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執政的藝術2

古埃及書吏的藝術形象是個盤腿而坐的人，書寫工具擺在膝上，隨時準備著接到命令就行動。而古典時代的書吏也同樣一直處於活動之中：他們是職員而非官員。我們永不會發現任何古代的辦公樓或者書桌。說起來令人驚訝，當古代行政管理部門需要一個隱喻性的名稱時，被選中的不是笨重的家具，而是書吏的便攜式手提袋(scrinium)。行政管理是圍繞人運轉的，而非圍繞地點或者建築，也不是圍繞文檔，盡管有那些堆積如山的紙草。

文檔被存放於檔案室中，經過考古挖掘部分檔案室已重見天日。然而，紙張可能保存下來，文件櫃、索引卡片、參考編號以及注冊表格等卻不可能。羅馬人匯集文檔的方法是把它們按時間順序或者按字母順序粘貼在一起，其中按字母順序的方法雖然很方便，但絕非慣常的方法。他們偶爾會利用抄本(codex)[23]以書籍形式介紹文檔，但對於需要經常參考的真正重要文檔而言，較好的選擇是建立文檔保管處，羅馬人對此卻並不知曉。紙草文檔存放在檔案室中，但眾所周知，多數情況下紙草的保存狀況並不好。那為什麽不在乎這些呢？因為在檔案室的形成過程中，對庫存文檔的檢索並非特別重要的考量。在檢查某一特別稅的收取或者執行某決定的過程中，稅收攤派通知、來自指揮官的信函、繳稅收據、出生登記等隻會用到一次。有可能會有第二次使用文檔的要求，但多半隻是全部文檔中的一小部分會被再度瀏覽。對一件文檔的查看可謂相當嚴肅的事情。比如一位向哈德良請願的人(在銘文中)稱：“為此，虔誠而仁慈的愷撒命令：如你父親所願，交給我一份你的記錄(commentarii)抄件。”行政管理過程是一種恩惠、一種特權、一種奇跡，這就是為什麽在此類隻記錄碑銘買主引以為傲事物的文檔中，這些對我們而言相當無聊的細節會被全文照錄。因此，這篇(銘文)實際上保存下了哈德良下達給自己秘書的命令：“斯塔西穆斯(Stasimus)，達佩尼斯(Dapenis)，請發布記錄文件中的決定或者意見(edite ex forma)。”認證是個大問題，該問題從未完全解決，不過這也有助於防止過度依賴文檔的權威性。帶有皇帝私章的戒指，即“印戒”(sardonychus)一詞，成了“宮廷內府部門”的稱謂(參見例, ILS 1677)，不過常常有傳聞稱皇帝印戒已落入未經授權的官宦手中。皇帝會利用法典，但大多為很簡單的法典。濫用公職係統的主要原因在於，沒有一種可靠的方法確保僅僅是數量有限的人擁有官方特許，有權要求款待和服務。文件分發是另一個大問題。雖然具有通訊的效率，但係統交換文檔信息的困難程度對於我們來說，是極難想象的。圖拉真皇帝在一封寫給普林尼的信函中做出了一些有關行政管理的重要指示，但這些信息在臨近的亞細亞[24]都不為人知，更遑論下日耳曼尼亞(Germania Inferior)地區了。這大概也是普林尼的後人公開其信件的真實原因之一。這樣的困難無疑會成為建立單一帝國行政係統的嚴重阻礙。

文檔一旦被收存，就基本上沒有了用處。政府的行動不可能以如此不可靠的基礎來支撐。存檔是連續和穩定的象征，但並不是為了經常使用。公元192年羅馬的大火災難可謂對這一真相的極好詮釋，帕拉丁山(Palatine)上的中央皇家檔案館在火災中被徹底焚毀。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羅馬政府的活動因此受到什麽幹擾，然而這一事故卻被視為羅馬權威即將衰減的標誌，畢竟這些文檔乃羅馬權威的體現。這種沒落先兆的顯現，時間上與《路加福音》開頭將戶籍登記和羅馬的普遍統治關聯在一起相距並不算太遙遠。

另一場著名的大火並不是事故，它發生於公元69年的內戰期間，大火毀掉了卡皮托林山上的3000塊刻字板。但此事的善後卻跟前述192年的大火形成鮮明對比：韋帕薌皇帝下令，隻要能發現被毀文檔的其他版本，則務必將其重新刻寫保存。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國家的文檔還包括石頭、青銅和木材上的文字，而且在執政的藝術中，這些文字的重要性恐怕勝過那些堆積在塵封檔案室中的文檔。古代世界擁有其獨特的碑銘文化，若不如此，則我們對古代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對其製度的看法，將會是另一番模樣。若論勒石記錄官方文本的熱情程度，希臘古典時代的雅典曾是一個例外。在整個希臘化時代，這樣的重要政府活動成為普遍做法，其影響所及的羅馬也順理成章接受了這種做法。鐫刻於石頭上的決議顯得更具有永久性，何況它們的旁邊就銘刻著其他深受敬重與歡迎的法規。加之它們所矗立之地充滿了宗教、政治或者情感色彩，這些都使銘刻的記錄決議得到了無盡的彰顯。這裏僅舉一例：給予退役輔助軍戰士的公民權所包含的特權多達數百條，它們首先被釘在“羅馬人民對友人之善意”聖殿中，這裏是羅馬的心髒，位於高高的卡皮托區(Capitol)，[25]此舉有力地展現了羅馬與其忠心臣屬之間的關係。有關特權或者榮譽，甚至有關曆史或者哲學的文字都可以成為自豪炫耀的資本，即便對那些讀不懂它們的人也同樣有效。這裏所說關於哲學的文字雖然少見，但我們知道至少有一個實例。有零星證據能證明這些銘文是公眾的信息之源，比如據稱有僭主玩弄詭計，將殘暴的法律懸掛在民眾無法看清楚之處。後麵的事實頗有啟發性：有時頒布的羅馬法律會附帶條款，規定法律文本必須定期被大聲朗讀。我們於是可以同樣設想這樣一個時刻：傳令官、使臣或者行政官員總是先向城市宣讀皇帝的信函，如此場景自有其效能，銘刻信函是城市表達感激之情與愛戴之心的一種象征，也表明這種措施的永久性質。

將一份文檔保存於檔案室與此並無太大區別。存放這些記錄的地點可能是有名的神廟，比如在羅馬，死亡登記就保存在喪葬女神的園林中。羅馬城的主檔案館高居於廣場之上，為卡皮托林聖山上輝煌壯麗建築群的組成部分。我們在一座意大利城鎮發現了一篇碑銘，其文本將不易保存的文檔與公共銘文之間的密切聯係以及保存文字的目的表達得淋漓盡致。該文本有頁數，每一節還帶有標題。整個文本是城市議事會記錄的一部分，內容涉及當時表達尊崇的議題。實際上，作為儀典的一部分，會議記錄本身有些脫離實際，而且這是有意為之的。似乎在每年奧古斯都生日的官方活動上，會正式發布一份新名冊。保存此類記錄基本上跟未來的實用性無關。

如果我們需要如此理解古代社會的記錄保存活動，那麽下麵的結論就開始變得清晰了，即在古代世界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官僚製度，也沒有“行政藝術”這回事，我們對此不應感到驚奇。政府活動所涉及的事情無須專門培訓。例如，速記員這一行業確實得到了發展，但了解以下事實更具啟發性：在羅馬，速記員與兩位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相關聯，即西塞羅的秘書提羅(Tiro)與賀拉斯的庇護人梅塞納斯(Maecenas)。而更重要的是，盡管有如此之多有關計算與稅收的紙草，古代世界卻沒有係統的計數知識，也沒有算術概念。由於受製於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計數係統，簿記方式一直十分原始。考慮到古代窮人的生活所需微乎其微，紙草與碑銘上的計算準確度卻還如此之低，著實令人驚訝。一名行政管理者所必需的素質除了忠心與正直之外，還有“文學”(litterae)，這是古代文化教育的全部內涵。小普林尼(Ep. 1. 10. 9)的事跡可謂這一論題的最佳說明。擔任羅馬金庫長官時，他必須花時間處理最為平凡的常規行政事務，他的工作“極端缺乏文化氣息”——但他依然用“文學”這個字眼對之進行描述。

行政管理即是“文學”，這種觀點是一種新的觀察視角，使我們最終能夠對羅馬的行政管理具有更為積極的理解。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沒有注意到奧登想象中的無聊職員的“粉紅色公文紙”，這有點可悲。前麵已經強調過，古代政府關注戰爭、司法以及私人財產的管理。這種意識之所以一直流行，原因在於古代文明中一向最為顯著的要素——貴族文學教育。自荷馬以來，民眾的領袖、正義的法官，還有公正的主人就是理想的典範。照希羅多德的說法，米底人(Median)以及後來波斯人的王權的起源很簡單，那就是迪奧塞斯(Deioces)[26]的判案能力對於維護社會公正至關重要。執政的藝術跟古代精英們自身所關注的其他“技巧”(technai)與“藝術”(artes)並沒有區別。首先是修辭學，這門技藝統攝了我們所知的這兩個明顯不同的門類。辯才是古代行政管理者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之一。羅馬皇帝本人總是以書信或演講等文學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見解，並把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傾聽類似的古代文學化的作品當中。羅馬政府的各類公告所表達的概括與原則並非一種連貫的思想，也算不上關於帝國政策的啟示，它們隻是些有關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的老生常談——以一種文學作文的形式適當地表現出來。想參與此類作文活動殊非易事。事實上，在正規的智識要求方麵，羅馬行政管理精英們與中國的體製所要求的沒有多大的區別。

負責公共服務的建築師維特魯維烏斯(Vitruvius)撰文表達了對父母的感激之情，感謝他們提供常規的哲學與技術/藝術教育，從而使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斐羅斯特拉圖斯(Philostratus)譏笑一名不太走運的皇家被釋奴，認為此人失敗的原因在於文學造詣不足：“克勒爾，一位技術型的書本作家，合格的皇帝秘書，但尚欠優雅。”文化是社會成功的標誌，也往往是社會成功的階梯，對奴隸和被釋奴而言如此，對騎士和元老亦複如此。高層長官們固然沉溺於文化愛好，但在羅馬行政管理的任何階層，我們沒有發現施行某種“真正”行政管理活動的官員。

羅馬將帝國之內的精英們納入自己的政府，首先是希臘的知識精英。前麵已強調過此舉的重要性。如果操希臘語者與講拉丁語者不是在事實上已共享一種文化遺產，則此舉也將付之闕如。因此，古代世界政府最為複雜的時期亦是我們稱之為“第二智者學派”(the Second Sophistic)的文化高度繁榮之時，這一現象絕非偶然。支撐古代政府的貴族理想同樣也要求統治者一方支付巨額費用。吉本[27]對安東尼王朝黃金時代的羅馬世界有著著名的描寫，其他人也有很多相似的描述，內容便源自這裏。克勞狄烏斯的被釋奴帕拉斯(Pallas)的巨大陵墓、規模浩大的軍事工程哈德良之牆(Hadrian’s Wall)[28]、皇帝在羅馬以及城市上層人物在數以百計帝國城市中興建的眾多宏偉建築，所有這些都屬於帝國本身賴以維持的偉大“藝術”。控製著古代世界資源的人之中，有著捐助、競爭與聲望等方麵的互動關係，這一現象貫穿了整個古代史，從古風時代的希臘城市貴族到羅馬的皇帝們，概莫能外。這些互動關係囊括了古代文化活動的全部範圍，從建築與實用性房屋到各種讚助和庇護活動，讚助與庇護的對象除了文學、音樂與繪畫，還有馬戲團與競技場的各種娛樂活動，其他還有幾乎包含了全套此類表現形式的宗教節慶活動。古代社會這極具特色的一麵產生了一種精英與城市民眾間獨一無二的聯係紐帶，這種紐帶將希臘世界與羅馬世界穩定而持久地聯係在一起。

然而，不幸的是，古代文化從未消除自身的不穩定伴生物——戰爭。最終，黷武的一麵成為主導。發展到了某個階段，書吏、主教、地方總督甚至皇帝都無一例外地成了戰士。至此，古代世界的終結便近在眼前了。因此，羅馬統治的首度嚴重危機時期正是公元3世紀的“文化荒漠”時期，這同樣絕非偶然。當然，如果說這兩者一個是原因，一個是結果，又過於草率了。

延伸閱讀：

基本讀物是F. Millar的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 1977），它不僅涉及元首扮演的角色，也介紹了羅馬行政的諸多方麵。關於城邦體製，M.I. Finley的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83）富於啟發性且十分有趣，但它對羅馬城本身的介紹並不可靠；關於公民權問題，A.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Ocford, 1973）仍是基本讀物。關於希臘世界，見A.H.M. Jones的The Greek City（Oxford, 1940）；關於意大利則請參見W. Eck的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Munich, 1979）。在論城鎮地位方麵，F. Abbott and A.C. Johnson的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Princeton, 1926）仍然非常有用。關於行省和行省管轄權（imperium）的定義，見A. Lintott的Greece & Rome 28（1981），53f.。關於行省總督法令，見G. Burton, JRS 65（1975），第926頁。關於論述帝國運作模式、補充本書的材料可在P. Garnsey和R.P. Saller的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 1987）的第二章“無官僚主義特征的行政管理”中查閱。

在軍事方麵，R. MacMullen的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Harvard, 1963）十分重要；還可參見L. Keppie的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London, 1984）和J.B. Campbell的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Oxford, 1984）；關於元首的軍事決策，見F. Milar的Britannia 13（1982），1f.。關於貿易管理（praefecti fabrum），見B. Dobson的Britain and Rome（B. Dobson and M.G. Jarrett編, Kendal, 1966），61f.。關於非職業將領，見J.B. Campbell, JRS 65（1975），11f.。

關於公有奴隸，見L.Halkin的Les ésclaves publics chez lesromains（Liége, 1897）；關於仆役（apparitores），見N. Purcell的PBSR 51（1983），125f.。關於皇室家庭，見A.M. Duff的Freedmen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Oxford, 1926）及P.R.C. Weaver的Familia Caesaris（Cambridge, 1972）。關於帝國市政服務的引述見P.A. Brunt, JRS 65（1975），124f., 該文提出了羅馬治下埃及的行政官員們並無專門任職資格的假說。關於騎士階層中的法官，H.G. Pfaum在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Paris, 1972）一書中展示了其裏程碑式研究的成果。關於官職升遷的原因，見R.P. Saller的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Cambridge, 1982），第2—3章，該書有力地反駁了升遷主要依靠業績的看法。關於官職以外的社會地位〔理解愷撒家族（familia Caesaris）的關鍵〕，見G. Burton, JRS 67（1977），162f.。關於信差的史料引用見Weaver, cit.。

關於法律，見J. Crook的Law and Life of Rome（London, 1967）及A.N. Sherwin-White的Roman Society and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Oxford, 1963）。對帝國財政的詳細研究見P.A. Brunt, JRS 71（1981），161f.。關於豬的看法引自N. de Lange的Jewish Attitudes to the Roman Empire，載於P. Garnsey and C. Whittaker編輯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78），255頁。關於古代行省臣民的悲慘生活狀況見R. MacMullen的Roman Social Relations（Yale, 1974）。關於賞賜和依附關係，見P. Veyne的Bread and Games [29]（Le Pain et le cirque（Paris, 1976）的英文版）。

關於羅馬治下的埃及，A.K. Bowman的Egypt after the Pharaohs（London, 1986）是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關於檔案和官方記錄，見E. Posner的Archivew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Mass., 1972）。關於羅馬帝國時期社會精英階層的形成，見G.E.M.de Ste. Croix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 1981），他（在書中第503頁）把帝國統治者們的行為同吸血蝙蝠的相提並論。

[1]即塞維魯(Severan)王朝。——譯注

[2]此話不確，中間有一年多(公元217—218)的馬克裏努斯(Macrinus)當政時期。——譯注

[3]在位時間為公元69—79年。——譯注

[4]在位時間為公元81—96年。——譯注

[5]意指舊貴族基本被殺絕，意大利城市的自治權也基本被取消。——譯注

[6]在位時間為公元138—161年。

[7]在位時間為公元180—193年。

[8]即馬可·奧勒留。——譯注

[9]通行和合本《聖經》的譯文：“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Luke 2:1)——譯注

[10]本書講述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倫娜(即後來發現“真十字架”的聖海倫娜)皈依基督教的曆程。用在這裏似乎時間上略有錯位。——譯注

[11]白廳(Whitehall)是倫敦中部的一條重要街道，連接議會大廈和唐寧街，附近是國防部、外交部、內政部、海軍部等一些英國政府機關。因此人們用“白廳”作為英國行政部門的代稱。——譯注

[12]唯一歸元老院行省總督控製的軍團是阿非利加省的第三奧古斯塔(III Augusta)軍團。——譯注

[13]指總督為前任執政官的行省。後麵的“前大法官總督”的含義與此類似，指卸任大法官出任的行省總督。一般情況下如無特別強調，“前執政官”與“前大法官”都直接譯為“總督”。——譯注

[14]活動於公元前2世紀中後期。——譯注

[15]羅馬皇帝，在位時間為公元284—305年。後文(第17章)稱在位時間為公元284—306年。——譯注

[16]“統治權”(imperium)原意為最高權力、軍事指揮權，其擁有者為羅馬共和時期的“統帥”(imperator)或獨裁官。“統帥”一詞後來演變為“皇帝”一詞，由此“統治權”也成了“帝國”(empire)的詞源。——譯注

[17]這裏顯然是反駁吉本以來某些學者的傳統說法。他們認為在羅馬帝國的盛世時期，一個人可以從帝國腹地走到北部邊境，一路上遇不到一個士兵。——譯注

[18]奧古斯都之妻。——譯注

[19]奧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維婭(Octavia)與安東尼之女，奧古斯都的繼子德魯蘇斯之妻，日耳曼尼庫斯(Germanicus)之母。——譯注

[20]指奴隸與被釋奴。——譯注

[21]猶太人認為哺乳動物中隻有反芻並有分蹄者(例如牛羊)才是潔淨可食的，豬是不潔的。——譯注

[22]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作者。——譯注

[23]這裏指類似於現代書籍的翻頁式文本，區別於傳統的卷軸式(scroll)文本。——譯注

[24]指小亞細亞地區，靠近普林尼擔任總督的比提尼亞(Bithynia)省。——譯注

[25]即卡皮托林山，羅馬起源地七丘的主丘，上有羅馬主神廟宇。——譯注

[26]希羅多德筆下的米底首任國王，因為斷案公正無私而被米底人擁立為王。——譯注

[27]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n,1737─1794)，英國著名曆史學家，《羅馬帝國衰亡史》是其代表作。——譯注

[28]亦有“哈德良長城”之譯。——譯注

[29] 該著作英文版實際為Bread and Circuses, 1990年，Viking Adult。——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