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是英國文化的驕傲，在他們本國卻是一對互不相讓的競爭對手。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上的劃艇比賽是兩校明裏暗裏“掰腕子”的集中體現。這種全麵的競賽並非是有你無我、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而是強者恒強的雙贏活動。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本套史書也自然含有與劍橋出版社較勁的背景。

國際學術界或知識界周知，牛津大學出版社以出版高質量的辭書享譽讀書界。皇皇巨作《牛津英語辭典》自19世紀中葉出版以來，業已修訂三版。以廣受好評的第二版為例，整個辭典分20冊，收錄616,500個單詞詞形，137,000個發音標注，249,300條辭源解釋，2,412,400種用法例句，篇幅長達21,730頁，總計用詞59,000,000個。最長的詞條set一詞，編者用60,000個詞來釋解430種用法。辭典編者準備工作之細、所下功夫之巨，由此可見一斑。牛津的辭書是一個龐大的矩陣。例如筆者所學專業古典曆史領域，所有古希臘羅馬史研究者都知道一個基本常識，就是遇到難詞生詞應去查閱《牛津古典辭書》(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而《牛津古典文書》(Oxford Classical Texts)則是堪與“洛布古典叢書”比美的古希臘文與拉丁文本的最好集錄與評注本；裏德爾與斯科特主編的《希英詞典》(Greek English Lexicon)更是所有古典學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這些不過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批專業性辭典和學科指南的一個縮影，更無須說牛津版的《簡明英語詞典》及英中、英法、英德、英俄、英意、英西等多語種雙向辭典了。

劍橋大學出版社則以出高質量的史書而負盛名，劍橋三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近現代史》)是劍橋書品的典型代表。以新版《劍橋古代史》為例，全書共計14卷19分冊，各卷冊均由國際公認的學術帶頭人執筆，集中了半個多世紀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國際學界的權威性參考讀物。在“三史”之外，劍橋大學出版社還組織編寫了眾多諸如《劍橋中國史》《劍橋印度史》《劍橋伊朗史》等其他國別史、地區史、專史著作，包括近十多年來的普及本劍橋插圖史係列。20世紀以來，各國史學界盡管也仿照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做法，動員自身的學術力量編寫類似史書，包括通史、斷代史、國別史、專史之類，但就權威性、科學性、前沿性、綜合性而言，至今無出劍橋“三史”其右者。歸納劍橋史書編寫質量高的原因，不能不提到該係列圖書中最早編纂的《劍橋近現代史》的主編阿克敦勳爵。他在19世紀末為編者擬定了著史原則，如他所提出的政治學鐵律(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趨於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趨於腐敗)一樣，是客觀主義或科學主義史學原則的經典表述之一。從實證角度出發，堅持客觀中立的治史原則，這是劍橋史書能夠保持高品質的基本原因。

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當然並不想讓出史書編纂的空間。但要在學術性史著的編寫方麵超越劍橋卻不容易，畢竟晚走了一步，做同類工作宛如東施效顰，費力不討好。牛津大學出版社為自己選擇了另一條路徑，即依托大學曆史學與史學關聯學科古典學、印度學、埃及學等學科的雄厚師資，陸續編寫大學教科書性質的各種史書與輔助教材，幾十年間已經蔚為大觀，選題涵蓋國別史、專史、地區史、斷代史。

由於牛津史書的讀者主要是大學本科生以及對曆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所以它們與學術性的劍橋史書不同，並不要求不厭其煩的考證說明、詳盡注釋，而把注意力集中於史書的可讀性與工具性能上，對內容整體的連貫性、史實陳述的準確與生動性、價值陳述的簡潔明了方麵，這套書具有自己的特點。同時牛津史書還附有教科書的各種要件，如年表、索引、延伸閱讀的詳細書目。

在大學教書的人都知道，雖然中外文教科書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書在各個學科中都是鳳毛麟角。好教科書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專著的作者多一點條件，除了須是處在學科前列的研究專才之外，還應是熟諳學科知識構成、善於融會貫通學科內容並用語言加以適當描述的好教書匠。我們常在大學講堂裏看到，有些頗具學科造詣的學者專深有餘，廣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課堂教學上較為尷尬，難以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地向學生交代學科知識。這套牛津史書之所以值得譯介，主因在於編寫者都是歐美名校的資深教授，多數出自牛津大學，少數是外聘的學科帶頭人，在教學與科研領域都是國外學界的佼佼者。這就保證了本套書的編寫質量。僅舉《牛津古希臘史》的作者群體為例，三位主編與作者都是牛津大學古典學名師，世界著名古典學家，可謂著作等身。其中，約翰·博德曼教授85歲(至2012年，以次同)，長於希臘藝術史與希臘考古；英國科學院院士賈斯珀·格裏芬75歲，精於古典文學；奧斯溫·穆瑞亦75歲，在希臘政治史研究方麵成果卓著，並與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界有著長期聯係，兩次到南開大學出席中國世界古代史年會並發表演講。受他們邀請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閑之輩，都是古典學界耳熟能詳的“大腕”。有這樣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樹的學者執筆，牛津史書內涵的廣度與深度、史實陳述與價值陳述的圓熟與合理當毋庸置疑。

英文本的優質編寫隊伍與編寫質量為中文本的翻譯提出了挑戰。平心而論，這套書的翻譯難度並不亞於學術專著。沒有比較深厚的學科知識準備，沒有較長期的英文翻譯經驗以及對不同風格的英語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譯文的“信”與“達”是不可能的，“雅”就更無從談起了。所幸本套書請到了我國世界史教研領域學養深厚的部分學者為主譯，如北京大學的高毅、彭小瑜教授，南開大學的陳誌強教授。他們或親自動手，或指導自己的弟子，為本書的翻譯質量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保障。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於翻譯這樣的細活，要做到處理幾百萬字絲毫紕漏不出，那隻能借用美國史家比爾德的話來明喻：乃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高貴的夢”(Noble dream)。這不僅因為人的理解與表達能力始終是有局限的，而且因為我們的語言工具在客觀上也有難以捉摸之處，譬如中英文有兩三萬個字詞不能對應，選字的伸縮性很大。這些主客觀局限總會造成譯者誤讀、誤判、誤譯的可能。所以，任何一部(篇)抱著認真求實態度的譯作或論著或論文(粗製濫造者除外)有錯是正常的，不出錯倒是反常的。如同視窗軟件的編寫，每個版本都存在眾多缺漏(bug)，每升級一個版本，修正了舊的缺漏，反而會產生新的甚至更多的缺漏。現當代史學在思想上的一個巨大進步就是從業者們普遍意識到了自身的類似局限，即史學工作者不隻是記錄、複原與詮釋曆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自覺不自覺地創造或編造著曆史。換句話說，我們始終處於自覺不自覺地犯錯與糾錯的進程當中。不斷認識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錯誤，不斷改正錯誤，又不斷犯錯誤，這種反複的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類認識史的永恒特征。誠懇地希望讀者對譯本提出改進意見。

郭小淩

2012年8月14日於京師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