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散文的藝術：帝國早期

唐納德·魯賽爾(Donald Russell)

兩種語言，一種文學

公元1—2世紀孕育了一種影響廣泛、十分重要的散文文學，由希臘文和拉丁文兩種文字寫成。雖然最偉大的天才塔西佗是羅馬人，其思維方式很難用希臘文表達出來，但在很多方麵，這兩種語言表現為同一種文學的載體，並且希臘語在其中的貢獻顯然更為重要。

希臘文和拉丁文甚至在起點上就是不平等的。除擔任公職的需要外，以希臘語為母語的人們很少費力去學習拉丁語，並且他們似乎認為拉丁語的精細語法難以掌握。“朗吉努斯”〔《論崇高》(Peri hypsous)，12.4〕因為打算評判西塞羅，所以很明智地請求讀者原諒自己將要討論拉丁文學。普魯塔克(德摩斯梯尼，3)宣稱自己沒有做到這一點的能力，並且他顯然在掌握拉丁文方麵十分吃力。對提供羅馬方麵信息的希臘文著作的需求自然是持續存在的。哈利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的《羅馬古事記》、普魯塔克的羅馬人傳記、阿庇安的《羅馬史》迎合了這種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說希臘語的人希望在帝國行政管理和政治事務中占據一席之地，這類作品的數目與日俱增。因此，到了2世紀末，拉丁史學已經枯竭，但赫羅狄安和更具才華的卡西烏斯·狄奧證明，希臘語仍然擁有活力。另一方麵，對於以拉丁語為母語的人來說，如果想要擔任公職或接受文學教育(二者一直有著緊密聯係)的話，他們從小就得學習希臘文，並經常以希臘文替代自己的母語，特別是在討論哲學或自然科學等學科的時候。元首馬爾庫斯·奧勒留斯用希臘文創作《沉思錄》，普林尼的友人科爾涅利烏斯·盧弗斯用希臘字眼Kekrika(“吾意已決”)來宣布自殺決定，這些都是不足為奇的。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種影響範圍極廣的文學，負責把希臘的知識與哲學介紹給母語為拉丁語的公眾，試圖實現西塞羅和奧古斯都的理想，即使拉丁文學成為希臘-羅馬文化全麵和完備的表達形式。塞爾蘇斯的百科全書、昆圖斯·庫爾提烏斯的《亞曆山大》和普林尼的《自然史》便是這類作品的代表。

但兩種語言都具備文學語言的自覺意識，同日常口語存在著顯著區別，二者之間的共同點要比以下這種差異重要得多。該差別在希臘語裏體現得更為突出。從奧古斯都時代(事實上還要早些)起，教授希臘語法、修辭學的教師們便盡可能近似地模仿一種精確的語言、語法形式，它以公元前5世紀和前4世紀的阿提卡經典著作為代表，特別是修昔底德、色諾芬和演說家們的作品。這一運動在公元2世紀中葉達到高峰，偉大“智者”們創作的複古傑作贏得了劇場裏排山倒海般的掌聲以及元首們令人羨慕的讚助。在拉丁文學方麵，不同時期人們的看法會有所變化。直到晚近，拉丁文才達到其典型的成熟期(這種形式迅速得到了認可)。散文風格自然在西塞羅之後繼續得到發展，這種發展部分是對西塞羅試圖建立的句式結構和用語規範定式的反動——持續了大約一個世紀，直到昆體良試圖扭轉這一潮流的時候為止。直到安東尼王朝時期(公元97—180年)，散文複古派(antiquarii)的涓涓細流才匯成一股洪流。於是，某種類於希臘文學中“阿提卡主義”的風格發展了起來。在這一現象出現之前，曾有過大量改進與實驗；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現象的源泉主要在於詩歌作品和古老的希臘語修辭學技巧，而與拉丁語的日常口語資源關係不大。後者大體上是無人問津的，盡管塞涅卡的部分作品顯然反映了優雅談吐的風格，佩特羅尼烏斯的革新則更為大膽，以至於讓他喜劇式小說中的部分人物講粗人的不規範用語——但據我們所知，無論在拉丁語還是希臘語中，這都是一次獨一無二的實驗。

很明顯的一點是，在這兩種語言中，幾乎所有主要作品都是用一種特定格式寫成的——愛德華·諾登(Eduard Norden)，對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理解水平貢獻最巨的學者將其稱之為Kunstprosa，即“藝術散文”或“書麵化的散文”。那是孜孜不倦地訓練與模仿的產物。在希臘文和拉丁文中，藝術散文的主要特征在於，其風格依賴於作者為將要處理的特定題材預先做好的選擇。作者必須決定適合這項寫作任務的文體層次(拉丁文中的genus dicendi或希臘文中的charakēr)；常用的分類標準會區分“崇高”“平正”和“雅致”三種風格，但這絕不是唯一可能被使用的範疇體係。無論如何，作家們會對詞匯做出選擇，而詞匯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輩的同類文學作品或相關著作影響；他們還要選擇句式結構，決定是使用綿長繁複的“完句”還是較為簡潔的形式；並且，最令現代讀者驚奇的是，他們甚至要選擇作品的行文節奏。某些句尾(拉丁文裏說的clausulae)分布的規律見於古典時期的希臘語散文；不過，希臘化時期修辭學家和他們的羅馬人學生們，似乎將這種已成為我們研究的該時代作家第二天性的寫作習慣做了係統化和強化。誠然，大部分羅馬史學家和部分希臘哲學家們確實打破了所有已知的戒律；但這本身也是一種由體裁決定的選擇行為。塔西佗在其《修辭學對話》中采用了規範的西塞羅式“完句”，但在其史學作品中就沒有使用。昆體良(9.15.8)則將這種傳統偏好理性化——可能是基於他對修昔底德的研究——聲稱史學敘述的速度會使得富於節奏感的完句顯得不夠協調，因為這種句式會使整個情節的發展緩慢下來。

藝術散文在當時已有悠久的曆史。它從公元前5—前4世紀的希臘哲學家、演說家們那裏發展而來，一方麵使散文多少具備了詩歌的莊嚴和感人力量，另一方麵也提供了一種表意明確、風格優雅的書寫用語(graphikē lexis：亞裏士多德是討論這一話題最重要的理論家)。在我們研究的這個時代，它以多種形式存在，是一種具有多種用途、適用於不同領域的工具。它不僅被應用於高雅的文學體裁——史學、演說術和文學性書信(belles-lettres)，也是大量技術性和教育性作品的書寫載體。狄奧尼修斯的《遣詞法》、“朗吉努斯”的《論崇高》、奧納桑德的《論將才》都是希臘語中的典型例子，也都創作於公元1世紀；塞爾蘇斯的百科全書(其中隻有醫學分卷留存至今)、科路美拉論農業的作品、昆體良的修辭學手冊則是同一時代裏用拉丁文寫成的此類著作。然而，當時也存在著這樣一些作品，其中的書麵化標誌已經消失，看上去“文采”缺缺：維特魯維烏斯用拉丁文寫的《建築》和阿裏安用希臘文寫成的《愛比克泰德論文集》便是這類作品中的著名例子。這種書麵色彩的缺失經常是有意為之的。阿裏安用色諾芬的阿提卡方言寫了《亞曆山大遠征記》，而他關於印度的著作是用希羅多德的愛奧尼亞方言寫成的。因此，正是基於同樣的媒介擇取標準，他選用公元前1世紀的技術性語言來記載奴隸出身的哲學家愛比克泰德的討論，因為其中的思想本來就是用這種語言表達的。

文學批判和修辭學：衰落的跡象

奉行這樣嚴格的書麵寫作規範，並同教育聯係得如此緊密的文學注定是自覺的和自省的。這一時期成為文學批評的偉大時代不足為奇；盡管嚴格說來，它並非創造文學理論的偉大時代。特別突出的是，文學作品的進步和衰落都得到了世人的密切關注。有些人看到了進步，更多的人看到的則是衰落。這是一種傳統的悲觀主義，是一種跟荷馬、赫希俄德一樣古老的思想，即“世風日下”在文學領域的應用。這種看法通常很適合論辯的需要，但其提出者的態度也未必是不真誠的。

哈利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在屋大維取得阿克興戰役勝利(公元前31年)後不久便來到羅馬。他在那裏定居，其工作內容包括教授修辭學、進行文學批評和創作一部詳盡的早期羅馬史。在關於阿提卡演說家係列著作的前言中，狄奧尼修斯列舉了在他眼中這個時代所取得的成就。出現的變化是巨大的。“傳統的哲理性修辭學”——德摩斯梯尼之前的阿提卡演說家都屬於這一流派——在“馬其頓人亞曆山大死後”被一種“劣等”的風格所取代，那是來自亞細亞某個藏汙納垢之地的舶來品；但值得稱許的是，由於古典評判標準的複興(那是有教養的羅馬統治階級的高雅品位的結果)，這種粗俗、毫無價值而又風靡一時的文風已找到了它應有的歸宿。這是一段論辯式的文字，但其中包含著重要信息。新興的標準散文所承載的是這樣一種修辭學，它不是僅僅包含種種花招、顛倒黑白的法庭辯論技巧、巧言令色的騙術，而是“哲理性的修辭學”(philosophos rhētorikē)；對於一個秩序良好的時代而言，它是一種有益的道德、社會整合手段。在本質上，這是350年前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在一個更加廣大的世界裏的再現。

狄奧尼修斯這個說法中所預設的三個發展階段——完美的頂峰、衰落與複興——是希臘文學、藝術史理論作品中的常見模式。起初，羅馬人很難把這套思想應用在他們自身發展曆程的情境中。當賀拉斯、狄奧尼修斯的同時代人歌頌奧古斯都時代的詩歌成就時，他所引以為豪的是新技巧取代了以往不成熟、不完美的東西，而不是代替了敗壞、衰落的某種風格。但這種模式的出現已指日可待。在演說術的領域，西塞羅的時代被視為頂峰，與德摩斯梯尼的時代相對應。後來的一切都是衰落的表現。在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統治時期進行寫作的老塞涅卡是這種關於腐化和衰落的討論的早期見證人，這種論調在公元1世紀非常流行。老塞涅卡強調了這種衰落的三個原因：一是政治方麵的，即共和時代自由的喪失；二是道德方麵的，即追求聲色犬馬的青年一代的遊手好閑與**不羈；最後還有上天的不遂人願，不允許任何事物長久地停留在巔峰狀態。他的兒子，哲學家塞涅卡讚同道德論者們的觀點。他認為，文學風格反映了個人與社會的生活方式：“你在哪裏看到墮落的演說術大行其道，就可以確信那裏的道德已偏離了正路。”(《書信集》114.11)他是在公元62年寫下這句話的。一個世代之後，他自己又在羅馬人模仿狄奧尼修斯的古典主義標準做出的評論中受到嘲弄。率先發難的是偉大的教育家昆體良(約公元35—100年)，在他眼中，正是因為塞涅卡的謬誤頗具魅力，他才成了一個極其有害的範本。站在昆體良的立場上看，這種評價並非有欠公允。塞涅卡使用的簡短句式、不加選擇的用詞習慣和輕鬆活潑的流暢文風使他的拉丁文風格在根本上成為西塞羅式的莊嚴、平正文風的對立麵。但我們不應忘記，塞涅卡寫的也是“藝術散文”，並且其完句節奏的連貫性令所有其他作家都望塵莫及。

昆體良的重要作品，12卷的《修辭學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對如何教育、訓練演說家的描述較其他任何古代著作都更為詳細。它強調道德是演說術的基礎，對教育的論述則尤其有趣。昆體良還寫了一部現已佚失的論文風“敗壞”原因的書，那無疑是對其理論體係的敘述。塔西佗《關於演說家的對話》的背景年代為公元73年(雖然它可能是差不多30年後才寫成的)，介紹了“保守”和“現代”的兩種觀點。另一段論及這個問題的文字是用希臘文寫成的，保存在“朗吉努斯”《論崇高》的最後一章裏。這本小書詳細討論了在文學作品中製造崇高、莊嚴和煽情效果的手法。在古代的文學批評作品中，這部書最為引人入勝，也最具影響力。我們必須承認，其創作年代存在著若幹不確定之處。它被視為公元3世紀一位著名學者、政治家的作品而流傳下來，但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地受到了普遍質疑，因為該作品同公元1世紀文學觀念、興趣的聯係是一望即知的。代表“哲學家”的“朗吉努斯”支持這樣一個觀點，即當前修辭學的式微是由於自由和“民主”的喪失。他本人的職業雖然是修辭學家而非哲學家，卻旗幟鮮明地站在了道德論的立場上：正是欲望的困擾和人心的敗壞妨礙了偉大思想的誕生。我們很難將這些言論同特定的曆史情境聯係起來。在希臘文化的語境中，《論崇高》總的來說是對希臘化時期誇張、浮華文風的否定。事實上，與狄奧尼修斯複興古典文化的簡單主張相比，這部作品中的否定思想似乎更為豐富和深刻，因為“朗吉努斯”主要強調的是演說術和所有文學創作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論證的核心是要說明，這種情感是如何同深刻思想和道德理念緊密相連的。接著，他對比了古典希臘文學和他那個沒落年代裏的修辭學家和哲學家們：在前者中可以找到所有值得效法的榜樣，而對後者可以指望的隻有發揮到極致的道德說教與想象效果。

然而，在最後一章裏，作者的觀點似乎更接近羅馬人。“哲學家”關於一流演說術因自由淪喪而消亡的觀點似乎反映了從共和製向元首製的轉變過程。作者對此的“回應”把話題從政治革命轉移到了個人倫理的領域，但他強調(顯然是針對他假想論敵的)，“我們這個境界的人”還是受人節製為好，不然我們的貪欲將會毀掉整個世界。希臘人與羅馬人不同視角的結合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這種現象在此種雙語文化環境下十分典型。

書麵散文的應用

在苦心經營和密切關注之下，這一時期的散文藝術被廣泛應用於多種目的的寫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史學領域，正如我們在前一章裏所解釋的那樣。

其次是在演說術方麵。毫無疑問，這是它的原始功能；不過“朗吉努斯”等批評家準確地察覺到，當前的時代已不再向演說家提供政治報酬了。那些為西塞羅那一代人提供重演德摩斯梯尼時代劇本機會的重大訴訟與辯論已成往事；帝國時期的“轟動案件”已不再那麽具有影響力了。誠然，我們並不知道1世紀羅馬演說術發展的細節，不清楚它有多麽重要或具有何等的創造性，以及1世紀末古典文風的複興改變了世人的審美趣味，使得此前的演說術發展史被人遺忘了。然而，到了2世紀，我們卻擁有了兩部重要的、創作年代明確的作品：普林尼的《頌詞》(公元102年)和阿普列烏斯的《申辯》(公元157/158年)。普林尼就任執政官時在元老院裏向圖拉真朗讀的“頌詞”展示了“辭賦型”或禮儀型演說詞的麵貌，那是昆體良倡導的西塞羅式風格與鮮明的“白銀時代”創造力與典型文風相結合所能夠取得的成就。阿普列烏斯在《申辯》中針對一份關於他使用魔法維持一位富有寡婦對自己的愛戀的指控進行自辯。這部作品表明，訴訟式演說正在轉變為純文學，成了展示用詞技巧、廣博學識和動人口才的載體。普林尼當然受到過羅馬公共生活價值觀的影響，阿普列烏斯則在古拉丁文化知識方麵非常淵博；但他們兩人都在此展示了一個屬於希臘文化的現象，即將修辭學用於消遣娛樂目的，這正是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們”的典型做法。

事實上，貫穿這一時期的演說術發展史主要是希臘語文化的題目，同拉丁語文化的聯係相對較少。狄奧·克裏索斯托姆(意為“金口的”)，比提尼亞普魯薩(Prusa)城的顯要公民、演說家和道德論者，在公元1世紀末前後向羅德斯島和亞曆山大裏亞的公民們發表演說，勸說他們恢複冷靜，斥責他們的瘋狂行為。勞狄西亞的波萊蒙、阿爾勒斯的法沃裏努斯、赫羅德斯·阿提庫斯和許多其他人都擔任使節、接手訟案、教導學生，並用他們天才的曆史想象力或冷笑話來娛樂大眾。所有這些人都使用德摩斯梯尼或其他古典早期作家的希臘文。這個擁有諸多名滿天下、雲遊四方的演說高手的時代，經常被稱作“第二哲學時期”：偉大的演講者被當成明星而受到追捧。在後人眼裏，這往往被視為一種虛榮；但在當時，卻成了一場影響巨大、十分重要的文學與社會運動。

藝術散文的第三個用場開創了新的領域。在這個時代裏，“散文”發展起來，成了一種可以辨識出來的文學樣式(雖然還沒有自己的專有名稱)。塞涅卡、狄奧、琉善和普魯塔克的大量作品都可歸入此類。它們是一些短篇論文，往往是探討倫理問題的，但有時也以文學、教育或古物學為話題。一般說來，它們的口吻是非常個性化的；也就是說，作者的個人見解體現得十分明顯，盡管這些作品中不乏引經據典的淵博學識和文字方麵的苦心經營。在語言風格方麵，它們較少使用完句。若幹種傳統匯集起來，構成了這一寫作體裁。其中之一是哲學對話，它不是用柏拉圖偏愛的形式，而是亞裏士多德使用的對話體寫成的；其中包含著長篇講話，而非簡短的問答。在我們研究的這個時代，人們繼續寫著這些對話——值得注意的實踐者有西塞羅、塔西佗和普魯塔克——但其寫作技巧，甚至名稱(dialogus)也被用於那些不包含談話內容的著作中。另一個源頭是不那麽文雅的民間布道或道德訓誡(現代學者們稱之為“宣講”)，它似乎興盛於希臘化時期，尤其同犬儒學派聯係密切。波雷斯廷尼斯的比翁(賀拉斯宣稱此人的作品是自己諷刺詩的榜樣)顯然對構建意象和插入軼事的技巧貢獻良多，塞涅卡與普魯塔克都慣於大量采用這種手法。盡管這些高雅的散文在風格和內容上大多是哲學式的，它們有時還是會涉及到修辭學領域。一些哲學論題——《論神意》《論婚姻》等——本身就是修辭學基本課程的組成部分。此外，閑談在當時是如此流行，這使得修辭學教師們在這種談話插入了和正式講演中一樣多的道德訓誡成分；他們將之稱為“雜談(lalia)”，利用開頭處的單刀直入、趣聞軼事或譬喻來吸引聽眾的注意力，隨後詳細分析其中隱含的修辭和邏輯結構。

與“散文”關係密切的還有書信(第四種用途)，因為“散文”往往采取書信的形式。然而，書信是一種已經得到承認的體裁；在這一方麵，我們擁有德米特裏烏斯《論風格》(可能創作於我們研究的這一時期的開端)這篇論文中睿智而詳細的闡釋。出版亞裏士多德書信的阿特蒙曾說，書信是“對話的一個分支”。德米特裏烏斯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對話的作者是在模仿即席演講，而書信則是“用於饋贈的禮品”，要以精心措辭和藝術手法來對收信人進行恭維。其核心看法在於：書信是“作者思想的影子”；與其他任何一種體裁相比，它更能反映作者的人格。因此它不能太深奧——“像一部在卷首署過名字的論文”——也不能像法庭演說那樣采用完句式風格。簡言之，它是“友情的簡潔表達，用通俗字句對通俗主題進行的闡述”。

書信是這一時代極為重要的寫作形式。塞涅卡用這種體裁創作了被公認為其代表作的《道德書簡》(Epistulae morales)，那是他退休後寫給友人盧基裏烏斯的作品。伊壁鳩魯的書信對他產生過影響，西塞羅致阿提庫斯的信也是一樣。羅馬上流人士們認為，書信是一種極其適合業餘寫作愛好者的形式，一種表達友誼和共同階級愛好的得力工具。斯塔提烏斯(《叢林詩集》1.3.104)設想他的朋友沃皮斯庫斯(Vopiscus)退隱到提布爾(Tibur)的鄉間，創作史詩、抒情詩或諷刺詩——或創作書信，後者跟前三種體裁一樣優美。他沒有明說，這種書信用的是散文還是韻文；我們應當牢記，它可能用的是韻文，就像賀拉斯或奧維德的書信一樣。小普林尼富於文學色彩的書信集是關於那個時代的文化、教育文筆最為優雅、信息最為豐富的史料之一。有趣(可能也令人震驚)的是，我們擁有的、與之相似的希臘文獻稀少。誠然，我們擁有大批寫於這一時期的希臘文書信，但這些作品是虛構的，偽托於想象中的角色或曆史人物。它們不過是修辭學練習而已，盡管我們偶爾(如在《克拉特斯書信集》和《赫拉克裏亞的西翁》中)會發現，作家們創作了若幹屬於同一係列的信件，構成了某種近似於書信體傳奇的作品。

這一點倒是提醒了我們，藝術散文得到應用的最後一個領域是純文學性質的小說。這是一種很晚才發展起來的體裁，盡管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該類型作品在古典時期的模板。它們的起源和影響受到了激烈爭論；小說中的典型情節是否源自東方，這些故事是否被用來進行宗教(尤其是秘儀)宣傳，這些問題在過去的100年裏被人們反複提起，並得到了五花八門的答案。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小說並非高雅的古典傳統的組成部分，其最初的讀者是有別於史學和哲學的。它逐漸進入了更加文雅的讀者圈子，有時表現為拙劣的模仿，要人耐著性子讀下去；有時則成了史詩、戲劇名正言順的後繼者。現存希臘文小說的情節驚人地一致，並且這種情節具有神話的啟發效果。兩個情人經曆了漫長的旅行、危難和分離，他們的忠貞經受了痛苦的考驗，但他們最終結合在一起，從此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卡裏同、隆古斯、阿基裏斯·塔提烏斯、以弗所的色諾芬與希裏奧多洛斯小說作品的基本框架都是如此。它們的風格和場景當然是大不相同的：愛情、魔法、暴力、詼諧、異域風情與遠古時代、庭審與辯論的修辭術等都是典型的小說要素，在各部作品中占據不同的比例。對於現代讀者的口味而言，最美妙的小說是隆古斯的田園牧歌式傳奇《達夫尼斯與赫洛伊》；最離奇的是兩部拉丁文作品——佩特羅尼烏斯的《薩蒂利孔》(Satyrica)和阿普列烏斯的《金驢記》(Metamorphoses, 原意為“變形記”)。在很多方麵，小說是那個時代最令人難以捉摸的文學成就；它開啟了中世紀的傳奇文學，並成為現代散文小說的源頭之一。但它卻是一種遁世型的文學樣式；其場景被設置在過去或世界的盡頭，其中的虛構場景概括性地描繪了人性，卻極少提及讀者身處其中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塞涅卡：父與子

這一時期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卷帙浩繁。許多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琉善、阿裏斯泰德——的作品都是在道德上和風格上適用於拜占庭教育的理想作品，因此得以順利地保留下來。拉丁作家們就不那麽幸運了。盡管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塞涅卡的作品在中世紀的西歐被人廣泛閱讀，塔西佗的著作由於一個偶然事件而幸存下來，但很多重要的曆史作品卻佚失了。然而，兩種語言都留下了很多可供閱讀的東西；我們在此隻能對主要作家的特點進行簡要介紹。

由於教育和權力之間、文學成就與政治活動之間的聯係，家族在文學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就不足為奇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來自西班牙科爾多瓦(Corduba)的安尼烏斯(Annaei)家族，這個家族祖孫三代都在文學與政治生涯裏扮演重要角色。L. 阿尼烏斯·塞涅卡，“老塞涅卡”生於公元前1世紀中葉，於後三頭時代和奧古斯都統治前期在羅馬學習。他在後半生裏奔走於羅馬和自己的家鄉之間。同那個時代的許多作家〔李維、卡勒科特(Caleacte)的凱基利烏斯、狄奧尼修斯〕一樣，他既是史學家，也是修辭學家，盡管他還不是修辭學的專業教師。到了晚年，他為自己的三個兒子匯編了一部精華演說詞選集，內容取自他記得的自己青年時代的“朗讀者們”。他精心編訂的選集非常優美，序言和人物簡介部分尤其能展現作者引人注目的才氣。我在這裏引述“審議式演說習作”中的片段(Suasoriae 2.17)，他在這裏利用“溫泉關三百勇士”的舊有話題進行了自嘲：

有個名叫塞涅卡的人——你們沒準聽說過他——此人思路混亂不堪，卻打算用宏偉的風格講話。最後，他無法擺脫這個弱點，變得滑稽可笑。他隻能用大個頭的奴隸和大型號的銀器。請相信我，我不是在開玩笑。瘋狂使他最後穿上了比自己的腳大得多的鞋子，吃無花果的時候隻吃“馬裏斯凱”[1](它們個頭很大，但可不怎麽甜)，還找了個身材魁梧的情婦。他的綽號叫偉大的塞涅卡。噢，當我還年輕的時候，他做過一次這種練習。他針對這個觀點——“所有被希臘派來迎敵的士兵都跑掉了”進行演講。在回應這個命題的時候，他舉起雙手，踮起腳尖(他當時這樣做是為了顯得自己更加高大)叫道：“我好高興，我好高興!”我們都奇怪他撞到了什麽好運。他叫道：“薛西斯就全歸我了。”

也就是說，他以溫泉關斯巴達勇士的身份講話，很歡喜自己得不到援助，因為這樣一來，他就能單槍匹馬去對付薛西斯及其百萬大軍了。他把這部選集送給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其中一個是梅拉，詩人盧坎的父親；一個是諾瓦圖斯，小加裏奧(Junius Gallio)過繼成為其子。根據史料記載，他在聖保羅居於科林斯期間擔任阿凱亞行省總督〔《宗徒大事錄》(Acts)18:12〕；居中的那個兒子，L. 阿尼烏斯·塞涅卡(與他同名)，成了他那代人中無可爭議的文壇領袖，也是富可敵國、舉足輕重的人物，特別是在尼祿統治前期(成了元首的老師)。

小塞涅卡成長於提比略統治前期(《道德書簡》108.22)，他深受哲學，特別是禁欲主義哲學的吸引。受畢達哥拉斯思想的影響，他一度成為素食主義者，後來隻是為遵從父親的意願才放棄了這種做法，因為他父親害怕這種特立獨行的舉動會引起當權者的不悅——在這個時代，“異族迷信”正受到官方迫害。無論如何，塞涅卡並非叛逆者。他有著高遠的誌向。小塞涅卡的顯赫名聲卻連累了自己，使他因克勞狄烏斯統治時期的一場宮廷陰謀而遭到放逐；但他日後又被召回，並在公元49—62年一直擔任要職。他隨後失寵，在生命中的最後三年裏從事研究和寫作——這種隱居生活跟西塞羅的很像，或許正是在效法後者的。我們將在第十二章裏討論他的悲劇。他現存的散文作品(我們隻是間接地知道一些有趣的篇章)，包括“勸慰類作品〔特別是寫給母親赫爾維婭(Helvia)的，關於他流放生涯的那部作品〕”，以及若幹論道德主題的“隨筆”，有些十分簡短，有些則是洋洋灑灑長達數卷的論文(《論憤怒》《論賜福》和《論仁慈》)。在隱居期間，他著手創作更為宏大的作品：《自然問題》，以修辭學手法詳細闡釋了當時關於風、地震、閃電及諸如此類的自然現象的理論；以及一部詳細的倫理學著作，它以斯多葛主義學派的觀點為基礎，這種觀點從未得到實踐，但在這部《道德書簡》的許多篇章中有所反映。《道德書簡》被塞涅卡題獻給他的好友盧基裏烏斯，這是他最廣為人知的、最具可讀性的著作。當麥考萊(Macaulay)說閱讀塞涅卡就像在宴席上幹喝調味魚湯一樣的時候，他表達了大部分讀者能從塞涅卡機智的細節中得到快樂，但對作品整體並不滿意的普遍感受。相對集中的論述範圍和平易近人的筆調挽救了塞涅卡時有時無的才華，使之尚不至於產生最糟糕的表達效果。這樣一位喜歡反複論說同一件事情的作家似乎為節錄者提供了方便；我在此引述兩段文字，讀者或許可以借此評判他的風格。

在第一篇(《論心靈之寧靜》12—13)中，他借用了盧克萊修作品第三卷末尾處的一個主題，即心靈的不安分；盡管塞涅卡本人是斯多葛派，他卻並不介意使用通行的哲學道德訓誡材料，哪怕它是源於伊壁鳩魯學說的。他在這一段裏關於觀景品位的暗示非常有趣；他在段末對角鬥士表演這種流行的殘酷表演形式的附帶批評也是如此：

有些做法讓肉體立刻產生快感或痛感，如在身子一側被壓累之前翻身，或不停變換姿勢。因此，荷馬史詩中的阿基裏斯時而俯臥，時而仰臥，用各種各樣的姿勢來讓自己感到舒適。這是病人的做法，他們無法繼續忍受病痛，便利用改變來治療自己。因此他們進行毫無裨益的旅行和沿海遠足。擁有這種憎恨一切眼前事物的善變之人時而試著去海邊，時而跑到鄉下。“我們去康帕尼亞吧。”那裏的美景使他厭煩了。“咱們去荒野吧，去布魯提烏姆〔Bruttium，即阿布魯茲人(Abruzzi)聚居地〕和盧卡尼亞的山間。”但他們在荒原上需要些許柔和的美，以便滿足看夠了荒郊野外淒慘景象的眼睛。“讓我們去塔倫圖姆吧，那是人人向往的港口，溫和的冬日經常光顧那裏，當地的原野甚至使那裏的古代居民也能過上富足的日子”，“咱們還是回羅馬城裏吧!”他已經許久沒有聽到掌聲和吼聲了。他現在需要的是人類鮮血帶來的快感!

接下來是一封較短的信，主題是世人欲望的虛幻和我們真實需要的有限。作者使用的技巧是非常典型的：感歎、富於修辭技巧的提問、對經典作家的引用(這裏的對象是撒路斯特)、動物王國的例子、自然的擬人化以及結尾處令人驚訝的警句。

我憂心忡忡，我要找你算賬，我很惱火。你還在渴望保姆、老師和母親希望你做到的那些事嗎？你還不明白他們孜孜以求的是怎樣的禍害？我們的朋友的祝福是我們的敵人，這話是何等正確!如果它們能夠得以實現，那就說得更準確了。如果說我們從童年起就受到麻煩的困擾，那我已不會再對此感到驚奇了；我們是在父母的詛咒聲中長大的。也許有朝一日，諸神將會聽到我們無動於衷的禱告!我們還要繼續向他們祈求多久，就好像我們不能自食其力似的？我們還要在幅員遼闊的城邦領地上耕作多久？我們還要讓整個民族為我們收割多久？來自眾多海域的船隻還要為一個人的餐桌服務多久？公牛隻滿足於方寸之間的牧場；一片樹林可以養活一群大象；難道一個人就需要整個大地和海洋來供養他嗎？難道自然在賦予我們如此渺小的形體之後，還要給我們一個如此貪得無厭的肚子，以便讓我們的貪欲超過最龐大的、最饑腸轆轆的野獸嗎？當然不是這樣。賦予本性的需求是多麽微不足道的一點點嗬!滿足它的代價十分低廉；真正欲壑難填的不是肚子的饑餓感，而是我們的虛榮心。所以我們應當把那些“肚子的忠實奴仆(這是撒路斯特對他們的叫法)”稱作禽獸，而不是人——有些甚至禽獸不如，而是行屍走肉!一個對許多他人都有益處的人在生活。一個會利用自己的人也在生活。但對於那些在麻木不仁中終日混跡的人而言，家無異於一座墳墓。你不妨在他們門口的大理石石板上刻上這樣的字句：“他們比自己的死亡消失得更早。”

普林尼：舅父與外甥

我們可以拿安尼烏斯家族跟一個年代較晚的文學世家——普林尼家族(Plinii)進行比較。這個家族裏最早值得注意的是生於約公元23年的C. 普林尼烏斯·塞昆杜斯(C. Plinius Secundus)，“老普林尼”。作為騎士階層的一員，他曾有過顯赫一時的軍事、從政生涯，於克勞狄烏斯和尼祿統治期間在日耳曼服役；但他隨後基本退隱到私人生活中去了；直到後來，他才憑借著跟提圖斯和穆基亞努斯的友誼在韋帕薌治下先後多次取得大法官的職位。作為米塞努姆(Misenum)的艦隊長官，他在公元79年的維蘇威火山噴發中遇難。他當時急於觀察這一現象，結果過於靠近事發地點了。

普林尼不僅是一位活躍的官員，而且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學者和作家。他寫了一部關於他親身參與的日耳曼戰爭的史書，一部記載公元47—70年事件的羅馬史，以及一部記述他的一位長官，文人龐普尼烏斯·塞昆杜斯(Pomponius Secundus)的傳記。上述這些作品都已佚失。保留下來的隻有一本37卷的《自然史》，那是一部關於宇宙、地球、人類、動植物知識的百科全書，其中還有大段文字涉及醫藥學和造型藝術。在使用拉丁文的中世紀及之後一段時期，它是人們關於宇宙觀念的一個主要來源。正如愛德華·吉本所說，它是“記載人類發現、藝術成就與謬誤的浩繁文庫”。

普林尼在文風方麵的雄心壯誌是同其才能或品位不相符的。他似乎既未掌握優雅的完句風格(如科路美拉或塞爾蘇斯成功地在技術指導性文章中所使用的)，也未學會塞涅卡式短平快的流暢文筆(塞涅卡本人用它介紹自然科學的文字頗具感染力)。但他的目標是遠大的；盡管對後世譯者來說是一種折磨，他卻經常嚐試使用這些技巧，不僅是為了寫作內容的需要，也是為了使其語言顯得豐富，特別是在他的很多富於道德說教意味的插話和感歎文字裏。他對奧古斯都一生的總結(7.147以次)展示了他的諷刺天才與金格先生(Mr Jingle)[2]所樂於使用的句法：

如果仔細審視神聖的奧古斯都的一生，我們將會發現大量凡人所經受的不幸命運；他在舅父當權期間跟人比試禦馬術而遭到失敗；他為遷就雷必達而放棄了自己的候選人資格；他因公敵宣告運動而不得人心；他參與後三頭同盟，跟最邪惡的家夥們混在一起——並且還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受製於安東尼；他在腓力比染疾，臨陣逃跑，在沼澤地裏躲藏了三天，並且(根據阿格裏巴和梅塞納斯的說法)因皮下充水而全身浮腫；他在西西裏遭遇沉船，又一次躲起來，這次是藏在山洞裏；他在海上潰逃時曾乞求普羅庫勒烏斯(Proculeius)替他了結性命，因為敵艦正對他緊追不舍；他在佩魯賈戰爭中心神不定；他遭遇多次兵變；他患有危險的疾病；他懷疑梅塞納斯圖謀不軌；他一怒之下放逐了阿格裏巴；各種密謀威脅他的生命；他的孩子們的夭亡引人非議；哀哭聲中的悲傷並非僅僅出自喪親之痛；他的女兒與人通奸，其弑親密謀敗露；他的繼子尼祿在法庭上舉止粗魯，擅自退場；他的孫女再次犯下通奸之罪；隨後是各種災難的大雜燴——國家收入匱乏，伊利裏亞行省(Illyricum)叛亂，奴隸的召集令，兵源匱乏，羅馬暴發疾疫，意大利忍受饑饉，他隻求一死，在彌留之際斷糧四天；比這些更為糟糕的是：瓦魯斯的慘敗令他顏麵掃地；波斯圖姆斯·阿格裏巴先被收養，繼而被廢黜，最後受到他的懷念；他對法比烏斯的猜忌及後者的泄密，他對妻子和提比略的戒心。這是他最後的憂慮。簡言之，這是一位不僅升入天庭，而且當之無愧的神明；卻在死後留下了仇敵的兒子作為自己的繼承人。

普林尼的外甥“小普林尼”，是永遠不可能書寫這種東西的。這是一位發奮讀書的青年，在14歲的時候就寫了一部希臘悲劇；根據他的自述，在那場使他舅父遇難的火山大爆發中，18歲的他正在平靜地閱讀李維的著作。這個男孩是昆體良和著名希臘修辭學家尼基塔斯·薩克爾多斯的學生。後來，他過了一段聲名顯赫的元老生涯，最春風得意的時段是在公元100年，他於圖拉真在位時期成為執政官，當上了極享殊榮、地位舉足輕重的台伯河工程和羅馬城灌溉係統的總管(cura)，最後就任比提尼亞的行省總督。他最著名的作品《書信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公共生活，尤其是他跟其他宮廷律師們的交往。但這部作品更多地反映了文化人應有的興趣點和價值觀，而並非作者自身成就或真實性格的寫照。這些書信優雅非凡，無懈可擊。它們與希臘修辭學有著一定聯係。信中的嚴肅描寫(ecphrases)、對大自然奇聞的報道和插入軼事的寫作手法，使我們辨識出了琉善等希臘哲學家的技巧。然而，作品的總體效果是羅馬式的。普林尼描述了(無疑是以理想化的形式)他那個世代所認同的公共職責與文學品位的內涵。對他而言，博得文筆上的盛名十分重要。他給塔西佗寫信(7.20)說，他閱讀並評注了後者的書——那或許是《曆史》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修辭學對話》——並希望對方能投桃報李，這正是羅馬文人友誼(amicitia)的傳統功能。他很喜歡這個想法：

如果後人留意的話，你我之間的和諧、真摯、忠誠關係將被永久傳頌，這個念頭是讓我何等地欣喜啊!這將成為一件罕見的、值得讚美的事情——兩個在年齡、地位方麵不相上下，又在文學方麵小有名氣(當我同時提起我們兩人的時候，就不得不委屈你的聲名了)的人能夠互相促進彼此的研究。

普魯塔克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希臘語作家和普林尼是同時代人，並跟他有著些許交情。L. 梅斯特裏烏斯·普魯塔克(L. Mestrius Plutarch)——這是他作為羅馬公民的名字(他事實上屬於騎士等級)——來自希臘本土。他出身於曆史悠久但業已衰落的彼奧提亞喀羅尼亞(Chaeronea)鎮中的望族。對於他而言，故鄉的過去是不可磨滅的：針對希羅多德的挖苦與指控，他為古代的底比斯人進行辯護，[3]並將伊帕密儂達(Epaminondas)樹立成具有哲學頭腦的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但記錄過往是不夠的，還要扶持眼下的複興工作。普魯塔克選擇在喀羅尼亞教授學生們哲學。他隨時為城邦效勞，為毗鄰地區德爾斐(那裏在圖密善及其後繼者在位期間享受著帝國的讚助)的諭所、神廟的修複工作操勞。但為了得到書籍，聆聽睿智的談話——除他能在家中收集得到之外——普魯塔克需要拜訪雅典，他在那裏學到了柏拉圖主義哲學，並同學者、貴人相處甚歡。到了晚年，在圖拉真和哈德良治下(對許多文士而言，那都是一個幸福的時代)，他接受了不少象征性的榮譽，其中最重要的有執政官徽章(ornamenta consularia，這對騎士而言是一個重要榮耀)和希臘代理人的職位，在名義上管理行省內的所有帝國財產。因此後世的哲學家或學者都樂於宣稱自己是他的後人；甚至到了4世紀，還有些人這樣做。這種聲名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的：個人魅力、智慧，以及卷帙浩繁的作品。普魯塔克不像那個時代長於作秀的著名哲學家那樣善於吸引聽眾，也並不真正具有政治影響。他廣博但浮淺的學識，以及厚重而樸實無華的寫作風格營造了他卓然獨立的(有人會說是自以為是的)人道主義者形象。我們擁有他的大約一半的作品。他在拜占庭時代曾流行一時，但13世紀的學者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的著作隻有這麽多。盡管如此，它們還是多達12冊。這些作品分為兩個部分：整齊劃一的《平行列傳》(Parallel Lives)，以及70篇左右、形式各異的文章——主要是“散文”和對話——它們通常被合稱為《道德論集》。

《平行列傳》被題獻給索西烏斯·塞內基奧(Q. Sosius Senecio)，普林尼的相識，圖拉真統治時期的紅人(4次擔任執政官)。全書的結構是開放式的，每篇包含一位希臘人和一位羅馬人的傳記。他們的生涯存在著若幹相似之處，如立法者的智慧、勇氣、毅力、口才、流放經曆、家財萬貫等。作者經常會附上正式的比較。其結果是創造了一種古典曆史敘述模式，比任何一部其他作品都更為深刻地塑造了文藝複興時代對古代曆史的印象。普魯塔克的寫作目的是道德說教。他試圖詳細勾勒他筆下偉人們的美德與惡行，以說明他們如何回應命運的挑戰。他並不把這些人視為推動曆史發展的力量，而隻把他們看成身處重大事件、決議壓力之下的具備某種品質的個人。無論傳主是提修斯(Theseus)還是伯利克裏(Pericles)，是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還是愷撒，作者都從同樣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並且(在史料允許的情況下)傳記會按照或多或少相同的模式展開：出生和童年，步入公共生活，他的生平經曆和危機來臨，死亡與身後聲名。人們經常指出，這種寫法部分模仿了一種“頌詞(encomium)”式的修辭學表達套路——出生、天性、品性、舉止與美德、成就、與他人的比較——這當然是真實的。但普魯塔克和雄辯的頌詞作者的態度實在有著天壤之別。西塞羅說：“修辭學家可以在講述曆史時說謊，以使自己顯得高明。” 普魯塔克是從來不做這種事情的。我們沒有理由質疑他對證據的尊重，盡管他對證據的解讀以及他對傳記所用證據的看法可能是令人驚訝的。 我們不能指望在他的作品裏辨認出任何原始材料與二手著作的區別，也必須樂於接受他用“可能性(指特定類型人物在特定場合應當有的舉動)”作為評判多種事實敘述之間分歧尺度的做法。然而，使《希臘羅馬名人傳》栩栩如生的既不是其道德立場，也不是它對希臘古典時期政治、文化偉大成就顯而易見的歌頌態度；最重要的是普魯塔克的敘述才能，他孜孜不倦博覽群書的精神和他擇取動人細節的技巧。沒有人會忘記加圖在烏提卡(Utica)的犧牲，或安東尼與克利奧帕特拉的戀情；正是通過普魯塔克，這些插曲才得到了現代世界的關注。

然而，哲學和神話並非他作品中的僅有元素，除此之外還有一層戲劇性色彩。因此，他以公元前379年底比斯從斯巴達占領之下解放的曆史事件(第一卷，第170頁)為背景，寫了《蘇格拉底的神跡》。作者用對預言的討論和極為精彩的神話點綴這個曆險故事〔他在《佩羅皮達斯傳》(Pelopidas)中又提及了這個傳說〕。又有一次，在《埃洛提庫斯》(Eroticus)中，他把一個現實中發生的陰謀事件——一個寡婦引誘一個青年男子娶她——插入到一篇討論同性戀和異性戀的論文中去；文中的細節是柏拉圖式的，但結論卻不同於柏拉圖。盡管這些作品都依賴於傳統——不僅是柏拉圖的《會飲篇》《克裏提亞斯篇》和《斐德羅篇》，還有一種希臘化時期的遺產，現在隻能隱隱約約地辨認出來——普魯塔克的對話仍是具有重要原創性的作品。與我們選擇在這裏討論的其他所有作家相比，他都是這個時代宗教、神學意識更為重要的見證人。在《神諭的衰落》一文中，他描寫了一位名叫克裏奧姆布羅圖斯(Cleombrotus)的斯巴達人，此人剛從紅海的荒涼海濱來到德爾斐。這個人物提出了關於“魔鬼”的新看法，我們有理由相信，普魯塔克對此會不屑一顧；但對克裏奧姆布羅圖斯人生使命的描述卻是普魯塔克自己的真實寫照：

他喜歡增長見識和學問，擁有足夠的條件，也沒想過要去做收益更豐厚的事情，便把閑暇時間用於這種遊曆，並收集信息(historia)，準備材料，以創作他所說的那種“以神學為終極目的的哲學”。

琉善

這一時期第二位偉大希臘作家的生活年代要晚於普魯塔克，大約生於哈德良統治初期。

在很多方麵，琉善都是普魯塔克的反麵。他並非來自古老的希臘中心地區，而是——這在那個時代變得更為典型——來自晚近才被希臘化的東方。 他的家鄉是幼發拉底河畔的薩摩薩塔(Samosata)，業已滅亡的科馬基尼王國的首都。該國的一位王子，菲羅帕普斯(Philopappus)曾是普魯塔克在雅典的友人。他受的教育與普魯塔克的十分不同，這一點也確實在他們的作品裏反映得十分明顯。普魯塔克的希臘語雖然引經據典並帶有古典風格，卻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可經希臘化時代作品上溯到古典時期的傳統的延續。琉善的希臘語——他宣稱那是他的第二語言，他的第一語言是古敘利亞語(Syriac)——是對古典作品範本的純粹模仿(mimēsis)，靈活多變，令人入迷，但很顯然是一種藝術創造。還有其他方麵的對比。普魯塔克以一種關注的、人文主義式的嚴肅態度對待宗教信仰，尤其是人類對死後世界的希望與恐懼。對琉善而言，這一切都是虛妄。在他眼裏，對亡靈的審判，擺渡靈魂的船夫，“還有完全不著邊際的，關於地獄的鬼話”都不過是為一種十分簡單的諷刺作品而構建的場景。異象、鬼魅、魔法都是無足掛齒、由騙子們捏造出來的東西，正直人士有義務揭露它們的虛偽性。此外，普魯塔克為我們做的自述顯然是真實的。我們相信他對父親、祖父的介紹，相信他的溫馨婚姻，相信他在小女兒死後的悲痛。相反，琉善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幅精心修飾後的肖像畫，隻有愚蠢的人才會把它視為自傳。我們無法相信，他在家庭議事會上成為他叔父(一位石雕匠)的學徒，他目睹過教育之神(Paideia)的異象，或他在40歲放棄了修辭學，轉而創作對話。因為我們會記起，蘇格拉底早年也是石雕匠，並且奧維德關於哀歌女神和悲劇女神的異象(《情詩》， 3.1)與琉善的實在過於相似。琉善關於自己所說的許多事情就跟他在《真實的故事》裏以第一人稱的、具有迷惑性的口吻講出來的月球之旅一樣荒誕無稽。

琉善自稱是第一個用哲學對話來達到喜劇效果的人，但即便是這個說法也很難站得住腳。普魯塔克的作品中有些類似的情節——特別是在《格呂魯斯》(Gryllus)中，基爾克(Circe)新變出的一頭豬同奧德修斯對話的場麵——還有瓦羅與賀拉斯提供的證據，似乎表明曾有一個希臘化時期的範本，作者是與琉善同為敘利亞希臘語作家的前人，加達拉的梅尼普斯(有人認為他是琉善思想的主要來源)。梅尼普斯的作品是否真是一個重要的範本，這一點很難說清。比這類借用更為重要的是，琉善在盡人皆知的古典文獻的狹小範圍內進行反複借用，並具備多次改寫舊題材的天才。不過，他也確實有自己的原創性，他拿手的“短對話”(miniature dialogue)就是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原創性的領域之一。他正是用這種形式寫了亡靈、諸神、仙女、海神以及演喜劇的高等妓女們(hetairai)的對話。跟短詩、書信、箴言(都是當時流行的體裁)一樣，短對話是為那些厭煩長文的讀者寫的。它顯然同敘述、趣聞介紹、描寫等基本修辭練習，甚至作為基礎的改寫訓練有著聯係。但在琉善筆下，它卻具備了真正的魅力。我們喜愛多裏斯(Doris)的說法，即波呂斐摩斯(Polyphemus)隻愛伽拉特婭(Galatea)，因為她的膚色令他想起自己的財富——牛奶與奶油。我們讚賞從西風神澤菲魯斯(Zephyrus)眼中看到的歐羅巴(Europa)與公牛的形象特寫(ecphrasis)，或是宙斯自願向伽尼麥德(Ganymede)暴露身份的情節。我們品味著天真的年輕妓女和她充滿希望、野心的母親(盡管我們對這位寡婦做出品評的唯一證據隻有她送女兒去做這種營生的事實)間對話的那種略帶色情的表達效果。有時候，琉善幾乎被視為走在他那個時代前麵的社會主義者。這種看法把他過分抬高了：認為清貧光榮，為富不仁的主張是那個時代典型的修辭手法，而琉善始終追求的目標不過是娛樂讀者。

樂極生悲似乎是常有的事。我們隻享受了兩天順風之旅。第三天破曉時，我們突然在日出的地方看到了大批妖怪一樣的鯨魚，其中個頭最大的有200英裏長。它張開大口向我們撲來，攪起海浪，身旁泛著泡沫。它齜著牙，牙齒長過人類的**，利如岩石，白若象牙。我們相互擁抱，彼此表達著臨終前的祝願，之後，便聽天由命。它現在追了上來，把我們連人帶船一起吞了下去。不過，它沒能把船咬成碎片；小船沿著齒縫溜了進去。我們進到肚子裏後，起初什麽都看不見，到處漆黑一團。然而，過了一會兒，怪獸張開了嘴，我們於是看到了一個又高又寬的廣闊空間，大到足以容下一座一萬居民的城市。肚子中部有些被咬碎了的小魚和許多其他動物，還有船帆、錨、貨物以及人的骨骸，其中還有土地和山丘——我猜想它們可能是由被吞進來的淤泥構成的。這裏有一片叢林，其中有各種樹，還長著蔬菜，似乎是被什麽人種下的。這塊地周長為30英裏。我們看到一些海鳥——海鷗和哈庫昂[4](halcyons)在樹間建巢。

埃裏烏斯·阿裏斯泰德

普魯塔克和琉善都不在斐羅斯特拉圖斯所作傳記中的公元2世紀“智術師”(sophists)之列，盡管兩人都身處廣義上的“智術師”世界邊緣——琉善其實還更深入地融進了這個圈子。差不多可以算作琉善同時代人的埃裏烏斯·阿裏斯泰德則可以代表典型的安東尼時期智術師——富有、見多識廣、誇誇其談、自戀。現代人對他少有好感。拋開其繁複的寫作技巧——他在風格上刻意模仿其榜樣(德摩斯梯尼和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演說詞)的思想深刻性——但這種努力似乎終成徒勞，他著作的引人入勝之處實在少得可憐。我們欣賞(但並不想再讀第二遍)他對公元前413年、前370年政治形勢的細膩重構，它們形成了阿裏斯泰德筆下的“西西裏人”和“琉克特拉人”(Leuctrian)發表高談闊論的背景。毫不令人奇怪的現象是，直到最近，才有人試圖用現代語言翻譯阿裏斯泰德的全集；威廉·坎特(Willem Canter)學術裏程碑式的偉大拉丁文譯本(1566)長期以來無人問津，無人欣賞。但這多少有點不夠公平。阿裏斯泰德至少在三個方麵值得我們關注。第一(或許也是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羅馬的頌詞，發表於公元144年夏，那是從一位感恩的臣民角度出發，對安東尼治下帝國成就的精美、浮誇的描述。第二，在於他把頌歌納入散文修辭術的貢獻，而頌歌在此之前一直是詩人們的專利。他為此感到自豪，這也不無道理。他用散文為薩拉皮斯(Sarapis)、雅典娜和狄奧尼索斯寫的頌歌不乏亮點；以亮麗筆觸描寫了大海和島嶼的頌歌《致愛琴海》可能是這類作品中最為迷人的。第三，阿裏斯泰德寫了一部單行的、記載心路曆程的自傳(Hieroi Logoi)，該自傳逐日記載了醫神阿斯克勒皮烏斯(Asclepius)以參謀、醫生身份進入自己生活的過程。妄想症患者是不討人喜歡的；但阿裏斯泰德記錄的完備性、他天真的虛榮和輕信，以及其語言的活潑(並不精致，事實上幾乎算不得“藝術散文”)共同創造了一篇文本，值得史學家、心理學家和宗教心理研究者們的關注。阿斯克勒皮烏斯以古怪的方式引導著他；在下文中，正沿著小亞細亞(Asia Minor)海岸進行一次從克拉佐麥尼(Clazomenae)到福卡亞(Phocaea)的短途航行，但遭遇了風暴(2,12-14)：

結論

我們在本章開頭處強調，這個時代的散文文學是一種高度職業化的藝術。無論是在拉丁還是希臘文化圈裏，閱讀作品的公眾都期待在一場精巧的文字遊戲中看到準確、雅致和精湛的技巧。我們在結論裏要對此做一點補充修正；特別是最後一段來自阿裏斯泰德的選文可以說明，當時還存在著一種自白式的文學。書信、散文、展示個性的演說詞史無前例地成為了最流行的文學樣式。聯結這兩種特色——它們乍看上去似乎是難以調和的——是這種文學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性質。當時存在著一個來源多元化但受過一致教育的統治階層。對於他們而言，著作中的獨特性既對普遍意義上的成功表示了尊重，也經常會取得這種成功。這個精英集團中的成員，無論生活在敘利亞還是西班牙，都是他們自身和彼此之間的關注對象。他們的情感、道德問題甚至病態都是適合寫作的題材。他們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對古典時期的曆史抱有共同的興趣。

我們很難在這個時代發現散文寫作的獨創性天才，雖然普遍的讚許聲可能會把塔西佗當成一個例外。即將到來的基督教作家們則更有資格獲得這方麵的榮譽。但他們的高超技巧、魅力和關注點，以及他們傳遞給我們的關於古代生活(他們自己的生活年代和更早的歲月)諸多方麵的大量信息，都是值得有品位的讀者和細心的學者們研究的。塞涅卡與普林尼、普魯塔克與琉善，以及許多其他作家，都是一個與當代西方社會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文明國度的出色記述者。他們內省自身，回顧過去，並使用兩種文學語言作為表述這兩大題材的卓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