難的技術問題——聖書體字符的處理。最早的出版物都是臨摹古代手寫文本的雕版，依靠的是碑銘學家對一篇銘文的準確臨摹與再造，《埃及記敘》(Description de l’égypte)、商博良的《埃及和努比亞的遺跡》(Monuments de l’égypte et de la Nubie)以及理查德·萊普修斯所率普魯士考察隊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的遺跡》(Denkmae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等不朽著作均是如此。隨著埃及學作為一門嚴肅學科的建立以及出版書籍與其他資料的需求的出現，印刷商開始著手解決聖書體字體的問題。出版商曾采用排版圖書的方式，即每個詞使用單個的金屬活字，按頁排版。對由20多個符號組成的字母表來說，這意味著每頁有幾千個相似的字符，放置它們需要一定的技巧。聖書體文字排版的工作量不亞於此，而字符的製作更為困難，因為單是中埃及語就使用了幾百個不同的符號。此外，有些符號本身就極其複雜和精細。為了出版包含數千個符號的艾德福神廟與丹德拉神廟的文獻，駐開羅的法國東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IFAO)率先開發了聖書體字體的字符。這些符號必須被準確地從神廟牆上複刻下來，製成金屬活字，排版成頁，隨後送印。早期的IFAO字體包含空心的輪廓符號，額外的細節必要時可以填補到空白內。這個過程想必非常耗時，後來他們意識到最好的折中方式是為托勒密時期的聖書體文字製作包含所需精致細節的實心符號。[38]單是首先出版的艾德福神廟的八卷文獻合集中，印滿聖書體文字的頁麵就超過了3000頁，這項裏程碑式的工作今天仍在繼續，由希爾薇·考維爾和她的團隊在艾德福神廟和丹德拉神廟中進行。

德國已經開發出所需的字體用於語法書和《埃及語雜誌》的印刷，Theinhardt字體以清晰的內部細節(1875)構成了“開放式”的聖書體文字。1892年在英國，出版商哈裏森公司已有了一套包含15種不同類別的埃及聖書體活字的目錄，它們被用於大英博物館的出版物及其他出版物。它們產生的背景是，為了《聖經》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發行，基督教知識促進會(SPCK)正在以各種當地語言和字體印刷《聖經》，因此在烏爾都語、埃塞俄比亞語、漢語與阿拉伯語之外再多製作一種字體並不成問題。

另一種主要的聖書體字體由牛津的格裏菲斯研究所研發，它基本上是為了出版加德納的《埃及語語法》而做。聖書體字體的設計交給了曾在底比斯墓地工作過的藝術家諾曼·戴維斯和妮娜·戴維斯。妮娜·戴維斯著有一本埃及聖書體文字的書，其中以精心繪製的水彩畫重現了象形文字符號的藝術光輝。這兩位藝術家與加德納合作創立了一套獨特的字體，相當細致地再現了每一個符號。他們的技藝與牛津大學出版社中被埋沒的工匠不相上下，特別是一個叫畢爾頓(W. J Bilton)的工匠。[39]牛津字體是為在英國使用而特別設計的，並且隻適用於短小的文本，所以許多長文本依舊以手寫摹本的方式出版。這樣就為天賦異稟的埃及文書法家提供了展示技藝的機會，雖然通常是匿名的——例如，赫伯特·費爾曼曾抄寫了中埃及語的故事、專有名稱以及艾德福神廟的銘文。牛津字體以克裏奧字體的形式留存了下來，該字體由克裏奧·哈根斯設計，是在加德納字體的基礎上設計的計算機字體。

計算機生成的聖書體文字

計算機輔助埃及學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uterAided Egyptological Research， CCER)最初的工作重點之一是為聖書體文字研發一種新的計算機字體和一個詞語處理程序，用以編寫計算機中的聖書體文檔。自1988年開始，約翰·哈羅夫和德克·範·德·普萊斯所主導的團隊一直進行著這一研發工作。[40]埃裏克·奧博格最初研發的MacScribe和WinScirbe字體發展成了一個複雜的應用，能夠橫寫或豎寫文本，也能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書寫，還能隨意組合符號和標紅部分文本。聖書體文本還可被粘貼至任一詞語處理軟件中，從而使文本的生成變得簡單。與CCER字體和詞語處理應用一同出現的還有其他計算機象形文字字體應用，如薩卡拉科技的Inscribe軟件(1994)、趣味教學軟件，還有電腦版的埃及棋類遊戲，如塞奈特棋，電腦遊戲不再僅限於以埃及為主題。CCER則更勝一籌，它不僅提供了一個包含700個符號的標準字體庫，還為那些更具冒險精神的人提供了完整的托勒密字體作為補充。這個看起來隻適合勇敢者的舉措，卻被證明是整個企劃成功的關鍵。一直致力於出版丹德拉神廟銘文的法國駐開羅考古研究所，看到了通過CCER的程序實現計算機文本生成的機會。新出版的丹德拉神廟奧西裏斯祠堂的文獻就是工整幹淨的神廟文本，含有按需設計的“新”符號，並且擴展了現有的字體庫。與此同時，新技術創造了新的可能，即研究者可以在神廟工作現場使用筆記本電腦，將牆上的文字直接以可用於出版的格式錄入電腦，並同時進行翻譯。構想中的新設備能直接在石頭牆麵上核查文本，而不用查閱照片或等到很久之後再返回現場核對。另一方麵，這項成果還能直接將文本上傳至服務器，使其即刻就能在網上被獲取。從牆壁到網絡，就在同一天內!借助網絡攝像頭，研習某一特定文獻的學生甚至可以即時在任何一家博物館或埃及的其他地方獲取所需的文本，直接研究原文，拓展學習的視野。這些設備也對文本的獲取至關重要，它們使文本清晰易讀，並有助於文本的保存。

聖書體文字破譯的重要性

文獻學家的成就開啟了一個埃及信息的寶庫。常言道，聖書體文字的破譯帶來了埃及學學科的建立。雖然留存下來的文獻數量十分稀少，但文本信息確實豐富了我們對古埃及的了解，而且若非如此，我們對古代文化也不會建立如此多樣的理解。考古學提供了建築的語境、宗教與墓葬風俗的實物證據，為精英階層製造的專門產品，有時甚至是古人自己的遺體。而文本信息使我們知曉了古人的名字、職位、思想、詩作及興趣，由此向我們展示了他們更廣闊的宇宙觀或困擾他們的世間瑣事。這些私人的想法、稅單、生活細節甚至重要的國家大事無法清楚明白地保留在考古環境之中。譬如，如果沒有一篇以他的死亡為開篇、以他的靈魂給自己兒子建議為情節展開的教諭文學，我們不會知道阿蒙涅姆赫特一世被刺事件。一篇詳細記載盜墓審訊過程的宮廷記錄，為我們勾畫出新王國晚期埃及腐敗與玩忽職守的畫麵，顯示了底比斯西岸如何依靠盜墓所獲得的贓物苟延殘喘。埃赫那吞寫給他的神的詩句充溢著個人情感，致死者的信中訴說著喪親之痛與身後之愛，莎草搖曳的沼澤中擺渡者的玩笑使舊日重現，阿蒙神在哈特謝普蘇特母親處的造訪則充滿含蓄的情色與歡愉。

對在埃及的考古學家來說，聖書體文字是無處不在的，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法老時代遺物的發掘中，也總會發現文本信息，即使隻是一個帶有王名圈的小戒圈。考古發現與文獻記錄承載的是不同種類的信息，反映出一個地點的往事的不同側麵。塞伊思城因第二十六王朝的宗教銘文與請願雕像而聞名。當時，一係列權勢顯赫的地方統治者管理著奈特女神的崇拜中心。這裏還矗立著獻給阿圖姆、奧西裏斯、哈索爾，可能還包括索貝克等神靈的神廟。除此之外，一座雕像記載了聖湖的建造，記錄了它的確切大小，還有一個專門用於飼養奈特女神的聖牛的特殊區域，而一座石棺證實了重要的大墓地的存在。這些地方都不是通過考古發掘而得以發現的，實際上，諸如奈特神廟之類的建築可能已再無蹤跡可尋。另一方麵，近來的考古工作發現塞伊思城有兩個主城區，其中的人類活動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4500年)，遺址上還有一個拉美西斯時代晚期的大型定居點，這些在文獻上都不甚清晰。然而兩種類型的調查拚湊出了這座古代城市從早期到現今的曆史與生活。結合不同的證據可以為我們帶來豐富的信息，從河流對城市的影響(通過地理考古調查)到波斯時期的投敵者烏加霍列森尼的存在(通過他雕塑上的聖書體文本)。對喜好拚圖遊戲的埃及學家而言，每條有價值的微小線索，無論是刻於石頭之上還是寫於三角洲的淤泥之中，毋庸置疑都是寶藏。[41]文本與藝術、文物與紀念碑合力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古代社會及其人群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