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埃及文字的起源

相關背景

古埃及文明大約存在於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0年。尼羅河從非洲東北角的第一瀑布向北流，由此形成的河穀和三角洲地區就是古埃及的地域範圍。古埃及的西部、東部和南部是沙漠，北部和更東部是海洋，可以說尼羅河劃定了古埃及的界限。古埃及的各種資源非常豐富，有大量的魚、鳥、野生動物、馴養家畜，以及沙漠采石場中的各種石材與金屬，尤其是東部荒漠中的黃金。最重要的是，每年尼羅河的泛濫可以帶來新鮮的淤泥，使農田恢複生機。

古埃及人留存下來的紀念物和藝術品，很多都刻寫著埃及象形文字。他們用這種圖畫文字係統地書寫他們的語言，記錄他們文化的方方麵麵。這些文字的信息告訴我們埃及人如何治理其土地和人民，也蘊含了他們的信仰、希望和夢想。盡管我們可以閱讀象形文字，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夠了解關於古埃及的所有知識，一部分是因為這些文字是偶然幸存下來的，因此隻是大量文本中的小部分；一部分是因為古埃及人隻用文字記載他們認為重要的內容。這意味著我們要以非常謹慎的方法去解釋和嚐試理解文字的內容，因為這些資料留存下來的偶然性及其創作目的，決定了它們是有所偏頗的。然而，文字確實是我們了解古埃及人思想的切入點。

語言學家將古埃及語列為亞非語言的一種。也就是說，它與諸如柏柏爾語(Berber)和庫希特語(Cushitic)的北非語言以及諸如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的亞洲(或閃族)語言有關。現在埃及人講的是埃及阿拉伯語，而不是古埃及語，古埃及語現在已經是一種“死”語言了。這種古老的文字是北非和近東地區語言以特定語法係統結合而成的混合體。

早期岩畫

最早生活在尼羅河河穀的人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他們帶來了不同的語言和詞匯。其中一處是與埃及西部接壤的撒哈拉沙漠邊緣類似大草原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生活於此的人們是狩獵采集者和牧人，他們靠采集食物和放牧維持生計。他們要記住良好的放牧區、水坑和穿越荒原邊緣的路線。這樣的記憶會通過口頭傳遞，也可能通過圖畫傳遞。

這些早期狩獵者留下來的岩畫被發現於西部沙漠的吉爾夫·凱比爾(Gilf Kebir)、烏韋納特(Uweinat)和哈加綠洲(Kharga Oasis)附近的地區。[1]這些岩畫可能是這個地區圖像文字(pictorial writing)的開端——也就是說，是手持某種工具，畫出一個符號來表達思想或觀念的交流手段。眾所周知，盡管很難確定岩畫的年代，但其中一些被發現於新石器時代定居點的鄰近地區，並與該地區人們的生活方式有關。它們也顯示了將觀念形象化的開始，以及按照某種方法把共有的溝通方式固定下來的需求。這兩種達成溝通和圖像可視化(visualizing images)的方式是理解埃及象形文字書寫的兩個核心概念。

最早的岩畫描繪的是對創作者來說最重要的事物。它們展現了有著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烏韋納特，牧牛人畫的主要是牛，畫麵上還展現了自己躍過牛群及用曲棍放牧的場景。他們也用弓箭獵殺鴕鳥。哈加綠洲地區的岩畫，表現的是戴著頭飾的獵人在捕獵羚羊、長頸鹿和野牛。東部多山地區的人們獵捕的是犀牛、大象和鴕鳥。這些圖像要麽是用石鎬在沙漠中露出的岩石上刻出的，要麽是用紅色或黃色的赭石、黑炭或者石膏繪製上去的。因為太過幹旱，這些地區現在已經沒有動物了，但顯然在大約公元前5000年末的時候，它們對狩獵者來說很重要。[2]狩獵者有可能在捕獵前就畫出圖像，作為希望捕捉到獵物的願望；也可能在捕獵後畫出圖像，作為他們捕獵成果的記錄。一些場景可能有相關的口頭故事，當狩獵者向自己的夥伴炫耀成果時，這些岩畫可以作為證明。在這些情況下，岩畫是凝固了的動作的卡通形象，但它們也體現了圖畫、文字和聲音之間的認知聯係。

顯然，當時的人們畫的是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但是他們也有可能在其他載體上書寫，比如獸皮、貝殼、樹葉或樹皮，甚至是他們自己的身體，隻不過那些文字沒有被保存下來而已。他們可以用印花圖案、文身或者重要事物的圖畫遮蓋住自己的身體，比如他們希望能在第二天抓住的鴕鳥，或是他們希望獲得其力量的公牛。這些圖像和圖畫可以使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發揮作用，這是古埃及書寫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

船、景觀和人

隨著氣候的變化，草原地區變得幹旱，洶湧奔騰的尼羅河也平靜了下來，人們得以進入尼羅河河穀和三角洲地區，他們以捕捉魚和水鳥為生，在泛濫平原的泥濘田地裏耕種。岩畫中的船可能是在表現草原地區的狩獵者與尼羅河河穀和沼澤地居民之間的首次接觸。在埃及東部沙漠被稱為“幹河道”(wadis)的古老水道中，也有許多岩畫，其中最早的那些岩畫也是關於船民的。

圖1　岩畫，表現動物以及載有神祇或英雄的船。位於東部沙漠，瓦迪·阿布·瓦西爾(Wadi Abu Wasil)26號遺址

這些船的形狀各式各樣——有些船是平底，龍骨呈直角，而有些船是圓底。船上通常載有人和槳手，有時候船上也有旗子和動物，它們可能與尼羅河河穀的早期神靈或酋長有關。埃及最早的前王朝文化，尤其是上埃及的涅伽達二期文化(Naqada II，約公元前3500—公元前3300年)墓中也發現了繪有船和沙漠景觀的陶器。毫無疑問，在尼羅河河穀中，船是重要的運輸工具，它可能對戰爭、貿易和早期酋長的地位也很重要(就像在我們的文化中豪華轎車或遊艇代表了百萬富翁的地位一樣)，這可能是船在岩畫中地位非常突出的原因。每年的特定季節，降雨過後的河道會長滿青草，人們可能在這個時候派遣遠征隊去收集半寶石、硬石或植物，也會捕獵或是放牧。以船為主題的岩畫既可以使河穀地區的人想起他們的家，也可以標記被派遣的各個遠征隊的級別。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它們可能表現的是被派往紅海並前往更遠地區的遠征隊。這些船甚至意味著尼羅河河穀的人與埃及之外的沿河商人有實際接觸，尤其是那些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商人。岩畫和陶器上某些船的圖像可能與神話故事有關，這些故事中的英雄有的是冒險家，有的來自埃及之外的地方。這一時期，這個地區的人們已經可以講述以下故事：英雄在海上遇見乘坐圓底船的人、英雄到達一個神秘的小島、英雄找到了傳說中沙漠裏的黑色石頭，或是英雄史詩般的旅程——穿越沙漠後又回到了他深愛的河穀。[3]這些關於船的岩畫可能都圍繞一個故事，也可能講述了一千個不同的故事。我們不可能知道真相，因為口述的傳統已經斷了，但還是有一些信息傳遞出來了，最好的例子是位於尼肯[Nekhen，即赫拉康波裏斯(Hierakonpolis)]的100號墓(Tomb 100)。

100號墓是尼肯首領的墓，尼肯是埃及的早期王國之一。這個墓有很多用泥磚建成的小房間，部分已經沉入了沙漠表層。當它在1896年被發現時，裏麵已經被洗劫一空，但牆上的壁畫(雖然有損毀)描述了一個非凡的故事。壁畫表現的是各種各樣的船，上麵有跳舞的女性、沙漠景觀、動物、狩獵者、俘獲並殺害囚犯以及馴服野生動物的英雄。據其藝術風格和考古材料判斷，這個墓屬於涅伽達二c時期(Naqada II c period，大約是公元前3300年)。這些場景似乎是埃及前王朝以來各種視覺藝術的巔峰。這個墓是尼肯人最重要的神話寶庫嗎？還是說它展現的是此人的一生，那些跟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時刻——第一次狩獵、宗教儀式以及他的死亡？它可能是敘事或者宣傳，也可能是虛構或者理想化的自傳。[4]

阿拜多斯貴族墓中的文字

此後不久，在阿拜多斯[位於提斯(This)的另一個早期王國的墓]，當地統治者也被葬於精致的陵墓中，墓中有一個個單獨隔間，用於放置統治者的屍體及其隨葬品。約公元前3200年葬於U-j墓的墓主非常富有，他的隨葬品包括來自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的用於存放樹脂或葡萄酒的罐子、一個黑曜石製成的盤子、一根象牙權杖，還有許多物品隻有標簽留存下來。在他的隨葬品中，人們發現了大約190個木製或象牙製的矩形小標簽，上麵雕刻的圖像文字表達了各種信息。最簡單的是數字：一條豎線代表一個物品，兩條豎線代表兩個物品，“十”用倒轉的馬蹄形表示，“百”用旋渦表示。每個標簽的拐角處都有一個孔，這樣它就可以綁在它所標誌的物品上——比如說，可能是一個裝有三(段布)、兩(塊節日麵包)的盒子或包。這些數字符號是埃及最早的可識別的文字，這是一種特別設計的象征體係，其內涵是指定的，無法靠推斷獲知。例如單條豎線的意思是清楚的(可以猜出)，但旋渦這個符號，隻有書寫者和閱讀者才知道它是數字“百”的意思。第二組標簽上是一係列以奇特方式組合在一起的符號。學者們認為它們代表來自不同地方的物品：一個像大象的神龕和一頭大象組合在一起，可能代表尼肯或阿斯旺；豺狼可能象征了中埃及的豺狼之地；弓箭手可能代表了東部沙漠中的弓箭手部落，他們可能把弓或箭作為貢品獻給這位強大的阿拜多斯統治者。還有表示地名的文字，比如布托(Buto)以及地點已經無法確認的“戰士之城”(Fighter-City)和“船之城”(Ship-City)。最複雜的標簽可能表現的是管理活動，例如打鳥、捕魚和織布，這些活動直接由王室和後宮掌控。已經被釋讀出來的符號約有50個，其中既有表音符號(phonograms)，也有表意符號(ideograms)，這表明當時的文字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體係。[5]

前王朝的墓裏通常有陶器，這可能不是因為陶器本身的價值，而是因為陶器所盛放的物品——食用油、軟膏、藥膏、香水、啤酒、葡萄酒、樹脂、穀物、肉、醃菜、果脯或肉幹。陶器和石器是那個時候的塑料盒和塑料袋。這些容器上通常刻有或用墨水繪有符號，比如一個圈、一雙手臂，或是一個十字形記號，在這些情況下，符號本身並非代表容器裏的東西(毫無疑問，用來代表容器內物品的是標簽，因為陶罐內會存儲很多不同的東西)。這些符號代表的似乎是陶罐及罐中物品的所有權，因為，當埃及在大約公元前3100年的早王朝時期完成統一時，我們發現這些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帶有早期國王的名字。王名被寫在名為“塞拉赫”(serekh)的矩形盒子裏，塞拉赫的一半是垂直的豎線，另一半是圖像符號，頂端立有一隻鷹。鷹代表了國王，塞拉赫代表了王室居所，裏麵的符號就是用圖畫文字書寫的王名。這些符號中最早被辨認出來的，應該是最重要的，這樣比較合乎邏輯。在此處，王名表明國王對陶罐及罐中物品的所有權。塞拉赫是宮殿建築群(其圍牆帶有凹凸的裝飾)的程式化表現，這也是最早的王名標誌，既保護著王名，也象征著王宮的管理機構。

紀念與記賬，所有權與炫耀

據目前的情況看，早王朝時期阿拜多斯的墓中出現的文字不多。然而，這可能是一個錯誤的印象。這個墓似乎是國王居所的縮影，存放了他來世所需的所有東西。從食物、衣服、油膏(比如須後水和浴鹽)，到配得上國王的來世的精美進口商品，因此，他的王者地位對眾神來說是顯而易見的。古埃及人認為記錄這些物品的所有權非常重要，因為這樣就不會對所有權產生懷疑。還必須記錄的是物品的數量和產地，這樣生者就知道已經有多少東西被放在墓裏了，這意味著同樣數量的東西已經被從王宮倉房搬到這裏了。這表明墓葬記錄之後會被和王宮倉房記錄進行比較，兩者相符的話就可以計算出從王宮倉房中支出的物品的數量。王宮倉房無疑儲藏著國王所有領地的產品及貿易往來所獲得的商品，各個領地一定也有自己的交稅記錄，外邦也有貢品的賬目，其中包括實際支付的數額及何時將貢品送往王宮。墓葬隻是龐大的國家管理機構的一小部分，文字的使用暗暗透露著在其背後運作的龐大財政管理係統。如果說文字是出於稅收目的而發明的，可能就不那麽富有魅力了，但是，無論是為了國庫還是為了來世而登記物品，都屬於同一過程。

這個墓也是展現以死去國王為中心的膜拜儀式的聚焦點，它不僅是將死去國王轉換到另一個祖先及神所在領域的媒介，也為炫耀其權力和地位提供了一個有限的場所。在這裏，墓葬建築將複活之力傳送給國王的靈魂，用象形文字書寫的王名也確保了他的永存。

約公元前2800年時，丹[Den，或德溫(Dewen)]是埃及最早的偉大國王之一。他統治著以伊奈布-赫節(Ineb-Hedj)——“白牆(孟斐斯)”為首都的統一王國，他在阿拜多斯的墓為當時可能已經有了多少文字材料這個問題提供了最好的說明。

墓的入口處有兩塊巨大的石碑——上麵隻刻有王名的石板。王名寫在矩形的王名框(塞拉赫)裏，象征著荷魯斯的鷹位於其上。裏麵是兩個拚寫了王名的象形文字符號：一隻人手和一個鋸齒狀的水的符號——丹。墓中還有很多刻有銘文的標簽及罐子的封口物，它們記錄了國王的第二個名字：卡塞提(Khasety)或塞姆提(Semty)。一些標簽記錄了國王統治時期的“事件”或“節日”，作為其統治的年度記錄(年鑒)。它們記錄了一個成功國王鮮活的神話。

圖2　阿拜多斯的丹的標簽

通過仔細查看阿拜多斯出土的國王丹的一個標簽，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候的象形文字和圖像的使用發展到了何種程度。這個木製標簽(大英博物館32.650)的尺寸是8厘米×5.4厘米，上麵的文字是從右向左讀的。標簽的右上角是用來係東西的孔，最右邊高高的豎直符號是一棵有凹口的棕櫚樹，意思是“年”，所以讀作“……的一年”。右上方的場景是一個坐在亭子裏的人物形象，亭子坐落在帶階梯的平台上。他戴著白冠，手裏拿著連枷。在他麵前，一個戴著上下埃及雙冠的人拿著連枷和權杖在兩組半圓形界石之間來回奔跑。這個事件是賽德節，國王在位一段時間後，通過在標記好的路線上奔跑來證明自己的健康和活力。

下麵的場景不太清晰，但似乎是一個四周有圍牆的場地，裏麵有幾個象形文字符號，可能是一個城鎮的名稱。左邊的場景，學者們最初的解釋是一個很小的蹲坐女性形象，她麵前的象形文字可能是她的名字。她後麵是一個戴著頭冠、拿著槳和棒的男性形象。他上方的三個象形文字符號分別是帶有人腿的容器、一匹布和一個可能是禿鷲的標誌。在他身後，上麵的兩個符號是國王丹的第二個名字，下麵的符號是某種可移動的神龕。下麵殘損的場景裏有鳥、土地和植物形狀的象形文字符號。左邊的大片空白處寫著丹的名字塞拉赫，塞拉赫左邊是一個頭銜“下埃及之王的掌璽人”(Seal bearer of the king of Lower Egypt)，還有他的名字“赫馬卡”(Hemaka，寫作一根絞繩、一把鐮刀和兩條胳膊)。赫馬卡是國王丹的股肱之臣。左側是另一個有符號的矩形，其中最後一個單詞的意思是“建造”。下麵的單詞意為“國王的居所”。標簽左下方的象形文字可以被識讀出來，它們提及的是“荷魯斯王座”和一個台基。它們進一步說明標簽是用於油罐的，或許是用於記錄油的生產日期和具體產地。或者，該油可能與標簽所描繪的事件有象征性關聯，要麽是塗油禮所用，要麽是供奉所用。該標簽記錄的是“舉辦賽德節的一年，開始了美麗之門的節日”，或許也記錄了和建造國王宮殿相關的事件。從以上的部分解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標簽中的符號提供了很多信息，並可以作為成熟的書寫係統使用。

在丹的墓中總共發現了31個這樣的“年鑒”標簽碎片，它們提到了“在湖上抬神像巡行”或“在布托附近捕獲野牛”之類的事件。很顯然當時有記錄儀式和經濟收益的傳統。丹的墓中還發現了其他有銘刻的物品，包括刻著為國王殉葬的人的名字的石碑、有銘刻的遊戲用品，以及陶罐的封口物。其中一些物品重複了標簽上的“儀式性事件”，比如下埃及的國王用矛刺河馬，當然也記錄了王名。丹的墓中最有趣的私人物品是一個象牙盒子的蓋子，上麵的銘文表明這個盒子曾經裝著丹的王印。[6]

也有跡象表明，在儀式性神廟中，象形文字銘文與係統描述紀念性事件的圖像結合在一起，彰顯著王權。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例子是納爾邁調色板，這顯然是0-1王朝的物品(約公元前3100年)，它由板岩製成，上麵飾有凸浮雕。納爾邁調色板發現於尼肯，它表明納爾邁國王是上下埃及之王，他的名字用鯰魚和鑿子的象形文字符號書寫而成。作為南部埃及王國(大概以尼肯為中心)的國王，納爾邁正準備猛擊敵人的頭部，從敵人的形象來看，他們與埃及人有著文化上的差異。納爾邁調色板並沒有展現敵人的死亡，因為被描繪的那一刻恰好是國王行動的前一秒——國王可以殺了敵人，也可以放過他。作為北部埃及王國——大概以努布特[Nubt，即翁布(Ombos)]為中心——的國王，納爾邁參加了一場勝利大遊行，查看了敵人被斬首的屍體，他身旁有一個為他提涼鞋的男子，還有一個戴著繁重假發、穿著豹皮衣服的人。這個人要麽是大臣，要麽是高級祭司。盡管調色板是用來磨製化妝顏料的，但納爾邁調色板的大小、裝飾以及上麵的象形文字表明，它是為了在遊行中或是在尼肯的荷魯斯神廟的聖殿中展出用的。它紀念納爾邁的功績以及國王對荷魯斯神的奉獻。

材料

到了早王朝時期，書寫原則必然已經牢牢嵌入埃及的王權體係之中，這樣才能對複雜的社會進行統一的行政管理。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書寫及其背後的觀念早已出現，但我們很難追溯其發展的所有階段。彩繪的涅伽達陶器很難算是真正的書寫文本，但如果書寫早期文獻的材料是編織墊、紙草、木板、黏土或泥的話，它們沒能保存下來，因為它們沒有被埋在出土了很多材料的墓葬中。

紙草的發展也是書寫越來越成為重要交流方式的關鍵因素。紙草是由紙莎草植物蘆葦狀的豐富的髓製成的，當這些髓被捶成細條並幹燥後，會形成良好、光滑的書寫表麵。紙草便於攜帶，還可以卷起來或多次使用。我們知道埃及人是編織墊子和籃子的專家，因此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他們就習慣處理各種蘆葦和草。他們很可能在前王朝時期就嚐試製作紙草，並將其用作書寫或者繪畫的載體來傳遞“便攜式”信息。從早期的王室墓葬可以看出，充當書寫材料的有很多種：骨製、象牙製的標簽，陶罐上刻有銘文的木頭，用墨水題詞的陶罐，刻有王名的石碑，繪有圖像的石片(陶片)。還有泥上的印記，它們再次表明國王對各種陶罐及罐內物品的所有權。赫馬卡是第一王朝的官員，在他位於薩卡拉的墓中，人們發現了一卷空白的、從未使用過的紙草。

作為一種能夠輕鬆複製書寫符號的工具，印章印記本身就很重要，因為一枚印章就可以創造大量印記。留存下來的一些早期印章是石製或木製的圓柱體。“圓柱印章”的中心有孔，印章外表刻有凹浮雕(sunk relief)，通常是王名、其他詞或是一個場景。用細繩或木棍穿過中心的孔，圓柱印章就可以在濕黏土或泥上滾動，印章上的紋飾就會清晰地印在泥的表麵。雖然這是早期埃及一種典型的密封陶罐的方法，但圓柱印章可能是美索不達米亞的發明。埃及人使用圓柱印章的事實使學者們產生一種假設，即書寫的觀念，尤其是用圖像書寫(象形文字)，來源於美索不達米亞。

美索不達米亞的影響

美索不達米亞是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地區，主體在現代伊拉克。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以蘇美爾為中心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是一個強大而複雜的社會，其都城是烏爾(Ur)。這個社會有城市和書寫係統，還有一個發達的用來監督稅收和控製剩餘農業資源的行政管理係統。美索不達米亞可能與尼羅河河穀之間存在某種聯係，或許是海路，或許是陸路，這些路線既可以到達北部埃及，也可以通過幹河穀到達上埃及，其中心主要是涅伽達和尼肯，也可能是提斯。美索不達米亞可能需要埃及的原料，比如金子、穀物或石頭，而埃及可能需要美索不達米亞的商品，比如錫和木材。兩個地區之間似乎也有無形的往來與交流，比如技術思想、文化發展和人。在埃及的前王朝時期和早王朝初期，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美索不達米亞的技術和文化特征：泥磚、凹凸裝飾的建築、地下房屋[邁阿迪(Maadi)地區]以及“馴獸”的藝術主題(100號墓)。在所有傳入埃及的觀念中，就有圖畫文字的觀念。在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語是寫在泥板、刻在印章上的圖畫文字(pictorial script)。美索不達米亞人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使用文字，尤其是國家行政管理機構用文字來記錄交易和記賬。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從考古證據中確切了解埃及受外部因素影響的程度，但就算曾經有過接觸，埃及人也發展出了自己的書寫係統，他們使用了自己的方法，並沒有從外界借鑒更多的東西。

隨著埃及考古工作的進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比目前已知時期更早的埃及人使用文字的證據。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早期接觸似乎沒有留下真實的痕跡，最終這兩個文明都獨立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係統。競爭者之間的聯係即使有可能發生，也很難確定；但是，二者有著相似的地理環境和農業技術，因此，它們對國家及其資源的控製有著相同的要求也就不足為奇了。有趣的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圖像形式的文字很早就被舍棄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得多的“楔形文字”，該書寫係統使用的是小的楔形的文字。與此同時，埃及人發展出了雙重書寫形式，他們保留了用於特殊目的的圖像文字。

推動與統治

就丹的墓而言，文字被用來命名、說明身份、記賬以及記錄與國王有關的特殊儀式事件。這些基本記錄發揮著紀念性儀式的作用，對此早王朝的墓和神廟沉積物是我們唯一的考古證據。它們似乎隻適用於上層貴族並記錄他們所關心的事情。我們之所以有這種印象，是因為在河穀和三角洲的定居點，很少有文字被用於王室紀念性儀式。但是，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如此，埃及的主要行政中心會有很多類型的書麵文件，但它們沒能保存下來。實際上，埃及國家的成功建立在管理剩餘農產品的大型組織之上，這些組織可以養活那些為國王從事非農業活動的人，比如工匠、官僚、軍隊、采石遠征隊的成員以及王室成員。

一年的規劃以一次特殊的天文現象為基礎。在洪水開始泛濫的時候，天狼星在消失了70天之後首次出現在埃及。這個巧合標誌著整個管理年份的開始並被全部記錄下來。天狼星升起的時間(埃及的索普代特女神)和尼羅河泛濫的高度都需要認真記錄下來並反複核對。泛濫始於7月中旬，持續覆蓋了尼羅河河穀和三角洲約三個月，之後開始消退。尼羅河泛濫的理想高度在阿斯旺約為20腕尺(10米)，在開羅附近約為12腕尺(6米)，在三角洲地區約為7腕尺(3.5米)。如果水位高出這個數值，聚落和農田可能會遭到破壞；如果水位低於這個數值，土地被淹沒得不足，就沒有足夠的水來維持農業，生產所需糧食和剩餘產品。因此，埃及最南部的阿斯旺是測量水位高度的關鍵地點之一。王室官員一旦知道水位高度，就可以根據以往檔案的記錄計算出這一年應該征收多少稅，以及可以組織哪些活動以滿足國王的榮耀需求。該財政收益被細分為單元，如此一來，在三個月後洪水開始消退的時候，書吏就可以馬上劃定土地的確切麵積，並告知農民其預期收入。根據阿斯旺的第一個水位高度的記錄，國王就得知了他可以負擔得起什麽樣的建築工程、能投入多少工匠和專家以及能進行幾場對外戰爭。當水位過低的時候，國王會知道他要明智地管理自己的資源，也許會縮減建築工程的規模並減少神廟捐贈。

通過詳細記錄和使用檔案，這些都可以實現。任何一個稱職的國王都會投資書吏培養計劃，甚至他本人也會接受相關訓練。因此，測量、記數、核算、征稅是埃及發展出一個明確的文字係統的實際動機。文字發展的意識形態層麵的原因，則是通過記錄這些信息來確立國王在現世、來世以及眾神領域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