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羅馬曆史學家

安德魯·林托特(Andrew Lintott)

起源

在羅馬帝國西半部分衰落後，文化、知識出現斷層的時期裏，羅馬史學家們的著作中隻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來。例如，靠著僅有的兩部手稿，我們擁有了塔西佗主要作品中的一半；而李維的142卷作品中隻保留下來35卷。這些赫赫有名的大師的命運尚且如此，我們擁有的關於史學先驅者和其他晚期史學家的信息就僅限於簡短的評論和摘引了。相反，由於拜占庭學術傳統的存在，希臘史學家們的命運要好得多。

由於現存資料的統一性，對有限證據的概括是件相對容易的工作。羅馬史學家首先是(並且主要是)羅馬城的史學家(“rerum Romanarum auctor”)。像修昔底德和色諾芬一樣，他主要記載國內外的公共事務：“規模宏大的戰爭、城市的陷落、君王們的戰敗和被俘，以及內部曆史中執政官和保民官的鬥爭、關於土地和穀物分配的立法、貴族和平民的鬥爭”——在塔西佗眼裏，這些便是共和國曆史學家們應當處理的主題。史學家們的基本目標很簡單：保存羅馬自身的記憶，將羅馬著名人物的豐功偉績和性格特征傳於後世。我們還要引用塔西佗的原話：“我認為，編年史的一個特別功能在於，它們讓美德不至於在沉默中被人遺忘，而那些應對惡言惡行負責的人會受到它們的威脅，擔心自己會在後人的眼中留下恥辱。”然而，這種史學並不純粹是世俗性的；它也關注羅馬與諸神的關係，後者保佑著羅馬的成長與繁榮，這一事實可以通過預兆(諸神與凡人交流的媒介)和崇拜(凡人對他們的回應)得到證明。除偶爾出現的特例外(最著名的是李維)，羅馬史學家們都是元老，或在公共生活中擔任過要職的人。撒路斯特宣稱，由於政治抱負的緣故，他一度無法集中精力從事史學研究；但當這些抱負未能實現，自己也不再從屬於某個特定黨派的時候，他便心甘情願地把退隱後的時間奉獻給史學著述，而不是浪費在閑散生活或“種田、打獵等屬於奴才的活動”上。

最吸引羅馬史學家的題材是羅馬在共和時期引人注目的崛起以及最終統治地中海世界的過程。然而，隻有當他們幾乎徹底完成這一偉業的時候，羅馬人才擁有了意願和能力，可以把這段曆史按編年方式妥當地記錄下來。最早的羅馬史學家——昆圖斯·法比烏斯·皮克托和盧基烏斯·辛西烏斯·阿裏門圖斯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擔任過公職，可能隨後不久(公元前2世紀的前10年間)便創作了他們的曆史作品。他們用希臘文進行寫作——在最近發現的西西裏陶爾米納壁畫文字中，法比烏斯是作為希臘史學家群體中的一員受到紀念的。法比烏斯和辛西烏斯不僅敘述他們自己的生活年代，而且試圖從起源開始重構羅馬曆史。因此，我們必須簡短地考察一番，在此前的曆史中留下了什麽樣的史料，並且這些材料是如何影響後來的史學創作的。

羅馬人保存了對每年執政官的記錄(執政官年表，fasti consulares)，從流傳至今的文本看，它可以一直上溯到約公元前500年，共和製度建立的時期。這些材料可能來自據說由大祭司保管的年度記錄，即《大祭司年代記》(pontifices maximi)，其中記錄了每一年的官員名單和重大事件。不可回避的問題(我們在這裏無法討論了)是，這些早期記錄的真實性如何；即便它們基本上是真實的，這些記載後來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壞。可以確定的是，它們至多不過是對戰事、凱旋、預兆(例如日月食)和糧食短缺等事件的簡略事實陳述。史料中還包括大量與羅馬有關的故事，從羅馬城的神話起源敘述到後來的年代；其中有些是希臘人(如提邁烏斯)寫的，另一些則產生於本地傳說。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貴族們保存下來的家族傳說。這些傳說的起源十分獨特，它們是在葬禮上出現的；希臘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已注意到，這種儀式對羅馬人形成關於自己武德的自覺意識是有貢獻的。死去的貴族被抬到廣場中的船頭處，遺體停放在穿戴著祖先的衣物和亡靈麵具的哀悼者中間，由他的兒子或某位近親宣讀一篇葬禮頌詞(laudatio funebris)；頌詞開始讚美死者本人，隨後便將死去祖先的功業合起來加以讚頌。人們保留了這些演說詞，以便日後使用；但西塞羅和李維都抱怨說，這些作品編造豐功偉績，宣傳有悖常理的族譜關係，從而扭曲了曆史。

根據我們現有的知識來判斷，最早的曆史作品並不都是編年性質的。由於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讀者群體，它們的作者主要也有兩種寫作目的。羅馬已成為地中海範圍內居於主導地位的大國，因此，羅馬人對近期衝突的解釋便成了其外交政策的有用注腳。對羅馬城性質和古跡的宣傳也具有同樣的作用。大約在這一時期，開俄斯的一位羅馬友人立起了一塊碑，以展示羅慕路斯和雷慕斯(Remus)的族譜——有趣的是，似乎正是法比烏斯·皮克托第一個調和了希臘人與羅馬人的觀點，前者認為埃涅阿斯建造了羅馬，後者則認為是羅慕路斯。羅馬國內的曆史學家們不僅效仿詩人們歌頌羅馬人的美德，還用另一種方式進行教育，即構建了關於羅馬製度與風尚的“真實麵貌”，以便在一個外來影響日益增加、諸多新興家族開始掌握高級職位的時代裏，保護它們免受腐蝕。因此，從一開始，羅馬史學看上去基本便是保守的。

其他元老們遵循著法比烏斯和辛西烏斯的傳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前執政官和監察官，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加圖，他來自拉丁姆境內的圖斯庫魯姆(Tusculum)鎮。從著作標題上看，他關注的不僅是羅馬，還有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早期曆史；但他隨後很快轉而討論布匿戰爭和他生活的那個年代(公元前234—前149年)的曆史；像希羅多德和他本人演說文本中的風格一樣，他用插入趣聞軼事的辦法使敘述變得引人入勝。從加圖的時代起，羅馬人通常用拉丁文書寫自己的曆史，但他們仍舊受到希臘的影響，我們可以辨認出這些影響中的三點。

波利比烏斯

其中第一條是古物學傳統，它從一開始就在羅馬史學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在羅馬人所效法的希臘作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陶羅梅尼烏姆(陶爾米納)的提邁烏斯，一位公元前3世紀初的西西裏作家，他在創作關於西西裏和西地中海的曆史作品時，事實上成為了第一個記載羅馬的曆史學家。第二點是與某些希臘化作家聯係在一起的“悲劇”手法，其主要特征是悲悵、煽情和追求怪誕。第三個影響則是麥加倫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比烏斯，一個作為政治人質，於公元前168年被帶到意大利的希臘人；他在那裏成為羅馬貴族們的親密朋友，並著手敘述“在53年內，幾乎整個有人居住的世界是如何落入羅馬人的統治之下的”。他計劃寫一部“實用性”的作品，一部政治軍事史；對於嚴肅的讀者而言，這將具有實用價值，因為它既解釋了事件之間的因果、動機聯係，也批判性地評價了處於壓力下的人們的行為，以作為將來行動的榜樣。由於地中海的全部曆史都通過羅馬的勢力聯合在了一起，他相信，寫出一部整體史，同時又使之保留協調風格和解釋價值是可行的。因此，波利比烏斯的作品是希臘化時期史學的最高峰。在這部作品中，傳統上以城邦為主題的政治軍事史具備了編年通史的廣度。他的敘述在年代編排上以奧林匹亞運動會及每一周期中的年份為基礎，依次描述了希臘人已知世界中的不同地區；他同時還進行橫向聯係，以便使彼此平行的故事銜接在一起，並強調它們的互動與融合。與此同時，因為他作品的主題是異族帝國的崛起，所以他也改造了希臘史學。

同修昔底德一樣，波利比烏斯是史學史的專家，對自己研究的這門學問的原則和方法論有自覺意識，但他更喜歡公開討論諸如材料的選擇、演說詞的創作、人物性格的刻畫、事物因果的解釋等問題。他的方法在本質上是對修昔底德首創見解的再次肯定，即利用可能得到的最真實證據來探求真相——包括運用核實材料、詢問目擊者、比對他們的敘述等手段。然而，他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過去，特別是他自己的上一個世代，並批判性地使用了他人的著作。但他也強調史家對史學的個人貢獻。一方麵，他憎惡虛構式的、情感誇張的寫法，從而使自己有別於古物學家和“悲劇”作家。但他也借用了後者偏愛的手法，即製造令讀者難忘的印象。他通過一種理論來調和這些主張，該理論以希臘人所說的“強調”為核心，其內容包括作者製造的權威性印象，其敘述對象的顯著重要性，以及在讀者頭腦中留下的鮮明記憶。他相信，與修辭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響讀者。然而，這種影響必須以史學家為媒介，他負責選取和呈現事件，輔之以動機、因果方麵的恰當評論。另一方麵，史學家的能力來自他本人的政治、軍事經驗(作為當事人或在類似情形中的)。因此，無論敘述什麽題材，優秀史家寫出的都是自己的經驗，隨之而來的真實感和說服力會對讀者產生影響；離開了這種影響，史學對於想要得到指導的人來說就是無用的。

在通常情況下，波利比烏斯給出的指導十分清晰。他討論了一些技術性問題，諸如城市規模的估算、烽火信號的使用；他用道德化的手法描寫了雷古魯斯(Regulus)在逆境中的堅忍、埃托利亞人愚蠢的想當然、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的傲慢；他說明了使用雇傭兵的危險性。有一卷作品是論述羅馬、迦太基和斯巴達政體的相對長處的。波利比烏斯直接分析了一些個別的政治決定；他宣稱自己不會虛構演說詞，而要從現有的材料中提煉出中心論點，在其背景與事態後續發展的基礎上補充自己的評論。他對戰爭原因的解釋可能並不足夠詳細。他雖然把戰前準備活動和交戰雙方的借口同真正的開戰原因區分開來，卻認為後者僅由侵略者的心理狀態以及造成其這種心態的形勢決定。作者從未留意過彼此不通過長期交戰，而依靠外交互動將一方或雙方同時推下深淵的情況；也沒有對受攻擊城市(如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的羅馬)的同仇敵愾予以過足夠重視，這些城市默許對方發動威脅自己的攻擊，並為之做好了計劃。同修昔底德一樣，波利比烏斯拒絕把能夠得到理性解釋的事件歸結為運氣。然而，他跟希臘化與古典時期的前輩們一樣，迷戀一個關於命運(tychē)的悖論；這種觀點認為，在人類生活境遇的急劇轉變中，個別部分是能夠得到理性解釋的，但其總體效果卻是無法預料和令人敬畏的。更令人驚奇的是，他聲稱，羅馬是在命運引導下成為世界主宰的；盡管他在別處表示，運氣在羅馬人取得成功的過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這種成功是他們的實力、政治穩定局麵和進取精神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這種顯而易見的不一致性是可以得到解釋的。波利比烏斯似乎將羅馬視為一場競賽中當之無愧的勝利者，而它曾經(現在依舊)受到命運的眷顧，從而得以在幾個強大且野心勃勃的大國並存的局麵下脫穎而出。但巧合的是，羅馬同迦太基在西方的衝突本是獨立的偶然聯係，卻碰巧在時間上與腓力五世和安條克三世的擴張活動重合，從而使得地中海範圍內的各種政治進程彼此纏結在一起。

共和晚期

羅馬的史學家們並不像波利比烏斯那樣，對理論抱有濃厚興趣；他們在敘述事件的時候也沒有達到後者那種宏觀統籌的水準。然而，波利比烏斯堅實地確立了羅馬在世界史上的中心地位，而他賦予史學的實用教育目的也確保了它在羅馬人眼中成為一門值得尊敬的學問。此外，他希望能由政治家和軍事將領，而非書齋式學者撰寫曆史，這也是同當時的羅馬傳統一致的。在這些希臘化傳統的影響下，羅馬人的寫作是如何發展的呢？到了公元前2世紀後期，嚴格按照事件次序逐年記事的“編年史”(annales)和包括了自由分析的“曆史”(historiae)開始成為兩個含義迥然不同的術語。到了後來，塔西佗和撒路斯特用“曆史”這個詞來形容記述他們生活年代的作品，而“編年史”則更多地被用來借指古代史。加圖成了把曆史轉化為政治武器的先鋒；到了公元前100年，政治家們開始創作回憶錄，以製造對自己有利的曆史記載。這種潮流在日後促成了愷撒戰記和奧古斯都自傳、《神聖奧古斯都大事記》的誕生。傳記體裁也得到了發展：蓋烏斯·格拉古撰寫了他兄長的傳記；共和晚期的偉人們——如愷撒、龐培、加圖和西塞羅——都受到了各自崇拜者們的紀念。然而，古物學的曆史著述也與當代史比肩而立，其興盛程度前所未有。人們從各式各樣的檔案文獻(不管它們是真是假)中擇取材料，擴充了先前編年史的內容；又利用往往在某一原型基礎上編造的故事來添油加醋，以至於李維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沃爾西和埃奎亞(Aequia)民族中哪來那麽多人口可供史書中的羅馬人反複殺戮。

到了這個時候，沒有人還會抱怨羅馬史材料不夠多了，但根據西塞羅同時代人的看法，現存的史料可讀性不強。西塞羅的朋友們糾纏著他，催促他寫一本史書——“一部更配得上演說家的曆史”。西塞羅去世之後，科爾涅利烏斯·奈波斯(此人自己也是創作年代記和短篇傳記的作家)哀歎說，把那些粗糙不堪、雜亂無章的大堆材料打磨成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的機會已經錯過了。西塞羅本人認為，羅馬的曆史作品無法跟希臘史相提並論，因為它們缺少ornatus，即引人入勝的展示技巧。這種技巧包括感情色彩和語音語調的多樣性，合理的詞序，明白曉暢的風格——在這種風格中，語句的韻律可以完美地再現事件本身的節奏。另一方麵，西塞羅的觀點並不僅限於語言方麵的要求：曆史學需要合理的編年體係和地理描述，對政策和動機的解讀，以及對這些政策執行效果的判斷。盡管我們手頭現有的早期編年史家殘篇中確實展示了令人讚賞的語言風格和充滿活力的敘述技巧，卻缺乏引導讀者跨越悠久年代的流暢性。更重要的是，它們很可能沒有給解釋留下足夠的空間。

尤利烏斯·愷撒

愷撒對其高盧戰爭和內戰的評論是我們擁有的、關於羅馬史學進步的第一個重要例子。雖然是帶有政治目的的回憶錄，這些作品卻同用意不那麽明顯的史書擁有許多共同特征：事實上，目的性和自我炫耀並非自傳獨有的毛病。從風格上看，愷撒似乎較其前輩有所進步。書中的敘述清晰而流暢，但缺少富於變化的語調和豐富的詞匯，並且風格總體上同我們在西塞羅書信集中發現的公務信函極為相似。西塞羅稱讚它們樸實無華的風格，那正是因為這些作品沒有使用文學修辭。在編排和解讀材料方麵，愷撒更為符合西塞羅的要求。事實上，愷撒的《高盧戰記》采用了成熟階段羅馬史作品的典型主題，為我們敘述了羅馬的勢力通過一連串戰爭得到擴張的曆史，並利用地理和異族性格的插話使其記載變得更為生動，還通過第一人稱的評論和講話(在發言中他和辯論對手都為自己的行動進行回護)來解釋事件的重要性。整部作品都是羅馬人美德的證明，既包括愷撒自己，也包括他的部下(這些士兵的能力在其他著作中很少被描寫得如此充分)。這裏還含有一條政治信息：愷撒雖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十分理性和激進，卻在討論高盧諸部落時肯定了現有的統治權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場。對於那些試圖通過施舍和煽動革命而取得平民支持的野心家來說，他們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危險的。盡管讀者們會覺得這樣的評論具有諷刺意味，愷撒寫下它們的時候卻可能是相當真誠的：傳統上，羅馬在保衛帝國安全時一直試圖利用其同盟間的“既定秩序”。於是，《內戰記》就不能如此簡單地按照羅馬人的方式加以解讀了。然而，愷撒的士兵們依舊是英雄，愷撒也還在按照傳統價值觀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當他的尊嚴受到威脅，被從前的朋友拋棄的時候，他拿起武器保衛羅馬人民的自由，粉碎了一小撮權貴們的陰謀。

撒路斯特

C. 撒路斯提烏斯·克裏斯普斯(生於公元前86年)是一名愷撒的黨徒(大約在後者被謀殺的時候轉而創作曆史)；他在寫作風格方麵更富於創新性，並發展出了一種簡約的警句式寫法，這種寫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早期編年史家們(特別是加圖)運用簡練句式並精心選詞的傳統影響，但他在語言和語調上更富於變化。不幸的是，他的主要作品《曆史》(敘述公元前67年以前的共和晚期曆史)僅存殘篇，我們隻能主要依靠其專著《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來對他進行評判。在這兩部作品中，撒路斯特坦白承認，自己在著力對道德進行描繪；事實上，他暗示道，貴族亡靈麵具的重要意義在於激勵後人，這使我們想起羅馬葬禮對史學創作的影響。然而，與對美德的處理相似，他對惡行也給予同等的強調；並且他的敘述不僅局限於個人性格的描寫，也勾畫了整個社會各個群體的風貌。出於愛國熱忱，他對羅馬的赫赫戰功進行了充分描述；但與此相反，他也描繪了當時道德敗壞的局麵，在他看來，那是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出現的。最嚴重的是，貴族集團不僅由於貪欲和野心走向自我毀滅，還製造了對窮人的不公，或鼓勵他們也跟著一起腐化墮落。羅馬隻是靠著幾個領導人的卓越美德才得到了拯救。撒路斯特也集中描述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衝突，它始於共和早期、腐化開始之前的年代；但在羅馬對外進行生死攸關戰事的短暫和平共處期過後，這場鬥爭又在共和末年變得激烈起來。撒路斯特對平民的苦難表示同情(他本人曾擔任平民保民官，並在當時持平民派立場)。但當寫到共和晚期的時候，在一段受到修昔底德影響的文字裏，他聲稱要維護元老院既定統治秩序和代表平民權利的兩派都予以譴責，認為他們事實上追求的隻是自己的權力。對於撒路斯特而言，邪惡與衰落是跟美德和勝利同等重要的主題，而正是惡行才為他提供了刻畫人物性格的最佳時機，如喀提林和朱古達，以及塞普羅尼婭(Sempronia)和《喀提林陰謀》裏的有教養女子等次要人物。不過，他對衰落原因的分析相對膚淺。他隻簡短地提到了羅馬的政治組織與經濟。在撒路斯特筆下，羅馬衰落的基本原因在於它的繁榮和缺少外部敵人的環境：這些因素可以抑製某種天生的“原罪”，而隻有對外戰爭的苦難才能遏製那種罪孽。這一觀念並非撒路斯特首創，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的政治和史學。但撒路斯特以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方式轉述了這種思想。

李維

提圖斯·李維是第一個有作品保存至今(無論篇幅長短)的編年史作家；正是通過他和其史作中可辨認出的、來自先前作家的元素，我們才能夠對共和時期的編年史進行評價。此外，他的曆史也是共和時期的最後一部編年體巨著。李維於公元前59年生於帕塔維烏姆(Patavium，即帕多瓦)，從30歲開始了長達20年的史學寫作生涯，其間親身經曆了羅馬內戰及從共和國向君主政體的轉變。作為一個勤奮博學但並非在政治生涯和聰穎程度方麵出類拔萃的人，他幾乎完成了西塞羅的友人們期待西塞羅所能完成的目標——創作一部具有可讀性的羅馬史。他語言方麵的豐富性和對材料的組織方式正是西塞羅所希望看到的。他避免使用撒路斯特式的突兀風格，而是在豐富的詞匯和複雜的行文結構基礎上，發展出了一種明快、多樣的敘述手法。他對主題的處理辦法是保守的，這可能是編年史家們的傳統做法：李維在描寫戰爭時是愛國的；在談到政治時，他支持元老院的權威，反對保民官們的蠱惑人心。他雖然在敘及平民同貴族鬥爭的時候對他們表達了些許同情，卻對那些堅決反對向平民做出任何妥協或破壞傳統的貴族強硬派表現出了巨大的好感。他很可能在現已佚失的、記載共和國被顛覆的若幹卷中繼續堅持這種態度，並把這些人的失敗視為共和製度衰亡的一個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可能就是在烏提卡(Utica)自盡的加圖，此人反對愷撒，在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陰謀》裏已被描述成無私盡忠於共和國的人物形象。雖然李維是在政治製度瓦解和內部紛爭之後從事寫作的，他卻身處羅馬帝國勢力臻於極盛的時代。麵對著這種反差，目睹了繁榮局麵和道德淪喪(其典型例子是羅馬人的自相殘殺)的並存，李維同撒路斯特一樣，認為羅馬是被自己的成功壓倒了。

作為曆史細節的解釋者，李維缺少原創性，或至少在探究原因方麵乏善可陳。然而，作為解釋的替代品，他在描寫情感方麵表現出了鮮明的人道主義同情心，這在他創作的演說詞和行文敘述中都有所反映。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想象力。沒有人記載過維伊人在被羅馬人逐出自己的城市(它隨後被夷為平地)時的感受，無人提及羅馬士兵們受薩莫奈人強迫在軛門下穿過時的心境(這兩個事件都發生在公元前4世紀)。關於羅馬人聽說自己的軍隊在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梅諾湖戰役中敗給漢尼拔後的反應的記載很可能也多不到哪裏去。然而，這些卻是李維現存作品中一些最令人難忘的篇章。創作曆史的“悲劇”手法對他的影響顯然要大過波利比烏斯的“實用主義”方法。李維將他的曆史作品一直寫到公元前9年——因為它已成為無法超越的龐然大物，也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共和國已經成了一具死屍。

早期帝國

奧古斯都及其繼承者們的元首政體帶來了政治生活與文學風格的轉變。人民和元老院逐漸喪失了權力，無法在重大事務上做出具有效力的政治決定：政策已由元首及其近臣“暗箱操作”；官職的升遷最終要仰仗君王的恩寵。因此，政治保密工作使得當時人和日後的史學家們都對帝國機密一無所知；作為補償，謠言和懷疑開始大行其道，而宮廷氛圍也有利於陰謀詭計和誹謗中傷的出現。與此同時，西塞羅等人華麗的演說詞風格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撒路斯特式的精致、簡練風格；但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時期史學在用語方麵的變化，它變得非常適合進行諷刺和譴責。

一些按年代記錄了從共和製向君主製轉變的史家們仍是獨立於新政權的。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烏斯·科杜斯，其著作在提比略統治時期被燒，後來又於卡利古拉在位期間重新完成了一個經檢查後刪改了的版本。然而，總的來說，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學由於對當今元首的阿諛和對前任君王的誹謗而受到了損害。前一種傾向由於對元首發表正式頌詞(panegyrics)的習慣而變本加厲，這種頌詞包含在執政官的謝恩演說中，在奧古斯都時代成為定製(普林尼在公元100年發表的《頌詞》是現存最早的例子)。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勞狄烏斯之死和化身為神的《遊戲》(Ludus)，或稱《變瓜記》(Apocolocyntosis)，則是得到官方允許的誹謗作品的一個重要標本。同樣不利於史學家的情況是傳統題材的缺失。奧古斯都的時代終結後，大多數元首都不再嚐試進行新的大規模遠征；在國內，共和時期的大規模政治衝突也已不複存在。貴族之間鬥爭的焦點集中在對叛國罪的審判上，並且他們試圖通過獲取元首的寵幸或同僚們的尊敬而得到好處。元首製早期的重大變化——內外政的轉變，公民權和希臘-羅馬文化作用範圍的擴大，城市的發展——並非從前的史學家們感興趣的材料，也不能為他們提供抒發感傷情懷或製造轟動效應的機會。然而，羅馬最偉大的史學家正是在這個連他自己也認為十分狹窄、毫無光彩可言的領域進行寫作的。

塔西佗

C. 科爾涅利烏斯·塔西佗生於公元1世紀中葉，在弗拉維王朝(Flavian dynasty)時期進入元老階層，並擔任高級官職。他主要在元首圖拉真治下進行寫作；那是弗拉維王朝的最後一個元首、“暴君”圖密善被謀殺後出現的一個史無前例的安寧、繁榮的時代。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對嶽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禮頌詞。在這篇作品和兩部主要曆史著作——記載弗拉維王朝時期的《曆史》(公元69—96年)和記載公元14—68年的朱利安-克勞狄王朝的《編年史》——中，塔西佗提出了自己對善與惡的傳統看法。“這個時代並非極其缺乏美德，還是產生了若幹優秀的行為榜樣。”這些人與共和國編年史中的那些人物並不相同。“母親們陪伴著孩子踏上流放的旅程，妻子們追隨著自己的夫君……忠誠的奴隸甚至敢於同給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對。”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滿了縮微版的《阿格利可拉傳》——即為在當時製度下飛黃騰達的人和因叛國罪審判而身敗名裂的人所寫的悼詞。“讓我們對著名人物的聲望予以更多的關照，正如他們的葬儀有別於普通人那樣，這些人在對死者的記錄中也應得到特別的注意。”

他的目的不僅是通過展示善惡來進行道德教誨，還要進行實用性的指導。這一點可以說明他何以要關注陰謀和叛國罪的審判。他解釋道，在共和製度下，當權力時而屬於平民時而歸於元老院的時候，人們需要同時明白如何去駕馭群眾，以及如何去影響控製著元老院的貴族。同樣，在獨裁製度下，洞悉元首思維的運作方式也是有益的。塔西佗因在這方麵的成功而受到文藝複興時期的人物，如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的讚賞。盡管對被元首消滅的那些人物的記述不偏不倚，他卻把最高的敬意給予了那些像他本人和他嶽父阿格利可拉一樣幸存下來的人。“那些慣於欣賞叛逆行為的人應當意識到，偉大的人物是可以在壞君主統治下存在的；順從和謙卑姿態如能建立在充沛精力和紮實工作的基礎上，同樣會取得光榮，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榮耀隻能通過貌似悲壯和不合時宜的犧牲來實現。”他並不盲目崇拜朱利安-克勞狄王朝時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犧牲者，認為他們試圖通過自我炫耀和揮霍錢財來維持其地位，並將這些人同進入元老院的新人們的謙遜、節儉作風進行了對比。

作為記載羅馬帝國曆史的史家，塔西佗十分引人注意的一點是善於假托反對派之口，不僅譴責了羅馬統治的腐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羅馬演說家的慣用手法，因為他需要在勒索案中為羅馬的外省臣民辯護)，而且讚美了勇敢的獨立精神和對羅馬文明的抗拒。“如果你希望統治所有人，難道那就意味著大家都應當接受奴役嗎？”一位被俘的不列顛將領卡拉塔庫斯這樣問道。那種奴隸製的一個特征是“使罪惡合法化的花天酒地——柱廊、浴室和奢侈的宴席”。另一方麵，他也會將羅馬統治所帶來的和平、公正同部落紛爭造成的不安定局麵進行對比。然而，更發人深省的是，據說一位羅馬將領在拒絕一個日耳曼部落請求允許他們在羅馬領土上定居時說的話。“人必須服從強者：這些人求告的諸神已賜予羅馬人力量，讓他們決定給予什麽和取走什麽，羅馬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法官的存在。”

塔西佗哀歎說，他所能得到的軍事史料過於匱乏。然而，盡管他有能力對一場戰役進行激動人心、不失準確的敘述(像李維一樣，他在描寫當事人的情感方麵做得極其出色)，其寫作風格卻使他對細節的介紹極其模糊，令人惱火。不過，這種風格倒是相當適合記述帝國政治。其主要特點一是諷刺，用來對比公共生活的表象和權力的隱含實質；二是有意為之的模棱兩可。塔西佗以此作為樂事放在了刪節版的附記中。他還掌握了一種複雜的技巧，可以借此給出供讀者選擇的解釋——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據說是他人的——這樣的做法非但沒有澄清描寫行為的動機，反而增加了其不確定性。他的點睛之筆是對提比略的描寫。他掌握的材料指出，盡管這位元首才華橫溢，關心帝國的福祉；但他在生命結束時，統治權已搖搖欲墜，他本人也遭到人民的憎惡。塔西佗利用提比略廣為人知的偽善性格作為這個謎題的答案，把他的一生看成巧言令色的外衣逐漸被剝去、可怕邪惡的自我日益暴露的過程。提比略被描寫成一個絕頂聰明，但因早年經曆和統治欲而發生性格扭曲的人物。奎恰迪尼寫道：“科爾涅利烏斯·塔西佗很好地教育了生活在暴君統治下的人們，告訴他們應如何生活，如何謹慎地處理事務，正如他同樣出色地告訴暴君們如何建立暴政一樣。”

塔西佗雖然在一個被普遍認為生活幸福的時代從事寫作，他對曆史的態度卻是悲觀的。共和國的滅亡不可避免；提比略治下的悲慘狀況被歸咎為神明的震怒。塔西佗似乎的確懷疑人類自由意誌的存在，這種看法可能使他放棄了向世人提出建議的企圖。元首的友誼或敵視究竟是取決於前定和命運，還是基於某種利益考慮而采取的策略？對於塔西佗而言，世界要麽是一個完全靠機緣左右、不受神意幹預的王國，要麽就是由命運決定的——無論這種命運是斯多葛派所相信的那種理性因果鏈，還是行星的運轉軌跡。塔西佗雖然並不總是讚賞個別占星術士，但他跟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包括弗拉維王朝的諸位元首)，對於這門學問本身充滿敬意。至於羅馬的舊神祇，塔西佗很少提及跟它們相關的宗教儀式，而他對預兆的解釋則是模棱兩可的。降臨到羅馬民族頭上的災禍可以證明，諸神並不保佑他們的安寧，隻關心對他們進行懲罰。在公元69年發生了“生出怪物的事件，產生了大量別的征兆，諸如此類的怪事在幾百年前的和平歲月裏也有人記錄，但現在隻在人們害怕的時候才被提起”。我們很難從塔西佗的著作中演繹出前後一致的宗教觀或哲學觀。不過這無礙於他的道德目的。命運可以解釋人類的行為，但並非它們的借口。

蘇維托尼烏斯

塔西佗的功績在於，他應用傳統原則去書寫早期元首製時代的曆史，並創造了一種反映時代特色的史學著述風格。在兩個多世紀裏，沒有一個用拉丁語進行寫作的人嚐試過同他一較高下。在他有生之年，流行的文學體裁已由史學變為傳記；在後者中，心理和人際關係會受到特別的重視，這些題材也正是塔西佗所關注的。此外，從羅馬上層階級的視角看，諸元首的生活已成為曆史的主線。史家們應當創作介紹他們的功業，特別是其參與戰事的專著。更加全麵的傳記則應該在描述他們的政治生涯之外，補充他們私生活的有趣細節和對他們性格的判斷，以便使作品顯得豐富多彩。據我們所知，塔西佗的同代人，更為年輕的C. 蘇維托尼烏斯·特蘭奎魯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用文學體裁創作的最為成功的作家，當然，在他身後還有其他一些作者。特蘭奎魯斯的著作構成了成書於帝國晚期的《奧古斯都後諸愷撒傳》(Historia Augusta)的基礎；後者是一套諸元首傳記的匯編，但作者和可靠程度都存在很大爭議。

蘇維托尼烏斯作品的核心是由羅馬墓誌銘、葬禮演說詞等原始材料構成的——包括對元首的公開記載、他在國內外的業績，以及通過這些事跡所展現的道德品質。與政治生涯相對應的是私人生活。在小普林尼時代，元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已成為頌詞的描寫主題。但在這個領域裏，可供史家進行貶損的空間更為寬闊。誠然，元首會因軍事失敗、揮霍公款、殘酷地對待其他上層階級成員(總的來說，蘇維托尼烏斯並未對他記錄的行政改革進行評價)而遭到批評。然而，這些公共生活中的錯誤很容易被視為元首個人品質缺陷所導致的結果——他的罪惡會在家中，特別是餐廳和臥室裏暴露出來。因此，我們在蘇維托尼烏斯的作品中看到，政治業績的羅列與對元首私生活的揭露性描述同時出現，並且二者都由大量趣聞軼事加以點綴。盡管上述兩種元素事實上很少能毫無矛盾地結合在一起，這種寫法卻往往能夠有效地——盡管未必是準確地——刻畫人物性格。

堪與蘇維托尼烏斯媲美的是與塔西佗同時代的希臘作家，喀羅尼亞(Chaeronea)人普魯塔克，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的大部分傳記都采取平行列傳的方式，將一個著名希臘人和一個共和時期的著名羅馬人進行比較。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進行性格刻畫(普魯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繪畫)，在作品中弱化了傳主一些小的不檢點之處，但並沒有完全忽略它們，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讓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線上。為了完成這一目標，普魯塔克沒有簡單地按照從生到死的順序敘述傳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場合下添加了對他們行為的總體說明——主要是在這樣的場合，他會像蘇維托尼烏斯一樣引入對趣聞軼事的敘述。作者按照從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哲學中衍生出來的倫理學概念，描寫和比較了這些人物。人應當勇敢，但不能輕率；應該謙遜，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節製地、謹慎地使用財富；他們應當控製下屬的衝動情緒，自己也不能被衝動壓倒。這些傳記試圖表明，偉大人物的成敗得失都取決於他們是否遵守這些訓誡。與此相比，羅馬人的傳記在倫理方麵相對粗糙。羅馬史學家們的價值觀主要不是基於針對優秀人物的觀點，而在於對羅馬勝利的看法，他們以對羅馬的貢獻作為一個狹窄的基礎，在此之上形成對個人品質的判斷。

羅馬史學的發展何以到了塔西佗之後就枯竭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下一部記述羅馬的巨著是由希臘裔的羅馬元老——比提尼亞的卡西烏斯·狄奧用希臘語寫成的。這是一部一直敘述到作者寫作年代(公元3世紀初)的羅馬通史，它試圖在解釋和政治概括方麵效法修昔底德的作品。與此相反，盡管擁有波利比烏斯這個傑出榜樣，羅馬人對自身政治史的解釋很少能夠超越對政治術語進行簡單化理解的層麵。因此，在李維或塔西佗用富於文采的筆觸記載了這一時期的事件之後，人們就找不到重新敘述這段曆史的理由了。由於帝國和元首製政體業已得到鞏固，並且看似不大可能再發生什麽變化，元首們的傳記就很容易變成一個已被講完了的好故事的狗尾續貂之作。後來，到了4世紀，來自安條克的敘利亞人阿米亞努斯·馬塞裏努斯想要從頭再來，用拉丁語記載從塔西佗作品結束的地方直到他自己生活年代的曆史。他在這段曆史裏可以找到常用的材料——戰爭、地理學和民族誌介紹、審判、羅馬和其他城市的騷亂，更重要的是關於道德的插曲。然而，他的敘述雖然鮮活感人，卻幾乎沒有解釋公元4世紀的危機和社會發生的變化。這或許是羅馬上層階級放棄按照傳統方式書寫曆史的一個原因。他們在舊有的框架下已經找不到可寫的新東西了。

第十章 羅馬曆史學家

第十章羅馬曆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