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西塞羅與羅馬

米麗婭姆·格裏芬(Miriam Griffin)

本章涵蓋的時代始於公元前82年蘇拉獨裁的建立，結束於公元前44年愷撒獨裁的終結，內容涉及晚期羅馬共和國的政治生活及其滅亡。

西塞羅

如果說我們對這段歲月所知的比對羅馬史的其他任何時期都多的話，那主要應歸功於一個人——馬爾庫斯·圖裏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我們擁有大量的演說詞和書信，都是他參與日常政治活動，或親自執掌國家最高職位，或同那些決定地中海世界未來的人物保持聯係的時候所寫的。然而，其作品精彩闡述的並非隻是政治史。當身處舞台中心之外時，西塞羅轉向另一種更具思辨性的文學創作，創作出大量哲學、修辭學的理論著作，其中充滿當時人的例證與看法。正是因為西塞羅本人並不是一個原創性的思想家，才能幫助我們精確地認識他那一時代的思想。

不過，對於曆史學家而言，西塞羅最寶貴的遺產還是他曆盡滄桑的成年時期的各階段留下來的卷帙浩繁的通信，有些是私人性的，並未準備公開出版；其他的則在寫作時已做好了廣為流傳的準備。這些信件總數超過900封，涉及個人與文化事務，同時也提供了關於當時最重要政治事件的官方與非官方的、公開與私下的看法。關於西塞羅最坦誠的書信，即那些寫給親密朋友阿提庫斯，一位較他年幼的同時代人的信件，後人這樣寫道：“讀過這11卷書信的人，將會覺得沒有閱讀那個時代係統的曆史著作的必要了。”

然而，這幅圖景中也有模糊的一麵。西塞羅是位睿智的觀察者，但並非超然獨立；他見解敏銳，但情緒和思想變化多端；他關注他人，但更重視自己的名節。更重要的是，他的同代人幾乎沒有留下可以修正他對事物的描述的內容。他們的演說詞，他們的哲學、修辭學作品沒有完整保存下來，並且，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上述內容也得自於西塞羅。有70多封朋友、熟人的書信跟西塞羅的保存在一起，但由於基本都是致西塞羅的，這些信件對西塞羅關注領域之外的事情揭示得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擁有愷撒對高盧戰爭和內戰的記載、瓦羅在古物研究和農業方麵的著作，以及保存在石板或銅板上的若幹羅馬法律文件的話，我們幾乎要相信晚期共和羅馬的生活完全是西塞羅豐富想象力的創造。

因此，我們需要確定，西塞羅不可避免的突出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們對於羅馬共和國最後和最偉大階段的認識。就拉丁散文而言，我們可以放心，無論從其本身成就還是作為證據的價值來看，無論其他作家著作的散失是多麽可惜，西塞羅的確統治著這座舞台。大量證據表明，西塞羅的大量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同它們當時在羅馬人心中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在西塞羅身後，在拉丁文演說詞、帶有文學色彩的書信或哲學、修辭學著作的創作中，作者和讀者都無法不強烈地意識到這位偉大榜樣的存在。他的作品成了語法學校裏的教科書和修辭學校裏的範例。他遭到猛烈抨擊，當然，也有人為他熱情地辯護。隻有他的詩歌一直遭到輕視，如其殘篇所顯示的那樣，這樣的待遇也是正當的。

根據挑剔的昆體良的看法，西塞羅“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是雄辯的代名詞”。西塞羅的文學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麵呢？首先在演說術上，那是古代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本領。西塞羅在三種體裁——議案類、展示類(公開展示性的演說詞)和訴訟類演說上都高人一籌。他在元老院和民眾麵前的演說詞展現了他是如何針對不同聽眾，用不同的方式處理議題，並幾乎總能取得成功的。作為執政官，他在確實存在著貨幣和穀物短缺的情況下，說服羅馬民眾轉而反對減免債務和分配土地的法案。到了晚年，他又勸說元老院以共和國的名義投票賦予屋大維公共權力，盡管後者是一個擁有私人軍隊的革命人物。在羅馬，展示類的演說術不那麽重要，但無論是謾罵還是頌揚，它都融合了不同種類演說詞的要素：如果西塞羅對龐培的成就以及愷撒的征服的讚美不能像打動同時代人那樣打動我們的話，我們卻仍會發現他在《反披索》中描繪的前執政官披索的荒唐肖像、那位乏味的伊壁鳩魯派哲學家的形象和他抖動的眉毛，又或者是《為穆瑞納辯護》中對刻板的斯多葛主義者加圖及迂腐法官蘇爾皮修斯·盧福斯的諷刺具有令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羅馬，難度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演說術是訴訟式的。直到公元前43年去世時為止，西塞羅在至少20年的時間裏統治著羅馬法庭。在那個世界裏，論點來自法律條文，對熱情與偏見的煽動比陳述事實更為重要。盡管誇耀自己能夠“把沙子揚進陪審員的眼裏”，並曾在一起訴訟中宣稱某次著名訟案中存在行賄，西塞羅卻在4年後的另一起訴訟中對此矢口否認(兩次他都打贏了官司)。他最出名的還是調動和安撫陪審團以及聽眾情緒的能力。因此，人們常請他為被告做總結陳述。

西塞羅發展出的完句式風格，即精心構建的均衡句式與韻律節奏，不如他青年時代的強大對手霍騰修斯(Hortensius)那麽華麗。但到了演說生涯晚期，這種風格已變得過於做作，無法符合年輕一代的品位。因此，西塞羅在其論修辭學的主要著作中加入了一些自辯式的內容，通過引用希臘理論和個人經驗來展示完美演說家的形象。在《布魯圖斯》，一部寫於公元前46年，似乎受到4年前霍騰修斯之死影響而創作的羅馬演說術發展史中，西塞羅自身的成就被含蓄地表述為羅馬雄辯風格的頂峰。在書中，如同在較早的《論演說術》和後來的《論演說家》中一樣，西塞羅強調了演說家接受恰當訓練的必要性；他相信，這種訓練不僅包括掌握技術，還需要建立在希臘文化基礎之上的廣泛教育。西塞羅崇拜的英雄李錫尼烏斯·克拉蘇(L. Licinius Crassus，西塞羅自稱為他的“學徒”)作為公元前92年的監察官，反對開辦隻用拉丁語教授修辭學的學校：因為希臘文是一種更為豐富的語言，有其既定傳統，是學習偉大演說術的必備工具。

雖然西塞羅視曆史和法律為演說家教育的基本組成部分，他在以上這些著作中極力推薦的仍是希臘哲學。這是因為它首先傳授了智慧，但同時也由於它提供了辯論的訓練——政治家必須把智慧與雄辯風格結合起來。這些試圖從哲學中獲益的動機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西塞羅在哲學流派方麵做出的選擇。盡管西塞羅接觸了所有主要流派，他還是將遠離公共生活且對優美語言興趣不大的伊壁鳩魯學派留給了好友阿提庫斯[1](Atticus)。在他孩提時代，一位名叫狄奧多圖斯(Diodotus)的斯多葛派哲學家住在他家裏，並在那裏終老；西塞羅曾向他學習了辯證法。他偏愛新學園派的教師們，這個派別代表了柏拉圖學派曆史上的一個懷疑主義階段，他們認為確定的知識是無法得到的，但在思想上，可能性是指導實際生活的重要基礎。他們自然接受了學園派從正反兩方麵探討一個問題的傳統，這為講話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訓練。他們的信仰也給西塞羅帶來了方便，使他可以自由選擇在具體議題上最可信的哲學觀點。例如，他可以毫無矛盾地支持斯多葛派關於神意和基本道德觀的看法，同時反對他們認為演說應當不動感情的觀點。

盡管西塞羅始終堅持，公共服務比學習和寫作更重要，哲學研究卻始終是他更喜歡的閑暇活動。但直到政治形勢變得對他的天才不利的時候，哲學才真正成為他的最愛。出於這種偏愛，他最早完成的理論性著作是修辭學方麵的論文和兩部政治哲學作品，《論共和國》和《法律篇》，這一點毫不令人意外。但到了公元前46年，兩部次要著作已預示了他未來的創作方向。《斯多葛派的悖論》是一部修辭學傑作，西塞羅在其中為斯多葛主義學說的一些極端觀點進行了辯護：例如，美德是唯一的善，而所有壞行為皆同等邪惡。他把這部作品獻給了加圖的侄子布魯圖斯，並以對加圖的頌詞開篇，稱讚他能使其哲學為公眾所接受。加圖當時正在非洲領導著共和派力量，這一事實無疑可以說明，西塞羅為何要修正17年前對自己斯多葛派信條的嘲諷。在這一年較晚的時候，加圖自殺身死，於是，西塞羅為他創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頌詞。

次年，西塞羅開始著手實施一項宏偉計劃，即“為我的同胞提供一條通往至高學識的道路”。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他創作了12部作品，基本都是以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創造的對話體格式寫成的，覆蓋了古代哲學的三個分支。這一係列中的第一部是《霍騰修斯》，一篇關於哲學學習的勸諭詞，現已經佚失，但其影響可以從奧古斯丁的話中看出來：“主啊，這部書改變了我的性格，指引我向你祈禱。”對於哲學中的邏輯學分支，他僅僅貢獻了一部《學園派》，其中展示了新學園派的懷疑主義觀點。至於另外兩個分支，他首先“學術性地”展示了不同學派在最基本、普遍的哲學問題上的觀點，接下來在更為具體、實際的問題上為他所鍾愛的派別進行了辯護。因此，在自然哲學領域，繼《論神之本性》之後出現了《論占卜》和《論命運》；而在道德哲學領域，他在創作《論善與惡的界限》(討論不同學派所宣揚的人生目標問題)之後又撰寫了《圖斯庫魯姆辯論集》和《論責任》，以此為斯多葛派對幸福和責任的觀點進行辯護。

但西塞羅的目的並非在於傳播某一種哲學教義。事實上，即便在那些更具傳道色彩的作品中，他也斷言並不存在確定的真理，並堅稱自己有權利根據在不同場合使用的論據，從不同流派中擇取最令人信服的一種。他的願望是為國家服務，並在其他通道已被堵死的情況下，為自己贏得光榮。他並沒有宣稱自己提出過原創性的哲學思想。他要貢獻的是自己用動人的拉丁文重新表述希臘哲學的能力，去為羅馬創造一種堪與希臘匹敵的哲理文學，正如羅馬演說術業已做到的那樣。這位雄辯的演說家的成就得益於他的教育。直到當時為止，嚴肅的哲學論文一直都是用希臘文書寫的，即便盧克萊修似乎也被世人視為詩人，而非哲學家。西塞羅未能徹底扭轉這種局勢；但塞涅卡是他堅定的繼承者，而他最終的傳人是拉丁教會的教父們。當時的人寫道：“從前粗糙而草率的拉丁哲學被他的雄辯術打磨光亮。”在解釋自己如何能快速寫出這麽多著作的時候，他對阿提庫斯說：“它們隻是抄本，不費多少氣力；隻有這些字句才是我的，而我的詞匯儲備是豐富的。”在他之前，曾有伊壁鳩魯派和斯多葛派學者用拉丁文進行寫作；但西塞羅說，他們並未努力去追求優雅的風格，甚至在定義和布局謀篇上也不夠注意。雖然西塞羅關於自己隻是翻譯者的說法言過其實(他自己又在別處矢口否認)，大量證據卻毫無疑義地表明，他費心關注的不是希臘思想的含義，而是對話者的選擇和用語問題。正是西塞羅確定了希臘文術語和拉丁文術語或翻譯用詞之間的對應關係，因為他更關心的是教育所有具備文化修養的讀者，而不是向信徒們宣講。他不僅經常給出希臘語原文，也時常討論其他的翻譯可能性，並在後來的作品中改弦更張。

在西塞羅之前與之後的時代，人們經常抱怨拉丁文作為哲學語言的缺陷。西塞羅不無道理地抗議說，在任何語言中，新題材都要通過新詞匯的創造來表現，希臘哲學家們也需要使用造字手段。他自己引入了諸如 qualitas, moralis以及beatitudo等詞匯，借以表示“品質、道德”和“幸福”等概念(耐人尋味的是，羅馬本身並不需要表示幸福的字眼)。盡管他滿懷愛國熱情地堅稱，拉丁語潛在地比希臘語擁有更為豐富的詞匯，這種語言還是存在著基本局限，這對哲學探究的影響是極為嚴重的：拉丁文不經常使用複合詞，並且缺少定冠詞。誠如塞涅卡抱怨的，拉丁文的“Quod est”作為柏拉圖說的“存在者(το ον)”替代詞，隻是權宜之計而已。西塞羅經常使用迂回婉轉的說法，特別是在追求雄辯風格的時候，以此顯示自己對這種語言的精妙的尊敬。他寫道：“我們不需要逐字硬譯，像不講究文采的翻譯者做的那樣。”同樣的想法使他形成了一個令人惱火的習慣，即在不同場合用不同詞匯去翻譯同一個希臘文術語，或按照自己的通常風格，用拉丁文詞組進行翻譯。盡管如此，他的貢獻仍是巨大的。他最偉大的異教繼承者、塞涅卡雖也為拉丁文哲學詞匯補充了許多新術語，卻幾乎從未否定過西塞羅的翻譯。它們永久性地擴充了拉丁語的寶藏。

這樣一位自覺意識極強的文士留下的私人信件居然大多是未經雕飾的，這乍一看似乎難以自圓其說，但那正是西塞羅完滿天才的一部分，即針對各種場合使用恰當的風格。這些書信中包括寫給元老院的關於其行省軍務的官方信函，它們莊重簡約的風格不同於他向青年朋友塞利烏斯(Caelius)說明其職責時的那種機智與詼諧，也不同於他致信舉止輕率的前任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時表現出的義憤與冷漠，或是他給朋友阿提庫斯信件中流露出的熱切信任。這些信函不僅展示了西塞羅在文學上的多才多藝和羅馬政治的錯綜複雜，還讓我們得以從中管窺那個彬彬有禮而光怪陸離的社會——那裏有婚姻與嫁妝，離異與喪葬，財產與投資，庇護與提拔，宣講與宴飲。最重要的是，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坦誠、親切的個人生活圖景；而此後，我們隻有在馬爾庫斯·奧勒留和聖奧古斯丁那裏才能看到相似的場麵。

西塞羅在羅馬政治、軍事和社會史中的地位不像他在文化史中那麽穩固。他確實擔任了主要行政職務，在其執政官任內鎮壓了一場嚴重的社會暴動，統治一個邊遠行省達一年之久；要不是受到內戰影響的話，他甚至本可能因其在陶魯斯山區的軍功而享受凱旋儀式。另一方麵，他也確實無法證明自己參與了那個時代的政體改革或大規模的對外征服活動。

蘇拉及其遺產

最近的對西塞羅時代曆史的書寫是由撒路斯特最終完成的。他關於喀提林陰謀以及西塞羅任執政官主要過程的專著充分證明，即便是當時事件的目擊者，想要脫離西塞羅的解釋體係也是極為困難的。但與此同時，這部著作也揭示了西塞羅版本的迷惑性。因為撒路斯特略微提及了困擾意大利半島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導致了暴動；而在西塞羅的敘述中，這起暴動隻是由一小撮貴族渣滓製造的。

在另一方麵，撒路斯特的作品也是頗有價值的，他為我們提供了晚期共和時代的起點，即科奈裏烏斯·蘇拉的獨裁統治。他特別指出，蘇拉手下的軍團攜帶大批戰利品從東方歸來，強行攻占城市，蘇拉勝利後的報複是羅馬人行為方式的最後轉折點。在他看來，衰落肇始於羅馬勁敵迦太基的毀滅，這一事件使羅馬沒有了自律的動力。現在，個人的貪欲和野心統治了羅馬政治生活。至於撒路斯特對共和國的衰亡診斷，至少曆史觀是站得住腳的。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西塞羅時代的很多方麵確實是蘇拉的遺產。

西塞羅(生於公元前106年)、愷撒(生於公元前100年)、小加圖(生於公元前94年)不僅記得喀提林(撒路斯特特別指出的，腐化的蘇拉時代的產物)和克拉蘇、龐培[2](蘇拉的活躍黨徒)，而且記得羅馬人第一次對羅馬的武力征服，使全意大利境內大批居民喪失財產、生命的放逐令，以及蘇拉在公元前80年令人震驚的退隱之舉。

盡管身為蘇拉敵人馬略(Marius)的姻親，西塞羅和他的家人卻和其他許多家庭一樣，在鬥爭中明哲保身。當蘇拉出征米特拉達梯的時候，他們留在了羅馬。直到公元前84年，蘇拉的返回已迫在眉睫之時，秦那(Cinna)和馬略統治下的羅馬局勢一直十分和平。但正如西塞羅日後形容的那樣，當時的國家“沒有法律，也沒有類似權威的東西”。由於“演說家奇缺”的緣故，僅比西塞羅年長8歲的青年霍騰修斯·霍塔盧斯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而他正是蘇拉返回羅馬後，西塞羅第一次進行訴訟辯護時的對手。西塞羅接下來處理的兩個案子使他直接麵對了蘇拉給意大利造成的困境。為翁布裏亞的阿麥裏亞(Ameria)的羅斯奇烏斯(Roscius)所作的辯護詞宣讀於公元80年，它揭露了蘇拉黨羽們利用放逐令和意大利諸城鎮的地方恩怨為自己謀利的腐化作風。第二篇演說詞宣讀於蘇拉退隱之後，是西塞羅為伊達拉裏亞地區城鎮阿雷提烏姆(Arretium)一位女子進行的辯護，原因是蘇拉試圖取消當地的公民權。

西塞羅的態度在那個時代並非個例。蘇拉的許多盟友也很快意識到，從長遠來看，蘇拉毫無顧忌地殘害仇敵，獎賞朋友的做法將危及他所建立的政體。據傳，為扭轉蘇拉的做法在受處置的貴族中激起的敵意，蘇拉的某位主要支持者對放逐令涉及的範圍提出質疑，問道：“還有誰能陪我們一道征服？”蘇拉妻子所在的麥特利家族中也有多人對羅斯奇烏斯表示同情。善於見風使舵的龐培同這些貴族締結了婚姻關係，並成功地在公元前78年把一個不再受寵於蘇拉的人推上了執政官的位置。這個人叫馬爾庫斯·埃米裏烏斯·雷必達(Marcus Aemilius Lepidus)，他最終站在了伊達拉裏亞被剝奪財產者的一方，後者則攻擊蘇拉手下的殖民者在他們的土地上設置要塞。

如果蘇拉曾指望一紙放逐令能使他的老部下生活富足，使意大利享受安寧的話，那麽他錯了。被分配的土地通常不是最好的，而那些在一個世紀以來不斷把小農趕出土地的力量——過長的兵役和富人的資本主義農業——仍在發揮作用。有些充公的土地根本未被分配，而是被原來的馬略黨徒或蘇拉手下的非法占地者霸占了。由於麵臨各項農業法律提案的威脅，這些人擁有的土地所有權是不牢固的，這一事實為共和國的顛覆埋下了伏筆。

蘇拉的手段同樣存在道德上的缺陷。最豐厚的獎品被用來維係和收買上層階級的忠誠。晚期共和國的領袖們以享受種種不正當收益而聞名於世，沒有幾個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於是，在公元前1世紀70—前60年代，有人反複試圖撤銷蘇拉的免稅法案，沒收充公的財產以及發給執行放逐令官吏的獎賞，並將之還給國庫。這一點毫不令人驚奇。愷撒早年對待政治醜行的一個舉動是，作為公元前64年審理謀殺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對蘇拉麾下殺手們的指控。西塞羅也很樂意在那年的執政官職位之爭中威脅他的競爭者塞爾吉烏斯·喀提林(Sergius Catilina)。此人提著“仍未斷氣”的馬略親戚的頭，把它獻給獨裁者的景象，對當時的人來說，仍曆曆在目。然而，一經當選，西塞羅就拒絕了一項要求恢複被放逐者兒子們政治權利的議案，他爭辯說：“把門第如此顯赫的人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極為可恥的，但國家的穩固是靠蘇拉的法律維持的，廢除了它們，國家就無法生存。”

羅馬的公共生活

蘇拉的大部分製度、法律上的規定被保留下來，並決定了整個共和晚期政治生活的性質。這位獨裁者規定了整個元老生涯，即所謂的“晉升體係”(cursus honorum)，以保證那些終於握有最高行政權、軍隊指揮權和行省統治權的人們能夠在元老院裏度過20個年頭，接受它的傳統，樹立崇尚精英共治的價值觀。財務官，進入元老等級所需要的最低職位官員，從原來的每年8人增加到20人，使得元老院維持在600個席位。從前的300人議事會不足以提供蘇拉所設法庭要求的陪審員數目，因為在這些法庭裏，元老們要像從前的格拉古一樣，因公共罪名接受同僚的審判。官員的數目必須滿足治理羅馬及其10個行省的需要，同時又不損害最高職務的尊榮；於是元老院保留了兩個名年執政官，但把大法官的總數從6位增加到8位。這個體係裏包含了殘酷的競爭，因為每年有20人取得初步成功，並指望能取得高級職位，但其中隻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最終被選為大法官。因此，我們毫不意外地發現，晚期共和國對於約束選舉舞弊的立法日益重視。蘇拉的《反行賄法案》對此的懲罰是10年內不得擔任公職；西塞羅任執政官期間通過的《圖裏亞法案》則對此處以10年放逐。

西塞羅的演說詞向後人提供了一幅生動圖景，展示了一個向選民施舍恩惠的、高度組織化的體係，其中包括了從提供觀看競技的免費座位到非法行賄的種種手段。在他對瓦勒斯(C.Verres)的訴狀中(此人因任西西裏總督期間勒索錢財而在70年接受審判)，西塞羅講述了瓦勒斯是如何利用非法贓款阻撓他當選是年營造官的。蘇拉製度帶來的激烈競爭的一個後果是使沒有元老背景的人取得高級職務變得難上加難。西塞羅希望得到的是營造官(aedileship)這一職位，這是一個介於財務官和大法官之間可供選擇的職務，它提供了舉辦競技並爭取民心的機會。盡管有瓦勒斯的阻撓，西塞羅還是成功當選，但監察官們的舉動卻使得這一年的選舉形勢變得更為複雜。

公元前1世紀70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因為在整整10年的民眾**後，在蘇拉的主要黨羽、偉人龐培和李錫尼烏斯·克拉蘇任執政官的這一年，獨裁者對平民保民官立法、司法權的限製法案終於被廢除了。當選之後，龐培發表了一篇演說，承諾要打擊行省官吏的腐化現象和元老陪審員對此的姑息行為。耗資巨大、曠日持久的10年戰事及與之相伴的食品短缺使得元老院政府飽受責難。雖然判處瓦勒斯(Verres)有罪，但包括標記投票和收取巨額賄賂在內的醜聞還是讓元老法庭無法招架。假使蘇拉的元老們確實如他可能設想的那樣，不像前輩那樣輕易無罪開釋同僚，因為被告中多數人將永遠不會再享有類似機會的話，那麽他們中的新人會發現維持元老的生活方式是件苦差，也不能指望日後會在行省得到好處，於是，也就更容易受賄。盡管龐培似乎並未專門指出對司法體係應當如何整頓，他卻也沒有反對《奧勒裏亞法案》，而該法案把2/3的陪審員席位給了騎士階層。

當年的監察官，也是龐培的友人們，從元老院裏放逐了64名成員，其中大多數人都被證明曾在行省或法庭上有過貪汙行為。他們試圖通過重新競選官職以恢複元老身份的鬥爭貫穿了整個公元前1世紀的60年代的選舉競爭，而監察官們的其他活動則為這場選舉遊戲增加了新的不確定因素。意大利人在同盟者戰爭結束時爭得了公民權，終於加入了35個羅馬氏族之中。此後，官職候選人就不得不考慮更為廣泛的選民範圍，畢竟，新入圍者中最強大的那些部族可能會認為跑到羅馬來參加投票是值得的。因此，當西塞羅籌劃他的執政官競選之戰的時候，他在日程表中插進了拜訪奇薩皮涅高盧(波河穀地)總督這一項，因為“這一地區很可能左右選舉形勢”。

貴族派與平民派

蘇拉的立法與修改法律的鬥爭對相關術語和思維方式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所熟知的、由西塞羅和愷撒作品所表現的意識形態(從惡意的角度來看應該是政治宣傳)出現了。用“貴族派”和“平民派”來劃分政治右翼和左翼的習慣可能早在蘇拉時代之前已經產生了——因為格拉古兄弟的方案與手段已構成了這種區分。但正是蘇拉的立法明確了公元前3—前2世紀發展起來並在前2世紀中葉受到嚴重挑戰的元老院的統治地位。實質上，蘇拉的政體平衡論構成了貴族派的理論壁壘。而為修改其法律所展開的鬥爭(主要是在公元前70年)則確定了平民派所持立場的內容。

在提起貴族派與平民派的時候，我們說的是意識形態標簽，不是組織起來的黨派。事實上，所謂的“平民派”通常指的是持一種政治立場的政治領袖，而不是領導人與其追隨者構成的派別；並且是一連串此類領袖，不是一批共事者。平民派會是這樣一位政治家，他利用或捍衛公民大會和平民保民官的力量以製衡元老院的權威，並且(或者)倡導實行若幹經濟措施，如土地分配、債務免除、糧食補貼等。

在保民官製度複活後的幾年裏，某些野心勃勃的人取得了這個職位，並支持一些被政府視為威脅的立法措施。伽比尼烏斯(Gabinius)甚至威脅要重新實施最為臭名昭著的提比略·格拉古提案，並罷黜他的同僚，而不是接受其否決提案。此類左翼人物都受到了公元前63年保民官盧魯斯(Rullus)的影響。根據西塞羅的記載，此人留著長發，故意身穿髒衣，表現得孤傲自負。而他的同僚拉比埃努斯(Labienus)為了自吹自擂，把他的叔父，殉難的保民官薩圖尼努斯(Saturninus)的雕像放在了公共講壇上——這是隻適合少年的自我展示行為；這些人最後卻成了元老院的堅定支持者。因為在羅馬政治家那裏，沒有真誠和始終如一的可靠品格。事實上，朝秦暮楚和投機分子的最好代表恰恰就是保民官製度的重建者本人。

龐培

盡管其父跟馬略的盟友秦那有過聯係，龐培卻在皮克努姆(Picenum)組織了一支由他父親門客所組成的軍隊，加入了從東方返回的蘇拉隊伍。他因無情地消滅了蘇拉在西西裏和阿非利加的敵人而獲得了“少年屠夫”的綽號，又因野心而受到同伴的猜疑。獨裁官則為他破例，允許他在沒有擔任公職的情況下統領軍團，龐培還從他手中勒索了一場凱旋式[3]。因支持雷必達而被從蘇拉的遺囑中除名後，他又鎮壓了雷必達的叛變，並以手中的軍隊為籌碼，從元老院那裏得到了西班牙的軍事指揮權。在西班牙，他竊取了麥特魯斯·皮烏斯(Metellus Pius)所享有的聲望，後者已在對叛將塞爾托裏烏斯(Sertorius)的戰鬥中取得重大進展；隨後，他又回到羅馬支援克拉蘇。在收拾了角鬥士斯巴達克斯起義軍中的幾個散兵遊勇後，龐培寫信給元老院，聲稱克拉蘇征服了奴隸，但自己終結了戰事。

蘇拉體係的破壞並未使龐培付出任何代價。他樹敵過多，本來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進入貴族黨：隻有其軍隊在意大利存在這一事實才能保證他得到元老院的豁免，以便在沒有擔任過較低公職的情況下成為執政官。現在，當他在執政官任期內采取了頗得民心的政策後，興高采烈的保民官們為他從民眾那裏取得了兩項權力：一是在公元前67年授予他肅清地中海海盜的絕對權力；二是在次年交給他米特拉達梯戰爭的指揮權，使他名正言順地取代了蘇拉寵信的將領李錫尼烏斯·盧庫魯斯(L. Licinius Lucullus)，後者曾在數年前得到元老院的這項任命。

龐培不在期間，全羅馬都在猜測他將以何種方式回來。這位偉人返回時的姿態會是保守的還是激進的呢？最終，他試圖像從前一樣帶著軍隊回來，但召回他以鎮壓喀提林力量的議案被執政官和貴族派堅決製止了。最後，在公元前62年底，龐培在布倫狄西烏姆(Brundisium)解散了軍隊，返回羅馬去麵對蘇拉締造的已經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龐培真正意義上的同輩人西塞羅的政治形象如果不是那麽邪惡的話，也同樣複雜。他在立場上是保守的，在性情上是克製的，而他城市騎士階層的背景則為他提供了觀察羅馬舞台的特定視角。為了確保其訴訟作品受人歡迎，西塞羅自稱新星，在公元前70年起訴了曾虐待龐培在西西裏的門客的人，隨後又支持授予龐培米特拉達梯戰爭指揮權的決議。在做第一件事時，他嚴厲譴責元老院法官的腐化墮落；在第二個行為中，他又對在亞洲包稅人的不幸表示哀傷。這些都是拉攏騎士的行為，然而他又在公元前65年為從前龐培手下的財務官科奈裏烏斯(Cornelius)和他任保民官期間的激進行為辯護，並以感人的口吻提起從前的平民鬥爭。他著名的諸等級和諧共處(concordia ordinum)思想更接近蘇拉的綱領，正是後者擴大了元老院的圈子，使得元老和騎士兩個上等階層分別履行相應的公共義務，並聯手平息革命運動。但當西塞羅反對一係列討好城鄉窮人的保民官議案時，他聲稱(並且無疑也部分相信)自己是一個平民派執政官，正在保護人民的真正利益。

西塞羅在公元前63年的時候相信，自己已實現了諸等級和諧共處的目標，並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建立了“正義人士的共識”，以對付喀提林的顛覆活動。元老院也興高采烈，在一位憑借個人才華說服同輩人相信自己具備古老共和美德的年輕人領導下，以不折不撓的精神去麵對勝利者龐培的各種要求。龐培希望同加圖聯姻，但加圖令家中婦女們大失所望地說了“不”。龐培希望元老院認可他在東方的措施，這些措施迅速而完全地推翻了盧庫魯斯的許多決定；盧庫魯斯的親戚加圖和其他人都說了“不”。龐培想給他的老兵和窮人分配意大利的土地，甚至包括格拉古兄弟也主張保留的坎佩尼亞土地；這次連西塞羅也說了“不”，因為坎佩尼亞地區的稅收是公共收入最直接、因此也是最可靠的來源。

加圖是絲毫不會妥協的。蘇拉、馬略內戰的後果之一便是使羅馬損失了一批精英，他們本應成為國家的重要政治家。在西塞羅看來，幸存下來的那批人過於留戀他們的豪宅和魚塘，過著一種有修養的閑適生活。這樣一來就為加圖等性格強硬的人留下了空間，使他們在未擔任過大法官的情況下就成了元老院領袖。龐培並非他唯一的攻擊對象。此外，他還得罪了騎士階層，動搖了騎士陪審員們長久以來享有的吞吃賄賂而逍遙法外的特權。他還拒絕對極力要求恢複亞細亞行省稅目契約的包稅人做任何妥協，以便使這個行省在米特拉達梯戰爭結束後盡快恢複到從前的常態。西塞羅在這一點上和他的態度是一致的。加圖正在摧毀“諸等級和諧共處”：他的所作所為有如“生活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而非羅慕路斯的爛泥坑裏”。

克拉蘇

在這場聖戰中，加圖不僅疏遠了龐培，還得罪了敦促包稅人收回契約的克拉蘇。馬爾庫斯·克拉蘇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難以解釋清楚。他是出色的演說家，但被西塞羅輕鬆超越；他是位天才將領，但比起龐培和愷撒來還是要略遜一籌；他很富有，但並不比攜帶東方戰利品重歸故裏的龐培富裕多少。跟龐培相同的是，克拉蘇也起兵加入了蘇拉返回意大利的隊伍；與龐培不同的是，他是一個在公敵宣告運動中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貸者。古代作家們喜歡強調他的貪財以及為此而擁有的政治野心。據說，他曾利用羅馬頻發的火災和沒有常規消防隊的狀況來擴充自己的財產：因為被燒房屋的主人走投無路，於是克拉蘇便帶著他訓練有素的奴隸隊伍去修理、重建這些房屋，從而收取高額利潤。他經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話是：“養活不起一支軍隊的人還算不得有錢。”克拉蘇是養得起軍隊的，這或許可以解釋他是如何在財政危機時取得鎮壓斯巴達克斯戰事指揮權的。

他的花銷方式沒有什麽特別，就是在不收利息的情況下借錢給政治盟友，並給予他們慷慨的幫助。我們聽說，結果是克拉蘇在元老院裏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自蘇拉使元老院人數增加一倍以來，他似乎是最早利用這種政治局勢變化的人之一。新人們經常需要錢來維持他們新近獲得的地位，他們也樂於接受和一位門第顯赫的貴族同桌進餐的邀請。但克拉蘇並不滿足於隻做一個保守派政治家。作為一個舉止可疑的非正統的人，他喜歡支持造反派，鼓勵革故鼎新。雖然對龐培的勝利心懷不滿，他仍作為公元前70年的執政官，同龐培合作，恢複了保民官的權力，並在隨後幾年的法庭審判中支持過幾位保民官。他還借錢給愷撒等年輕貴族，或資助他們的選舉，如對喀提林所做的那樣。然而，他更為大膽的政治舉措通常以失敗告終：他在任監察官期間試圖授予山南高盧地區公民權，並企圖利用把自己的國家贈予羅馬的埃及法老的遺囑，但這些計劃都遭到了同僚的拒絕。

愷撒

當加圖忙於說教，而龐培和克拉蘇表示不滿之時，一位才幹勝過他們所有人的政治家正盤算著如何利用這種局勢。蒙森在描寫這位慘遭謀殺的獨裁者、“羅馬有史以來唯一一個創造性的天才”時寫道：“愷撒，這位從步入政壇之初就堪稱當之無愧的平民派領袖，30年內始終高舉著這麵旗幟，從未變更甚至隱瞞自己的立場。”在19世紀，尤裏烏斯·愷撒的聲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認，他仍是晚期共和時代最能保持始終如一的政治家。

雖然同馬略和秦那有著姻親關係，愷撒卻得以躲過了放逐，因為他的家庭與另一陣營的聯係。但據傳，蘇拉預見到此人將最終消滅貴族派，因為“在他身上潛伏了許多馬略”。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複保民官的權力和特赦雷必達的黨羽(其中一位是他的妻舅)。青年時代的愷撒曾拒絕蘇拉讓他同秦那的女兒科內莉亞離婚的要求；當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時，他還公開發表了一篇悼詞。同年，在他姑母尤利婭的葬禮上，愷撒展示了尤利婭丈夫馬略的雕像，這種事自蘇拉掌權以來從未出現過。隨後，作為公元前65年的營造官，愷撒又讓公眾重新見到了馬略從多次勝利中帶回的戰利品，並在公元前64年支持對蘇拉黨羽的起訴。

在樹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過程中，愷撒展現出自己善於公共宣傳的才華。在公元前63年，他起訴了拉比裏烏斯(Rabirius)，首先通過王政時代流傳下來的舊程序，隨後則通過公民大會上的審判。借助對被謀害的保民官薩圖尼努斯(Saturninus)的辯護，愷撒不僅表明了自己對格拉古原則的信仰，即公民不應在未經人民審判的情況下被處死；同時展示了他對古代傳統和宗教知識的熟稔程度。其目的是競選大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國家的宗教首腦。與此類似，政治原則和個人野心的結合使他支持授予龐培重要指揮權的議案。隨後，在喀提林事件後期，他幾乎成功地動搖了元老院不經審判直接處決同謀者的決定，並明確表示了自己對於召回龐培進行平叛的支持。

“前三頭”

愷撒放棄了他的凱旋式，並爭取加圖其他的正直品格的犧牲者——龐培、克拉蘇的支持以示報複。他剛剛當選公元前59年的執政官，與兩位敵手達成了和解，並馬上著手兌現給他們的許諾。因此，加圖對所謂“前三頭”同盟的形成要負很大責任，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這個時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點。

後人很容易猜想的是，如果愷撒的凱旋式得以舉行，以及他在卸任執政官後取得一個重要行省的希望沒有破滅的話，曆史將會怎樣發展。愷撒不是孤注一擲的冒險家：他在兩位蘇拉將領的手下執行軍務時恪盡職守，並沒有企圖加入雷必達和塞爾托裏烏斯的馬略派。自始至終，愷撒都可以宣稱他的榮譽高於一切，自己珍愛它甚於生命。如果沒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會成為一個忠誠不貳的執政官，一個“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羅始終期待他會成為的那樣呢？可能這個答案並不十分重要。或許另一個更加引人注目但與此相關的問題，即公元前49年的內戰能否避免也不重要。曆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問題不在於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於它能否得到解釋。共和國為何會在此時以此種方式終結，這與下麵的核心問題相比畢竟還是顯得次要了些：羅馬統治集團中的翹楚們既然已從共和國的存在中獲益良多，為何還要摧毀它而進行政治自殺呢？

如前所述，羅馬人是從道德衰落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他們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通過盡忠報國獲得榮光的，而當下的人卻把個人野心置於公共福利之上。他們認為傳統道德衰微的催化劑是羅馬權力和財富的增長。個人擁有了通過無情的利己手段飛黃騰達的巨大機會，從而在兩方麵對國家構成了威脅。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剝削，羅馬將喪失它的帝國，因為它沒有足夠的人力、財力去單憑武力統治如此廣大的區域，而對其統治的認同實為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如果統治階層中的某些人變得遠比其他人強大的時候，本質上屬於寡頭體係的共和政體就將被總體上不利於統治階層的新政體所取代。羅馬人看重愛國主義的自製精神，強調對個人權力進行製度控製的必要性。事實上，很多在他們看來是強化製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針對個人行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節儉的法律是為了限製奢侈浪費，反強征法是為了遏止羅馬官員的貪婪和濫用職權，反賄選法是為了防止個人買得公職，從而損害帝國的利益。但某些變化，如要求將領如數上報戰利品，對公民課以重稅以支付退伍老兵的費用，或建立足以控製政治暴亂的警力，與受到捍衛的貴族自由精神是不兼容的。對於元老們而言，他們可以對諸如埃及這樣富庶且具有戰略意義的行省(它本可以為元老中的一員提供巨大的機會)置之不理，卻難以讓那些在國外如同土皇帝一樣的大將回國後再俯首帖耳。

然而，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識之士都領悟到了安撫羅馬臣民的方便之處，如格拉古兄弟、蘇拉、龐培、西塞羅和加圖。即便是殘酷對待被征服高盧地區的愷撒也強化了反強征法。更困難的課題是在多大程度上讓全體公民分享帝國的收益，因為當時並沒有一個人格化的政府去發放專門的福利。貴族施舍的舊有傳統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錢財的人們可以贏得信譽和民心，如同那些從自己口袋裏掏錢施舍的人一樣。因此，提議增加騎士、平民的福利或權利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懷有追求個人權力的不軌企圖。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為這方麵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經夠糟糕了；而如果這位保民官還是上層官員們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饒恕。我們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這樣一位執政官，他表現得如同保民官一樣，並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擁大部分老兵的將軍的支持。所以，在內戰一觸即發之際，貴族派最恐懼的莫過於由愷撒擔任這一職務了，這一點毫不奇怪。

愷撒的首個執政官任期

然而，在開始階段，愷撒試圖通過技巧和外交手段溫和地推行他的立法舉措。最先得到他關注的是龐培老兵的安置問題。隨後，在公元前60年12月，愷撒得到了羅馬最優秀演說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此人已挫敗了前兩次類似的企圖。西塞羅受到恭維，卻決定保持獨立姿態：因為他很看重加圖等人在他執政官任期結束後稱自己為“祖國之父”的言論。到了3月，西塞羅做了讓愷撒最害怕的事情，即盡情地批評了公共事務的狀況。愷撒在龐培的協助下(兩人當時都任祭司職位)，用一種飽受非議的方式予以回敬，讓一個平民家族收養西塞羅的私敵克羅狄烏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當選保民官。毫無疑問，他們希望這次能用恐嚇手段迫使西塞羅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嚇未果，克羅狄烏斯將幫他們鏟除這個禍害。西塞羅拒絕了愷撒的邀請，沒有接受他農業職務的委任，也沒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裏成為愷撒打發漫長夜晚的好友)。西塞羅為他的拒絕付出了代價，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處決喀提林黨羽的事情被判處放逐。當一年多以後，龐培友好地將他召回時，他已變得足夠順從，不會再為了獨立而輕舉妄動了。

愷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樣不夠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最彼此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亞的土地，隻用龐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購買土地，並且奉行自由買賣的原則。他把議案遞交給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結果未能得到元老們的批準，隻遭到了毫無道理的同聲反對。愷撒的同僚是加圖的侄子比布魯斯(M. Calpurnius Bibulus)。他無疑希望避免此人從中作梗，因而對元老院成員們好言相勸。然而，從此時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不會因為羞恥感或公共輿論的壓力而再有絲毫動搖。他跟薩圖尼努斯聯名在議案中附上了一項條款，要求元老們逐一對此表示支持。他勸說龐培和克拉蘇發表講話，公開支持這項法案，並承諾為此不惜以暴易暴。為了反對貴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執政官同僚，愷撒利用了暴民和龐培的黨羽。法案通過後，愷撒接下來的提案都是保護人民的。他的其餘法案承認了龐培東方定居點的合法地位，為收稅人頒發了特許狀，承認了埃及國王的地位(他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這些內容都不受阻礙地通過了。比布魯斯則采取一種非正式的、史無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裏每天都能觀察到凶兆。

愷撒在通過法案時之所以會麵對強大阻力，根源在於人們懼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騎士和外國統治者攫取政治權力。保民官瓦提尼烏斯(Vatinius)為他從民眾那裏取得了在山南高盧和伊利裏亞地區五年的軍事統率權。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戰爭狀態下保持對羅馬的監視，而後者為他提供了打通進入巴爾幹地區的陸路，從而贏得了獲取光榮的機會，這項工作已由於龐培在東方的擴張成果而成為必須完成的任務。最後，政治介入了羅馬的理性擴張，愷撒將帝國的疆界向北推進到了英吉利海峽及更遠的地方。由於他的立法活動，特別是瓦提尼亞法因其通過方式而極易遭到仇人的秋後算賬，愷撒急於從元老院手中爭取一個額外的高盧行省。他通過龐培實現了這一目標，並通過姻親紐帶保證了後者的長期忠誠。

然而，愷撒非常清楚，龐培畢竟是一個靠不住的盟友。盡管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龐培還是會覺得，依賴一個比自己年輕的人是件丟臉的事。而比布魯斯惡意誹謗的法令和三頭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麵則使得這種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隨著時間的流逝，龐培從愷撒手中得到的東西已經鞏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對權力的渴望，這時也變得更為強烈。但在一段時期內，敵人的惡意迫使他繼續忠於同盟，並且這一聯盟也在加圖妹夫似乎即將當選執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續下去。愷撒整裝待發的部隊留在羅馬城中，確保了龐培和克拉蘇能擊敗此人順利當選；而他們也馬上投桃報李，延長了愷撒在兩高盧的任期，也為自己保住了5年之內對西班牙和敘利亞的控製權。

內戰

與此同時，指定行省總督方式的改變不僅使得頗不情願的西塞羅被派去管理西裏西亞，也引發了關於愷撒在高盧任職期限的複雜問題。然而，在法律問題的背後隱藏著政體問題，而政體問題的背後則是遠比龐培、愷撒敵對更為複雜的權力鬥爭。

加圖的敵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愷撒為個人野心而犧牲其平民派形象的**。相反，隻要他的野心存在著風險，他就保持對平民派的忠誠。愷撒采取此立場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民眾授予了他軍事指揮權和缺席擔任執政官的權力。他宣稱，這項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貴族派一直反對民眾授予的行省指揮權。他們相信，作為唯一自始至終存在的政府組織，元老院應當壟斷對外事務的決定權，正如它從前事實上做到的那樣。雖然主權屬於人民，但貴族派並不同意平民派的觀點，後者認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務上進行適當的立法，甚至無須元老院的指導。難道共和國不是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由“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組成的嗎？

馬爾庫斯·馬賽盧斯(Marcus 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執政官，試圖強行把愷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國。龐培試圖進行調解，但讚同應服從元老院的決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愷撒曾提出和解的條件，並得到對他友好的保民官們投出否決票的聲援：當頑固分子們對此表示無視時，他渡過了象征其行省邊界的盧比孔河，以捍衛保民官的神聖權力——以及他的個人榮譽。

龐培前往東方集結兵力，並且宣稱：“蘇拉能做到的，我為什麽不能？”但二者間唯一的相似點僅在於向自己的敵人揚言報複。機動性和紀律性屬於愷撒，而且他的寬容政策也贏得了輿論支持。

西塞羅這位支持共和國的可敬人士，哀歎說龐培和愷撒唯一的目標都不過是權力。他所能做的隻有責備當事人，包括元老院內部和平的反對者，因為他相信政治體係本身是完美無缺的。如果加圖的談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一般的話，那麽西塞羅則在作品中論證，羅馬共和國甚至要勝過那個烏托邦。到了公元前1世紀50年代後期，當混亂與暴力已成為生活的常態時，西塞羅有感而發，撰寫了兩部政治哲學著作，標題和內容都是以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法律篇》為基礎的。在《論共和國》中，他解釋說，從羅馬的傳統中發展出一種混合政體，它是最為平衡與穩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為富有教養的未來公民體設計的，與現有的法律和習俗十分接近。在這部論著現存殘篇中唯一的創新之處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級官吏的力量與權威。

獨裁

愷撒的勝利摧毀了他自身賴以取得顯要地位的體係。沒有多少證據可以表明他喜歡重建的工作。也許，在西塞羅於公元前46年為奉承愷撒發表的演說《為馬賽盧斯辯護》中唯一真實的成分便是他對這位人類命運仲裁者厭世情緒的描繪。在公元前45年春之前，愷撒隻能在遍及全地中海的內戰間歇期裏偶爾關注一下羅馬的問題。而在遇害的公元前44年3月，他正準備離開羅馬去同帕提亞人交戰。西塞羅感到迷惑不解。他為愷撒勾勒出的實施方案是什麽呢？是重組法庭、恢複財政信用、通過道德領域的法案和革新政治生活嗎？事實上，愷撒確曾采取一些措施去減輕債務負擔，立法限製奢侈，鼓勵生育。但西塞羅無法理解改革羅馬政治的難處，正如他無法讚賞愷撒對意大利和諸行省的管理措施一樣。

利用手頭有限的時間，愷撒已完成了足夠多的成就，顯示了自己思慮的周全。他對老兵的安置有利於意大利農業和人力資源的恢複，因為他們被分散到半島各處，不是按照蘇拉的模式，像要塞一樣聚居起來。意大利諸市鎮通過社會戰爭進入羅馬直轄區後，一些一度被忽視的反常行政現象這時被根除了。為增加行省數目，行政官員的人數得到了補充；而建立在羅馬的無法令人滿意的稅吏征稅體係也至少在亞洲被終止了。最重要的措施是給予奇薩皮涅高盧選舉權和為老兵、貧民在海外殖民地中設置定居點。殖民地的直接作用是減少城市人口以及降低相應的公共秩序混亂程度及穀物開支。但從長遠看，殖民政策同愷撒慷慨賜予個人、集體公民權的措施結合起來，可以使羅馬軍團與羅馬統治階級重新煥發活力。把部分行省貴族納入擴大後的元老院的愷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麽。

羅馬政府的改革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一個已年過半百的人來說，要求他徹底改革決定自己一生的製度是困難的。愷撒進行了一些傳統的小修小補，如禁止若幹城市俱樂部，修改一些刑事法規，限製行省將領任期等。由於習慣了在高盧雷厲風行的工作效率——愷撒曾在馬背上向兩位秘書口述信件——他對政治生活中的謹小慎微失去了耐心。西塞羅抱怨說，他不在場的情況下，自己的名字就被簽署在元老院的法令上了。更糟糕的是，愷撒在被任命為“無限期獨裁官”(dictator perpetuus)後，打算離開羅馬，並且歸期不定。可能他當時隻是想要平息一切關於他任期的爭辯。但在人們看來，他似乎已不打算重建共和國。作為獨裁者，他毫無放棄操縱政治機器的意願，選派總督，指定官員，操縱司法。於是便有了3月15日的謀殺。

第四章 西塞羅與羅馬

第四章西塞羅與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