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希臘古風時代的曆史

喬治·福瑞斯特(George Forrest)

城邦的出現

對大多數曆史學家來說，希臘政治生活中最為典型、最獨特的成分就是城邦(polis， the city-state)。很難用一個精確的定義表述城邦這種體製在規模、形態或社會和政治組織方麵的多樣性。粗略地說，城邦是一種由公民(成年男性)、沒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婦女和兒童)以及非公民(客籍外邦人和奴隸)組成的共同體。這是一種確定的團體，占據著特定的區域，人們在特定或確定的政治體製下生活，不受外部威權的擺布，足以使其成員感到他們是獨立自主的。城邦的大部分土地有可能無人居住，間或有農舍、村莊甚至小鎮。但它必須有一個中心地點——宗教、政治、行政管理中心，圍繞這個中心點逐漸發展成一座城市(斯巴達是個顯著例外)。一般城邦通常築有防禦工事，總有一個市場(agora)，一處召開公民大會的場所(通常就是市場本身)，一處司法與政府機關、行政和協商之地；早期政府的類型是君主製或貴族製，後期通常是寡頭製或民主製。

自然條件幾乎是城邦的根本基礎。但還有更為重要的基礎，這就是共同體的意識。“隻要艦隊還在，我們雅典人就擁有自己的城市。”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薩拉米斯如是說。獨立觀念也是重要的基礎。有些城邦可能非自願地同意向更強大的勢力繳納貢金，或自願加入某個聯盟甚至聯邦，如特薩利聯盟(Thessalian federation)和波奧提亞聯盟(Boeotian federation)，但在聯盟之中仍存在著“自治”。古代理論家認為，這種製度的最佳狀態是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不要太自給自足，也不要過於依賴外部；既不要太過寡頭，也不要太過民主。毫無疑問，在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大多數曆史學家都能正確地將城邦看作是政治組織的特定形式。也毋庸置疑，不少城邦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了理想狀態。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另外兩種因素，它們在較早時期以某種方式影響到城邦的起源，在有些時候還對城邦的發展持續產生了影響。

第一種因素是邁錫尼社會(Mycenaean societies)傾覆以後，在廣闊的希臘鄉間人口重新增長。其直接後果是長時間的無序狀態，部落紛起。約公元前1000年，希臘城邦已經形成了後來的分布模式：從北方新來的多利安人(Dorians)居住在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大部、克裏特(Crete)、小亞細亞西南部及其沿岸島嶼；愛奧尼人(Ionians)居住在阿提卡(Attica)、優卑亞(Euboea)、愛琴海(Aegean)的大部分島嶼和小亞細亞中部沿岸地區；居住在北方、萊斯博斯(Lesbos)和小亞細亞西北部的混合居民，我們可以大致稱其為愛奧利人(Aeolian)。但是最開始的居民區隻有極小的規模，其周邊有大量土地可以去占領。

第二個因素是各共同體之間的聯合開始出現，這種聯合與人口的重新增長有著明顯關聯，但是並不是所有方麵的聯係都必然與之相關。希臘傳統給這種聯係提供了諸多實例，有些僅僅是模糊的記憶，有些隻是或多或少地以宗教組織的象征性形式存在，浮現於後來的政治生活中。小亞細亞西南部的六個多利安人城市，北部十二個愛奧尼人的國家，可能曾經在米卡列戰爭(‘Meliac’ war)中有過聯合行動，但是其時間太過遙遠，很難有確切的記憶。溫泉關(Thermopylae)的安鐵拉(Anthela)近鄰同盟(一種鄰邦間的同盟)得以存續下來，並且因其與德爾斐的阿波羅聖所的聯係而繁榮起來。然而，除了最後一個例子，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更實在的事物上，轉移到了雅典、斯巴達、科林斯等真正的城邦。

但是上個十年的考古發掘或許會喚起和推動一種新的理解。在中部希臘存在著一個考古學意義上的共同文化區域，包括特薩利南部、波奧提亞、優卑亞及其東部沿海島嶼。在優卑亞西部沿岸地區勒夫坎狄(Lefkandi)發現了一個重要定居點，使得這一區域成為新的關注焦點。直到今天，我們還認為勒夫坎狄位於這個島嶼的兩個主要城市卡爾西斯(Chalcis)和埃列特裏亞(Eretria)之間。用現在的標準來看，勒夫坎狄在黑暗時代(即公元前1100—前750年)顯現出驚人的繁榮，其財富積累似乎在公元前9世紀後期達到了頂峰。不過在這之前一個多世紀就已經出現了一座英雄的墓塚，陪葬的是墓主的配偶和戰馬，顯示其地位和財富達到了無可比擬的程度。從可資利用的考古證據來看，勒夫坎狄是這片比較廣大的社區的中心。它是否也是宗教中心呢？我們傾向於否定之說，而認為此地的宗教中心多半是溫泉關，該地距北部近鄰同盟盟址所在地約60英裏(穿過狹窄的水域)。據說這個近鄰同盟最初僅包括同族人，即特薩利人、波奧提亞人以及他們與愛奧尼人之間的較小部落，無疑還有優卑亞島上的愛奧尼人。到底是近鄰同盟還是溫泉關起到了某種政治核心的作用？誰知道呢。但是關於這一地區各部分之間存在早期商業和軍事合作的傳說或線索，與嚴格的考古背景並不吻合，可能暗含著某些宗教聯係，說明存在著某種更為強勁的內聚力，是超出我們先前的認知的。

這種更為強勁的內聚力使我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內聚力，並引出我們的疑問，如雅典領導下的阿提卡政治統一問題，斯巴達和拉科尼亞(Laconia)其他共同體在頭兩個世紀或者說在公元前9世紀後期多利安人奠定基業之後的關係問題，公元前6世紀忒拜在波奧提亞的擴張問題，等等。雖然答案不一定成熟，但這些問題已被提了出來。

更直接的關聯是公元前8世紀後期優卑亞人“組織”的解體。我們推測，大概公元前800年，一些希臘人開始外出去尋找金屬。一些人甚至移民到他們發現金屬礦藏的地方，公元前800年之前就到了北敘利亞海岸，稍後到了意大利，可能還到了黑海南岸。殖民的主要參與者是優卑亞人，他們仍然保持一致行動。殖民的主要獲益者之一是勒夫坎狄。但是公元前730年卡爾西斯和埃列特裏亞反目並發動了所謂的勒蘭丁戰爭(Lelantine War)，修昔底德說，“所有其他希臘世界都與戰爭的某一方結盟了”。曆史學家也疑惑不解，老盟友因何而反目？為什麽“其他城邦”也加入紛爭？如此早的“聯盟”究竟意味著什麽？這些疑惑至今猶存。但是相對廣泛的聯合使得交往更為容易，盟友或敵對的關係超出了諸如城市這樣的小單位的範圍，邦際間的利益會更容易鞏固或打破這種盟友或敵對關係。在上麵所勾勒的範圍內，有一種假說認為，一些較遠距離的爭端，如約公元前720—前710年弗裏吉亞(Phrygia)與亞述(Assyria)之間的戰爭，會引起與之有利害關係的希臘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些希臘人主要是優卑亞人。一個城市打破了現存的盟友關係，但還會和其他城市保持或發展盟友關係，因此“所有其他希臘世界都卷入了紛爭”——這樣一來，這種假說就有可能成立。戰爭可能以埃列特裏亞的失敗而告終，勒夫坎狄(早先可能就是埃列特裏亞城的舊址)先被放棄，該共同體已經崩潰。戰爭的張力引起其他方麵的調整，開始出現類似於後來的城邦結構。

用這種張力來解釋公元前8世紀後期另一現象並不算荒謬，這就是：從希臘大陸和愛奧尼及其島嶼掀起的更大規模的第二波移民浪潮。早期冒險家從海外帶回了關於各種機會的消息，這些消息或許會鼓勵那些更大膽或更絕望的人從事貿易，為外國勢力提供軍事服務，特別是經營農業。如果說戰爭不能消除膽怯，那麽至少已經加深了那些戰敗和分裂的共同體的絕望情緒。

戰爭開始之際，科林斯(Corinth)就已在位於西部富裕之地航路上的科西拉(Corcyra)建立了殖民地，並於公元前733年在那些富饒的土地上建立了西西裏的敘拉古(Sicilian Syracuse)。而此前，優卑亞人在愛琴海西北岸建立了據點。因此，在整個戰爭中以及戰爭結束後的一個世紀中，我們所誤稱的殖民運動擴展到了最東邊。之所以說“殖民”係誤稱，是因為一個“殖民地”的建立盡管是一項國家組織的事業，其目的往往是為了擴大城邦的利益，但它卻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實體，與母邦的聯係通常僅限於情感和宗教方麵。殖民地居民所津津樂道和感懷銘記的，更多是其建立者，是帶領他們出來闖**的那個人，而非他們的母邦。人口過剩，偶然的饑荒，政治上的麻煩——任何一種原因都可能導致政府想要推卸他們所不願意承擔的責任，將一些人遣去已知或未知的海外——當然，同時會送上宗教上的祝福。促使他們這樣做的動機往往是混合的：衝動、絕望、野心，去墾荒、去貿易、去改變。

將這些因素看得太過涇渭分明是不合適的，比如貿易和農業。貿易一般在希臘政治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除了某些極少數的例外，希臘商人並非顯貴。有名望的希臘人種植作物卻不銷售它們。組成政府的希臘人來自土地而非市場。但是經營種植的普通希臘人卻不得不賣掉他們的農產品，或者說服商人們幫他們賣掉自己的產品。這一因素確實不可忽視，但是我們無須開展關於“一個強有力的商人階層”的討論。例如，敘拉古的創立者就是來自科林斯附近一個內陸山村的農民，幾乎沒有任何創業之物。但他們的領導人卻是一個科林斯統治家族的成員——他是被派出去完成一項官方授意的任務呢？還是他僅僅是一個不受同族人歡迎的人呢？他們定居在土地豐饒的敘拉古，而且擁有西西裏東部最好的海港。他們居住在這裏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做生意？無論如何，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和故鄉的親屬有任何密切的聯係。這一點與同一時期的科西拉完全不同。科西拉的建立有著確定無疑的戰略意圖，當人們發現科西拉連接著亞得裏亞海的銀礦和西部的穀物商路之時，建立殖民地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戰略意義。在那裏，故事成了科林斯的“母”邦利益與已經意識到自己“成年”的科西拉之間的反複衝突。敘拉古也不同於昔蘭尼(Cyrene)。昔蘭尼是一群遭受嚴重旱災的鐵拉人(Thera)在沒有母邦的引導下於大約公元前630年建立的。移民們都是征召而來的，並且被明確告知不歡迎他們回去。

上述實例說明，想要對殖民進行一般的概括是多麽不明智。我們認為，當時出現了混亂狀況，造成希臘人於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法國南部、非洲北部、埃及、黑海及其入海口、愛琴海北岸，當然最重要的還有在前述的西西裏和意大利南部的混亂。同樣，這一混亂也打亂了母邦的既定秩序，導致了政治革命，這也是我們接下來即將討論的問題。

政治的發明

公元前8世紀的希臘人，在整個地中海世界專注於全新的實驗。埃及有他們從來無法想象的財富和文明水平；近東有武力和組織，西方有蠻荒和潛在的財富，北方則是這些因素的混合體。作為希臘人，他們竭力開發所有這一切為自己謀利，使自己進步。藝術家為東方情調的主題著迷，武器製造者傾慕東方的裝備，商人運送金屬、木材和穀物，貧窮的農民借機移民，富裕的農夫則抓住機遇種植能夠釀造葡萄酒和壓榨橄欖油等銷往海外的作物，智者注意的是各種不同的政治生活，詩人、思想家和商人則為字母文字所吸引——所有這一切，使每個人都經曆了觀念的啟蒙，知道還有另外的地方存在；這些地方也有某種吸引人的事物，不管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公元前8世紀後期，赫西俄德這位倔強的詩人和農夫，對他生活其中的褊狹的貴族社會發出不滿的聲音。在他之前沒有多少年，荷馬(見下文，第二章)在我們所知的第一部最偉大的史詩中描繪了這個社會，盡管史詩宣稱描述的是曆史上的某個特殊時刻，但事實並非如此。史詩內容隨著它描繪的社會的變化而增加，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分辨清楚每個增加的段落了。但是荷馬的《伊利亞特》中那些圍攻特洛伊的英雄，驕傲、勇敢、榮譽感強烈、暴躁、報複心極重，卻能為那些貴族聽眾所理解；他們的價值觀不可能完全相異，說他們完全漠視像赫西俄德這樣的凡夫俗子也並非是虛妄。但到了公元前7世紀早期，赫西俄德的同胞們已開始要求得到尊重。

希臘人思想的開放，要比因這種開放所產生的各種特定政體形式重要得多，強調這一點至為關鍵。各地都有“僭主政治”“寡頭政治”“憲政”或“無政府”狀態。所有這些可塑性頗強的社會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混亂，所有的共性就是最終形成了我們現今稱之為城邦的某種憲製政體。

但具體的道路卻真是千差萬別。據說在公元前7世紀早期，一位偉大的立法者來庫古(Lycurgus)在斯巴達製定了一整套軍事訓練(很難稱之為教育)的製度，這使得斯巴達成為希臘最有效的軍事強權國家，幫助它殘酷地掌控了伯羅奔尼撒南半部，並且逐漸獲得了對半島其餘部分頗為微妙的控製權。與此同時，來庫古使斯巴達社會結構成形，因而改革了它原本的結構，產生了一種能夠保證所有斯巴達人都享有某種政治平等的政治體製。這樣的體製赫西俄德從未想過，其他地方的人也長久以來不曾認識過。

斯巴達作為一個征服了遼闊土地、統治著眾多依附居民的主人，相對來說，它自己的人口卻十分稀少(理論上有9000成年男性，與非公民的比例是1:7)。這種情形頗為罕見，但並非獨一無二。它的解決方法是開發大量國家控製的土地，由私人經營，剝削與奴役——當然不是完全奴役——這些土地上的人民。同時，國家“擁有”奴隸，這些被稱為“黑勞士”(helots)，而斯巴達公民個人獲得一半的產品。隨著黑勞士人口的增長以及現實或想象的族群的凝聚，這個群體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黑勞士起義的威脅，成為解釋幾個世紀以來斯巴達人諸多行動的關鍵所在。同時，給予被征服地區一些重要的共同體特殊待遇，承認他們在內部事務中有一定的自主權。這些人就是“庇裏阿西人”(perioikoi)，即邊民。他們比黑勞士的怨氣要少一些，但也不會總是如斯巴達人所願的那樣溫順。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必須看到斯巴達的社會進步和自來庫古以來製度的僵化。如果說斯巴達的這種狀況頗為少見，那麽它的解決方法則使其成為獨特的現象。大多數希臘人都保留著國家強製軍事訓練的痕跡，比如在克裏特就能看到許多與斯巴達相似的風俗。但就我們所知，隻有在斯巴達，一個孩子在5歲到30歲之間甚至更長的時間裏，完全被剝奪了家庭生活，白天進行強製的軍事訓練，夜裏則和同伴們在一起。大部分希臘人以貴族的姿態進入古風時代，這種姿態的某些模糊成分在他們身上長期存在。但是在這些國家當中，隻有斯巴達如此早地被這種姿態所俘獲，隻有它才如此看重，以至於很少有機會去改變這種貴族政治的成分和人們對貴族政治的興趣。斯巴達始終保留著世襲王權的混合因素，並且這種王權僅僅是有名無實的，而這一時期的其他地方已經喪失或者正在喪失王權。更奇特的是，斯巴達有兩個國王，從兩個貴族家族中選出，不管他們之間是友誼或競爭關係，強調的僅僅是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隻能依靠少數大家族。

在政治體製方麵，斯巴達同樣是獨特的，但又是另一種獨特的形式。國王是軍事統帥，輔以貴族議事會“格勞西亞”(Gerousia)，他們提出大部分政治議題，負責大多數司法判決。不過也有全體斯巴達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公民大會定期召開，在大部分有關全體公民的事務中擁有最終決定權。按照偉大的來庫古的定義，全體公民是指所有在軍訓中幸存下來、分配到城邦征服得來的土地、由黑勞士為其勞作並一貫遵守法律的人。他們自稱為“平等者”(homoioi)。通過這種稱呼，他們不但消除了對早期地位的不滿——不管這種不滿曾經如何——而且用極簡練的語句證明了“公民”這一詞的用法是如此貼切。較任何絕對的標準而言，平等都隻是最基本的一種陳述，但平等不是要解決某些人是富裕的(與城邦分配土地相對的私人土地一直存在)而另外一些人相對貧窮的問題，不是要解決一些人生來就是貴族而另外一些人是平民的問題，也不是要解決在以軍事為基礎的社會中不鼓勵甚至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獨立的問題。這種平等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對最基本原則的強調，斯巴達人開始探索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公民的定義，這就是他們自動擁有某些權利(無論多麽少)，擁有一種共同體的感覺——盡管這種感覺隻是對黑勞士共同恐懼的產物，或者是對共同奴役黑勞士從而為自己謀利的產物。

下麵我們倒過來敘述斯巴達革命的運作機製。斯巴達的貴族並未放棄優雅的“平等”，但是他們很少使用暴力。這也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比如在科林斯，城邦和財富的控製權一直掌握在一個貴族家族巴克齊亞迪(Bacchiadae)家族手中。公元前657年，這個家族的半個成員塞普瑟魯斯(Cypselus)糾集了足夠的支持者，將其家族成員或殺死或流放，成為後來希臘人所稱的“僭主”(tyrant)。關於塞普瑟魯斯政府的實質，我們知之甚少，隻知道他的支持者中治國經驗豐富、執政能力突出者眾多，足以使這個城邦的發展不致陷入停滯，而是逐漸繁榮起來。我們不知道塞普瑟魯斯除了分享政權以外還向他們承諾過什麽，或者向他的外圍追隨者承諾過什麽，隻知道他的宣傳中用了這樣一個詞：dikaiōsei。這個詞的意思可能是“賦予(科林斯)權利”，通過“給(科林斯)一套法則”而“賦予(科林斯)正義”。無論其精確含義是什麽，它在這裏都要超出曾經激起斯巴達人對“平等”的同樣渴求的那種提示，即使這種平等僅僅限於法律麵前的平等。並且頗為矛盾的是，這種平等是在最不平等的“僭主政治”體製下贏得的。

顯然，科林斯人支持塞普瑟魯斯還有其他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削弱巴克齊亞迪家族。在那些我們了解較少的其他城邦，出現僭主或有出現僭主的趨勢之時，其支持者恐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可以引出某種一般性的解釋。公元前7世紀，正義的主題已經以各種形式得到充分闡發，這也許說明，希臘人關於什麽是一個公民(polītes)——即一個充分的城邦成員——的觀念在緩慢曲折地形成，對正義主題的闡發才是第一要素。困擾赫西俄德的正是人們對什麽是正義的任意解釋。公元前7世紀的詩人、萊斯博斯(Lesbos)的特爾潘德(Terpander)就極力讚美說，“正義(在斯巴達)已經實現，看來已經實現”。

然而，是什麽原因致使絕望變成了自信，在貴族政治的藩籬中撕開了第一道裂縫？人們究竟使用了什麽手段才造成了這一後果？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一直被認為在於或的確在於軍事史上的模糊地帶。早期希臘軍隊的基本單位是貴族及其隨從，合成為一個“胞族”，包括其家族成員、附庸的較低等貴族、富裕農民，一直向下延伸到各社會等級。從理論上說，這支部隊的前鋒是那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貴族，他站在其他人的前麵；其他人則根據各自的富裕程度裝備護甲；貧窮者沒有裝備，不過會以自己的方式或者手頭現有的武器給予貴族以精神或物質上的支持。另一方麵，成熟的軍隊盡管可能仍然包括某些騎兵或者更多的輕裝步兵成分，但主要還是依靠數以千計、裝備精良、或多或少有些整齊劃一的步兵——這些人被稱為重裝步兵。重裝步兵往往也由胞族集團組成，雖然在某些地方開始轉向更為明確的地域單位。戰場上的勝利要求集中全部力量，一條陣線的縱深有八人，每人裝備頭盔、身披胸甲、脛甲，手持前麵加固的圓盾，用於突刺而非投擲的長矛，憑借合作的力量取勝。就像公元前7世紀中葉的斯巴達詩人提爾泰烏斯(Tytaeus)所描述的那樣，“手舞長矛直逼敵兵，或者用劍殺敵，和敵人腳碰腳，盾撞盾，羽飾蹭羽飾，頭盔擦頭盔……”

這是想象中重裝步兵的戰鬥場景，那麽實戰中的情形如何呢？我們在這裏明顯麵臨著一個矛盾。重裝步兵裝備的某些內容早在公元前8世紀就開始流行，但是瓶畫中所展現的最早的方陣組織不會早於公元前7世紀中期。在貴族的戰鬥中，單個重裝步兵的出現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創造在實戰中具有凝聚力的方陣，無疑需要一個決定性的時間點。然而問題是這也許不太現實。從有關單個“戰士”的想法向後來出現大批步兵的轉化太過容易，以致人們沒有認識到，更容易的金屬供應和更多可利用的財富或許會逐漸導致“戰士”數量的成倍增加，隻需少部分戰鬥人員之間的協作，而人們不必知道組成一個有效的重裝步兵方陣單元可能需要的最低人數(當然是幾百人而不是幾千人)。這種轉變可能早已準備就緒，甚至遠早於公元前7世紀前半期。可能在畫師們表示欣賞它，或者在畫師們掌握了在一個陶罐上描繪重裝步兵軍隊的技藝之前若幹年就已完成。

如果以上推測屬實，那麽更重要的問題就不難回答了，即：如果軍事創新影響了政治革命，這種影響是如何實現的？公元前657年，科林斯的塞普瑟魯斯有了自己的軍隊，他用武力驅逐了巴克齊亞迪家族，並且他自己不需要貼身護衛。更早時期，斯巴達的來庫古改革中，軍隊及其建製是其核心內容。粗略來講，如果巴克齊亞迪家族有300個重裝步兵裝備，那麽隻需要301個有類似裝備的其他科林斯人，將革命的熱情作為更多的武器，就足以推翻他們。斯巴達的人數更多，他們甚至根本不需要提爾泰烏斯所用的激勵方法，因為他們已經有足夠的情感紐帶將自己聯合成一個整體。

但是軍事上的變化隻是革命構成中的一個因素，它影響的是革命的方針而非其實質。它是行動的指南，不是發動機。當然也有例外，就是新的形勢也許有助於創造一種處境相同的感覺，撐起人們的信心；形勢越新，效果越大。反對貴族專權運動的起源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那就是公元前8世紀的冒險和擴張。經濟上的擴張，即使隻是像斯巴達那樣在農業上緩解了人口壓力，並有不同地方的經驗(“僭主”一詞就起源於東方)，卻都沒有創造出一個由富裕農民組成的新的“中產階級”；也缺少一個富商集團；但它們的確在貴族與貴族之間、小貴族與大貴族之間營造了緊張關係。同時，還有某些成功的商人和海盜使得原本就錯綜的事態更為複雜。舊有的製度缺少足夠的靈活性，或者後來不再有足夠清晰的界定，來應對這些變化。

一些城邦試圖通過第三條途徑走向新的世界，像斯巴達人那樣走憲政道路。這樣的道路雖然沒什麽特色，卻人道得多。一個殖民地的建立會引起——並非要求——人們對這個新定居地的特點進行某些有意識的思考。這種自我意識的某些成分，也許僅僅是渴望複製家鄉的東西(這不可能是一種深刻的渴望，大部分殖民者離開家園是因為他們不喜歡自己在家鄉的經曆)。於是，一種新的需求附加到了這種新的變革本能之上，或者至少是對現存秩序的不滿附加到了新的變革本能之上。這是一種需要闡明的需求。而且東方的經驗再一次表明，明確闡釋是有可能的。所以，與東方有著天然聯係的克裏特成為希臘人立法的故鄉就不奇怪了。(根據傳說)克裏特人啟發了斯巴達人，一個克裏特人曾經指教過有姓氏可考的最早的殖民地立法者——意大利洛克裏的紮魯庫斯(Zaleucus of Italian Locri)，於是，其他意大利和西西裏的殖民地也成了立法者的天堂。

但這一切都未有定論。隻有在阿提卡的陸地上，從渴求和理想到成為事實的轉變才有跡可尋。相對於大多數地方，阿提卡算是在後邁錫尼時代的混亂中幸存下來的，然而這裏也出現了經濟崩潰，隻有緩慢的恢複。當形勢穩定以後，雅典城便處於阿提卡各種聯係的領頭羊地位，這種聯係不像斯巴達那樣是一個圍繞著庇裏阿西人或黑勞士的“平等”城市，而是一個到處充滿不平等的阿提卡的中心。貴族、自由民和依附者居住在城裏或周邊地區，就像是在厄琉西斯、馬拉鬆或者蘇尼昂(Sunium)一樣。雅典設法減少或消除了各地的差別，同時建起了這座被公認為首都的城市，保留了地方自豪感、國家認同與個人尊嚴，這是雅典取得的非同小可的成就。

約公元前630年，雅典有人企圖建立僭主政治。約公元前620年，有一項法令對這一企圖給以回應，即《德拉古法典》(Draco)。關於這項法令，除了嚴酷之外，我們其實對它一無所知。但一味強調嚴酷會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僅僅因為一個定義便引起批評和改變，而雅典人繼續接受了這種結果。據說紮魯庫斯的法令也很嚴酷，但洛克裏人最終還是實行了改革。對斯巴達人而言，不幸之處在於：“對我祖父來說是好東西”，則“對我來說也是好東西”。

雅典的首次改革發生在大約25年之後。當決定任命一位仲裁者負責製定內容截然不同的第二項法令時，危急時刻或者說瀕臨革命的時刻來臨了。在對《德拉古法典》和貴族內鬥不滿的背景下，人們選擇了一位革命領袖——梭倫。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梭倫不僅是一位政治家，還是一位詩人，盡管他稍許有些以自我為中心、自以為是，還有點華而不實。

在公元前594年當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有個弱點，就是不喜歡殺人。他本可以使自己成為僭主，但卻沒有這麽做，如他自己所寫：“僭主是一個好位置，可麻煩的是做了僭主就沒法回頭。”即便他如此謹小慎微，也不得不說服兩派勢力——“平民”和“那些掌權者”，讓他們不要理睬“那些玩搶劫遊戲的人”，並且同意以一種斯巴達式的平等模式來安撫雙方。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些掌權者”已經付諸實踐，在整個雅典實行了一種廣泛的分成製——在這種製度下，不少雅典人要將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給某個地位較高者而非國家，以換取耕種自己土地的自由。這一製度逐漸改變或超越了上文提到的氏族集團依附體製，其後果自然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實踐，即對執政官和議事會——戰神山議事會(Areopagus)的專權；後者的成員從卸任執政官中補充，這是該國唯一承擔議政職能的實體。雅典也有公民大會，但似乎並不起多大作用，除非是在那些不得不調查民意的關鍵時刻，或者是在每年執政官的選舉之時。這時有可能偶爾被允許展現一下人們偏愛某個貴族集團的候選人而反對另一個貴族集團的候選人的場景。戰神山議事會和執政官在階級和利益方麵密不可分，他們共同掌控雅典。

梭倫的大部分措施和德拉古所做的一樣，僅僅是將現行法令變為成文法。但是在尋求某種能讓自己以公正持中的姿態出現的內容時，他采取了較為明智的措施。“那些當權者”保住了他們的財產、大部分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甚至過得更加舒適。作為交換，“平民”則被賦予“他們應得的尊嚴”。

他的措施是如何實行的呢？所有的債務都會保障債權人，因此默認的分成製也就成為默認的債務。現在，現存的債務都被取消，債務奴役被禁止，分成製也不複存在(“我讓曾經被奴役的阿提卡的土地得以自由”)，雅典人再也不會因為債務而被奴役、失去尊嚴。這位政治宣傳家為此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說辭：“我讓那些無辜被賣到異國他鄉的人回到家園，他們甚至都不會說自己家鄉的方言了。”不過有一個疑問是，他能尋回多少這樣的人。

政治上的一些平等也能看出端倪。公民大會恐怕以某種方式獲得了新的職權，我們對此知之甚少(是否有可能定期舉行會議？界定適當的選舉方式方法？)，但可以確定的是，人們獲得了一個指導性的新機構，一個與戰神山議事會分庭抗禮的議事會，即“穩定這座城市的第二個錨”。這個議事會如何組成、究竟能夠擁有多大的管理權限並不重要。它準備公民大會的議程，監督更廣泛意義上的公職人員的選舉，是對付戰神山議事會幹預的緩衝器。這些都使局勢發生改變。梭倫還主張公民大會應是審理案件的最高法院。雅典人可以訴求公民大會或者公民大會的一個委員會來反對戰神山議事會的法院作出的裁決。在最初的幾十年中，沒有多少人有勇氣提出訴求，但是這項權利已經在這裏了，就一定會得到利用。

每個人都從他那裏得到了應得的賞罰。所有雅典人都應擺脫奴役的威脅，保證不會受到司法壓迫，並能對城邦發展的方向發表意見。但有些雅典人，主要是梭倫的支持者，想得到更多的實質政治權利。梭倫與塞普瑟魯斯並無二致，他的背後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支持，他們想要得到回報。解決的方法很簡單，但也非常激進。執政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和軍事職官，按照傳統，先前僅限於很少的家庭集團——世襲貴族(Eupatridae，血統優良者)的成員擔任，現在則由擁有土地財富的多少所決定。所有雅典人被分為四個等級。最高等級占據最高的官職。最低等級——thētes，僅僅隻是公民大會的成員，隻能對司法判決有些微影響。可以說，“當權者”的潛在數量翻了一倍，這可是不小的變化。

如果說對梭倫的這些措施有一點諷刺意味的話，那這也隻是提醒我們：梭倫是一個務實的政治家，他並不是一個祈求奧林匹斯神靈來解除雅典痼疾的中庸賢者，而是一個精明的操作者和激進的思想家，一個非常善良而勇敢的男人。他給了雅典人和平變革的機會。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這種變革並沒有一蹴而就、立竿見影。

革命本身很難成為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即便沒有暴力，好人好心也會辦壞事。令人欣慰的是，希臘革命從整體上導向了令人愉悅的方麵。在塞普瑟魯斯和他兒子伯裏安德(Periander)的領導下，科林斯人擴展和鞏固了殖民地，同時科林斯的陶工和畫家製造出精美的陶器。而雅典後來的蘇醒產生了更加驚人的成就(我們看到的主要也是在藝術方麵)。同時，分成製的農民獲得解放，使得16%人口的大部分免除了債務。即便在斯巴達，一位外來的詩人阿爾克曼(Alcman)，也幸福地談論著在歐羅塔斯河(Eurotas)岸邊晝夜的歡悅。當阿爾克曼描述固然並非珍饈的食物美酒和少女，以及少女銷魂的一瞥比睡夢和死亡更能令人沉醉之時，提爾泰烏斯那些令人不悅的戰爭精神早就被他拋在腦後了。

但是，就像希臘人喜歡說的那樣——盡管他們說得比較委婉——“過猶不及”。那些追隨塞普瑟魯斯的科林斯人不能理解自己為什麽要追隨他的兒子或者他的後人。伯裏安德的繼承者被驅逐了，科林斯陷入平庸的寡頭政治。斯巴達人是如此自我陶醉，以至實行了進一步的擴張。悠閑和自由使得雅典人渴求更多的悠閑和自由。結果是科林斯逐漸衰落(當然衰落得非常緩慢，因為它一直作為一個重要城邦存在)，斯巴達實行等級森嚴的統治，而雅典則最終形成了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最終確立之前，先是半個世紀斷斷續續的僭主政治。梭倫拒絕扮演僭主角色，希望雅典社會能夠根除這一痼疾。他的一個年輕的支持者[1]，被證實有僭主傾向——更糟糕的是，此人還是他的親戚——通過兩次嚐試，最終於公元前546年建立起牢固的僭主統治。公元前528年，他去世後又由其子繼承權力。很難說清楚庇西特拉圖為何能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建立僭主政治。阿提卡居民分為海岸派、山地派和平原派。平原派可以獲得橄欖油作為新的財富；山地派足夠富裕，但他們遠離各種事物的中心。盡管庇西特拉圖無論如何都算出身名門，可他本人卻來自並領導山地派。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呢？附庸於他的人是否出自生產優等橄欖油的馬拉鬆平原？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否正在開采阿提卡東南角的銀礦？作為經濟發展的結果，或者為了經濟的發展，他們是不是覺得自己該進入中心了？

無論如何，事情就是這樣。也許一個僭主政治的產生比繼續梭倫的憲政更能激發雅典人去追求前麵提到的三個目標：國家統一、地方自豪感與個人尊嚴。雅典城引人關注，不僅因為它是政權所在地，還因為公共事務、神廟、噴泉，甚至排水溝等公共工程皆聚集於此。這些工程為了培養人民對雅典的保護神——雅典娜女神——與(庇西特拉圖喜歡自詡的)對庇西特拉圖本人的崇拜，鼓勵舉辦或創建國民節慶與賽會，如泛雅典娜節，獎品是幾罐阿提卡產橄欖油(聰明的廣告!)；如酒神節——這是雅典最偉大的創造物之一——悲劇的最早來源。這一切似乎使雅典成為適合權力集中的地方。

地方自豪感無須鼓動，但至少這個中央集權可以顯示出它所關注的東西：為了解決地方糾紛，建立起一個巡回司法審判團，而這一權力起初無疑掌控在當地貴族手中。這些貴族的身份潛藏了一個對以下悖論的解答：一位僭主獨裁者事實上能夠促進個人自由和個人尊嚴。

梭倫向一些新人開放了官職，但是並沒有采取什麽明確的措施限製地方貴族勢力，除了剝奪貴族合法奴役周圍貧困公民的權利。現在他要麽死在反對庇西特拉圖的最後鬥爭中，要麽謹慎地考慮逃亡。即便他留了下來，也不得不承認存在某個比他更有權勢的人。其他的人要麽失去了他們的領袖，要麽意識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從效忠一個主人轉而效忠另一個主人，我們可能覺得並不是多麽關鍵的一步，但卻是通向自主意識的第一步。

因此，當庇西特拉圖的兒子於公元前510年被流放者、陰謀家與斯巴達軍隊以及試圖重續老派政治的守舊派趕走之後，他們發現觀眾也已經改變了。他們中的一個人——克裏斯提尼(Cleisthenes)，一個支持梭倫的大貴族阿爾克美昂尼德(Alcmeonidae)家族的首領，比他的競爭對手更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變化。用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話說：“在他的派別中增加了那些之前被忽視了的人民，讓他們分享一切事務……”克裏斯提尼的動機可能是自私的，他的所作所為可能都是在有計劃地保護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政治前途。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了，獲得了廣泛支持，帶給阿提卡一個全新的社會政治結構，這一結構良好地運轉了200年左右。

新體製的核心內容是承認小的地方單位——鄉村或小鎮、城市的行政區，它們應該管控自己的事務，擺脫當地貴族的幹預。每個單位選擇自己的負責人和議事會，處理自己的事務。國家的目標就是把這些被稱為“德莫”(demes)的單位或多或少地組合成關係緊密的更大的地域區塊(這裏也有為派別利益劃分選區的跡象)。新的部落通過這種地域劃分構建起來，每個部落都各包括一部分被稱為“平原”“山地”和“城市”的地域。之後，這些部落不僅成為軍隊的基礎，還成為其他行政管理體係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梭倫的議事會，現在每個部落有50個議事會成員名額，每個部落的代表在一年的十分之一的時間裏組成整個議事會的常務委員會。

斯巴達的領導

雅典人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在精神上他們是希臘人勝利的支柱，但是從技術上來說，那些選擇抵抗的希臘人自然會認為斯巴達應成為他們的領導者。為什麽這麽說呢？得益於來庫古的改革，斯巴達擁有希臘世界唯一的一支職業軍隊，能夠把自己擁有的5000名左右的重裝步兵投入戰場；還有數量相當、訓練有素的庇裏阿西人，以及人數更多的輕裝黑勞士。但這支軍隊在公元前6世紀並沒有取得過重大勝利，其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外交原因。它頗具威懾力，因而得到了應得的尊敬。

希羅多德說，多虧來庫古，斯巴達人“擁有肥沃的土地和眾多人口，他們迅速強大起來，變成一個繁榮興盛的民族。於是，他們就不再甘心於安靜不動地待在那裏了”。換句話說，他們不再滿足於享有阿爾克曼所說的那種輕鬆愉悅，而是試圖將他們的統治擴展到伯羅奔尼撒北部。他們遭到另一個大邦阿爾哥斯(Argos)和一些較小的城市、鄉村和部落的反對。在與阿爾哥斯的鬥爭中，他們贏了，盡管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是在與其他勢力的鬥爭中，他們卻失敗了。失敗也給予了他們教訓：通過吞並和奴役來進行擴張並不奏效，征服一個敵對的近鄰圈子，隻會製造一個距離更遠的敵對圈。一個智慧的斯巴達人(有些斯巴達人是智者)看到，通過外交手段進行征服代價更小，也更有效。

這位賢人就是奇倫(Chilon)。他於公元前556年當選為監察官，這一職位設立於來庫古時代的混亂時期；設立的目的我們現在不甚清楚，但是基本上是通過每年一次的選舉給予斯巴達的“平等者”們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夠擁有自己所向往的地位，強調他們自己對國王或元老院(Gerousia)的反對意見，或者站在這一邊反對另一邊。奇倫是最早的檢察官，從他以及支持他的“平等者”那裏，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他改變了斯巴達人的思想。

除了軍事問題，還有民族問題。在後邁錫尼世界的混亂中，希臘人被分為多利安人、愛奧尼人和其他民族。他們都是希臘人，都說希臘語——卻是形式非常不同的希臘語。所有人都接受了多利安人是入侵者的說法，盡管也許是一種更具優勢的入侵者。很難判斷這些區別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什麽意義，但是一定有某種意義。奇倫敏銳地看到，淡化斯巴達的多利安血統能誘使周邊非多利安鄰邦與自己結盟，最終還是對斯巴達十分有利。

僭主被推翻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僭主(包括雅典的在內)是因為是阿爾哥斯的盟友，有些則是因為與愛琴海政治的新內容——波斯帝國的擴張扯上了關係。波斯人之前控製了中東和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地區，約公元前546年，他們出現在愛琴海東海岸希臘人的視野中。而這些希臘人在此之前一直在相對不受壓迫的條件下仰賴內陸的非希臘人勢力，尤其是好脾氣的國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約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統治下的呂底亞(Lydia)。波斯人相信嚴密的控製，因此在希臘城邦中建立或支持了不少歸順的僭主政權。公元前525年，波斯占領埃及，隨後抵達北非海岸；公元前514年，他們跨海進入歐洲，盡管在南俄平原遭到了令他們損失慘重的襲擊，他們還是留在了色雷斯，影響遠及馬其頓。這樣一來，希臘大陸和島嶼遭遇了來自北方、南方、東方的三麵困擾；即使在西方也有另一個敵對力量——迦太基，向那些希臘式的前哨村落、西西裏和南意大利的城市施加壓力，這些地方現在已經從最開始的貧窮殖民地變成和本土同樣富裕發達之地了。波斯人可能沒有任何直接占領希臘的野心，但是他們現在就在那裏，因此也不得不認真對付。我們所知的所有希臘城邦都因為對此事件的反應而分為不同陣營。占多數的希臘人——即便不是數量上的多數也是勢力上的多數——認為，順從甚至歸順的建議是最有利的方針；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他們應該戰鬥。從任何方麵來說這都是內部的爭論，然而一切有關其他事物的內部爭論都容易與波斯問題糾纏在一起。政治上的失勢者可能渴望得到波斯的支持；甚至一個政治上的贏家也會覺得，有了波斯的蔭蔽，自己的地位會更穩固。因此，庇西特拉圖被放逐而又幸存的兒子在波斯的領土找到了庇護所，而特薩利(Thessaly)北部最有勢力的家族阿律阿達伊(Aleuadae)也有通敵傾向。斯巴達的形勢並無二致。盡管斯巴達早就意識到這一問題，但是它還是毅然決然地拒絕卷入爭端。但到了公元前4世紀最後幾年，兩個國王的爭吵導致其中的一位——德瑪拉圖斯(Demaratus)跑去投奔波斯王。

我們前麵提到了城邦之間的聯盟。一個希臘聯盟的標準原則就是“擁有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敵人”。這提出了一個問題：誰來決定誰是誰的朋友，誰又是誰的敵人？在斯巴達與阿卡迪亞的較小共同體之間，這個問題隻是理論上的，但是在斯巴達與科林斯這樣的城邦之間，就很棘手了；在斯巴達與那些現在正在結盟的大大小小政治實體之間，簡直就無法回答了。因此，這種單個城邦之間的鬆散聯盟方式必須改進。逐漸地或突然地，建立一個城邦同盟的想法就產生了或者被再造出來。斯巴達是這個同盟的軍事統帥和實際掌控者，但其他城邦也有發言權。也許他們參照了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其他聯盟方式。一定是在一個模糊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關鍵時刻。大約公元前506年，德瑪拉圖斯在科林斯和其他盟邦的支持下，拒絕追隨克裏奧美尼斯襲擊雅典(他的第一次幹涉並未奏效)。在那之後，“伯羅奔尼撒同盟”召開大會，議定隻有經過討論和投票後才可以付諸行動；斯巴達提供軍事指導，其他盟邦予以支持——這樣就創建了一個軍事組織，當波斯人最終決定入侵希臘的時候，希臘人便依托它來抵抗波斯。

波斯戰爭

約公元前500年，斯巴達是公認的同盟領袖，這個同盟實際上囊括了伯羅奔尼撒半島上除了阿爾哥斯以外的所有國家。盡管斯巴達在行動上無意識地反對那些親波斯者，但是不管是斯巴達還是它的盟邦，都沒有對波斯問題提出任何承諾。雅典從僭主統治中解放出來，雅典人逐漸傾向於接受克裏斯提尼發明的“民主”政體(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民主政治”一詞尚未被創造出來)。他們在波斯問題上並沒有一致意見。其他城邦也有類似分歧，希羅多德用嘲諷的語氣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問題。他在提到中希臘一個小邦弗奇斯人決定參加戰鬥時說：“我猜測，他們如此決定是因為他們憎恨特薩利人；如果特薩利人選擇抵抗波斯，我想，他們就會通敵。”

第一個大麻煩出現在小亞細亞。米利都城裏，有個波斯人扶持的僭主西斯提烏斯(Histiaeus)，成了波斯宮廷的政治顧問。留在米利都處理政務的是他的副手阿裏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實際上他們都是波斯政權的傀儡。他們以為自己能夠不露聲色地取得自主權力。可他們錯了，他們的這種計謀產生了被後世史學家描述為希臘人抵抗蠻族的巨大愛國熱情，但希羅多德卻冷靜地稱之為“麻煩的開始”。公元前499年，一些(並非全部)愛奧尼城邦，一些(亦非全部)北部的愛奧利城邦，可能還有一些南部的多利安城邦，驅逐了他們的僭主，開始公開反對波斯。斯巴達拒絕援助，雅典則選擇了支持起義——雖然一度躊躇。但是結果不能逆轉。

希臘人曾經將他們自己和“那些說其他語言的人”區別開來，其他文明社會也是如此。現在有兩種觀念附加到了對這一事實的描述上，一種是敵視，一種是優越感。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想法：一個希臘人如果與蠻族人(操另一種語言的人)講平等那是不合禮法的。務實的希臘人並不會讓這種想法影響他們的行動。但是很多人直接利用這一點作為宣傳手段，最後隻有一個人將這一想法發揮到極致，這就是亞曆山大大帝。他開始朦朧地意識到了它的荒謬之處。

但軍事上的優越性是切實存在的。大約10,000希臘重裝步兵就以某種頗為罕見的方式擊潰了波斯大軍。一個重裝步兵方陣，即便隻是經過適度的良好訓練，也足以打敗一支騎兵、弓箭兵或者其他以任何形式武裝的步兵部隊，這是並不需要多高深的軍事理論就能得出的結論。斯巴達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但即使是斯巴達人，也一定因雅典人的勝利而受到鼓舞。

第三個影響更為重要。克裏斯提尼認識到雅典人的態度變化，並利用這一變化來反對其他貴族。他設計了一種社會和政治體製——不管這個體製是不意而得之還是他精心構建的，他都通過這一體製為進一步的、更大的思想轉變提供了空間。但傳統思維習慣並不會一夜消亡。公元前507年，大多數貴族的行為方式依然像他們一直以來所表現的那樣。更主要的是，很多普通雅典民眾的行為也是依然故我。隻有少數貴族和稍多一點的民眾有所改變。到了公元前480年，軍隊的統率權和城邦的管理權仍然掌握在舊統治階級手中，但是他們對雅典人思想的絕對控製開始——我們強調“開始”——有所鬆動。這些變動非常微妙，即便證據比較充分的時候也很難加以把握。變動不僅是漸進的，而且是不規律的。當證據尚不充分、不能準確界定其開端和結束之時，當人們還不能明確地談論這種轉變時，我們隻能列出事實，以待尋找任何可能的線索。亞裏士多德以他特有的敏銳指出，馬拉鬆的勝利賦予雅典人民政治上的自信。他的解釋符合事實。在馬拉鬆戰役以後的10年內，雅典人首次實行了一項奇特的製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這是克裏斯提尼的又一創造，這一製度允許公民大會在它所願意的每年決定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被暫時性地放逐海外10年，但是保留其財產。前三次陶片放逐於公元前490年實施，實施的外在原因是被懷疑叛國。不過亞裏士多德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那就是實踐權力的勇氣與實踐權力的時機一樣重要。

波奧提亞(Boeotia)日益團結在主導城邦忒拜(Thebes)周圍，沒有遭遇什麽麻煩。在克裏奧美尼斯國王的鼓動下，波奧提亞人於大約公元前506年參加了斯巴達對雅典的戰役，結果遭到重創。但斯巴達並沒有進一步行動。在公元前5世紀最後10年，斯巴達的當務之急是處理伯羅奔尼撒的事務，對付阿爾哥斯：約公元前494年，克裏奧美尼斯在西皮亞(Sepeia)慘敗於阿爾哥斯。更急迫的則是對付自己的黑勞士，他們謀劃了一次起義(具體時間和持續多久並不清楚)；還有更迫切的事務是處理自身兩個國王的爭鬥，這次爭鬥導致德瑪拉圖斯逃往波斯。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斯巴達還得在原則上顧及抵抗波斯的事業，甚至還派出了軍隊抵達馬拉鬆——盡管到達的時間隻趕上了對雅典人的勝利表示祝賀。

然而雅典還有另外一個敵人——富裕的商業島嶼埃吉納。從20英裏外的雅典的法勒隆港(Phaleron)可以清晰看到島上的三角形山峰。一旦雅典人將其注意力放到海上，埃吉納就成了強勁的對手。雙方在早期曾有過一次戰爭。約在公元前500年，兩國間開始了一個衝突或者以衝突相威脅的時期，該時期持續到公元前5世紀80年代。公元前489年，有多少雅典人會認為波斯人的敗逃給了他們自由，使他們能去對付更為直接的敵人呢？

這裏有條頗值得玩味的線索。公元前482年，在阿提卡的勞裏昂(Attic mines at Laurium)發現了非常豐富的銀礦礦脈。銀礦收益的分配引起了爭論。一派以亞裏斯提德(Aristides)為首，此人綽號“公正者”，是馬拉鬆的英雄，曾於公元前489年當選執政官，後來又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的危急時刻表現突出，並於公元前478年組建了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他的一派人認為，銀礦收益簡單地在公民中間分配就行。另一派的代表鐵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則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鐵米斯托克利以其聰明(有些人使用這一詞時帶著並不友好的意味)和深謀遠慮而著稱，這一特質在他公元前493年擔任執政官時就展現出來了。他開始在皮拉奧斯(Piraeus)建造一個新的更堅固的港口，後來又警告雅典人應防範嫉妒的斯巴達人的威脅、切實增強雅典堡壘的防禦能力。前482年，狄米斯托克利說這筆橫財不能恣意揮霍，而是要用來建造一支艦隊；這支艦隊必須要有200艘三列槳戰艦，一旦艦隊組建成功，將成為抵抗波斯海軍的中堅力量。但是他當時並未指出這一點，而是借口需要一支艦隊來對付埃吉納——這一觀點至少是他的聽眾們最關心的問題。我們不知道他的騙術或者說他的遠見卓識是否受到伯裏克利的批評——“皮拉奧斯的醜相”(狄斯托克裏的新皮拉奧斯)——的些許挫傷。

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形勢。波斯占據了北非，遠達昔蘭尼加，更遠的地方則是與波斯關係友好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迦太基本身也在對西西裏的希臘人施加壓力。愛琴海北岸遠抵馬其頓、小亞細亞及沿岸的愛琴海島嶼，同樣被波斯人占據。希臘本土就像一顆夾在強勁有力的胡桃鉗裏的小堅果。因此它被認為易於引起注意這一點，著實令人驚訝。大流士的傲慢遭到打擊(大流士在南俄也曾蒙受失敗，但他卻沒有如此反應)，據說他的王後阿托薩(Atossa)十分渴切地希望得到希臘女仆的服侍。薛西斯可能也患上了自大症，但是這些似乎都不能證明波斯人的努力——或者說冒險是正當的。

希臘本土這粒堅果本身並非完美無缺。希臘人在公元前481年剛開始意識到迫在眉睫的危險之後，就即刻四麵求助，如到克裏特、科西拉、敘拉古等地；但都遭到拒絕或者被對方用模棱兩可之語打發了。隻有科林斯地峽北部的雅典和一兩個小城邦——弗奇斯(Phocis)、普拉提亞、特斯派亞(Thespiae)準備加入戰鬥，但特薩利和波奧提亞對這件事都沒有絲毫熱情。在伯羅奔尼撒，阿爾哥斯態度中立。希臘人情感寄托的中心——德爾斐的阿波羅神諭則忠告說，隻有謹慎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當希羅多德所稱“擁有最優秀思想的那些希臘人”於公元前481年在斯巴達聚會，以及之後於前480年春天在科林斯聚會的時候，他們決心忘掉彼此間的分歧(主要是埃吉納和雅典之間的分歧)，賦予斯巴達陸上與海上的指揮權。這並不是基於物質原因，而是基於某些外交上的理由(盡管狄米斯托克利的新海軍力量始終不容忽視)。斯巴達國王能夠調集約40,000重裝步兵和更多輕裝部隊，斯巴達的將領們(它的國王極少關注海洋)擁有超過350艘戰艦——按希臘的條件來說，這樣的規模已相當可觀了，但麵對薛西斯從帝國各處調集的部隊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當希臘人在科林斯會商之時，波斯大軍已開向赫勒斯滂海峽[2]和歐洲邊界。同樣，麵對主要從腓尼基和臣服的小亞細亞希臘城邦召集來的波斯海軍，希臘海軍也未免過於弱小。波斯海軍正為沿色雷斯沿岸行進的陸軍保駕護航，當時後者在尋找一條可供大軍獲取足夠飲用水的河流。要給出波斯軍隊的大概人數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希羅多德說1,750,000陸軍當然荒謬，200,000也許比較接近實際。但他所說1200艘戰艦並非胡言，我們就算它有大約1000艘吧。無論怎樣，希臘人被征服似乎是鐵板釘釘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