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羅馬與意大利2

前麵已經提醒過大家注意意大利城市模式的推廣。然而，在意大利獲得公民權之後則是另一番光景。盡管我們不太清楚，但顯然新的羅馬共同體擁有相對同質的政製(架構)且適於城市社會。實際上，在與其他共同體交往時，羅馬很難在城市中心(這一政製)之外還考慮其他。隨著新羅馬共同體的建立，意大利公民權的獲得對城市中心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而這似乎又反過來成為促進意大利羅馬化的因素。

關於羅馬化現象，至少有兩個層麵必須加以研究。從精英的層麵開始研究可能最容易。精英階層相對的高度流動性一直是羅馬體製的重要特征。自然，一個家族之中從未有人擔任官職的人，很少能像蓋烏斯·馬略和西塞羅那樣達到執政官的高位。但一個家族通過幾代人時間獲得執政官之位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且，一個人如果是家族中首位官至執政官或者其他高官者，他就會被稱為“新人”(novus homo)，並由此使自己及後代獲得貴族身份。在整個共和國曆史上，一個家族如果來自新近獲得公民權的共同體，那麽可能隻需一代人時間，此家族就踏上了通向高官之位的晉升之途。公元前91—前89年間，大量意大利地區居民獲得公民權，他們的晉升軌跡與上述內容並無二致。到了奧古斯都時代，元老院中充斥著來自最近才獲得公民權的共同體的精英成員，其中很多人的後代將會升至執政官之位。晉升之路所需的是那些一向有效的優勢，比如與已經手握大權者的友誼、財富、演說技藝與軍事才能等等(見第五章，共和國後期的意大利作家)。

將意大利居民作為一個整體對其羅馬化加以評估則要困難得多。我們得承認：存在著不識字且窮得沒有資格加入羅馬軍隊的田間勞動者，但我們對他們的文化程度一無所知。我們所有的知識即便不是與精英相關，至少也是與接近精英的人相關。由於存在著這樣的局限性，要了解整個意大利共有本地文化的生存或湮滅狀況，有四種標識性因素值得注意：語言、宗教習俗、家庭結構和喪葬儀式。其中這最後一種特別有用，因為有不少相關的考古實物可以佐證。

語言方麵的證據非常引人注目。直到公元前91年，埃特魯裏亞北部地區大體上保持著原貌，並未受到羅馬的影響。說到拉丁語銘文，這一地區的情況也十分特殊，同樣直到公元前91年，都沒有拉丁語銘文。但在蘇拉之後的一代人時間裏，這裏出現了雙語銘文，而在西塞羅生活期間，埃特魯裏亞語實際上已完全消失。薩莫尼烏姆的情況難以評估，因為公元前82—前81年間蘇拉加於此地的毀滅使這裏直至愷撒時期都鮮有城市生活。當地銘文所用的語言之中，有一種現代學者所知的奧斯坎語(Oscan)，該語言確已消失。然而，沉默的爭辯才是危險的。再往南的盧卡尼亞地區，同樣的模式產生了，並無任何理由說明這是蘇拉的責任。這裏的奧斯坎語銘文無疑被拉丁語銘文取而代之。羅薩諾迪瓦格利奧(Rossano di Vaglio)的近期發掘提供的證據也值得一提，此地的一處盧卡尼亞鄉村聖所在蘇拉之後成為鄰近城市波騰提亞(Potentia)行政機構的一部分。

有關宗教習俗與家庭結構的證據相當稀少。有資料顯示，在西塞羅生活的時代，尚存的宗教多樣性痕跡，比如各地不同的曆法，已經消失了；決定婚姻與繼承的各項規則穩固地趨於統一。關於喪葬習俗的證據很多，遍及整個意大利。這些證據持續不斷地描述了這一變化過程，即獨具特色，往往亦是偉大而古老的各地喪葬習俗，正被相對統一的配套習俗所取代。自然，在死者財富方麵依然保持著極大多樣性，不過這已是另一議題。

如果蘇拉與奧古斯都之間的時代真的在羅馬化程度方麵有了進步，問題依然存在，即為何會有如此進步？主要原因要在公元前59年與公元前1世紀20年代初的老兵安置過程中尋找。此過程始於公元前59年，“偉人”格涅烏斯·龐培(Cn. Pompeius Magnus)的東部戰爭老兵接受安置，這些士兵數量巨大，他們曾一起長期服役，現在喪失了家園，以組群方式被安置在遠離出生地的地方。此舉對下一代人的影響是：不論是在老家還是在這些人定居的共同體中，現存的社會結構被粉碎。其結果便是帝國早期的意大利社會，這可能是羅馬革命最為重要也最為持久的影響。

延伸閱讀

M. Beard和M.H. Crawford的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London, 1984）除對本章涉及的主要問題提供了批判性敘述之外，還包含了對共和時期曆史領域古代史料現有譯著的詳細闡述，以及研究共和國末期的詳細書目。

T. Cornell和J. Matthews的Atlas of the Roman World（Oxford, 1982）包含了對羅馬史的出色簡介和地圖、圖片精選。

在羅馬史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R.M. Ogilvie的Early Rome and the Etruscans（London, 1976）；M.H. Crawford的The Roman Repubic（London, 1978），H.H. Scullard的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146 BC, 4th edn.（London, 1981）和From the Gracchi to Nero,（4th edn. London, 1976）；以及P.A. Brunt的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London, 1971）。

T.R.S. Broughton的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New York, I-II, 1960; III, 1987）提供了逐年編排的行政官員名單及相關史料、現代學術觀點的出處。

關於該領域近期著作的分析，見M.H. Crawford的‘Roman and Italy’，載於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1981），153-60. 重要專著如E.T. Salmon的Roman Colonisation（London, 1969；The Making of Roman Italy（London, 1983，盡管該書僅關注政治方麵）；A.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n.（Oxford, 1973）；E. Badian的Foreign Clientelae（Oxford, 1958）；P.A. Brunt的Italian Manpower（Oxford, 1976）；E. Gabba的Republican Rome, the Army and the Allies（Oxford, 1976）；T.P. Wiseman的New Men in the Roman Senate（Oxford, 1971）；E.T. Salmon, Samnium and the Samnites（Cambridge, 1967）。

在羅馬政治體係方麵，可參考H.F. Jolowicz和B. Nicholas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Cambridge, 1972）；E.S. Staveley的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London, 1972）。

關於羅馬宗教，參見J.A. North的會議論文Conservatism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 載於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44（1976），1-12; 及J.H.W.G. Liebeschuetz的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Oxford, 1979）。

關於羅馬政治活動的運作，見M. Gelzer的The Roman Nobility（Oxford, 1969）；P.A. Brunt的Nobilitas and Novitas, 載於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2（1982），1-17; K.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Cambridge, 1983），ch.2。

關於羅馬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見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Cambridge, 1978），ch.1; W.V. Harris的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Oxford, 1979）；J.A. North的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載於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1981），1-9; A.D. Momigliano的Alien Wisdom（London, 1975）；W.V. Harris編輯的The Imperialism of the Roman Republic（Rome, 1984）。

關於革命時期意大利麵貌的變化，見L. Keppie的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London, 1983）。

[1]指伊庇魯斯(Epirus)國王皮洛士(Pyrrhus)。——譯注

[2]即所謂的布匿戰爭(Punic Wars)。——譯注

[3]此處指古羅馬廣場(Roman Forum)。它緊鄰羅馬發源地帕拉丁、卡皮托林等山丘，原為墓地，後成為羅馬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因此佛魯姆(Forum)也具有了引申義：廣場。——譯注

[4]又作“森都利亞大會”。——譯注

[5]常見譯名“大法官”(praetor)或可譯為“行政長官”，早期相當於軍隊副司令。——譯注

[6]原文可能有誤，未查到該河流。——譯注

[7]即公元前390年洗劫羅馬的高盧部落。——譯注

[8]即代價高昂的勝利。——譯注

[9]指非洲西北部。——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