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賈斯珀·格裏芬(Jasper Griffin)

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方麵看待古希臘羅馬史：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單一的整體，自公元前8世紀希臘城邦(the polis)出現時起，至羅馬帝國大擴張與最終解體時止，這是一個依賴於羅馬軍事與政治實力的社會，但它的文化、文學和藝術實際上卻是希臘-羅馬的。我們也可以把它們分作兩段不同的曆史。首先是希臘城邦從貧困與晦暗狀態中脫穎而出，發展為“古典時期”的那種充滿自信的輝煌，時間是公元前5世紀。隨著亞曆山大的征服戰爭，他把疆域擴至亞洲的廣大地區，但最終被羅馬軍團所並吞。隨後是另一段曆史：羅馬由蕞爾小邦一路奮爭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起先在意大利，之後在整個地中海區域。此間它失去了自身的共和政體，轉變成一個帝製國家，征服與壓榨希臘的各個城市與諸王國，統治著世界；直到“蠻族”人逐漸變得異常強大，把帝國分解為許多基於不同實踐和信仰的國家。這兩段曆史中的每一段，都包含著某些重要的真實信息。

古希臘羅馬在這一漫長的曆史沿革當中，真正具有創造力的時期頗為短暫。決定性的進步是在希臘古風與古典時代(公元前8—前4世紀初期)取得的。正是在這一短暫時間裏，在東地中海的一處不大的地域上，出現了一些對我們至關重要的社會。民主製就是在這裏被發明出來，並引起爭論，不斷完善與受到抨擊的。羅馬人反對民主製。在馬其頓國王征服希臘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羅馬共和國的征服，民主被鎮壓下去，以便上層階級的統治。經曆多個世紀幸存下來的文獻作品中，還討論了其他問題，包括奴隸製是錯誤的(反自然的)嗎？法律、人類或神靈的本原是什麽？是否應該為了國家利益廢除家庭(柏拉圖在理論上認為應廢除家庭，斯巴達人長期以來在實踐中朝著廢除家庭的方向前進)？公民抗命是否在有些時候是正義行為(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中對此有經典的討論)？正確的性關係是什麽(柏拉圖設想過，阿裏斯多芬嘲弄過有關婦女擁有政治權力的思想)？如何超越血緣族係之間的仇恨與對家族的忠誠從而確立法治？怎樣看待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或者說是否根本就沒有這樣一種正當的東西，而隻有無情的強權邏輯(修昔底德曾對此作過很多論述)？一個共同體的理想規模有多大？血統具有怎樣的作用？教育對人品的形成有什麽作用？顯而易見，希臘創造力的衰減，與政治獨立的喪失密切聯係在一起。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獨具特色的文學和藝術形式被創造出來。首先是史詩，以高尚的詩句講述英勇的行為。荷馬(Homer)最終成為維吉爾(Virgil)、但丁(Dante)、塔索(Tasso)與彌爾頓(Milton)的榜樣。之後是抒情詩、悲劇與喜劇——莎士比亞運用了這些形式。再後來出現了散文，以及曆史、哲學、修辭術和小說的鼻祖(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如同這些形式支配著歐洲後來的高水平文學一樣，由青銅與大理石雕像、建築物的石柱與柱廊、城市的科學規劃構成的視覺藝術，也給後來歐洲的視覺藝術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米利都的希波達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設定了一種矩形網格式的城市布局。每個現代銀行與國會建築物的入口都有一個石柱門廊，召示著古希臘建築藝術的恒久影響，這就如同大圓屋頂與凱旋門驗證了羅馬的持久影響一樣。歐洲的文學和藝術，從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與魯本斯(Rubens)的藝術作品，到彌爾頓與濟慈(Keats)的詩歌，都顯示出希臘神話的影子。特洛伊的海倫(Helen)、俄狄浦斯(Oedipus)、那喀索斯(Narcissus)、迷宮中央的米諾陶洛斯(Minotaur)，諸如此類的藝術形象仍然是創作的原型。

希臘的哲學遺產也相當豐厚。柏拉圖(Plato)與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基督教思想界，都是西方曆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人們可能會提到柏拉圖對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亞裏士多德對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影響。“最初的詞”隻有依據希臘人的邏輯理論才能加以理解。大學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在雅典開辦的學校，該學校存在了幾近1000年之久。希臘的學校通過阿拉伯人傳播到歐洲，亞裏士多德的作品也經阿拉伯人之手傳入歐洲。大學從薩萊諾[1]向北方擴散，在那裏與已經播下學校種子的東部伊斯蘭文明相遇了。隨著對破損的古典作家文本的研究，文本考據方法開始出現。諸如“博物館”(museum)、“靈感”(inspiration)、“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的之類詞匯，顯示出與古代的關聯。Museum一詞出自繆斯(Muses)[2]的神廟，inspiration意味著詩人的那些絕妙詩句來自某種超自然的力量，poet laureate則表示為取得成功的詩人戴上桂冠。現代人對體育運動的崇拜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複興，當然也與古希臘人有密切關聯。

本書涵蓋的時期，始自環愛琴海的許多小型社會中出現了可以辨識的希臘文化，這一文化當時與古埃及和古代兩河流域的文化相比未免微不足道。它發展的高峰是在希臘城邦擊敗波斯國王的龐大軍隊之時，終結於若幹巨大的王國所支配的自信而成熟的文化，即馬其頓人統治幼發拉底河與尼羅河流域時的文化，在西西裏島(Sicily)、意大利(Italy)與昔蘭尼加(Cyrenaica)，以及在馬賽(Marseilles)、亞曆山大裏亞(Alexandria)和那不勒斯(Naples)繁衍興盛的希臘文化。這是最大限度的擴展範圍。希臘人無論走到哪裏，都隨身帶著他們的荷馬史詩文本、教育體製、建築與藝術風格。有些希臘城邦建立了民主政治，有些城邦實行貴族製，幾乎所有的城邦在某個時期受到自命的獨裁者——“僭主”的統治。有些城邦想方設法統治其他城市，有些則組成平等的聯盟。存在著隱含的統一性，用來明確區分一個希臘人(希臘人仍舊稱自己為Hellene，就如我們稱他們是“Hellene”一樣)，或“蠻族人”(Barbarian，起初這個詞是指說著令人難以理解的語言的人，他們隻會說“Bar， bar”)的身份。同時也存在巨大的多樣性。

誰是希臘人呢？他們的祖先就像羅馬人的祖先一樣，屬於龐大的印歐語係的人群。他們用了數個世紀，從靠近高加索山脈的某個祖居地散布到了印度次大陸、伊朗高原和歐洲。大約在公元前1900年，他們開始從北部進入希臘。從大草原來到一個新世界，海洋對於這個世界的交通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希臘的陸地山脈縱橫，由眾多互不相鄰的小平原、河穀地帶與島嶼所組成。古典希臘的突出特點是每個城邦理所當然地擁有自己的貨幣製度甚至曆法，相鄰城邦之間的妒恨與時斷時續的戰爭成了常態，這些特點顯然與地理條件相關。盡管愛琴海因突然襲來的風暴而為人所知，但希臘的氣候還是溫和宜人的。若按照潮濕寒冷的北方標準來衡量，人們所需甚少就可達到一般舒適的程度。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很自然地都在戶外，包括露天集會。無論衛城上的公共建築多麽輝煌壯麗，古典時代的雅典人的生活方式頗為簡單。希臘人自己說：他們與東方溫柔富足的人們不同，貧困是他們之所以堅毅與自持的導師。

邁錫尼時代的希臘，仰賴米諾斯人精致的文化。米諾斯人是非印歐人，曾經在克裏特島與一些愛琴海島嶼上繁衍生息，十分興旺。它與古代近東的其他文化——赫梯、埃及、敘利亞文化——也有接觸。海洋很自然地使希臘人麵向相鄰的航海民族，而不是居住在歐洲大陸的山地居民。希臘人對埃及與小亞細亞更感興趣，而非馬其頓尼亞(Macedonia)或伊利裏亞(Illyria)。早期希臘人從這些古代文化身上學到了許多：域外的男神與女神(例如赫拉與雅典娜，後者被徹底移植過來，成為古典時代的帕特農神廟的組成部分)、奢華的藝術、音樂與詩歌。約公元前1150年，邁錫尼時代的據點紛紛陷落。當其他所有的藝術在隨後的黑暗時代暫時消失的時候，詩歌卻幸存下來，保存著有關偉大國王與英雄們的時代的生動記憶。邁錫尼並非被遺棄的廢墟，而是富有黃金與萬眾之王阿伽門農(Agamemnon)的國度。青銅時代的邁錫尼文化是神話的溫床，神話對於古典希臘的重要意義可謂不言而喻。在邁錫尼陷落之後的黑暗時代，源自較早時期的複雜的文化遺產得到梳理，被融會貫通。在黑暗時代末葉，實際上完成了眾神體係的構建，希臘宗教的最終形式得以形成；與東方的接觸得到恢複，獨立的波利斯(polis，中譯名為城邦[3])已具有了古典時代的形態。

就希臘周邊文化的重要性而言，有一個具有啟示意義的證據，這就是：在希臘語中，大部分樂器的名稱，甚至許多詩歌形式的名稱，如挽歌(elegy)、讚歌(hymn)、抑揚格(iambus)，都是出自非印歐語言的外來詞。無論就社會聲望還是就影響力來說，詩歌與文學在希臘始終是最高的藝術。它們的一些形式如同它們的神話內容一樣，最終可以回溯到這樣一個時期，即：希臘人的祖先為自己找到了一處擁有居所、宮殿、壁畫和音樂的世界。早期的這種與周邊文化的接觸，必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來解釋希臘人取得的成就。他們的那些遙遠的同族人侵入印度河流域，[4]在那裏發現了城市和神廟，迅速開啟了印度的雅利安文化。最初的希臘人同樣受益於接觸到一些高度複雜的社會，從而依循與徜徉在北方森林裏的日耳曼人(Germans)和凱爾特人(Celts)頗為不同的路線發展，而後兩者在許多個世紀裏更多處在原初的部落社會狀態。

希臘人本身意識到他們的字母文字源自腓尼基(Phoenicia)，早期建築形式源自埃及，數學源自巴比倫(Babylon)。所有這些東西，在希臘都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得到發展，例如雕塑藝術達到了寫實主義，其範圍也與埃及藝術大相徑庭。在數學方麵，出現了對證明問題的一種異常強烈的興趣，整個體係建立在公理基礎之上。字母符號係統被完善為一種書寫體，迄今一直以羅馬書體的形式滿足著西方世界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在藝術與社會中人的尺度與標準，這一點塑造了希臘的特征。獨立的城邦是希臘的主要成就，單個人作為公民，在城邦中可以得到充分發展。這一點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東方的近鄰——龐大的諸王國近到可以經常給希臘人以靈感與指點，卻又無力征服希臘。波斯國王薛西斯(Xerexes)曾經對此進行過最後一次嚐試，但未免太晚了。

希臘文化是競爭文化。每個承前啟後的曆史學家和哲學家都要顯示出他對前人的成果有所改進。柏拉圖的《對話錄》是關於拚盡全力的專家與思想家們力求在論辯中占取上風的寫照。在奧林匹亞和德爾斐舉行的泛希臘的宏大儀典，集中於體育競賽。當悲劇或喜劇在雅典麵世之後，它們應該由專門的裁判小組來分出高下。每個城邦都力圖比鄰邦更卓越。

希臘文化在各方麵都以其形式所具有的極其強烈的感覺為標誌，這正是希臘藝術與文學對那些接觸到它們的其他社會施以巨大衝擊的東西。希臘建築與城市規劃在形式上的完美無缺，準確塑造雕像的自我意識，能夠感受到的對每個文學類型都適用的嚴格確切的要求——所有這一切都在觀眾中培養出了一種近似苛刻的要求與頗具見識的品位。那些獲得了這種品位的人——埃特魯裏亞人(Etruscans)、呂底亞人(Lydians)、利西亞人(Lycians)和西西裏與敘利亞的土著居民——會發現相形之下，他們自身的本土作品未免粗俗不堪，充斥著鄉巴佬氣。他們能做的隻是創作希臘風格的作品，用希臘文寫作。其他語言失去了文學寫作的功能，顯然消亡了(希伯來文是個例外)。隻是在羅馬，人們作出了大膽決定，避開選用希臘文寫作的捷徑，擔負起創造拉丁文學的重大任務，其成果經得起最嚴格的希臘標準的評判。

這種精細的審美，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可以用來解釋希臘人為何未能取得更多的技術進步。甚至希臘時代晚期，像風車和螺旋槳這樣的簡單裝置都被聰明人發明出來了，他們卻未能開發出蒸汽推動的機器裝置。奴隸製的存在並不能解釋這一點。奴隸在希臘勞動力中隻占很小一部分。希臘存在著普遍的偏好，就是追求審美的極致而非創新上的。這是一種與我們這個時代截然不同的思想。我們可以把帕特農神廟中楣上的騎手作為象征。他們在沒有馬鐙的情況下駕馭著坐騎，具有妙不可言的美感，馬具的缺乏反而增強了這種美感。但在中世紀早期發明的馬鐙卻改變了騎兵的戰鬥力。

早期希臘世界已離我們而去，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距我們甚為遙遠。其他至今依然存在的社會在許多地方同樣十分有趣，譬如早期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秘魯文明。不過，希臘與我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其他社會卻因曆史的偶然性與我們無緣。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說過，國王薛西斯在薩拉米斯的海戰失敗，作為英國曆史中的事實，甚至比諾曼人的征服更為重要[5]。這一事件使希臘社會及其特有的藝術與思想的獨立發展成為可能，並通過羅馬的文化傳承，成為歐洲思想與藝術的先導。羅馬強權及其機構征服了希臘，並壓迫希臘。但戰無不勝的羅馬軍團也把這一非凡的民族文化帶到四麵八方。用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的話說：“被征服的希臘把凶猛的征服者變成俘虜，把藝術帶給了野蠻的拉丁人。”自那以後，希臘和羅馬便一直吸引著人們的目光。歐洲始終意識到在其自身文化之前有過另外一種高級的文化，這種意識一直為歐洲思想提供著清晰而長遠的視域。

希臘與羅馬文化在許多個世紀裏曾是歐洲文化的代名詞。“古典的”一詞，曾是判斷其他所有事物的標準；學校和大學一門心思致力於研究古代，這在我們看來似乎頗為古怪或不合常理。我們現在幾乎不可能理解這種過往的社會竟會成為判斷標準的思想。但由於我們與希臘詩歌和科學仍舊存在著一脈相承的聯係，因此研究希臘也是在了解我們自己。古典世界勝過其他地區的根本優勢在於：隻有它既與我們有親緣關係，又與我們形同陌路。說它與我們有親緣關係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希臘的故事與希臘人的思索與我們息息相關(安提戈涅的道德兩難，原子理論，有關在山區發現的海洋生物化石表明那裏曾一度處於水麵之下的思想等)；說它與我們形同陌路是因為，希臘人的為人處世在許多方麵與我們迥然有別。他們崇拜眾多神祇，他們擁有奴隸，他們對性有不同的想法。我們注意到這是一些真人真事，我們發現這些人在某些方麵是可以被理解、被認識的。認識到這一點，會有助於我們擺脫現實中的暴政；有助於我們擺脫一種假設，即我們自身的行為與思維習慣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有助於我們擺脫我們沒有其他選擇的思想。這正是曆史所具有的解放的力量。

[1] Salerno，意大利南部城市。——譯注

[2] 古希臘神話中主管人文藝術的九位女神，曆史女神克麗奧是大姐。——譯注

[3] 本書希臘文處理為斜體，以與英文相區分。古希臘詞polis有“城寨”“城市”“人民”“國家”“公民大會”等多種含義。英譯名作“city-state”，中譯名城邦從英譯名，與polis的原意並不相符，因為希臘有一些沒有城市的國家亦被古希臘人稱作polis。由於城邦譯名沿用已久，故在這裏說明其本義後仍采傳統譯法。——譯注

[4] 指同為印歐人的雅利安人，可能自伊朗高原南下，進入印度次大陸。——譯注

[5]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1873，又作穆勒)，英國哲學家與經濟學家。薛西斯為波斯帝國國王，在公元前480年率大軍入侵希臘半島，其海軍被希臘聯軍的艦隊擊敗。——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