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奧古斯都時代的詩歌與社會2

但他並未放棄詩歌，甚至沒有放棄卡利馬庫斯式的詩歌。在《年表》之後誕生的是《變形記》，奧維德以六音步寫成的十五卷偉大詩作。他從神話中收集了數十個動人故事，這些故事都以其中的人物變形為動物、植物和其他形象而告終。這些故事被用天才的過渡手法串聯起來，其過程令人眼花繚亂。全詩的開頭部分看起來還是有次序的〔從創世到朱庇特懲罰罪孽深重的人類，再到丟卡利昂(Deucalion)和皮拉(Pyrrha)〕，但我們很快發現自己被引到達芙妮(Daphne)、伊奧(Io)、菲特昂(Phaethon)等人物的故事中去了——一直到第十五卷中尤利烏斯′愷撒化身為神的故事。

這首詩的性質是什麽？通過開篇處謹慎的措辭，奧維德令人吃驚地宣稱，這是卡利馬庫斯努力回避的作品：一部傳統史詩。因此，我們預料會讀到一部史詩，其情節是嚴肅的，它客觀地記載了一個統一的行動，隨後記述行動的後果；從而構成一部道德教諭詩歌。但我們很快發現，《變形記》並非這種類型的作品。作者的宣稱隻是一個騙局。詩中的行動既不單一，也不嚴肅，而是運用天才的、富於技巧的手法將各式各樣的故事聯結起來，並以主觀的方式——奧維德式的機智、詼諧和怪誕風格——加以敘述。作者也沒有交代這些行動的後果，它們都以怪異的變形告終。這部長詩是披著史詩外衣的、輝煌的、超道德的和卡利馬庫斯式的故事集，是對傳統史詩體裁的叛逆。

奧維德一如既往地反叛。他在此特別冒犯了維吉爾的體裁——以及維吉爾選用的材料——《埃涅阿斯紀》中的材料受到了多種方式的粗暴對待。這是另一個如日中天的、危險的攻擊對象。詩中同樣有對奧古斯都家族的不敬之處，盡管也有公開的、無法讓人信服的恭維。奧古斯都在一處被比作朱庇特，在隔了幾百行的地方又被說成好色之徒。描寫尤利烏斯·愷撒變形的一段也沒有抬高他的意思。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對生命的冒犯：它隻是消遣性的、與道德無關的文學材料。

人們極容易過於消極地評價奧維德：我們說過，他喜歡惡搞、不敬、不嚴肅；不擁護奧古斯都，不在意道德，甚至不道德，隻是善於文辭或才華橫溢而已。這種看法可以且也應該用另一種方式加以表述。奧維德是風趣的。他的不道德是為了幽默；他的惡搞隻是自嘲，而非嘲弄被惡搞的原作。奧維德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詩人：奧維德尊敬的是技巧，是藝術；而對於構建自在自為的藝術成就而言，超道德性是不可或缺的。他不擁護奧古斯都嗎？從某種意義上說，奧維德是出類拔萃的奧古斯都時代詩人，在第二階段尤其如此。奧古斯都的活動和立法是為了遏製一種潮流，挑戰一種盛極一時的精神。奧維德代表了這種精神：愛好享樂、老於世故、憤世嫉俗(我們不得不承認最後一點)。賀拉斯比奧維德年長22歲，屬於另一代人，他可以對奧維德隻字不提。但奧維德的同代人沒有那樣做，卻將他奉為圭臬。對他們而言，他是真正的奧古斯都時代的詩人。

延伸閱讀：

洛布古典叢書提供了本章所討論的全部詩人們的文本和對照譯文。下麵列出的譯本也值得推薦：Niall Rudd, Horace, Satires and Epistles（修訂版1979）; W.G. Shepherd, Horace’s Odes and Epodes（1983）; Guy Lee, Tibullus : Elegies（2nd edn. 1982）和Ovid’s Amores（2nd edn. 1968）；Rolfe Humphries, Ovid, The Art of Love（1957）和The Metamorphoses（1955）。

對於全麵理解賀拉斯而言，不可或缺的材料是E. Fraenkel的Horace（Oxford, 1957），但David West的Reading Horace（Edinburgh, 1967）或許是最好的入門讀物；相當有用的專著還有Margaret Hubbard的Propertius（London, 1974）和L.P. Wilkinson的Ovid Recalled（Cambridge, 1955），其精編版為Ovid Surveyed（Cambridge, 1962）。關於提布盧斯，我們目前還缺少篇幅精當的導讀性作品；已出版的專著有Francis Cairn的Tibullus（Cambridge, 1979）和David F. Bright的Haec Mihi Fingebam, Tibullus in his World（Leiden, 1978），但兩部作品的視角都十分獨特；因此最好的出發點還是Guy Lee譯本中的導言。

下麵這些作品是從相對宏觀的角度研究這一時期及其孕育的詩歌（或某一方麵）的：R.O.A.M Lyne, The Latin Love Poets from Catullus to Horace（Oxford, 1980）; K. Quinn, Latin Explorations（2nd edn. London, 1969）; L.P. Wilkinson, Golden Latin Artistry（Cambridge, 1963）; G. Williams, Tradition and Originality in Roman Poetry（Oxford, 1968），其精編版為The Nature of Roman Poetry（Oxford, 1970）。C.O. Brink的Horace on Poetry, vol. iii（Cambridge, 1982），523頁以下對這一時期進行了高屋建瓴的概述；而Jasper Griffin的Latin Poetry and Roman Life（London, 1985）則對該時期的社會背景做了至關重要的說明。

[1]即現在公曆8月，為紀念奧古斯都而命名。——譯注

[2]指奧古斯都去世，故有此說。——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