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賈斯帕·格裏芬
本書講述羅馬興起的故事，自作為發源地的圍繞佛魯姆的幾個村落說起，到擁有統一的地中海世界及大量周邊地區為止。在其頂峰時期，羅馬帝國的疆域從英格蘭的諾森伯蘭郡延展到阿爾及利亞，從葡萄牙至敘利亞，從萊茵河至尼羅河，囊括今天三十個主權國家的全部或部分領土。早在耶穌降生之前，羅馬就已是統一大國了。直到1870年，意大利再次實現統一之前，對逝去的統一的記憶，始終縈繞在歐洲人的腦海中。
有關羅馬的觀念給西方世界帶來了一些耳熟能詳的神話，每一個都令人回味無窮。這裏麵有共和時期那些威嚴認真、正直誠信的將軍與執政官形象，有一心為自己國家服務的偉大征服者們，也有類似加圖這樣的人，他在治理西班牙行省之後，賣掉自己的馬匹，使國家不必為把馬匹運回意大利而破費；有辛辛納圖斯這樣的人，當元老院再次召他擔任最高統帥時，他正在田地裏躬親力作。這樣的人值得以他的名字為美國一座大城市[1]命名。他們的妻子是類似格拉古兄弟[2]的母親科奈莉亞那樣的女性——一位訪客炫耀自己的珠寶時，科奈莉亞把自己的幼子叫到身邊，說，“這就是我的珠寶”；還有阿麗婭·派塔那樣的婦女——當皇帝命她的丈夫自殺時，她展現出視死如歸的姿態：用刀刺向自己時說，“看著，一點都不疼”。[3]
在晚後的文學作品中，例如在高乃依(Corneille)[4]的悲劇中，在莎士比亞筆下的布魯圖身上，我們發現了這些人物。在《格列佛遊記》第三部中，斯威夫特(Swift)[5]把他筆下的英雄送到巫人島，格列佛期望已逝去的名士複活，[6]他告訴我們：“我一見到布魯圖[7]，就產生一種深深的仰慕。我從他麵容的每一處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至善的美德，無可畏懼與堅定不移的思想，對國家最真誠的愛，對人類的一片慈悲之懷。”他繼續說，“我想讓羅馬元老院出現在我麵前的一間大廳當中，[8]讓正在爭吵的現代議會出現在另一間大廳中。前者似乎是英雄與半人半神的大會，後者則似乎是小商小販、扒手、攔路強盜和惡霸……的集會。”在美術作品中，我們看到這些偉大的羅馬人在大衛(Jacque-Louis David)[9]的畫作中得到表現，譬如以路基烏斯·布魯圖(Lucius Brutus[10]]大義滅親、處決背叛共和國的兒子為題材的畫作，還有以霍拉提烏斯(Horatius)殺死自己國家的敵人(盡管該人是他未來的妹夫)的畫作。
共和國隨著時間推移被帝國所取代。一方麵，早期皇帝們的浮華個性與羅馬帝國的富足創造出一幅難以磨滅的奢侈殘暴的畫麵，表現在福樓拜、戈蒂埃(Gautier)和維克多·雨果[11]的作品中，也在《龐貝城的末日》[12]以及好萊塢的大片《斯巴達克斯》《賓虛》中得到體現。還有與此相映成趣的形象：筆直伸向遠方的羅馬道路遍布歐洲地表，羅馬軍團以無與倫比的效率將幾代人的和平帶給世界的帝國，而在此之前，和平遠比黃金還要稀有。吉卜林(Kipling)[13]的詩歌與小說將這種思想有力地表達了出來：一架忘我與忠誠的軍事行政機器，捍衛著羅馬文明免遭境外蠻族的侵害。
當然，在世界史上一直存在著其他偉大的文明。例如，古代中國就是一個帝國，持續存在的時間比羅馬要長，產生出了偉大的藝術與文學。但是古羅馬與古希臘對於西方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自身的文化便從那裏脫胎而來。歐洲社會是一種更早的卓越文化的繼承者，這種記憶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即使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在諸如中世紀的《羅馬人的行止》(Gesta Romanorum，老故事匯編，闡述一些明顯張冠李戴的基督教道德)之類著述中看到的，與真實的曆史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在某個故事裏，我們甚至發現皇帝克勞狄烏斯(Claudius)把女兒嫁給了哲學家蘇格拉底，而蘇格拉底某天則在森林中與國王亞曆山大會麵。羅馬始終是模仿與效法的榜樣，因而有兩種思想被構建起來：首先，人們自身的社會在曆史上並不是第一個；其次，高級的文明一旦得到實現就有可能衰亡。
拉丁語與希臘語一樣，屬於龐大的印歐語係，曆經多個世紀，從位於高加索南部的某個發源地傳播到印度、伊朗和歐洲。羅馬人的祖先必定包括從北方進入意大利半島的眾多移民——他們大概並不隸屬於一個單一的族群，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抵達羅馬。在那裏，他們與其他人融合——我們可以從“拉丁人”與“薩賓人”不同的詞匯表達與葬俗中隱約察覺到這一點。人們在羅馬山丘上發現了一些公元前6世紀以前的分散定居點，其中在帕拉丁山丘上的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公元前6世紀，各個定居點合並成一個，從那時起，就可以說羅馬已降臨於世了。傳統記載羅馬建城的時間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之後古典傳統告訴我們有關羅馬早期史的大部分內容，基本上是神話而非曆史。但傳說羅馬奠基人羅慕路斯(Romulus)建立了一個“避難所”(asylum)，歡迎逃難者、被驅逐者落戶到他的新城市，這也許真實反映了早期羅馬人員混雜的情況。
這座城市深受埃特魯裏亞人的影響。埃特魯裏亞人是居住在中意大利的一個神秘民族，當時正處在其巔峰時期。他們對印歐文化的遺產進行了大幅度改造。例如，正是由於他們的影響，三位神祇——朱庇特(Jupiter)、朱諾(Juno)與密涅瓦(Minerva)才會在卡皮托山上(Capitol)[14]得到崇拜。隻有在埃特魯裏亞術語中才能理解這些神祇的意義。利用征兆發現某種神聖意義的一套複雜體係也來自埃特魯裏亞。這套儀式通常由羅馬執政官來正式實施。甚至羅馬人自己的名字也照搬鄰人的命名形式，如印歐式的單一名字(Menelaus， Siegfried)被一種複雜的類型所替代(Marcus Tullius Cicero)。[15]埃特魯裏亞人還傳播了希臘的影響，特別是在視覺藝術方麵。
羅馬可謂是窮兵黷武。到了公元前3世紀早期，經過長年累月的征戰，羅馬將整個意大利半島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然而，這座征服者的城市卻接受了大量希臘的優雅之物。譬如，早期鑄幣就是清一色的希臘式樣。他還熱情接納來自其他意大利社區的移民，並慷慨地授予全體意大利人以公民權(但無投票權)。羅馬要求附屬的意大利人充當士兵作為回報，在他們服役期滿後被安置在“殖民地”。這是具有某種軍事特征的城鎮，意在鎮壓和保障被征服領土的安全。整個過程成了一種十分罕見的有效征服機製。
早期羅馬的特征是有力的民意、強烈的公共意識、明顯厭惡離心傾向以及個人主義。盡管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質疑的暗流卻在羅馬不斷湧動，高雅的外來方式並不受歡迎。一個人不應脫離土地，鄉下的道德感要強於城鎮的。“祖宗的方式”(mos maiorum)擁有著巨大的道德力量。家庭範圍內，至少在上層階級的家庭範圍內，父親對兒子(即使兒子長大成人)享有令希臘人震驚的權力。這反映在許多有關父親的故事中：他們可以處死自己的兒子，並被允許親自動手。不難想象，這是因一些壓力而在羅馬人中產生的極端做法，很自然地與羅馬人的雙重觀念聯係在一起：一方麵是殺害近親，另一方麵則是孝敬父母(pietas)。這種行為的原型是羅馬的創立者埃涅阿斯(Aeneas)，他背負自己的老父逃離烈焰熊熊的特洛伊城。這樣一些心理衝突所引起的焦慮會釋放出無盡的能量，這也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一個令人驚異的事實，即羅馬人認為自己一貫得到神祇的眷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座城市所處的位置並不十分有利，明顯缺少得天獨厚的條件，可它卻征服了世界。
羅馬藝術與文學中的共和時代的人物一概是沉默寡言、緊握拳頭、堅定不移的。沉著冷靜(parsimonia)、嚴肅認真(severitas)、勤儉節約(frugalitas)、簡單直率(simplicitas)之類的品質向來受到讚美，都有動人的故事。像加圖(Cato)這樣的典型農民，上升為元老與執政官，在道德上占有支配地位。許多羅馬顯貴的名字生動地揭示出他們的家世源自農民階層。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和卡勒烏斯(Calvus)的原意是“卷毛”與“禿瓢”，卡皮托(Capito)和納索(Naso)的原意是“大腦瓜”與“大鼻頭”，克拉蘇(Crassus)和馬凱勒(Macer)的原意是“胖子”與“瘦子”，弗拉庫斯(Flaccus)和比布魯斯(Bibulus)的原意是“邋遢鬼”與“酒徒”。這些都是羅馬執政官和詩人的名字，是承繼埃特魯裏亞王權與希臘審美修飾的結合體。
我們擁有的關於共和國晚期的最豐富、最明晰的證據屬於共和製明顯解體、共和國的老一代捍衛者不再能限製權貴掠奪行省的時期。這些權貴甚至率軍向羅馬進發，以求追逐自身的權勢。我們不由自主地假設，真實情況是貪贓枉法和殘忍無情。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業已發生了真正的改變。當漢尼拔(Hannibal)在14年的時間裏統率著所向披靡的軍隊在意大利縱橫馳騁、鼓勵羅馬的意大利盟友起義時，他們大多數卻不為所動。也就是在100多年前，這些同盟者因怨恨的驅使，同羅馬展開過戰爭。羅馬人的公正與自製和他們的公共精神(希臘人在公元前2世紀對此印象深刻)並不是神話。
亞曆山大的征服把希臘的語言、建築和藝術傳到了遠至印度的東方。羅馬的興起最終將整個地中海世界及其鄰近地區並為一體，甚至不列顛、羅馬尼亞、伊拉克都分享由兩種偉大語言(希臘語與拉丁語)構成的一種公認文化。任何類似現代民族主義的東西顯然起不到什麽作用，帝國並非依賴強力加以維持。例如，在公元1世紀大部分時間裏，僅有一個軍團駐紮在非洲，在西班牙則完全沒有駐軍。帝國政府隻堅持兩件事：必須交稅，必須遵守法律與保持秩序。至於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麵，則各個城市自行把控，即交給各個城市的上層階級去運作——這些人依靠地位與財富來管理城市。文化是城市的、優美的，顯而易見是統一的。全世界的學生們都在使用相同的書本，無論是在普羅旺斯、土耳其還是北非。城市興起，其規劃布局、神廟與公共建築都具有相同的形式與裝飾。桌子上的銀餐具、地板上的馬賽克、地板下的暖氣也有著一致的風格，這種一致性僅僅是在今天才重返我們的世界。
當然，這種風格並沒有包羅萬象。它是有閑階級的創造，柏柏爾人部落成員或伊利裏亞牧羊人顯然對它毫無興趣。帝國較之希臘來說，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賴非自由民的勞動。羅馬貧民窟的存在表明，眾多城市的貧苦自由民過著極其窮困的生活。但羅馬在擁有奴隸的社會中是個極端例子，羅馬的奴隸經常被大量釋放，他們在獲得自由的那一刻便成為公民。出自羅馬帝國的數千塊墓誌銘中，有一多半屬於被釋放的男性與女性。貧苦的公民享有大型公共浴場、廣場、公園和市場，他們可以在那裏消磨時光，遠比通常在更寒冷、潮濕的北方待在戶外的時間要長得多。
然而，光豔的表麵之下還有著較為黑暗的方麵，如奴隸貿易、殺害嬰兒、角鬥士演出、和掌握在不負責任或非理性人手中的絕對權力。卡裏古拉(Caligula)和尼祿(Nero)以嗜血成性與充滿邪惡的**不拘成為一道奇景，這種形象至今縈繞在歐洲人的腦海中。羅馬帝國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展現出人性發展到極致的某些方麵。卡裏古拉常對民眾說：“要記住，我能對任何人做任何事。”“過去”是實驗室，人們在其中可以對人性進行可靠的探索，恐怕這也是能夠對人性進行真正研究的唯一方式。
古人相信大人物的權力與重大作用。惡魔般的阿爾基比亞德斯(Alcibiades)，沉著鎮定、好挖苦人的蘇格拉底(Socrates)，充滿**的亞曆山大(Alexander)，可與這些人比肩的羅馬人是無堅不摧的愷撒(Caesar)，勇敢**的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神經錯亂的唯美主義者尼祿(Niro)。權力欲體現在偉大的個人身上，堅定果敢、寬宏大量與自豪自尊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古代人評判各種事件的標準。諸如寬宏大量與自豪自尊的品質基本上是非基督教的。這些在古代世界的人們與故事中備受讚頌的異教徒的美德，事實上在中世紀乃至在文藝複興時期，與基督教的歐洲完全絕緣。基督教似乎並不在意的人類的重要品質或者說它所拒斥的品質，在有關阿喀琉斯(Achilles)或愷撒、海倫(Helen)或克利奧帕特拉(Cleopatra)的描述中，在理性自殺的塞內卡(Seneca)或**自殺的戴多(Dido)身上得到了體現。
某些異教美德與基督教的這種相悖之處提醒我們應注意本書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麵，即猶太人與基督徒基本上未包括在本書之內。這些人屬於基督教的歐洲。猶太教與基督教並不在古典世界史之列，因為它們麵目迥異，與古典風馬牛不相及。猶太文學的前提根本不同於希臘羅馬文學，其特有的形式也同樣如此。羅馬可能更容易同猶太教而非基督教達成妥協，該教起碼是一種有些異樣的祖先崇拜，而基督教則甚至不算是一種體麵的古代宗教，在一些關鍵地方與羅馬這個異教國家的基本特性相矛盾。關於來世的思想、獨身主義、拒絕發誓或拒絕奉獻正常的犧牲，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被羅馬官方所容。而且，基督教作品粗俗的文學形式以及古怪的預言也使有教養的階級感到厭惡。對於希臘人來說，聖保羅認同的福音似乎是愚蠢的。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至少是在晚期，古典世界必然會普遍接受基督教的啟示。說蘇格拉底有罪並判處他死刑被頌揚為一種殉道、一種非凡的成就，柏拉圖(Plato)以他全部的文學天賦在宣揚這一點，並被有教養的希臘與羅馬人所接受，這就為理解耶穌的受難鋪平了道路。羅馬帝國平定並統一了世界，適時地為在各地傳播福音準備了條件。皇城羅馬變成了聖城羅馬，它的主教們接過了舊時最高大祭司的頭銜。羅馬的普遍號召力是表現為宗教形式的，但與曆史的承接依然是顯而易見的。
古典傳統在西方曆史上占有極大的篇幅，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題目，本書隻能表現其萬一。希臘與羅馬為西部與東部教會提供了語言，當強加於地中海世界的統一隨著羅馬帝國的傾覆而一分為二時，這兩種語言在很長時間裏裏繼續作為思想交流的載體而存在。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直到1453年滅亡時，仍自稱為“羅馬人”，不過，東羅馬也是希臘語國家。盡管大部分古代文獻業已佚失，但其中有一些還是幸存下來，包括眾多傑作。經過激烈鬥爭以及對部分神甫的質疑之後，雖然不是普遍讚同，但人們還是大體上接受了基督徒可以閱讀或傳授異教經典的行為。在1000年的時間裏，維吉爾(Virgil)和泰倫斯(Terence)的作品被繼續作為西方學校中的基本教材。
羅馬的思想從未失去過吸引力：查理曼大帝前往交通並不便利的意大利城市加冕稱帝，於是，在幾百年的時間裏，擁戴與反對具有普遍號召力的羅馬帝國的鬥爭支配了意大利與德國的曆史。後來，拿破侖再一次點燃了爭鬥之火，墨索裏尼則宣稱“恢複了法西斯(fasces，法西斯分子一詞“fascists”便源於此)，[16]並為羅馬重新建立了一個帝國。莎士比亞在他羅馬題材的悲劇中揭示了權力的窘困局麵，這與他的英國史劇本相比，要更為深刻。吉卜林在他一些最出色的詩歌與故事中，將羅馬帝國描繪成大英帝國統治的範本。在現實政治領域，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思想。對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虐待和敲詐的審判，所有參與者都感到堪比古羅馬政府對諸如威萊斯(Verres，西塞羅曾公開指控他)[17]之流的公開審判。“總督”(proconsul)一詞也很自然地被用來稱呼英國殖民地總督。
新憲製的設定者們通常要參照羅馬的模式，因此法國、愛爾蘭、意大利和美國都有參議院(Senates)。激進政治派別也可在羅馬找到樣板。法國革命者就采用了諸如格拉古(Gracchus)的名字，自稱是“誅殺暴君者布魯圖(Brutus)與羅馬共和國的繼承人”。德國的一次革命運動就自稱為“奴隸起義者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的運動”；英國一份左翼雜誌也仍自稱為“特裏布”(Tribune，保民官)。當然，羅馬教廷也在不同層麵上重新確認了帝國的那些宣言。
古代世界對藝術的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麵：主題、形式與精神。希臘神話與基督教一樣，是文藝複興時期藝術的另一宏大主題。奧維德(Ovid)的神話成為提香(Titian)、科雷吉歐(Correggio)、魯本斯(Rubens)、普桑(Poussin)的描繪對象。曼特尼亞(Mantegna)、皮拉內西(Piranesi)和大衛(David)則創作出了古羅馬的視覺形象。米開朗琪羅通過悉心模仿真正的古代雕塑樣本來創作，從而開啟了自己的雕塑家生涯。古代文學流派也同樣生機勃勃，牧歌與史詩、挽歌與諷刺文學在每一種歐洲語言中都充滿活力，創作出最初歌劇的意大利音樂家和讚助人一直試圖複興古典世界的音樂劇。在希臘悲劇被人們理解之前，因馬洛(Marlowe)與莎士比亞而興盛的悲劇，在形式上受到塞內卡文辭華麗的情節劇的影響。其他藝術形式，比如凱旋門上的多利安式、愛奧尼式和科林斯式柱頭，帶有大理石仙女像與河流之神形象的噴水池，經過裝飾的骨灰甕，所有這一切迅速傳遍各個城市。古代世界的精神對後人產生的影響則更為廣泛。大衛畫筆下在浴室中被害的馬拉，令人聯想到羅馬那些泰然自若的自戕場景；拉斐爾和彌爾頓(Milton)作品的重要風格與他們對古典的研究密不可分；但丁聲稱維吉爾是他的導師，盡管兩人在風格上存在明顯的巨大差異，但丁的說法仍然道出了這一重要事實。
英語本身與它在印歐語係日耳曼語支中的遠親明顯不同，因為英語中有大量詞匯來自拉丁文，較少詞匯來自古希臘文，其中有一些詞匯直接出自這兩種語言，還有一些則是借用自法語或意大利語的詞匯。人們有時會談到，像“psychiatry”(精神病學)或“prelapsarian”(亞當、夏娃墮落前的時期)這樣的詞匯似乎始終是莫測高深的大詞。確實，有關抽象思想、科學文化的詞匯尤其如此。但是下列25個詞樣可能會提醒讀者，許多小詞或基礎性的詞也具有同樣的來源：act， art， beauty， colour， crime，fact， fate， fork， hour， human， idea， justice， language， law， matter，music， nature， number， place， reason， school， sense， sex， space，time。
每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古典的古代，從中汲取不同的教訓，發現不盡相同的有趣事物。希望本書有助於當代讀者理解古代世界某些經久不變的意義與魅力。
[1]指紐約州的辛辛那提市。——譯注
[2]羅馬共和末期的兩位傑出政治家與改革家。——譯注
[3]阿麗婭·派塔的丈夫因參與謀反而被賜死，當他對自殺有所猶豫時，妻子奪過他手中的匕首，做了上述演示。——譯注
[4]法國17世紀著名劇作家。——譯注
[5]英國著名小說《格列佛遊記》作者。——譯注
[6]在《格列佛遊記》中，巫人島上的官員可以暫時使死人複活。——譯注
[7]羅馬共和末期(公元前1世紀)刺殺獨裁官愷撒的主謀之一。——譯注
[8]在《格列佛遊記》第三卷中，此情此景出現在格列佛見布魯圖之前。本書作者在這裏的表述易造成讀者錯覺，仿佛元老院的出現一事發生在見布魯圖之後。——譯注
[9]法國著名新古典主義畫家，常以古希臘與羅馬的題材作畫。——譯注
[10]羅馬共和國的奠基人，公元前509年的第一任執政官。——譯注
[11]均為法國作家。——譯注
[12]近代英國作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的小說，曾經風靡一時。——譯注
[13]英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1907)。——譯注
[14]卡皮托(Capitol，拉丁原文為Capitoline)是古羅馬七丘中的主丘，上有羅馬教主神朱庇特等神的廟堂。西文首都、資本(Capital)等詞均出自這一拉丁詞。——譯注
[15]由名、家族名和姓三部分組成。——譯注
[16]拉丁語詞fasces意指古羅馬執政官護衛身上背的一束笞棍，用來懲罰違法的公民。是羅馬行政官員權力的象征。——譯注
[17]羅馬共和末期的西西裏總督，在任上大肆貪汙，搜刮民脂，受到嚴厲指控。——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