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象形文字與埃及語

神聖符號

語言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係統。新單詞被創造，舊單詞被淘汰，單詞的含義、發音、結構發生改變，語言的語法框架也隨之發展。在16世紀和17世紀，英語單詞“piggin”描述的是小木桶，而現在，它的含義鮮為人知；還有，在古英語中，從句中的動詞位於句末，“they knew then that they naked were”，這樣的詞序同樣沒有保留下來。埃及語也是一樣的，早王朝時期使用的口語和記錄它的文字在此之前已經發展了3000多年。

埃及統一國家的崛起必然會促進文字係統的發展，從而為國王及宮廷做精確的記錄。傳說中，埃及第一位國王美尼斯(Menes，“創建者”)在三角洲最下端建造了都城孟斐斯，這是國家的行政中心。孟斐斯的守護神是工匠神普塔(Ptah)，這並非偶然，人們相信普塔通過思考事物的名字而創造了世界。當普塔說出那些名字時，他就賦予了觀念以形式，於是那些事物就誕生了。文字是以具體形式創造並記錄觀念的方法之一。在孟斐斯工作的書吏和官員將知識傳授給他們的兒子，奠定了由掌握文字的官僚所構成的精英階層的基礎。從一開始，聖書體字就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草體字存在差異，後者更常見，也更廣為人知。

埃及語中用來表示圖像文字的單詞是“medunetjer”，意為“神的話”(words of god)。這似乎被認為是象形文字的主要功能：幫助埃及人與他們的神進行交流。在主要與神和神廟相關的建築中，以及在神聖世界接觸世俗世界的地方(墳墓和墓地)，這都是可能的。除此之外，由於國王是人和神之間的媒介，因此幾乎所有與國王相關的官方或紀念性的東西都要用聖書體書寫。圖畫形式的象形文字的繪畫或雕刻是一個很耗時的過程，書吏必須畫出每一個鳥類符號(bird-sign)的每一根羽毛，這肯定會花費大量時間。對書吏來說，正式的象形文字書寫並不高效，為了加快書寫速度，他們發展出了一種速記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僧侶體”。用僧侶體書寫的語言和用聖書體書寫的語言並沒有什麽不同，二者繼續並行使用。它們的差別就像是“裝飾華麗的”書寫(比如《林迪斯法恩福音書》中的字母或《古蘭經》中的書法)與“真實的”書寫(草書)之間的差別。通常來說，文本越具有紀念意義(神廟、墓地、石碑)，用聖書體書寫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埃及語具有雙重性：語言和書寫；聖書體和僧侶體。

紀念碑上的埃及語在發音和使用上有正規的限製，尤其到後來，它們聽起來一定是古體的，並且有一些不自然。每當說或寫這類埃及語時，便立即有種與神聖領域正式交流的意味(可以參照日語，與兒童交談和與你的老板交談，使用的稱呼和正式程度都是不同的)。紀念碑上的聖書體是一種地位極高的語言。

字符

字符通常是從右向左書寫和閱讀的，但有時候也會從左向右讀，特別是出於審美目的時。銘文既可以水平書寫，也可以豎直書寫。埃及語在形式上是靈活多變的，很容易根據書寫的地方進行調整。埃及語中有具象的符號，比如動物、鳥、男人、女人、蛇或魚，它們通常都是側麵的，這意味著它們要麽朝左要麽朝右。為了明確從哪個方向閱讀銘文，所有的符號都朝向同一個方向，應從麵朝符號的方向開始閱讀。看下麵這句話就足以了解應從哪個方向閱讀了：

在這個例句中，舉手的男人、長角的蛇、雛鳥鵪鶉和貓頭鷹都朝向右邊。銘文是從麵朝符號的方向開始閱讀的(從頭到尾)，因此是從右向左閱讀。

表音符號

埃及語中沒有真正的“字母表”，但埃及學家創造了一個字母表，以此作為學習象形文字的開始。這個字母表的符號按照現代語言學的順序進行排列，它還包括一些英語裏沒有的語音。它非常接近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描述，即埃及語中共有25個輔音(《伊西斯與奧西裏斯》， 56)。這個列表中的所有符號都是單輔音，其閱讀方向是從左向右。

字母表的開頭是在英語中被歸為元音，但在埃及語中被歸為輔音(語音的基本元素)的那些字母。其後是通過唇(唇音)、上顎、舌或喉發出的聲音，它們可以用力發出，也可以輕輕呼出。

音符和意符：表意符號

限定符號

有的不太明顯：

這個單詞有兩個限定符號：麻雀和膿包。二者在埃及語中都有“壞”的含義。麻雀可以表達“小”或“缺少某物”的含義，因此，盡管它本身不一定是壞的，也不一定有威脅性，但它可以表達不受歡迎的意思。膿包是與疾病和“惡”相關的符號，但它不能一下子被識別，事實上，關於這個符號的鑒定仍然存在爭議。

限定符號的作用並不局限於充當詞尾，它還會影響整個單詞的含義，根據上下文，它們會給單詞帶來微妙的(或者沒有)附加含義。比如，單詞wn的含義可以根據限定符號的變化經曆以下轉變：

字符和語言：使用與發展

埃及學家把語言和字符的發展分為幾個階段。目前對這種發展的理解取決於物質材料的保存以及學術研究的進展。這意味著我們的知識中有一些空白。還有，埃及語的變化速度不是恒定的，這和文本類型有關。信件、收據這樣的日常文本會更早地顯示出語言的“新”階段，而神廟和紀念性建築上的聖書體則展現出較少的變化，並保留了古樸的形式。

表1　埃及使用的字符與語言

表1顯示，在特定時期字符以何種方式用於特定的文本類型。這些時間框架並不總是與傳統編年表格所展現的政治變化相對應，它們反映的是文化變化，也反映了經常被刻板的王表所掩蓋的埃及社會的轉折點。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古埃及語到中埃及語的變化大約發生在公元前2200年，後期中埃及語大概於公元前2600年開始使用，新埃及語大概於公元前1300年開始使用，這又預示著古世俗體(Archaic Demotic)在公元前700年左右逐步轉變為真正的世俗體，最後，可能從公元2世紀的某個時候起科普特語開始使用。該表表明，聖書體在古埃及3000年的曆史中一直在使用，隻要神廟中的古老神祇和墓裏的埃及宗教需要紀念性的文本，聖書體就會一直被使用下去。

語言的發展階段

古埃及語是埃及語的主要版本，它被用來書寫《金字塔銘文》。從第五王朝的烏納斯(Unas，約公元前2200年)開始，《金字塔銘文》就被刻寫在國王及王後的金字塔裏，它們是一係列供國王在來世使用的咒語、儀式和路線描述。通過使用這些文字，國王可以避免危險，可以與來世之路上的眾神交流，還能獲得更多的力量和魔法能力。除此之外，國王會以星星的形式死而複生，並加入不朽的拱極星行列(眾神的靈魂)；他會變成冥府之王奧西裏斯；他還能變身為光，並在每天穿過天空的太陽船上為太陽神拉服務。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文獻涵蓋了更廣泛的體裁，有著多種源頭：從聖歌和讚美詩到故事和詩歌。人們認為，這些文獻是關於國王身份和他與眾神關係的王室儀式的古老信仰和觀念的集成之作。顯然，國王需要一個書麵版本的咒語，這樣他才不會忘記咒語並能隨時參考它們。因此，這些文獻被刻在國王的墓室牆壁上，在裝有木乃伊的國王石棺的旁邊。在這一階段，銘文裏沒有任何場景或圖像，符號是用綠色或藍色的顏料填充的。這些文獻可能是由祭司和智者完成的匯編，供古王國後期的國王使用。喬賽爾的階梯金字塔和吉薩大金字塔裏幾乎沒有銘文，因此我們不知道古王國後期的國王是否使用了更早版本的《金字塔銘文》，它們或許曾被寫在紙草上，但現已失傳。《金字塔銘文》成為更普遍使用的宗教文獻——《石棺銘文》(中王國)和《冥府之書》(Book of What is in the Underworld，新王國及以後)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帕勒摩石碑也書寫於第五王朝。它是刻有王室年鑒的神廟牆壁的殘餘部分，這些年鑒類似第一王朝的標簽。這個特殊時期可能發生了某些事情(或許是政治動**)，致使編纂和收集早期作品成為國王優先考慮的事。一遍又一遍地收集、再抄寫和編輯文獻的動力成為貫穿整個埃及曆史的傳統，這也表明象形文字有著將權力合法化的作用。[7]

除了上述的《金字塔銘文》和帕勒摩石碑之外，古埃及語也用於書寫其他文獻。現存的有官員們墓室中的自傳體銘文、王室詔令、一些包括信件在內的僧侶體紙草，以及一套被稱為“阿布西爾紙草”(Abusir Papyri)的著名神廟檔案文件。這些肯定隻是已經失傳的大量文本中的一小部分。古埃及語與之後的語言形式之間的最大差別是它的動詞結構，古埃及語的詞尾有屈折形式的變化，[8]完全沒有假動詞結構。[9]就語言的書寫而言，古埃及語通常會省略第一人稱後綴“我”(主格和賓格)和“我的”；單詞的拚寫大多是冗長且完整的，每一個音都會被仔細表達出來，有時候甚至不止一次。在《金字塔銘文》中，如果要從一列接到下一列，書寫的人非常不願意拆分單詞，他們更願意在一列的末尾空出位置。在這一階段，總共大約有1000個象形文字符號。[10]

中埃及語後來被埃及人自己視為埃及語的古典形式，它也是使用時間最長的語言。中王國時期，中埃及語被用來書寫各種類型的文獻，在此之後，直到古埃及文明結束，它一直被用來書寫紀念性文獻(墓裏和神廟裏)。在中埃及語階段，王室學校將單詞的拚寫標準化，這意味著象形文字符號的數量減少到750個左右。直到托勒密和羅馬時期，聖書體依然被用於書寫紀念性文獻和宗教文獻，在那時，有超過7000個獨立符號被使用。從語法角度來說，古埃及語和中埃及語都傾向於使用“動詞—主語—賓語”的語序，這被稱為“綜合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有關時態和語態的所有信息都體現在動詞的書寫形式中，有關主語和賓語的所有信息則附在後麵。

新埃及語的書寫係統、語法和詞匯都與中埃及語有很大不同。動詞形式的書寫更為迂回。也就是說，由小品詞或短語引導的主語也可能體現時態和語態。動詞則位於第二位。因此，這種“分析模式”將語序轉變成了“主語—動詞—賓語”。

對埃及學家來說，新埃及語有一個優點：在中埃及語中，任何微妙的時態變化都是通過聲音表現的，書寫中沒有任何痕跡；而在新埃及語中，時態和含義的微妙變化可以通過更換引導成分來實現，動詞留在那裏即可。也就是說，在動詞本身不變的情況下，可以改變句子的含義、時態和語態。因此有了以下形式：

請注意，在以上三種情況中，動詞形式和它在句子中的位置都保持不變，所有的信息都是通過更改第一個成分來表達的。

公元前7世紀，新埃及語本身被一種“新的”文字取代，這種文字被用來書寫成熟的語言形式，這種新的文字係統和成熟的語言形式都被稱作世俗體(Demotic)。世俗體可能是在當時的埃及首都塞易斯(Sa?s)創造出來的，但更有可能的是，孟斐斯和塞易斯的書吏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發明了這種新的文字，從而使埃及在努比亞國王入侵和統治之後回到穩定的狀態。

和之前的任何書寫形式相比，世俗體看起來更不像聖書體，盡管它從聖書體中提取了一些形式，但它非常像草書，而且隻從右向左書寫。世俗體體現了新埃及語語法結構的持續發展，埃及人所稱的“不規則僧侶體”可能是連接新埃及語與世俗體的紐帶。在書寫中，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動詞和名詞各自有專門的限定詞；當書寫名詞的複數形式時會使用一個複數標記，這樣字母會顯得更有條理。世俗體被用來書寫所有類型的文獻，包括傳說、祈禱文、信件、婚姻契約、購買清單、神諭等。這些都是展現古代生活的豐富材料。

世俗體以難學著稱，全世界隻有極少數人可以閱讀並翻譯現存的世俗體文獻。有些世俗體文獻被費力地刻在神廟、墓碑和官方教令中。作為日常使用的語言，埃及的每一個市集、每一個街角和每一個家庭中都會聽到它。對這一時期的大多數埃及人來說，聖書體離他們的日常生活非常遙遠。托勒密時期，在記錄神廟捐贈的官方教令中，比如羅塞塔石碑或卡諾普斯教令(Canopus Decree)，同一個文本會用三種語言書寫：希臘語(受眾是當時的行政管理者)、聖書體(受眾是神)和世俗體(受眾是其他人)。這些語言反映了當時埃及社會的分層和溝通方式的分界。世俗體本身也可以按照年代劃分：早期(塞易斯和波斯時期)、托勒密時期和羅馬時期。最晚的可確定年代的文獻在菲萊神廟中，約寫於公元450年。從詞匯、句法(不同地區有差異)和筆法(各個書吏有所不同)中可以看出世俗體各階段的差異。

埃及語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公元2世紀。當時埃及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而羅馬帝國正在基督教化。科普特語被用於將基督教信息傳播給埃及人，它還被用於將基督教著作(主要是《新約》和基督生平)翻譯成埃及人所使用的語言。然而，古科普特語的發明似乎主要是為了書寫魔法文獻，魔法文獻中每一個單詞的確切發音都很重要。古科普特語的最終形式實際上是世俗體，但它使用了另一種符號係統。換言之，埃及人首次使用了字母文字。從公元2世紀開始，希臘語字母被用來書寫埃及語，但因為埃及語中的一些音並沒有在希臘語中出現，所以書吏要從世俗體中借用一些符號，並將它們與希臘字母一起使用。

由此產生的文字，即基督教時代埃及的文字與文化，被稱為“科普特”。埃及基督教徒或科普特人是現代伊斯蘭埃及最偉大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少數派之一。理論上講，科普特語仍然在使用，或者至少在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教堂的禮拜儀式上會使用。作為口頭語言，它消失於16世紀。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他們不僅帶來了伊斯蘭教，也帶來了阿拉伯語。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和科普特語。科普特語在研究古老的埃及語方麵很有價值，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埃及語中的一些句法和詞匯，但最重要的是，它最接近埃及語的發音，還保留了一些單詞和語言的韻律。

對應：

很多單詞(通常有基督教的含義)是直接從希臘語中借來的。科普特語保留了在不同地區使用的好幾種埃及語方言，情況因此變得有些複雜。我們應認識到，這可能反映了古埃及的情況，即每一個地區有自己的發音方式，也可能有不同的語法習慣。科普特語是沙希地(Sahidic，上埃及)、波海利(Bohairic，下埃及)、法尤姆(Fayumic，法尤姆地區)和阿赫米(Akhmimic，上埃及的一個地區)的方言，可能還有更多的地區也使用科普特語。如果說很難從現存的埃及語文獻中辨別出各地方言，那麽這也可能說明，這種刻板的語言背後的合理性之一在於提供一種全國各地(尤其是行政機構)都能看懂的重要語言；與此同時，人們也使用各自版本的埃及語。

語法

就像所有語言一樣，埃及語中也有一套關於如何建構句子的完整語法。它包括名詞(表名稱)、形容詞(描述性的單詞，特性描述)、副詞(提供動作的附加信息)和動詞(表動作)。動詞有時態(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事件)、體(動作的種類，完成了的或重複的)、語氣(事實的陳述、虛擬的或想要去做的事)、語態(主語發出的主動的動作、被施加在主語身上的被動的動作)。中埃及語的語序和西方語言不同：動詞通常位於句首，“goes out the man from his house”；形容詞位於它所描述的單詞之後，“He is a scribe, excellent, attentive”；句子由語法結構中的概念模塊組成：“*sun with moon* in sky”包含了三個基礎的想法：(i)“太陽和月亮”。(ii)它們在做什麽？“在……中”。(iii)在哪裏？“天空”。整個句子可以被理解為“the sun and the moon are in the sky”(太陽和月亮在空中)。直到新埃及語的階段，埃及語中才出現了“the”或“a”這樣的單詞(定冠詞和不定冠詞)，在很多句子中甚至沒有“is”和“are”。埃及人似乎會使用一些標記，比如特殊的單詞(小品詞)或結構(語序)，這些標記就像上麵使用的星號一樣，可以表示某些想法何時起作用或者突出句子含義的差異，這是英語和埃及語之間的一個主要的概念差異。

語言中的其他領域(比如“強調”)在埃及語中似乎很重要，這在英語中有其他的表達方式。例如，“he goes to his house”這句話很自然地對主語“he”有某種程度的強調，因為“he”位於句首。在埃及語中，正常的語序是動詞位於句首，因此，為了強調動詞之外的部分，就要使用各種策略和語法形式。根據動作或故事中最重要的方麵，我們有以下不同說法：

“HE goes to his house. ”

“GOES he to his house. ”

“TO HIS HOUSE goes he. ”

這似乎隻是一個小問題，但某些埃及語文本(比如讚美詩、祈禱文和文學)有著複雜的象征含義和意識形態，每一個微妙的差別都很重要，語法、強調或時態的各種細微變化對我們的理解而言都至關重要。學習埃及語的學生應該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語言的觀念、它如何使用、它如何發音都與歐洲的口語和書麵語有所不同。學習埃及語其實是學習另一種思考方式、另一種表達方式和另一種不同背景的文化。與其說這是一個艱巨的過程，不如說它使學習埃及語的挑戰變得更加令人興奮，它還使我們對過去的思想、觀念、過程和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處理一句埃及語的過程如下：

(i)解釋該短語的書寫方向：從左向右，第一個符號的意思是“國王”，它作為尊稱被前置，因為在這些符號中它被認為是最重要的。

(iii)解釋該短語是如何構建的(語法和句法)：一個關係從句。

(iv)翻譯：“國王所給的禮物”。

(v)理解該短語：它是埃及墓葬建築中最常見的表達之一；它指的是國王允許墓主人或死者所能擁有的好處和禮物。

(vi)根據整個句子的上下文理解該短語：接下來是墓地眾神的名單，他們也會給死者禮物；然後是禮物清單，通常是“一千塊麵包、啤酒、牛、家禽、布、油膏、雪花石膏以及所有美好和純淨的東西”。

模仿者

其他古代文化也曾模仿過埃及的象形文字，尤其是麥羅埃王國，它的同名都城麥羅埃位於埃及南部的古代努比亞王國(現代蘇丹)。麥羅埃的國王可能是第二十五王朝納帕塔(Napatan)國王的後裔，納帕塔的國王曾經統治過埃及，他們視自己為埃及王權的守護者和埃及眾神的保護者，他們在博爾戈爾山(Gebel Barkal)修建了獻給阿蒙神的壯觀的神廟。麥羅埃的國王們以一種更為潦草的類似僧侶體的圖畫文字書寫他們的語言。他們似乎從埃及人那裏受到了文字觀念的啟發，但是，他們書寫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其根源可能是古老的努比亞語或者是曾在東非使用的一種古老的非洲語言。麥羅埃象形文字的“字母表”由24個字母組成，盡管文本是從右向左閱讀的，但動物和人的符號麵朝另一個方向。

圖3　麥羅埃的象形文字。刻在一個供奉桌上的銘文，現藏於柏林博物館，但最初發現於麥羅埃的金字塔中。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24個符號中的18個

圖4　麥羅埃的草體字母。出土於阿瑪爾納的一塊石碑，現藏於喀土穆博物館。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24個符號中的20個

很少有符號與埃及象形文字有相同的外觀，也沒有符號與其有相同的讀音。除此之外，麥羅埃人使用標點符號，即單詞之間的一種冒號，因為麥羅埃語中沒有限定符號。文本通常是從右向左閱讀的，草體形式很容易辨認，因為這些符號看起來像是一排排的數字2、4和3，其中一些符號的尾部很長。盡管知道了字母表的基本讀音，但麥羅埃語仍然沒有被完全解讀出來。我們可以理解一些墓葬文獻的基本含義，但篇幅較長的曆史記錄的詳細含義仍不清楚。在學者們的不懈努力下，可能會有類似近期解讀瑪雅語那樣的突破。我們需要的是某種雙語文本，或許是麥羅埃語和世俗體，或許是麥羅埃語和希臘語，這樣就可以比較並理解兩個相同的文本。最後一個可能有雙語文本的幸存遺址是卡斯爾·伊布裏姆(Qasr Ibrim)的聖山，在那裏人們已經發現了無數用尼羅河河穀已知的各種語言書寫的文獻。但是，難找的雙語文本仍未出現，納賽爾湖上漲的水位已經滲入了那裏的地層，這可能會破壞許多遺留下來的有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