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羅馬的擴張

伊麗莎白·羅森(Elizabeth Rawson)

羅馬的征服活動

波利比烏斯(Polybius)認為，隻有怠惰無用之人才會無視羅馬人在何種政府領導之下，如何在不到53年的時間裏，成功地把幾乎整個人類居住的世界置於自己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把布匿戰爭(Punic Wars)的爆發當作羅馬海外擴張的開端，不過本章的敘述將延續至波利比烏斯去世之後，直至羅馬共和國的終結。

公元前264年，羅馬已控製了整個意大利半島，隻有波河流域(Po Valley)，即所謂“山南高盧”(Cisalpine Gaul)除外。此外，羅馬對皮洛士的勝利也引起了希臘人的關注。就在這一年，一支羅馬軍隊跨海進入西西裏，此舉多少是為了防止迦太基人占領墨薩拿(Messana)進而控製海峽。曆經20年戰爭之後，羅馬將迦太基人趕出了西西裏，這期間，羅馬也發展成為海上強國。戰後的羅馬可能占有部分西西裏島，另一部分則留給其友邦敘拉古(Syracuse)和其他希臘城邦。公元前237年，羅馬強占了本來由迦太基控製的撒丁島(Sardinia)與科西嘉島(Corsica)，羅馬出兵的借口頗為牽強，但既然羅馬與迦太基已成敵手，這兩座島嶼就有了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公元前227年，羅馬人選出兩名“負責”撒丁與科西嘉“行省”(prouinciae)的新行政官，同時還介入亞得裏亞海域(Adriatic)，跨海打擊伊利裏亞人(Illyrians)新近的海盜行為與擴張活動，隨後羅馬把當地沿岸地帶置於自己保護之下，其勢力範圍涵蓋了一些希臘城邦。另一場與迦太基的殊死較量，即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後，漢尼拔於公元前218年攻入意大利。羅馬軍隊也被派往漢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他們進入西班牙後就沒有再離開，但西班牙半島要等到奧古斯都時代才被完全平定。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最後階段，漢尼拔被困在意大利半島的腳尖位置，而西庇阿(Scipio)先在西班牙大獲全勝，把許多當地部落爭取到羅馬一方，然後把戰火帶入非洲(迦太基)本土。漢尼拔被召回迦太基，卻也無力回天，終於在公元前202年戰敗於紮馬(Zama)。迦太基於是淪為羅馬附庸國，其領土落入羅馬的非洲盟友之手。另一方麵，由於敘拉古的背叛行為，羅馬將整個西西裏置為一個行省。

漢尼拔曾與馬其頓的腓力五世(Philip V)結盟，此舉導致羅馬軍隊越過亞得裏亞海。最終在第二次馬其頓戰爭中，提圖斯·弗拉米尼努斯(T. Flamininus)擊敗馬其頓王，不過羅馬允許馬其頓王國繼續存在。希臘本土於公元前196年被宣布“獲得自由”，羅馬在整個希臘地區的影響一時間如日中天。羅馬由此成希臘化大國世界的一部分，參與了另一場對抗敘利亞安條克三世(Antiochus III)的爭鬥，並在西庇阿兄弟領導下取得勝利。雖然羅馬依然沒有兼並任何領土，但敘利亞的勢力遭到削弱，同時羅馬按照自身喜好安排東地中海地區事務，以照顧友邦帕加瑪(Pergamum)王國與羅德斯島共和國的利益。

後來羅馬人又譴責腓力之子珀耳修斯(Perseus)王懷有異心，在公元前167年的皮德納(Pydna)戰役中，埃米利烏斯·保盧斯(Aemilius Paullus)擊潰了珀耳修斯。馬其頓被肢解為四個附庸共和國，分別為“第一馬其頓”“第二馬其頓”等，依此類推。亞曆山大死後出現的強大王國中隻有第三個，即埃及王國，與羅馬之間沒有戰爭，但埃及大體上接受羅馬的保護。這種保護關係戲劇性的一幕是，當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IV)入侵埃及時，羅馬使者用手杖圍繞他畫了一個圈，告訴他除非下令撤軍，否則不得跨出此圈。波利比烏斯所言“53年”始於公元前220年，終於此時。實際上羅馬兼並的領土極少，但波利比烏斯毫不懷疑羅馬已擁有了一個帝國，因為希臘人慣於以聯盟關係或同盟者為依據評估國家實力。

波利比烏斯之後還活了一段時間，因而得以記錄公元前148年馬其頓與希臘地區的反羅馬運動。這場運動遭到野蠻鎮壓，科林斯(Corinth)被徹底摧毀；馬其頓淪為行省，其總督同時也負責希臘事務。幾乎與此同時，迦太基因不堪羅馬盟友努米底亞(Numidia)王的騷擾而奮起反抗，結果整個迦太基被小西庇阿夷為平地，其領土成為羅馬的阿非利加(Africa)行省。公元前133年，帕加瑪末代國王去世時沒有合法繼承人，便把王國遺贈給羅馬，國王此舉的動機尚存爭議，其結果是帕加瑪的一部分成為羅馬的亞細亞(Asia)行省。為了保護通往西班牙道路的安全，同時也是履行對老盟友馬西利亞(Massilia)承擔的義務，羅馬將戰線推進到山外高盧(Transalpine Gaul)，最後羅馬人在當地建立了一個行省，該地區至今依然名為“行省”(Provence，即法國普羅旺斯地區)。

然而在公元前2世紀行將結束之際，羅馬卻在對蠻族敵人的作戰中遭遇了一連串失敗。他們之中有著名的非洲的朱古達(Jugurtha)、由北方入侵意大利的辛布裏人(Cimbri)和條頓人(Teutones)，所有戰爭最終都以蓋烏斯·馬略(C. Marius)的勝利而告終。羅馬還同時忙於處理因格拉古(Gracchi)兄弟所引發的內部問題，在公元前91年爆發的“同盟者”戰爭(Social War)中，羅馬與意大利盟友兵戎相見。此後，羅馬首度爆發真正的內戰，這導致了蘇拉(Sulla)的短暫獨裁統治及其恢複元老院政府的舉措。於是在此期間，羅馬在海外少有斬獲。他們對東部的忽視使得本都(Pontus)的米特拉達梯(Mithridates)乘機崛起，此人利用當地的反羅馬情緒占領了整個小亞細亞，其軍隊一度攻入希臘，但羅馬最終解決了這些麻煩。羅馬將軍龐培(Pompey)認為應該對這些地區實行更直接的統治，於是他建立了敘利亞行省，這裏是塞琉古(Seleucid)王國(即敘利亞王國)故地，該王國當初敗於羅馬後日益衰落，最後陷於混亂；在小亞細亞北部，他建立了比提尼亞-本都(Bithynia-Pontus)行省；此外，他進一步擴大了西裏西亞(Cilicia)“行省”，這裏的蠻荒海岸曾是海盜的基地，羅馬一直試圖解決這裏的海盜問題。其餘東部地區則被置於羅馬選定的藩王統治之下，至少部分藩王要向羅馬納貢。現在，帝國勢力抵達幼發拉底河，羅馬開始與河對岸的亞美尼亞(Armenia)與帕提亞(Parthia)直接接觸，希臘文化曾在這兩個王國的主要近東轄地占支配地位，而現在這種影響已開始急劇衰退。

僅僅幾年後，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於公元前58年就任南高盧總督，發動戰爭征服了高盧中部與北部，並數度率軍越過萊茵河與英吉利海峽。愷撒未能迫使不列顛納貢，但他將高盧地區組織成為一個行省。這是羅馬的征服活動首次遠離地中海及其延伸的黑海。奧古斯都後來繼續了這種征服戰爭，並在阿爾卑斯山與巴爾幹地區獲得成功，但對日耳曼人的戰爭卻遭遇了失敗。所謂“前三頭”中的第三位馬爾庫斯·克拉蘇(M. Crassus)入侵帕提亞的企圖，則以慘敗收場。羅馬的下一步兼並活動主要是使帝國完整地環繞整個地中海，克利奧帕特拉在羅馬情人安東尼的鼓動下，意欲在地中海東部重建埃及霸權，卻以失敗告終，擊敗他們的是與安東尼爭奪羅馬統治權的未來皇帝奧古斯都。

史料

毫無疑問，從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角度看，上述征服活動對羅馬自身的影響非同小可。但涉及具體問題時總會引發激烈爭論，出現此類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的史料並不完整。對於公元前264—前146年的大部分羅馬戰爭，波利比烏斯做了極為完整可靠的曆史記錄。可惜他的史著的後半部僅有少量殘缺片段保留下來；前麵的內容則是依靠之前的曆史作者的記錄，他們的記敘即便在波利比烏斯看來，也是充滿偏見的。某些波利比烏斯史著的缺失部分可借由李維(Livy)的史著重建，因為他在敘述羅馬與東部地區關係時明顯利用了波利比烏斯的史著，但他的史著同樣未能完整保留下來。現存李維史著中，公元前167年之後的部分僅存有概要與他人的演繹。除此之外，李維還利用了前輩拉丁語作者的所謂“傳統編年史”記錄。李維的記載可靠性如何？利用了何種範圍的文獻史料？這些問題皆存有爭議。但他確實喜歡歪曲事實，為的是宣揚愛國主義或者營造結局的戲劇性效果。因為對多數史家而言，塑造“道德楷模”的願望與修辭學方麵的訓練可以說是一種本能。奧古斯都時代的李維之後有希臘史家阿庇安(Appian)，此人對羅馬的戰爭記述頗多。跟阿庇安同樣著名的還有普魯塔克(Plutarch)，但他的《平行傳記》(Lives)主要關注點在於人物的個性。關於愷撒的征戰，我們有愷撒本人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但愷撒往往並不實事求是。此外，西塞羅(Cicero)的演講與書信集對於我們了解作者所處的時代以及之前的時代亦很有助益。(更完整的羅馬史家介紹見後麵第十章。)

文獻史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其他史料的補充，在希臘世界尤其如此，因為這裏有勒石記錄文獻的傳統；而在西部，銘文不如東部普遍，而且材料通常是可能被回爐的青銅。在所有地區，以上述方式偶爾幸存下來的史料一般隻有片段，不過新近的發現已在很多方麵改變了我們的看法。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考古發現向我們展示了公元前2世紀當地自給自足型農業如何讓位於麵向市場的大地產奴隸勞動，並記錄了這些相對發達地區海外貿易的增長。但並非意大利所有地區都被詳細研究過，也並非所有意大利地區都具備詳細研究的條件，在意大利以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西部地區。此外，不少古代貿易活動現已無跡可尋，陶器和大理石固然能保存下來，但奴隸、穀物、魚幹和香料呢？的確，我們知道從公元前2世紀早期開始，意大利中部西海岸地區就把黑釉麵陶器出口到高盧和西班牙，同時出口的還有越來越多的雙耳細頸瓶(amphoras)或酒甕。據估計，從公元前150年至共和國結束，輸入高盧的器皿可能高達40,000,000件。此外還發現了一些從東部駛往羅馬的沉沒船隻，一些當時的新舊藝術品也重見天日，它們主要是雕像，表麵的顏料已經剝落。某次發現的古物中，除古老的希臘銘文外，還有一件複雜的天文學裝置。最後是錢幣學史料，比如窖藏的錢幣和其他被發現的錢幣，它們幫助我們逐步確定了希臘羅馬曆史事件的發生時間，並能反映某些經濟狀況的變遷。但與之相關爭論依然激烈，例如在幾次關鍵曆史時刻羅馬走向戰爭的原因。

羅馬帝國主義

爭論的核心問題在於：羅馬帝國主義是何種意義上的帝國主義？曾有一種觀點認為，羅馬雖是強國，卻並非侵略成性。公元前3世紀時，除了跟孤懸海外的希臘殖民地馬西利亞有著悠久的同盟關係外，羅馬與希臘世界少有聯係，對東部亦無興趣。在漢尼拔戰爭期間，羅馬與北希臘的埃托利亞人(Aetolians)締約，但在分配聯合行動中擄獲的戰利品時，羅馬僅要求得到可帶走之物，土地房屋皆留給了埃托利亞人；而且羅馬對出兵東部並不熱心，隻在當地結交了很少的幾個正式盟友。在兼並領土方麵，羅馬也步履緩慢，例如公元前167年隻是在馬其頓建立起四個“獨立”共和國。有的時候，羅馬還會回絕他人遺囑中的領土饋贈，最著名的事例便是公元前1世紀初拒絕接受埃及。公元前96年昔蘭尼加(Cyrenaica)被留給羅馬，羅馬則拖延了20年時間才勉強完成接收。還有更進一步的爭論，即曆史學家們總是聲稱羅馬發動戰爭或是為了防禦，或是為了履行對盟友的義務並維護自身信用(fides)，因此依照“正義戰爭”(bellum iustum)的理念，羅馬不得不發動一連串自衛戰爭或者出於義務援助盟友。有時羅馬自以為受到威脅的想法可能僅是錯覺，公元前200年腓力與安條克三世之間真的存在秘密協議嗎？公元前1世紀70年代珀耳修斯真的在積極備戰嗎？對此類說法一向有爭議，我們也不能確定羅馬是否如是想。羅馬的擔憂如果是錯誤的，這類錯覺就表明了羅馬對外部世界的無知。波利比烏斯相信羅馬一直謀求統治世界，但這隻是一種希臘理論家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修昔底德有關雅典帝國主義論述的影響，也可能是受到亞曆山大功業的激發。波利比烏斯筆下的曆史就跟他自己的普遍性解釋自相矛盾，因而他的觀點已被摒棄。

另一種有爭議的看法是，羅馬的行為很少出於經濟動機。羅馬的政策由元老們製定。而根據公元前218年的克勞狄烏斯法(Lex Claudia)，元老不能擁有超過一定大小的船舶，也不得參與利潤豐厚的公共商業合同，其中包括供應軍需和按時征收行省稅賦。無論如何，當時羅馬人認為這類活動比較卑下。元老院與合同承包商之間的關係很快就趨於緊張了。包稅人(publicani)成了富裕階層的主體，後來被稱為騎士階層(equites)，而元老院是反對騎士利益的，比如公元前167年後元老院下令關閉馬其頓一些礦場，以防止包稅人開采牟利。此外，還有許多商人(negotiatores，意為“事業家”)從事貸款、銀行、貿易以及農業，我們通過文學作品和銘文史料得知，這些商人在公元前2世紀時已定居於地中海世界各處。在“同盟”戰爭以前，他們中多數人的身份為意大利同盟者，而並非羅馬公民，羅馬對他們亦少有關照。不少此類商人的名字不是拉丁語的，而帶有南意大利奧斯坎(Oscan)語特征，特別是康帕尼亞方言特征，比如在提洛島(Delos)市場上發現的“斯特拉基烏斯”(Stlaccius)。盡管這類商業活動的規模往往被低估，還是有人爭辯說其目的主要是供給羅馬軍隊與羅馬定居者，並非要從當地居民那裏獲利。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公元前1世紀時將軍與包稅人對羅馬的政策具有影響力，而羅馬的統治也因其貪婪的做派而受到憎恨。

上述分析並不能展現問題的全貌。羅馬在很早就與希臘有交往。羅馬社會的軍國主義色彩濃厚，在波利比烏斯筆下，羅馬人首先是紀律嚴明的凶狠戰士，他們洗劫城市，甚至對牲畜都加以屠戮。元老院樂於保持軍隊的良好訓練狀態，在波利比烏斯時代，羅馬青年貴族要參加10場以上戰役才能出任官職，而且最高的官職大體上皆為軍職。羅馬的“美德”(uirtus)主要是指勇氣，戰場上的英勇會受到最高讚譽。羅馬人的最高奮鬥目標就是贏得凱旋式，即慶祝重大勝利的奢華慶典，主要內容為展示戰利品的壯觀遊行，勝利者在這一天幾乎與神比肩。公元前2世紀時凱旋式的舉行較為頻繁，其過程也相當規範。重要性稍遜於凱旋式的是，以獲勝統帥之名進行的向諸神感恩儀式，該儀式由元老院法令所規定。早在公元前1世紀元老院喪失控製權以前，將軍們為了贏得凱旋式而挑起戰爭的事例無疑已經存在了。即便是並不好戰的西塞羅，在擔任西裏西亞總督時也收到信函要求他“盡量作戰以獲得凱旋式”，而西塞羅本人亦心懷慚愧，急於謀求凱旋式。因此不可否認，將軍們一般也急於打贏戰爭，然後率部還鄉享受榮耀。

寡頭政治下的統治成員自不乏表現的機會，而祖先的業績又會給貴族子孫們帶來巨大壓力，促使他們效法先人，如此這般，戰爭必然持續不斷。像西庇阿這樣長年掌控統帥大權的人會招來怨恨，如果一場戰爭前景看好，則統帥的提名也會引起一番爭奪。羅馬貴族對於對哪裏開戰可能有爭議，但無一例外都希望開戰。羅馬人這一傳統因來自希臘的影響而更趨強固。西庇阿大概已經以亞曆山大自比；龐培對亞曆山大的拙劣模仿亦是眾所周知，他留著亞曆山大式發型，讓頌詞作者誇大自己征服東部時的年少；據說愷撒年輕時也哀歎亞曆山大在如此年紀時已征服了世界，自己卻還一事無成。不過，個人的榮耀同時也是國家的光榮，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人對自己的世界帝國頗為自豪，在錢幣上都印著地球的圖案。

經濟動機

依照羅馬法律，所有戰利品任由將軍處置。但依照慣例，部分戰利品會送交國庫，還有部分戰利品會被將軍本人用於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為戰爭誓言還願而修建的神廟。這類建築除了為選舉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機會，還會被冠以個人之名，名字一般鐫刻在建築物正麵向公眾展示。隨著奢侈之風日隆，到後來賄選盛行，對於相互競爭的羅馬上層貴族而言，戰利品提供了一條快速致富的最佳捷徑。

對於軍隊而言，戰利品同樣是最快的致富捷徑。將軍會分配一些正式戰利品給部隊；此外，盡管違法，還有非正式戰利品分配給部隊。公元前2世紀末以前，真正的窮人是沒有入伍資格的，有資格入伍的小農往往十分貧窮，並對富裕的鄰人負有債務，他們當然迫切希望通過從軍致富。後來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魯圖斯(D. Brutus)在寫給西塞羅的信中稱，為了迎合將士們的願望，已率軍進攻某些阿爾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戰爭中，獲勝後被占領的土地一般分配給貧窮公民；到後來海外征戰時期，分配土地的情況大幅減少，而國家卻占有某些土地用於租賃給外國人或羅馬公民謀利。不過，公元前2世紀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與巴利阿裏(Balearic)群島，此外，在山南高盧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與蓋烏斯·格拉古兄弟對於如何利用帝國扶助羅馬貧民卻有全新的看法，他們建議實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紀末，頗具煽動力的保民官薩圖寧(Saturninus)提出了更為廣泛的海外安置計劃，其中的被安置者不僅有退伍老兵，還有眾多失去土地者與城市平民。但實際上，愷撒才是第一個把軍人與平民大規模安置海外的人。

據估計，在“同盟者”戰爭之前，羅馬的同盟者沒有稅貢義務，羅馬從意大利同盟者那裏獲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請他們出征。多數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傳統，盡管有時會感到羅馬的要求過於嚴苛，但他們對自己在羅馬取得的勝利中發揮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們自認為有資格擁有平等政治權利和羅馬公民權。意大利人並不總能獲得平等戰利品份額，但在“同盟者”戰爭前不久，一些宏偉建築在意大利各聖地拔地而起，這反映出當地顯貴的富裕程度。同樣，來自康帕尼亞等地的商人們歡迎羅馬人的征戰，他們因此能開展海外經營，分享戰爭紅利。龐貝古城是康帕尼亞興旺的見證，其繁榮多少得益於此類商業活動(negotia)。

戰利品還包括奴隸。他們有的原本就是奴隸；有的則是戰爭俘虜，這大概是因為羅馬人很少允許俘虜贖身。馬克思主義者極力強調奴隸製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認為羅馬人的征服活動是受奴隸需求的驅使。沒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這類說法，不過史料在提到奴隸貿易時也往往閃爍其詞。羅馬的戰爭確實使大批人口淪為奴隸，據說，為執行元老院嚴懲叛亂者的命令，埃米利烏斯·盧斯在皮德納戰役獲勝後把北希臘伊庇魯斯(Epirus)的150,000居民變賣為奴，結果該地區成了無人煙的荒地。當時的貿易對於奴隸亦有需求，據記載，高盧首領們酷愛意大利葡萄酒，願意拿一個奴隸換一罐酒，文學作品中也提到了意大利的高盧奴隸。據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記載，大約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島奴隸貿易的極盛時期，奴隸交易量約為每天10,000人。這些奴隸來源多樣，有的是被海盜或奴隸販子劫持拐賣；有的是棄兒；有的是債務奴；還有不少是從色雷斯等地的蠻族部落中帶來的。公元前2世紀後期與公元前1世紀前期意大利和西西裏爆發奴隸起義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隸的使用範圍大大擴展，從大規模的土地勞作到小規模的手工製作皆使用奴隸，教育行業亦有不少奴隸，他們大多來自東部。然而，對於羅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現象與其說是原因，不如說是結果。但很可能奴隸供應問題在這之後成為羅馬政策製定者需要考慮的因素。在奴隸需求方麵，地主自然首當其衝，但奴隸的使用遍及各行各業，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價而間接受益。

有關漢尼拔戰爭之後商貿活動的史料日益增多，這表明元老們也並非對貿易毫無興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農產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為被釋奴(freedman)能合法擁有大船且依然有義務為主人效勞，大地主可以讓被釋奴代表自己從事貿易或者出賣自己的產品。按照老加圖(elder Cato)農業著作的說法，有時農產品尚未成熟，就已經預先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如此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蘇拉擴充元老院之前，元老家族與非元老家族間的通婚就已經存在。另一方麵，顯然早在“同盟者”戰爭以前，已經有許多分布於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羅馬公民權。蘇拉之後，肯定有不少新元老與商業活動有著密切關係，而且部分人可能不願放棄舊日的權益。西塞羅在公元前70年稱克勞狄烏斯法以及類似的約束未被遵守，愷撒大約於公元前59年重申這些法律法規的重要性(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們還依靠來自東部的奢侈品過著日益奢華的生活，他們收羅精製物品與優秀藝術品，還有精通技藝的奴隸；他們還享用珍奇的食物與美酒，以及從遙遠異域進口的香料。

元老會為了獲利而出借款項，加圖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就通過一名被釋奴投資貿易航運，後來元老們更是獨占了向駐羅馬使者借貸的業務。在公元前1世紀，羅馬元老似乎有能力參與，而且確實參與了獲益極高的包稅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稅。最後，盡管社會各階層之間存在不和，依照庇護製慣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對個體元老施壓，迫使他們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謂“元老院極少關注商業盈利”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更不用說元老的其他經濟優勢地位了。

西塞羅確實聲稱羅馬經常為了本國商人發動戰爭。此話部分正確，例如第一次伊利裏亞戰爭，伊利裏亞地區的古代貿易狀況尚未有清楚的考古記錄，但當時該地區的商人實際上多數是意大利人。羅馬會因為使者遭虐待而實施報複，也會回應別人的申訴。公元前187年羅馬強行宣布，羅馬人與拉丁人，可能還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屬於安布拉基亞(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稅權，而且史料顯示這並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島被設為自由港，此舉有利於羅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羅德斯島。西塞羅還聲稱，公元前129年以前羅馬曾試圖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種植葡萄與橄欖。要在高盧南部實施該禁令，理由是極為牽強的，羅馬此舉可能是為了保護自身的葡萄酒與橄欖油貿易。不過一般認為這可能僅僅是孤立事件。羅馬跟雅典還是有所不同，比如羅馬並沒有在勢力範圍內強製使用統一的貨幣。

有一種商業活動羅馬政府會直接參與，即穀物貿易，因為城市平民絕不能挨餓，軍隊也必須有給養。隨著羅馬人口的增長，以小麥為主的海外穀物必須定期供應，而不僅在危急時期如此。不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糧食產量尚能自給自足，甚至有餘糧輸往羅馬。西西裏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為賦稅，而且從公元前73年起，羅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價格再購買西西裏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後，來自阿非利加的穀物至關重要。我們現在還知道公元前2世紀羅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臘的特薩利人(Thessalians)把穀物送往羅馬。不過，在帝國時代穀物供應仰賴埃及之前，羅馬城並不經常從東部獲取糧食。把穀物運往羅馬由私營商人負責，但他們的活動必須受元老院監督。意大利並不缺乏多數其他的原材料，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屬礦藏，西班牙的礦場非常重要，很快馬其頓的礦場也重新投入開采。

羅馬的國庫越來越依賴外國的稅賦。剛開始羅馬似乎並不總是征收稅賦，隻是要求戰爭賠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額款項，比如安條克三世就被迫交納了1500塔蘭特。在早已開化的西西裏，羅馬隻是接管了敘拉古業已存在的稅收係統，但漸漸地，羅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適當稅賦，同時也對礦場承包征稅。承包費、“賠款”、稅收與戰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盡管此時維持全年常備軍的開銷越來越大，羅馬還是在皮德納戰役後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稅。有時當改組某地區時，該地的稅收可能會降低，但入境稅之類的新稅種會被引入。後來，特別是“同盟者”戰爭與蘇拉獨裁之後，因為同時進行多場消耗極大的戰爭，羅馬麵臨嚴重的財政困境。以前，大部分軍隊的財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現在則全部由國家負責；蓋烏斯·格拉古的穀物津貼本來已被蘇拉取消，但很快又恢複了。西塞羅在公元前66年宣稱亞細亞是唯一除承擔戰爭與管理花費之外尚有盈餘的省份，而普魯塔克則稱龐培的新安排使得當地稅賦收入加倍。高盧也要向羅馬納貢，埃及的進貢則更多。

最後，還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國牟取私利。波利比烏斯相信直到自己所在的時代，羅馬行政官員還以廉潔著稱。加圖也確實反複強調自己在海外任職期間未撈取分文。但西塞羅的演說為我們描繪了當時官員的普遍行徑，不過，我們無須相信所有羅馬總督皆如維勒斯(Verres)那般貪婪，或者維勒斯的貪婪被同輩們競相效法。西塞羅本人倒是很誠實，在任西裏西亞總督時的一封信中承認，當時東部所有其他總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他的前任阿庇烏斯·普爾凱爾(Ap. Pulcher)，此人“簡直不是人，而是野獸”。西塞羅在指控維勒斯的演說(Verrine Orations)中詳細列舉了他所有可能的罪行，從姑息縱容海盜到偷取西西裏的雕像致使當地旅遊業沒落。自公元前2世紀起，行省總督可能因敲詐勒索遭起訴，但行省居民很難在羅馬組織起有效訴訟，要給被告定罪就更難了，即便在騎士取代元老，占據審判團大部分席位時，也依然如故。

不情願的兼並

如果元老與騎士，個體士兵與公共國庫，甚至城市平民皆能從羅馬的擴張中受益，為什麽麵對唾手可得的大片領土，羅馬的兼並過程如此緩慢呢？偶爾有人會談到道義的約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絕了埃托利亞人滅亡馬其頓王國的請求，他聲稱把敵人徹底消滅不是羅馬人的行事方式。關於最後是否將迦太基夷為平地，羅馬人也曾猶豫過。麵對公眾理念，尤其是希臘式理念的質疑，要為這一毀滅行為辯解是很困難的。可能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即國家需要一個外部威脅以防止自身的腐敗墮落。並不是說羅馬人就如此質疑自己統治帝國的道義理由。公元前155年，希臘哲學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在羅馬演講時提出了頗有挑釁性的建議，即遵循正義原則，羅馬人應該放棄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裏去，這番話激起了眾怒。其實羅馬人充其量隻會譴責個別戰爭，把發動戰爭的動機歸咎於政治對手的貪婪。比如加圖就於公元前167年反對向羅德斯島開戰的計劃；克拉蘇(Crassus)對帕提亞發動的戰爭也遭到眾多反對。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並地區，很多人的處境也跟被兼並地區的人相似。“國王、民族與城市”，甚至“自由”地區實際上皆為帝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些國王已經於公元前2世紀自稱是羅馬的恭順藩屬，同時羅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於自願，或是根據條約規定的義務，在戰爭中提供幫助。“輔助部隊”，特別是戰艦與騎兵，在羅馬軍隊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此外還有某些個案，比如維勒斯取走城市的財庫，不拘它們是“自由”城市還是“支俸”(stipendiary)城市。羅馬顯貴在行省之內是庇護人，在行省之外同樣是君主與共同體的庇護人，他們由此贏得了權力與聲望，甚至也贏得了財富。正如努米底亞王朱古達的友人所知，禮物與賄賂間的界限非常細微。我們能看到兩個半世紀間克勞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講希臘語的土地上擴展庇護製(clien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諾巴比家族(Domitii 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盧作戰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擁有地產，於是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勢力。一個庇護者可以保護自己的被庇護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護者，則外人不大可能幹涉。

如果沒有那些因壓榨當地人而遭控訴的羅馬總督，當地的貿易與借貸業也隻會運轉得更好。在這些地方，反對羅馬商人可能會被看作反羅馬。早在愷撒征服高盧以前，葡萄酒貿易就已順利延伸至高盧中部。而與之相對的，西塞羅在東部時，倒黴的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幼王阿裏奧巴紮尼斯(Ariobarzanes)卻身陷羅馬放款人的債務，債主包括“可敬的人”馬爾庫斯·布魯圖斯(M. Brutus)與龐培，這位以“虔誠”與“親羅馬”著稱的國王總是被一大群羅馬債主的代理人催逼。不過沒有證據表明商人們希望羅馬兼並領土，騎士階層的朋友馬略並沒有擴大阿非利加行省，隻是把羅馬軍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護在當地的商人，或者說至少能為商人們複仇。朱古達大肆屠殺可恨的“意大利人”(Italici)是戰爭的導火索之一。有一點值得注意，這些人雖自稱“意大利人”，但在希臘人眼裏，他們一律是“羅馬人”(Rhōmaioi)。

羅馬的保守主義也與此相關。羅馬已將城市國家的理念擴展到極限，但並未放棄該理念。羅馬公民必須親自參加投票，社會上層中真正參與海外商業者也不占多數。在蘇拉之前，元老院由300名元老組成，他們實際上都擔任過行政官職。行省的增多意味著官職的增多，因此羅馬的寡頭統治集團不斷從富裕的外人中補充新成員，比如馬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指望這種進程會十分迅速。羅馬統治者們還會警惕某些個人謀求類似君主權力的“統治權”(regnum)，盡管戰爭未必以兼並告終，但讓一個軍事強人長時間離開羅馬盤踞於遙遠省份，可能會形成個人權力基地。蘇拉力圖抑製行省總督的野心，立法限製行省統治者權力，此外還禁止總督未經元老院允許就擅自率軍離開行省，後來愷撒在高盧的行動就違背了該禁令。公元前1世紀初，元老院堅決反對兼並埃及，這多少是因為貪婪且不可信賴的克拉蘇想參與其中。

此外，公元前3—2世紀的羅馬軍隊並非常備力量，其主體由農民構成，理論上每年都要征召組建。軍隊不歡迎長期艱苦的戰爭，尤其是在西班牙這類戰利品遠不如東部的地區作戰。加圖在公元前167年稱不能兼並馬其頓，因為此地無法防守，這多少是顧慮邊境上的蠻族。這一時期，羅馬人確實因軍隊戰鬥力的下降而憂心忡忡，這部分是因為某些地區農民階層的沒落，隨之而來的便是前述的軍事災難時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同樣也是財政緊縮時期。很自然，此間不少地方的管理與保衛工作被留給當地人自己負責。

還有部分民眾依附於本族統治者，讓這些統治者繼續統治乃明智之舉。在跟希臘城市打交道時，羅馬發現“解放”是最佳政策。此前羅馬可能已在西西裏與亞得裏亞海岸實行過該政策。在公元前196年打敗馬其頓的腓力之後，弗拉米尼努斯確實在地峽運動會上滿懷**地宣布希臘的自由，並撤走了全部軍隊。部分希臘城市與羅馬之間訂有條約，其數量尚存爭議，根據條約，這些城市對內享有自治權，但在戰爭期間必須向羅馬提供援助。條約中唯一沒有提到的是，這些城市必須在各方麵尊重羅馬人民的“尊嚴”(maiestas)。其他城市隻是被羅馬單方麵宣布獲得自由，而後來的曆史證明，對這種“自由”，羅馬也隨時準備單方麵撤銷。公元前167年羅德斯島希望跟羅馬結成正式同盟，這表明正式盟約關係能帶來某種安全感，但到了最後，即便是條約也不能束縛羅馬的手腳。

羅馬對蠻族部落毫無尊重之情，這方麵他們的記錄無疑乏善可陳。相比之下，羅馬對希臘的公眾意見還算比較尊重。但他們給予希臘人自由的政策並非出於什麽親希臘情感，其動機更多在於削弱馬其頓和敘利亞的勢力。一旦形勢有變，羅馬的“自由”政策就不會施行。例如，羅馬曾把一些城市交給友邦帕加瑪和羅德斯統治。在羅馬人的道德觀念中，要得到“利益”(beneficium)，就必須承擔“責任”(officium)，因此，羅馬希望那些“自由”城市的行為能符合他們的意願。但這些城市未必能領會羅馬的意圖，結果在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羅馬跟這些相互爭吵不休的希臘城邦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在對珀耳修斯的戰爭即將開始之際，某些羅馬將軍已開始以輕蔑粗暴的態度對待希臘人。這種李維所言的“新認識”(noua sapientia)遭到不少傑出羅馬人的反對，但反對是徒勞的。

保護有產階層

實際上，即便是行省的“支俸”城市或納貢城市居民也未被忽略，羅馬給當地共同體，特別是希臘城市規定了眾多義務。羅馬總督的主要職責是防禦外敵並管理羅馬公民的司法。比如意大利之外第一條羅馬大道的修建就是出於防禦目的；總督也會受理當地人之間發生的案件，但肯定不會是全部。西塞羅稱自己曾發布公告拒絕受理此類案件，結果頗受好評，如此行為在羅馬總督中也絕非特例。羅馬人沒有嚐試采用統一的管理機製，在某些行省是由一位行政官員，即財務官負責直接收稅，但他的工作可能隻是監督當地官員征稅；在其他行省，則不論直接稅還是間接稅皆由包稅人征收，包稅人有時根本不是羅馬人，而且手下可能有大量稅務人員，但即便如此，有時依舊由城市自身負責基本稅務。這些城市的政治生活大體順暢無阻，因此，當龐培計劃兼並一部分本都國土時，他認為如果涉及較大領土，最好在其上建立一批希臘式城市。這套統治係統帶來的結果是：盡管與這些城市間不時會有嚴重摩擦，羅馬依然跟他們的上流社會建立起了夥伴關係，並委托這些當地精英代理行使大部分管理職能。有時羅馬也會風聞當地窮人呼籲要求分地和免債，但當地精英的利益總能得到維護。

弗拉米尼努斯曾把希臘城市留給當地的富人管理；珀耳修斯則向窮人尋求支持，當然他力圖拉攏的並不隻有窮人。因此反羅馬情緒往往基於仇富心理，不過依照富人領袖們的說法，這種情緒是出於對掌權的親羅馬集團的嫉妒，或者純粹隻是理想主義或民族主義。羅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當地事務，使之更具寡頭政治色彩？對此尚不確定，因為寡頭政治原本就是發展趨勢。不過現存一段石刻文字，內容為公元前2世紀後期馬其頓總督寫給一座伯羅奔尼撒城市的信函，信中提到總督已采取措施鎮壓了當地的動亂。來自顯赫政治家族的波利比烏斯認為新近對羅馬的盲目依附很可悲，但他也意識到有尊嚴的獨立唯有在有限範圍內才有可能。波利比烏斯還相信，盡管羅馬近來有濫用權力之處，目前也有些嚴厲，但希臘城市還是從羅馬那裏獲取了巨大好處，因此，公元前148年的起義是瘋狂而愚蠢的。這些起義多少又是由窮人發起，他們對羅馬強大實力的了解不如上流社會，不明白反抗羅馬實乃徒勞。

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希臘諸共同體確實授予了羅馬各式各樣的榮譽。羅馬的“信譽”在早期非常好，希臘共同體也對之十分信賴。公元前2世紀初開始，人們建立起對羅馬女神的崇拜，“羅馬”一詞在希臘語中很醒目，意為“力量”(Rhōmē)。女詩人梅林諾(Melinno)的羅馬頌歌(hymn to Rome)大約也完成於這一時期。對個人的崇拜也建立起來了，第一個受崇拜的羅馬人是弗拉米尼努斯，優卑亞(Euboea)島上以他之名進行的慶典傳統一直延續至普魯塔克時代，因而普魯塔克對此有所描述。不過此類榮譽逐漸貶值，比如西塞羅回絕了限製城市財政支出的要求，有人就因此投票要為他立廟。這類榮譽自然使得羅馬政治家們開始自認為等同於希臘化的國王。頭銜與雕像之類較低的榮譽當然就更為泛濫，連重量級的商人都可獲得。比如公元前1世紀初克羅阿提家族(Cloatii)就因為保衛並貸款扶持——其實也可以說是成功地經營——斯巴達附近的一座小鎮基賽昂(Gytheum)而獲此殊榮。

即便在米特拉達梯戰爭(Mithridatic War)這樣的黑暗時期，不少地方大肆殺戮意大利的“吸血鬼”商人時，少量希臘與亞細亞城市依然忠於羅馬，當然他們如此行動有時是因為與參加造反的鄰邦有著長久以來的敵意。羅馬曾予以小亞細亞城市阿弗洛狄西亞(Aphrodisias)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聖所極高的榮耀，於是，阿弗洛狄西亞公民大會投票決定派出所有合格男子去援助羅馬將軍，因為“如果沒有羅馬人保護，我們就別指望活下去”。也有不少希臘城市在公元前1世紀處境艱難，它們先是在對抗米特拉達梯的戰爭中蒙受損失，後來又因不忠於羅馬而被蘇拉課以重罰，接下來還得資助內戰。這一時期海盜活動也十分猖獗，直到龐培最終將其平定；實際上，包稅人的活動跟海盜一樣猖獗，最終，愷撒限製了他們的權力，但範圍僅限於小亞細亞。共同體與個人都欠下羅馬放債人的債務，處境令人絕望。西塞羅在公元前66年的演說中說：“公民們!我很難向你們表述外國人對我們的厭惡。”西塞羅所譴責的主要是貪婪，他的話當然還有其他不願明言的動機，但多少道出了實情。考古學證據揭示了當時眾多城市的明顯貧困，它們在這段時期內極少有新的建築出現。東部尚未完全從上述災難中恢複，新的內戰又爆發了。龐培與愷撒，布魯圖斯與卡西烏斯(Cassius)，安東尼與屋大維，所有這些人皆依靠剝削羅馬附屬者為自己的戰爭提供財政支持。猶太地區(Judaea)未能按要求提供款項，卡西烏斯就將該省四座小鎮的居民及不少官員變賣為奴，如安東尼所言，此舉完全違背了戰爭法則。卡西烏斯還圍攻自由城市羅德斯，此前羅德斯島一直是羅馬友邦並已交出了所有財富，隻不過保留了本城守護者太陽神的戰車。馬西利亞是羅馬更古老的盟友，卻也因為支持龐培而被愷撒攻占。

希臘文化的影響

希臘與羅馬的精英之所以能夠合作，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羅馬上層社會雖固守許多羅馬傳統，但已經非常希臘化了。事實上，有人試圖證明羅馬人實為希臘人，他們的祖先不僅有埃涅阿斯(Aeneas)，還有《埃涅阿斯紀》(Aeneid)中的著名英雄阿卡狄亞人伊範德(Evander the Arcadian)，或者海格力斯[1](Hercules)，當然，還包括這些英雄的追隨者。甚至有學者堅持認為拉丁語是一種希臘方言。於是，許多羅馬人對希臘與希臘文化的態度是含混的。羅馬人相信自己在戰爭與治國方麵更勝一籌，比如西塞羅就認為羅馬之外民族的民法都十分幼稚。不少羅馬人還疑心希臘人的風尚越發柔弱無力了，或者希臘人對嚴肅事務漠不關心。公元前2世紀羅馬人與希臘人間的密切交流往往並不愉快，這使得前者認為後者女裏女氣、趨炎附勢、政治上無能、多嘴多舌，還喜歡不合時宜地空談。其中的“政治上無能”成為羅馬帝國存在的有力依據。在他們看來，希臘人可能已經退化了，西塞羅比多數人更親希臘，但他也隻承認在古代的希臘存在傑出人士，還提醒自己的弟弟不要在所管理的行省建立起親密關係。至於當時東方的希臘語城市的居民，羅馬人大概認為他們更低於“真正的希臘人”。不過，對雅典還有德爾斐(Delphi)這樣的城市，羅馬依然滿懷敬意。西塞羅就曾因自己的隨從過於刻板，對當地人傲慢自大而深感不安。

還是有極少數富裕的羅馬人能夠抵製希臘式生活的**，也有一些人則意識到，隻有通過希臘人，才能學到作為世界統治者所必需的大量知識。羅馬或許從未與希臘世界完全隔絕，不少羅馬神可以跟希臘神等同，羅馬的藝術也源自希臘藝術。必定一直會有些羅馬人懂點希臘語，甚至可能讀些希臘書籍。不過，從公元前3世紀中期開始，新紀元拉開了序幕，出現了以希臘模式創作的第一部拉丁戲劇，同時似乎也出現了更為正規的雙語授課教學。漢尼拔戰爭期間，新的希臘崇拜儀式以及來自亞洲的大母神(Great Mother)崇拜被引入以保護羅馬。在波利比烏斯看來，公元前212年對敘拉古的洗劫標誌著希臘藝術品位在羅馬的開端，但他對此感到惋惜，認為國家應該固守自己的傳統。之後的幾個世紀裏，肯定有不計其數的雕像與繪畫被取走運往羅馬。羅馬城市正從外觀上轉變為一座宏偉都市。但波利比烏斯的記載表明，在他的時代，羅馬的鄉土氣息依然遭到了大都市來訪者的嘲笑。真正希臘式建築風格在羅馬的出現稍晚一些，即便在這之後，用於建築的大理石也並不多。

問題的關鍵在於教育，對希臘人而言，教育(paideia)是他們的文化。而依照羅馬傳統，上流社會的男孩是從父親的朋友那裏獲取政治與法律經驗；17歲以後，他們就在軍隊中度過征戰季。希臘人已發展出一套正規教學模式，所教授的內容開始是文學，以荷馬作品為主；然後是修辭學；部分人還研習哲學。埃米利烏斯·保盧斯為自己兒子請了一群希臘教師，甚至連音樂與狩獵都有專人教授，還有一位兼教繪畫的哲學家。他還把馬其頓的皇家圖書館搬往羅馬，這是羅馬第一座大型希臘圖書館。波利比烏斯的記載表明，當時羅馬已有大量希臘教師。傑出學者也開始來到羅馬，他們最早以外交使節的身份出現，比如羅馬真正的文法(grammatikē)教學可追溯到帕加瑪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Pergamum)，他本是一個使者，在一處開放式下水道中跌斷了腿，因不能動彈便開始講演授課。公元前155年雅典三個哲學學派的領袖被派往羅馬，他們的講演在那裏掀起了哲學熱潮。不過，加圖認為哲學“不過是胡說八道”，他催促元老院盡快了結這些人的活動，以便年輕人能夠像過去一樣通過“法律與行政官員”學習知識。

但對於這一時期希臘影響的深度，我們也不可誇大。有證據表明，羅馬人對希臘醫學仍然充滿疑慮，而且羅馬在智力與藝術方麵總體上依舊比較笨拙、幼稚。羅馬的詩歌比散文發達，但正如賀拉斯所抱怨的那樣，羅馬的詩歌也十分粗糙。西塞羅認為，隻有到了公元前2世紀末，演說家才真正從修辭學訓練中獲益，懂得如何組織、如何辯論以及如何修飾自己的演說。我們已知的散文文學史料表明，羅馬人跟很多原始民族一樣，覺得概括與抽象對他們而言過於困難。隻有在約公元前100年之後，羅馬人才開始在撰寫論著時利用傳統的希臘邏輯結構，他們賦予主題及所有關鍵概念以明晰的定義，並將題材精心區分為不同部分與不同方麵，不再像加圖撰寫農業論著那樣胡亂堆砌知識。正是到了公元前1世紀，拉丁語被改進為一種適於承載散文與詩歌的優雅語言。拉丁語作者由此開拓了很多新散文體裁，其中包括哲學論著。

但在西部，羅馬覺得值得學習的東西乏善可陳，唯一例外的隻有一本官方下令翻譯的迦太基農業著作。不過，羅馬人不願費心學習西部語言實際上大大有利於當地上層特權地位的擴展。對於能提高自身優越性的文明因素，本地精英們一開始往往是憎恨的，但後來還是逐漸沾染了文明色彩。貿易與定居者的湧入對羅馬化進程大有助益，雖然羅馬有時會鼓勵在西班牙發展農業，並在一些河穀地帶建立城市定居地以取代桀驁不馴的牧人共同體，但羅馬很少自覺地推動羅馬化進程。對蠻族的文化偏見是存在的，但種族偏見很少，如果蠻族放棄野蠻習俗，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對奧古斯都時代西班牙南部的鮮明描述保存至今。這類野蠻習俗有的非常醜惡，比如某西班牙部落以尿液洗滌牙齒；也有的蠻族沒有那麽落後，比如愷撒筆下高盧人盡管沒有恒心，卻也不乏智慧與勇氣。實際上，接納巴爾布斯及其侄子進入元老院的決定使西塞羅深為震驚。誠然，他們的祖先來自文明的迦太基城市，但他們家族已久居加的斯。後來龐培的朋友密提林的提奧法奈斯之子同樣也進入了元老院。巴爾比家族因其成就，被隨後的一些高盧貴族效仿，這些人的父輩早在愷撒或奧古斯都時就已獲得羅馬公民權。在如此背景之下，成熟羅馬帝國的輪廓便已成形。

第二章 羅馬的擴張

第二章羅馬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