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荷馬
奧利弗·塔普林(Oliver Taplin)
導言
早期希臘人眼中的世界被洶湧的淡水河歐申(Ocean[1])所環繞，所有的泉水和溪流都發源於此。他們用歐申來比喻荷馬：所有的詩歌和修辭均源於他，正如他的作品包含了希臘人的整個思想世界(在埃及發現的紙草文獻中，有關這位詩人的內容要比其他所有詩人的總和還多)。亞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是荷馬作品的最偉大的英譯者，他發現了另一種比喻：“我們這位詩人的作品，就像一個豐富多彩的苗圃，裏麵有各種各樣的種子和幼苗。那些追隨他的人隻能從中選擇某種獨特的植物。”和所有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荷馬的作品也是一座無窮無盡的豐饒寶庫，慷慨地與所有來者分享，任君采掘。
在我看來，通過關於荷馬的簡短傳記所提供的模糊線索來尋找“荷馬”沒什麽意義。即便這通常是文學研究的一種好方法，但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相關史料。許多關於他生平的古代記述(“……母親的名字……開俄斯……盲人……死亡等”)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可證明是出自虛構。人們所言的荷馬生平，符合荷馬的身份，但並不真實。現代研究的一些嚴謹結論非常之少，況且不是沒有爭議。時間，約在公元前750—前650年；地點，愛琴海北部沿岸小亞細亞的士麥那(Smyrna)地區，從其他傳統演唱詩歌的遊吟詩人那裏學來詩歌藝術。我們對詩人知之甚少，這與如此偉大的詩歌相比顯得很不協調。與其將“荷馬”視為一個人，不如處理為一種詩歌的曆史語境——但我們還是所獲無幾，我們沒有關於荷馬的聽眾或關於他吟唱環境的可靠的外部證據。我們完全是假設或構建出了一個所謂“荷馬”的外部模式或框架，然後試圖削足適履地將詩歌塞入其中。而這些詩歌本身是我們的可靠證據，它們包含關於“荷馬”的一切有價值的信息。詩人荷馬及其聽眾一定是依循詩歌中的形象被重構出來的。這種從詩歌內部來探索的內證方法，遵循了某些古代學者的箴言：“Homeron ex Homerou saphenizein”——“應該用荷馬的光芒來闡釋荷馬”。[2]
對我們的研究來說，“荷馬”就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它們又是什麽呢？它們是敘述性的詩歌，它們“講述一個故事”。但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不在於故事，而在於其敘述，在於其轉變為文學的方式。我在這裏並不是要概述《伊利亞特》的情節，而是試圖對它的主題形式，對它的敘述背後的基本關注，如生與死、勝利與失敗、榮譽與恥辱、戰爭與和平作某些說明。正是這一切，奠定了《伊利亞特》在歐洲文學史上的基本地位。
我不想去概括其情節的再一個原因是，這兩部史詩都非常長，數百頁長長的詩行，如果用談話的速度來閱讀，至少也需要24小時。每部史詩都分為24卷。這樣分當然方便清晰，然而這些劃分並非詩人所為。(史詩的一卷對應後來的每一個希臘字母，而荷馬不可能知道任何希臘字母，不管是1個還是24個)。這種為了概括的劃分，違背了史詩的自然狀態。然而這種冗長並不是因為它從頭到尾講述了一個漫長多舛的傳奇故事，恰恰相反，兩部史詩都具有高度的選擇性。事實上，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古代其他史詩作家創作的詩歌更短，但用更概括的方式講述了更多的事件。這種方式符合我們在《奧德賽》中看到的遊吟詩人的演唱。更多直接的證據表明，其他早期史詩詩歌為數眾多，盡管這些史詩現在全部散佚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組詩”。“組詩”講述了其他傳奇，例如有關忒拜的故事、特洛伊的故事，從爭執女神的金蘋果到奧德修斯死於他和瑟茜(Circe)的兒子忒勒戈諾斯(Telegonus)之手。我們所知的古代“組詩”清晰地映襯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精神高度，因為這些詩歌正是圍繞它們而構建起來的。
組詩中最著名的一首是《塞普裏亞》(Cypria)。它比其他大部分組詩都要長，但是不及《伊利亞特》或《奧德賽》的一半。因此，我們所擁有的關於其內容的一些零星概述，也便頗有啟迪作用：“珀魯斯(Peleus)曆盡艱苦才降服忒提斯(Thetis)……帕裏斯(Paris)在伊達山(Mount Ida)的裁決……帕裏斯出訪斯巴達……與海倫私奔……洗劫西頓(Sidon)……其間卡斯托爾(Castor)和波呂克斯(Pollux)……接下來是墨涅拉奧斯(Menelaus)征詢涅斯托爾(Nestor)……召集遠征……奧德修斯裝瘋……在奧利斯(Aulis)……阿喀琉斯在斯庫洛斯島(Scyros)……特勒弗斯(Telephus)在阿爾哥斯(Argos)……回顧奧利斯，伊菲格尼亞(Iphigenia)的犧牲……菲羅克忒忒斯(Philoctetes)……普洛特西勞斯(Protesilaus)……”像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
這種浮光掠影式的傳奇與《伊利亞特》《奧德賽》的對比，正是亞裏士多德所研究的某些主題，他的研究極具啟發意義：
(史詩應該)著意於一個完整劃一，有起始、中段和結尾的行為。這樣，它就能像一個完整的動物個體一樣，給人一種應該由它引發的快感。史詩不應該像曆史那樣編排事件。曆史必須記載的不是一個行動，而是發生在某一時期內的、涉及一個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盡管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之間隻有偶然的關聯。……然而，絕大多數詩人卻是用這種方法創作史詩的。因此，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和其他詩人相比，荷馬真可謂出類拔萃。盡管戰爭本身有始有終，他卻沒有試圖描述戰爭的全過程。不然的話，情節就會顯得太長，使人不易一覽全貌；倘若控製長度，繁蕪的事件又會使作品顯得過於複雜。事實上，他隻取了戰爭的一部分，而把其他許多內容用作穿插，比如用“艦船列表”和其他穿插豐富了作品的內容。其他詩人或寫一個人，或寫一個時期，或描寫一個由許多部分組成的行動——如《塞普裏亞》和《小伊利亞特》(Little Iliad)的作者所做的那樣。所以，《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各提供一出、至多兩出悲劇的題材；相比之下，《塞普裏亞》為許多悲劇提供了題材，而取材於《小伊利亞特》的悲劇多達八出以上……
[《詩學》， 1459， M. E. 胡貝特(Hubbard)英譯]
《伊利亞特》
亞裏士多德的探究，促使我從其成書時間和地點的角度去思考《伊利亞特》。我並不是要在這方麵做出什麽宏偉的建構，而是通過這種方式來探討《伊利亞特》的某種主題模式，以及它的潛在的敘事模式。我試圖就以下問題給出某些意見，即：這部史詩是如何具備了強烈的藝術效果與一致性。無論這種敘述表麵的問題是什麽，它們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
《伊利亞特》隻選取了整個事件中的一些天，且不是最重要的時間(最重要的時間應當是阿凱亞人抵達特洛伊之時，或者是木馬計和特洛伊的淪陷)，但卻幾乎是特洛伊人在十年中唯一打了敗仗的一段時間。史詩內容到底涵蓋多長時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有21天在故事的起始部分，有另外21天在結尾部分，這就把故事的核心部分與向著兩頭延伸的其他年月區分開來。這一頭一尾之間的時間非常短暫，事實上從第2卷到第23卷的所有內容幾乎都發生在四天兩夜當中。於是，在如此精打細算的時間計劃中，就有了一個緊湊的劇情安排。
舉例來說，最集中的一天，其拂曉在第11卷的開篇，日落則在第18卷的第239-240行(準確地說幾乎占了整部《伊利亞特》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前一夜的緊張等待則占了第8卷的後半部分和整個第9卷。這是屬於赫克托爾(Hector)的一天。盡管遭到挫折，他還是攻打了防護壕與圍牆，打到了船邊，殺死了帕特洛克羅斯(Patroclus)並剝去他的盔甲。宙斯明確地讓他知道：“我就給赫克托爾以力量去廝殺，直殺到那些精心製造的船隻旁邊，殺到太陽西沉，神聖的夜幕降臨(第192—194行和第207-209行)[3]。”當赫克托爾拒絕占卜者波呂達馬斯(Polydamas)的警告並要求放火燒船時，他搬出這個理由：“宙斯把補償一切的時刻賜給了我們(15. 719)[4]。”宙斯自己在垂憐阿喀琉斯不朽的戰馬之時，再一次重複了這些話語，他要讓赫克托爾盡情殺戮，“直到太陽下山，神聖的黑暗降臨”(17. 453—5)。在第18卷中，當太陽最終下山的時候，我們頭腦中無疑會顯現出這一場景。之後，波呂達馬斯立即建議特洛伊人撤回城內。正是有這種對時間表的精確控製，赫克托爾的欺騙性回答才有意義：
現在，智慧的克羅諾斯之子讓我在船邊
獲得榮譽，把阿凱亞人趕向大海，
愚蠢的人啊，不要給人們出這種主意。(18. 293—5)
“現在”是不對的，屬於赫克托爾的一天已經過去，接下來的一天是他的最後一天。
這些情節被如此緊湊地安排在一些天裏的同時，《伊利亞特》讓讀者感到了時間剛過去又會馬上來臨的壓力。第1卷中諸多凡人與奧林匹斯天神的爭吵不休，第4卷中第一次大場麵的戰鬥，都是為了讓我們了解一些在前9年發生的事件。阿伽門農自己也承認：
大神宙斯的九個年頭已經過去了，
我們的船隻的龍骨已腐朽，纜索已鬆弛，
我們的妻子和兒女坐在廳堂裏等我們，
我們到這裏來做的事情卻沒有完成。(2. 134—8)
挫敗是嚴重的，奧德修斯不得不提請希臘人注意卡爾卡斯(Chalcas)對奧利斯的征兆的解釋，那就是特洛伊隻能在第十年才能攻克(2. 299ff.)。然後我們看到了阿凱亞人整裝待發，希臘人和特洛伊人軍隊的組成名單，以及兩支軍隊的推進。在第3卷中，我們看到了特洛伊的海倫在城牆上觀望並進一步介紹希臘人的將領、談判的努力、帕裏斯(Paris)與墨涅拉奧斯(Menelaus)的單挑，和對帕裏斯和海倫注定會有毀滅性結果的結合之重述；第4卷，潘達羅斯(Pandarus)的背叛引發特洛伊戰事再起；最後是戰鬥。前麵的戰爭就這樣在我們眼前疾馳而過。
之後的內容幾乎全部與兩件毀滅性的重大事件有關：阿喀琉斯之死與特洛伊的陷落。盡管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史詩結束以後幾個月，但是對史詩所涉及的事情都有不可避免的影響。帕特洛克羅斯陣亡意味著阿喀琉斯重返戰鬥，也暗喻阿喀琉斯自己的死亡和赫克托爾的死亡，以及特洛伊的陷落。這使得我們可以預計和正視這些將來的事件，從而想象他們是《伊利亞特》的一部分。在許多先前的事件中，其中兩個最為顯見的事件與赫克托爾的死亡密切相關。他在最後時刻以自己的厄運威脅、警告阿喀琉斯，但是阿喀琉斯已經知道了並這樣回答他說：“你就死吧，我的死亡我會接受，無論宙斯和眾神何時讓它實現。”(22. 365—6)赫克托爾的屍體在塵土中被拖曳之時，整個特洛伊都陷入了悲傷。“此番呼號，此番悲烈，似乎高聳的特洛伊城已全部葬身燒騰的火海，從樓頂到牆垣的根沿。”(22. 410—411)
史詩以普裏阿摩斯和阿喀琉斯的會見以及赫克托爾的葬禮結尾，但是“第十二天，如有必要，我們就打仗”(24. 667)。史詩以另一個去贖回自己女兒的老人對希臘營地的造訪開始，我們因而很容易聯想到克律塞斯(Chryses)這個人物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呼應普裏阿摩斯。從特洛伊傳奇大戲來看，這二者出現的時間差絕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象征了從帕裏斯的肇事到特洛伊陷落的整個戰爭。
史詩在地點方麵的選取也頗為精巧。事實上，幾乎整個《伊利亞特》的內容都被置於四個地勢及其重要意義各不相同的地方：特洛伊城、希臘營地、二者之間的平原和奧林匹斯山。特洛伊城被堅固的城牆和大門環繞。城裏有寬闊的街道和用巨木大石建造的房屋，其中最耀眼的就是普裏阿摩斯的宏偉宮殿。這些房屋裏滿是精致的家具、服飾和財寶，更重要的是裏麵是特洛伊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毫無疑問，我們最關注的第一個特洛伊家庭當然是沒有子女的海倫與帕裏斯，但是當赫克托爾在第6卷中回到特洛伊時：
所有特洛伊人的妻子和女兒跑到他身邊，問起她們的兒子、兄弟、親戚和丈夫……(283ff.[5])
在阿凱亞人到來之前的和平時期，特洛伊曾是一座繁華的城市，具有文明社會的各種特征。特洛伊的標誌性特征(“有寬闊的街道”“牧馬的”等)幾乎是在不斷無聲地提醒著圍城所帶來的窘境。
由於特洛伊城盡是精美的石雕建築，因而易受攻擊且可以被火攻。阿凱亞人的營地就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的營地由木質戰船和掩體構成。至此時為止，希臘人感覺非常安全，以致他們甚至沒有營造防禦工事。第7卷第436行及以次描寫了他們在一天內建了一道圍牆，挖了一道壕溝。在第11—15卷中，這裏成了戰場並被攻破。與特洛伊不一樣，這些臨時營地沒有曆史，過去隻是海灘，因此這些營地將很快消失(7.446ff；12.1 ff.)。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掩體會越來越牢固。荷馬心中似乎有一張沿海灘分布的不同營地的清晰“地圖”，阿喀琉斯的營地在這一頭，埃阿斯(Ajax)[6]的在另一頭。營地裏擁有從鄰近城市搶來的財富和婦女，但卻不是阿凱亞人的家。希臘人將自己的妻子、兒女以及父母都留在了家園。整個《伊利亞特》充滿了“戰船”這樣的詞匯，這些詞下意識地提醒希臘人，他們處在遠離家鄉的背景下，既無家庭也無城邦。
交戰雙方在過去和將來都有與時間和地點相關的轉折點。對特洛伊人來說，至關重要的一天就是戰船到達海灘的那天，在將來則可能是他們離去的那天或者城邦被焚毀的那天。對希臘人來說，過去最為關鍵的事件是每個人離開家庭的那天——這些場景甚至常常被提及，在將來則是陣亡的那天或者回到父母妻兒身邊的那天。這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荷馬在第1卷(430-480)中為何要對去克律塞城(Chryse)的愉快旅程設置那麽多障礙：這有助於為仍在特洛伊的雙方建立時間和地點的框架。
交戰雙方之間的平原，在地形和人員聯係方麵發揮的作用反而不大，因為這場戰爭在多數情況下發生在一個無人地帶——或者早晨被軍隊所占，晚上又再次變得空無一人。第8卷中，特洛伊人在勝利後曾想在平原上安營紮寨，這是9年來的第一次。在第18卷中的次日夜裏(第18卷所述)則是第二次在那裏紮營，也是最後一次。和平時期的這個平原，也許就像特洛伊的傳統說法那樣；是深耕與放牧的好地方；但是在《伊利亞特》中，這片土地卻是荒蕪甚至貧瘠之所，不過是戰士們贏得榮譽或舍身戰死的地方。
在整個《伊利亞特》中，眾神到處旅行，但他們大部分時候總是聚集在奧林匹斯山上。在這裏，每一位神靈都有一座由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建造的宮殿，盡管他們經常在宙斯的宏偉宮殿中歡宴或交談。這是一個觥籌交錯、光彩壯麗的不朽世界。眾神紛紛介入特洛伊戰爭，絲毫不知人間疾苦；但下界的境況與他們生活的反差卻極其強烈。對於眾神而言，沒有什麽至關重要的過去或將來，所以他們的生命因不朽而平淡無奇。
荷馬的作品是博大精深的，許多方麵我隻能掛一漏萬。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可能要數《伊利亞特》塑造的那些豐滿而生動的人物形象。不算那些次要的形象，大約有24位個性十足的主要人物。我隻選取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阿喀琉斯與赫克托爾。如果隻是說阿喀琉斯是位英雄(就像我們在早期冠名為《特洛伊之歌》的史詩《伊利亞特》中所看到的那樣)，那就太過簡單了。阿喀琉斯占據了第一行的後半部分，赫克托爾則占據了最後一行的相同位置；二者之間的平衡與對應，恰好啟示性地與前麵已經說到的主題聯係起來。
阿喀琉斯是一個少小離家的冒險者，為了贏得戰利品和榮譽而外出。與他聯係最密切的(除了他的父母)就是為他照看戰馬的夥伴帕特洛克羅斯。阿喀琉斯與他擄來的婦女一起睡覺，盡管史詩暗示，如果他回到家鄉，會與布裏塞伊斯(Briseis)結婚，但這仍然是一個尖刻的諷刺。阿喀琉斯的忠誠和責任隻對友誼和他選擇維持的關係以及他自己有效。
另一麵的赫克托爾，是普裏阿摩斯最傑出的兒子——“他是我的兒子，城市和人民的保衛者”(24. 499)。他在父母、兄弟和整個家庭的麵前戰鬥。他的人民都依賴著他，若他戰敗，他們就全完了。就像第6卷(440ff.)和第22卷(99ff.)中他解釋的那樣，由於對他們的這種責任感，使他在戰鬥中一馬當先，並最終導致了他的死亡：
現在我因自己頑拗折損了軍隊，
愧對特洛伊男子和特洛伊婦女……(22. 104—5)
與他關係最密切的不是任何男子，而是他的妻子安德洛馬赫(Andromache，她甚至為他照看戰馬——參見8. 185—90)。他們的見麵發生在第6卷，這也是最重要的時刻之一，同樣也是為他們的離別而做的鋪墊，因為他們在史詩中沒有再相遇過。他們的小兒子是他們之間的紐帶，也是他將來的希望。因此，他也成為“英雄困境”的縮影。赫克托爾為自己祈禱：
宙斯啊，眾神啊，讓我的孩子和我一樣
在全體特洛伊人中聲名顯赫，
孔武有力，成為特洛伊的強大君主，
……願他殺死敵人，
帶回血淋淋的戰利品，討母親心裏歡欣。(6. 476—81)
獲得英雄般榮耀的激勵，最終要了赫克托爾和他兒子的命。因為英雄的榮耀既需要勝利者，也需要失敗者。《伊利亞特》從來不回避這一點，不管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史詩臨近尾聲時，赫拉比較了這兩個男子：
赫克托爾是凡人，吃婦女的奶長大，
阿喀琉斯卻是女神的孩子
……天神們，你們都參加過婚禮。(24. 55ff)
赫克托爾是偉男子；而阿喀琉斯隻是和其他男人一樣的凡人，但是他有途徑更接近神靈。他有神靈賦予他的財富——他的長矛、他的戰馬、第18卷中赫淮斯托斯為他製造的大盾和盔甲。他的母親忒提斯(Thetis)聯係著兩個世界，能夠告訴他其他凡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給予他特別的幫助。就像第1卷中所展現的那樣，她甚至能夠幫助他獲得宙斯的特別寵愛。即便如此，阿喀琉斯仍然隻是個凡人，他不可能看清所有這些事情。當他看清的時候，為時已晚：
母親啊，奧林匹斯神實現了我的請求，
但我又怎能滿足，我最親愛的同伴被殺死。(18. 78ff)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忒提斯能夠確定告訴阿喀琉斯的，而其他凡人絕不能知曉。那就是，他可以選擇長生或者早亡，也就是在低微的平淡和永恒的榮耀之間作出選擇(9. 410—16)。
因此，當阿喀琉斯毫不猶豫地選擇“那麽，讓我趕快死吧”(18.98)之時，他必須回去戰鬥，向赫克托爾複仇，也就毫無疑問會很快死去。另外，赫克托爾肯定也和任何其他人一樣，對永生而榮耀的生命抱著一線希望。盡管帕特洛克羅斯之死已經預示了他的死亡(16. 83ff)，赫克托爾還是反擊說：
帕特洛克羅斯，你怎麽說我死亡臨近？
誰能說美發的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
不會首先在我的長槍下放棄生命？
即使在麵對阿喀琉斯時，他還是堅持認為這次戰鬥沒有一個預定的結局。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他才意識到這確實是最終結局(22.296 ff.)。但是在這個時候，當他知道自己已經輸了，不會有神靈或凡人來救助他的時候，赫克托爾展現出最豪邁的英雄主義姿態：
我不能束手待斃，暗無光彩地死去，
我還要大殺一場，給後代留下英名。(22. 304—5)
赫克托爾輸了，但他仍然因偉大的生與厚重的死贏得了不朽的聲譽。《伊利亞特》所關注的不是人們做什麽，也不是他們做這些事情的方法，最終關注的是人們麵對苦難和死亡時的方式。
阿喀琉斯是最偉大的勇士，也是最厲害的掠奪者和殺手。但是使他偉大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他思考問題時的獨特敏銳性。他沒有逃避或迂回地看待和表達人類的處境。當他在第1卷和第9卷中拒絕妥協、在第21卷和22卷中對利卡翁(Lycaon)和赫克托爾絲毫不寬恕的時候，我們感覺到了他的這種品質：
有人把事情藏在心裏，嘴裏說另一件事情，
在我看來像冥王的大門那樣可恨。(9. 312—13)
也正是這種品質，決定了他對普裏阿摩斯的態度，就如阿爾弗雷德·胡貝克(Alfred Heubeck)所指出的那樣：“偉人的形象取代了偉大的英雄。”阿喀琉斯看清了，並且也讓老父親普裏阿摩斯看清了，人注定要有生有死，要經受困難，就像人必須要吃飯、喝酒、**和睡覺一樣。這些東西超越了將人們分成不同個體和不同種族的障礙。
因此，荷馬也同樣以最好的方式贏得了永恒的榮耀，超越了僅僅描述殺戮和蠻勇的成就。他為這些偉業所置的背景既有勝利也有失敗，既有男人也有婦女，既有戰爭也有和平，無疑還有信心、情感和行動。
《奧德賽》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否由同一位詩人所作，是文學史上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我們在這裏也沒有必要找出確切的答案，而是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兩部史詩相互補充的方式上，這有助於我們界定每部史詩各自的性質。悲劇和喜劇的互補性，是二者最顯見的相似之處和的確存在直接聯係的地方。在《伊利亞特》中，顯赫的英雄以冷酷無情的方式走向毀滅和死亡，驅使他們的是個人選擇以及無法控製的力量的結合，留給我們的是悲慟、榮耀、苦難和憐憫。而《奧德賽》中的英雄卻不是那麽英雄氣十足，他會通過欺騙和計謀來避開各種奇異的危險。史詩《奧德賽》並不是孤高的，它有旅程的空間，也有鄉村和仆人、低賤的生活，還有卑劣的惡棍。它所有的情節都遠離戰爭與殘酷，而朝向繁榮與和平進展，致力於描繪妻子和一個幸福家庭的生活場景。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勝利的慶典和理想的賞罰以及對忠誠、堅定不移和聰明才智的回報。最後，乞丐變成了奧德修斯回到家裏。然而，這種悲劇—喜劇的二分法不宜過於誇大。《伊利亞特》也有自己的幽默詼諧之處——如第23卷中的葬禮活動，但絕不是唯一的。《奧德賽》亦有許多篇幅涉及悲劇性的未來：一個人不得不想到要識別情況，要考慮到一些先兆情景，以及要緊張地算計複仇的時機。
時間和地點的構成，可再次證明存在著一種體現某種“主題結構”的途徑。《奧德賽》對時間的處理與《伊利亞特》有相當程度的相似之處。奧德修斯從特洛伊返鄉花費了10年時間，但史詩隻選取了最後的大約40天，全詩的三分之一(第16—23卷)內容隻敘述了兩天的故事。我們注意到，有100行內容將奧德修斯和他的兒子特勒馬庫斯(Telemachus)的故事聯係起來，盡管這些故事發生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混亂無序的伊塔卡(Ithaca)和虛幻的卡利普索島(Calypso)。從這時起到第16卷中，他們在養豬人的棚屋裏重聚，其間的幾天時間都是仔細安排的，盡管沒有特別精確的計劃。然而，奧德修斯在腓埃基亞(Phaeacia)的時間，則正好安排為3天(中間的一天包括他的漫遊故事，所占篇幅為從第8卷第1行到第13卷第17行的內容)。
在伊塔卡不同氣氛的兩天之間，存在某種對稱。奧德修斯進了他的宮殿並忍受那些求婚者及其奴才的粗暴對待。這一天從第16卷第1行開始。到了第18卷結尾，那些求婚者在夜裏回到自己家裏。在奧德修斯入睡之前，我們不得不等待故事情節的進一步發展。首先他渴望見到珀涅羅珀(Penelope)，當年邁的女仆歐裏克雷亞(Eurycleia)發現她主人的舊傷疤時，這件事情就一直是個懸念。奧德修斯最終在第20卷的開篇上了床，隻是為了傾聽女仆們玩笑嬉鬧著表示也想加入求婚者的行列：
他捶打胸部，內心自責這樣說：
“心啊，忍耐吧，你忍耐過種種惡行，
“肆無忌憚的庫克羅普斯曾經吞噬了
“你的勇敢的伴侶，你當時竭力忍耐，
“智慧讓你逃出了被認為必死的洞穴……”[7]
然而，接下來的一天卻有了一個好開端，奧德修斯無意中聽到一位磨穀物的老嫗向霹靂之神宙斯祈禱：
父宙斯啊……你顯然是給某人把兆顯，
現在請讓我這個可憐的人的祈求能實現，
但願求婚人今天是最後、最末一次，
在奧德修斯的廳堂上享用如意的宴飲。(20. 91—121[8])
這一天開始於弓和斧的戰鬥。直到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上了床，做了愛並交談後，才告結束。(第24卷的奇異情節又占據了另外一整天時間。)
然而，在這短短的幾天時間裏，《奧德賽》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地域的限製。這一點與《伊利亞特》截然不同。《伊利亞特》的外部世界就在特洛伊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裏；而《奧德賽》中的旅行是匯聚起來的，從各個不同的地方匯聚到一起。《奧德賽》是一部包羅了海洋與大地的史詩，到達了已知世界的邊緣，進入傳說中的領域，甚至來到死亡的地下世界(主要在第24卷，第11卷也有一部分)。整部史詩的開篇就為我們準備了一個寬闊的地理空間：
請為我敘說，繆斯啊，那位機敏的英雄，
在摧毀特洛伊的神聖城堡後又到處漂泊，
見識過不少種族的城邦和他們的思想；
他在廣闊的大海上身受無數的苦難，
為保全自己的性命，使同伴們重返家園。
史詩的開頭幾卷並不是獻給奧德修斯而是獻給特勒馬庫斯的，這是一種巧妙的處理。從一開始就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圖景：沒有主人的伊塔卡宮殿，無法無天的求婚者使這座宮殿一片混亂。接下來我們看到了特勒馬庫斯在皮羅斯和斯巴達相對有限的旅程，去尋找父親的音訊。這段旅程對後麵的情節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意味著他是奧德修斯的兒子。他也有機會看到那些穩定的文明家庭是什麽樣子，懂得了熱情有禮的價值所在。
我們在第5卷中首次發現，奧德修斯在海島的半女神卡利普索(Calypso)的神秘之地是在“忍受著”好客。他失去船隻和夥伴以後，卡利普索就一直將他當作自己的愛人。她的土地是天堂般的樂園(見第5卷第55—74行的描述)，但是並不能讓奧德修斯開心。因為他是一個人，渴望生活在人的世界裏，並且他萬分思念自己在人間的妻子。經曆了長期的恐怖旅行後，奧德修斯終於在腓埃基亞登陸。他親吻土地，躺在野生灌木叢中和栽植的橄欖樹下(5.463， 476 ff.)。從某些方麵來說，腓埃基亞是現實世界與“美妙仙境”之間的一塊土地。阿爾基諾斯(Alcinous)國王宮廷中的遊吟詩人德摩多庫斯(Demodocus)，吟唱著那個世界的盡頭，吟唱著在特洛伊發生的偉大事件。當奧德修斯在述說自己的旅程時，特洛伊是他起航的地點。當他被帶進“旅行者的傳說”世界之時，他差一點就回到家裏了(第9卷第79行)。這次遊曆使得“奧德賽”一詞成為我們日常詞匯的一部分。食忘憂草者、獨眼巨人、瑟茜、塞壬、西塞拉、卡律布迪斯(Charybdis)、太陽神的牛群——這些都是歐洲人意識中冒險之旅的原型，是詩人、畫家甚至孩童想象力的源泉。
奧德修斯離開腓埃基亞之時，整個《奧德賽》的內容剛過了一半，奧德修斯從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和女巫瑟茜的邊緣世界回到家鄉的路途也大約走了一半。在走完這最後一段海上航程之後，他睡著了(13.78—80)：
船員們支住身體，舉槳劃動海水，
深沉的睡眠降落到奧德修斯的眼瞼，
安穩而甜蜜地睡去，如同死人一般。
陸地上，奧德修斯帶著他的財寶在一棵橄欖樹下睡著了。當他意識到這就是伊塔卡時，他親吻了伊塔卡的土地(13. 102 ff.， 120 ff. 354)。於是，奧德修斯的遠途旅行和特勒馬庫斯稍短一些的旅行(在第15卷第1—300行最後參觀斯巴達和派羅斯)這兩條線索在遙遠的地方逐漸合攏——這種合攏是如此真實，忠誠的養豬人歐邁俄斯(Eumaeus)的養豬場成為遠離奇異、危險和謊言的溫馨棲息之地。
奧德修斯離開田莊，進城回到自己宮殿的時候到了。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最終被年邁的狗阿爾戈斯(Argus)認出(17.182—327)。
阿爾戈斯立即被黑暗的死亡帶走，
在時隔二十年，重見奧德修斯之後。
他的宮殿是接下來六卷半中事件發生的處所，詩人對這一處所傾注了大量筆墨，對其房間、走廊、樓梯、庭院都加以詳細的描述。而其中的兩處房間又被賦予特殊的意義：一處是廳堂，這是那些求婚人宴飲的地方，也是他們血債血償之所；一處是婚床，這是奧德修斯親自圍繞一棵巨大的橄欖樹幹建成的不能移動的床。“他們歡欣地重新登上往日的婚床，述說別情。”(23. 296)史詩在臨近伊塔卡的鄉村、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埃爾特斯(Laertes)的田莊裏結束。
《奧德賽》中最重要的詞匯是“人”(andra)，這裏的人比《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的憤怒”更接近人的本質。前麵四章講述特勒馬庫斯的部分是唯一沒有奧德修斯戲份的內容——即便如此，這些內容也為奧德修斯的出場埋下了伏筆。特勒馬庫斯找到了一個理想的文明社會的本質，這種本質使得奧德修斯堪與涅斯托爾(Nestor)和墨涅拉奧斯(Menelaus)這樣傑出的人成為好友與戰友。
奧德修斯為特洛伊留下一位偉大的英雄。我們從德摩多科斯(Demodocus)那裏得知了他在攻陷特洛伊城時經曆的最榮耀的時刻。但是隨著他旅途的延續，他失去了財富和夥伴。為了逃避獨眼巨人，他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作為他逃跑計謀的一部分，他給自己取名叫“無人”(Noman)。到了海上以後，他還是忍不住說出了他的真實姓名，盡管這給了獨眼巨人一個名字去詛咒，但還是保全了奧德修斯的英雄特質。但是在與卡利普索(Caclypso這個名字在希臘語中意為“隱藏”)一起度過若幹年惰怠陰暗的生活後，留給幸運的奧德修斯的是什麽呢？他根本一無所有。所以在見到瑙西卡婭(Nausicaa)時，他不得不用一段樹枝擋在自己**的身體前麵。隻有他的聰明才智還留在身上，這倒是他運用自如的東西。
盡管招待他的主人異常驚詫，他還是一直隱姓埋名。直到第9卷第19—28行他在腓埃基亞證明他自己以後，才顯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我就是那個拉埃爾特斯之子奧德修斯，
平生足智多謀，聲名達天宇。
我住在陽光明媚的伊塔卡……
雖然崎嶇，但是適合年輕人成長，
我認為從未見過比它更可愛的地方。
為了在伊塔卡取得勝利，他不得不偽裝自己並盡可能不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然而，生死攸關之時，盡管沒有必要宣稱自己的姓名，奧德修斯還是戲劇性地展示了自己的身份：
你們這群狗東西，你們以為我不會
從特洛伊之地返回，因而消耗我的家產。(22. 35ff)
當然，《奧德賽》並不僅僅是關於奧德修斯身體曆經苦難的旅程，他的英雄氣概和聲名、榮譽同樣經受了考驗。他從文明和人性的邊緣回歸，展現自己狡黠的同時也顯示了自己的耐性。在他確認其他隨行人員的身份之前，他必須不能泄露身份，因此也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試探；他甚至在危險過後還試探自己年邁的父親。他隨時保持著警惕。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妻子出現之時。珀涅羅珀用他們婚床的秘密來考驗奧德修斯，她證明了自己值得奧德修斯信任(第23卷)。
《奧德賽》中遭遇考驗的不僅僅是忠誠。這是一首公開的道德之歌，邪惡得到了應得的唾棄。壞人就是那些不關心世界安定和繁榮的人，尤其是通過好客或冷漠的檢測，奧德修斯所遊曆過的不同社會之間存在著霄壤之別。當然，踐踏文明準則的罪魁禍首莫過於那些求婚人。他們掠奪別人的財物，試圖謀殺他的兒子、強娶他的妻子，和他的仆人睡覺，將他的房子當作他們狂歡之所。他們對所有新來者的傲慢被刻畫得如此入木三分，我們甚至不需要第22章373—374行的那些道德譴責就能明白：
好讓你心中明白，也好對他人傳說，
做善事比做惡事遠為美好與合算。
這種顯而易見的犯罪和懲罰範式，完全不同於《伊利亞特》中那種不可思議的悲劇性。這也反映在神界層麵。這些求婚人冒犯神界的律法、絲毫不亞於對人間的褻瀆：
……不畏掌管廣闊天宇的神靈降臨懲罰
也不擔心後世的人們會譴責你們。(22. 39—40)
奧德修斯不僅是一個要收回自己所有的人，他還是神界懲罰的代言人。他偽裝以後考察人們，然後根據此人對他的態度給予回報或懲罰的方式，無疑借鑒了源遠流長的“故事模式”，即神或守護神或仙女裝扮成低賤的樣子來考察人間。不僅奧德修斯回家的路充滿險阻，我們對神會關心世界的善惡的這種信仰同樣岌岌可危。尤其是那些求婚人為所欲為之時，我們尤其懷疑這一點。我們的信心最終來自遠古時期的拉埃爾特斯如此呼喊之時：
父宙斯，神靈們仍然在高聳的奧林匹斯，
如果求婚人的暴行確實已受到報應。(24. 351—2)
我們從《伊利亞特》中得到的愉悅，實際上是一種悲劇性的愉悅，那便是在毀滅中還有對人性的救贖，而《奧德賽》則放大了這種樂觀，我們希望所有的願望都能實現，希望這位陌生的乞討者能把一切處理妥帖。
傳統
我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當作內在一致的藝術作品，通過廣泛而複雜的有機聯係將這兩部作品的許多層麵放在一起，就像亞裏士多德所做的那樣，“使之像一個有機生物體一樣”。但是這種觀點並非正統觀念。到目前為止，我所談的還幾乎沒有涉及那些1795年以後140年甚至更長時間裏在荷馬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問題，即那些“分解論者”和“一體論者”之間的爭論。1795年，F.A.沃爾夫(F.A. Wolf)帶著諸多疑慮出版了第一部嚴肅討論以下問題的作品——這一問題就是，認為我們所擁有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由不同詩人的作品編撰而成。
無論如何，隨著近50年來人們對荷馬與他的傳統、與他之前的詩人之間聯係的認可，分解論者所引起的無數爭論都漸趨無力。我們已經看到，有許多途徑能讓大量詩人來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貢獻一部分內容，而不是將分散或可分散的不同部分編撰在一起。許多分解論者的工作基於對諸多元素的拆分，這些拆開的元素——包括語言、素材和文化等——常常彼此不協調，因而他們宣稱這些部分出自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少分解論者將口頭的傳承作為他們理論的證據，認為隻有一個事件是“原版”，所有其他部分都是後來引申增添的。一旦我們看到荷馬所繼承的詩歌傳統很自然地是由不同時期甚至不同文化元素所組成，以上論調就無法立足了——盡管這些元素在連貫性上缺少技巧，並且一定也會依靠口頭的傳承。這些爭論並非無中生有，加利福尼亞人米爾曼·帕裏(Milman Parry，於1936年33歲時去世)對這些爭論作了綜述。
任何藝術作品都是在傳統和個人天賦獨特的交互作用下產生的。但是荷馬受惠於傳統的方式，不管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不同於歐洲文學史上任何其他常規的方式。這種不同之處的關鍵在於，荷馬通過聆聽更多閱曆豐富的遊吟詩人，學會了如何創作可以通過聽覺獲得的詩歌。他自己是否能夠寫作或者他是否進行了口頭創作都還有爭論，但就現有比較勉強的“證據”而言，他從世代相傳的口頭傳統中獲益良多。
帕裏的工作是從普遍存在的口頭傳承入手。那些固定的詞語是最顯而易見的，其中既有適當的稱號也有普通名詞，如“曆經磨難的奧德修斯”“像酒一樣暗色的海”等；也有整句或者數句再三出現的情況，比如維吉爾的“虔敬的埃涅阿斯”，坦尼森(Tennyson)的“抗辯造就大膽的貝德維爾爵士”(Sir Bedivere)也模仿了這種深入人心的特征。帕裏通過這種“公式化”的措辭和口頭傳承的可能性之間至關重要的聯係，推測荷馬更可能是一個口傳遊吟詩人而非一個文學作者。他從那些適當的稱號和綽號入手，論證了這些傳承如何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體係，這個體係對史詩韻律——長短格六音步——的技術性要求極高。
這一口頭傳統一直在不斷獲取富有吸引力的、有益的新材料，而又不斷揚棄過時的、令人不快的、冗餘的舊材料——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超越姓名和名詞的範圍，拓展到動詞和短語，甚至整個句子。例如，在一個句子中，動詞“pr?s?phē”之前有一整套排列的規則，通常是用分詞來表示動詞的語氣或態度，如“他說”之前可能會有“回答道”“站在附近”“憂心忡忡的”“麵黑如土”等。這種體係更像一種化學元素的體係，能夠通過各種不同方式構成不同的分子。然而，曾經有這樣一種傾向——一定程度上的分子式或積木式分析，即試圖去計算這些組合的排列及其表達的可能性之數量。實際上，這種計算遠不能窮盡實際情況。帕裏和他的繼承者可能太過依賴對現存口頭創作韻律傳統的類比，尤其是克羅地亞的傳統。盡管這些可能有相對可靠的規律可循，但是比起荷馬來還是相當有限，也相當粗糙。荷馬的語言豐富得驚人，有充分的變化和彈性，詞匯和固定短語的排列也有精確的區分。荷馬似乎從來沒有為表達準確的意義而發愁過。他那些固定的措辭不但沒有限製，反而激發了其詩歌的創造性。
我們既不能輕視傳統口頭語言的流傳廣度和內容的豐富性，同樣不能忽視其對荷馬史詩創作的深遠影響。史詩對已有元素的繼承，不僅僅體現在短語和句子方麵，甚至擴展到整個場景描述方麵。這種繼承，在那些描寫準備進餐或船隻下水的場景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我們所知的一些“典型”場景，完全或者幾乎完全逐字逐句地重複了已有的材料。但是傳統的“固定”場景模式常常有一定順序，這種概述為口頭詩歌的創作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數。伯納德·芬尼克(Bernard Fenik)對《伊利亞特》中大量戰爭場景的分析，充分證明了以上論點，人們往往認為描述這些戰爭場景的材料一定有著悠久的傳統。然而，同樣的繼承性塑造，也能在《奧德賽》中看到周期性的順序。例如，英雄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時迷路了，他會遇到一個高貴的陌生人並指引他到達王室的宮殿。
帕裏的發現打開了一個解釋荷馬的“重複”及其意義的新窗口。這些發現也解決了我們對荷馬的措辭中一些奇異的語言現象的疑問。他的語言與任何一個希臘本土的說話者都絕不相同。大多數詞匯形式都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各種方言，但是這些方言從來沒有在同一時間或同一地點同時使用過。某些形式甚至似乎完全是人為創造的——尤其在韻律的框架下，詩人往往會創造新詞匯。語言學者普遍認為，荷馬的希臘語的基本方言是古風時代的愛奧尼方言——但是有許多特征與這一時代和地域全然不符。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所謂的“古阿卡迪-塞浦路斯語”(ArcadoCypriot)的出現。線形文字“B”泥板上的證據顯示，這是荷馬之前500年的邁錫尼和希臘大陸上使用的希臘語。口頭傳統適於這樣的情況，即：隨著時光流逝，那些遊吟詩人根據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拾得一些習語而揚棄另外一些習語。於是，一種尤其適用於史詩的語言開始形成。一些習語有了數百年的傳統，而另一些習語則是新近得來，有些甚至就是在演唱之日的新詞。從這種意義上說，有許許多多不知名的遊吟詩人都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做出了貢獻，他們可能創造了某個習語、某個句子或者某個場景次序，這些都成了傳統的一部分。
許多無名的遊吟詩人都為荷馬史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無疑是一種頗具吸引力的觀點。史詩成為一個群體或一個行業的功績。但是米爾曼·帕裏和他的一些追隨者太過依賴這種“民間”傳奇，以致執著於傳統詩歌的觀念而否認所有遊吟詩人在其中的個人作用；並且認為這種傳統沒有創新的餘地，也沒有創新的價值。對他們來說，“荷馬”就是傳統，就是數百年傳下來的傳統。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如果僅僅因為傳統必須以某種方式發展和達到成熟，也不可能即刻實現。況且，除非認為所有荷馬的競爭者，不管早期的還是同時代的，他們創作的詩歌都和荷馬的作品一樣好——實際上是沒法區分的——否則一定有某種因素使得荷馬的作品更勝一籌。這種因素就是他的創新之處。所以，不管他吸收了多少傳統的因素，他一定對其做了改進。
現在的問題是，荷馬在多大程度上承襲了傳統，承襲的內容又有多少？他必須完全與傳統一致或者在傳統之內創作？抑或他也可以站在傳統的對立麵？誠然，這仍然是一個未能解決的問題：這麽長篇幅的史詩究竟是一個數世紀積澱的規範還是荷馬的創造，在荷馬之前的幾代人是否已經聽過某些類似《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品？
我們不知道任何有關荷馬的前輩或競爭者的情況，因此我們對以上問題沒有任何把握。荷馬作品中哪些部分有創新或反傳統之處，仍然是一個需要商榷的問題。比如，有些人宣稱，帕特洛克羅斯是荷馬的創造，還有歐邁俄斯以及《奧德賽》中的田園因素也都是荷馬的創造。對解決這些問題的渴望，是擺在荷馬研究者麵前的重要挑戰。
我個人認為，荷馬的作品無疑有著雙重的源頭，既有與傳統一致之處也有反傳統之處。一個極好的例證就是《伊利亞特》中對待特洛伊的態度。傳統似乎更傾向於希臘人一方，因此也為荷馬提供了更多關於希臘人勝利的素材而不是相反的素材。盡管在史詩的第8卷到第17卷，特洛伊人的戰況比希臘人好，但是陣亡的特洛伊人還是比希臘人多，並且希臘人持續不斷地補充。還有一個描述上的細節，對戰場上方位的描述總是以希臘人的營地為視角。在一部創造性的史詩中，相對希臘人，特洛伊人在戰場上的多數時候都更具優勢，從特洛伊一方來描述史詩範圍內的戰鬥，絲毫不比從希臘人一方描述得少——看起來荷馬似乎站在了傳統的對麵。如此挑戰本質上似乎正是史詩的一種催化劑。
我們從每部史詩中找出一個例子就足夠說明問題了。《伊利亞特》第21章第342行及以次，赫淮斯托斯幫助阿喀琉斯對抗河神斯卡曼德(Scamander)，在河岸焚燒植物和屍體：
有如秋日的北風把剛剛被淋濕的打穀場
迅速吹幹，給勞作的農人帶來喜悅。
當他也這樣把平原烤幹，焚盡屍體……
這炙熱的氣息令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欣喜不已；然而從另一方麵來說，正是斯卡曼德河保持了特洛伊的植物繁茂，為田園提供了養料。當大火烤幹河水之時，這裏的明喻提示了這種逆自然而行的破壞。《奧德賽》第5卷第388行及以次，奧德修斯站在浪尖，看見了遠處腓埃基亞的海岸：
有如兒子們如願地看見父親康複，
父親疾病纏身，忍受劇烈的痛苦，
長久難愈，可怕的死亡之神降臨於他；
但後來神靈賜恩惠，讓他擺脫苦難，
奧德修斯看見大陸和森林也這樣歡喜……
畢竟這是奧德修斯第一次有希望生還的時刻，最終他會活著看見自己的家園。當他最後安寧地躺在珀涅羅珀懷抱裏——這裏也用了一個明喻，提醒我們奧德修斯所經曆的一切苦難都過去了：
有如海上漂遊人望見渴求的土地，
波塞冬把他們堅固的船隻擊碎在海裏，
被強烈的風暴和險惡的巨浪猛烈衝擊，
隻有很少漂遊人逃脫灰色的大海，
遊向陸地，渾身飽浸鹹澀的海水，
興奮地登上陸岸，逃脫了毀滅，
她看見自己的丈夫，也這樣歡欣。(23. 233ff)
忽視這裏各個明喻的主題之間的交互作用，無疑是荒謬的；將這種處理方式歸結於傳統，似乎也很難自圓其說。
近年來，開始出現一些針對米爾曼·帕裏和他開啟的通過傳統研究荷馬的方法的反對聲音。人們認為，這種方法並沒有像其宣稱的那樣展現出真正高人一籌的洞察力。對於我已經闡述過的荷馬在傳統之內還是在傳統對立麵的位置這樣錯綜複雜的問題，這種方法確實無能為力。當然，這種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習語的研究方麵，這是帕裏研究的起點。其理由僅是分解論者所說的，口頭創作的即興性和急迫性導致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和矛盾之處。這隻是一個小問題，人們完全能夠理解。我們應該能夠獲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荷馬史詩那無可比擬的明快和率直，可能正是得益於口頭傳統。對一個寫作“虔誠的埃涅阿斯”或“大膽的貝德維爾”的詩人來說，這種特性可能會陷入一種過於精致的危險之中；然而，對荷馬來說，這種特性的適度重複，看起來是那麽自然。由於這些重複的習語和場景次序，我們得以進入一個非常熟悉的世界，對每一個事物的位置都了若指掌。這是一個固定的已知世界，然而同時又因其特有的高貴的史詩語言而彰顯出多姿多彩來。長袍、床笫、綿羊、大山——這些事物的恒久不變，通過傳統語言得以展現。太陽每天按照固定的軌跡升起；阿喀琉斯敏捷如昔但是又任性怠惰——一旦這些固定的背景發生變化，就會發生獨特的、可怕的事件。太陽照常下山了，但是赫克托爾死了。在荷馬那裏，我們看到了許多靜態與動態、永恒與短暫的對應。這些都得益於詩歌的本質風格。
荷馬是一個詩人還是很多詩人的老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荷馬與其傳統之間的關係這樣的新問題所取代。還有一個關於荷馬的重要問題，甚至可以追溯到沃爾夫之前，迄今為止仍然沒有解決。事實上，比起學者們對荷馬史詩作者問題的疑惑，這一問題吸引了更多學者的關注。荷馬史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與某些真實曆史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希臘人圍攻特洛伊是否真實發生過？腓埃基亞是否真實存在，如果存在，又在哪裏？等等。荷馬的真實性問題，常常與《舊約》(Old Testament)的曆史性問題聯係在一起——當然從很多方麵來說，後者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問題。當然，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提出的這些問題必須是恰當的、有可操作性的。不恰當的提問可能就會導致荒謬的答案。
盡管總是有一些人樂於認為，史詩中發生的事件都是虛構的、史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詩人的想象創造的；然而，更多的人熱情地相信，荷馬史詩有或多或少的曆史依據。他們的主要證據就是18世紀羅伯特·伍德(Robert Wood)的報告，該報告運用土耳其的地形學和自然曆史確證了荷馬史詩的準確性。更能支持他們想法的是19世紀後期考古發現確實存在一個大型的邁錫尼文明。海因裏希·謝裏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浪漫構想，明顯滿足了人們“確證”荷馬的熱情。
為荷馬的真實性辯護的大多數人都宣稱，他是公元前1400—前1100年邁錫尼時代的準確記錄者。也有少數人認為他是他自己所處時代(即公元前9—前8世紀)的記錄者。然而，第二種觀點受到的挑戰在於，一個遙遠世界的英雄們需要一種與聽眾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們每天都吃烤肉)，並且我們還要容忍新近發現的大量“時代錯誤”，比如，詩歌中的粗野氣息。現代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荷馬真實性的是芬利(M.I. Finley)的《奧德修斯的世界》(World of Odysseus)。他的關注點既不在過去的邁錫尼也不在當世的荷馬，而是約公元前1050—前900年的希臘“黑暗時代”(Dark-Age)。他認為，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荷馬記載了這個世界的社會和血族關係結構、道德和政治價值觀，以及普遍的世界觀。
盡管考古學家們總是爭論不休，但是對荷馬的物質世界中的許多元素來自不同時代這一點，現在是普遍認同的。比如，戰鬥武器和裝備都是青銅的，因為那時鐵尚屬於一種稀有金屬，這還是邁錫尼(青銅)時代的冶金術。另外，死者多用火葬而非土葬，這又是後邁錫尼(鐵器)時代的習俗。在某些地方，英雄們使用巨型邁錫尼盾牌，另一些地方又使用較小的“現代”型盾牌。物質世界有時候來自不同時代，跨越了若幹世紀，但似乎又來自同一地方。
就像荷馬的語言包含了一種任何人都沒有用過的史詩用語元素一樣，在阿喀琉斯或奧德修斯的世界裏一定也有大量虛構的元素。要從地形上尋找《伊利亞特》和特洛伊的真實地點，《伊利亞特》第22章第145—156行斯卡曼德河的兩條泉水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不少地質調查也確實集中到這裏。此地有兩條泉水，一條冰冷嚴寒，另一條熱氣騰騰，緊挨著它們的是特洛伊婦女用來洗衣服的石槽。正是在這裏，赫克托爾逃跑時繞著特洛伊城牆跑了三圈以後，最終停下來反擊阿喀琉斯。不用說，沒有任何一個探險者曾經試圖在任何一個古代城市的城牆外麵去尋找這樣一個水文上的奇觀，盡管在土耳其西北部山脈裏某些地方確實存在一些溫度不同的泉水。特洛伊這裏沒有這樣的泉水，其原因並不是描述的準確性問題，而是因為這本身是一個戲劇性和應景性的內容。在此前不久的第21卷，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在特洛伊的斯卡曼德河擊敗對手，現在，特洛伊的保衛者赫克托爾在斯卡曼德河的泉水邊失去了生命。這裏的河水代表著特洛伊從前的幸福與繁榮，一旦阿喀琉斯殺死赫克托爾，特洛伊人便再也不知和平的滋味了，他們光鮮的衣飾將成為別人的戰利品，婦女也將在遠離泉水之地遭受奴役。
荷馬的物質世界來自不同時期，通過創造性的處理融合為一體，那麽，這個世界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是否有可能來自真實的世界呢？尤其是，會不會來自一個特殊的曆史本體？芬利認為，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荷馬的世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融合。他舉了四個例子加以說明：阿伽門農的法定職位、伊塔卡的傳統習俗、妻子的地位與一夫一妻製、對殺人犯的法律和社會製裁。筆者認為，史詩中的這四個例子都是不一致的，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中對問題的處理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對阿凱亞人來說，在他們爭議或協商的時候，沒有必要在每個特定場合都用一套固定的法律程序或詳細的等級層次來劃分國王、長老和集體等，以此來使詩人的聽眾信服。實際上，阿伽門農沒有一個固定的法律地位，對於《伊利亞特》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