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變色龍人格

有沒有一種人格適合天才？從表麵上看來，這似乎不可能。即使我們把範圍縮小至同一時期、同一領域的天才，最顯著的也是他們人格上的不同點。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藝術界有：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莎士比亞和克裏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莫紮特和約瑟夫·海頓、凡·高和高更、T. S. 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科學界有：牛頓和埃德蒙·哈雷、達爾文和赫胥黎、居裏夫人和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愛因斯坦和玻爾、弗朗西斯·克裏克和詹姆斯·沃森。

羅伯特·韋斯伯格謹慎地評論道：

擁有創造力的人形形色色，種種人格可能還不足以涵蓋到各個方麵。換句話說，也許不是每個擁有創造力的人都能分配到一個獨特的人格。然而，我們至少有理由相信，創造型人格有許多種，並且有一點可能是正確的：藝術、科學兩界中，即使是那些從事同一分支領域的人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的工作，這意味著他們的人格可能是不同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關於人格的科學研究作為心理學的分支之一，始終沒能實現長足發展。大約一個世紀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和精神分析等概念為基礎，發起了人格研究。但那時，精神分析究竟能不能算一門科學，連弗洛伊德自己都起了疑心。“外傾”和“內傾”這一對概念，早在1921年就由卡爾·榮格（Carl Jung）提出，仍是當下人格研究的基礎。然而在20世紀，當評估智力水平的智商測試獲得了一致認可時，人格評估領域仍眾聲喧嘩，沒有任何特別的進展。

不過，從事人格研究的心理學家人數眾多，相關的理論和方法數不勝數。例如，艾森克從20世紀50年代起主張將人格分析建立在外傾性、神經質和精神質三個維度上。在這段令人困惑的時間內，丹尼爾·內特爾（Daniel Nettle）在《人格》（Personality）一書中寫道：“一位心理學家可能在獎賞依賴、躲避傷害這兩項上給你加分，另一位則可能認為你是思維型、情感型、感覺型或直覺型中的一種。”如果人格心理學要成為一門學科，而不是和大眾雜誌上的娛樂向性格問卷混同，那麽研究人員必須要能確定，一個人在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交場合的流轉中，確實具有曆時長久、幾年甚至幾十年不變的穩定人格。如果事實果真如此，評估和定性又需要用哪些維度呢？心理學家如何判斷人格的穩定性，又怎樣才能找出其中與創造力相關的維度呢？

最近這些問題的答案有了眉目。因此，雖然超凡創造者的人格依舊充滿爭議，但領域內至少對普通人的人格多了一些共識。

首先，“人格五因素模型”似乎能與針對個人和團體的種種研究結果相匹配。內特爾稱，這個模型是“史上最全麵、最可靠、最有用的人格分析框架”。目前，人格的測試與因素分析主要以五個維度為標準，分別是外傾性、神經質、認真性、宜人性和經驗開放性這五種特質（這是內特爾的分類，與其他心理學家使用的相差不大）。內特爾稱，外傾性高分者是“愛社交、熱情的”，而低分者是“冷漠、喜靜的”。神經質高分者“容易緊張、煩惱”，低分者“情緒穩定”。認真性高分者“有條理、能自製”，低分者“心血**、粗心大意”。宜人性高分者“值得信任、有同理心”，低分者“拒不合作、懷有敵意”。最後，經驗開放性應是與創造力相關性最高的一項，高分者“有創造力、富於想象、精靈古怪”，低分者“務實、傳統”。研究發現，不管是過十年再測，還是過一周再測，普通人的五因素分數都保持不變。

其次，達成共識的其他原因來自神經科學、基因學和進化心理學。腦成像掃描於20世紀90年代問世，檢測腦部結構和運作狀況的差異成為可能，其結果也許能夠反映在五因素模型中的不同維度上。換句話說，當人格測試顯示“X的外傾性得分高”，那麽此人的腦部掃描必須提供相關的生理論據，這個論據可能在中腦的多巴胺獎賞機製中，盡管其位置還沒能完全確定下來。接著，2001年完成的人類基因組序列圖譜也提供了證據。個人基因變體對人格起著部分決定作用。舉例來說，人類通過遺傳獲得血清素轉運基因，其正常形式是一長一短或兩長，而一項長時間以新西蘭成人為對象的研究顯示，具有嚴重抑鬱傾向的人，也就是說神經質高分者，他們的血清素轉運基因形式是兩短。最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進化心理學也開始為人格分析添柴加薪。為什麽自然選擇造就了人類的種種人格特質？依照進化論，神經質高分者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在人類曆史早期，神經質者在預測危險方麵具有相對優勢（如被大型捕食者攻擊），盡管他們備感焦慮，還有抑鬱的風險。經驗開放性高分者想必是善於適應新環境，在應對陌生的問題時，能找到全新的、具有創新性的解決方法，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容易產生怪異的想法，患上精神病（就像《美麗心靈》中的約翰·納什）。

不幸的是，對任何一種假定的“創造型人格”而言，經驗開放性的研究都遠沒有達到理想水平。內特爾認為經驗開放性“神秘莫測，難以厘清”，並承認其他心理學家為其貼上“文化修養”“思維能力”等標簽，給出的定義多少有些差異。此外，要判定人格特質和創造表現是否具有因果關係，隻有像特曼的智力研究那樣，以一組年輕人為對象，從他們還未顯現出任何傑出能力時開始，對他們的人格和創造力進行曆時長久的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果。但是，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針對經驗開放性的長期研究。

要探求超凡創造者的人格更是難上加難。弗洛伊德稱，“在創造力麵前，精神分析學家禁止指手畫腳”，“精神分析無法為我們揭示藝術造詣的本質”。如今，人格心理學對天才研究的幫助不大。例如，內特爾的《人格》就對這一話題保持沉默。針對創造者（而非超凡創造者）人格特質的經驗研究至今隻有一項，就出自特曼學生考克斯之手，我們在第四章已經說明，她的研究並不完美，而且時間上早於五因素模型。為離世已久的天才編纂人格側寫似乎大費周章，而科學價值甚微。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考克斯研究的大約300位天才中，能夠進行人格特質評估的隻有100人。

然而，缺乏證據不是最大的阻礙。五因素模型建立在穩定的人格上，而在我看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超凡創造者不具有此類穩定的人格。創造力水平越高，人格就越趨向多樣化。文森特·凡·高的弟弟提奧曾在憤怒中寫道：“他的身體裏好像住著兩個不同的人，一個天賦異稟、心思細膩，另一個則自私自利、冷酷無情。”因此，在超凡創造者身上尋找穩定的人格毫無意義，因為那根本不存在。他們擁有變色龍人格，也就是說，他們能對自己的人格進行改造，以適應周遭環境。

莫紮特發妻康斯坦澤（Constanze）關於丈夫的作曲過程有一段精辟的評論，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變色龍人格：

當他在頭腦中醞釀某種宏大的構想時，他會全神貫注，在公寓裏不停徘徊，對周遭事物置若罔聞。而一旦想法成形，他用不著鋼琴，隻需幾張樂譜紙，還邊寫邊說……“現在，我親愛的妻子，行行好，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對話從來不會打擾他。

愛因斯坦的人格同樣變幻莫測。他享有獨特的名望，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心直口快的行事風格：他從不回避激烈的辯論，不管對方是朋友還是同事（與尼爾斯·玻爾、馬克斯·玻恩關於量子理論的爭論聞名於世），從不拒絕單刀直入、妙趣橫生的媒體采訪，也從不否認自己的名氣。然而，愛因斯坦卻是在私底下與自己獨處時，才完成那最具創造性的科學成就。班諾什·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和列奧波德·英菲爾德（Leopold Infeld）是兩位物理學家，曾在20世紀30年代與愛因斯坦合作，他們作為見證者，為世人提供了一份生動的實錄。霍夫曼回憶道：

我們三人一旦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就會進行激烈的討論——用的是英語，因為我的德語不太流利——但當討論的內容變得十分複雜後，愛因斯坦在不知不覺中就開始講德語。他說母語時便不用為措辭費神。英菲爾德也說起了德語，而我為了聽懂他們在說什麽，已經費盡了全力，在討論的**平息前，幾乎沒有容我插話的間隙。

一般情況下，我們會感覺到，連說德語也解決不了問題，討論便停了下來，接著愛因斯坦站起來，操著濃重的口音用英語說：“我再稍微想想。”話音剛落，他就開始左右踱步，或是不停轉圈，始終把一縷灰白的長發繞在手指間。在這種極具戲劇性的時刻，英菲爾德和我則保持完全靜止的狀態，一動不敢動，大氣不敢出，怕驚擾他那飛速運轉的頭腦。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英菲爾德和我互相交換著眼神，沉默不語，愛因斯坦仍在踱步，仍在用手指纏繞頭發。他的臉上總是掛著一副恍惚、出神的表情，又好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一點也不像在集中精力思考。又過了幾分鍾，突然，愛因斯坦看起來輕鬆了不少，笑容浮上了臉頰。他停止踱步，也不再玩弄頭發，好像回到了身體所在的環境中，重新注意到我們的存在，接著他便把解決方法告訴我們。他的方法幾乎每次都能行得通。

通過以上幾則趣聞，我們看到莫紮特和愛因斯坦具有多種人格，五因素模型的簡單分類已不再適用。當莫紮特為一席觀眾舉辦音樂演奏會，或是指揮他創作的歌劇時，他是外傾性高分者（“愛社交、熱情的”），但在家作曲時，他又是外傾性低分者（“冷漠、喜靜的”）。同樣，愛因斯坦在20世紀20年代各處巡遊時是外傾性高分者，居家鑽研物理時又是外傾性低分者。人們常說愛因斯坦似乎“遊離”在世界之外，他自己更是這樣認為。“我是一名真正的‘獨行俠’，祖國、家園、朋友，甚至是直係親屬，都沒有讓我產生強烈的歸屬感。”他在50歲左右時寫道。因此，莫紮特和愛因斯坦既是外向者，也是內向者。嚐試評估他們的外傾性程度，必然隻會得出一個結論：他們的人格並不恒常穩定，而是變化多端的。

在莫紮特和愛因斯坦身上，人格模型中的其他四個因素也會隨著境況的流轉而發生巨變。論及認真性（高分者“有條理、能自製”，低分者“心血**、粗心大意”）與經驗開放性（高分者“有創造力、富於想象、精靈古怪”，低分者“務實、傳統”），二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高分者。然而，莫紮特在演奏時偏愛即興發揮，父親經常斥責他缺乏條理、揮霍金錢。二人中，隻有愛因斯坦稱得上是古怪的。

他們大概都是神經質低分者（“情緒穩定”，而不是“容易緊張、煩惱”），不曾受過抑鬱症、狂躁症的折磨，生性也不杞人憂天，否則他們就無法獨立完成創造性成就。尤其是莫紮特，他沒有宮廷樂師的生活保障，卻仍鑄就不朽。他們對自己的才華有著壓倒一切的信心，因此樂於接受那些嚇退常人的挑戰。然而，愛因斯坦在研究廣義相對論時寫道：

多年以來，那種在黑暗中摸索的焦慮，混合著強烈的求知欲，自信與倦怠輪番上演，直到最終曙光乍現——隻有經曆過的人才會懂。

宜人性則相對複雜一些。初出茅廬時，莫紮特在宜人性上得分相對較高（“值得信任、有同理心”），他是個順從的少年演奏家，一心隻想取悅他的讚助人——這必定是厭世的利奧波德帶有偏見的觀點——但他對雇主薩爾茨堡大主教科洛雷多（Colloredo）出言不遜，且拒絕退讓，後者毫不講理地辭退了他。相比之下，愛因斯坦的宜人性得分特別低，幾乎墊底（“拒不合作、懷有敵意”）。雖然平常客客氣氣，但是在他的性格中，獨立自足、不顧他人是主旋律，因此他用一副冰冷無情的鐵石心腸對待至親之人：第一場婚姻以破碎告終，兩個兒子與他關係緊張，第二場婚姻也瀕臨消亡。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與原配育有二女，她的大女兒慘死後，她對一個女性朋友坦白道：“沒有什麽悲慘的事情可以感染他，他總是能高高興興地把悲傷甩在腦後。這也使他能如此投入地工作。”在超凡創造者中，宜人性低分者比比皆是。關於宜人性，內特爾總結道：“一個人必須做到殘酷無情，把自己和事業放在第一位，才能鑄就偉大。”他引用了奧斯卡·王爾德在《自深深處》（De Profundis）中的表述：“在我人生的任何階段，一切事物對我來說都無關緊要，除了藝術。”

愛因斯坦必然也是這樣看待科學的。他勤勉工作，一絲不苟，緊繃的心弦從未鬆懈，後半生為建立引力和電磁的統一場理論，付出數十年心血，去世前一天，他躺在醫院的病榻上，仍在進行數學計算。居裏夫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她深知放射性元素對眼睛和皮膚的危害極大，卻依舊在沒有防護設備的情況下繼續研究，直至死神降臨。達爾文將科學工作視為“人生中唯一的樂趣”，盡管工作讓他焦慮不堪、疾病纏身，他仍稱自己“不曾體驗過工作之外的幸福”。藝術界的天才們也盡可能多地投入創作。莫紮特去世當晚，仍在堅持譜寫《安魂曲》K626。凡·高中彈身亡那天才放下畫筆。弗吉尼亞·伍爾夫清楚地知道，那可怖的心理疾病會再次找上門來阻止她寫作，因此她選擇一了百了。

達爾文的一生尤其清晰地展現出，超凡創造者的人格是多麽富於變化，不同領域的天才人格差距有多大。人們難以相信，19世紀30年代，那個踏上冒險征途、並用浪漫筆觸將親身經曆寫成《“貝格爾號”航行日記》（Voyage of the Beagle）的年輕人，竟然就是達爾文。他於19世紀40年代定居達溫宅，並於1859年出版毫無浪漫氣質可言的論著《物種起源》。

1835年5月，達爾文騎驢坐馬穿越安第斯山脈，他將彼時見聞記錄在《“貝格爾號”航行日記》中，可謂頗具代表性：

夜裏，菲茨羅伊船長、我，還有愛德華茲先生，三人共進晚餐。愛德華茲先生是個長住科金博（Coquimbo）的英國人，以熱情好客聞名，隻要來過此地，便會對他印象深刻。那時，一場大地震突然來襲。我聽見隆隆的地聲，但由於女士的尖叫此起彼伏，慌亂的侍者四處逃竄，幾位紳士起身往門口衝去，我感覺不到地表的震動。等一切平息後，幾位女士仍在驚惶中哭泣。有一個人說，這一整夜，他都無法入眠，即使睡著了，夢裏也全充斥著行將倒塌的房子。不久前，因塔爾庫哈諾（Talcuhano）發生地震，這位紳士的父親失去了所有財產，1822年在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他自己險些葬身於坍塌的屋頂下。他說，那時發生了一個奇妙的巧合：他正在玩牌，身邊有一個德國人忽然站起來，說自己在南美這幾個國家中，再也不願坐在一個關著門的房間裏了，他差點因此在科皮亞波（Copiapó）的地震中丟了性命，所以他去打開了門，緊接著喊道：“又來了！”災難便在刹那間降臨。在場所有人逃過一劫。地震之所以危險，不是因為打開一扇門浪費了時間，而是因為四麵牆壁搖搖欲墜，人們可能你擁我擠，卻仍找不到出路。

10.喬治·瑞奇蒙為查爾斯·達爾文畫的肖像，1840年，大約在達爾文發現自然選擇法則前後

不過幾年之後，對久居達溫宅的達爾文來說，如此動**喧鬧的社交場合已經變得不可想象。19世紀40年代，他像上了發條似的，每天把大量時間花在獨自工作上，不是在家人止步的書房裏，就是在自己的花園中，過上了規律的生活。工作之外，他照食三餐，涉獵群書，一人久久地散步，接待有預約的訪客，偶爾才去倫敦和英國其他一些地方短途旅行。誠然，達爾文安頓下來的一部分原因，在於控製1840年左右患上的慢性疾病，但是這也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好將盡可能多的時間投入研究中。在乘坐“貝格爾號”環遊世界時，達爾文心態開放，樂於迎接各種全新的邂逅與經曆，有的促進科學、人類學研究，有的讓他與普通人打交道。總之，命運拋來的一切，他都照單全收。相比之下，在達溫宅內，他的創造力在一種缺乏經驗開放性的氛圍中迸發出來。天長日久，他便成了隱士。當然，達爾文廣泛閱讀，與許多科學家有大量書信往來，對研究和學界有不同意見仍保持開放心態，但是，他告別讀大學和周遊世界的歲月後，就開始刻意回避形形色色的邂逅，不再廣交朋友。

達爾文的神經質得分有明顯變化。在讀者的印象中，年輕的達爾文性格平和，無憂無慮，情緒波動不大。（也許正因如此，他父親指責道：“你除了打獵、逗狗、抓老鼠之外，對其他事物都不感興趣，這樣下去，你不僅會給自己丟臉，還會讓整個家族蒙羞。”）然而，人到中年，達爾文變得極端焦慮，諸如趕火車之類的生活瑣事都使他困擾不已。原因何在？人們會想到，他的孩子們體弱多病，其中兩人早早夭折，達爾文因此而受到打擊，不難理解。但達爾文還為金錢憂心，這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因為他的個人收入極高。不過，令他最難以承受的焦慮來自進化論理論，他擔心公眾接受程度可能會很糟，這種焦慮顯然演化為無藥可救的疾病。因此，達爾文怕自己會早早死去，便於1844年將理論寫成一篇論文，交給妻子愛瑪，並把出版事宜托付給她。此後直到1859年，正是神經質驅使達爾文堅持開展研究調查，為極具爭議的理論提供了更多的科學證據。

總體上，結論很清晰：超凡創造者沒有特定的人格特質，他們擁有的人格特質也沒有特定的比重，換句話說，不存在“創造型人格”。所有的天才對工作都有極高的**，並決心要在領域內獲得成功。然而，這種**和決心的來源卻無法按照某個簡單的模型加以分析。天才需要某種程度的外傾性、神經質、認真性、宜人性和經驗開放性，以及另外一些因素，如智力水平和才華。但是比起普通人，天才身上所有這些因素的互動似乎更加複雜多變，而且對周遭環境更加敏感。